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妇女们围着一张大会议桌、坐在蓝色的羊毛椅上后，梳着整齐的棕色头发、面色红润的肖特，整理了一下他紫色的吊裤带，向她们解释说和解的目的是结束纷争，而不是寻求正义。"如果你们在这里希望得到正义，"他说，"你们是不会得到的。"
兰已经一年多没见洛伊斯了，她惊讶于洛伊斯的健康状况恶化得是那么明显。她意识到结束这个案件、开始新生活对洛伊斯的健康尤其有利。妇女们--朱迪·加瓦勒、凯西·安德森、马茜·斯蒂尔、梅维·梅基、琼·亨霍尔兹和洛伊斯都既希望结束案件，又担心矿山人会指责她们参加诉讼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钱。
洛伊斯曾催促集团一方的其他妇女--现在只有十五个人了--来参加这次会议，但她们都拒绝了。实际上，如果真能奇迹般的达成协议，她们已授权博勒代表她们进行和解。第一次和解会议结束后，就再也没有一位妇女愿意露面，博勒曾驱车去埃弗莱斯矿确认她们对律师的授权，第二次会议果真没有一位妇女参加。雪莉·伯顿和玛里琳·格雷纳对整个过程非常失望，她们已经告诉博勒只要能结束这个案件，她们宁可什么都不要。
模拟审判中确定的赔偿额和律师们劲头十足的谈话，使女矿工们对就要到来的审判的期望值高了起来。但自从确定了陪审团的组成后，律师们再也不像一个月前那样对审判那么有把握。他们担心陪审团的组成和几个最重要的证人--洛伊斯、凯西和安吉尔--的脆弱状态。他们也知道即使女矿工们赢了，奥格勒比·诺顿还会上诉，案件至少又会持续数年之久。
12月30日那天，律师们和他们的客户都知道的一件事是没有人认为案件能解决。他们已经参加了那么多次和解会议，没有理由相信这次会议和以前有什么两样。在与妇女们及其律师们见过面之后，肖特就到了另外一间屋子和被告方谈话。这时，博勒在与凯西一起工作，谢弗在与洛伊斯一起商量对策，而兰则在用笔记本电脑重写斯普伦格尔的开庭陈述。法尔曼基金的新代表，一位高级副经理，恰巧是位女性。不知是由于她的出现，还是兰的出现，或二者兼而有之，两方突然开始向共同的方向迈进。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法尔曼基金就放弃了奥格勒比·诺顿已经坚持了十年的立场。到午饭时，双方就已经开始对"斯普伦格尔＆兰"认为是公平的数额进行协商。
情况很快表明这将是完全不同的一天。比如，公司同意将律师费单独计算，请"斯普伦格尔＆兰"根据第七条和明尼苏达州法律向法院起诉请求支付律师费，这为进一步谈判扫清了障碍。当事实表明情况真的有所进展时，兰、谢弗和博勒就把笔记本电脑和问题提纲放在一边，集中精力于手头的工作。
突然，女矿工中间爆发出一阵欢呼声。那些没有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的第二和第三层级的原告各自得到了五万至十五万美元的赔偿。当时，除了标的额最大的赔偿--对洛伊斯、凯西、朱迪和安吉尔·阿拉斯帕的赔偿--还需要经由法院确定之外，其他人的赔偿似乎都可以通过和解解决。谢弗看起来渴望去法院、渴望诉讼，整个早晨，他和洛伊斯都在为问题提纲忙碌。当听说十一位妇女的赔偿额已经确定后，谢弗对洛伊斯说："好！让我们去法院！"在洛伊斯走进一间单独的会议室之前，朱迪·加瓦勒拦住她告诉她自己得到的赔偿数额。"你知道吗，洛伊斯，如果你决定不和解，我也会和你一起参加审判的，因为我已经不害怕了。我想我们现在已足够坚强，可以去参加审判。"但朱迪很清楚肺炎使洛伊斯很虚弱，她也很疲惫。
洛伊斯走进了会议室，在那里，博勒、谢弗、斯普伦格尔、兰和肖特给了她一个数额，她不知道她的律师们是否希望她接受，他们只是说还不太坏，那么，她怎么看呢？洛伊斯反问到："你们怎么认为呢？你们也已经为这个案子花了十年时间。"律师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能由她来回答。于是，洛伊斯试图从律师们的表情中读出些什么：谢弗看起来很紧张，博勒看起来很痛苦，斯普伦格尔则面无表情，只有简·兰说话了，她重复了头天已经跟洛伊斯说过的话，"你看起来已经准备好迎接新生活。"洛伊斯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后来说："我感觉我需要自己的律师……这真的让人很不舒服，我一点也不喜欢。"
他们提出的数额只有一百万美元，比"斯普伦格尔＆兰"一直主张的三百一十万美元要少得多，但也比麦克纳尔蒂曾经裁判的二万五千美元要多得多。律师们知道陪审团确定的数额会比较接近三百一十万，但也可能没这么多，而即使真的判给这个数额，洛伊斯还要等几年才能拿到钱。现在他们面对的不是将为报纸报道的一个大规模的和解，而是针对一个单独的性骚扰诉讼的一大笔赔偿。大多数性骚扰诉讼都是根据联邦法律提起的，据此，每人得到的赔偿最多只有三十万。即使是在三菱案中判决的三千四百万美元，当分给三百五十名原告时，每个人得到的还不足十万美元。现在，法尔曼基金同意给詹森诉埃弗莱斯矿案中现存的十五位原告支付共计三百五十万美元的赔偿，平均每人得二十三万三千美元。
