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的很有才，艾根。会用加比斯伯格速记法的在好莱坞找不出第二个。估计纽约也没有，虽然不少人会彼得曼速记法。
托你的福，能久违地用母语说话。十年了，我能把别国语言讲得越发流畅，但总觉得缺了一点什么。在帝国陆军学校做学生时，虽然也学过英语，但我其实更擅长法语，因为从小家里给我安排的就是法语家庭教师。而相比这个国家惯用的口音极重的英语，我的标准英语不是更好听吗？虽然带着点德国腔。
接触过我……我是说见过我裸体的人们，总会被我腹部两侧的巨大疤痕吸引，而询问其来由的大抵是家庭富裕的女人。卖身的姑娘则不会多嘴，她恨不得你赶紧完事好接下一位客人。男人通常也不会对于疤痕深究不止。但如果你要问，我也会解释说其一是切除恶性肿瘤时留下的。我父亲告诉我这样说的话，对方就会接受。而另一处则是决斗时留下的。如果你希望，我现在也给你弄一个？哈哈，开玩笑的。OK，你看吧。别动！手不要摸。我要说自己还留有母胎中的记忆，你也会觉得是开玩笑吧。唉，都无所谓了。
很高兴能放肆地说回母语，也好像终于说了一些废话。要是被Mirror、Graphic这类下三滥的杂志逮着的话，那就太烦人了。他们的文章大标题只要带上“好莱坞”，销量就能翻好几倍。故事越劲爆惊人，内容越寡廉鲜耻，卖得就越好，主编的钱包也越鼓。不好意思我成了他们的饵料。关于尤利安，就算我提到也不要记录。之后你把速记内容用正常字体重新写一份交给我审一遍。但凡写了有关尤利安的事，我都会删掉。等那之后再拿给梅贝尔看。啊，尤利安是那个“瘤子”的名字。
“伟大的”安德鲁斯导演的目光也曾被我的疤痕吸引过。因为当时我是大明星汤姆什么的替身，所以那时正赤身裸体站在导演面前。看见我的疤痕，安德鲁斯只说了一句“我会放大远景，别担心。”
我体态轻巧地爬上那高得令人屏息的桅杆。桅杆上听不见场记板的声音，所以一位助理导演会看准安德鲁斯的信号向天鸣枪。不用说当然是空包弹，听见手枪一响，我就要如同那颗出膛子弹一般地下坠，从桅杆上飞身入海。
顺道一说，那个叫汤姆什么的竟然在这部电影的试映过程中心脏病发作死了。他的身子从椅子上瘫了下来，一只手攥着的酒瓶却没有跌落，堪称奇迹。就别在意那个酒精成瘾的汤某人了，之后他也不会出场。他一去世就被影迷遗忘。而在八年后的现在，我甚至怀疑安德鲁斯导演还记不记得他的名字。
但是大导演沃伦·安德鲁斯的名字，请读者朋友们一定刻在心上。
那么首先应该从我的出生年月开始说起吗？
一八九二年。至于那个该死的生日，不提也罢。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1]陛下的维也纳正日益膨胀。母亲的肚子也在逐渐变大。
看来已不可能自然分娩，身为医生的父亲剖开因麻醉而昏睡的母亲，从她打开的腹腔里捧出一个血淋淋的我。由于那时候我还没有能看清外界的视力，所以无法详述父亲的容颜。
胎儿、新生儿的头脑，什么思考能力也没有。你会这么想吧。
啊，我私下说的话就不要记录了。把“你会这么想”改为“各位读者会这么想”吧。不对，这里还是删掉好了。
我出身贵族门第。关于我的身世，好像总有人议论。我就明说了，我是犹太人，还混有北日耳曼人的血。我的祖父娶了一位住在维也纳的德意志女人，普鲁士出身，所以我虽是犹太人却有金发碧眼。这是我仅存的一点北日耳曼隐性基因的显性表达。也有人叫我“金头”。我不认为在好莱坞有人读过保罗·克洛岱尔[2]的作品，所以这个外号多半出于单纯的联想吧。
我是奥地利的贵族，同时也是个混了些许普鲁士德意志民族血液的犹太人。身为犹太人的我要是斥骂好莱坞的拜金主义会不会奇怪？但请记住犹太人也是艺术家、学者辈出的族群。而梅贝尔却将我的艺术弄成一个彻头彻尾的俗媚商品。没事，记下来。
维也纳里有少数拥有特权的犹太人。
我母亲出身的格里斯巴赫家，自古以来居住在维也纳的内城区，从事金融业，为哈布斯堡王朝[3]立下了大功劳。由于认可其功绩，即使在一六七〇年利奥波德一世[4]下令驱逐犹太人之后，皇家仍给予母亲家族在维居住的特权，虽然附加条件是每年要支付一笔贵得吓掉眼珠的“宽容税”。同样受到“宽宏皇恩”的犹太人家族还有约莫两百户，其中不乏被授予爵位，准许使用贵族称号的“冯”字取名的家族，格里斯巴赫家正是其中之一。维也纳的特权犹太人多修习西方教养，改信耶稣基督，他们出入哈布斯堡宫廷，结交皇亲贵胄。
