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茨温格尔已有一年。茨温格尔虽比我小了一岁，但我们受的教育相同，基本上感受不到年龄的差距。
因为没有参照对象，所以当时我们不知道自己受到的是颇为高等的教育。我们像贵族子弟那样—虽然没有领地只准挂个贵族头衔，但母亲那边的确是贵族家庭—所有课程均由家庭教师教授，因此能够幸免于学校教育的弊害。“艺术人之家”中的职员颇丰，住客十人十色，从来不缺教师。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们获得的知识有失偏颇。
即使孩童的感性不被世人接受，在外界眼中他们也只是显得有点出格。但是，若是就此放任不管，就会受到孤立。艺术人之家收容的都是套不进世间浇铸的模具，没套好的，视常人不得见之景，听常人无从闻之声的人—他们被称为疯子。也就是众人口中津津乐道的疯人院。
我的住处是瓦尔特的私宅，我在那里可以自由活动。厨房和用人的房间则是我不该去的地方。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不能随便去的房间，那是瓦尔特的私人房间。有事找他时一定要先敲门，不得擅自进入。当我敲过门，瓦尔特会开门询问来由。如果是简单的事他当场会给我解答。如果事情稍微复杂，他则会来到我的房间详谈。若门内无人应答我便会离开。虽无明令禁入屋内，但我已养成了习惯。
当然，敲响那扇厚橡木门的机会并不多。早晚两餐我都会见到瓦尔特，那时我便可以询问他大多数事情。我不在房间里吃饭，而是去正式餐厅用餐。
大约从一个月前开始，茨温格尔住进了这栋楼，我们可以共进晚餐。曼神父死了，死于感冒引发的肺炎。所以代位神父来时，茨温格尔不得不交出他的住处。继任的神父是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恐怕也撑不了多久。
阿妈也跟着搬来担当杂工。只有茨温格尔才能听懂她喵喵叫般的中国话，所以在女佣中间，阿妈似乎也颇为郁闷。
曼神父的私物被卖掉大半。因为茨温格尔不喜欢中国风的家具和摆设，对死者的遗物也没有留恋。那几件不同尺码的花木兰戏服和一箱化妆用品连同神父的内衣一起烧掉了，茨温格尔没说理由。虽然曼神父对茨温格尔疼爱有加，但似乎只是单方面的强迫。
活到那么大，我已经学会了一些东西。在历经漫漫长冬，树梢初现细小新芽时，我突然想把学到的知识梳理一下。我必须尽我所学，区分开哪些是我的记忆，哪些是瓦尔特的叙述。
格奥尔与我待在一处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直至分开。这是我的亲身经历。
为了保全家族颜面，我们两个人是秘密。这是瓦尔特的说法。
我们曾经身体相粘，后来又分开了。这是我的经历。
伦琴博士的发现使分离手术成为可能，但两人之中只选一人，我的存在被抹杀。这是瓦尔特的说法。
但是，我知道我自己现在还活着。
手术成功后的一个夜晚，瓦尔特骑马将我带了出来。
真是这样吗？
我意识到我的记忆有矛盾。
空中飞扬着黑色披风，瓦尔特身骑黑马向前冲。这一幕总能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但当时我被瓦尔特抱在怀里，怎么可能从旁观者的视角看见全貌？如果我被他抱着，那我实际看到的应该只有从蒙面布上的两个洞中漏进来的光景。但为何脑海中浮现的视角总在策马加鞭的瓦尔特的斜后方？
如果说这是梦，说明存在另一个我在看襁褓中的自己。是不是我把梦误认为是记忆了呢？
又或者是我根据学到的知识，在脑海里客观描绘出瓦尔特怀抱我打马飞奔时的情景。但倘若如此，为何视角总在斜后方？
难道是我曾经见过类似的画？但如果说是看过的画作，那定是我来此之后。而我房间里的书中没有一幅这样的画。
我站在瓦尔特的房门前。每当和他接触，我总会感到些许紧张。也许是源于他对我严加管教之故吧。
我打破了敲门无人应答就离开的规矩。我抓住门把手，将它向下压。曾经高过眉眼的庄重把手现在仅在我肘部以下。我轻轻推开门，在此之前我从未踏足过瓦尔特的房间。我已到了欲破禁忌的年纪。
