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罗尔说："是呀。"--对于他，这是一种大胆的插话。犹豫了一下以后，他进一步说："那一年我在冲绳岛，整个六月。"
在靠近港口的美国人聚集区，他们喝了啤酒，有一股洋铁皮的味道，在不大像样的小碎纸上写下地址。开车回驻地时，陶尔博特咕哝道："我认为，他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他们谈到那里，放下这个话题，直到驾驶员说："他的嗓音很特别，对于一个北方佬来说。"
"他根本不是北方佬。他来自南方腹地。那是他们的口音。他来自佐治亚。"
陶尔博特笑起来。"嗨，我自己就是来自南方腹地，你能到达的最南端。同样带着口音，可以证明这一点。"
本尼迪克特问他："关于这一切，你会做什么？"
"我要把它写下来，并且出版。关于中国的报道，是别人提议要我写的。日本是我自己加上的。"他说，"我碰巧有了这个主意。"
战争的后期，掌权的人要求他秘密地写关于卡昂城的事，除了１９４４年６月头被毁的那几天。那时，没有什么拖延，他的写作很快就完成了。然而他和很多人谈过话，他们因为战争的摧残和民族解放公然走向歧途，而感到悲伤和痛苦。他把这些事实简单而真实地讲述出来。这份报告，用法语和英语写成，被迅速提交上去，他从来也没有指望再一次听到它的消息。
在巴黎，１９４５年４月的一个寒冷的早晨，他被召去。这个城市灰暗、渺小、破碎、肮脏，看上去好像是它自己以前的模型；一张萧瑟的黑白胶片。他被引进一间办公室。这里不再肮脏，而是富丽堂皇。绘画、编织出玫瑰花的小地毯、带有细木工标记的精美的家具比较温馨，这些东西遍布在走廊上。高级官员们进来出去，显然没有被痛苦折磨的迹象：就像他们要让你相信的那样，与其说是幸免于光荣牺牲，不如说是幸免于周围大街上的邋遢的冻疮、疖子以及饥饿。召见他的人出乎意料地年轻，个子不高，但是有一张机灵的面孔和优雅的四肢。大理石的壁炉里燃烧着木材，他们把丝绒的椅子拉近壁炉。
"我关于卡昂城的文章送到了他的办公桌上。他已经自己获悉一些情报，知道我的青少年时期是在东方度过的，知道这些语言，这场战争。他是在中国和印度支那半岛长大的，了解这些地方正在消失、改变形态。它们千百年以来的最后一些日子，应该有人见证并且记述下来，而这个人不是间谍，不是社会学家，不对任何人负有义务。"这一切的想法，都非常简洁地从这位年轻的将军那里传达出来，他斜靠在他的椅子中，交叉着的双脚伸向炉火。"他供我在中国两年的时间，让我自由地做任何事。正如他所说的，我应该保留我的军衔，这样做有时候也许能帮我的忙，假使它不会导致我死亡的话。应该起草一份合同，以保护我出版的权利。官方的圈子不应该被牵扯进来。我立即就接受了。那时我还比较年轻。假设是无限的。我假设，由于战争我曾经处于被逮捕的状况中。战争结束时，一个人老得非常快。我们握手，并且为此而干了一杯。"
"你们喝的是什么？"
"香槟酒。美味的午餐被推了进来。"他要求看看那些绘画，在房间里闲逛了一会儿。办公桌上有一个旧的红色的文件夹，压印着金色的图案，还有一个装香烟的银盒。还有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位穿着海军军服的漂亮的青年，照片上的人不是他的儿子。
"你再次见到他了吗？"
"随后的日子里，我们一再地见面。我去过他家，那里显得很豪华，陈列着书。"利思说，"他告诉我他病了，大概我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点。"
利思不会对本尼迪克特说起此外的另一桩死亡。在他们告别的时候，法国人曾经说过，"不管怎样，我希望能够活着读你的书"。
"我肯定你有比这更好的理由活下去。"
"一个也没有。"
他站起来要离开他们的时候，说："我让这个老师来，你们知道，一位上了年岁的日本人，一个星期三次。他可以到你们这里来，在见过我之前或之后，根据你们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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