盒子，本没有名字。后世的人们如若为其取名，应该叫“格里斯巴赫之盒”吧。
但我却不想那样叫它。如果要取个名字，就叫它“尤利安之盒”吧。因为我不愿和另一个格里斯巴赫弄混了。
第一个为我做这个盒子的人是瓦尔特·库什博士。他没有博士学位，我为了表示对博学多才的敬意而为他擅自加上了头衔。从我们还没分开的时候就一直承蒙瓦尔特的照顾。
我荣受幸运之神的眷顾。在维尔茨堡大学研究阴极射线的威廉·康拉德·伦琴博士，是一位真博士，他发现了X光。那时距离我们出生已过三年。由于X光穿透性高，立即被应用到医学中去。伦琴博士为了放射医学的发展，没有独享他伟大的发现，任何人都可以进行研究并可以将其应用于实际应用中。由于没有申请专利，因此尽管伦琴博士是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但却在一战后毁灭性的通货膨胀中身无分文，穷困潦倒而死。就是最近发生的事。
如今我在想，如果我和格奥尔就这样粘在一起死去的话，我们的尸体是会收进一般综合病院[1]的病理解剖博物馆与独眼人和双面人陈列在一起？还是会被卖到普拉特游乐场做成畸形展品呢？看客对展品好奇、蔑视、厌恶，时而一点同情，尸骸不会感到一分一毫吧。虽然我不知道哲学家或者诗人是否能从中得到何种启示，但这一切与尸骸无关。那些自诩品位高雅、思想健全的人，肯定会忽视我们的存在。因为忽视，在他们的世界，异形便不存在。
在伦琴博士发现X射线的翌年，四岁的我们接受了X光透视。经过透视得知我们的骨骼没有粘在一起，于是手术开始了。为了让那些急于发表重大医学成果的主刀医生们闭嘴，手术背后还花了一笔莫大的费用。
这些事情都是我很久以后才知道的。以当时四岁的我的感觉而言，那一晚我睡熟了。
我的睡眠很浅，质量很差。这一点和格奥尔完全相反。格奥尔先睡着，不知不觉我会进入他的梦境，再过不久我睡着时，格奥尔又会来入梦，而到底谁在谁的梦里已经分不清了。
可是那一夜，什么梦也没有。如今，我想那次深沉的睡眠是否也是一次短暂的死亡。
醒来时，我变成了一半。不，应该说我变成了一个人。分离了，我立刻明白过来。
为什么瓦尔特只有一个身体？对，当我们还粘在一起时，我就问过瓦尔特。“我们所有人出生都是两人粘在一起的，等长到一定岁数自然就分开了。”瓦尔特如是回答。我后来才知道这是个天大的谎言，而且瓦尔特还撒了一个更大的谎。为了平息我们相互撕咬，他告诉我们，如果不乖乖听话，分离就会推迟。我信了，所以即使受到格奥尔的挑衅我也甘愿忍受。由于我不反抗，格奥尔越长越高，也越来越任性。我想只要我老老实实，自然分离的时刻就快了，这是我忍耐的结果，所以连格奥尔那份忍耐我也代劳了。
我原谅瓦尔特的谎言，之所以能够宽容，是因为与瓦尔特相处的日子远比之前更令人满足。
从母胎里的那一刻起，我就认识到对方与我不同。但格奥尔—虽然那时候我俩都没有名字—却认为我是他的一部分。当然那时我们并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只是为了争取一点自由活动的空间，我和格奥尔争夺着领地。在相对的梦里，我们用没牙的牙床啃咬对方，用无力的手互相推搡。出生后的厮斗不过是子宫里的延续。
剧烈的疼痛惊醒了我，我哭了。瓦尔特告诉我，哭只会更疼。他一边说，一边喂我喝下甜甜的糖浆。疼痛消了，我睡着了。疼痛又惊醒我，我又哭。瓦尔特再喂我糖浆，我再睡着。只要不疼，我就心满意足了。我自由自在地独占一张床。我以为是自然分离，长大后才知道是手术。
伤痛消散的一天晚上，瓦尔特·库什抱我到鞍前，策马扬鞭。我的整个脑袋被布裹得严严实实的，但布上被开了两个洞，所以我可以看见外面月光照耀下的世界。
我感到喜悦。身子变为一半，是多么清爽啊。瓦尔特只抱着我一个人，多么安详啊。我心中泛着甜睡着了。
我们来到了一处所在，那块恼人的头罩巾被解开了。一个宽敞的卧室和两个更宽敞的房间。宽敞房间里摆放着餐桌座椅，一张休息用的宽椅和一把安乐椅，还有钢琴。瓦尔特另有住处。
