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着说，你接着写。艾根，用你的加比斯伯格速记法。
出版？哈……哈……谁想出版？我只是不想让我的话像尘埃一样消失在空气中。
如果我死了的话。啊，虽然这是个比喻。
那场火灾已经过去三年了……
前年，就是我来到这边的那一年，好莱坞好像制作出了有声电影。但在上海还没一家电影院能够上映有声电影，所以我也没有看，不过听说评价挺高的。
故事讲的是一个男人背叛了虔诚的犹太教徒父亲离家出走。后来成为当红爵士歌手的他在父亲弥留之际回来，祈求得到父亲的宽恕。在葬礼上，已是世界著名歌手的他在狭窄的犹太教堂里为亡父唱起了古希伯来的告别歌。
单纯与感伤，正好迎合了好莱坞的口味—人情关怀。在好莱坞从影的犹太人真不少。
“You ain’t heard nothin’ yet！（你什么都没听见！）”
影片开幕，这句台词不是字幕，而是人声。
实际这是扮演爵士歌手的艾尔·乔森[1]的歌声。
有声电影使美利坚人疯狂，让世界惊叹。
爵士乐？那种噪音果然很适合美利坚的头一部有声片呢。
接下来说回到我。
正如《格奥尔·冯·格里斯巴赫自传》中所说的，《伊莱卡》取得了惊人的成功。
正如梅贝尔的期待一样，我让难搞的欧洲佬认可了行星影业是一流电影公司。我也一跃跻身大导演之列，格里斯巴赫也被人谐音称作伟大的巴赫。
不过我曾告诉过你，我对这部作品很不满意。二十六盘胶卷被剪到十六盘，删得太狠了。而且她还在接续情节上耍小动作，让影片完全流于让观众甜蜜落泪的煽情故事。尽管如此，影片还是饱受道德谴责，说是品味不好。
在我出版的那本自传里，这段肯定也会被通篇改成对于梅贝尔·萝的盛赞。就像电影胶卷一样，她把我的故事剪得七零八碎再拼凑起来。除此之外她还要干一件剪辑电影时不可能做到的事—她擅自添油加醋，为自己大唱赞歌。比如“对梅贝尔·萝小姐致以我最深切的谢意。通过她的剪辑，我的作品更精炼了。”我怎么可能会这么说？我早就知道她会来这一套，无所谓。我就是行星影业和梅贝尔的宣传材料。
评论家塔玛尔·雷恩，很少有像他这样无可附加地使我满心敬重的批评家，在其书中说过一段话：“电影行业里没有艺术家，只有一群逐利的商人。还有一批人，他们粗制滥造产出低级作品，却因为能赚钱摇身变为流行的宠儿，他们放弃了努力成为艺术家的道路，摇身变为纯粹的生意人，只创作迎合大众的通俗故事。”
塔玛尔·雷恩还点名批评了大导演塞西尔·B.戴米尔。
而对于沃伦·安德鲁斯，这样的指责却不成立。他才是有良心的电影人。与初创时不同，如今在好莱坞，追求票房收益的制片人掌握了绝对的权力。而安德鲁斯却坚持自己投资，制作自己认为最优良的作品。因为他总将赚来的钱投进新片的制作之中，所以几乎没有什么积蓄。好容易补上了《命运之门》带来的损失，结果前年《荣光的尽头》又砸在手里。生活困窘的他虽然给派拉蒙公司拍了几部片子，但他没有遵守帕勒蒙的要求，只做照顾绝大多数观众的品位的影片，所以作品不温不火，票房也没有提高。安德鲁斯就这样被晾在一边。
再说回我。好莱坞时期的我，继《伊莱卡》之后又创作了几部电影。
说说之前提到过的取材于法国大革命的故事。
说到革命题材的小说，前有雨果的《九三年》，近期则是奥希兹女男爵[2]的《红花侠》。
《红花侠》是一个爽快的故事。但这种侠客英雄片还是交给范朋克导演好了。
我推崇《九三年》，里面有革命的理想和残忍。朗德纳克侯爵的形象冷峻严酷。军舰上那一场重炮滑脱以后在甲板上碾轧炮手，撞坏它炮，毁坏船舷的情节着实壮观。而肇事的炮兵长，因为没有上紧固定重炮的螺母，便如阻止愤怒公牛的斗牛士一般与滑行的大炮对撞，最终控制住了重炮。侯爵为该炮手授予了圣路易勋章，奖励他控炮有功，然后对他实行枪决。赏归赏，罚归罚，赏罚严明。然而也是这位老侯爵，在明知一去便会遭革命军逮捕的情况下仍奔赴火场，只为救出困在烈火中的农家孩童。这正是我理想中的贵族荣耀。
但是，梅贝尔却选了狄更斯的《双城记》。
“舞台是伦敦和巴黎。这不是你喜欢的大场面吗，格奥尔？”