我站在内饰厚重的房间里，站在织着复杂图案的地毯中央。
空气中满是瓦尔特爱抽的细雪茄烟味。
正面窗户拉着窗帘，右边的门通向卧室还是别的什么房间。除了沙发和茶几，房间里还有个写字桌。写字桌旁的书架上摆着一排皮革精装书，书名和作者名烫着金字。好几本书的作者都叫鲁道夫·斯坦纳[1]。
左边墙上，壁炉上方和左右两边挂着几幅油画。油画镶嵌在镀金画框里。
其中肖像画有两幅。一幅描绘的是一位中年男子，薄而紧绷的嘴唇和结实的下巴，略有瓦尔特的神韵，但样貌比瓦尔特苍老。另一幅画的是一名身着青衣的年轻女子。
在壁炉顶上我看到了那幅画，一个身骑黑马的人，骏马在黑暗的森林里疾驰。他的右手大概在控制缰绳，左手怀抱的孩子从男人肩头探出脸来向外看，一脸吓坏了的表情。整幅画面的视角在主人公斜后方。
我盯着画，感觉整个人快要被吸进画中，直到瓦尔特的手碰到我的肩膀，我才回到了现实。
我转身背对着画，面对着瓦尔特。
原以为擅自闯入房间会受到责备，但出乎意料的是，瓦尔特没有责备我，只是让我坐下。
他从箱子里取出一条细雪茄点燃，自己也放松地靠在一张宽大的皮椅上，深吸一口，喷吐烟雾。香烟在瓦尔特和我之间像薄雾一样飘散。
“你站起来我看看。”瓦尔特说。我照做后，瓦尔特的视线落在我的鞋上。他慢慢地抬头向上看我，像在临摹我的身高，然后微笑。
因为瓦尔特对谁都很少展开笑脸，所以偶尔看到他微笑，我总觉得收到了非常珍贵的礼物。
“可以了，坐吧。说说？”
瓦尔特是在问我进屋的事。
“那个是以你我为原型的吗？”
瓦尔特似乎没听明白，歪了歪头。
我又问他那幅画是否就是他带我来时的情景。
“舒伯特那张《魔王》放在你房间了吗？”瓦尔特开口道，“舒伯特为歌德的诗谱的曲。”
我的房间里有留声机和唱片簿。我可能听过这张唱片，我也读过歌德的诗。我喜欢且经常听的唱片是韦伯的歌剧《魔弹射手》中勇猛而有节奏感的选段《猎人合唱》。
“哦，爸爸，爸爸……”瓦尔特罕见地哼了一段，“魔王现在抓我来了。”
“我以前见过这幅《魔王》的画吗？”
“见过吧？我刚带你到这里的时候，你曾进过这个房间，是那时候看到了吧？”
“你是怎么带我来的？骑马？”
“是马车啊。”
我知道了，原来记忆有时会因各种要素被捏造重塑。
那么，我在母亲胎内与格奥尔争执的记忆和分离前在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受瓦尔特照料的记忆又有多少是真的呢？甚至到底是不是连体双胞胎，我也没有证据。侧腹上的伤？也可能来自其他原因……
“怎么了？”瓦尔特问我。
“没事。那个女人的画与什么诗歌有关吗？”我岔开话题。
“罗塞蒂[2]的《普罗塞耳皮娜》是一副赝品，收藏者不肯割爱真品。父亲找来画册，让这里的一位艺术家临摹了一幅。”
瓦尔特指着那张中年男子的肖像画。
“那就是我的父亲。”
“您父亲是个艺术家吗？”
“不是。他是艺术人之家的创始人。”
瓦尔特拉了拉铃绳叫来仆人，吩咐煮两杯咖啡。
端来的托盘上载着一个银壶两个白瓷杯，此后瓦尔特悠悠地打开话匣，而他说的是否是事实，我无从知晓。
说实话，我有点害怕瓦尔特告知我所谓的“真相”。
根据我读过的故事，事实的真相通常都很丑陋无聊。真实的世界是凉薄的，悲哀的。包含希望的预期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天渊一般的落差。
再加上瓦尔特他说了谎。
不管怎么说，下文记载的就是瓦尔特当时对我说的故事。
瓦尔特·库什家是波希米亚的贵族，在波奥边境有一片广阔的领地—布卢门山。
布卢门山，就是“艺术人之家”的所在地。瓦尔特解释道。
在波希米亚德国化的十三世纪左右，家族将旧姓改为德国化的发音—库什。十六世纪左右，前人在布拉格建造了一座住宅。
瓦尔特的祖父莱昂哈特·库什那一辈投资了皮尔森[3]的啤酒行业，从中获得了巨额利润。肇始于大英帝国的工业革命向欧洲东进，使皮尔森的酿酒厂得以大量生产出透明的金黄色啤酒。至今它的利润仍然滋润着库什家族。
莱昂哈特·库什极富敛财之能，年轻时曾读过法国精神病学家菲利普·皮内尔[4]的著作《医学哲学论考》，读后深受感动。莱昂哈特·库什的妹妹，即瓦尔特的大姨母，反复摇摆于极度的抑郁和亢奋之中。虽然经历驱魔仪式，但依旧没有效果，她被关押在由教会经营的“神之家”里，身披铁链，浸入冷水。几经失血之后，她一头撞上石墙，结束了她短暂的一生。