我的祖辈趁着授予爵位之机，获得皇帝允许，从赫希这样一个犹太姓，摇身一变改为极富德意志色彩的格里斯巴赫。加上从外祖父那一代改信天主教，整个家族几乎完全被德意志同化了。所以我也未受过割礼。
不过我们的生活标准基本等同于富裕的市民，真的贵族无须自己赚钱，只凭世袭领地上的收入便可以优雅生活。而符合贵族职位的不是将校就是高级官吏，这才是他们和平民之间的差别，而没有领地的格里斯巴赫家则热心致力于商业、金融活动。
维也纳对商人来说是一个极具魅力的城市，自然而然地在波西米亚、莫拉维亚做生意的犹太人都汇集于此。虽然上面禁止犹太人居住，但他们仍有各自的对策和门路。
在布拉格经营织物的曾祖父—不是格里斯巴赫家族，而是我父亲那一脉—也利用了这些门路。
格里斯巴赫家族从金融业起家后，又涉足各行各业，在纺织业中也取得了成功。曾祖父因为生意关系与格里斯巴赫家族成了知己。他百般请求，从格里斯巴赫家求来一个委托经营的名头，在市里开了一家布匹批发店。只是登记时用一下，这家独立店铺跟格里斯巴赫家族毫无瓜葛。而作为名誉授权的谢礼，曾祖父每年要向格里斯巴赫家支付五百荷兰盾，不过维也纳城里的生意刨去这笔开支还有不少赚头。也因这层关系，学医的父亲和格里斯巴赫本家的女儿结婚。由于母亲不愿放弃她那颇有渊源的姓氏，所以父亲正式改姓格里斯巴赫。我的外祖母年轻时是茜茜公主[5]身边的一位女官，没有什么比这段经历更让她骄傲的了。十六岁的茜茜公主从慕尼黑嫁去维也纳的那一年，十七岁的外祖母进入宫廷，在公主身边服侍了四年。公主赐给外祖母的裙子，她用尽一生悉心保管，一次也没有穿过。虽说是因为惶恐于公主赐服而不敢穿，但就算想穿，以外祖母的身形无论再怎么用紧身衣去箍也套不进公主的衣服里。公主怕胖，好像一再使用着节食疗法。
和我曾祖父使用相同手段，从特权犹太人那里借来名义在维也纳定居的犹太人一年年地多了起来。而增加更快的是那批从官宪眼皮底下溜进来非法滞留的贫穷犹太人，他们大多来自东欧等地。特别是十八世纪末，加利西亚地区成为哈布斯堡的领地之后，流入维也纳的犹太族赤贫分子好像一下子多了起来。
对于以前就定居在维也纳的那帮西欧化了的犹太人来说，从东边涌来的那群穷人，无论是从脏兮兮的黑色土耳其长衫、黑帽子、老人的长胡子，还是从他们说的话，都难以相信他们和自己同属于一个民族。这帮穷人一般群居于利奥波德城或布里吉特瑙[6]。
以前那一带被称作下维也纳，而后为了赞颂那个驱逐了犹太人的利奥波德一世以及利奥波德教会的圣人，那一带又改称利奥波德城。教堂是犹太教撤离之后建成的。因为驱逐令而被没收的房屋土地也让维也纳市的财政肥了肚囊。讽刺的是，这里再一次成了犹太人的群居地。利奥波德城的一部分是由贫民窟组成的。那些犹太人背篓里塞满了旧衣服、二手货、肥皂、吊带、纽扣、铅笔等廉价商品，每日行商游走挣一点微薄的日薪，几乎和乞讨没什么两样。犹太富人们无视他们，甚至有些厌恶。
一八四八年革命[7]之后，由于移动禁令解除，被困锁于地方贫民区的犹太人蜂拥进维也纳。他们中的一些人成功了，跻身上层阶级。
犹太人日益激增是在我出生前十年发生的事情，我也是后来听说的，原来当时俄国正在进行大屠杀，难民便如雪崩般冲向西面。
维也纳严禁那些贫民难民打着乞丐、游商、流浪汉的名号进入市内。富裕的犹太人也积极协助市政府，把犹太难民的涨势压了下去。这些富人联盟拼命将犹太难民送去美利坚，因为他们待在维也纳就是一种困扰。无论我们如何欧化，非犹太人族裔总是对犹太人心存反感，一有机会就想除去我们。不管贫困或是富裕，对外人来说都是犹太人。
富裕的犹太人遭人嫉恨。当然，也有不得不嫉恨的原因。操纵股价的资本家中的一大半都是犹太人。掌握着维也纳乃至哈布斯堡家族金融命脉的，是犹太人财团中最大的一个—罗斯柴尔德家族[8]。即使在犹太财阀之间，激斗也如自相残食一般。在过去，维也纳的大银行被五个犹太财阀所垄断，分别是阿恩斯坦、埃斯克勒斯、盖姆勒、维特根斯坦和吉纳。而罗斯柴尔德家不仅接管了银行，还几乎垄断了铁路业。兴起于黑森州汉堡地区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凭借给政府融资攫取了巨大的财富。铁矿业也被牢牢地抓在十九世纪开始创业的犹太人古德曼兄弟及其家族手中。罗斯柴尔德和古德曼均被列入贵族。托德斯科家坐拥数幢面向环城大道的楼房，尽管身为犹太人，他们还是被授予了男爵爵位。
