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艾德蒙·罗斯丹《大鼻子情圣》里的唱词，我来唱几句试试：
我从容地扔掉毡帽，
缓缓地脱下裹身的大外套，
随后抽剑出鞘。
我温文尔雅，
却出剑如风，
……[16]
好了，我们继续。
我忍着伤痛，如开头宣言一样击中了他。
我一面躲避敌人刺来的剑，一面引导对方走进我的优势区域。我第四次化解了他的进攻之后，在他肩头剑光一闪，反手击落他的佩剑。佩剑落地，又被我踩上一脚，折断了。他攻守尽失，输了。
裁判宣布完我获胜之后，因失血而虚弱昏沉的我被送去医院，接受了缝合手术。之后是一段短暂的住院时光。
胜负已分，不遗余恨，反而同窗情深。这是学生决斗中不成文的规矩。
然而被我击败破了相的对手竟然向校方施加压力。大学也以存在某种不正当行为这一莫须有的罪名勒令我退学。
虽然我还有其他大学可以选择，但对方又使出了更无耻的手段。
在我出院时，他们对养父施加压力，要把我逐出格里斯巴赫家。
与我决斗的那家伙，其父是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皇帝手下的宠臣，而且他们和罗斯柴尔德家还沾亲带故。哈布斯堡王朝的财政命脉还攥在罗斯柴尔德家族手里呢。
三百多年来，格里斯巴赫家族一直效忠维也纳的哈布斯堡王朝。而自十八世纪横空出世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从十九世纪起不断向维也纳扩张，所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想把格里斯巴赫家族踢下台。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五兄弟分别进入法兰克福、维也纳、伦敦、巴黎和那不勒斯等大城市，罗氏五虎像五根手指牢牢攫住欧洲。他们互通消息，各自掌管着一方国家的财政。掌握了财政就是掌握了政治、外交甚至战争。罗斯柴尔德家族吃掉拿破仑，吞并梅特尼希，成为金融市场的王者，坐拥着足够左右欧洲战争的权力。在普奥战争中，奥地利之所以败给了普鲁士，除了武器优劣的原因之外，还有维也纳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拒绝为哈布斯堡王朝发行战争公债的原因。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向皇帝提供军费。
一旦受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敌视，格里斯巴赫家的底气便萎了三分。作为养子的我在格里斯巴赫家的眼里显得更无关紧要，养父不得不与我断绝关系，否则在维也纳宫廷的族人也会受到牵连。远离所有跟哈布斯堡有关的地方—养父如是命令我。
怎么样？这一段也是好莱坞喜欢的故事吧。有恋爱，有坏蛋。我是一个身受无实之罪而被流放的悲剧英雄。
你读过卢·华莱士的《宾虚》[17]吗？没有什么比那本小说更适合改编成好莱坞史诗电影的了。不，一开始他们只准备拍一个短片。只有十五分钟，集中在战车追逐那场戏。结果就是因为这十五分钟的短片没有及时通知原作者的遗属，后来被起诉了。由此制作费用翻了好几倍，策划会议开了好几轮，人都给弄傻了。不过那本小说真是史诗级的宝库。书中还有罗马舰队与他国舰队的海上对战。要是我就把耶稣爱的神迹“信者得救”什么的戏码通通砍了。这是华莱士的主题？故事太掉价了。如果想看罗马人和原始基督教徒那些事，波兰作家亨利克·显克维支[18]写的《你往何处去》可要厚重多了。
塞西尔·B.戴米尔似乎对《宾虚》很着迷。要是真能拍成电影，好莱坞城里又得弄得满是纸糊模型了。
在这座纸糊之城好莱坞，在日落大道尽头建起了一个巨大的纸模型，那就是沃伦·安德鲁斯的《命运之门》。安德鲁斯在洛杉矶的日光下，用纸、石膏、木材和薄板搭了一座东方宫殿。这座宫殿比基督诞生还早了五百年。那里还有给成千上万的临时演员跳的大台阶，石狮子坐镇在比临时小屋还要大的柱子上，当然这也是纸糊的。
