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由鸦片建造的城市，经济动脉里流的是鸦片，所及之处尽是腐败和污浊的恶臭。
把清朝浸在鸦片膏里的是大英帝国。鸦片也早就受到了清朝少数上流阶层的喜爱，并被用作招待来客的社交手段。据说比起酒来，它的伤害要小得多。但是，英国却一边进口清国的物品，一边用在印度殖民地大量种植的鸦片来充当货款，于是鸦片迅速蔓延进了大众阶层。不久，雅癖再也遮不住它的危害，穷人为了消除疼痛、痛苦和饥饿，沉溺在鸦片中，而瘾君子们则把手伸向药效更强的吗啡和海洛因。
面对试图禁止吸食鸦片的清朝，英国以武力镇压，大获全胜。两国遂签订不平等条约，在长江河口的偏僻地方开埠，建立起来的上海租界有着清国政府权力不能及的治外法权。很快，法、美等诸多列强纷纷涌进沪上。
一九一二年二月，清朝灭亡—正是我因决斗事件被逐出家门并移民美国的那一年。
从那以后，这个国家军阀割据，内战不绝，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个体。虽然处于危如累卵的境地，但上海租界宣布武装中立，大多数欧美人居住在拥有宽敞庭院的豪宅里，享受着奢华的生活。
自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欧洲大战持续了四年，列强势力分布亦有变动。战败的德奥联军，以及因十月革命被推翻帝制的沙俄对亚细亚已失去了控制力。虽然奥地利本来对亚细亚也不感兴趣。
从经过革命洗礼的祖国逃亡而来的白俄人大多陷入贫困，沦为妓女乞丐亦不足为奇。
英、美、法等战胜国的白人拥有治外法权的庇护，租界里更显一片繁荣。对华人来说这里也是一处安宁地，所以他们想方设法，不断流入租界。上海，有着数量庞大的华人和不及华人一成人数的白人，他们的生活方式是相互隔绝的。白人永远不会融入华人社会，而即使华人富有，也不会积极接纳西方风习。只有极少数赴美留学的精英才熟悉西方文明。
一九二○年，美国实行禁酒令的那一年，该国出台了禁烟令，但正如禁酒法令对帮派势力的扩张大有裨益一样，表面上鸦片交易遭到禁止，事实上青帮可是赚得盆满钵满。
这种事，住进租界以后才弄得明白。
前年—一九二七年，我来到上海租界。与你一起，艾根。
在肮脏浑黄的江水中，我们乘坐的客船自水道靠向码头时，一群小舢板挤满水面，乌泱泱地划了过来。一双双充满杀气的眼睛闪着光，他们一边大叫，一边伸出竹篮，用棍子敲打竹篮，催促着往里面投钱。甲板上的乘客觉得有趣，扔了些零钱进去，他们迅速抢下藏入怀里，又像没拿到一文钱似的再次举起空竹篮，摆出一副好似主张正当权利的样子。还有人用绑着兜网的竹竿打捞排水口流出的剩饭，争夺着面包屑、香蕉皮和腐烂的水果。虽说哪个国家都有乞丐，但还是第一次见到能施加给人如此强大压迫力的一群人。水手站在甲板用水管喷水，赶走他们。游客中的修女皱起眉头说：“太过分了。”水手冷笑一声，抬起下巴指着一根从舢板伸向客舱窗户的竹竿。一个小孩像杂耍演员一样想顺着竹竿钻进客舱。“我可怜的孩子，您能不能别赶他走？他只是想为客人刮刮胡子而已。”修女仰头望天，水手毫不留情地把水管对准那孩子，水势将小孩击落竹竿。
刚踏上散发着恶臭和瘴气的码头，一群半裸的车夫蜂拥而至。他们抓住我们的裤子，扯着我们的衣裳吵吵嚷嚷。我知道他们大概是想让我去坐他们的黄包车。而另一边，裸着上半身的苦力正手提旅行包。虽然只是为赚一点小费，但真的很烦人。我不得不用手杖把他们赶走，否则我就动弹不得了。我们俩小心地照看着对方不被冲散，因为稍不留神，苦力就会钻进来。
乞丐伸来没有手指的手求乞时，司机和苦力们会不由分说地将他们一掌推开，一脚踢开，之后转向我们，一脸请功求赏的表情。一个戴头巾、穿警服的印度人手拿警棍狠狠地打散了成群的车夫，冲我们咧嘴一笑。我给他一枚硬币作为小费。我还没兑换货币，只是一枚十美分的小钱，他也开心地收下了。
