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柏林头号娱乐街库达姆大街的电影院前。
因为得知德国第一部 国产有声片即将上映才特来观赏。这部有声片并不是乌发制作的，而是托比斯这个银行集团与汉堡美国轮船公司合拍的纪录片。
华丽的库达姆很难与被打得体无完肤的战败国联系起来。虽然在战败过后的数年，德意志由于超乎想象的通货膨胀濒临崩溃，但是通过货币改革和美资注入，暂时稳定了下来。不过只以消费为经济基础的繁花似锦，就像泰坦尼克号上起舞的乘客，不知沉没已然开始。
阔别十七年后再次登上欧洲，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柏林。曾经隶属神圣罗马帝国北地的普鲁士王国，以前在哈布斯堡王朝的首府维也纳的眼中也只是粗犷的乡村。柏林是一座新兴都市，伴随着西进展开，新开发区域里的建筑风格杂糅，每一座建筑都有自己的特点，街区显得比较杂乱。比起上海和好莱坞，倒是这里与我更亲一些，没有异乡之感。
这部有声片处子作有个华丽而响亮的名字—《世界的旋律》。
酒店安顿下来后，我联系了乌发电影公司，跟鲍默约好见面的日期。距离会面还有一点时间，我刚好可以抽出一天观看电影。虽然影院建筑壮观非常，但电影内容却让人昏昏欲睡。
这是一部美国汉堡轮船公司在世界各地拍摄到的情景集合。如伊斯兰礼拜、佛教修行、日本学生配合锣声在校舍里合唱、南方岛屿居民的歌舞……全片没有明确的编辑思路，只是杂乱地罗列出情景以及警笛声、机器声等各色声音。
第二天，我走进了位于新巴贝尔斯堡的乌发电影公司工作室。
钢筋建筑物显示出了胜过行星电影公司的威容。它还在扩建中，工业噪音震耳欲聋。
在豪华的接待室里，比我大三岁，身材高大、满脸横肉的艾里奇·鲍默张开双臂欢迎我：“我一直对你的作品充满敬意，格里斯巴赫先生。”
“我也一样，鲍默先生。”
虽然制片人和导演职责各有不同，但作为电影人，我们互相承认对方的成就。虽是初见，却似旧识。
“尤其是《伊莱卡》，非常出色，古典和现代的完美融合。”
他递给我雪茄，香味也让我感觉舒心。
“还在做大工程呐。”
“我们正在建造一个专做有声电影的工作室。四个影棚夹一个院子，呈十字架形排列，配以目前最好的设备。即使是那种工程噪音，在棚内也会被完全隔绝。工作室里可同时操作光电录音和颤针录音。另外还将新设一个供有声片剪辑播放的特别工作间。到时候它就是现代媒体的中心。”
鲍默还加了一句：“虽然资金周转困难。”他容光焕发的面庞露出了苦笑。
“乌发电影公司算是被好莱坞打败了。派拉蒙、米高梅、行星和环球都在向乌发电影公司注资。作为回报，乌发电影公司必须从各自手中买下几十部电影。他们也会买一些我们的电影，但条件是要符合‘美国观众的偏好诉求’。”鲍默耸耸肩，“此外，贷款利息也高得吓人。现在全球百分之九十七的市场都是好莱坞的，但乌发电影是会复活的哦。用有声片打翻身仗。我正在筹划一部长篇电影，计划在今年完工。”
鲍默转移了话题。“我昨晚看了你在上海拍的《香妃》。你知道的，因为我被迫承担破产的责任，一度离开乌发电影公司去了美国，而那时你在上海，正好错过了。片子是在我离开公司期间寄来的，没人转给我。等我重回乌发电影公司工作后才知道，但是由于工作太忙没时间看。得知您要大驾光临，昨晚才在试映室看了。我对此很感兴趣。我追求的是动态艺术的革新，在你的作品中有这种革新。”
我从包里拿出剧本和安德鲁斯的信。
“即使没有安德鲁斯导演的推荐，我也很关心你的工作。”鲍默读完信又快速扫视起剧本。
时间在紧张中延续。
鲍默读完最后一页，满怀期待地说：“这本子能激发制作热情。中国的风俗对欧美观众来说很新鲜，感觉可以引发话题。”
“可是……”鲍默继续说道，“很困难。”说到这里，他陷入了沉思。
我没有催促，只是在等。
鲍默的反应表示他很有感觉。
“您看过官话歌剧吗？”我问。
“不，我们这边没机会接触。”
我给他看了梅兰芳的半身照和舞台照。
“真是充满了异国情调啊。”
“而且这位还是个男人。对了，我这里还有一段想让您过目的影像。不长，不到三十分钟的样子。因为是底片，所以想做成正片。然后还请给我一间空闲的放映室。”