当摄影结束，这些东西都成了无用的大件垃圾，光拆除销毁都要花一笔天文数字。虽然《命运之门》投入了巨资，可票房并不理想。安德鲁斯无法筹到拆除费用，所以布景被搁置一旁。城墙半毁，台阶上杂草丛生。这里被洛杉矶消防署指定为火灾发生高危地区。好莱坞很大，如此巨型的垃圾弃于此处也不会妨碍到它分毫。无论怎么形容，好莱坞都和“壮观”脱不了干系。如同美元纸币，那种“壮观”虽然肤浅却备受推崇。
说回我的故事。虽然决斗给我留下了巨大的伤疤，但很快就痊愈了。这时又是布鲁诺示意我去新大陆寻找出路。布鲁诺告诉我，他曾在新大陆工作过一段时间，同时他为我写了一封介绍信给他在纽约的熟人。
与其悲惨地在欧洲流浪，不如出去闯闯。于是我决定奔赴新大陆，在对欧洲绝望的人眼中，新大陆好似充满希望的海市蜃楼。
此行我只与生父话别。当父亲抚摸我脸颊时，他的后妻没有露面。而偷偷塞给我一包钱的，也是我的生父。
德系的船舶公司为了提高船票收益，把移民吹得是天花乱坠。我们奥匈帝国向美利坚输送了大量的加利西亚难民，为增强合众国的劳动力做出了巨大贡献。
盛行于欧洲的种族主义流毒也感染了美利坚，东欧和南欧人被视为劣等民族。限制移民入境的法律制定之时，正好是我立志前往新大陆之日。那会儿奥地利也迈入二十世纪工业化进程，为了确保本国的劳动力和军事实力，也出台了法律限制移民流出。不过这并没有妨碍我的航程。
泰坦尼克号就沉没在这一年春天。我搭乘的轮船却没那么豪华。
因为养父不想给家族惹事，所以没有给我经济援助，而生父给我的钱不够我住头等舱。年方二十身强力壮的我，倒也不打算悠闲享受豪华的航程，而是买了三等舱的票。不过我想你大概没有坐过三等舱吧。那是地狱。
大西洋航线上的蒸汽轮船有“海上浮游酒店”的美名，头等舱的水准确实也担得起一流酒店的标准。舒适的旅行是专门为头等舱乘客准备的。
而头等舱的船票，比三等舱的船票贵上百倍甚至三百倍。想上天堂先要付得起相应的账单。这就是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是犹太人搞出来的，好像确实如此。
啊，船底的三等舱。客人和马匹货物无异。如果早知如此，当初就该把养父的钱讹光，或卖掉祖母的金银珠宝，筹钱去头等舱。
照亮无窗船底的，只有船舱盖被打开时从外面透进来的微弱光线。空气淤浊，还需在经停码头自备食材，旅途中自炊三餐。我从没做过饭，那是厨师的工作。我给一个爱尔兰女移民一些钱，让她代劳。但她做的……是猪食。
我躺在地板上，那些晕船家伙们的呕吐物流得到处都是，没人去管，船舱四处充斥着酸腐的恶臭。
淡水珍贵，优先供应烹饪饮用。淋浴只能偶尔为之，还需要交费。船舶公司虽然发放了肥皂，但却同橡胶一般不顶用，一点泡沫也没有。该带块肥皂上来的。
洗衣。虽然我从未亲手洗过衣服，可在这儿我不得不自己动手。因为不能用淡水，所以我的内衣经海水洗过，又在甲板上晾干，变得像锡板一样僵硬。
接着一个又一个的人生病了。对头等舱乘客来说，轮船是漂浮着的海上酒店，可对三等舱乘客来说也是水中棺材。所以海轮还有热病船的别称。
这次屈辱的旅行，很可能也点燃了移民心中的斗志。“该死的，一定得在新大陆闯出点名堂。”他们常这么说。
在这种情况下，我是否感到痛苦呢？不。应该说，我是斗志昂扬的。分析我当时的心理，我在他们身上是能找到优越感的。贵族的傲慢，没错就是这个。多么可怜又愚蠢的理由啊。不过呢，这种优越感带来的爽快，是我当时的一切。这么说可能有些极端，但也是支撑我走下去的原动力了。
虽然我不觉得凄惨，但如此肮脏的船旅却让我不快。虽然感觉这样的日子看不到头，但时间却真实地一点点流逝。当远远望见自由女神像时，我不由地高声欢呼。我开心，终于能离开这潮湿黑暗、臭气熏天的舱房了。
我们在移民局的驻地—埃利斯岛登陆。
洁白如医院的大餐厅里，来自俄罗斯、罗马尼亚和其他国家的下层阶级移民赞叹不已。餐厅提供的食物虽然比船上的猪食要好，但也只是量大，几乎没有什么味道。尽管如此，那些平日只吃硬面包和猪油的普通百姓看上去却是一脸享受宫廷美食的样子。
在埃利斯岛的宿舍，数千移民可以冲一次淋浴。许多人平生从来没有淋过一次浴，泡过一次澡。而管理移民的人威胁我们如果不做好卫生清洁，不允许入国。
在登船之前，我们打过疫苗消过毒，还经历了何等屈辱的体检，但在接受移民局官员的验收之前，体检还需再来一次。