我被潮湿的高温困扰。白色的巴拿马帽起不到一点避暑的作用。
喧嚣中，我听到有孩子呼唤我的姓名。是很多孩子一边呼喊我的名字，一边在人群中穿梭。有的小孩光着身子，只着一件肚兜，一张纸塞进屁股里。纸梢像尾巴一样垂着，还滴着粪水。
我扬起手杖亮开嗓子：“在这里。”
一个穿着白色长衫，领口系得很紧的男人见到手杖的记号，走了过来。
“你是格里斯巴赫先生吧？请啊。”
他是华人，操着一口不流利的英语。这男人长着一张扁平的脸，小鼻子歪向一边，眼角向上翘起。
孩子们走过来，在男人周围围成一圈，向他伸出手。那男人给了一个年长男孩一些零钱。那孩子手握硬币高高举起，指挥着看上去像是他手下的孩子们跑开了。
男子虽然说了什么，但还是口齿不清，问了好几次才知道他是艺华影戏公司的副经理，姓吴。小吴把我们领到停在不远处的汽车旁边。
蹲在车辆周围的几个华人见到我们走近，恭敬地磕头行礼，打开车门。行李则装在由苦力拖着的货车。
马路上往来的交通工具中黄包车占绝大多数，但也有司机把握方向盘的洋汽车。自行车也多少有一点。在车流中间，挑着货担的小贩们来来往往。路边一排小吃摊位，老板一手擤着鼻涕，一手将大锅里的东西分在小碗里叫卖。我的视线掠过老板将沾在手上的鼻涕抹在长凳边上的身影。
焦躁和倦怠同时在这座城市里盘旋。
后来我才知道，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分割线，爱多亚路[1]和推倒县城城墙后形成的公路[2]上开通了有轨电车的班线，在此区间还有辫子电车行驶，而自行车则让一批邮差得到便利。
恭迎我们的汽车还没加速就提前到达酒店。因为路程不远，走着的话也用不了十分钟的时间。艺华影戏公司似乎是想展示自己拥有汽车的财力，以及隆重迎客的礼节。
虽然酒店只招待西方人入住，但是职员全都是华人。
大厅内部摆放着长椅和安乐椅，装饰也杂糅了东西方的风格，墙上挂着东方风景画和美人图。
我坐在椅子上，脱下麻布上衣，用手帕擦拭着积在后颈的汗水。这时两个侍应生走到我身边，用大蒲扇给我吹风，我感觉自己像是土耳其的国王哈里发。
小吴在前台说了什么。与此同时，华人侍应生从迟到的货车上搬下我们的行李。
“今天各位舟车劳顿，请在房内好生歇息。”小吴在我身边说，“明天我来酒店接您，艺华的大当家要见您。”
当然他说的没有那么流利，而是“今天，您累了。明天，我，来，这里。经理，见面”。他的语法不太好，但还好能听明白。
他刚要离开，又匆匆折返。
“您需要兑换货币吧。旅馆里也可以换，不过有一家我很熟悉的银行，那里汇率比较划算，要不我帮您换吧。”
我犹豫了一下，不知该不该信，但最后还是给了他十美元，你照我说的做了。我听说艺华好像会给我们安家费。等工作开始以后，我就去租间公寓。
我们在大厅里等了半个小时，以为自己被骗之时，小吴慢慢走进大厅。
他辩解说本想省一点手续费却花了不少时间，说着便把这个国家的货币摆在桌上。他又解说一番今日汇率算法，但因太复杂，我们没能弄懂。
“这里面可没掺假币，听听。”他把每一枚银币在烟灰缸上敲了敲。那时候我还没有听音辨伪的能力，倒是最近我能听明白一点门道了。
他又放下一大堆零钱。
“明天见。”
这次他没再回头。
侍者把我们带上楼。两扇门前分别放着你我的行李，还有几个侍应生候着。
我俩被带去各自的房间。我给了侍者每人一点小费，侍应生们拿到钱立马交给其中一个侍者。这家伙是他们的头儿，收来的小费先汇总到他手上，再分发下去。
床还算干净。我只穿内衣，脱下裤子仰面躺倒，天花板上挂着三叶电扇。它的声音很大，转得很慢，搅动着一团闷热的空气，没有带来一丝丝凉爽。苍蝇在窗台上慢慢地爬，大概它也浑身是汗吧。
是梅贝尔·萝提议我来上海的。
摄影棚起火后，我丢掉了所有的工作。公司方面主张火灾的责任在我。对，确实，除了我，没人有责任。