故事框架是两个男人对一位美女的纯爱，完全提不起劲。为了不让心爱的女人伤心，律师喝醉后代替女人的丈夫站上断头台。我只能说莫名其妙，荒谬绝伦。女人就喜欢这种甜腻的爱情片。倒是那个被人顶替而不得不苟活下来的丈夫，他的心情呢？被漠视了吗？
“没有恋爱，或是纯爱是不行的啊。《九三年》里一场让观众入戏的恋爱都没有。”
我不情愿地接受了梅贝尔的建议，我不否认两人长相近似的设定吸引了我。虽说是两个陌生人却长得像双胞胎，这非常不自然，但偶然的相似是推动故事发展的动力，我不得不接受。
形貌相似的两人。怎样都会联想到我和那家伙的事情。
我不想写这个故事的剧本，也不想拍。
我—格奥尔·冯·格里斯巴赫，不喜欢“酷似的两人”的要素。或者说的更直白一点，是想从意识里抹掉。但……我还是想那家伙。
虽然我坚持理性主义的原则，但确实很奇妙，不可思议。我总觉得那家伙在影响我。
那家伙和我的思考好像在哪里连在一起了。当我们的肉体尚在一起时，我们的感观和思考也是一体的了吧。
融合？不对。我们并非什么缘由而结合，我和那家伙本就是一体。只是在母亲子宫里无法完全一剖为二，所以靠医学的力量强行分离。肉身虽被分离，但那原本一体之物能变作全然不同的两个吗？
他即是我，我即是他……这算什么事呢？
所以没这回事。我，就是我。
在编写《双城记》剧本时，我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因为那家伙总会横插一脚。
虽然平日里我爱用威迪文钢笔，但写剧本时我只用软芯铅笔。我削了几十支铅笔，放在笔盘里。因为当脑中文章急泻而出时，钢笔会成为记录的累赘。补充墨水的间隙，顺势流淌的文字长河会断流，干涸空白。
当笔尖被磨得难以书写时，就往左手边一扔，右手再拿一根新的就好，不会让语言断流。
我原想用英语写下“A TALE OF TWO CITIES”的，却不知怎么又用德语写出“DOPPELBABYLON”的字眼。
为了写摄影台本，我将《双城记》读了一遍又一遍。场景也在脑中分派好了。
开头是行驶在多佛大道的客运马车。所有乘客走下马车，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泥泞的道路上，因为车轮已经陷在这一滩烂泥里。
浓雾那端，马蹄声渐近。
第1场
月，是太阳神的马车上遗落下的一个轮子，失去了她本该侍奉的主人，面色苍白，在黑夜中疯狂。苍白的月光使草叶阴影愈发浓厚。荒野上，马鬃乱飞，一匹比月色还要苍白的马在疾驰。骑手身上，黑披风的后摆招展如桅杆上的帆。骑手单手抓住缰绳，另一只手里抱着一个小孩。
小孩紧紧抓住那男人，如幼猴紧紧抓住母猴的胸口。
瞬间，镜头给了孩子一个脸部特写。那个瞬间之短，甚至让人怀疑是不是看花了眼。男人的侧脸特写，同样也是一瞬间的镜头。
然后浮出电影标题
不对。
乘坐马车的人应该是银行职员杰维斯·洛里，他收到了熟人送来的信，并在马车的油灯下阅读。
随后切入杰维斯·洛里的台词—
“我的回答是复活。”
第2场
熔岩翻滚的火山口充满画面。不，不是火山口。
没有一丝烟雾升起，刀刃闪着银光。随着镜头平移，观众可以清楚看到那是被刨开的腹部。除了切口，其他部分都被橡胶布覆盖。戴着橡胶手套的手正移动着手术刀，从肚脐向下切到耻骨。血管的切口处竖着几把止血钳。手术刀划开膨胀的子宫，双手取出一个浸透鲜血和脂肪的肉块……
不对。
第3场
战场。女扮男装的木兰。
木兰？
我扔掉铅笔。
木兰是什么玩意？巴黎的红磨坊[3]？一群舞女身着男装跳着……战舞？我问自己的时候，脑海里清晰地浮现出这一情景。
教堂后院的墓地。这地方是哪里？我不知道……
穿梭在墓碑间奔跑嬉耍的两个小孩。
漏斗状的女袖，点缀着复杂的刺绣，系着丝带的宽松裤角，孔雀羽毛似的金绿外衣，发上的华冠，背后翻腾着的几面旗帜。
不是女孩。为什么我会知道？这是个女装的男孩子。
茨温格尔。为什么我知道他的名字。
前进，前进，打败他们。
那个叫嚷着突刺，杀敌的孩子……是我。不对，是尤利安。
如果不能将脑中幻影拂去，什么工作也干不下去。
我从橱柜里拿出酒瓶，干掉一杯烈的。突然心念一闪。那次手术以后，尤利安的肉身不是死了吗？那么，他的意识失去了容器，在我体内延续下来？