太宽敞了。
之前我和格奥尔待着的房间，四面都是石墙，连窗户都没有。我和格奥尔习惯了油灯的光亮。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新房间的窗户覆挂着厚厚的窗帘。瓦尔特小心翼翼地，一点点地让我逐渐适应外界的光线。
由于身体已分离，我可以钻进狭窄的地方。床和橱柜间的狭窄空间；钢琴和椅子之间的缝隙；抽去书本的书架深处。因为知道我特别喜欢待在空盒子里，瓦尔特为我做了一个很棒的盒子。盒内铺着深蓝色天鹅绒，外面是松木板，两者之间还填充了一些柔软材料。
那是我之前从未体验过的触感。硬要说的话，就像果冻。天鹅绒上钉着两个纽扣，是用同样布料包裹着木芯的纽扣，直径大约一英寸左右。在学会了很多单词之后，我把它们命名为遗忘纽扣和记忆纽扣。
当我再怎么蜷缩也无法将四肢收进箱子里的时候，强烈的情感攫住了我。用后来学到的话说，那是不安和恐惧。瓦尔特看得出这个年幼孩子脸色苍白、浑身战栗的理由。于是又做了一个更大的新箱子给我。箱子里仍铺着天鹅绒，填充物是棉花。我说用以前的内胆就好。瓦尔特回答，那之前填充的也是棉花。
我拜托瓦尔特，让他把那两粒紧紧缝在旧天鹅绒上的扣子剪下来，钉在新箱子里。几天后，箱子变成了我想要的样子。每当我有烦心事时就握住遗忘按钮，有高兴事时就握住记忆按钮。就这样，我操纵着我的记忆。渐渐地，包着遗忘纽扣的天鹅绒磨破了。胎内的景象，格奥尔做的梦，我做的梦，与混沌融合的梦，所有的所有，都随着我捏住遗忘纽扣，忘记了。
遗忘按钮是记忆的仓库。我现在知道，记忆可以藏在大脑里的什么地方。通过抓住纽扣，我便能把记忆藏进大脑的某个地方，也许……而记忆按钮准确地说，是读取那些被我存进大脑的记忆的一种装置。
我收到了大量的图画书和玩具。在有钢琴的大房间里，台子上摆着城市模型。瓦尔特把我抱起来，我像上帝一样俯瞰维也纳。每栋建筑物的名称瓦尔特都教我念。城中央那壮丽的建筑是皇宫，是皇帝住的地方。与王宫隔着一个广场的建筑是嘉布遣会教堂。那个有着漂亮尖顶的建筑是斯蒂芬大教堂。我指着模型边上的一个圆形塔问道：“那是什么？”
“疯人塔。”瓦尔特告诉我它的名字。六层圆顶高塔坐落在两幢三层长方形建筑的直角连接处。瓦尔特说：“这座拥有几个院子的建筑整体就是普通综合医院。这是四代之前的皇帝，约瑟夫二世陛下建立的设施。”
就像上帝俯瞰世界却一无所知一样，城市模型并没有告诉我什么。就算认识了建筑物的形象和名称，又有什么用呢？
“这里是维也纳？”
我也生活在这里？我带着这层意思问道。虽然口齿不清，但瓦尔特懂我的问题。
“不，这里是波西米亚的布卢门山（Blumenberg）。”他说道。
无论是波西米亚还是维也纳，对我来说都是无意义的地名。
除了瓦尔特之外，这里还有一些炊饭打扫的仆人，但我只能感觉到他们的气息，并没有见过面。
我周身的照料全由瓦尔特来做，吃饭也在房间与瓦尔特一起。他接过载货马车送到门口的食物，将它们放在桌上，那时候瓦尔特担任了用人的工作。瓦尔特在礼仪方面的要求十分严格，所以我的举止也变得优雅了。
透过镶有菱形铁格子的窗户，我可以看到院子。围住四方形院子的三层建筑物上，同样的铁格窗被灰色窗帘遮得严严实实。
房间里有一扇门可以直接通往庭院，天气好的时候，瓦尔特就会带我去石缝里长满赤藜、大蓟、荨麻的庭院散步。这些植物的名字是我询问瓦尔特或从图鉴里学来的。庭院钥匙由瓦尔特保管，他不希望我长得像白芦笋一样弱不禁风。
黄昏时分，格奥尔偶尔会在窗外向里张望。这事儿我没有告诉过瓦尔特。因为我不想让格奥尔介入我和瓦尔特的生活。
不久后我开始接受语言和音乐的教育。德文书由瓦尔特·库什念给我听，让我记下来。
法语和钢琴的家庭教师来了。教法语的是男老师，教钢琴的是女老师。当我和他们见面时，不得不又戴上从头遮到脖子的布罩。
你脸上有伤，很丑。没错，瓦尔特·库什就是这么对我说的。伤疤会让别人不舒服。因此除了瓦尔特，见外人时我必须戴上头巾。我老老实实地顺从了。