文艺复兴时期，社会上对狂人很宽容。大概是认识到人类本质中就包含疯狂的成分吧。看看博斯[5]画的《愚人船》中的欢快样子吧。有时候，狂人是真理的叙述者。但在启蒙运动盛行的十七世纪之后，狂人与正常社会开始严格隔离开来。市民生活安宁高于一切，任何的跳脱越轨皆是罪恶。
那些狂人被冠以恶魔附身者和无德禽兽之名，终日被铁链拴住。而皮内尔将狂人上升为医学专业的问题，主张道德疗法。他认为通过对病人的保护和监督，能激发他们的希望、荣誉和恐惧心理，使他们恢复理性。菲利普·皮内尔去世时，莱昂哈特·库什二十五岁左右。
后来他的一个儿子，罗伯托·库什走上了医学道路。
彼时精神病学尚处于研究阶段。学界发表了各种各样的论说。
疯狂源于心理因素还是器质损伤，可治愈还是不可治愈。
罗伯托·库什后留学柏林，并跟随业界泰斗伊德勒[6]博士学习个人心理治疗。采用隔离和镇静剂平息患者极度亢奋的情绪，将处于撕裂状态的灵魂进行整合，让扭曲的思维回归理性。但实际操作十分困难，同时很难显著改善患者的精神状况。医生不可能同时扮演教士、医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的角色，大多数病人都被关在同一个大房间里，妄想狂和暴力狂则被分别捆绑在相当于单人囚室的小房间里。用不伤害人体的约束衣替代铁链可谓一大进步。约束衣的长袖超出常人手臂两倍以上，可在胸前斜交呈十字形，绕到背后反绑起来。
一次访问牛津之际，罗伯托·库什偶遇但丁·加百利·罗塞蒂的近作《普罗塞耳皮娜》，那幅油画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拉斐尔前派的资助人托马斯·库姆的收藏，暂借给画廊展出的。
三十多年前，拉斐尔前派兄弟团成立。他们反学院派风格，也对当时画坛中声势浩大的，反映日常生活的风俗画风潮提出异见。如今兄弟团已经解散，但罗伯托·库什仍能辨别出画家们的作品和画集。罗伯托知道好几幅团队统帅罗塞蒂的作品，那是一种取材神话和圣经，充满性感，晦暗而甜美的画风。
但是罗塞蒂两年前完成的《普罗塞耳皮娜》具有超越以往作品风格的悲诉之力。
普罗塞耳皮娜，即宙斯的爱女，也是希腊神话中被冥王掳走的珀耳塞福涅。只因吃了几粒冥府的石榴，她便背负了每隔半年往来生者之国与死者之国的宿命。
画中的女人穿着深蓝色光泽宽松衣裙，脸上凝结着绝望。石榴握在左手，而那只扼住她左手手腕的右手仿佛是从黑暗中伸出来的锁链。
当罗伯托向他牛津的熟人倾吐感言时，熟人告诉他罗塞蒂疯了。那部作品可以说是幻视、幻听、幽郁的绝望和激情的爆发。他曾服用鸦片酊自杀但没有成功，现在他在凯尔姆斯科特静养。说着，熟人递给我一本诗集。但丁·加百利·罗塞蒂常在画作上添一首自写诗，这是他第一次将诗篇整理出版，时间是在开始创作《普罗塞耳皮娜》的前一年。但刊登在《同时代批评》杂志上的评论不仅贬低了他的诗，还贬低了罗塞蒂的艺术与人格，甚至将罗塞蒂与拉斐尔前派画家们的深厚友谊辱骂成同性恋。这便是让罗塞蒂痛苦不堪，陷入疯狂的导火索。
“传说……”熟人压低声音，话音不祥。
“听说罗塞蒂把坟墓刨开了。”
在诗集问世的八年前，罗塞蒂失去了他的妻子。他爱他的妻子，但同时被其他女人迷惑。妻子因此沉溺于鸦片酊和烈酒之中，最终死于服药过量。罗塞蒂为此深深哀悼，将自己所有诗稿放进棺材，随妻一同埋葬。他似乎是想赎罪。但是后来，当他想出版诗集时，不由地想起灵柩里的诗稿。于是他打开墓穴，取出置于白骨胸前的那一卷诗稿。
罗塞蒂的处女诗集，竟然沾着尸衣的气味。
就在这时，他被一位密友的妻子，以难以控制的激烈抨击所淹没。罗塞蒂没有坚韧到能够泰然接受世人的非难与指责，加上有关诗集的严厉批评也让他变得疯狂。熟人这样告诉罗伯托，他正在照料那位密友的妻子。
令罗伯托·库什震惊的是，《普罗塞耳皮娜》竟然是在疯狂状态下完成的。
“因为这张是摹品，所以我感受不到父亲所经历的震撼。”瓦尔特接着说道。
罗伯托·库什经过对所谓天才的创作者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其中精神病患的占比远高于常人。