为了那一天，我特意换上不曾穿过的新衬衫，西服领带，头戴软呢帽，站在官员面前。也许我是移民当中气质最拔群的，虽然很快我将和他们一样，因体检而被弄脏。移民中大多数都害怕检查。那些举家离开故国的移民很担心万一爷爷因为生病而不过关的话，该怎么办啊。然而就算因审查不合格而被拒绝入境，他们也凑不出回国的船票。正因为在故里已无容身之地，他们才苦忍这趟艰难的旅程。
然而，他们心心念念奔赴的纽约城，漂亮的大楼也仅耸立在黄蜂族[19]们占据的小小一角。市中心的移民住区，街道两旁挤满了廉价的公寓，头顶窗户晾着床单飘飘的贫民窟。街上垃圾四散，道路两侧堆满了厨余、煤渣、马粪、瓦砾等乱七八糟的东西。而不翻越这座垃圾山，就无法进入其他街区。坏掉的手推车被扔在一边，下面也成了垃圾场。一下雨，整条道路就化作臭水沟和淤泥潭。
铸造厂、机械厂、炼油厂、皮革厂、印刷厂、把骨头加工成饲料的化肥厂，全都靠蒸汽运转，所以烟囱都向天空吐散煤烟，沙井在地面喷出刺鼻的蒸汽。
运输还是要靠马拉货车。十几万匹马往来于纽约市内，必然从这条街到那条街处处都是马粪。遇上干燥季节，马粪会变作粉末随风飘扬。不过如火山灰一般漫天飘洒又堆积如山的马粪粉末，没有将纽约化为庞贝古城，那是因为福特公司大量生产了T型车，给人们提供了新的运输手段。而与之相对的是，汽车尾气开始充斥市内，这实在比马粪更为恶劣。
当时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分发过呼吁清洁的小册子。“摄取清洁的食物吧；呼吸清洁的空气吧；饮用清洁的净水吧。”而这些，贫民窟里一样也没有。亲切的大都会保险公司只会免费提供苍蝇拍。
想那旧大陆故国的高远天空、辽阔森林、清澈河水，如今都只能在思乡梦里得见了。
依照介绍信上记载着的住址，我试着去找寻布鲁诺的熟人。虽然信上写的地址是在曼哈顿东河的贫民窟，但不知是布鲁诺记错了还是信上写错了，那里并没有相应的地址。
身上的钱还有一点，但是这钱去高级酒店住不了两天就会见底。我姑且找了家廉价旅馆对付些日子。这是个危险的城市，警察完全靠不住。我住的廉价旅馆发生了一起盗窃，但警察却放走一个明显是小偷的家伙，因为那人给警察塞了钱。我算是切身领教了一句西方谚语：纽约的警队，是一场名为警力（force）的闹剧（farce）。
我在那里住了几个星期。当地随处可见载满垃圾的手推车。就在我四处游荡找工作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有人在跟踪我。一回头，在推车旁站着一个年轻男人，他的穿着很像附近的居民，头戴一顶鸭舌帽，展开几张纸片看了看又向我瞅瞅。
眼神相对，他走了过来。
“乔治？”
“不是。”
我摇摇头。但英语的乔治（George）和我的名字格奥尔（Georg）几乎相同，无非多了一个英文字母e而已。
难道他在叫我？是布鲁诺的熟人找来了？为什么空气中有了一种剑拔弩张的肃杀？
“是乔治！”戴鸭舌帽的男人点点下巴。
登时我胳膊发力，狠狠地肘击了想从背后抱住我的那家伙的肚子。我早就注意到鸭舌帽的同伙悄悄溜到了我身后。从帝国陆军学校到陆军大学一路走来，战斗技术已渗透进我的血液。我撑着瘫倒的偷袭者，将他转过来挡在我身前当肉盾，子弹随后便打进肉盾之中。
在第二枪打来之前，我钻进推车下面。虽然臭气熏天，但没有闲工夫对掩体挑挑拣拣。
就听见外面一声惊呼“条子”，随即听见警哨的声音。
鸭舌帽早就跑得无影无踪。
我向反方向逃去。我没有自信万一被警察逮到，自己能说清楚前因后果。我的英语不算流畅，也不能完全听懂他们的话。有人中枪了，但不是我干的，我也是受害人。但我不知道我这么说警察会不会懂。
我冲进敞开门的酒吧，靠在吧台屏住喘息。“OK，OK，没事儿了。”与我并肩而坐的家伙对我说，“是我救了你，请我喝一杯吧。”
一个头系红手帕、身穿格子衫的年轻男子在我眼前晃着他那哨子。他的年纪看起来比我稍微小一点。
“我刚才见你被缠住了，就捉弄了他们一下。请我吧。”他依旧催促着。
“劳驾给他一杯。”我冲吧台里的酒保说。
“傻瓜。”年轻人笑了，“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刚刚。”
“你先付钱。”
我拿出硬币，把他的那一杯酒钱拍在柜台。
“我们意大利人都是好人。”年轻人说着眨了眨眼。