在我出生前十九年，一八七三年维也纳股市暴跌。一大批中产阶级没落了，他们将怒火直接烧向犹太人。因为操纵股价涨跌来赚钱的就是犹太大财阀啊。不过话说在前，我可没有因此得到过一分钱的好处。
一八九七年新上任的维也纳市长卢埃格尔[9]是个高喊“反对犹太资本主义”口号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就像薛内鄂一样，他是主张让哈布斯堡帝国解体的政治家。他还将自己同匈牙利、塞尔比亚等其他民族的地域进行分割—对，分割—他想建立一个只有德意志人的奥地利。然后将其纳入强大的德意志帝国，因为普鲁士的德意志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本就是同属于神圣罗马帝国。他构想将非德意志人的地域划为德意志帝国的从属州，而在民族主义者眼里，犹太人是最碍眼的存在。
穷人们拼命地工作要把孩子送进学校，就是为了让孩子们向上爬，让他们混进富裕的维也纳犹太人圈子。的确有不少犹太人的后代实现了这个愿望。在我出生长大的过程中，犹太人占据了医生、律师、记者等领域半数左右的职位。而成功者和依旧贫困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流入市里的也不仅是贫困的犹太人。从波西米亚、莫拉维亚、斯洛伐克等地流亡而来的无职业的斯拉夫年轻人，也被维也纳这块憧憬之地、帝王之都吸引过来。
在他们的想象中，只要到了维也纳就能得到体面工作。维也纳的宫殿都不是砖石砌成，而是闪闪发光的水晶。皇帝坐在白马牵引的壮丽祭典马车上，要靠仰望才能一睹尊容。真是梦幻的大都会……
维也纳，哈布斯堡王朝的大都会在发光。灭亡之后再回首遥望，我记忆里的维也纳，恰如腐烂之前散发出的浓郁芳香，令人晕眩。
然而维也纳的金蜜，断不会滋润到贫困的底层。在一个房间能混住下三四户甚至十户人家的筒子屋里，他们铺一块破布在地板上睡觉，如果工作不顺，就去公园里转转，找个长凳躺下，更惨的是在桥梁下或下水道里将就作窝。这使得市民的厌恶又深一分。很久以前居住在维也纳的劳动阶级就一直愤懑于犹太难民抢走了他们的工作，而今反犹太主义已汇聚成激流。
至于我，虽然过着自由自在的富裕生活，但宅邸内的气氛是阴沉的。可能是剖腹产导致了母亲健康受损吧。我从未见过母亲健康精神的样子，也没有听过她一次笑声。躺在床上的母亲只是用阴郁的面容控诉着苦痛与不公。母亲去世的时候，六岁的我松了一口气。悲伤？记不得了。
这里，梅贝尔会改写成好莱坞式的桥段吧。什么抱病的母亲一直温柔对待儿子；什么幼小孩子悲叹于和最爱的母亲死别……
父亲估计也松了一口气。在母亲去世后三个月便再婚，新娘是个低等人家的女儿。生母的娘家格里斯巴赫家族对这次再婚不满，所以无论婚礼还是喜宴都没有一人出席。
婚礼喜宴过半，空中响起的不祥钟声传来噩耗—茜茜公主因为厌恶维也纳而用一个接一个的旅行放逐自己，却在瑞士的日内瓦湖畔遇刺身亡。宴席登时在惊呼与女客的惊慌骚动中乱成一片，而我并不觉得悲伤，继续埋头享用堆陈在餐桌上的佳肴。
之后维也纳全城服丧。但丧期的约束却飘不进父亲和继母的卧室。我经常被卧室里传出的声音吸引，透过门上锁孔向里窥看，后来就被乳母揪住耳朵。耳朵都快被揪掉了。
翌年四月，继母生了一个男孩儿。从仆人们的偷笑和窃窃私语中我知道，原来早在“神圣的”婚礼之前，继母就怀上了孩子。不过对我来说无所谓了。
至于生母娘家和父亲之间的纷争我也无所谓。虽然父亲在母亲的强烈希望下改姓了格里斯巴赫，但母亲去世缘尽之后，父亲的再婚对象不可能再叫格里斯巴赫夫人。更何况，他和后妻生下的孩子也没有继承格里斯巴赫家的血脉。于是格里斯巴赫家族内部也在讨论争执。最后在外祖父去世时，立生母长兄—我的舅舅为一家之长。
最后父亲放弃了格里斯巴赫的姓氏，改回旧姓，而延续着格里斯巴赫家纯正血统的我当作养子被舅舅收养。所以要问我真正的姓名应该是格奥尔·奥斯瓦尔德·汉斯·玛利亚·格里斯巴赫·冯·诺顿华特男爵。
这不是我第一次被带到这座房子。四岁那年，父亲为我手术切除了那块所谓的恶性肿瘤。在手术疼痛恢复之后，母亲便带着我来了。虽然和我之前说的一样，自从母亲产下我之后便几乎终日卧床不起，但那一次她罕见地下了床。
那个肿瘤是一个四肢健全的人面疮。那个瘤子像心脏、肠胃一样，不受我的主观意志控制。而且它连名字都有，叫尤利安……为什么我会说这些事情。