拍摄荒淫宴会的过程中，是我命令关上铁门锁上门的。我不会让任何人干涉我的拍摄。要保守秘密，还要签保密协议，一旦签订了保密协议，那群头戴面具隐藏身份的客串者们就放心了。
钥匙是你保管的，在起火同时你打开了门。更重要的是你引导那群可怕的家伙掩人耳目地逃出来，这一点我感谢你。
因为公司有保险，金钱方面不会有太大损失，关键是有很多人受伤了。保险公司调查了火灾原因，但似乎没有明确定论。有目击者称一位做临时演员的年轻姑娘烧成了火柱。好像说是为了有光泽，临时演员的服装使用了玻璃纸，但遇火就会燃烧。
我也接受了审讯。
之所以没有闹大，是因为行星影业为了避免丑闻压下了风头。
我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我自觉理应被好莱坞封杀。
我为了治疗烧伤住了一阵医院。因为钱的原因不得不退换银湖畔那座配备电影剪辑室和放映室的小房子，而后租了一间便宜的公寓。
付完住院费，还剩一点钱够我坐吃山空一阵子。
《泰坦尼克》公映了，宴会那一段整体被拿掉了。那一场跟主线剧情没有关系，其他的戏都拍完了，所以即使整段剪掉，剧情衔接也不会不自然。我连试映都没看过。无论如何，拍摄的时候我就知道梅贝尔会剪辑这部片子。没区别，我认了。但我愤怒的是好莱坞的伪善。这团怒火必须要爆发。就算被剪，我也想把那些家伙装腔作势的伪装剥去，并将他们的丑态摄进胶卷。这听起来像是个借口，所以我没有对别人说。你应该记得好莱坞是怎么对待不随波逐流的名导演安德鲁斯的。我也不会忘记。
铁门紧锁，外人禁入的摄影棚里究竟在拍什么戏？就算公司给当时在场的所有人一大笔封口费，臆测的谣言也会传得满城风雨。也经常有记者来找我，想从我这里套出话来，但我总保持着缄默。
我不习惯无所事事地过活。一方面是承受着自责的鞭笞—当然不为公司，是对受伤人员的自责—另一方面，我也很沮丧，不知道会不会就此腐烂下去。拍摄那个场面我没留遗憾，那帮家伙暴露了自己的本性。
你一边在其他导演处担任助理，还不时来看望我，艾根。与你闲聊很轻松，因为可以说母语。
此时，我倒觉得尤利安应当出来，用我的身体写他所想，但我的笔却纹丝不动。取而代之的是脑海中不断浮现出的一个身影。
身穿华丽的东方服装，脸涂得像面具一样白，眼睑和脸颊是艳丽的红色，眼周一圈墨线交汇于外眼角流向太阳穴的方向。
我尽可能忠实地把眼前清晰浮现的影像描在纸上。描绘过程中，我被一种奇怪的感觉所捕获。
用水彩颜料上好色，镶上画框之后，看起来还不错，于是这幅画便挂在墙上当装饰。那时距离火灾过去将近一年。
你像往常一样来看我，站在画前好一会儿。
“怎么了？”
“好极了。”你叹息似的说。
“不至于。”我不以为然地谦虚道。
你向安乐椅走去，突然向前一头栽倒。但下一瞬间，又立刻站起来，坐在椅子上。
“不好意思。没事了。”
“是绊到了吗？”我问道。
“因为怕被炒鱿鱼所以没敢告诉别人，我有个老毛病。”你露出了羞涩的笑容接着说，“癫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的病。不巧的是，我不像那位伟大作家会陷入神秘的恍惚，而且也很少发作。到目前为止，发作次数屈指可数。同时我意识消失的时间很短，刚才发作时也没有很长时间，对吧？”
“我还以为你摔倒了。看过医生吗？”
“目前好像没什么特效疗法。没什么大不了的，请不要在意。”
“这回在房间里还算好，要是在通车的马路上不是很危险吗？这病会突然发作吗？”
“有时候非常紧张或者情绪激动时会发作，但有时候没预兆地就来了。喝咖啡吗？”
“嗯，拜托了。”
你给我煮了一杯维也纳式咖啡说道：“我不知道您还对官话歌剧感兴趣。”
“官话歌剧？”我反问道。
“中国的音乐剧。您在哪里看过吗？它没在美国上演过。”
“这是我脑海中浮现出来的画面。你对官话歌剧很熟吗？”
“没有，没什么。不过看了这幅画，还是知道这是一位中国官话歌剧的演员。我想这扮相应该是花木兰。”
"Hua·Mulan?"