“认错人了，他们好像在找一个叫乔治的。”
“叫乔治的真是太多了。”
“我的名字用英语念也叫乔治。”
“要是乔治奥就好了。”
“是格奥尔。”我用沾湿的手指在柜台上拼写给他看。
“嗨，德国土豆仔吗？”
虽然意大利佬的这句话引起决斗都不过分，但我大度，不跟他一般计较。
“你要再待在这里，可就麻烦了。管你是乔治还是格奥尔，是不是你让迪克打中他同伴的？你准保被他们盯上。”
“是他们先动手的。”
“有理说不清的，你还是赶快逃去芝加哥吧。”
当时芝加哥正在贪婪地吸纳移民。“So long（回见）。”年轻人说着，微笑走出店去，一条腿有点瘸。
我也想喝一杯，但钱包不见了。
“被恩里科摆了一道？”吧台后面的酒保咧嘴笑道，“那家伙虽然年轻，但技术不错。稍不留神，可就着了道了。”
我很谨慎。把钱分成小份，分别装在好几个口袋里。起初，我是打算把它寄存在旅馆的保险箱里，但保险箱太大，得安装在走廊上。那岂不是不管怎么锁，只要小偷愿意就可以随便拿。所以我连同护照，所有身家都随身携带。
我混在移民群里，乘上西行的列车。
这班火车的环境之恶劣，不输给三等船舱。这就是个只有屋顶和小长椅的木箱，是移动的贫民窟。虽然有人说设立隔间违背民主主义，但是傲慢的车长对移民大吼大叫，把行李粗暴地扔下月台。不就是专制主义吗？说到民主，他又有什么权力逮谁吼谁？
无论做饭还是洗衣，只能在车厢里做。因为车厢外包裹着一层从车头烟囱里喷出的蒸汽和煤灰。
芝加哥就像铁匠的学徒般灰头土脸，我从没见过如此贫穷肮脏的城市。就算铺设了下水道，也比不上维也纳。虽然有冲水厕所，但贫困层居住的公寓用的是在过道或地下的公共厕所。我觉得自己又回到了三等舱。
芝加哥的市镇依靠填埋沼泽得以建立，而如今残存的河道里，水面上漂浮着的废油现出一片虹彩，令人头皮发麻。大型屠宰场，从当地化肥厂出来的敞篷卡车，垃圾处理站，无法回收而堆积在路边的垃圾山，水沟……处处都散发着恶臭，成群的苍蝇恼人地盘旋飞舞。烟囱喷出的烟尘像乌云一样覆盖了整片天空。
垃圾处理站其实是利用附近砖厂挖出黏土后留下的巨大坑洞建造而成的。数量庞杂的垃圾都往这里面扔。
孩子们和女人中体弱多病、干不了体力活的人，在这里陷于蝇群、驱赶老鼠和垃圾堆里讨生计的窘境。最近那边好多了。合众国的格言是干净，干净，还是干净。托他们的福，霍乱伤寒什么的都很快被遏制了，算是好事。
我早早地离开了臭不可闻的芝加哥，往更西边前进。
这一路我长话短说，每个人都一样。刷盘、洗马、卖气球、挖洞、赶牛等等。如果你想知道详情，去问瓦伦蒂诺[20]。那个“绝世妖男（Pink Powder Puff）”虽是个意大利移民，不过在《箴言咖啡屋》中成为职业舞者之前，他的流浪生活与我非常相似。
从旧大陆到新大陆的船程为两个月，而东西横穿大陆却花了一年多。一路上我边挣日薪边赶路，没办法，火车不是白给你坐的。
旅途中我偷了辆自行车，这可派上了大用场。我到了洛杉矶，当临时演员，跟工资日结的临时工没什么区别。因为付不起住宿费，我住在破烂不堪的茅草房里。这是个不错的励志故事吧，主角必须从社会底层爬上来。
从腐朽小屋到日落大道有八英里，如果没有自行车，我不可能每天往返两地。所有的临时演员天没亮就要集合等待。现在也一样啊，助理导演会在早上六点到这儿来，搜罗拍摄所需的人员，所以我连早饭都不吃就骑车离开烂草屋。他们给我们一杯牛奶和一些饼干就算早餐了。如果我能打到一份工，当天净赚三美元不说还管午饭。
“你会骑马吗？”助理导演问我。
骑马是帝国陆军学校的必修科目，况且六岁时我就接受布鲁诺的训练。就算是牛仔那种毫无品位的骑法，只要叫我上，我也会试试的。
“游泳呢？”
士官不会水，那是军队的耻辱。
“好，就你了。你做替身。”
替身的第一个任务是从防波堤上和马一同坠入海中。主角除了头发颜色以外，容貌和我没有半点相像，不过我俩身材几乎相同。主演在马上拍完紧张的表情后，立刻坐上配有司机的汽车闪人了。
换上牛仔帽和靴子，我斗志满满，但马却很胆怯。丹斯（Dance）是一匹既没跳过舞也没跳过水的马。那混蛋助理导演见势不对，竟然向马的眼睛撒胡椒粉。突然被迷住眼睛的马，又痛又怕，披散着鬃毛一通狂奔，连同骑在上面的我一起，夸张地掉进海里。
在海中浮起身子后，我慢慢地游回岸边。因为在学校曾训练过负重游泳，所以即使穿着靴子也没给我造成太大困难。