瓦尔特·库什似乎不准备永远骗我。如若不然，为何要在房间里摆那么多书呢。我现在还能清楚地回忆起那些书的插图和装帧。这里有艾克姆·冯阿宁和克莱门斯·布伦塔诺收集的德国古民谣集《少年魔法号角》，盖勒所著添加了众多彩色铜版画的《给孩子们的新世界地图》，当然必有《格林童话》。还有海因里希·霍夫曼的《蓬头彼得》。书里有因为违背母亲的禁令吸吮手指，而被裁缝用剪刀剪掉拇指的“吮指康拉丁”，还有不听猫狗劝阻用火柴玩火，最终导致衣服着火被烧死的“玩火的鲍琳娴”，都是一些令人烦躁的教育短篇故事。
不只是儿童书籍，从歌德、席勒[2]之类的古典文学到浪漫主义的沙米索[3]、富凯[4]、E.T.A.霍夫曼[5]、荷尔德林[6]、海涅等人的作品，再到外国诗歌小说译本应有尽有。
我在书中读到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男孩。男孩最爱读书。他特别喜欢一本与他几乎等身大小的厚书。他将大书摊开在桌上，身体前倾，埋头阅读。他的父母都受过良好教育，他们爱自己的独生子。然而孩子的幸福生活却突发变故。一个穿着邋遢，一双平足，身材高大的女人偶尔会造访他家，和孩子的父母争吵着什么。男孩非常讨厌那女人。但最后，母亲竟把男孩交给了她。这才是你真正的母亲，我们只能让你暂住在这里。如果你母亲开口要讨回孩子，我们便无权把你留在身边。高大女人拉着男孩的手，把他带回自己家。狭小肮脏的房间里堆着许多玩具，都是给婴儿的玩具，他早就不玩了。孩子眼神轻蔑地瞥了一眼那些幼稚的便宜货，之后就再也没回头去看。女人哭了，她悲哀自己没有意识到孩子的成长。我知道事实或现实都是粗糙无聊的东西。那个男孩只是从平静的虚构世界中，被拉回到有点寒冷又悲哀的现实中。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故事。但我不能因为它还不够令我厌恶就不把它锁进记忆仓库，否则的话，这个平足的大个头女人的悲伤故事会一直纠缠着我。
我还有在胎中的记忆。胎儿的知识是我从书本中学到的，而我和格奥尔最初是在女人的子宫里，那个女子应该是我和格奥尔的母亲。这么一想我发觉自己是不是被遗弃了，因为我丑。
而我又是从何时，以何种形式学会了美与丑的呢？虽然感知美丑很难，但有三种感情可以鲜明地区分—喜欢、厌恶、无所谓。然而喜欢的对象中常常掺杂着讨厌的情绪。过分喜欢的时候便能感到一点点的讨厌，而讨厌的部分又会慢慢扩大，侵蚀喜欢。
我不喜欢法语老师，后来我才知道他教了我一口满是德语口音的法语，我喜欢教钢琴的女老师。
男老师给了我法德词典和德法词典，又留下一大堆作业。我不得不重复抄写着一个又一个的单词，一抄就是一面纸。
瓦尔特送给我一只小狗。我讨厌它嗷嗷乱叫，四处排泄。我想瓦尔特是陷在孩子天生喜爱动物的旧观念里了，所以我当着他的面，把咬我鞋子的小狗踢飞了。那时瓦尔特失望的表情一度让我心情沉重，所以后来每当瓦尔特和我在一起时，我都会假装疼爱小狗。但小狗和我一样完全不知道隐藏情感，所以无论瓦尔特在与不在，它的行为都一样。
在我被法语老师盯着听写时，小狗坐在地毯的一角，神情严肃地拉了一泡屎。它回头闻闻气味，吃了。法语老师见状笑得前仰后合，之后他命令我继续听写下去，用法语写一句“小狗吃屎”。我翻开字典，写下这句话的过去时、将来时、祈使句、疑问句。再把主语换成我，它的过去时、将来时……在我听写时，老师不停地咯咯偷笑，最后竟憋不住大笑起来。喜欢脏话的是孩子，在这一点上法语教师比我还幼稚得多。而他的好奇心也像个孩子。法语老师不停地把手伸向我遮住面容的头巾，用指尖揪住一角，想把它摘下来。我挣开他的手，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仿佛是开了个玩笑。