直到肿瘤切除前，我都住在一个幽暗的小房间里。我一边承受着肿瘤的累赘一边在地板上爬行，抠着墙壁直起身，抓住反抗的肿瘤拖着步子往前走。有一个男人照料我，那个男人叫那瘤子尤利安。
不要记！你给我闭嘴听着。如今我所说的，跟呕吐一样是生理行为。一旦呕吐物翻滚上涌，是止不住的。我现在就是这个状态。是超越意识的力量让郁积的话语喷发而出。
切除掉尤利安之后，那男人也不见了。明亮宽敞的房间里，我睡在床上，腹侧的疼痛令我哭喊不止。一个不认识的人给我喝下一点甜甜的东西，喝下之后痛觉淡了，很快就昏昏睡去。沉睡、痛醒、哭泣、饮药，再沉睡，在如此反复的过程中，身体渐渐不疼了。
我一下子学会了好多事。
我知道了父母，知道了乳母、用人、仆从、厨师、车夫。于是，四岁的我在下床行动的母亲的带领下前往了格里斯巴赫的本家，我们坐马车去的。在摇晃的车厢里，我被乳母按坐在她的膝头。
虽然我在格里斯巴赫本家里又认识了一大群陌生人，但当时谁都搞不清状况。外祖母、舅舅、大姨还有他们的家人好像都聚集到了一起。从我后来获得的知识往回追述，那个和母亲相互拥抱的女人大概是外婆吧。
在大人们喋喋不休地谈天说地中，百无聊赖的我趁着乳母目光离开的间隙，爬上从大厅通往挑高回廊的阶梯。
微微弯曲的阶梯，长得好似没有尽头。而当时我的目的只在于向上爬。
现在回想起来，拿破仑攀登阿尔卑斯山时是否也像我当时的心境一样呢？雅克-路易·大卫[10]画笔下那个身骑骏马穿越阿尔卑斯山的拿破仑相当地英姿飒爽，但事实上他好像骑的是一头骡子。在这一点上，保罗·德拉罗什[11]画得好像更接近真实。他跨在一头步伐跌跌撞撞的驴子身上，解开纽扣敞着上衣，身体前倾，手伸进衣服里，好似要压住胃疼。大卫的是理想，德拉罗什则更为客观。而拿破仑自己也想孤注一掷，踏破这段险路吧。
幼儿肚子贴着楼梯，一级一级地用手向上攀爬的身影，浮现在我脑海中成为一个俯视构图。虽然处境危险，但他兴高采烈。
急促的足音近了，乳母粗壮的胳膊想要抄起我。我拼命挣扎，手脚攀住扶手，又咬住乳母的手臂。随着吃痛的惨叫，乳母的手离开了我，顿时我身子一轻，竟趴在楼梯扶手上开始向下滑行。之后，我曾被带去普拉特游乐场，虽然在那里玩过了各种游乐设施—大摩天轮是我去后第二年建成的，但再也没有从楼梯扶手上滑下来那样的快感，只有激流勇进除外。
女人们纷纷发出“危险啊”“赶紧阻止他”之类的尖叫，也不过是滑降的伴奏。在下滑过程中我回头张望，我知道我的屁股将气势汹汹地撞上扶手尽头立着的装饰柱，否则我也停不下来。因为下滑过程中一直在加速，我心中笃定撞上柱子的瞬间会很疼。巨大的快乐总伴随着巨大的痛苦。
但冲撞并没有发生。我双腋之下突然碰到一个柔软的巨物，下一瞬间我的身体便轻飘飘浮在空中。
被抱起来的我大声喊道：“瓦尔特！”瓦尔特就是那个在幽暗小房间里照料我的仆人的名字。在那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只有一盏照明油灯，我见到的瓦尔特，面容上的阴影常常很浓很浓。
对方摇了摇头，我意识到自己认错了人。于是我这个年仅四岁的小孩做了一件大家都能宽恕的事情—裤子前潮湿一片。不是因为我后怕，而是滑行时的紧张感得到释放，让泌尿器官也松弛了下来。那人苦笑着，抱着我向屋里走去。乳母追过来想抱回我，那人却制止了，并吩咐她打些热水去浴室。浴室的瓷砖地面上铺着地毯，那男人让我站在地毯上，脱掉了我的裤子。然后他看见我腹侧的疤痕，发出了好似感叹般的声音。那时的伤口还是一个。他用手掌遮住了疤痕。男人的大手几乎把疤痕全部隐去。这时乳母和女仆一起端着盛满热水的水桶走了过来。
至于清洗我下身的工作，那男人交给了她俩，自己走出浴室。
浴室里除了浴缸，还设有洗脸池和便器，室内面积与我手术之前生活的幽暗小房间相当。镶有花玻璃的窗户给浴室带来光亮。那个幽暗小房间却连浴缸和便器都没有，排泄仅靠痰盂完成。瓦尔特用毛巾热水帮我擦拭身体，当然也包括那个瘤子。
当那个男人换下弄脏的衣服再度来到浴室时，我正光着屁股蹲在地上，盯着那个跪卧的石狮子。直到后来我才知道，那个背上镶着一个椭圆形花盆的豪华雕塑就是抽水马桶，而那个雕刻了精美浮雕的柚木柜原来是洗脸池。
那男人手里拿着一条小裤子，尺寸恰好适合四岁的我。他给了乳母和女仆一笔封口小费，让她们先行离开浴室。男人帮我穿上裤子，花了一点功夫。