突然，我被好几个警察团团包围。
西部口音的乡土英语我尚不十分熟悉，可我听出他们的话里有什么马、海、跳水等词语，于是点了点头。结果他们不由分说把我拖进一个猪圈，我向警官要求联系助理导演，但他没搭理我。
直到第二天，警察终于接到助理导演打来的电话把我给放了。据说是一个好管闲事的女人远远看见我和马一起跳海，于是联系警方要求逮捕我。那女的是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会员。
除了三美元的日薪，我又从助理导演那里多领了五美元。
仅这一件事，安德鲁斯便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我的第二部 作品依然是做替身，就是开头说过的汤姆什么的那个。
歇一会儿吧，给我泡杯咖啡可以吗？
不是美式，是维也纳风味。请帮我加牛奶加到咖啡呈明亮的金褐色。这里的家伙喝的太淡，咕嘟咕嘟跟马在喝桶里的水一样。那不是咖啡，那是带颜色的热水。
哦哦，你会做了啊。这才是维也纳的咖啡，醇美的奶咖。我正想着要不要用青年风格的玻璃杯呢。
沃伦·安德鲁斯导演拍摄《阿尔特·海德堡》时，分给我一个小配角，同时还让我兼做助理导演的活儿。我在维也纳的时候，这部戏剧就曾在德意志上演，大获好评。这次改编成电影后也会在维也纳上映。虽然我经常陪同养父母去看歌剧、音乐会、戏剧，但那是他们社交上的癖好。
虽说威廉·基梅尔的原著在手，但作为一个在新大陆土生土长的黄蜂族，安德鲁斯对欧洲古老的传统一无所知。所以当他想拍摄萨克森王国[21]的王子和大学之城海德堡里一个寄宿公寓家小姐的甜蜜爱情故事时，自然会来找我寻求建议。不知读者是否会理解我在提起美利坚的统治族群“黄蜂族”时的冷笑。他们只是一群暴发户。然而移民却被他们压在脚下。
作为助理导演，我的活多得堆成山。一方面我要寻找拍摄地点；挑选合适的临时演员去扮演德国学生或王子仆从；联系交通确保大批群演和剧组人员能前往拍摄地；获得警察许可在公园或马路上拍摄；当警察不允许而又必须要拍摄时在别处制造点小骚乱吸引警察注意；摄影结束，分发全员伙食；吃完饭要把他们扔的油纸、包装纸烧掉清场，同时兼做财务出纳，每一笔支出都要清晰记录，还要演戏。呼……你把我这声叹息也记下来。当时演出时我就说了“德意志的学生自然不会这样，不可能跟毫无教养的西部糙汉混在一起，更何况还有个王子……”
我反复提出的建议让安德鲁斯及其他工作人员、演员感到厌烦，但这部好莱坞拍摄的“德国故事”却在欧洲大受好评。要是没有我的建议，还不知拍成什么令人喷饭的闹剧了呢。
所以我能断言本人多才多艺，本来就是。
在安德鲁斯接下来的作品《麦克白》中，我不仅担任了助理导演，还设计了布景。剧本虽然署名安德鲁斯，但事实上几乎都是我写的。
我当时出言干涉了舞美老师的工作，舞美老师便骂我“有本事你上啊”。那有什么不行的。就这样，安德鲁斯采用了我的设计。
你会不会感到奇怪，我从头到尾只接受过军人教育，怎么会对美术这么有眼光？想想我出生在哪里？艺术之都啊。那时年轻艺术家在维也纳非常活跃。在传统保守艺术和崭露头角的青年风格的漩涡中，我阅读霍夫曼斯塔尔[22]、施尼茨勒[23]，听古典乐的同时，又能沉浸在马勒[24]和勋伯格[25]的作品中，甚至在弗朗兹·莱哈尔[26]的轻歌剧[27]中感受到快乐。
第一次踏入位于克尔特纳大街拐进约翰内斯小路当口的那家蝙蝠歌厅……是什么时候的事呢？这家店的店名取自约翰·施特劳斯的同名轻歌剧，已经开张两年左右。养母只认可传统古典艺术，对于青年风格根本不屑一顾。她甚至回避轻歌剧。但是不知为何，我一次偶然捡到一张从养父口袋里掉出来的蝙蝠歌厅节目单。舞台上，除了皮靴和过膝黑筒袜之外一丝不挂的女人扭动着酥胸和腰肢。观众席上，有秃头男子手拿双筒望远镜盯准舞台，也有人不顾舞台，旁若无人地拥吻着女伴。这一幕如果被养母看到了，指不定会闹成什么样呢。养父为了封我的口，私下带我去开了眼界，所以我也成了共犯。
吸引我眼球的是歌厅的内部装饰。这样的装饰完全脱离了保守的历史主义那一套，是由创立了维也纳分离派，以装饰风格广受好评的克里姆特[28]牵头，约瑟夫·霍夫曼[29]、贝托尔德·勒夫勒[30]、莫塞尔[31]、科科什卡[32]、奥尔利克[33]等一批响当当的成员共同设计制作的产物。
