这些移民在矿山所获得的经济保障和他们新出生的孩子，弥补了他们在家庭和社会关系方面的损失。每逢假日，詹森一家就会挤进车里，驱车四个半小时回故乡去探望祖父、外祖父、叔叔和阿姨。
来自各地的移民最终还是紧密团结在一起，其原因之一即为他们与矿厂管理人员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可以追溯到梅里特兄弟将公司拱手让给约翰·洛克菲勒时期。此后，矿厂为数家大型非国有公司所有，并为美国钢铁公司掌控。这些所有者无需劳动只关心产量问题，却忽视工人的需要和要求。1907年7月，西部矿工联盟组织了一次非常激烈的罢工，参加者主要是芬兰劳工。罢工者要求增加安全措施，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废除不合理的“矿工工资取决于他们每天装载的车皮数量”的工资制度。通常被称为“琼斯母亲”的玛丽·哈里斯夫人，是美国矿工联合会的一位资深成员，她在七十岁时来到矿山领导罢工。罢工持续一个月后，公司招聘了大批来自希腊、意大利、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南斯拉夫黑山区的人，罢工因此而结束。此后，芬兰人因积极参与罢工而上了矿厂的黑名单，他们只有在木材厂或农场才能找到工作。罢工结束后，在美国钢铁公司的附属公司奥利弗采矿厂工作的芬兰人的比例一下子由百分之十八降至百分之八。这个黑名单使芬兰人成为矿山最贫困的种族之一，这种情况持续数年之久。因为如果拿不到当矿工时的高收入，要在这个土地贫瘠且农作物耕作期很短的地方生存是非常困难的。
1916年，当世界工业工人联盟动员一万五千到两万名工人罢工时，新招聘的那些人也参加进来。此时，生活水平、工资及工作场所的安全状况依然低于标准水平。仅在1906至1916年间，就有七百名矿工殉职。另外一位女强人，伊丽莎白·格利·弗林，又被称为“反抗女神”，乘坐一辆面包店的卡车在矿山奔走，为参加罢工的工人发表演说。这次罢工持续了三个月，但当工人们没钱维持生计时，罢工也就以失败而告终。他们的任何要求都没有得到满足，然而数月后，美国钢铁公司却将工资普遍上调百分之十。作为美国钢铁公司附属公司的奥利弗公司也开始改善矿工的工作条件。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开始建构精密的内部间谍网络，以查出罢工组织者并将其列入黑名单。直到1935年国家劳动关系法通过后，劳工联盟才获得进行集体商议的权利。该法又被称为瓦格纳法案，它可能是对铁矿山的生活影响最大的一部联邦立法，因为这部法案真正承认了组织矿工的合法效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几家矿厂均与劳工联盟签了合同，但美国钢铁公司直到1943年才与全美钢铁工人协会订立协议。
从此，全美钢铁工人协会便对铁矿山拥有强大的控制权。这些主宰矿山政治生活的联盟是成立于1944年的明尼苏达州自由民主农工党（DFL）的中坚力量。DFL，这个由民主党和受斯堪的那维亚影响的农工党合并而来的党派，成为明尼苏达州最伟大的政治家的摇篮，她孕育了休伯特·汉弗莱、尤金·麦卡锡、奥维尔·弗里曼及沃尔特·蒙代尔。尚未开始追求联盟及福利的政党也在类似铁矿山的工人联盟中有强大的根基。
二十世纪，矿山形成了一个影响颇大的矿山风格。在“矿山”，人们说“矿山话”，一个当地人说，“我们开着卡车，骑着自行车，去看表演，去德卢斯。”明尼苏达州南部的人们称他们为“疯子”。但矿山人不介意：他们为能在美国大陆最寒冷、冬季最长的地方生存而自豪，并乐于拥有独立、酗酒、粗鲁、偏执及孤立的名声。德卢斯及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大学也举办供应白酒的“矿山人聚会”。加里森·凯勒在《草原上的同事》中塑造的“明尼苏达式的优雅”在这里根本不适用。