瓦尔特有时会检查我的作业本，为了调查我的课程进度。而发现我满本作业尽是现在时、过去时和将来时的“我吃屎”之后，那位法语老师就被瓦尔特开除了。顶替他的是个无趣的老者。我觉得这位老先生的德国腔很淡。他是一个在法国生活过一段时期的犹太人，穿着也不是犹太人特有的黑长袍，而是已经与西欧同化的服装。
瓦尔特领走了小狗，转而送我一只装在笼子里的松鼠。松鼠不吵人所以我很喜欢，常常亲手喂它食饵。
钢琴女教师极度沉默寡言，大多数事情都靠手势表示。从这里弹到这里，她用手指指着乐谱给我看。她不是哑巴，每当我无法理解她的手势时，她就像揭露谜底一样说话。推断她手势的游戏很好玩。
因为我攥着记忆纽扣，所以我能清楚地回忆起那一刻。那天，我毫无差错地弹完了她布置的作业曲，她很满意。她伸手触碰我的头罩。下一刻，我的脸暴露在空气中。我讨厌这个令人窒息头罩。我惹她讨厌了！我的身体僵硬了。忽然她的唇印在我的脸颊，她又给我戴回头巾，留下一个微笑，走了。
第二天瓦尔特让我在老师面前不用戴头罩，但我上课时仍一直戴着。虽然这个罩头巾让人呼吸不畅，但在教师面前暴露面容的痛苦更大。头罩与箱子一样，都是保护我的。那个箱子对我来说又很挤了。虽然我也想再换一个新的，但我觉得瓦尔特不一定会同意。
镜子！我曾在书中读到过镜子这种东西。一开始当然是从格林童话里得知的，我想到了女王问魔镜世上谁最美丽。然后我又想到《爱丽丝镜中奇遇记》的故事，壁炉上方有进入另一个世界的入口。卧室里就有个壁炉，上面只有一堵墙，贴着阿拉伯花纹的墙纸。经过多次阅读，我发现所谓的镜子能映照自己的身姿。瓦尔特为我准备了很多东西，唯独没有镜子。
我从堆积如山的书中学到了很多知识。我也意识到在黄昏时分，那个铁栅栏玻璃窗外出现的并不是格奥尔，而是我自己的镜像。
由于玻璃窗映出的脸比较昏暗，所以我看不见疤痕。
双胞胎长相相似，我又增加了一点知识。两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从没有见过自己的脸，但是我看格奥尔的样子看到生厌。即使我从没有看过他的正脸。
黄昏时分，从我凝视着窗户的表情中，瓦尔特读出了我的感受。
“对不起。”他道歉道，“你脸上没有伤，也不丑，反而很英俊。因为一些事情我不想让别人看到你的脸。但你那时年纪太小，理解不了，所以我才那么说的。”
接着瓦尔特极度坦率地告诉了我事情原委。
富贵人家，最讲体面。格奥尔和我一度被视为家族之耻，所以藏在避人耳目的地方偷偷抚养，幸好分离手术成功，我后来被定为不存在的人，而格奥尔被视为“存在者”。
我发觉自己与大仲马笔下那个命运悲惨的男人重叠了。他和法国国王是双胞胎，一出生就被幽禁起来。有一次想篡夺王位换掉皇帝，却被发现，后被人戴上铁面，投进无法逃脱的巴士底狱。
如此说来格奥尔就是路易十四，我就是那个不能入世的兄弟。只是不需要时时刻刻戴着假面罢了。
铁面人是高尚的，他远胜国王。这么一想，我感到自己内心的漩涡和不平好像平静了下来。
我读过一本关于生物的书，知道了生物分为胎生和卵生。虽然大多数鱼类是卵生动物，但是鲨鱼中也有胎生的。据说在这家伙体内，强壮的鲨鱼幼崽会吃掉弱者。格奥尔和我难道也是为吃掉对方而互相斗争吗？
而那一天瓦尔特对我说在那个教师面前可以摘下小心翼翼戴着的头罩。大概是觉得即使认出了我的长相，也不用担心会联想到格奥尔吧。与把侧面雕刻在金币的法国皇帝不同，无论富豪多么富有，格奥尔的样子在哈布斯堡王朝里都不可能人尽皆知。
我又想到了一个故事，翻译自英国作家的作品。我从这个故事中学到了，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由姐姐和姐夫抚养长大的孤儿认为，送给自己一份巨额遗产的人是他爱的姑娘家的养母。但是其实送礼人却是他小时候帮助过的一个越狱犯。狄更斯或许是想让读者知晓主人公的天真以及越狱囚犯的温柔，然而让我印象深刻的却是我充满期待的想象与冷酷现实之间的落差，就像那个男孩发现自己的生母是个没有教养的丑女人一样。此外，瓦尔特也骗过我很多次。至于什么是真的，我不知道。