于是你告诉了我那个女子假扮男装替父从军征战沙场的故事。你还告诉我中国的戏剧演员都是男人，就像莎士比亚时代的演员一样。
“或许是死去的尤利安让我画的。”
做自传的口述笔录时，我曾将平日锁上盖子封印起来的事统统对你倾诉而出。我将那些一定会被人取笑的事情，打心底里说了出来。
“尤利安死了吗？”
“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他的消息，也没见过他。我只是觉得他长得和我一样。”
“您就不能进入自动书写状态吗？”
“自动书写？”
“就是尤利安出来逼着你写字的状态。”
你沉默了。在做口述笔记时，你默默地速记下我看不懂的文字。只要我命令不要写，你就停手。所以我的妄想没有留在记录里，却留在了你的记忆里。
“那绝不是一种愉快的状态，因为我想用自己的语言来书写。”
“您能否跟现在的尤利安进行精神感应呢？”
“精神感应？没兴趣。”我脱口而出。
“是吗……”
就在这时，梅贝尔来到公寓。
“一个好消息。”从她甜美的声音听上去，好像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一家上海的电影公司想找一位好莱坞的资深导演。”
“上海？”
太远了。
“想甩开我这个累赘？我在好莱坞碍你事了？”
对于我的挖苦梅贝尔充耳不闻，她继续道：“上海现在电影业形势大好，虽然上映影片大部分是从好莱坞进口过去的。华人想自己制作面向本国人的电影，无奈技术落后，希望有个好莱坞的导演能指导他们。这家新公司名为艺华影戏，他们通过美国驻上海领事馆提出请求，好像资金还很充裕。”
见我沉默不语，梅贝尔的声音变得强硬起来：“领事馆坐镇，值得信赖。”
“我会去的。”我随口一答，“我想工作。”
“差点儿又忘了，行星影业收到一封写给你的信。事务员都搞忘了。”
维也纳寄来的，寄件人系多丽丝·冯·格里斯巴赫。
邮戳上的日期很模糊。
“好像是很久以前送来的。”
“正好当时的事务员要辞职，跟新来的没做好交接，有点失职。”
梅贝尔离开后，我打开信封。
自从被格里斯巴赫家族放逐之后，我就一直认为我们已经断绝了关系。
对上流社会的人来说，电影是一种低级娱乐，电影院也被认为是个低级场所。
在多丽丝的信中，我得知格里斯巴赫家族经济崩溃。多丽丝的父母—我的养父母相继病逝，就连布鲁诺也病死了。
然而多丽丝的文字，反倒流露出她作为职业女性能自给自足的新奇和快乐。欧洲大战虽然带去了各种悲惨之事，但似乎也起到了破坏旧秩序，拓宽妇女活动自由的效果。之所以能进电影院观赏我的作品，似乎也是因为家世的束缚消失了。她看到的那部作品应该是《地狱中的奥菲欧》下映以后，我拍的那些不甚满意的作品之一。因为她看过电影后立即写信，推测寄到行星公司时已是一年前的事了。
事到如今，回信也没有必要了。关于近况，我也不想多说什么。
“我也去上海。”你这么说。
因为窗帘很薄，所以我醒得很早。刚把窗户打开想散散蒸腾的暑气，一股强烈的恶臭便扑面而来，我急忙关上窗。
餐厅供应的是一种流行的欧式早餐，虽然不适合作为用餐时的谈资，但我还是把清早恶臭一事说了出来。由于现在的美国很干净，我已忘了芝加哥和纽约贫民窟里的腐臭味。但这次的恶臭比那些要更可怕。
“看来早八点之前最好不要开窗。”你接着解释说，“直到他们处理完马桶和尸体。”
“Martoon？尸体？”
“马桶是放在室内的便器。每天一早要把它放到街上，拉粪工会收走，听说这是这个国家的风俗。比中世纪的巴黎要好多了。西方人住的旅馆和住处都用冲水马桶，但是一进入背阴后巷，就会看到排列在街边的马桶。而尸体则是那些无家可归的人，饿死病死都不稀奇。我听说每天早上，市里的卫生员都会开车把它们运到某个坑里埋掉。”
外滩的现代高楼像痂壳，将它背后庞大的腐败而混沌的脓液覆于其下。
“你知道的挺多啊。”
“服务员说的。”
我觉得很奇怪，便问了你一个问题。
“你能和华人交谈吗？”
你又露出了害羞的笑容。
“我听闻自己就出生在上海。”
“你是在这个租界里出生的吗？所以你才知道官话歌剧之类稀奇古怪的东西？”
“不是，打记事时起我已经在波希米亚了。对于上海，我没有一点印象。我是从一本书里得知官话歌剧的。因为我的乳母是华人，所以我能说一点华语。嗯，比小吴的英语还结巴。”