鲍默叫来秘书，满足了我的要求。
等到正片做好，我就马上在狭小的试映室里放映。
试映室里只有我和鲍默两个人，我操作放映机。鲍默应该不会因为大观里的悖德场面而退缩吧……我期待着。
在鲍默担任制片的茂瑙[1]导演的口碑之作《最卑贱的人》里，淋漓尽致地描写了一位高级酒店看门老人的毁灭。但好像为了不让观众心情灰暗地离开影院，在影片最后意想不到地加了一个欢乐场面—虽然也可以说是自暴自弃。但这似乎不是鲍默的本意，而是主演埃米尔·强宁斯[2]的主张。虽是无声电影，但该作的话题性却在于通篇只有一个字幕。主人公一生没犯过工作失误，但因年老就被老板从光荣的金边制服门童岗位上换下，贬成最下等的厕所清洁员。老人伫立在孤独中时第一次出现字幕（这部电影本该就此结束。在现实生活中，不幸的老人只能等死，但是剧作家同情他，安排了一个近乎不可能的结局）。在饭店男厕所里死去的百万富翁把全部财产都给了老人，老人摇身一变，成了百万富翁，在最高级的餐厅里大吃大喝，坐上豪华的马车，高兴地笑了起来。金钱和美食是幸福的具象，啊哈。
《大观里》的片段很快就放完了，我打开灯。
“是实拍吗？”
“是的。”
鲍默再次伸出右手，与我热烈一握。
“运粪车的年轻人的表情—不，是面无表情—很棒。”
“可惜，他不是演员。”
“我想要一个能与他匹敌的演员，你是偷拍吗？”
“光明正大地拍了，结果却出了大事。”
我说了跟上海黑手党的关系。
“布景，乌发可以搭。”鲍默说，“少年皇帝白人也能演，就像格里菲斯导演在《残花泪》中将理查德·巴塞尔梅斯扮成华人一样。但是能演官话歌剧的演员……”
这时我想到了艾根，如果是混血儿的他……
“怎么了？”
“没什么。”
我努力抹去眼前浮现出的浴室场景。
“还有语言问题……”鲍默说，“到目前为止，即使是外国人的对白也可以用字幕处理。如果要制作《花木兰》，当然得是有声片。虽然是中国故事，但必须全部说德语。华人演员做不到。有没有可能从中国请来戏剧的专业演员，请他只指导戏剧部分？这一块你有认识的演员吗？”
“因为出了点事，我匆忙离开上海，没时间考虑这么多。”
“出事？”
我告诉他，我双胞胎兄弟杀了一个试图抢走胶卷的黑手党成员。
“你是双胞胎？你自传里可没有写。”
“是一对特殊的双胞胎。”我卷起衬衫，露出伤疤。我尽可能地简述我们被分别养育，以及他为了见我追到上海的各种事情。
“黑手党那边会以为是我杀了他们的人。与好莱坞一样，戏剧和电影票房都与黑手党有关。虽然非常遗憾，但我在上海没有关系户。”
低头一看，是梅兰芳的照片。
“为什么不请他指导一下官话歌剧呢？”我问自己。似乎并不是不可能。
“他渴望向全世界推广官话歌剧，还打算在一两年内去美国表演。当然这也是他自费。”
鲍默的眼睛亮了起来。
“演出时加上英语解说，增加动作和舞蹈，好像还有很多可以琢磨的地方。等到美国巡演结束，我会邀请他来乌发电影公司指导表演。”
“值得考虑。如果能成功在美国公演，我也去看看吧。格里斯巴赫先生，我会将你的《花木兰》提上策划会议，也会努力去促成。但是因为开拍要等到梅兰芳美国公演之后，想必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不如我们现在拍两三部乌发电影如何？”
求之不得，我怎么可能会拒绝。但是鲍默接下来的话却让我有些沮丧。
“正如我刚才说的，为了让好莱坞买账，我们必须制作出符合美国观众‘兴趣诉求’的东西。你在好莱坞工作过，应该比我们更清楚美国观众的‘爱好’是什么吧。我认为最符合你本质的作品是《伊莱卡》，让你拍摄迎合美国人的电影可能不太对您胃口，可是……”
我对吞吞吐吐的鲍默说：“做上等白砂糖点心啊，我拍。”
鲍默松了口气，继续说道：“在《花木兰》来之前拍几部有声片熟熟手，以后能派上用场。”
起初，我想把《木兰从军》改编成轻歌剧。如果是有声片，轻歌剧可以有效地使用声音。新尝试激发了我的欲望，电影有了声音，也就可以加入匹配的音乐元素了。
“为什么不把施尼茨勒的《绿鹦鹉》改编成轻歌剧呢？”
不只是甜蜜，还暗藏着欧洲独特的苦楚。