偏离“正常”轨道的想法和行为，有时会给表现者插上奇想的翅膀。罗伯托·库什深信不疑。荷尔德林[7]如此，海涅亦是如此。谋杀、流浪、耍无赖的卡拉瓦乔能称得上是良民吗？“负面”的疯狂却化作了正面的创造力。或者说因为创造力过剩而陷入疯狂吧？
罗伯托遂与其父亲—对皮内尔的学说饶有兴趣的莱昂哈特商量，改造领地内的荒城，建立起“艺术人之家”收容所。
但事实上，收容所并没有达到罗伯托·库什的理想。在经营中，莱昂哈特·库什非常重视盈利，所以他只让出身富裕家庭的人入住“艺术人之家”。巨额捐款和每月需缴纳的高昂费用，注定了住客仅限于那些财力雄厚，注重体面，生怕发病，一旦将病人送来就巴不得他们被隔离到死的家庭。虽然他们也优先招募那些对艺术有兴趣的人入住，但没有一个同罗伯托·库什所期望的那样，用疯狂点燃天赋才能的人。不过也有人在绘画、诗歌和文学方面表现出才华，虽不能说是出类拔萃的天才，却也能得到世人的称赞，他们的作品也产生了一些独特价值。罗伯托·库什本想向外界公布病人们的作品，但莱昂哈特·库什为了赚钱，秘密地把病人之作卖给那些声名显赫却因才华枯竭而哀叹的诗人和画家，获得一笔不菲的收入。
当莱昂哈特殁后，经营权悉数转到罗伯托·库什手里的时候，他对经营“艺术人之家”已经失去了热情和兴趣。他认为因极度妄想而狂暴的人还是需要监禁和捆绑，对于护士把狂人当罪犯并采取惩罚性态度的行为，也只是不疼不痒的警告。要说罗伯托·库什的愿望，他只是想在这里见证天纵奇才的诞生。
瓦尔特是罗伯托·库什的儿子。他的大哥是财务官僚，二哥从军。瓦尔特学过医，在维也纳一般综合病院的外科工作。
说到这里，瓦尔特温柔地看了我一眼。
“尤利安。有一段时间，我和你父亲同在医院工作。那时我承蒙格里斯巴赫老师指导—虽然他现在已经改回旧姓。格里斯巴赫老师对我很好，他不久便离开医院，自立门户。后来格里斯巴赫夫人怀孕，我预感怀的是双胞胎。因为在临近分娩时，我从听诊器里听到了两个心音。当到了需要剖腹产的时候，我受老师之托前来做手术助手。当你们生出来时，我们就明白无法对外公开。你父亲跟我说干脆假装胎死腹中处理掉就好，但我提出想秘密抚养。说实话，我作为一介医学学徒，对你们的生活状态很感兴趣。该如何抚养这两个被认为活不长的孩子？两人的精神状态又如何？我的兴趣就在那里。暗地里还想借此写篇论文，拿个学位。当然，你们的身份是机密信息，论文中其他信息也是保密的。你母亲那边的格里斯巴赫家族给了我足够的抚养费，也是给我的封口费。虽然暗无天日的地下室不利于婴儿发育，但也不能公开露面。”
我看着壁炉上的画，感觉瓦尔特的话从耳朵渗进脑袋。
既然我是乘坐马车来的，那为何对这幅画记忆犹新，以至于我误以为是亲身经历呢？
被父亲抱着的孩子，脸上的表情是多么恐怖。
“谁画的这幅《魔王》？”
“我画的。”
瓦尔特如是说。
“当我还是文理中学的学生时，曾学过油画作为消遣。我父亲很喜欢这幅画，把它挂在这里。那时候，这里是父亲的房间。”
魔王，在画中以可见之姿出现。它难道不该是某种隐藏在意识深处的东西吗？一旦看到除了疯狂别无他途……吧。
从深不见底的裂缝中，魔王在招手。“过来，孩子，来到我身边。”父亲安慰着因恐惧而抓紧他的孩子。
“孩子，那只是雾在流。孩子，那只是柳树在晃。”歌德诗中写道，等到家的时候，孩子已经死了。
在收留我的第二年，罗伯托·库什死于一场马车事故，瓦尔特接替了父亲的职务。虽然瓦尔特禁止看护人员对入住者进行惩罚，但是监禁自残他害的病人也是不得已的措施。
在“艺术人之家”，我接触的都是病情温和或疾患消愈的人。我知道，那些被关在封闭病房或者特殊囚室里的人，都被小心翼翼地隔离在我视线之外。
画中的孩子虽被恐惧冻僵，但我却因分离倍感轻松，安详地躺在瓦尔特的怀抱中。我觉得那种感觉真实不虚。
但是父母为什么选择格奥尔呢？
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因为选中的不是我。小时候并无什么感觉，但随着年龄增长，伤口愈发疼痛。我没有问瓦尔特。我很害怕有人清楚地指出，我比格奥尔差在哪里。心中就要恶化的伤口被我堵住了。