“你的父亲在商馆[3]工作吗？”
“我是私生子，”你又说道，“被遗弃了。在上海布道的神父收养了我。神父回波希米亚的时候，也把我带了回去。”
“我问了你不太想说的事，对不起。”
“没关系。”你笑道。
我注意到你的笑容总带着悲伤。
我决定就此打住不再多问，我们每次谈话基本上都是点到为止。
临近中午时分，小吴手提一只扁包来迎我们。我被带到混杂着现代化的高层建筑和旧店铺的四马路[4]上的一幢三层楼阁里。
露台上吊着灯笼，每只灯笼上都写着一个复杂的汉字，楼内支柱全被涂成朱红色。
“留香园”的底层看起来像个茶馆，朱红色的桌子边摆放着藤椅，衣着华丽的华人来此逍遥。若说我们住的酒店是在西洋风味里稍加一点东方味道，那这家店大概是专为华人而建的吧。顾客们把食物残渣和果壳吐在地板上，放声谈笑。头上传来更加嘈杂的鸟鸣。天花板的横梁上挂着成排的鸟笼，各色难以区分种类的笼中鸟，每一只都在尖叫。
“这里面有舞池、台球厅，还有烟馆。稍后我来带路。”小吴说。烟馆指的是抽鸦片的场所。
我们被带到二楼的一个房间。刚在圆桌旁坐定，两个年轻姑娘便端上了茶。艳丽的桃红色服装像皮肤般紧贴在姑娘们的肉体上，裙摆的衩儿一直开到大腿根部。她们扁平的脸上挂着极亲切的笑容，倒下一杯花香浓郁的茶后便离开了。
突然，小吴像过电似的从椅子上跳起来，立正站好。
三个男人走了进来。两人身穿立领长摆的民族服装分站房门两侧，腰间枪带上挂着手枪。
朝我们走来的男人身着军服。
我从没见过目光如此犀利之人。尽管他个子不高，还很瘦，但我还是觉得即使在百人之中他也会特别显眼，而且还透着一股精明。
小吴低头行礼后，用我听不懂的华语对男子说了什么。
你在我耳边低语：“他说的是‘大当家您来啦，是直接过来的吗？’”
“这位是南京政府陆海空军少将参议杜月笙。”小吴用极度紧张的声音介绍道。
虽然我心里嘀咕，没有一定的年岁是不能升任少将的，不过这个穿军装的男人看上去只比我大四五岁而已。我那时三十五岁，所以杜月笙大概在四十岁左右。如果放在奥地利军队里顶多也就是个野战司令部联络官吧。华人军队里出人头地很快吗？还兼管三军。
起立，握手，自报家门。
“请坐。”杜月笙抬手示意。
我坐回椅子，杜月笙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睛，用华语说了句什么。小吴连忙翻译：“您的大作在上海都悉数上映过了。本公司请来一位世界级著名导演，实在可喜可贺。”
“这位杜月笙阁下是艺华影戏公司的总经理兼业主。”他补充道。
接着一盘盘一碗碗的菜肴几乎要从十几英尺宽的圆桌上溢出来。中国的酒味执拗地粘在我嘴里。
这是燕窝，这是牛肚，这是鱼翅……小吴精心讲解着每一道菜的用料与做法，他的声音在我耳边回响。从一大盘菜中各取所需，这种吃法对我来说是陌生的，但是与美国的粗糙菜肴相比，这种复合的味道却能满足我的味蕾。这是蹄筋，接近动物蹄子处的肌肉。小吴说的这种丝线般细密的淡红色透明物体口感丰富，是难得的美味。
穿着黑色民族服装的男人站在门口，不坐在餐桌旁。虽然是护卫，但奇怪的是他们没穿军装。
“军队高官也经营电影公司吗？”
面对经由小吴翻译的我的提问，杜月笙回答说：“我本就是普通人。我是一家名叫三鑫的运输安全公司的经理。就在不久前的三月份，工人发起暴动。我帮蒋阁下动用自己的弟兄镇压了他们，所以被任命为陆海空军少将参议。”
这实在令人难以接受。这国家的军队组织是怎么回事？谁是蒋阁下？这个问题暂且搁置，我把话题转移到电影上。
总而言之小吴所说的情况，与梅贝尔的说法如出一辙。
目前上海盛行制作华人电影。但由于技术还很拙劣，艺华影戏公司请求西方能人志士提供协助。
“全上海有二十六家电影院，每年放映四百五十部左右的影片，其中九成是好莱坞电影。在我国，民族资本组建的电影公司终于开始运营。其中大公司有明星、天一、大中华百合三家。”
小吴用他蹩脚的英语说明时，杜月笙手拿炸鸡腿，一边啃一边把骨头吐在地上，并用手背擦了擦油腻腻的嘴巴，又催促我们快吃。
“除此之外，还有无数家小资本投资的小公司。因为他们只做一部影片就会消失，所以也被称为‘一片公司’。那些‘一片公司’里，很多经营者包揽了从制作到分发影片的全流程。我是说一旦他拍完想拍必做的电影之后，公司就完蛋了。公司解散。而我们艺华可不是‘一片公司’，我们会让它成为比肩那些电影大厂的大公司。”