白色和灰色的大理石地板上铺有地毯，天花板洁白得仿佛覆盖了一层雪花石膏，吧台墙面五颜六色的瓷砖上勾勒着精致的图纹。大约300把左右的新艺术风格的白色椅子并排安放在观众席，椅子上的黑色线条起伏柔和。
当女星（那是尼娜·费特吗）站上舞台，沐浴在聚光灯下的时候，我记忆的闸门也打开了。到目前为止，我在蝙蝠歌厅的舞台上看过歌剧、戏剧和芭蕾舞。怎么搞的，怎么我会想起普拉特游乐场那对双胞胎呢，我不是封存了那段记忆了吗。这不是镜框舞台，难道是因为舞台紧贴观众席吗。在普拉特游乐场，在那之后，十五岁时……
等下，稍等我一下。好了，没问题了。
虽然歌厅风格新颖又明快，但我并不中意。恰恰相反，建筑的话，我更喜欢厚重的风格。
我想说的是我从小就被艺术包围，从传统到新潮，从美术到音乐再到戏剧。我生长在满是艺术的氛围中。所以才会理所当然地插手好莱坞胡扯的布景。《麦克白》上映的那一年，一九一四年，欧洲爆发战争。虽然对人在新大陆的我来说没有什么影响，但我依然牵挂着奥地利的胜败。
我再重复一遍，我为自己是奥地利帝国的德意志人，为自己是弗朗茨·约瑟夫陛下的臣民而自豪。如果没有那次决斗，我将从帝国陆军毕业，成为一名精英军官，勇敢奔向战场。
美利坚大众基本上对旧大陆的战事兴致寥寥。同一年更令他们兴奋的是巴拿马运河开通了。
早在十六世纪，哈布斯堡王朝的卡尔五世曾派人调查巴拿马地峡。当时卡尔五世不仅是奥地利王国的国王，还掌管着西班牙共和国的君权。而彼时西班牙海上力量当世第一。可那一次仅仅做了个调查，之后便没了下文。
工程实际始于一八八一年。虽然法国工程师雷赛布[34]着手进行巴拿马运河的开挖工作，但由于黄热病的蔓延、技术的不成熟、资金困难等原因受挫，计划被迫搁置。
合众国政府非常清楚控制巴拿马这片哥伦比亚的领土对国家的重要性。罗斯福总统要求哥伦比亚移交巴拿马地峡的行政权。当哥伦比亚拒绝时，他派出战舰。美军一登陆便占领了巴拿马，杀害了当地指挥官，迫使巴拿马发表独立宣言，建立傀儡政府。
于是美利坚拿到了巴拿马共和国的运河建设权、相关地区永久租借权以及军事介入权。可怜巴拿马名义上是个独立国家，实际上却成了美国的境外领土。
就这样，历经十年的大工程终于在这一年完成。运河连接起大西洋和太平洋，美利坚合众国成了君临两大洋中心的地主。
翌年，为庆祝运河开通，盛大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旧金山隆重举行。
而欧洲的战火，越烧越热。
讽刺的是，那场战争却是一个契机，让我作为一名演员扬名立万。
在开战后的第三年，即一九一七年，美利坚合众国终于以盟军的身份参战。
我的祖国奥地利和德意志一起成为了美利坚的敌人。
欧洲大陆的战争，美利坚这小子为何会匆匆赶来掺合一脚？
因为有些人能大发战争财。他们是摩根大通、洛克菲勒等掌握了金融、石油、钢铁、铁路诸多利权的美利坚财阀。财阀之中很多是犹太系。而另一方面，东欧的犹太移民正处于赤贫边缘，其中不少社会主义者让警察也束手无策。这是两个极端。
如果盟军败北的话……会接连涌现出一批不得不上吊自杀的银行家吧，然后连锁反应导致美利坚经济崩溃。
所以为了让合众国国民憎恶德意志，媒体会播出各种各样耸人听闻的消息。
一说在比利时，如果德军看见孩子，就会抓住孩子胳膊砍下他们的头。
一说德兵在民房放火，烧死了一大家人。
一说把婴儿箱里的早产儿拿出来扔出去，再用刺刀刺死。
一说法国泽普斯特村的马贩托尔登先生被德兵绑起来，九岁的长子被砍成碎片，妻子和十三岁的女儿被奸污后杀害。
为了德意志人名誉，我将战后已明确的事实在此澄清一下。
从没有一家医院发生过杀害婴儿箱里的婴儿事件。
泽普斯特村从未遭受过德军蹂躏，也不存在这位托尔登先生。
虽然《每日邮报》中报道过放火烧民宅，但发表那篇记事的记者在《纽约时报》中公开承认那是虚构创作。
这些捏造的新闻蒙蔽了合众国国民，在他们脑海里根植了德意志人极度野蛮的印象。
德军还曾宣布，在大西洋东部“战区”内航行的船只，不管是否为中立国家，都将一律击沉。于是正如他们所宣布的，德军潜艇果真对一艘行驶在战区的美国船只发射了鱼雷。
虽然这是德军的作战计划，但同时也为美利坚的大财阀创造了利好。