瓦尔特走后，我再次站到玻璃窗前，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感觉很奇妙。明明不悲伤也不高兴，可为什么哭呢？我不知道。
浴室里放着一面镜子，我开始给自己梳头。从镜子里我看到了那个映在昏暗玻璃窗上，看不清发色和瞳色的面孔—金头发与蓝眼珠。
在书本中的丰富知识和现实生活之间悬空的我，几乎被年老的顽固保守和符合年纪的好奇动力这两股相反的力量撕裂。而新课程的加入，让我的精力又奔向别处。
这时我才第一次知道房间下面有个地下室，从螺旋楼梯下来，地下室的地板上画着白线，这是为了教剑术。接过瓦尔特手中的细剑，我跃跃欲试。瓦尔特先教我身形，等学会了如何使用细剑，他又教会我如何使用佩剑战斗。剑的碰撞声，狡猾而迅速的身法。
不只是学习身形招数，我还会与瓦尔特比试，当然没有胜算。尽管如此，我还是戳中了他手臂一剑。瓦尔特脱掉衬衫，我发现剑击中的地方有一块很大的胎记，我吓了一跳，还以为严重伤到了他。瓦尔特苦笑着说他家族遗传血管壁比较脆弱，这只是一点皮下出血，没什么好担心的。
接着是数学、历史，要学的东西越来越多。随着知识增长，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是多么不自然。仆人们也慢慢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不再坚持罩头巾和藏箱子了，也不再玩弄那些遗忘纽扣和记忆纽扣。小小的箱子在我床下蒙上一层灰尘。
当瓦尔特·库什把我带到另一个房间时，我已经多大了……我想我已过了十岁生日。是新世纪的第二年吗？
—新世纪，以百年为分界，除了便于整理历史知识外，还有什么意义……
但对于我的生活来说，确实是一个新的开始。
瓦尔特有天推开了地下击剑练习场里的一扇门，一条长廊向后延伸。瓦尔特把我带到走廊，一起向前走。
我的世界又一点点地扩大了！
我闻到了从未闻过的气味。不，我微微记得这种气味。在我从母亲体内取出来的时候，我闻到过这种气味。“这是什么味道？”我问瓦尔特。他告诉我这是消毒水的气味。
我们进入一间宽敞的房间，房间里站着几具骷髅。虽然之前没见过真实的骷髅，但我看过《死亡之舞》[7]的木版画。在手持大镰的骷髅指引下，从王公贵族到农民走卒，男女老少无一不牵手狂舞，排起长队通往坟墓。
骷髅的关节是用铁丝连接的，是用真正的骨头制作成的骨骼标本，旁边还有蜡制人体模型。模型身上有好几个部分像盖子一样，可以打开看见内脏。比如打开腹腔，就可以看见从胃到肠被塞得井井有条的模型。
除了骨骼标本、人体模型之外，玻璃柜门里的架子上整齐陈列着金属器具，墙上还贴着男性背部肌肉示意图，头盖骨被横截开，露出半球状大脑的示意图。图上展示背部肌肉的男子，一只脚伸向前方，另一只脚抬起脚后跟。由于图上还用夸张的透视法画了田野上蜿蜒的道路和远处的房屋，就好像一个被扒了皮的人正朝遥远的城市走去。
这里还有猫、狗、狼、野鸡、蝙蝠等多种动物标本。虽然我通过图鉴和插画略知一二，但见过的活生生的动物，只有那只咬鞋吃屎最后被瓦尔特带走的小狗和顶替小狗的松鼠。这些动物让我非常兴奋。但它们都是死的。瓦尔特小声告诉我，它们的内脏已被掏空，只留下表皮做成了标本。
除我之外，同行听课的还有一位同龄男孩。他个子比我矮一点，深色头发，同样颜色的眼睛，柔软如乳酪般颜色的皮肤。
男孩指着两具骨架对我说，那是他的父母。一具骨架有普通成年人那么大，而另一个只有五六岁孩子那么高，但头部却大得不成比例。
“我的父亲是矮人族（Zwerg），母亲是天使（Engel）。”少年说道，“矮人住在地下，天使住在天堂。但是他们向往人间，不时会来到地面，在地上居住。这时Zwerg和Engel结合了，生出来的孩子就是我，我叫茨温格尔（Zwergel）。”