我对目前的生活并没有什么不满。我不知道其他人的生活，所以没法比较，但对外面的好奇心却一天强过一天。我希望瓦尔特能认为我安于现状。我不愿意气氛变糟。
以市民社会的角度来看，把象征恐怖和危险的存在完全隔离起来，没有比旧城堡更合适的地方了。
从我房间的窗户只能见到三面环绕着建筑物的庭院，不过因为可以自由行动，我心里基本弄清楚了大概的地形。
山上的“艺术人之家”大致是个三分之二的圆锥形。从南到西是陡峭的悬崖，悬崖下小溪弯曲流淌。由北向东，土地倾斜凹凸不平，最终延伸到森林和波希米亚平原。
虽然看起来很开放，但“艺术人之家”的出入管理十分严密。悬崖一侧是城墙，低地部分则耸立着后来筑起的高石墙。玻璃碎片密密麻麻地插在石墙的顶端，比乱枪枪尖还要可怕。
绕着围墙外一圈挖有沟渠，渠中水是从我和茨温格尔湿身打斗的那条小河里引来的。渠沟离河越远，水位也越低，最后深壕之中只有满地杂草和大蓟。这里除主建筑之外，还设有谷仓和马棚。马棚里养着五匹马，最边上的一角由铁丝网密密隔开，里面豢养着几只精悍的猎犬。城堡外的森林是库什家族的狩猎地，直到瓦尔特爷爷那一辈，他们还要纠集一众闹林人，享受猎鹿的快乐。据说现在没有大规模的狩猎了，养猎犬是为了防止收容人员脱逃。在一个名叫猎获之屋的房间里，墙壁上挂着一排当时捕获的猎物的头骨，那些突出的角骨好不威猛。
“艺术人之家”有两个出入口。一处是古老的城门，刻有盾牌纹章的铁门紧锁，钥匙由守卫保管。另一处是封闭病院与外界直连的后门。由于封闭病院里都是单人病房和特别囚室，关押着精神错乱的病人，所以也隔离在我视野之外。
俄国作家迦尔洵[8]在《红花》中描述过的疯子，没准也在我不知道的封闭病房里专注地盯着什么。由于迦尔洵有过因痼疾入住疯人院的经历，所以他下笔便有迫力，好似凝视着那个混合了疯狂和理智的自己。小说中的疯子相信恶花罂粟是积聚了无辜死者的鲜血才会那么红，于是他冒着生命危险掐去鲜花藏于胸前。当花中渗出的可怕毒素麻痹了他的四肢，他却认为是与邪恶搏命，拼死忍受。后来医生认为疯子病情恶化，给他捆上约束衣。但他还是使出浑身解数，拔下最后一朵罂粟，力竭而死，死时脸上还带着骄傲的微笑。
看过瓦尔特房间里那张魔王油画后不久，我和茨温格尔爬上了城门旁的瞭望塔。虽然塔外拉起来的绳圈上已写明禁止进入，但我们没有理会。在过去能行使城堡功能时，瞭望塔原本有三层，然而现在三层木地板早已脱落。好在依着厚石墙建造的螺旋楼梯仍然健在，可直通塔顶瞭望台。
头上是无垠的天空。当我俯瞰广袤的森林原野时，不知为何竟泪流满面。眼泪与我和茨温格尔争斗时流的完全不同。我第一次意识到，深深的感动会让人流泪。此时此刻，我仿佛被那种神秘所感染。仿佛天空的光和大地的力融合于一点，而我的身心正在这一点上。现在，我活在隔绝了时间和空间的地方，融化在无限的时空里。我沉浸在这种近乎欢喜的感觉中。
茨温格尔沉默着，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相同的感觉。
瓦尔特开始教我和茨温格尔骑马也是在那个时候。
在院子里初步学会骑马时，我们三人便一同外出，真是非常愉快的。黎明时分，城门洞开，我们骑马跨过架在沟渠上的桥，来到石路，在橡树和山毛榉的树梢下策马前行。
晨雾中，菩提和榆树模糊了轮廓。随着马儿疾驰，薄雾逐渐消失，露珠带着翠绿从叶上滴下，甚至每一片叶子都变得鲜活。白蜡树开着淡绿色的小花，树莓和虎耳草丛生其下，盛开的野丁香莫名地与布卢门山这个名字和谐搭配。
岩石剖面突起，现出玛瑙状条纹，远处丘陵的山脊线清晰地画出天地。
带猎犬去打猎也趣味盎然。最初我们是借瓦尔特的猎枪射击，不久之后，他送给了我和茨温格尔一人一支。野鸡、山鸠、野兔……森林里的猎物十分丰富。猎狗们是不是也觉得打猎比追逃犯更开心呢？
到了夏天，远行行程中又添加了游泳。我们在河边下马，脱去衣服，让瓦尔特教我们游泳。我学游泳比茨温格尔快多了。
在我十五岁那一年，瓦尔特让我见识了一个奇怪的盒子。不用说，自然不是我的那个“盒子”。
十五岁，令人不快的年纪。
我叫来茨温格尔，一起走进瓦尔特的房间。那盒子就放在桌上。
盒子旁边放着一本小册子。上面写着英文“You press the button，we do the rest.”（按下按钮，其余交给我们。）