以上就是我第一次访问此处的经历。
两年后我便成了舅舅的养子。所以接下来会用养父来代替“舅舅”的称谓，当然舅妈也会改称养母。
马车来接我时，父亲出诊去了。继母在门口假模假样地摸了摸我的脸，把我送了出去。前来迎接我的使者正是那位我误以为是瓦尔特的男人。虽然我对他的容貌没有明确的印象，但通过气味我记住了他。这个男人身上有一股马粪味。第一次我遇见他时就记住了这股异臭，但它是什么的臭味我却不知道。然而，这人不是马夫。驾驶位上是另一个男人。
男人想将我置于膝上，却被六岁的我拒绝了。我选择在他对面的座位坐下来。
第一次来时我没能目睹这幢建筑的外观，如今用六岁的目光去看，它豪华的外立面可以和宫殿媲美。
在这条始于王宫北面的米歇尔广场，止于苏格兰教堂几乎正南正北的绅士街上，各家贵族的大宅邸林立。无论哪一家都是壮丽的—装饰过多的巴洛克式建筑。
在格里斯巴赫家邸大门两侧雄踞着两只双脚站立的狮子雕像。它们有我几十倍那么高。说起来，马桶上也是狮子。这好像是已故祖父的喜好。祖父的风貌我曾在他的肖像画里见过，近似一只老鼠。
在穿过大厅时，男人用眼神示意我上楼。我点了点头，登上楼梯。这次不是爬上楼，而是堂堂正正迈步登上楼梯。等我登上最高处，我回身双腿跨上扶手，双手张开目视前方，再一次滑了下来。虽然候在楼下的男人想将我抱起，但我挣脱了他的手。突然我的身子倾斜了。我又重新调整好平衡，一把抱住装饰柱停了下来。装饰柱的棱角撞上我的面颊，我登时翻倒在地。男人走来拿出手帕擦了擦我的脸，白手帕上沾上了红血痕。
之后我被带去家族内部客厅，养父母和他们的孩子都在那里等我。然而给我鲜明记忆的还是从大楼梯的扶手上滑下来的经验。臀部因为摩擦而感到的灼热，至今依旧记得。
这是一个女性居多的家族。养父的三个孩子都是女儿，她们各自配有各自的下人。生母那一代也是如此，除了长子的养父以外，其余都是女人。适逢为祖母庆祝她们都会到齐，那时没有什么比她们的吵嚷更加喧嚣的了。那沾在椅背和靠垫上的胭脂香水味，熏得人烦腻。
室内装修是洛可可风格，这是祖母的偏好。
自从茜茜公主被暗杀以来，我的祖母一直穿着黑衣丧服。自公主的儿子与情人自杀殉情[12]以后，公主也常常身穿丧服。所以基本可以认定祖母是在模仿她憧憬的人吧。
在迷宫一般的宅邸内，幼年的我一不小心就会迷路。之后便会有一男人忽然出现，带我回自己的房间。
那男人的名字我知道，叫布鲁诺。他既不是仆人也不是马夫，而是教养父的女儿们骑马的人。那时大姐十七……十八岁吧，二姐十五岁左右，就连养父最小的女儿也比我大，大概有十一岁。
不久，我对府内结构大概有了了解。基本结构还是很简单的。围绕着四方形中庭而建的是主建筑，在后方有两个矮一点的房子连接着后院，另外还有几个马厩和谷仓。
主楼的房间首尾相连，如果选定一个方向走下去，最后就能回到最初的起点。这可是个大发现。我抱着环游世界的心情，一圈圈地奔跑，吵得祖母和养母命令布鲁诺带我出去学骑马。
后院的马厩里养着拉马车的与骑乘的马共七匹。比起府邸中飘荡的脂粉气，我太喜欢马的体臭和干草气味了。就连马粪的味道都比香水好闻。
我们时而乘兴打马远游。三姐不去，大姐和二姐各自驾马，我则被布鲁诺抱于鞍前一道同行。位于阿尔卑斯山支脉的维也纳森林是皇家的猎场，那里有活了几百年的山毛榉和橡树，树下的落叶积得有我个子那么高。每次见到松鼠或梅花鹿我总会欢呼雀跃。而布鲁诺总能巧妙地讨两个姐姐欢心。
布鲁诺还曾带着我一个人去过普拉特游乐场。那时候我九岁。
祖母和养母都没有好脸色。在多瑙河干流和运河之间，有一大片水草丰茂沼泽四布的湿地，那里曾是格里斯巴赫家的猎场。但后来被开明君主约瑟夫二世还地于民，经过一番修整，成了市民享乐的去处。那里绝不是上层阶级该去的地方，但因为祖母养母不想在家中听见我奔来跑去地高叫，所以她们也默认了。“不过这事儿要对姑娘们保密，他想去就带他去吧，男孩子无所谓，但是大家闺秀断不可去那种地方。”祖母和养母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布鲁诺“自当遵命”。
我们上了一辆出租马车。从格拉本大街出发，穿出斯蒂芬大教堂的旁道，马车便奔走在车马往来、人声熙攘的罗滕图姆大街。车夫时不时地装装样子，挥鞭抽打在拉车马儿的黑色肌肤上。大概是打算做出一副拼命驾驶的样子好赚取一点小费吧。