“欧洲观众会接受，但不能说是针对美国。”
“或者是《大鼻子情圣西哈诺》？”
愚蠢的年少，精彩的被骗。
“西哈诺啊，”鲍默点点头，“这就是加斯科涅的……”他哼了半句台词，语气很正，“但我不想让摄影棚着火，格里斯巴赫先生。”
我的愚行也传到了乌发公司。
为了拍摄有声片建设的大型工作室正在稳步推进，乌发电影公司又在超过一百个专属电影院里安装了播放有声片的装置。在这一年，一九二九年即将结束的十二月十六日，乌发的首部有声长片《悲歌（Melodie des Herzens）》一经首映立即引起轰动。
就在不久前的十月二十四日，纽约股市暴跌。二十九日星期二，一场灾难性的大萧条席卷全球，失业人数急剧增加。
即便如此，电影还是要拍的。
资本实力较弱的小公司由于无法承受全球经济恐慌和有声电影转型的成本而纷纷倒闭，但乌发、托比斯和泰拉等大公司都在硬挺。
鲍默不仅不媚俗，还接连不断推出新作，丰富的娱乐性带来了商业上的成功。特别是那部描写循规蹈矩的高中教师沉迷于廉价夜场里的歌女，最终沦落为小丑演员的《蓝天使》。玛琳·黛德丽[3]慵懒的歌声和一双诱人美腿立刻引发坊间热议。
接下来再骄傲地夸几句《西哈诺》的成功吧。“格奥尔·冯·格里斯巴赫在欧洲复活！”影评中充满了溢美之词。
也就是说不用字幕，观众可以亲耳听到大鼻子情圣西哈诺·德·贝杰拉克诙谐幽默的台词。西哈诺一角我委托舞台剧演员出演。看了那人几次舞台表演之后，我觉得他很适合这个角色，因为他既能很出色地念出对白，又能表现出潇洒和庄重。克里斯蒂安则找了一位奶油小生扮演，他也因为该片一炮而红。克里斯蒂安是一位外表俊美但头脑空空的青年，可他在战场上英勇牺牲，赚得不少年轻女观众的好感。如果他再这么活下去，迟早变成个白痴。我自己则担任加斯科涅贵族子弟兵队长卡尔邦·德·卡斯泰雅卢。虽是出场较少的配角，但也是个重要角色。
我出席了《西哈诺》的首映式。放映结束后，在大厅里与各界人士畅谈时，接待员走到我身边低声说：
“有一位太太没有邀请函，但她自称是导演的亲戚，想和您见一面。您看……”
“漂亮吗？”
接待员稍微犹豫了一下，不爽快地说：“是个中年人。”
“姓名是？”
“梅林夫人，她和丈夫在一起。”
“不认识。”
“她说只要一提格里斯巴赫家的多丽丝您就知道了。”
“多丽丝……我去见她，我们是表亲。”
年过四十，八成女人都会超重，两成女人会因肌肉发达而过瘦。还保持着年轻身材的只有绷紧面部肌肤，用泻药和营养剂调节身体状态的女演员。多丽丝是那百分之八十中的一员。她比我大五岁，今年是四十三岁了吗？十八年前的面貌几乎没在她脸上留下一点影子。如果我在街上见到她，也不会认识。
“我再婚了。”她把丈夫介绍给我。
“很高兴见到你。我是梅林，从事贸易相关的工作。”
这是一位风度不够钱包来凑的男人。
“你精神多了，当然你那时刚从战场上回来，难免憔悴。”
从战场上回来的是尤利安。
“尤利安以格奥尔的身份志愿上战场时……我也一起去了。”艾根曾这样说过。
“你和布鲁诺分了？”
“他酗酒，死了。”多丽丝冷淡地说，“所以我又结婚了。”
“你住在柏林，不住在维也纳了？”
“家在维也纳呀。但为了方便我先生工作，暂住在这里。我从广播里听到你首映式的消息，就想说一定要见上一面。你已经很出名了。”
瞅准谈话空隙，其他客人见缝插针地涌进来：“太棒了！格里斯巴赫导演！”“下一部准备拍什么？”还有个醉汉单手托着红酒杯，吊着嗓子背诵罗克桑娜的台词：“是唯一的王上—爱情！—把我差来的！”
“我说得没错吧？”多丽丝对丈夫说。
“格奥尔·冯·格里斯巴赫导演是我表弟，你还不信。亲爱的回避一下，我要跟我表弟好好聊聊。”