“按钮？”
盒子顶部有一个可旋转的把手和长长的线缆，在线缆顶端接着一个……按钮！
“按这个？其余的事是指什么？按下去，要怎么交出去？‘我们’是谁？”
我俩不停地追问。
“‘我们’是指柯达的那些人。”瓦尔特神秘地说道。
小册子上用大写字母写着KODAK。
装腔作势不适合瓦尔特。我马上就得到答案。
“这是照相机。”
“不会吧。”我登时发出怀疑的声音。虽然大人会阴差阳错对我说过好几次谎，也让我失望过，但我觉得瓦尔特本质上是一个诚实认真的人。
因为他不会用戏耍孩子来取乐。
可我虽没见过真正的照相机，但也在图鉴中了解过一点皮毛，照相机不是这种形状。它风箱式的圆筒前端装着镜头。拍照时，摄影师会先把它装到三脚架上，再盖上一块黑布，然后把头伸进黑布里，像是捏软胶一样按下快门。
“这是美利坚的柯达公司在九年前推出的首款大众化相机。”
盒子的一面上挖了一个洞，洞上嵌着镜头。
“这个，后面要装干板吗？”茨温格尔问。
“不用干板。这盒里装的叫胶卷。”
感光干板相机只有专业摄影师才能操作。每次用一张干板照相，从冲洗到印刷都由摄影师完成。
“用这个，外行也能照相。只需按下快门就拍好一张，再转动把手，拍好的胶片就卷到另一边的转轴上。整卷胶卷就是这样工作的。我想给你们拍个合影。”
“照！”
我和茨温格尔兴冲冲地站到盒子前。
瓦尔特按下快门，只听见一声小小的“咔嚓—”
“能马上拿到照片吗？”
“不行，要等整卷拍完。”瓦尔特边说边转动把手，“胶卷拍完后，我会连同相机寄给柯达。”
“寄到美国？”
“柯达已经来欧洲了，布拉格就有冲洗店。我只要把照相机交给原购商店，他们会把照片连同相机一起送去柯达公司的冲洗店。由公司人员取出胶卷，冲洗打印，还会给相机装上新胶卷，最后一并送回。普通人只需按下按钮，剩下的就交给柯达专人处理。这就是‘You press the button，we do the rest.’虽然胶卷照片没有干板照片那么鲜明。”
“这宝贝相当金贵。”瓦尔特补了一句。照相机二十五块，胶卷十块。一台相机可以使用几十年，但每用一卷胶片都要加付十元，还好冲洗费和印刷费包含在内。
瓦尔特以我和茨温格尔为模特，到处摆弄相机。读书、弹琴、骑马、游泳、爬树、斗剑……不把胶卷拍完就没有照片。我们等了很久。
但是瓦尔特的态度微微让我觉得不对劲，究竟是哪里不对劲我也无法用语言表达。硬要说的话，是一种生硬。那种感觉不只是得到新奇机器后的单纯快乐，在快乐背后好像还藏着什么……
这时，瓦尔特给了我城门的备用钥匙。不用去找看门人，我便可自由往返于城内和森林之间。这算是他给我这只宠物狗的一点小小自由吧。瓦尔特有自信谅他放开绳圈我也不会逃跑。事实上我不想逃跑。
大约花了一个月，送到冲洗店的相机终于回到了瓦尔特手中。
虚焦和彻底失败的照片有很多，瓦尔特给我们看的成功作品只有几张。第一次在镜子之外看见一个客观的自己，不知怎么心里痒麻麻的。
就像孩子厌倦玩具一样，瓦尔特不再热衷拍照，反正茨温格尔和我也做厌了模特，不在乎。
就在那时，阿妈露出害怕的表情说：“院长会妖术的哦。”院长自然指瓦尔特。“照相机又不是魔法。”茨温格尔和我都笑了。
“那只匣子能把人变作两个。”阿妈坚持道，“阿妈看到了呀，院长变作两个人。”
“那你也变成两个吧。”我们找瓦尔特借来相机，对准阿妈。阿妈浑身颤抖，嘴里高喊着什么跑了出去。“阿妈你在喊什么？”阿妈一直重复着同一句短语。“杀人啦！”茨温格尔将华语翻译过来，我们笑得前仰后合。
那就让我们再吓吓他们。不知是谁先这么说的。茨格尔离开布拉格时，买了一顶金色的假发。
几天后，阿妈看我嘴唇发白，指手画脚念念有词，但没有茨温格尔翻译我也弄不明白。正好茨温格尔走过，我连忙拦住了他。
“尤利安少爷变成两个人了，所以阿妈才那么慌张。她刚在后院里看见少爷，转眼这里又有一个。她说都是那个盒子作的妖。”
我俩同时做出震惊的表情，却背着阿妈哈哈大笑。
我们又这样捉弄了阿妈两三次。数日后的一天，我正在餐厅吃午饭，这时茨温格尔进门，突然愣住了。
“怎么了？”
“……你什么时候到这里的？”
“我一直都在啊。”
“没去过庭院？”
“庭院？”
“分身（Doppel）……”茨温格尔自言自语道。
“呃？”我反问道。