我们过了桥，沿着运河旁的道路继续前行。终于，三四年前新造的巨大摩天轮进入视野。我们租的马车被两匹马牵引的公共马车超了过去。那是贯通歌剧院环路和普拉特的班线，上面载满了游客，几辆自行车也向普拉特游乐场前进。
我们下了马车在拥挤的街道中穿行，布鲁诺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他对我说：“在这里迷了路可是找不回来的，绝不能松手。”我略微不满，说自己又不是小孩，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布鲁诺你在后面寸步不离地跟着不就好了吗。我如是主张，布鲁诺的手却攥得更紧了。
过了绅士街，我只在马车里坐了一段很短的距离，至于运河对岸则完全是一个新世界。五颜六色的气球如一群不知何去何从的小小灵魂在半空中与白鸽嬉戏。而散落在四处的游乐设施都在演奏音乐，还有畸形秀场和餐厅里也会传出音乐，各色音乐混杂在一起，化成一团旋律节奏一塌糊涂的噪音。劣等啤酒屋、射击场、小型全景馆并排而设，一路上杂技演员身边总伴着喝彩声。
无论是谁，本该开心的脸上都暗藏着焦虑。无论大人小孩都板着一张脸小跑前进。比起孩子，大人的数量更多。
因为没有悠然闲逛的时间。游乐项目太多了，大家都忙着决定下一个要去玩什么，玩些什么。我也慌慌张张地登上大摩天轮—慢得令人心疼。接着在入口挂有白漆涂成的金属冰凌的北极馆里瞅了两眼，又来到射击小屋。小屋里，沙场深处被设计成了金字塔的形状。面前台子上，浅浅的碟子里放着十个软木塞。布鲁诺将木塞装填进枪，过后把枪递给我。我拿着枪只是不停地浪费木塞。当只剩最后一颗木塞时，布鲁诺支开了我。他举枪就射，以一种似乎不用瞄准般的朴素枪法击中目标。奖品是烟草，着实让我泄气。排在后面的人推推搡搡让布鲁诺离场，布鲁诺面露苦笑让开了位置。我想也许应该让他教我射击。
刚跨在上下摇动转圈的旋转木马上，孩子们就已经在想着赶快结束再去玩其他项目，下一个要去玩什么，玩些什么。他们的视线飘荡在还没玩过的游乐设施之间。
我也一样，我已经能驾驭真马了，玩旋转木马实在太小儿科。
我的目光被那个东西所吸引—激流勇进。
巨大人工池的一端耸立着流水滑坡，高得让人目眩。
你也玩过的吧？如今不稀罕了，但在当时可是最新的游玩项目。乐队在坡顶演奏着欢快的乐曲，随着一声轰鸣，行至最高处的四
方小舟将一口气冲下巨大斜面，像投入水中的炮弹一般激起高高的水花。同时站在船头的船夫会跳起来，跳得比溅出的水花还要高。船夫优雅的身姿一瞬间仿佛定在了半空中。这么做是为了确保小舟平衡。之后船夫站在船头，撑竿将小船划回池畔的码头。
当旋转木马一停，我便焦急地飞身下马，向池边跑去。
池塘一角，停着几条如威尼斯小艇那样两头高高翘起的船只。
布鲁诺追上了我。我一口气冲上陡峭的木台阶。在顶端的高台两侧建有阿拉伯城堡那样的圆顶塔楼，乐队就在那里演出。已经有人排队等着下一轮上船了。从身后挤过来的布鲁诺一把抓住我的肩头。
我们站在队伍末尾，焦急地等待着那个瞬间。
杵在我前面的两个女人戴着宽檐帽，身着长裙，腰部鼓起。她俩一边喋喋不休，一边关注着排在后面的布鲁诺。说白了就是色眯眯地看着他。这两人对我都很关照，想来是打算从我这里找到些与布鲁诺搭话的契机吧。
小船上有三排座位，一排三人，定员九人。每一横排前都有一根铁杆。由于我坐在布鲁诺的腿上，所以不算人头。只见那两个女人一左一右把布鲁诺夹在中间，所以相当于我也被两个女人夹在中间，这让我很不愉快。
正当我握住铁杆，以为好像要永远停留在这里时，只听见一声响，小船便开始了滑行。耳边划过比马儿飞驰时更尖锐的风声，好像要和风儿融为一体。我如一颗出了膛的子弹，虽然只有短短几秒，但那样的爽快是一点都不会忘却的。在那短短的几秒，女人的体温产生出的那种不快，还有尖叫，都滑落到我的意识之外。女人们抓住机会抱紧布鲁诺的光景，也只是映入我的视野，没进我的脑袋。
入水。蹿遍全身的冲击。
水花。船夫如烟花绽放般的一跳。
瞬间都结束了。
如狩猎过后野兽慵懒地睡去，小船也缓缓飘向岸边。
即使在双脚踏上土地后，我的人依旧飘荡在亢奋的余波里。
“再玩一次？”
当布鲁诺问我的时候，我坚决地摇摇头，不假思索。
即使再玩一次，那种感觉也不会再来。虽然没有人教过我，但我自己领悟了。只有最初那一次，第二次就习惯了，甚至有可能一点刺激都感受不到。
布鲁诺随后带我进了一家咖啡餐厅。喝热可可的过程中，我仍旧心不在焉。一个全员白裙的女子乐团像是在演奏着什么乐曲，但我完全没有听进去。演奏不好也不坏，随性的乐曲和冲入水中的快感完全不在一个调性上。