容我再补充一句。英国也实行过海上封锁，毫不留情地攻击那些他们擅自认定与德意志进行贸易的商船，哪怕那些船来自中立国。但是英国会狡猾地操纵国际舆论，只有德意志残暴的鱼雷和海中化为浮藻的孩子才被美利坚人深深记在心底。那时他们是断然不会想到海上粮道一断，又有多少德意志小孩无辜挨饿。
美利坚的舆论也一下掉转船头高喊打倒德国暴政！
激昂得跟真的一样。
此外，美利坚的报纸又公开了英情报机构截获的德方电报。
电报是写给墨西哥政府的，当中说，如果墨西哥意欲夺回曾被美方占领的新墨西哥等区域，德方将提供援助。
现在美利坚境内的冷漠看客们也投入了反对战争的狂潮。
为正义而战！
把凶恶的德国从地球上抹杀掉！
愿上帝保佑正义之战！
家家户户的窗口都翻舞着星条旗。
好莱坞没有错过商机，开始拍摄一系列鼓舞斗志、宣传爱国的电影。
一面是傲慢的、残虐的、好战的、无比卑劣的德国人。
与之相对的是清纯无瑕的、深情的，而且坚强的、正义的美利坚人民。
对于大众，这实在是太容易理解的两分法了。
《世界勇士》《为了国家》……一时间拍摄爱国影片蔚然成风。
于是我开始发迹了。该死！
我既是奥地利德意志人又是犹太人，没有谁比我这个金发碧眼的普鲁士人更适合扮演讨人厌的德国人，虽然我没有土生土长的北方佬那般高大。
虽然西方世界所有的爱国电影都没有艺术价值……不要插嘴，之后怎么改随你们的便……但票房十分出色。《为了国家》收益五百万美元。每当我扮作德国军官出现在银幕上时，观众们便会在一片怒号声中把鸡蛋扔向银幕，最后当我被“正义的子弹”击倒时，他们会站起来拍手喝彩。
所以当时有个专门形容我的流行词，叫“你恨的人”。
傲慢？我甘愿接受这个形容词。残忍？好吧，有时候我是挺残忍的。好战？看情况。但唯独卑鄙，那绝对不是我。
为了谋生，为了名声，我扮演卑鄙的德国人，羞辱了德国人……我果然还是卑鄙的啊。
一次去城里餐厅吃饭，我被拒绝入内。店主把我和电影人物混为一谈了。
不仅仅是一家店。说得夸张一点，无论我走到哪里，都会遭到那些爱国焚心者投来的，将我指尖到每根头发团团罩住的憎恶目光—脏德汗（Dirty Hun）。
拼法是H-U-N，可汗的汗，是对德意志人的蔑称。
公元四五世纪左右，欧洲遭到亚洲游牧民族匈奴人的蹂躏。
盟军将它们憎恨的德国人，尤其是他们的士兵，称之为残暴又野蛮的德国“汗”。
在他们看来，我头上那顶软呢帽都像一个装有尖头的铁盔吧。
我是一位被大家认可的名演员。
啊，如果没有那次决斗……我不知想过多少回。我既不残忍也不野蛮，而将作为一名完美完成任务的能干军人，勇敢地奔赴战场吧。
有个日本演员和我一样，因为出演讨人厌的角色而出名。在好莱坞电影中，黄种人是残忍又狡黠的。他一手包揽了这类反派角色。他因扮演一个夺人妻子，还用烙铁烫伤那女人皮肤的冷酷无情的日本人而一跃成为明星。据说在他的祖国，他被人辱骂是国耻。
沃伦·安德鲁斯作品《命运之门》上映之时，正值大多数美利坚民众都变身为爱国者。安德鲁斯太倒霉了，我认为他的这部影片是部伟大的作品。特别是在移动式组合高台上俯拍群众的那一场戏，极具震撼力。
然而，观众们却转过头去。可能因为影片的主题是“怀疑和不宽容会导致悲惨的战争”吧。而且影片中正邪对立并不明确，所以在公映时获得一片嘘声。
战争的悲惨，赢家想不到。
尽管合众国在一战末期才投入战争，但威尔逊总统仍握住了霸权。而在欧洲，战败国自不待言，就连获胜的英法也变得破败不堪。唯独没有把自己国家变成战场的美利坚，是唯一一个全场通吃的赢家。
威尔逊总统极尽溢美之词，大肆颂扬民族自决原则[35]。
当战争以盟军胜利告终时，正如威尔逊理想的一样，捷克、匈牙利、巴尔干等国纷纷独立。解体后的哈布斯堡帝国变成了一个人口仅六百五十万的小国—奥地利第一共和国。然而理想常常罔顾现实，独立出的国家由于有少数民族混居其中，骚乱纷扰连年不绝。
故国的弗兰茨·约瑟夫皇帝陛下，在开战第二年那个寒风凛冽的十一月驾崩了，可我并没有感到悲痛。继位的卡尔陛下又被悄悄退位，哈布斯堡王朝被彻底废绝。德国的领土也遭大幅削减，皇帝被迫退位，成了共和国。
美利坚的民众为正义的胜利欢呼庆祝，但真正获胜的却是在美的大财阀。而且他们还趁着战败国经济崩溃大发国难财。
我失去了祖国。奥地利共和国是一个陌生的国家。我成了一个双重意义上的丧国之人。一方面身为犹太人的我本身就没有祖国，我对犹太复国运动那一套不感兴趣。同时作为奥地利德意志人，我又失去了帝国。