梅林先生面带怯懦的笑容走到角落后，她继续说道：“布鲁诺搬去维也纳了，为了工作。我在约瑟夫城租了一个房间。大约在你和你的朋友，呃，艾根·利文先生，你们离开维也纳六个月以后。我听说你们住在三区的什么大道。那还是很久以后，你的朋友利文告诉我的。利文先生想见布鲁诺，于是去了杜伦施坦小镇，在那里他得知我们住在约瑟夫城。啊啊，话越说越多。利文先生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分居了……我尽量按顺序说，等等别打断我，会说乱的……那时候布鲁诺已经酗酒了。好不容易成为格里斯巴赫家的一员，一场败仗让他一无所有，他自暴自弃了。明明不是我的错，他却对我大发雷霆。我受不了照顾一个酗酒的男人，但他是个公众人物，我又是天主教徒，不能离婚，我只得一人回到杜伦施坦。不知道分居了多久，一天房东找到我，让我帮他付房租。我凭什么帮他付钱？房东不依不饶，所以我去找布鲁诺，但他好像不在家，于是我用备用钥匙打开一看，发现他抱着酒瓶和酒杯死在里面了。验尸？没有，父亲请了一个他认识的医生，给了我一个合适的死因。布鲁诺真的很糟糕。有时候他还会举手打我。让妻子幸福不是丈夫的本职吗？我分居独活，不过分吧。”
我知道她之所以喋喋不休，是担心丢下布鲁诺死了的事会牵连到她。大概是想在别人的风言风语传到我耳边之前，率先主张自己的立场吧。
“真是辛苦。”我说出了多丽丝想听的话。“就是嘛。”她摆出一副理直气壮的架子。
一个动作敏捷的男人走过来想同我握手，正好可以借机结束与多丽丝之间令人沮丧的谈话，多丽丝去找她丈夫了。
男子戴着新闻摄影师的臂章，肩上扛着电影摄影机。
“恭喜你成功了。”他把脸凑近小声道，“你是哪个格奥尔？”
“你说什么？”
“是我战壕里的战友格奥尔？还是兼任《暴风雨》编、导、演的格奥尔·冯·格里斯巴赫？”
“《暴风雨》是我拍的。”
“抱歉抱歉，”他指着袖章说，“我是乌发独家媒体《每周新闻》的摄影师。我叫莫里茨·布罗。”他自我介绍后说，“但是，那么我的战友格奥尔在哪里呢？”他故意大声嘀咕，“他怎么看都跟您一样……我看了您的《暴风雨》。您拍《暴风雨》的时候，我的战友格奥尔在维也纳。当《暴风雨》在维也纳上映后，我的战友格奥尔就消失了。我还看了《伊莱卡》呢。之后您的自传也在这里翻译出版了。我读过，但不知道我的战友格奥尔·冯·格里斯巴赫和伟大的电影导演格奥尔·冯·格里斯巴赫之间是什么关系。”
我把莫里茨·布罗带去一个避人耳目的地方。
他和我说了战场岁月，以及战后帮尤利安安排工作的事情，我叮嘱他不要说出去之后，便把尤利安的事告诉了这个男人。
我做了一个狡猾且残酷的计算，没有向他透露上海的“胶片争夺杀人事件”。
青帮的一伙人已经报复了尤利安，是怎样的报复呢？我停止了想象—如果那个事件暗地里解决就好了，万一公开，我就非得主张自己与暴行无关，是酷似我的另一人干的。到那时，这个男人完全可以证明“另一个人”的存在。而我希望“那个时刻”永不会来。我再次感到岩石裂缝里蠕动出可怕的肉片。父亲将另一个被遗弃的我形容成瘤子。在我体内生长的肉，是瘤子吗？
鲍默把美国民意的限制从我身上解除了。
因此《绿鹦鹉》也被改编成轻歌剧，得到了很高的评价。票房也相当好。
《绿鹦鹉》完成之时，安德鲁斯导演给行星拍的作品《旅程》也在欧洲首映了。保罗·策勒在片中扮演的虽是配角，但却是个相当重要的角色。
我从片头字幕中知道了那个女演员的名字是阿黛拉。可以说，在泰坦尼克的狂欢灾害之后，大家迎来了一个美满的结局……吧。整部影片还行，我给安德鲁斯发去贺电。此后他们是继续步上成功的阶梯，还是不再上升，最终走向破裂，都不是我的责任了。
就在这时，我得知梅兰芳即将在美国巡演的消息，立刻约鲍默奔赴纽约。
二月寒风吹起薄薄的雪花，在百老汇大道—纽约第四十九街的剧场前围着一群黄牛。他们走过来低声对我说：“没票了，一等座十八一张要不要？”正常价是五美元的，还好鲍默事先安排好了两张票。
与北京和上海的戏楼不同，观众席上没人吃东西，也没有人闲聊，只是静静地观看。演出是固定的，不会给小费让他们演自己喜欢的戏码。电影圈相关人士也来到现场，在这里我和几个熟人打过招呼。
根据官话歌剧的做法，这是一个没有幕布，也几乎不用大小道具的空舞台。大多数观众认为这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新鲜表现形式。
演出开始之前，一个身着燕尾服的华人站上舞台，用流利的英语进行讲解。他不是剧团成员，而是旅居纽约多年的学者。由于省略了长念白的部分，重点放在了华丽的动作和舞蹈场面上，观众们对表演献上了热烈的掌声。梅兰芳重回舞台谢幕了十几次。