那个瞬间永不再来。当思绪至此，我被一种近乎悲哀的情感包裹。那时如果有人问我将来想做什么，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说出要做激流勇进上的船夫吧。那一跃绝不是地球人能掌握的技能。
如今回想起来，那实在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技术。在我当那个汤姆什么的替身时，从桅杆顶端飞入海中的那一跃，可比游乐场里的工作人员更有力量。我要说的是那次经历带给我幼小灵魂多么大的冲击，仿佛看见船夫长出了翅膀。在那腾空的一瞬间，小船会因惯性向前冲。而船夫能稳稳地落回船头那一小块巴掌大的地方，身子连一丝摇晃也没有。我喝着热可可，眼前又浮现出船夫的身姿，眼眶里甚至泛出一层薄薄的泪。自从手术之痛让我哭喊过后，我还没有流过一次泪。啊，痛苦和感动流出的眼泪果真不同。
我不想让布鲁诺看见，将头转向一旁，擦拭残留在嘴边的巧克力的同时也擦了擦自己的眼睛。之后我催促布鲁诺赶紧离开。音乐实在太吵了。
布鲁诺拉着我的手奋力前行，他好像已决定了下一处景点。他在畸形秀场门口站定，没有一丝踌躇买票入场。
我想，这才是布鲁诺的真实目的吧。
不同于剧场镜框式的舞台，这里是那种伸入观众席间的四方形舞台。每一面挂有布帘，舞台的三面被没有靠背的长椅团团围住。
布鲁诺和我在长椅上并排坐下。
奇怪的畸形数量不多，但强烈的如漩涡般的恶意，我就像溺水般被淹没在秀场小屋里。观者、被观者都在反射着恶意。对，我感到了恶意。在临时舞台上站着的正是门口招牌上的那一对“惊异双胞胎”。这两个女孩一个拉小提琴，另一个打着手鼓，轻声细语唱着歌。她们看上去比我年幼，大概五六岁的样子。两人的衣服自腰部往下便合二为一，那里系着纽扣。一曲歌毕，从幕布后出来一个看似团长的男人，郑重其事地将纽扣解开，再绕到她们身后，两手抓住女孩们的衣服向两边一拉。从那个菱形的缺口里可以看见女孩们的肉体。
这时布鲁诺稍微松开我上衣的下摆，将手伸了进去。虽然外面罩有衬衫，但我还是感到他的手准确地触碰到我的疤痕。
我挣扎着跑出秀场，登时呕吐。
翌年，十岁的我再次决定未来前途时，被安排去威斯克辛的帝国陆军学校上学。这是养父的旨意。
布鲁诺从养父家消失了。不知道他是被开除了还是自己辞去了工作。
记忆这种东西，在一定程度上可被意识操控。当我努力不想记起布鲁诺时，于是真的就忘却了。在那之后，我还曾和布鲁诺……不行，我感觉记忆的盖子就要打开了……应该是要把这记忆锁进盒子里的。
好了，记忆已经被完全地盖上盖子，重新上了锁。
那么接下来，可以速记了。
在陆军学校，我的身体得到了充分的锻炼。随着升入高年级，我也充分尝到了放纵的滋味。
哪怕在校内，依旧充斥着排斥犹太人的气息。在反犹太主义者中广为流传着“犹太人是娘们”之类，轻侮到不可忽视的污蔑言语。
我自幼受洗于天主教，以德语作为母语，接受西欧教育，自认为是奥地利帝国不折不扣的臣民。然而大家都知道格里斯巴赫家是犹太人。
同学在嘲骂我时，竟然扯出距离当时三十多年前的普奥战争。奥地利被普鲁士打败的哈布斯堡军队里不仅有德意志人，更混有犹太、斯拉夫等多民族士兵。斯拉夫是劣等民族，犹太人是没胆没种的娘们，怂包。“等一下，话不是这么说的。”我当时愤然反驳，“武器优劣定胜败。普鲁士用的是射击速度较快的后膛枪，而奥地利仍沿用前膛装弹的老式洛伦兹步枪。别什么都张口就来！”之后我们甚至为了争论动了手。我为自己是奥地利帝国的臣民而自豪，即使是犹太族，我也理所应当地认为自己是奥地利德意志人。
我努力学习武术。放纵也是彰显男人味的证据。在学生中间，基本上对犹太人是轻蔑和厌恶的，但对我个人的恶评却少了很多。因为我能斗殴、喝酒。
祖母在她七十岁时去世了。
毕业后我按照既定路线前进，入学维也纳·诺伊斯塔特的陆军大学。只要毕业，至少可以当上陆军少尉，同时也可以转外交官。
我本该走在这样一条通往精英的金光大道上，那格奥尔·格里斯巴赫又为何被陆军大学开除了呢？
因为决斗，为了一个女人。好莱坞就喜欢这样的题材吧。如果不扯点爱恨情仇，观众—这里应该叫读者吗—是不会满足的。好莱坞的高管们都这么想。营销宣传岗位，以及发行这本自传的出版社也会这么想吧。令男人舍身无悔的女人，存在吗？上面一段删了吧。