尤利安在操纵我，写他想写的东西？
而当我集中精神书写时，或许更容易受到那家伙意识的影响？也就是说那时候，他更容易从我体内跑出来……
现在不行，我安抚着体内的尤利安。
我很忙的。我必须要完成摄影台本。虽然原作不对胃口，但我还没能力完全阻断梅贝尔的干涉。她有权开除我。再给我点时间。当我在好莱坞站稳脚跟，就将我的身体借给你，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你到时尽管敞开了写《双头巴比伦》，写好了我亲自来导演。
尤利安同意了，消失了。
我也完成了《双城记》的摄影台本。
最后的字幕就直接引用狄更斯的原文。
“我现在已做的远比我所做过的一切都美好，我将获得的休息远比我所知道的一切都甜蜜。”
敲着打字机誊写缭乱草稿的手停住了。
“这几个场景是怎么联系到一起的？”
原本打算扔掉的奇怪原稿混进了台本。
第1场，月，这是……
第2场，熔岩翻滚的火山口……
第3场，战场上女扮男装的木兰。
“写坏了的，扔了吧。”
“木兰的故事是怎样的？”
“不知道，那是什么啊？你知道吗？”
“不知道。”
“尤利安肯定知道。我跟你说过有关他的故事，他就是从我身上切割掉的累赘。尤利安死了，但他的意识好像还在我身体里。偶尔会控制我，借我的头脑和双手书写……我开玩笑的，大概是潜意识的事。”
“那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不知道。你去问弗洛伊德或者荣格，或者去问布拉瓦茨基夫人[4]。我们这边好像也有什么通灵协会吧。”
读完摄影台本的肯尼斯·吉尔伯特又吵翻了天，说我制作费用太高。我说那是因为我要拍大革命的场景，别舍不得钱。
之后梅贝尔把片子剪得一团糟。
上映成绩很不错，但是我引起了以吉尔伯特为首的行星影业经营层的极大不满。票房减去制作费用，纯利润寥寥无几，很可能都赔本了。我也收到通知，如果下部片子再亏本，行星影业将立即和我解约。
我自负能提升行星影业的格调。至于赚钱还是交给大明星的人气和爱情片，以及忠于观众预想的惩恶扬善的大俗片吧。
我可不用那些吞金无度的明星。花钱多还不是因为我重视还原场景和服装。
《双城记》之后，我又拍摄了两部大作—《奇迹》和《巴黎圣母院》。
《奇迹》在专家中评价颇高，但因为故事太阴暗观众不买账。而《巴黎圣母院》正好相反，故事围绕着俊美的卫兵，爱上卫兵的吉普赛舞女，恋慕舞女的邪恶副主教，以及憧憬美女的佝偻丑陋敲钟人展开。登场人物性格鲜明，与雨果的《九三年》一样通俗易懂，跌宕起伏。
我找舞美老师商量过，要一比一还原圣母院的正面，再与中世纪巴黎街头的露天布景结合，这就需要一笔巨额制作费。
这影片是要卖到欧洲去的，巴黎市民也会看。如果用一个低劣寒酸的圣母院糊弄了事，那丢的可是好莱坞的脸。
除了重金砸出来的布景以外，我打算塑造出一群有个性的人。
副主教用恶毒手段杀死了英俊的卫兵，将罪行推到女孩身上。敲钟人救出了被判死刑的姑娘，藏在圣母院里。但在副主教的阴谋下，女孩再次被捕，被处死刑。敲钟人把副主教推下钟楼完成了复仇，自己也随吉普赛女郎而去。
梅贝尔对原作结尾提出抗议。她认为的美好结局应该是敲钟人在女郎面临处决时威胁副主教，逼其释放她。就这样，美丽的姑娘和丑陋的敲钟人携手过上了幸福自由的生活之类的。
但我拒绝。梅贝尔伪善的改动是对雨果原作的亵渎。雨果已经写了，女郎无法接受敲钟人那丑陋的容颜，连看他一眼都不肯。
然而结局，在剪辑后果然又是大团圆收场。将悲惨的镜头删掉，将影片顺序重新调整，悲剧活脱变成了喜剧。
美国观众是高兴了，但却被评论家臭骂一顿。
“难道从格里斯巴赫的作品里，我们再也找不回《伊莱卡》《奇迹》时的感动了吗？”
但不管怎样，我作为大导演的地位不可撼动……我想。
我将影片全部收益投入本人毕生巨作。久等了，尤利安。
《双头巴比伦》终于来了。
可是，就在这时……尤利安却没再出现。他是个捣蛋鬼吗？我写其他作品时出来捣乱，要你上场又不见了。尤利安，难道你是专门来折腾我的？
死去的尤利安会借我身体写作？荒谬。