秃头周围有一圈如土星光环般的白发，肥胖的白衣男子用教鞭指着模型和图解讲授生物课。他两颊上的肉耷拉在嘴角两侧，鼻头圆圆红红的。现在想来，应该是起了酒疹子吧。他好像为逗小孩开心似的故意开着玩笑，这让我很是郁闷。我还不够成熟，不能和蔼地赔笑脸，而且因为玩笑有些知识点变得模糊了。每当这时挽着胳膊站在一旁的瓦尔特会打断他的话，清晰简洁地说明要点。我觉得他的生物知识比那个秃顶老师掌握得更深厚。
生物老师一声令下，茨温格尔脱去衣服，站在我的面前。拿到颜料和笔的我，要根据老师提示的器官名称，结合蜡人模型，在茨温格尔的皮肤上画出来，在这之上还要画出肋骨。光是观察模型和骨骼标本，人体结构我就已了然于胸。接着，我脱掉衣服。茨温格尔虽看到了分离的疤痕，却也没说什么。我也没有开口。因为我不认为自己这点事能和矮人天使做父母相提并论。
标本室的墙壁上有一面镜子，我俩并排站在镜子前比对镜中的影像。
大概是觉得一次学那么多已经足够，瓦尔特催促我走出了标本室。茨温格尔和我轻轻挥了挥手。
松鼠的寿命比人的寿命短多了。根据图鉴记载说明，一般是六年到十五年。我的松鼠死了，就在我去标本室上过课的几天后。我不知道它到我手里时有多大，所以也不知道它究竟活了多久。
我拜托瓦尔特解剖松鼠找到死因，同时将它的外皮做成标本。
标本室里，我在老师的指示下进行了解剖，瓦尔特也陪我一道，但他对我的所作所为没有说一句话。
茨温格尔也来了，抱着猫，活的。看起来像一只野猫，毛发斑秃，肮脏不堪。
“我想做猫触电实验。”茨温格尔说道，“之后还想全身麻醉，切开头骨，取出脑子。”
“你做这些实验还太早了。”胖老师腮帮子一颤一颤地说道，“你要学更多知识，等到成为大人之后才可以。”
“你现在需要的是给这只猫治疗皮肤病。”面对着一脸不满的茨温格尔，教师接着道，“你现在的水平应该够了。先去查一下医书中有关皮肤病的内容，对照猫的症状做最妥善的处置。”
“没意思。”
“观察毛发生长过程是很有意思的。”
“不感兴趣。”茨温格尔冷冷回道。
教师伸手向前，食指向上，左右摇了摇。这是轻度斥责的手势。
我继续遵照老师的指示，将松鼠的口、鼻孔、肛门等处塞上棉花，将它小小的头向左转，仰面固定在铺着橡胶布的解剖台上。
茨温格尔打开了半边门，将那只生了皮肤病的猫放出去。之后他合门来到我身旁，满眼羡慕地看着我手上的操作。
老师在松鼠的胸部中段到胸骨末端画了一条线。
“沿着这条线，浅浅地切开。”
而在这第一步，我很快就尝到了失败。切得太深，内脏都漫了出来。
“做标本，就像脱衣服一样，要把皮肤剥下来……哦，你想解剖尸体，找出死因？那么首先，先把心脏摘下来。切开这块肌肉组织，切开大血管。”
对于小小的松鼠，所谓的大血管也如丝线一般细。我的手术刀不仅割破了血管，也割坏了肌肉。
心脏还没有我的指尖大，成了一团乱糟糟的烂肉。我看向瓦尔特，他一脸严肃地站在那里，但看上去似乎在努力忍着笑容。因为我的失误很可笑吧。
在尸体被切开的瞬间，一股烂熟的恶心气味开始散发出来，这是腐臭吗？
“让我试试。”茨温格尔小声对我说。
打从母胎里开始，我就一直让着格奥尔。但是自从分离之后，和瓦尔特一同生活以来，虽然我遵从瓦尔特的指示，可还从来没遇到委屈自己让着别人的事情。
“不干。”我断然拒绝，很爽快，“这是我的松鼠。”
茨温格尔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他像蜡像一样地僵住了。面无表情，眼里失去了生气。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愿意让步。我摸索着小松鼠的体内，挖出的内脏像是胃部。正如我所料，它的胃里装满了未消化的食物。每次我喂它食物时，松鼠都会用它小小的双手抓住，鼻头抽个不停，然后将食物送进它两腮足以使脸型变化的颊袋中。给它一块四方形奶酪，它的脸就撑成四方形。我觉得有趣，便给了它很多食物。给得太多了。