“不是，我有时候……”他含糊不清了。
“怎么了？你说清楚啊。”
短暂沉吟之后，“我在院子里看到了你……好像是……但是，我有那个……”
“哪个？”
“我有时会神志不清。”他好像横下心吐出他说不出口的话，“因为发作时间短，所以旁人看不出来。神父是知道的，瓦尔特医生也知道。”
“还有我，之前我见过。”
“什么时候？”
“很久以前。那次我解剖松鼠，你也想试试却被我拒绝的那次。”
“啊啊，那次。原来如此。”
“你那个是病吗？”
“病名叫癫痫，瓦尔特医生告诉我的。虽然病因和疗法都不清楚，但这是从很久以前就存在的疾病。苏格拉底和罗马凯撒大帝都有这种病。就说近的，俄国那位伟大作家也是病患。和他们比起来，我的症状轻多了。我又没有痉挛，可能过不了多久就会好起来的。”
茨温格尔的语气渐渐变得严肃。
“所以……很可能，我在花园里看见你之后就神志模糊了一段时间，然后在这里看见你时误以为是你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原来是这样啊。”茨温格尔好像自己说服了自己一般点着头，“之前我读过一篇美国作家写的小说，讲的就是看见自己分身的故事。所以才想到了写奇奇怪怪的东西吧。”
“别担心。”茨温格尔对我说。我想起小时候，把自己映在玻璃窗上的脸误认为格奥尔的情景，但反过来也有可能吧。茨温格尔看到的不会是格奥尔吗？格奥尔……来过这里？
后来我问过瓦尔特，他说格奥尔从未来过。
七月中旬。我生平第一次坐上火车。
为什么瓦尔特要安排我去维也纳？
虽然我很快就会知道原因。但当时我陷在惊愕和喜悦中，没能琢磨出瓦尔特心底的盘算。
惊愕和喜悦还混着一抹不安，毫无理由的不安。或是愤怒？维也纳，没选我的那帮人的住处，被选中的格奥尔的所在。
那日清晨，太阳还未升起，家庭教师来到我的房间，那个名叫施密特小姐的中年女人没有上课，而是让我换上女人衣服。
“现在正流行背心装，帮大忙了。”施密特小姐将衣服在自己身前比划给我看。
施密特小姐是职员，不是住客，所以不被禁止外出或购物。这里的一整栋楼都给职工当宿舍，他们全都住在里面，但不能带家属。
“这样我就不需要用紧身衣勒你了。”
四十多岁的施密特小姐身穿丝绸衬衫，配一条长度到脚踝的裙子，中间紧紧地系着一条束腰带。也许她想给自己打造一个细腰蜂般的造型，不过已经不可能了。
施密特小姐为我准备的衣服形状像细长的筒，裙子长度足以遮住脚趾，但是腰部是宽松肥大的，裙子下是层层叠叠的褶皱，可以敞开步子走路。高领的蕾丝完美地遮住了喉头。
“好在我爱看时尚杂志才对流行那么清楚。”施密特小姐一边说，一边将那件叫背心装的东西搭在椅背上，给我化了一层淡妆。
“穿上。”她把衣服扔到我的手上，走出房间。
像细长袋子一样的衣服，后背敞开着，看来是要用纽扣固定。我脱掉上衣，衬衫和裤子，把脚伸进敞开的口袋……不，是衣服里，提起来伸手穿过袖口层层褶皱的长袖。但背后总有几颗纽扣系不上，无奈之下只得开口向施密特小姐求援。
但走进来的是茨温格尔。他穿着一件双排扣夹克，一条粗花呢裤子，手上还拿着一顶粗花呢无檐帽。
“帮我系一下。”
茨温格尔绕到我身后，手伸进背后的空隙轻轻挠了挠我的皮肤，然后扣上扣子。
因为没穿裤子，腰以下空荡荡的没有着落，感觉有点奇怪。
门开了一条细缝，施密特小姐手一闪，扔进来袜子和一件奇怪东西：“我忘了，要先换上这个。”
“这是什么？”
我把那东西拈起来。
“吊袜带。”茨温格尔漫不经心地答道。
“先要穿上它，”施密特小姐的声音在门外指挥，“用搭扣勾住袜子，然后再穿下装。”
我卷起在脚边碍事的裙摆，“帮忙拿一下。”把裙摆塞给茨温格尔，然后脱掉下身的袜子。
“怎么穿啊，这个？”
茨温格尔把裙摆披在我头上，张开双手，将吊袜带绕着腰围了一圈，扣上。
“你坐在椅子上，一只脚一只脚地抬起来。我帮你穿袜子。”我摆好姿势，掀开罩在头上的裙子。
茨温格尔拿起看上去吹弹可破的长丝袜，将丝袜内面向外卷，然后抓住我右脚脚趾套进袜子里，沿小腿而上，像抚摸似的展开袜子直至大腿根部，最后用吊袜带夹住。
左脚也如法炮制。
我终于可以穿下装了。
敲门声响。
“请进。”
施密特小姐走进来，一手提着编织鞋，一手拿着圆柱形的盒子。“我找不到合你脚码的女鞋，”施密特小姐一边把盒子放在椅子上一边说，“因为男孩子的脚和骨架一样，都大出太多。”