尤利安死没死我都不知道。
尤利安还活着，但他能操控我的意识？我的想法越来越不着边际。
也许我对尤利安心中有愧吧。下意识的负罪感在影响着我……不对，负罪感说的过分了。被切割下来的尤利安变成了什么样都跟我无关，我又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分离之后，我再没有听过周围人提起他的名字，好像从一开始他就不存在似的。切掉了一块瘤子，父亲是这么说的。
我周围的大人之中只有一个人私下提示过我。就是寄住在养父家，教表姐们骑马的男人，也是把我带去那里的人—布鲁诺。
当我想起布鲁诺，我就会产生一种不可调和的情感。我喜欢他？还是讨厌他？布鲁诺是一个充满爱心的守护者，还是一个让我感到害怕和有趣的讨厌鬼？所谓两面性，人人都有。但布鲁诺的行为是不是太极端了，对于年幼的我，他为什么要带我去普拉特游乐场看那些东西？
从养父家消失的男人，在那之后与我的人生紧紧纠缠……已经不用给盖子上锁了。我接下来要说的不同于对外出版的自传。
还要从之前说起。
那时我在帝国陆军学校上几年级？那时蝙蝠俱乐部刚开张，所以我应该是十五岁—跟养父一起看舞台剧是两年后的事了。
暑假刚开始，我离开宿舍回养父家住。
我将帽子递给为我开门的仆人，正要穿过大厅，只听见从楼上走廊传来一句高调的人声。
“格奥尔！”
养父的小女儿多丽丝正从栏杆处探出身子，向我挥手。
大姐和二姐都已婚配，离开了维也纳。留在格利斯巴赫家的只有多丽丝这一个小女儿。
多丽丝虽不美艳，但有着与双十年华相符的青春光彩。
立于多丽丝身边的男人也向我打起招呼：“好久不见呐，格奥尔。”
好一会儿，我才想起他是谁。虽然布鲁诺的面容一直映在我记忆中，但六年的岁月圆润了他的两颊。我根据后来掌握的资料试着推算了下他的年龄，记得四岁做完手术以后第一次陪母亲回娘家时，布鲁诺是二十二岁。我被格里斯巴赫家收养时，他二十四岁。那时的他年轻气盛，动作机敏又潇洒，不过……
布鲁诺此时正挽着多丽丝下楼。不过这两人如此亲昵是怎么回事？
十五岁的我站在布鲁诺的身前，发现自己的个头已经跟他相差无几。
“完全认不出来了，听说你在帝国陆军学校读书。”
眼前这个皮肤稍显松弛的三十岁男人，让我产生了厌恶的情绪。也可以说是生活的污垢吧，有种奸猾毒辣的感觉。其实跟年龄无关，即使在士官学校，也有无论三十岁还是四十岁都不显狡诈的教官。
“我和多丽丝订婚了，”布鲁诺告诉我，“我很快就是你的姐夫了。”
他想同我握手，厌恶感更强烈了。
“我们去客厅吧，妈妈想见你。”多丽丝将一只手从布鲁诺的臂弯轻轻抽出，搭上我的胳膊。
我们在家庭餐厅吃了晚餐。格里斯巴赫家的用餐礼仪正式又拘谨，好在以前有养父家的三位姐姐陪伴，给餐桌点缀了不少欢乐。如今缺少两位，餐桌也显得些许冷清。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异样的尴尬。从表情和态度明显可知，养父母对布鲁诺没有好感。然而他们居然会允许两人订婚。布鲁诺不知是神经迟钝还是装傻充愣，对多丽丝双亲毫不畏惧，好像根本没注意到他们的冷脸。
也许是为了缓解尴尬，养父母对我倒是比任何时候都和蔼可亲。他们总找我攀谈，但我觉得厌烦，便敷衍了事。当时我心里想的是布鲁诺是否已经让多丽丝委身于他？或者是多丽丝怀孕了，不得已才订婚的？
但当我提起布鲁诺的婚礼日期，养父母渐渐不高兴了。“现在确定婚礼还早呢。”养父吐了一句。
那么说，姐姐没有怀孕。我心中推测，眼睛却不由地盯着多丽丝的肚子看。敏感的多丽丝觉察到我的目光，立马回敬一个眼神呵斥我。
之后布鲁诺不停地找我。
“找点乐子去？”他压低声音怂恿我道。那时七月过半。
“当然只是你知我知，对多丽丝都要保密。”
我起了好奇心问他去哪。布鲁诺的嘴凑到我耳边，像是要打湿我耳朵般悄声道：“看裸女。”
我俩招了一辆出租马车。上车后才得知目的地又是普拉特游乐场时，我的脊背窜起一阵恶寒。
“不去那种地方。”
“为什么？”布鲁诺一脸茫然。
“畸形怪胎让我害怕。”但我说不出口，我不想让他看见我的脆弱。
“那不是小孩才去的地方吗？”