“这么看，你的《花木兰》完全可行。”
谢幕声平息后，我去了更衣室。
上次见面时艾根是翻译，而这次剧团有华人翻译陪同。
梅兰芳与我久阔重逢。我用心说出了在上海学会的为数不多的华语：“好！”
我向他介绍鲍默，说明来由，鲍默还草草地叙述了剧本情节。
梅兰芳没有移开视线，每当翻译传达的时候他都深深一点头。甚至让人产生一种错觉，觉得他能与我们直接对话。
“让白人演员演京剧，会不会太为难他们了呢？我们打小就要吊嗓练声，每个动作都要有板有眼，严格到位。”
“所以希望您能来指导我们。电影里不是时时需要，而只有那么几场戏，请您对演员严加要求。”
在得出决定性答案之前，一个华人叫着“Mel Law-pan（梅老板）”走了进来。大概意思是“梅团长”。
当他看到我转过身时尖叫一声，拔腿就跑。
“您认识小吴？”
梅兰芳问道。
同样的问题，我也正要向梅兰芳说出口。
“拍《香妃》的时候，吴是我的翻译。”
听我这么说，梅兰芳莞尔一笑点点头：“这次美国巡演，多亏捧我的恩客给予厚助。杜月笙先生也经常赏光。吴先生是杜月笙阁下担心我人手不够特地借调而来任会计的。吴先生会说英语，所以很受欢迎。”
“您也是杜月笙的门生？”
“不是，但我经常在上海演出，那时总会多受着杜月笙先生一点帮衬。这次巡演出发时，杜先生还在上海办了一场盛大的饯行会。”
在《香妃》的庆功宴上，杜月笙还兴致盎然地唱了一段《叫小番》。由于他唱不好那处高腔，还用手下们的掌声和喝彩来掩饰。当时在上海办报纸的约翰·B.鲍威尔不是说过吗—“杜月笙很喜欢官话歌剧，有时还会亲自演出，虽然只是个外行。”
当时我还从约翰那里听说有演员因为违背青帮意愿而被暗杀。
不能求助梅兰芳。杜月笙以为是我杀了青帮的手下吧。如果杜月笙知道梅兰芳帮了我的忙，很可能会对他不利。小吴已经知道我去了后台，必须避免进一步和他接触。
话又说回来，竟然把会计职位交给那个姓吴的……
我打断了正要继续谈论计划的鲍默，立马告辞。梅兰芳露出惊讶的表情，鲍默也走得不情不愿。离开更衣室后，我对鲍默解释原委。虽然他知道这有关梅兰芳的性命，可以理解，但支付了高昂旅费来往纽约却白跑一趟，心情很是不好。
但我们得到了回报。刚回柏林不久，梅兰芳的信就追着我们到了。我们是坐船，所以梅兰芳的航空信后发先至。信是拜托做舞台解说的华人学者翻译的，英文用词考究。文末写着一些我看不懂的文字，我想那是梅兰芳的签名吧。
信是梅兰芳顺利结束了纽约和华盛顿的公演之后，在去往芝加哥的火车上写的，一到芝加哥便投了航空信，信中写了他的一些近况。
“闻吴生所述，君与杜先生之间嫌隙颇深，不知属实否？”
虽谈不上嫌隙，但青帮大概不会把这个问题公之于众吧。在谋杀案方面，梅兰芳似乎一无所知。
“杜先生之意，自不可不听，而—”梅兰芳在信中补充道，“心盼京剧可一借电影之东风闻名于世。与君合作不成，不妨举荐一人。此人名为林小福，退出梨园日久，当年却是名角。若林老前往乌发，定会尽责指导。”来信目的亦在此。
梅兰芳一行结束芝加哥的公演后，还要过旧金山、洛杉矶，再渡海去夏威夷的檀香山演出，距离回国还有好几个月。“若君有意，吾归国后遂与林老联系。”全信满怀好意。
“在那位老演员来到乌发电影公司之前，我们可以拍摄京戏之外的场景。”
我虽是这么说，但是鲍默却表现出了作为制作人应有的谨慎。
“对方的承诺可靠吗？如果他不来，先拍的东西就白白浪费了。”
既然已经退休，想必也相当年长。虽然梅兰芳打算诚实地遵守诺言，但是不能确定几个月后那位老演员是否安好。
我也不能保证老人家的健康。
“那么就等他来了之后再开拍吧，希望能允许我和梅兰芳继续对话。”
与美工商量设计布景，挑选演员。我几乎又要想起……艾根制作的布景模型打碎在地板上。
直到三个月后，梅兰芳的来信中告知我老演员同意。剧团日前虽在洛杉矶演出，但梅兰芳通过书信得到了许可。
乌发公司里没有懂华语的人，我迫切希望艾根能在身边。电影导演通常对作品非常任性，而实现导演无法无天的要求可以展示出助理导演的能力，艾根完全称职。
我打出广告招聘翻译，来了一个从上海到伦敦留学，又辗转至柏林的华人。他说自己是留学生，但年纪比我还大一点。他不会德语，只会英语，显然履历有假。