“尤利安。”老师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提醒我，“这只松鼠做不成标本了。因为你把它的皮都切碎了。第一次上手，技术不好也情有可原。我们等有机会再做标本吧。”
他给了我一个空木盒。我将那只血淋淋的好似与凶猛的食肉动物殊死搏斗过的松鼠放进盒子后，在房间水池边洗了手。这时茨温格尔凑过来，“你在干什么？”他问道。脸上又恢复了往日表情。
“一看便知，洗手。”
“弄脏了？”
我点点头。
我正在用力擦洗一块老师递给我的沾满血污的橡皮布。茨温格尔小声地感叹一声，然后问我道：“我刚才有点奇怪吗？”。
“不是有点，是很奇怪。”我回答道。
“这样啊。”茨温格尔吁了一口气，重新整理情绪一般地说道，“都过去了。”
“过去了。”我见对方情绪有点低落，便指着盒子问他，“我想把它埋了。”
原本是打算在院子的一角埋掉松鼠的，然而茨温格尔却提议：“既然要埋，那就非去墓地不可了。”
我望向瓦尔特，他挤了挤眼睛，轻轻地点点头。
我高兴得想跳起来。世界更宽阔了。
我抱着装着松鼠的盒子，跟着茨温格尔从刚才他放猫的那扇门离开标本室，来到户外。瓦尔特没有跟来。
伴着自由舒展的解放感同时到来的还有我的不安。
在空落落的屋子里嗅到的味道，如今想来应该是潮湿的水泥气味。我知道水泥，也知道潮湿，但不知道潮湿的水泥是怎样的气味，以至于无法用语言描述当时嗅觉器官传给大脑的感觉。
又经过了多少个地下室和走廊呢，我想所谓无尽的迷宫，大概就像这样吧。
登上螺旋石阶，来到一条宽阔的走廊。一边是窗，另一边是一排房间的门。窗外是一片和缓倾斜的草原。它似乎在半途陡然下降，像被切断似的，在断口处露出树梢顶端。
有时候，我们会与走廊里的人擦肩而过。这里的人有两种。一种脚步匆匆，另一种闲庭信步，全是男人，都穿着邋遢的衣服。茨温格尔和他们中的一些人友好地打了招呼。
一阵尖锐的笑声炸开来，我不由地抓住了茨温格尔的手。法语老师的傻笑声让我感到了他的轻蔑，而这个尖厉如不停叩击金属脸盆的高笑近乎惨叫。
笑声的主人瘫坐在长椅上，弯腰都很困难。他必须要从椅子上滑下来，才能捡起掉在地上的东西。虽然生物老师也很胖，但在他面前还是小巫见大巫了。
“他看到的和我看到的不一样，和你看到的也不一样。”茨温格尔低声对我说，“他的眼里能看见镲。有人敲镲，却不见声响，于是他在代替镲发出声音。”
“你怎么知道的？”
“他以前跟我说的。”
凭那金属感的声音，应该没错。
“你问他的？”
“嗯。”
“那我看到的东西和你看到的也不一样？”
“不可能完全一样的。”茨温格尔断言道。
在走廊分叉处左右转了几个弯，我们前进在一条没有窗户的走道里。又转了几个弯之后，茨温格尔打开了一扇门。
一片连绵起伏的草地在我眼前铺展开来，只在图画和照片上见到的树木在这里舒展着枝丫。
我呆站着，差点摔掉了盒子。茨温格尔一把接住盒子，我紧紧抓住茨温格尔问道：“这里是……外面？我被瓦尔特赶出来了……”
“这是建筑的外面，不是真正的外面。”单手抱着盒子的茨温格尔用他空出来的那只手搭在我的肩头说道。
—后来我想到了。是不是瓦尔特·库什不想亲口告诉我，所以先找到一位和我同龄的少年，借他的口让我知道关于此处，关于外面的事。虽然我没有向瓦尔特确认过。
这片草原无边无际，虽然中途向下倾斜，但下方草原依旧延续，树林灌木依旧茂密。
一个人坐在葡萄架下的长椅上，专注地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另一个人把琴弓架在断了弦的小提琴上，如痴如醉地拉着。茨温格尔在他们中间跑过，我紧追其后。两人的脚步声似乎被吸进众人的寂静之中。不，其实一点也不安静。一个男人站上树桩，手势挥得很大，有时还高举拳头，兴奋地喊着什么。但是，那声音却也不刺耳，听起来像是一支悲歌。坐在旁边的男人手上不停，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他的话。一个女人用彩线在木框绷紧的布上刺绣，那不是钢琴老师吗？我不敢过去确认。万一跟丢了茨温格尔，我就迷路了。我经过一个在画架前作油画的人身旁。那时，我看到了画布上的画。强烈的红色涂了厚厚一层。虽然只是一瞥，那画上画着的应该是森林，一片深红色的火焰森林。