“也有小孩进不去的秘境哦。那里一般游客都进不去。”
“我讨厌那些奇怪的东西。”
“奇怪的东西？什么东西？”
我语塞了。他让年幼的我看的那场畸形秀是得知我的秘密之后故意为之，还是说仅仅只是个恶作剧？我不确定。要是布鲁诺不知道我的秘密，那我岂不是自寻烦恼？
“你对裸女没兴趣？难道你是同性恋？”
这段对话的声音极小。车夫应该听不见吧。
秘境，裸女。十五岁的男孩怎么可能不感兴趣？
普拉特游乐场在我眼里已失去了初见时的兴奋，无论小屋还是游乐设施都显得廉价。旋转木马，射击小屋，甚至连激流勇进都褪去了色彩。对于在学校经过真枪实弹反复训练的我来说，用软木塞子射击简直就是骗小孩的把戏。
船头一跃？游泳课上的高台跳水不刺激吗？
布鲁做了个夸张的动作，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块金链怀表，看看表盘。
“时间还早。裸女登场时间是固定的，不到那时不让进场。要不我们先坐一圈摩天轮打发时间吧。”
虽然没什么兴趣，布鲁诺还是即刻买了票。
布鲁诺按住我的肩膀叫我不要着急，让位给了一对乡下老夫妇。就这样推让两三次座位之后，他突然挤开周围人群坐上摩天轮。
没有什么不安的理由，但我确实出了一身冷汗。
摩天轮吊厢按顺时针的方向缓缓旋升，心跳也随之变快，但并没有什么意外，摩天轮转了一圈，我们重回地面。
布鲁诺带我来到一间三角形房顶，挂着占卜屋招牌的小屋后面。我们就像乐队一样走后门进场。布鲁诺对里面的人说了什么，我们便被带进一个房间。在那里确实有个裸女……一个让我想起来就不快的，皮松肉垂的老女人。除了我们，房间里还有几个观众。
我想会不会是多丽丝还未在她未婚夫面前褪去衣衫，所以布鲁诺才耐不住的？要是布鲁诺觉得这样的女人都有魅力，那对多丽丝来说简直就是亵渎。
简而言之，布鲁诺就是个怪癖狂。他之前带我来，并不是因为他知道我出生时的秘密，而是他喜欢来这种地方。
我该把布鲁诺的怪癖告诉多丽丝吗？或者干脆告诉养父母。打小报告是卑劣的，置若罔闻一样卑劣。我犹豫半天，最终还是觉得麻烦，闭嘴好了。
后来我也受邀参加多丽丝和布鲁诺的婚礼。多丽丝的两个姐姐，还有她们的丈夫女儿也悉数到场。婚礼现场热闹非凡。
往事就回味到这里吧。
由于尤利安不再续写《双头巴比伦》，虽说我还在担心尤利安支配了我的意识，但也开始着手构思新作。
我想把一本在我当临时演员时期读过的书拍成电影。
《金币》。
就是你也很熟悉的那本。
因为需要速记我才雇了你，同时让你兼任助理导演的工作也是源于那本书。
艾根，你不仅是一个速记员，即使做助理导演也很够格。我迅速提拔你担任主管，如今你已是我的左右手。
麦克尔·法勒的《金币》描写了一位贫困矿工出身的爱尔兰移民的故事。就像佐拉倡导的自然主义那样，这是一本彻彻底底的反映现实社会的小说。
我很想拍一部现实主义的电影，这对于以往取材于希腊悲剧和浪漫故事的我来说是一次全新的挑战。
进入二十世纪的美国，不再是那个充满拓荒希望的新世界，向西开发到西海岸之后便再无前沿阵地。人们拥抱大城市而抛弃自然，追求整洁街道而抛弃草原。东部更耸峙着工业化的摩天楼。在那个巨大即伟大的时代，只有爬上摩天楼的顶层才是最体面的人，而来自欧亚的赤贫移民只能挤进摩天楼脚下的贫民窟。
在洛克菲勒、卡内基、摩根等大财阀各自建立起金融帝国的美利坚，怎么可能会给移民分一杯羹？
在该影片的制作过程中，我弃用了全部仿景。到时观众可能会产生错觉，以为正在看的是现实中发生的事吧。对，我要的就是这份属于我们自身的真实。
外景我去了加州北部的科尔法克斯矿山，拍摄那群灰头土脸的，挖金子推矿车的男人，像拍纪录片一样拍摄他们。
我们沿着坑道向下走了三千英尺才进行拍摄，虽然摄像师嘴上抱怨着就算只走个百来英尺，拍摄效果也差不多。
我在拍摄中夹了一段原作中没有的情节。爱尔兰移民来的主人公见工友掐死了与他亲近的小鸟后，愤怒地将其推下悬崖。
像熊一样强壮的主人公虽说木讷朴实，但从他悯惜弱小事物来看，他心底燃着难以控制的激情。
主人公后来结识了乘马车巡诊的牙医，成了他的助手，离开矿山。虽然主人公有技术却没有执照，但他仍想方设法在镇上开了一家牙科诊所。