夏天才回国的梅兰芳跟我们通过两三次航空信。不久之后，老演员带着其他五名小厮到访欧洲。如果没有掌握杂技技巧的小厮，很多动作便无从表现。虽说安排给老演员的是二等舱，杂役是三等舱，但开销还是很大。我必须用足够的票房来回应鲍默的尽心尽力。
我带着翻译和一名乌发的工作人员前往港口迎接，再经过长时间的火车旅行，终于到达柏林。老先生显得疲惫不堪，他还带来梅兰芳灌录的《花木兰》的唱片，说是受梅兰芳之托。
老演员带来了梅兰芳的近况。海外演出非常成功，票房收入本应丰硕，但却出现了巨大赤字，梅兰芳因此背上了巨额债务。全因那个会计手脚不干净。
“但是负责会计的小吴是杜月笙出于好意加给他的，所以梅兰芳无法说明真相。”老演员通过翻译这样告诉我。
“导演是妖怪吗？”翻译问我，“林老先生是这么问的，好像是那位姓吴的先生告诉梅兰芳的。”
“我是妖怪？”
“不仅能飞天遁地日行万里，而且还有不死之身。听说姓吴的那人是这么跟梅兰芳形容的。老演员又从梅兰芳那里听说了，所以他很怕你。”翻译笑了，“因为他是个迷信愚昧的人。”
“小吴还说了别的什么吗？”
翻译问了老演员，老先生摇了摇头，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似的。
少年皇帝由经常出现在乌发电影中的演技派童星扮演，而少年花旦一角则通过试镜公开征集。
摄影棚内部搭有王宫内部和大观里内部等布景，野外还有王宫外观、大观里的外观、胡炎居住的棚户等。
首先从舞台战斗场面开始拍摄。华人演员们习惯这个，轻轻松松就拍完了。少年和青年的两位花旦则按照老演员的教导，顺利地完成了这一场戏。演出一结束，就让小厮们回国。
在拍摄过程中，老演员从基础开始教两位花旦念白和歌唱的发声与行腔。
当官话歌剧特训开始时，老师父的脸上露出了忘乎疲惫的神情，而担任翻译的那个人，虽是华人，却蔑视华人。对于老师父对欧洲文化的无知，是一个接一个地指责和嘲笑。
童星勉强算是及格了。
而青年花旦，是那个在《西哈诺》中扮演克里斯蒂安而走红的奶油小生，这是鲍默定的人选。“如果是古斯塔夫·缪勒（该美男子的名字）肯定能招揽观众。”没错，鲍默押对宝了，听说乌发电影公司每天都会收到如同小山一般的信件。
虽然不靠大明星的声望是我的信条，但是古斯塔夫是我一手提拔的青年演员，我想培养他，所以我同意了。
但是充满明星气质的小生却瞧不起华人，还露骨地表现在言行举止之间。每当老演员依华人习惯不顾场合地擤鼻涕或吐痰时，古斯塔夫都会别过脸去，叹口气，最后痛骂对方。我虽然也被那个风俗给吓坏了，但我不能接受他对待外聘师长的态度，加之特训也没有取得什么成果，我越来越暴躁。
电影彻头彻尾都是假的。但我一直认为虚构可能比现实更加真实。即使是一部纪录片，也能将现实的各个部分连接起来让它们指向某种意图。更别说戏剧电影了，无论制作得多么逼真都是假的。尽管如此，我面对缪勒的表现和我心中理想之间的落差，夸大点说叫作绝望，因为我在纽约看过梅兰芳的舞台表演。在北京的戏楼我曾目睹过他是怎样让吃喝闲聊的观众安静下来，在纽约舞台上我感受到他比之前更强的气势。
古斯塔夫·缪勒无论如何都是假的。虽然他比梅兰芳更英俊，但那只是巧妙的模仿。可话说回来也没有比缪勒更好的演员。
按照最初构想，青年皇帝和胡炎是由同一位演员分饰两角，这也是在试镜中选拔的。我找到了一个男人，他身上有一种隐而不发的气质，不是因为内心中泛不起波澜，而是自己压制住了那股即将爆发的激情。
在少年和青年花旦角色受训时，我们先拍摄了胡炎的戏份。一个以稻草破布为棚，废弃木材为柱的棚户，地上再铺点稻草破布就是床。而且还是几人混住。胡炎蜷缩着身子躺在角落。清晨，他悄悄起床，面无表情。演员表现出胡炎所处的深渊。我在想未来该让他试试其他角色。
在乌发电影公司属地里搭建的鸦片窟外观布景，真实地令人回想起大观里的恶臭。
清晨的鸦片窟，胡炎拉着从老大那里租来的粪车，穿过大门，一边将马桶里的东西倒进箱桶，一边前进。站定。CUT。