那是在欧洲战乱尚未爆发之前。准确地说是开战的前两年—一九一二年。虽然以决斗的方式捍卫名誉在法律上已被禁止，但在学生同盟里这是很重要的“传统”。不仅限于陆军大学，所有大学都一样。
毅然忍受决斗带来的流血与苦痛，这是英雄的态度。在学校，想要证明自己有男子气概有两个传统，即“决斗”与“啤酒”。
不同于大英帝国及爱尔兰流行的手枪决斗，大陆诸国信奉往日的骑士道，更喜欢用大剑或佩剑交锋。
脸上的割伤是青年的荣誉。学生之间的决斗目的不在杀人，而是以行动宣示勇气。如果把对方往死里打则会受到开除处分。不过被开除再进另一所大学即可，只是如果在决斗中真弄死了人，就没有学校敢收留你。所以为了防止误伤，一般情况下决斗时要在手臂和上半身装备皮甲，双方举剑从头部的高度互砍，以造成面部疤痕为目标。只有那些最终想当教士的学生才会选择用手枪，因为一旦破了相，就不再适合做教士了。
嗜好啤酒的传统剥夺了学生的理性和哲学。同盟中禁止哲学、政见方面的论战，只有沉溺于酒精的快乐才是时髦的行为。高年级同学拥有强制给低年级的后辈过量灌酒的特权。论资排辈已经深入他们的骨髓—不用说，陆军大学就是个论资排辈的世界。
由于我不是一个苦大仇深的哲学信徒，所以在放纵之中自得其乐。被强制的放纵也是一种奇妙的感觉。
面对年轻人无可避免的，从年轻肉体中涌出的欲望，富裕家庭的父亲们为了不让他们的儿子与可疑的妓女厮混一起，又动用了怎样的手段呢？
他们会给儿子雇一个外貌可人的女仆，欲火焚心不能自持的儿子去找女仆泻火也不会被怪罪。
即使坐拥几十个房间，女仆的寝室里也只有浴室冷冰冰的地板上才会用到的干草垫。在她们头上还拉着一根绳子，晾着湿漉漉的衣物。
可不要因为我这么说，你就觉得我会为她们痛心。
一旦女仆怀上了，那她的好日子也到头了。从乡下只身一人出来的女孩，如果被赶出主人家，除了沦为娼妇没有别的活路。
有这样遭遇的姑娘在维也纳比比皆是，不过这里也可以按照好莱坞的喜好进行修改。比如这样—
清纯可怜的姑娘没有接受主人家一分钱的分手费，悄悄离开。可公子哥是个痴情种，拼命找寻着姑娘的下落。当他终于找到时，那姑娘却躺在地板上奄奄一息。怎么样？
受不了吧。沉浸在泪水中自欺欺人的观众，与慈善晚会上身着礼服的讨厌女士们没什么两样。
还是说回决斗的话题吧。
我接受了对方的挑战。
像英雄一样，毅然决然地奔赴决斗场。
受到挑衅的一方有权选择武器。我顺应了对方心意，选了佩剑。
我俩各自都带着裁判。
在决斗之前，裁判会检查双方的武器，同时相互确认是否有其他条件。
这时对方的裁判提出要“脱掉护具决斗”，这让我方裁判十分困惑。因为确保双方在相同条件下进行决斗也是裁判的一项分内事。
当裁判不情愿的时候，我连忙脱下刚刚穿上的护具，将它们扔在一边。
我们相对而立，剑尖与剑尖相隔一步。如公元二世纪的贵族一样行剑礼后，握剑摆好架势。
“开始！”只听一声令下，对面立马攻了过来。我拨开他的剑刃，躲过一击。你知道吗？剑术是一系列攻击防御的组合。道格拉斯·范朋克[13]在海盗电影里经常用的，不管别人怎么教他，那个呆瓜只会原样照搬。要是真打，我两手空空都能撕破他那张死脸。
而和我决斗的可不是道格拉斯那样的小丑，他练过。我们相互攻击、招架、冲刺、跳跃。我低腰，让他的佩剑在我头上扑了个空。我趁机攻他下盘，他左支右绌，好不容易躲开攻势，脸上却被我的佩剑掠过。
我方裁判举剑示意暂停。对方裁判也大叫“暂停”。暂停中他们向手上受伤的那位询问是否继续比武。我架着防御姿势准备退后一步。就在这时对方左手飞出，一把抓住我的胳膊。他强行挥开我的佩剑，剖腹一般砍向我的侧腹。
明摆着的犯规。两个裁判出剑挑落对手的佩剑，阻止他进攻。
正当我方裁判为我止血疗伤之时，对方裁判一边治疗对方脸上的擦伤一边小声警告。“你已经犯规两次了，出左手和无视暂停继续打，无论哪一条都是禁止行为。作为裁判，我要征求格里斯巴赫先生的意见来决定是否将你不正当的行为整理成文，交由上级裁决。”
对方鼻子一哼，露出鄙夷之色，丢出一句“跟这种下等渣子打，你指望公平正当？”
我要求继续比试。
“这回卸掉你第四剑后我不会客气！”我把狠话放在前面。我的剑术可以与《胆小鬼》[14]中的蒙面剑侠媲美。只是我还不能像伯吉拉克的赛拉诺[15]那样一边哼着押韵的小曲，一边按照歌词所唱的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