我走了一遍流程，加入了美利坚国籍。在这个国家生活，有个国籍比较方便。
“你宣誓效忠合众国吗？”
“是的。”
“你会遵循美利坚的建国精神吗？”
“是的。”
机械的回答，什么都行，什么又都无所谓。抹杀美洲原住民，购买非洲移民为奴，收为劳力，这就是打着上帝和正义之名被赋予力量的美利坚开国精神？当然英、法、荷和其他欧洲列强也都擅自分割非洲大陆，在亚洲开设殖民地，做着和美利坚一样的事情。别误会，我可没有推翻他们的侠肝义胆。
别摆出那张脸。我说我的，你记你的。不对的部分之后你再重写，按照肯尼斯·吉尔伯特和梅贝尔·萝的口味改就是了。影子写手的工作就交给你。之后梅贝尔会再看一遍再改一遍。不管怎么说，这是行星公司用于宣传的《格奥尔·冯·格里斯巴赫自传》。“行星在闪耀”，梅贝尔称赞的就是我的故事。至少叙述过程中你得让我说实话。最不合适透露的记忆我都锁进盒子里了。
梅贝尔·萝，那个混账女人。抱歉，毕竟是我慧眼相中了那位有才女性，姑且称赞她一句吧。
我被叫去行星公司的新摄影棚是在战争结束后的翌年。
我外形英俊，在扮演残忍冷酷的恶棍时，我的演技和气势都能压过主角一头。想用我的导演渐渐多了起来，所以当他们联系我时，我还以为是协商演出呢。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看过行星影业公司的电影。
要和派拉蒙影业相比，行星影业虽是后进的二流电影公司，但它在好莱坞中心以北的丘陵地区拥有一块九百公顷大得吓人的用地，名叫行星城（Planet City）。赶超派拉蒙一直是行星影业的夙愿。在此驱动下，那一年他们建造了巨大的摄影棚。而公司草创时的那栋贫瘠建筑则被用作营业、办公、仓储等用途。
大摄影棚的内部由可移动的内墙隔开，能组成大大小小各种布景，还可以同时拍摄多部作品。摄影棚建筑面积九百五十平方码[36]，容积二万六千立方码，具备技术上所需的一切拍摄设备。这一段要大书特书。
高耸的钢筋混凝土外墙被誉为“好莱坞的伟大城墙”，但欧洲古城堡的城墙并不如此煞风景，这只不过是个放大版的仓库罢了。好像一把什么东西做大，人们就自然以为它伟大了。
我被带进一个豪华房间，房间里两位行星的高管正悠哉游哉地靠在皮沙发上。
这两位分别是制片部总经理兼宣发专家的肯尼斯·吉尔伯特，和董事会中唯一的女性，编剧兼电影编辑，有权做最终剪辑的梅贝尔·萝。
虽然我们曾在与电影有关的聚会场合见过面，也互道过礼节性的问候，但像这样被邀请到摄影棚内的会客室还是第一遭。
两人面带友好的微笑欢迎了我。虽然我被誉为反面角色脏德汗，但对尚不是主演级别的我来说，这是破格的待遇。
架子上放着一个围绕着字母PLANET的金色天球仪。据说是纯金做的，虽然也有人说是镀金。这个天球仪一直在行星电影的开头动画中登场。
吉尔伯特在纽约有自己的事务所，妻子和孩子也都住在纽约的家中，但他在好莱坞期间与梅贝尔过着形同夫妇的生活，这已是公开的秘密。梅贝尔本可以雇一个司机，但她总是自己开车。她举止优雅，可一抓方向盘就变了，活脱脱一个飙车狂，穿着像女飞行员一样的赛车服一路狂飙。
梅贝尔把飘着细烟的烟嘴放回架子，起身对我伸出手为求一握。我毕恭毕敬地将唇贴近她的指甲，但不敢触碰。
吉尔伯特让我坐在大理石茶几对面的安乐椅上。
一只毛茸茸的哈巴狗抽着它那似被拳击手一拳打扁了的鼻子，闻着我的鞋袜和裤脚。它是梅贝尔的爱犬，梅贝尔曾带着它参加过派对。
“我们对你的才华评价很高。”梅贝尔露出好似拉斐尔画笔下慈爱的圣母般的笑容，她盯着我的眼睛说道。
“这是我的荣幸。”我好像在等待接收一般，间隔了一点时间回答道。
“我们有个计划。”她话说一半，却又吊人胃口似的停住。
“吃掉欧洲电影市场。”吉尔伯特顿了一下。
“不是已经被吃下来了吗？”
包括派拉蒙在内的美国大型电影制片公司在巴黎开设了一家分销点，通过出租一些好赚的影片，不仅填补拍摄成本上的亏空，同时获得了巨大收益。行星影业也在做。
“我们想做的可不仅是吞下来，我们要超越派拉蒙，彻底征服欧洲市场。”
梅贝尔的眼珠呈浅蓝色，但根据光线强弱不同，看起来更像一种很难与白眼珠区分开来的浅灰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