“那么你想让我做什么？我听说是技术指导，具体是怎么回事？是要我写剧本、当导演、拍摄一遍，还是用我的方法调教你们的导演？”
听到小吴的翻译，杜月笙热情洋溢地说了什么。
“这个国家几乎没有女演员。”小吴用英语翻译道，“古老的戏剧都是男演员。而模仿自日本所谓新派戏剧的那种话剧，我们叫文明戏的，同样没有女演员。电影一开始也是由男性扮演女角。但是最近，无论是文明戏还是电影都在启用女演员，但她们没有表演经验，演技很差，所以特请您来指导。”
“你们请我来，就是为了指导女演员演戏？”
小吴恭恭敬敬地询问了杜月笙，从包里取出卷轴，在我面前展开。
“我们不写剧本，这是剧本的替代品。”
卷轴上密密麻麻排列着这个国家的文字，在我看来与记号无异，给我看也没有意义。你也摇了摇头。你虽然会说一些中国话，但似乎看不懂汉字。
“这里有场次，登场人物以及一个场景的粗略描述。文明戏的演员确认自己的出场后会即兴对白进行表演，我们在电影中也沿用了这种做法。但这样拍不出高质量的电影，必须要像欧美一样认真制作好剧本，所以也希望您教我们怎么做。”
杜月笙看向你，说了什么。你微笑着点了点头。杜月笙又继续说下去，你大吃一惊。
你向我解释了你们的对话：“他察觉到我会说华语，大概是因为他说话时，我没等小吴的翻译，表情就已做出了反应。”
“那你为什么这么惊讶？”
你犹豫了一下然后说道：“他说我是华裔混血。”
现在轮到我吃惊了：“是真的吗？”
停了一会儿，你承认了。
“我并没有刻意保密，不过既然没人问，我也没有主动说。”
你有拉丁人似的黑头发和黑眼睛，但细嫩的皮肤和柔和的五官都与拉丁人不同，难道是混了东方血统造成的吗？我懂了。当你说自己是私生子的时候，我就该明白你是混血儿，是我太迟钝。之后你给我看了一双小布鞋，是缠足女人穿的鞋。“据说是生我的女人将它和我一起交给神父的。”
第二天，我们一起去了位于虹口黄浦路上的美国领事馆。本次事务的接待人员是一位名叫唐纳德·麦克休的秘书，没等多久我就被带进了一个房间。房间后壁上设有壁炉，办公桌后面的墙上骄傲地挂着星条旗。
他让我想起梅贝尔·萝养的哈巴狗。要是那只塌鼻狗打起喷嚏，那表情跟麦克休秘书的笑容一模一样。
“没想到会有您这等名人过来。”
麦克休谄媚地说。
“因为被人晾在一边。”
“您被晾在一边？为什么？”
“工作室失火的事情没传到上海来吗？”
“太远啦。”
回答笨拙而生硬，我觉得麦克休很可能知情。而他假装不知道，大概是为了照顾我的情绪吧。
麦克休对我说：“您没遇到麻烦吧。”
“火灾吗？有点烧伤。”
“不，我是说您和杜月笙见面的时候。”
“这有什么麻烦？”
“什么麻烦……毕竟那个人……”他开口道，“萝小姐没告诉您什么吗？”麦克休显得很困惑。
“告诉我什么？”
“杜月笙的来历。”
说着，麦克休打开桌上的烟盒，递给我一支烟卷，自己也拿了一支。他好像是左撇子。
“萝小姐没跟我说啊。听杜月笙说他是运输安全公司的经理，好像叫三鑫公司吧，此外还是陆海空军少将。这国家真是奇怪，平民可以一跃成为三军少将，还有那个蒋阁下是谁？”
麦克休耸耸肩。“您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杜月笙啊，青帮三巨头啊。不，是二号人物，实力可算第一。”
当时，我第一次听说“青帮”这个巨大的黑帮组织的名字。
“因为杜月笙托我写信给行星影业牵线。当时我不能不管，所以在信中毫不隐瞒地说明了杜月笙是什么人，青帮又是怎样的组织。”
梅贝尔·萝似乎有意省略了可能会让我退缩的部分。但是听到黑社会组织，也没有让我感到特别畏惧，反而倍感兴趣。
“如果说三鑫公司能保障什么货物的运输安全，那就是鸦片。青帮的大老板叫黄金荣，他是三鑫的总裁，负责走私鸦片。租界当局对鸦片禁令毫不理会。青帮的资金源自鸦片和赌博，还有卖淫组织。他们赚取的巨额资金中，有一部分献给了租界和军阀，有钱大家赚嘛。”
“领事馆也和青帮联手了？”
面对我的提问，麦克休仍重复着同样的话—有钱大家赚。
“您能来，我的处境就好多了。谢谢您。”
“处境？对青帮的立场？”
麦克休点点头。“如果没人来，会伤到杜月笙的面子。”
“Mentz？”这个词很陌生，听起来像是华语。