我用力撑坐在椅子上，茨温格尔和施密特小姐跪在我脚边，一人拿起一只鞋套进我脚里，再用鞋带系紧。
“站起来看看。”施密特小姐命令道。
后跟好高，我不由地向前一冲，踉跄一步。
接着，施密特小姐从盒子里拿出金色长发和宽边帽，戴在我的头上。
假发把头箍得紧紧的，帽檐差不多与肩同宽，阴影遮住了我的眼睛，让我极不愉快。
“这样我看起来就像个女孩？”我问茨温格尔。
“像壮实的大姑。”他答道。
要说穿女装，我想自然是茨温格尔更合适。我的骨架已经开始向男性化发育，身高也比施密特小姐高。茨温格尔比我矮了好几英寸，但是必须隐藏面容的人是我。
“就这么走路吗？我想要根拐杖。”
茨温格尔抱怨着，煞有介事地把手臂一弯，将我的手放在上面。
“别闹。”
我连忙打掉，跌倒了。为了不让他看穿我心中阴暗的不安，我表现得反而更开心一点。
虽然一路上对自己说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要沉稳冷静，但火车车窗外流淌的景色仍使我激动不已。
我和茨温格尔面对面靠窗而坐，我身边坐着瓦尔特，茨温格尔和施密特小姐并排坐着。
在出发之前，我没有机会询问瓦尔特到底告诉了施密特小姐多少有关维也纳和我的事情。看着这个说话轻佻的中年女子，我不认为瓦尔特会信任她。
如同我的女装打扮一样，我猜测瓦尔特找施密特小姐结伴也是一种掩护。因为施密特小姐在旁，可能看上去就像一家四口出行的样子。
由于封闭车厢里只有我们四人，所以我脱下了碍事的帽子。我很高兴。虽然也想拆掉假发，但他们不允许。
当施密特小姐离开车厢的时候，我脱下脚尖狭窄的鞋子，双脚搁在茨温格尔的膝盖上。茨温格尔隔着袜子帮我按摩脚趾，听说是华人的手法。茨温格尔说，他曾见过阿妈为神父按摩，于是便学会了。如果可以光脚，还能动动脚趾舒展一下。正当我撩起碍事的裙子，准备解开吊带扣时，刚巧施密特小姐回来了。我的手背顿时挨了一下。
“千万不要行为不检，尤其在女人面前。”
我现在也是个女人了。我暗自咒骂着。
“在别人面前脱鞋也是极其无礼的。院长先生，您的教养也是不够，从现在起由我来教他们礼仪举止。”
“有劳。”
绝对不干。
如果是十几年后的二十年代，少年风衣装（garçon ne look）大流行的时候，任谁也不会让我穿女装。在欧洲大战期间，男人奔赴战场，女人也不得不参加劳动。即使在战后，那些失去了丈夫和父亲的女人也必须要工作。那时候流行活泼的短发，露腿的短裙，假小子般的姑娘，garçon ne（少年）。一九〇七年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呢？这是穿背心装和长裙的时代。
“先把鞋穿上。”
“都疼得走不动了。”
“不许顶嘴。”
我想打开窗户，却被施密特小姐拦住了。
“煤烟会飘进来的。”但即使关着窗，煤烟气味依旧能从窗户缝隙飘进车厢。
我勉勉强强地穿上鞋，在靠窗的地方转了转身子，背对着施密特小姐。随着我的呼吸，茨温格尔也将身体转向窗户，两人的身体紧贴在一起挡住了窗户。我从缀满珠子的手提包里摸出一把薄刃小刀，假装欣赏窗外的景色，手上挑断脚趾旁的鞋面与鞋底间的缝线。两边的小脚趾从鞋子里露出来，摆脱了束缚。因为有裙子遮掩，不要紧。
在远离维也纳的波希米亚领地内，就算看到我的真面目也没人会注意到我的来历。一开始瓦尔特小心翼翼地遮住我的脸，后来发现是自己吓自己，干脆就放我自由。
但是，我本不该出现在维也纳。维也纳有格奥尔，有很多知道格奥尔长相的人。瓦尔特说如果能伪装成女孩就带我去，我也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好奇心或是对……有兴趣，我想要知道的有很多。格奥尔在那里生活得怎样？我希望他过得没我好，有错吗？
伪善点说，有错。
但我不是圣人。
我们在餐车上用过早午餐。
随着火车接近终点站，我出乎意料地感到不适。反抗理性的力量在胸口盘旋，力量越来越强大。
他们雇了一辆停在站前的出租马车，四人一起上了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