我又在旧金山的波克大街租了一间牙科诊室拍摄这部分的剧情。
我是多么热情地投身在这个作品里啊。
包括主人公的住处也不是在摄影棚里搭建的，而是在波克大街海斯路找了一栋空了三十多年的废屋，租下来作为拍摄场地。虽说内部修整是个大工程，但这部分费用全由我一人承担，为了堵住吉尔伯特和梅贝尔的嘴。无论大小道具，我都硬从旧货店里翻找出来集齐。你也帮了我不少忙呐。
所有的演职人员都住进这栋老房子，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拍摄。演员对于这里要像自己的家一样熟悉，他的演技才会自然。同时还节省了一笔旅馆住宿费用。
我也不用人工照明，仅仅使用弧光灯和窗外照进来的阳光进行摄影。
来看牙的病患中，有一位可爱的德国姑娘。姑娘虽被其表哥求婚，但她和主人公相爱。
然后两人结婚，婚宴当天外面的大街上会经过一支送葬队伍，这是我自己加的。
后来主人公的妻子买彩票中了五千美金，天降巨款让妻子变了个人。一般来说有钱会奢侈浪费，但她不是，她反而变得吝啬，五千美元她动都不动。而且女人不相信钞票，她将五千美金的金币装进袋子藏了起来，背着丈夫抚摸啃咬，享受着金币的触感。
女人的表哥每每想到自己若跟表妹结婚，便可占得五千美金的巨款就很生气。为了泄愤，他向政府举报主人公无证经营。
牙科诊所不得不关门歇业。
由于找不到新工作，主人公只能以悲惨的失业者这一身份过活。即使这个时候，妻子也没打算动用秘密资金。她不仅没拿出来，还辱骂丈夫，逼迫他出去挣钱，还将他微薄的积蓄掳走。
攫住女人的是“不安”。五千美元的金币是她唯一的依靠。她舍不得给丈夫哪怕十分钱的公交车费，同时为了克扣一点丈夫给她的伙食费，她甚至买了腐烂的肉。
主人公借酒浇愁，夫妻间的和睦渐生裂痕。
我专注于表现这部分的细节，如熏黑的墙纸、肮脏的盘子、凌乱的床铺、糟污的手帕。
这幕光景若是放在贩卖艳俗与奢华的好莱坞绝对拍不出来。即使是格里菲斯在《残花泪》中描绘了贫苦女孩的住处，却也充满着抒情与伤感。而我将一切甜蜜都排除在外。
最后主人公离婚出走。
女人为了获取些微工钱做了清洁工，在结束擦拭地板的繁重劳动后，抚摸金币的行为能够让她快乐，孤独都被金币的触感治愈了。
佐拉的自然主义通过极度暴力和异常言行，剥开了日常生活中那层欺瞒和伪善的皮。
如果继续聚焦于人类的负面情绪，镜头也会如凸透镜一样汇聚阳光烧出火来。
主人公被逼到饿死边缘，终于在圣诞节当晚闯入女人家里杀死了她，谋财害命，奔向死亡的深谷。
得知女人被害，表哥只想到要把钱抢回来。当时已是代理保安官的他开始追捕主人公。
吉尔伯特建议这场沙漠追逐戏还在奥克斯纳德—那个洛杉矶附近的常用外景地拍摄。
但我仍坚持去环境严酷的死亡谷拍外景。
不仅是好莱坞，乌发还是百代，这是全世界电影人从未制作过的极度现实的描写。
海拔负一百二十二码的死亡沙漠。
在淘金狂潮的年代，由采矿者们建设的小镇斯基多已是一片废墟。我们在这个没有道路没有旅店的鬼镇里建了营地。
巨大岩壁、流沙、喷吐着的有毒气体，被土壤中的砷元素污染的泉水，栖息此处的毒蛇毒虫，即使在阴凉处也超过一百四十华氏度的热砂。
虽然通过无线电保持着与文明社会的联系，水粮每天都由卡车运来，但对演职人员来说，这项工作仍艰苦非常。
好在你懂医术。工作人员骨折，在接到无线电呼救的医生赶来之前，你已经为他做了适当的急救。我遭受胃部剧痛时，也是你准确判断我是因精神过度紧张导致的胃痉挛，而不是食物中毒。并从备用药箱中找到了合适的急救药品。你将二十五滴鸦片酊溶进水里，剂量相当于一格令[5]的生鸦片。此举救了我的命。多亏了你，当医生来时我已经安然睡去。我很庆幸你担任过志愿兵，还曾被分配到卫生队。
战场上千辛万苦，如今结出果实。
主人公牵着骡子，骡子驮着行李向前走。在绝望中一味地前行。水壶空了，没有目的地，他在毁灭中行走。
抢钱的代理保安官追上了主人公。经过一番激烈争斗，他终于用手铐将罪犯和自己的手臂铐在一起。然而受了重伤的代理保安官用尽了最后的力气，一命呜呼。