洛伊斯可能感觉律师没有支持她，但是律所确也不想出卖洛伊斯及其他妇女，也不可能在游戏的最后阶段出卖她们。他们已经在这个案子上投入了六百万美元及十年的时间--再多几个星期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斯普伦格尔＆兰"真的认为陪审团会判决三千万美元的赔偿，并且能站住脚，律所肯定会竭尽全力坚持到底，并根据协议拿走其中的三分之一。但陪审团中有八个男人的事实以及证人们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使律师们认为现在就是妇女们从案件中抽身的最佳时机，至少现在可以保持法律的完整，而每个人也都会体面的拿到一些钱。
如果1988年当洛伊斯走进他办公室时，保罗·斯普伦格尔就告诉她会得到超过七十五万美元的赔偿，而不是那时她所要求的五千美元，她肯定不会相信。那时，她同样不会相信的是，她要为此付出艰辛的努力。那时，她健康、有一份不错的收入，但现在，金钱就是她的一切。漫长的旅途、十个小时的谈判以及因肺炎所致的发烧使洛伊斯疲惫不堪，她在权衡利弊：其他妇女的赔偿额都已确定了，现在只剩下凯西、朱迪、安吉尔和她自己。凯西和安吉尔都过于虚弱，根本不能承受另外一次审判。既然她们已作为一个整体一起走了那么远，她不想独自，或仅和朱迪一起参加审判；她也害怕第四次站在证人席上；她的记忆力已经衰退，再也想不起来二十五年前发生的事情的细节了；她知道如果她们得到了数额较大的损害赔偿，奥格勒比·诺顿也会上诉，这样还要等若干年才能最终解决这个案子。
权衡之后，她很不情愿地得出结论：现在是放弃战斗、接受对方的要约的时候了。"我想如果我们同意和解，就不会看到正义；但即便是继续参加了审判，也可能看不到正义。坦率地说，我同意和解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不知道如果再来一次审判，我是否还会记得所有的事情。"凯西和朱迪不像洛伊斯那样在乎这个案件，她们也跟着洛伊斯接受了和解。"我是坚持到最后的一个，"朱迪说，"但我别无选择，我认为自己无法独自参加审判。"斯普伦格尔代表安吉尔·阿拉斯帕，接受了相当于洛伊斯得到的赔偿额的一半的六位数的赔偿。
奥格勒比·诺顿同意和解的条件是，妇女们在1999年1月15日拿到支票之前，不得把自己得到的赔偿额告诉他人，也不要互相告诉；否则，将罚款一万美元。但现在，除了安吉尔·阿拉斯帕之外，她们已经知道每个人得到了多少钱，她们错误地以为斯普伦格尔为安吉尔争取了一百万元。
梅维·梅基后来到了会议室后，高兴地跳了起来，她大叫着："我得到我银色的汽车了！我得到我银色的汽车了！"梅维一直说她想买一辆崭新的银色福特皇冠轿车，来换下她已经用了十四年的旧车。"我总共去明尼阿波利斯开了三次和解会议，每次我看到银色轿车从我身边开走时，我都会说，'那就是我想要的。当我得到我的银色轿车时，我非常满意。'"梅基的欢呼使周围的人吓了一跳，旋即，他们又都大笑起来。"她所经受的苦难应该让她得到十辆银色轿车的，"马茜后来说。
律师们习惯于为争取每一分钱的利益而付出努力。他们认为，在诉讼过程中，尤其是在陪审团的审判中，和解非常普遍；但对博勒来说，这却是一个悲喜交加的时刻。在案件就要结束时，她明显感觉到了失望。一方面，她已经为陪审团审判准备了整整一年，但现在审判却永远不会发生了。如果不考虑风险的话，她希望妇女们能亲自讲述自己的故事，以便她们能发泄压力、不满，而不公开的和解却永远不会给妇女们这样的机会。这种制度也让博勒感到挫败，因为它使妇女们的情况日益恶化而非改善，至少对洛伊斯和凯西而言是这样的。"制度设计的初衷是帮助她们，而不是伤害她们。集团诉讼通常都会引发制度的变革，确立新的标准，但这个案件却表明在取得这些变化时，要有人做出牺牲。"以后，博勒在反思时认为，妇女们或许原本可以忍受工作的压力。"如果她们一直低着头做人，可能现在还会有工作，也可以上班。当然情况也可能相反，但我确实认为如果不为正确的事情挺身而出，而是保持沉默，或许她们经受的压力会更少一点。"
第二天晚上，博勒和丈夫一起参加了除夕聚会。那时，她想如果审判继续进行，她现在可能还呆在办公室；而现在，她又回到了自己的生活中，当然，她要花时间习惯。
对保罗·斯普伦格尔和简·兰来说，事情却远未结束，他们还没拿到一分一毫的回报，必须向法院起诉请求对方支付律师费。和妇女们的赔偿不一样，他们根本不知道可以从这个案子中得到多少钱。目前，律所现金支付共计九十六万三百五十三美元，加上律师及其他人员为此案付出的两万四千七百九十小时，律所总投入为五百五十九万七千九百五十六美元。尽管如此，斯普伦格尔和兰却因为他们创造了良法而受到鼓舞。"这是一个重要的案件，"斯普伦格尔后来回忆说，"如果不是给妇女们和洛伊斯带来了这么大的伤害，这将是一个伟大的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