在反复录制数条之时，扛着电影摄影机的莫里茨·布罗来了，与其他戴着袖章的乌发电影《每周新闻》记者一起。因为这是一部大热门，所以有时会在新闻里播放制作近况，宣传部已经联系过我们了。
穿着花木兰的戏服，化着舞台妆的缪勒躺在大楼梯下。
胡炎把手伸向死尸的发饰。试图拔下来。尸体发出一声微吟。
胡炎吓了一跳，缩回手，打算逃。
到目前为止，拍摄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
接着，我开始拍摄最后一幕。
麻烦了。因为被林小福严格管教，自尊心大受打击的缪勒状态非常不好。花旦回赠胡炎以微笑，集中了这场戏的全部情绪。我拍了一条又一条，最后竟变成了抽搐的哭笑，我中止了当天的拍摄。莫里茨记录了整个过程，但作为新闻只有几分钟。
按照日程表第二天休息。助理问我明天还要不要继续拍这个场面，我说：“按照日程安排，我休息。明后两天连休。”但在此期间，两个花旦还要接受特训。
第二天，我坐上了前往布拉格的火车。
到柏林后我拿到了驾照，同时买了一辆梅赛德斯·奔驰。不能轻松行动是很不便的。由于《西哈诺》和《绿鹦鹉》的票房成绩很好，所以还有点闲钱。很多电影人雇了司机，但我决定自己开车，这样非常舒服。
但是布拉格的近郊我不熟。我觉得当地的出租车司机可能比较熟悉路况。
前两次是从维也纳出发的。虽然这次是从柏林，但布拉格火车站周边基本上与十八年前模糊记忆中的没什么两样。但当我在车中指路时才惊觉记忆是多么不可靠。二十岁的我凭借着第一次在马车顶上的记忆，第二次没人带路就到了那里。
司机熟悉附近的地理位置，却不知道这里有一座“古堡式的疯人院”。
由于他带着城市及其周边的地图，我要他往南开大约八九英里。
那个时候没有好好计算时间。大约一个小时，还是我在糟糕的马车车顶上估算的，也许比实际时间长。南边也很模糊。我没有磁针，只是根据太阳的位置判断它在南下。
浪费了几个小时。司机终于提议为何不去市政厅问问呢？
就这么办。我表示赞同，他说：“那我们得快点，不然窗口就要关了。”然后急转方向盘。
“《西哈诺》很有意思，我看了两遍。您是在找外景地点吗？”戴着高度眼镜的官员略微提高了音量，按照我的要求打开了布拉格附近的地图。
“像古堡一样的建筑物？只有这条信息吗？”
“曾是个疯人院，叫‘艺术人之家’。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我不知道确切地址。”如果知道就不用辛苦你了。
“我有点不明白啊。”官员四处询问同事，问了一圈后痛惜地说，“果然没人知道。”。
那天晚上，我住在布拉格的一家旅馆，第二天又找来一辆车。这个司机说他知道，但他带我去的地方和我记忆中完全不同。“就是这里。”没有穿过树林，没有护城渠，没有城墙，只是一个完全没有古城风貌的私人宅邸。
如果给拍摄带来障碍就本末倒置了，于是搜寻未果之下我返回柏林。
虽然恢复了花旦最后的微笑，但缪勒的演技却越来越差。况且我不在的时候，古斯塔夫似乎给了老师父林小福莫大的羞辱。具体做了什么没人告诉我，但我想肯定是很过分的侮辱。虽然林小福说要回国，但事先签了严格的合同，中途放弃工作，林小福须向乌发电影公司支付高额的违约金。我在上海领会过华人的高妙，便提前找律师商量，详细列好堵住各种漏洞的条文。古斯塔夫明知老演员受合同牵制，还故意羞辱，真是恶毒。
我一直在考虑把他撤下来，我去布拉格的目的就是这个。
我完全没有艾根的消息。艾根知道继续留在上海有多危险。如果他和尤利安逃离上海，又会去哪里，住哪里呢？维也纳、柏林，还有布拉格。但是到了柏林，他会先来找我的。艾根曾在乌发电影公司工作过，也和鲍默打过照面。但他没有出现。
维也纳或布拉格。要说和尤利安一起的话，那不就是从幼年起共度漫长岁月的“艺术人之家”吗？艺术人之家似乎已经易主，但教堂那一块地据说是艾根继承的。
艾根可以扮演青年花旦。他虽无演员经验，但肯定能做到。为什么我没有早点想到呢。
借助鸦片的力量，我看到了艾根扮演的花木兰的幻象。这就是《花木兰》的原点，我必须找到艾根。
我几乎把尤利安从脑海中抹去了。我将想要从裂缝里冒出来的肉用力挤去，并将水泥灌进裂缝进行加固。
必须推进拍摄。