“你可以理解为自尊或是体面。小心点，华人真的很重视面子。如果面子受到伤害，是不会原谅对方的。尤其青帮更是残酷无情，他们的私刑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麦克休又告诉了我关于青帮头目黄金荣和二老板杜月笙的事。
黄金荣本是个流氓，一八九二年—我出生那年—法租界公董局[5]招募华人警官时他就应聘上了。与黑道勾结的黄金荣巧妙地取得了白道身份。当法国领事馆秘书官夫人被绑架时，黄金荣与幕后黑手的流氓头目达成交易，找回了夫人，声誉大涨。
他的右臂杜月笙，是一个浦东出生的穷小子，幼年失去双亲，十三岁流落到上海南市的十六铺加入了流氓行列。他在掌控法租界的黄金荣手下做事，很快就崭露了头角。
一九一八年，黄金荣成立了三鑫公司以保鸦片运输安全。正如先前杜月笙自己说的，他被提拔为经理。当然这不是一家普通公司，只是在暴力组织外面套上了一层壳而已。
公司成立之时，大烟业还有其他同行。而杜月笙率领一批精锐袭击了当时的烟业老大—大八股党的鸦片运输队，夺了他们的鸦片，毁了敌人的面子，在黑道上声名鹊起。杜月笙等人甚至与强大的军阀勾结，彻底击溃了对抗势力，垄断了鸦片运输业。
一九二三年—即数年前，山东省发生了一起强盗团体劫持火车的重大恶性事件，事件中一名白人乘客被杀，十六名人质被绑架[6]。此时黄金荣暗地与匪徒谈判，从车中救出法国神父，受法国大臣的表彰，并被提拔为唯一的华人督察长。
“土匪太可怕了。”麦克休压低声音说，“如果他们发现被绑人质没有钱，就会砍头剖腹杀死他们。有传言说他们有时会开膛挖心烤着吃。虽然我合众国内也有残暴横行如黑手党者，但也做不到吃人的份。”
麦克休继续解释说，现在黄金荣是青帮的大当家，而他的右臂—杜月笙的实力正在超越自己。
“由于革命浪潮兴起，上海也处于极危险的境地。学生和工人倾向革命。革命派领导人向工厂劳工分发了几千支步枪，号召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家。就在几个月前，革命派组织工人进行总罢工。经过激烈巷战之后，成立了上海临时特别市政府。”
对于商界来说，目前处境万分危难。
浙江财阀代表——宋氏家族的长女宋霭龄愿意提供一笔莫大的财政援助，请求蒋介石出手镇压工人运动。
“蒋介石是一位军事专家，曾在日本学过军事知识。辛亥革命爆发后回国活跃于孙文手下。孙文前年去世以后，蒋介石便与青帮越走越近，有传言怀疑他会不会也是青帮里的一员。”
蒋介石得到消息，听说革命派组织的上海总工会正在策划更大规模的工人运动，于是他就请求杜月笙先下手为强。
法国领事也拜托青帮协助警备工作。杜月笙以维持法租界治安和警备为名，要求领事提供大量武器。不仅如此，他还借机勒索，拿到了鸦片贩售和经营大型赌场的许可证。
与之相对，工人代表和先进学生则遵守莫斯科的指令，从第三国际那里学习革命理论，接受战术训练，并获得了支持。
四月十二日，杜月笙邀请上海总工会主席到自家住所。一进大门，杜月笙的手下便袭击主席，将他装进袋子押进车里，活埋在枫林桥的荒野。接着杜月笙的一万五千名弟兄袭击了群龙无首的总工会下各据点。
枪战持续数日。
“华人区里到处都是尸体。”
革命派临时政府虽然惨遭镇压，但恢复原有秩序还需要几周。当蒋介石率领国民军抵达上海时，整个城市已经被杜月笙控制住了。
蒋介石的势力扩张到上海之后，便任命杜月笙为南京政府陆海空军少将参议。
“黄金荣就是个老混混，但杜月笙是个聪明人。搞垮总工会后，工会组织由他掌控。他一边当着地下组织的头领，一边在地上活动，蚕食政商两界。他把在台面下赚到的钱投到台面上来，不断巩固发展自己的人脉。”
我想起了杜月笙那双锐利的眼睛。
使他眼神顿时柔和的是几张照片。昨日饭局上杜月笙把他油乎乎的指尖在衣摆上擦干净后，拿出几张相片给我看。
那是一名华人女子，做出肉感的姿态。
这是文明戏的女演员姚玉兰。她将主演您的电影，望您成人之美—根据小吴的翻译，杜月笙是这样说的。罢了，他还用坚定的语气补了一句：“必须切记。”小吴直译出了杜月笙的语气。
“杜月笙涉足不怎么赚钱的电影业，原来是想把自己中意的女演员捧红为电影明星啊。”
“姚玉兰？”麦克休意味深长地笑了笑，“杜月笙已经有三房太太了，但他还想让姚成为第四个。在这个国家，无论有多少妻子都不会受到惩罚……不，我不嫉妒，我一个老婆都操持不过来了。”