太阳投下疯狂的光芒。一粒粒反射着灼热白光的沙石刺痛肌肤。一滴水都没有。只有和尸骸铐在一起等死的主人公，以及一大堆从破袋中泻落的金币。
除了死亡谷，哪里还能得到如此强烈的效果？
我给后世的作品提供了完美的“模板”。
在拍摄《金币》期间，尤利安完全从我的意识中消失了。
当所有的戏全部杀青时，我和剧组人员都累坏了。
但是我还有不得不做的重要工作。
将数量庞大的成像胶片进行剪辑。
我每次都会亲自做胶片检查。
为了完成工作，我和剪辑助手村田把自己锁在家里的胶片编辑室里。虽无须像处理摄影机原始底片那样细心，但在做这个活的时候不能抽烟。赛璐珞的胶片极易燃烧。
甚至燃着的火柴头靠近一点都会引燃，同时还会释放有毒气体。
我一边忍着眼疼，一边盯着手摇式胶片浏览器，在该剪切和连接的地方做上记号。
剪切和粘贴的工作则交给助手村田，他的技术完全值得信任。村田是日本移民，他剪胶卷用一种奇怪的剪刀。与我们平常使用的剪刀不同，那是一根弯曲成U字形的钢条，握捏剪刀弯曲部分使前端两片薄刃交剪，握手处还缠着彩线。我实在玩不来这个东西，据说每个日本人都会用这种形状的夹剪。
村田的手很巧，他能将细长的纸条用拇指和食指搓成很细的线，纸头竟然能像铁丝一样地直立起来。他管这种东西叫KOYORI（纸捻子）。我在一旁看他简直像在变戏法。制作纸捻子在日本也是人人皆会，但必须使用日本特制的一种叫WASHI（和纸）的纸张。
我标记胶片时很喜欢用村田的纸捻子，就别在胶片齿孔上。
将正片固定在接片机上，用夹剪削开乳剂面，用小刷子涂上胶水，放上另一段胶片，再用加热过的钳子夹住。完成这样一次剪辑至少需要十五秒，再把紧紧粘在一起的胶片卷到金属轴上。村田手脚并用，默默地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完成一段工作后，村田会离开编辑室，在庭院里抽个烟，那一刻他的脸上全是满足和平静。他用竹制的豪华烟管抽烟，但给烟管揩油的仍是纸捻子。
就算我们删减到不能再缩略时，桌上仍有四十二卷胶片。换算成放映时长就是八个多小时。我知道行星那边是不会答应的，梅贝尔可能又要剪掉一半内容。
在将成片交给梅贝尔之前，我精心挑选了十二位记者，请他们来我家的放映室。他们中有旧金山呼唤报的琼斯，洛杉矶时报的专栏作家卡尔等著名美籍记者，巧的是从好莱坞来的记者贝尔丹、曼杰斯塔姆却是法国人。我请这群媒体人观赏完整版的《金币》。放映过程中安排了两次用餐休息时间，全片放映完成需要整整一天。
我屏蔽了他们由衷的赞词。如果想要公映，就不得不再做删减。可他们越表扬我，我越是难以割舍。
之后我把放映时长压缩到六个半小时。村田继续默默工作。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又将剪过的成片翻录一份寄给沃伦·安德鲁斯，拜托他帮我剪掉他认为冗余的部分。我对安德鲁斯导演依旧那么信赖和尊重。
安德鲁斯又删去了半个小时，将剪后的胶片寄了回来。随信中写道这是一部里程碑式的现实主义作品，一寸都不能再少了，再剪会剪坏他的良心。
而握有最终剪辑权的梅贝尔，咔嚓！影片压缩为两个小时。
六小时变作两小时。
开头矿山部分原本有半个小时。我细致地拍摄了矿工们的状态，因为这种纪录片般的质感在影片中是极为重要的元素。最后这段被剪得只剩下几分钟，只为说明“主人公最初在矿井里工作”。
还有一个关键配角也被完全删没了。你知道的，艾根。就是那个放高利贷的角色。为了演好那个角色，威尔·福克斯泡在旧金山海湾冷水里好几个小时，都泡出肺炎了。结果跟着高利贷的那条支线剧情全被删了。
主人公妻子从普通妇女转变为守财奴时的心理变化也因为极端的剪辑给人一种只求方便的突兀。
就连主人公的造型，那些细微的变化也在剪刀下变得单薄。
过渡桥段都被替换成了字幕，整个影片变成了都算不上文摘的东西。
公司大佬们认为让观众老老实实粘在座席上的时间不能超过两个小时。让他们哭，让他们笑，让他们紧张，但最多只有两小时。