我重新调整了拍摄日程，决定先拍古斯塔夫不出场的戏。
在王宫内部的布景中，重新开始西太后和重臣们的场面。
当摄影导演决定灯光位置时，我叫住一个工作人员的手下。我把那个看起来很机灵的年轻人叫到角落的桌边。
他摊开布拉格及其周边地区的详细地图，指着用红铅笔圈起来的一块说：“找找这附近。”我开车搜索过的部分已经被涂掉了，“除了被涂掉的地方，还有哪里有一座古城堡般的建筑物，外面挖了一圈护城河。”
我还告诉他，那里曾经是疯人院。
“是在搜寻外景吗？”当天也来拍摄的莫里茨从身后探出头问道。
“中国故事用得到布拉格的古堡吗？”
“不，是私事。”
“听说要换下主角，是真的吗？”
不愧是新闻摄影师。
虽然我还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也没有最终敲定，但大概是片场的人猜测讨论的吧。
“我不会那么做的。”
我斩钉截铁地说。我还没有找鲍默商量，如果流言先传到他耳朵里，反而棘手。
在已经开拍的情况下，撤下主角演员换别人上，绝对会出问题的。我理解鲍默的抱怨。
之前拍的就浪费了。林小福还要再一次从头开始教，片酬也要涨。
应对这些难点的方案已经准备好了。
目前古斯塔夫拍摄完成的场面还很少，不会造成太大损失。
林小福的片酬等问题都是金钱上的损失，我会用我以前拍《暴风雨》时的方式来解决。我会预支剧本费和导演片酬，如果电影赚够一定数额的钱，我就会得利。否则我可以分文不取。
古斯塔夫会怨恨我，但不得已。能否挽回名誉，取决于古斯塔夫自己有没有力量。
鲍默现在在伦敦。
为了向英国推销娱乐大作《华尔兹之梦》。
在他回国之前，我必须秘密行动。
“古斯塔夫现在正专心学习官话歌剧。”
我不知道莫里茨是否相信了我的解释。
“不要散布奇怪的谣言。”我一针见血地说。
撤掉主演的传言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古斯塔夫对林小福的态度有所好转。缪勒作为新人还没力量反抗导演。我说要撤下他，他就得认。
这样的他，能用了吧。
我给住在布拉格寻找城堡的工作人员发去电报，让他回来。
避开了“换下古斯塔夫·缪勒”这一最大问题，我的《花木兰》拍摄基本上进行得很顺。虽不是完全没有问题，但也都是助理能够搞定的事情。
鸦片让我看见了花木兰的幻象。我不能指望古斯塔夫有那种能唤醒性感的妖艳。就连梅兰芳也比不上鸦片的幻象。
我多少学会了一些妥协。
《花木兰》的主题是想让国家现代化的年轻皇帝和追随西太后的守旧派之间的斗争，是皇帝和花旦之间的真切的交感，而不是描写花旦的妖丽，主题很明确。
我虽这么想，但一点不能令人信服。
一直以来，尤利安对花木兰十分执着。这是他的童年记忆。
鸦片窟的花木兰。这就是尤利安想让我写的《双头巴比伦》吗……
听我这么一说，艾根曾不自信地说：“《木兰从军》会不会包含在《双头巴比伦》之中呢？”
这个故事与尤利安和艾根都无关。
这是我的作品。不管尤利安有没有不满都不关我的事。就在我这么想的时候，在裂缝已填补愈合的岩石里有股不稳定的力量正蠢蠢欲动。
新年伊始，《花木兰》制作完成。
尤利安的不满虽然仍在内心深处，但影片的完成程度足以让格奥尔·冯·格里斯巴赫满意。
《花木兰》的首映式是在乌发电影公司直营剧场中最大也是最豪华的乌发动物园大厦举行的。
黄昏时分我到达剧院。在用石块砌成的厚重墙壁上，灯饰华丽地勾勒出剧场名字。旧建筑正面装点得很有异国风情。不是现实中的中国，而是西方人在幻想中美化的东方。
经理在门口焦躁不安：“演出开始前五分钟的预备铃已经响了，客人都坐在座位上等您呢。”他一边说，一边领着我走进二楼的包厢。
这座剧院几年前重新翻修过，有两千一百六十五个座位。内部统一使用暗红和暗金色，层层褶皱的帷幕被几十盏灯照得变了颜色。
天花板上散发出的古龙香水雾虽是为了缓解人群的拥滞，但令人郁闷。
经理拉开暗红色镶着饰绳的窗帘，示意了一下。
包厢里天鹅绒椅子呈两排放置，前排两把，后排三把，坐在前排的鲍默回头向我招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