看来麦克休曾经反复说过不少次这个多妻制的笑话，他停了小一会儿等我发笑。麦克休的手指上箍着一枚镶有碎钻的翡翠戒指，那下面还藏着一枚金色的婚戒。
“为讨姚玉兰的欢心，让她当主角？”
“他不需要讨她欢心。姚小姐早被有钱又有权的杜月笙征服了。把姚小姐塑造成女主角是出自杜月笙的虚荣。就演员而论姚小姐目前籍籍无名，娶这样的女子不能提升杜月笙的名誉。但若能将人人憧憬的著名女星娶进门，那可是一笔脸上贴金的好买卖啊。”
麦克休接着说：“杜月笙原先是遛大街的孤儿，书没读过一天，大字不识一个，因此他似乎非常憧憬有文化的事物，这也是他成立电影公司的一个原因吧。但是您要小心，可不能轻信他。现在这个国家利字当头，为了钱，他们会毫不在乎地背叛你，而不会受到一点良心上的谴责。在他们的世界骗人的叫聪明，被骗的叫愚蠢。杜月笙当然也是这样，他都能把敌人骗得团团转，没人比他更可怕的了。希望您和杜月笙能相处愉快。为了美国，必须让他和我们站在一起。在这片混乱的大陆上，你能得到取之不尽的油水。美国在上海的经营落后于英法，此外黄种的日本人也蔓延到了我们的租界。至少得把他们彻底赶走。日本与英格兰结盟，应该切断英国和日本之间的联系。我们在幕后支持蒋介石，鼓励他进行排日反日的运动。杜月笙能派上大用场。”
不幸的是，我不想为美国工作。“你宣誓效忠合众国吗？—是的。”只是嘴上说说。如果是为了已故的前皇帝陛下，或为了覆灭的奥地利帝国，我应该会奋起反抗吧。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在小吴的陪同下，游览了上海市区。在毫不逊色于纽约高级电影院的大剧院里，正在热映着塞西尔·B.戴米尔的《十诫》。听说是之前好评如潮才又重映的。
“观众都是白人。我们华人对基督教不感兴趣，再者字幕又是英文也看不懂。但是杜月笙阁下看过了，当他看到大海被劈成两半时，甚是佩服。”
戴米尔在派拉蒙拍摄《十诫》的那一年—一九二三年，我当时在拍摄《巴黎圣母院》。
《十诫》是一部比肩《巴黎圣母院》的大作。我也坦诚地赞赏他们在特效呈现方面做到了好莱坞前所未有的高度。
戴米尔将一种“扩音器与麦克风直连”的新技术引入摄影所，这样他可以直接指挥远在两英里之外的战斗场面。
高潮场景是用凝胶做墙，达到劈开红海的效果。骑兵大军在两堵胶墙中前进。突然，倾泻而下的水冲破凝胶墙，吞噬了埃及国王和他的手下。这显然是一次危险的拍摄。
“要看吗？”
我谢绝了，不用再看一遍。
我们钻进一家面向华人的小影院。
银幕上的华人电影是幼稚的。一个舞台式的布景，背景中的蓝天和山峰很明显是画在布上的。
故事的内容也一样。主角一家被人灭门。主角在深山老仙的指导下修行武术，然后在六个同伴的帮助下与宿敌盗贼团伙作战，最后杀死敌人报仇雪恨。虽说是个荒诞无稽的故事，但参与武打戏的演员们个个闪转腾挪，俨然是熟练的杂技演员，令我刮目相看。
一部三十多分钟的短片，虽看不懂字幕，但因为情节简单，倒也容易理解。
放映过程中，华人观众依旧喧闹地说话，嘴里塞满食物，还把渣滓和痰液吐到地上。
影息灯亮，我感慨着演员令我惊讶的身手。小吴立刻说那些是受过京剧训练的演员。京剧，即官话歌剧。
“这些演员从小就要练功。”
“可以去看看京剧吗？”
“如果您有兴趣，我带您去。”
“南市区的十六铺也有戏台。”你难得地插嘴说道。
“虽然是有……”
“带我去那里吧。”
小吴皱起了眉头，说十六铺不是好去处。就算留香园也算不上幽雅，更别提十六铺了。
“还有更好的剧院，十六铺又脏又破的。”
但你坚持要去。
你很少在未经得我允许之下说出自己的愿望。你总是很谦虚，也很顺应我的心愿。
“那地方和你的身世有什么关系吗？”我用德语问道。
“我的养父在十六铺里看过官话歌剧。当晚，生我的女人把我托付给了他。”
“你母亲和剧院有关系吗？”
“不，神父没这么说过。
我用英语命令小吴带我们去十六铺。由于直接开车过去停在戏园门口，不一会儿车子就会被划伤，或者轮胎被人卸掉，所以我们雇了三架黄包车。
何止是“不雅”，这个与白人居住区绝缘的地带，是一块猥琐至极的风化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