我最好的作品被塞进绞肉机，打成肉泥。而且大量被剪掉的底片被送往垃圾处理厂烧掉了，包括还能用在其他作品中的珍贵影像都已付之一炬。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不管怎么删减怎么烧弃，最后那个沙漠场景的震撼没有被削弱。还有一个好消息是安德鲁斯导演看过这个屈辱版的成片后又给我送来寄语。他说《金币》是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6]。虽然失去了双臂，但仍用剩下的双翼奋力向前。
吉尔伯特大肆宣传本片的制作费用高达两百万美元，虽然实际上到我手上的钱连一半都没有，但从账面上看，这部影片赔了太多。
于是吉尔伯特要求我下一部电影要用众所周知的名作拍一部“赚钱的电影”。不然就要解约。
吉尔伯特是想教育我，制造电影的最高权力是制作人不是创作者。所以格奥尔·冯·格里斯巴赫不过是电影生产工厂里的雇员。
我当时经济拮据。因为在拍摄《金币》时自掏腰包甚至四处借钱，公司却不准备给我报销。
吉尔伯特命令我把歌剧《地狱中的奥菲欧》搬上银幕。又是我讨厌的外表甜美华丽，内里空洞无稽的故事。这是一个架空的欧洲国家的公主和敌国大公的浪漫爱情故事。行星影业很明显就是想打着我的名号赚钱。为了吃饭，我放弃骄傲承接了这份工作。
吉尔伯特还强制要求，男女主角要用两位大明星。
而我至今选人标准都是量其才能是否适合角色，而非冲着名声去的。
我希望不借助星光就能吸引观众，而今我却不得不放弃我的理想。
仅明星片酬就干掉了一半的制作费，原作改编授权又花去二十万。
听说给我的总预算有五十万美元。
我亲眼见证了《金币》受困经营原因，成本被一削再削的全过程，加之那些断人后路的胁迫言语，我再无勇气独自挑战制作人系统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尽我所能地拍好分配给我的原作。这样才不愧于我的良心。
吉尔伯特推给我的女主演玛莎·肖是个以丰乳肥臀为卖点，完全没有演技的家伙。虽然她身上没有半点优雅的气质，但她还偏偏喜欢演贵妇。
我不得不在拍摄过程中，手把手地教导她抖腰和呼气的方法。
玛莎毫不犹豫地找到纽约著名设计师订购了一套服装，光这套裙子就要花掉数万美元。
当拍摄进行到三分之二时，玛莎·肖忍无可忍了，因为我一直在指责她细节不行。就是王宫大厅里舞会的那场戏。
“搞什么啊，我凭什么要听脏德汗的命令！”
她撩起长裙，昂首挺胸地站在桌上，俯视着三百多名临时演员，耍起大牌。
“脏德汗！脏德汗！”玛莎连声呼喊，她大概是期待临时演员会跟着她举拳高呼吧，“别忘了战时发生过什么，他是个肮脏残忍的德国佬，与那些用刺刀屠杀婴儿的家伙是一路货色，是美国的敌人！”
她尖叫着挥舞双臂，但台下每个人的表情都那么冷漠，没有背景的玛莎飞奔出摄影棚。
没有了主角，我继续拍着舞会上众人的镜头。
第二天，我被吉尔伯特叫去。
然后，我被解雇了。我沉默着回到家中。
后边的事你再清楚不过了，艾根。
你与两名群演代表找到了我。
“公司让其他导演接着拍摄，但是我们不干。”群演代表开口说道，“我们的头儿是您，也不为别的导演工作。我们全体群演希望您回来继续当我们的导演。”
这句话是对于作为导演的我的最高赞誉，如今我依旧这么想。
后来吉尔伯特亲自找上门来，问我是否愿意再次出山。
“是你开了我，不是我愿不愿意的问题。”
“玛莎·肖想让你向她赔罪。你就做个样子，解雇的事情好说。”
“你搞反了。你先请玛莎离开，让我重新找女主演，我再考虑复出不迟。”
“你也知道那不可以啊。那样前面的都得重拍。”
“你也很清楚，群演现在都在罢工。拍摄现场信赖的人是我。”
“帮帮忙，别让我为难。”
吉尔伯特随后提议找个地方冷静下来慢慢谈。
“就在这谈，我很冷静。”
“要不去我的别墅住几天？我们好好聊聊。”
在帕萨迪纳的别墅，我受到了盛情款待。我指出玛莎·肖表演中的缺点，吉尔伯特耐心倾听，不住点头，但却迟迟未下定论。
一直拖到第三天还是第四天。
那天我在露台上一边用早餐，一遍翻看报纸，一条刺眼的大标题冲入视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