矿山最初的风格即是旧世界各地风俗和生活方式的融合。南斯拉夫人和意大利人将男性主导的家长式的社会传统带到矿山；芬兰人带来的是信用合作社、食品公司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倾向。直到今天，矿山人依然比第二代及第三代美国人更珍视他们的欧洲血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芬兰人和意大利人之间，或克罗地亚人和瑞典人之间的联姻仍然不被看好。聚会时，通过为客人准备的食品和他们的礼仪，人们就能分辨出他们来自哪里并判断他们在胸前画十字的方式。塞尔维亚人（他们的名字通常以“艾希”结尾）通常是从左往右画起；而斯洛文尼亚人（他们的名字通常以“艾克”结尾），则从右往左画起。1999年，巴尔干战争爆发期间，矿山中塞尔维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后代之间的争吵甚至会延续到酒吧及理发店。芬兰人将后院及车库改造成桑拿浴室，意大利的教皇法庭也搬到了矿山；斯洛文尼亚馅饼在矿山的面包店出售，旁边卖的是芬兰面包和意大利金币。考尼什鸡肉饼，又叫“馅饼”，非常受教堂基金募集者及在校学生的欢迎。斯拉夫的手风琴演奏在俱乐部大出风头，斯拉夫的波尔卡节也是矿山非常热闹的节日。矿山人之间的同化进程非常缓慢，因为各族人民之间在地理上都是分立的，而且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后也没有什么新鲜的血液促成同化的发生。
可以说，矿山对美国文化的最大贡献就是冰上曲棍球。在明尼苏达州，高中生的曲棍球联赛几乎与宗教事件一样隆重，矿山也因此成了冰上曲棍球的圣地。埃弗莱斯则是美国曲棍球的发源地，1902年举办了第一届比赛。世界上最大的曲棍球球棍（长一百零七英尺）就悬挂在埃弗莱斯城的主街道上，美国的曲棍球荣誉大厅也坐落在埃弗莱斯城的帽子戏法大街上。观看高中生曲棍球比赛是矿山冬季的主要社会活动，总人口数仅为一万七千三百人的希宾城就拥有一个可容纳三千四百六十人的曲棍球场。埃弗莱斯有自己的埃弗莱斯曲棍球母亲协会。矿山的男孩子通常在四岁就开始在球队中接受训练。
矿山人同时还是卷发、雪上驾驶、渔夫、捉鱼及打猎的好手。他们把界河地区未受破坏的原始地区作为自己的运动场——离他们居住的地方只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这个地方有两千五百个湖泊及一百一十万亩生长着黑熊、驼鹿及潜鸟的森林。开捕梭子鱼的那个周末是比七月四日还要盛大的节日，而捕鹿季节也像圣诞节一样热闹。
矿山每个城市的主要街道上，隔一个店面就会有一家酒吧。通常酒吧在早晨八点就开始营业，以便为刚下夜班的矿工提供服务。对矿山人而言，自己拥有一家酒吧会给他带来一定的影响力。酒吧是他自己的领地，当地一些酒吧老板也是政客，他们把酒吧当成自己的政治权力基地。矿山的社交活动也几乎都发生于这些简单、墙壁都是木板做成的房子里。酒吧提供食物，孩子们也可以在这里和父母一起投掷飞镖。周末，许多家庭都会回到坐落于矿山北部湖岸边的“小屋”里。在渔猎季节，男人们则躲到在森林里为打猎方便而搭建的小房子里，这样的小房子通常为一群男人共同所有，并且他们都不让妻子知道他们有这样的房子。“十个男人中有七个会说他们住在这里是为了方便打猎和钓鱼，”埃弗莱斯的一个本地人说。
矿山的主流文化是旧世界家长式的文化，这里的惟一经济支柱是采矿业；矿山人的闲暇时间都用来喝酒和打猎，因此，这里的世界观也是典型的男人的世界观。矿山的一个女人评论男人：“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朋友，其次是运动，然后是需要，如果他们还有时间，那么，这部分时间属于他们的妻子和家庭。”一个于七十年代后期从希宾高中毕业的女毕业生回忆起当时每天早晨在上学路上经过“肉排”时说：“一百个男孩子在学校前门站成一排，当女孩子走进教学楼时，他们就会挨个评论我们的长相。”
“女人生来就是要被利用、要挨骂的，”一个矿山男人说，“她要照顾我、我的孩子和我的家庭，而且她不要来烦我。当我去钓鱼时，女人就应在家里作牛作马。”矿山有这样一句俗语：最好的女人是拥有大量液体储备的荡妇。一位矿山妇女说，“这个地方要比国家其他地方落后二十年。”
长期以来，矿山经济的单一化使妇女首先在经济上，然后在社会上软弱无力。权力巨大的矿厂经常裁员，这种威胁造成了滴水穿石的后果。“矿厂将工人视为二等公民，这其实使妇女的社会地位更低了一层，”当地一位心理学家说。
只有极少数矿山的孩子于高中毕业后离开家去大城市找工作。既然高中毕业一年后在矿山每年就能赚两万美元，还能得到各种福利，那为什么还要花四年学费，而结果仅仅是找到一份年薪不足两万美元的白领工作呢？况且，在矿上工作满三十年后，就能得到一份退休金，其数额足以供矿工在退休后钓鱼、打猎、在雪上驾车，并与全国最美丽的原始地带为邻。矿山在经历了若干次兴衰轮回后，依然居于前沿文化的核心。明尼苏达州的一个谚语说，“进入矿山需要通行证。”但一旦你被接纳为当地人，就会发现矿山的传统多姿多彩，而矿山人则拥有丰厚的薪水，贪图享乐，邻近陆地但远离城市里的规则、限制和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