茨温格尔带我来到墓地，墓地上十字架形状的墓碑林立。我从书本中知道了死者会葬于墓地，也见过墓地的画，但这还是第一次看见实物。
“那个，是教堂吗？”我指着墓地对面那幢建筑问茨温格尔。
“对，那是我的家。”
我用盒盖当铲子，在柏木的根部挖了个洞。一个小洞就够了。我盖上盖子，将盒子填进洞里，盖上泥土。细小的灰土好像迷了眼，我咕噜噜地转着右眼，每一次摩擦又平添了更多的疼痛。
“来我屋里吧，洗洗眼睛就好了。”茨温格尔邀请我道。
茨温格尔的住处，是教堂的一部分，位于礼拜堂的后头。打开门是一个兼做厨房和餐厅的房间，一张做工粗糙的床占据着房间一角。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房间，一个是卧室一个是客厅。卧室里放着两张床。
一张是神父的，另一张是我的。茨温格尔如是说。
“你和神父住一块儿？”
“嗯。”
进入客厅，我感到一种不可思议的氛围。
我当时不知该怎么形容，虽然室内装饰极其朴素，但到处都摆放着我不曾见过的家具和器具。后来我才知道一个词语形容它—中国风。
瓦尔特没有给过我一点点宗教教育。我既没有受洗，也没有参加过礼拜。
教会里也没有我的出生记录，这是当然。我是不该存在的人，虽然存在，但也不存在。
在阅读儿童版《圣经》之前，我首先喜欢上的是北欧神话和希腊神话。比起南方好色的宙斯，我更喜欢象征北边阴郁风暴的奥丁。虽然耶稣受难的故事丝毫没有打动我的心，但在瓦尔特为我准备的画集里，我看过很多以圣经为题材的画作。很多以耶稣诞生之前的旧约圣经为题材的画十分有魅力。这其中我特别着迷于卡拉瓦乔[8]的作品。黑暗画面中，只有一部分显现着暗淡的金光，如果只取光和影，那他就神似拉图尔[9]。但不同于拉图尔画中的静谧，卡拉瓦乔的画作中体现出来的是血腥、快乐与痛苦的叫喊。
神父客厅里放着青瓷香炉，异域风情的瓷娃娃，浅桃色丝面的象牙扇，还有一展黑漆屏风，上面镶嵌着散发出虹彩的花鸟图纹。在我看来，它们就像妖异的作法道具。
一双小布鞋，从足尖到后跟只有四英寸左右，比我手掌还小。桃色和蓝色的料子上遍布五颜六色的刺绣，鞋头尖得像鸟嘴一般。
“在中国，成年女人就穿这种鞋。”
我的知识尚未触及那个位于东方尽头的国家。虽然我在德文版安徒生童话里读过一篇中国皇帝与夜莺的故事，但我所知道的也只有那张插画而已。
瓦尔特给我的东西里有一个地球仪。它由一根斜轴支撑，直径不到二十英寸，而我无法想象把它放大到实物的样子。
“中国女人，都是小矮人？”
“不是的，只是脚很小。在幼年骨头还很柔软时，就将脚趾这样折过来。”茨温格尔说着，以手代足示范给我看，“只留一个大拇指在外面，其他四根脚趾都折到脚底，然后用布紧紧捆住，固定成小小的模样。他们管这个叫缠足。”
鞋底的形状近似一个水滴图案。眼泪好像也用这个形状来表示。
在瓦尔特给我的书本里，有用铜版画介绍世界各国风俗的读物。比如用很多金属项圈把脖子越撑越长的风俗，还有在下唇内侧嵌进一块圆形木模导致嘴巴大得像个盆一样的风俗，还有脸上刺刺青的风俗等等。对于幼年的我来说，无论哪个听起来都像是奇闻逸事，但比起那些，对于成年人穿小鞋的疑惑，以及娇小可爱之下竟然还隐藏着如此苦痛，更让我惊讶。
在这时，一个女人走进客厅。一头浓密黑发遮住了她凸出颧骨的扁平圆脸。他用眼梢上吊的细长双眼紧紧盯着我看。她好像对茨温格尔说了些什么，声音像是受惊的鸟叫，中间还夹杂着猫咪喵呜喵呜的声音。茨温格尔回以她相同的语言，她点点头出去了，临了在门口时，又满怀好奇地多看了我一眼。
“她就是中国女人。”茨温格尔说道，“是从上海跟着神父回来的阿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