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它们的意思，我首先关注的就是她的脚。
“中国女人？”
“对。”
“那她的脚不小啊。”
“她是用人。女佣的脚不小。”
墙上挂着的一幅画吸引了我的视线。这是一幅画在丝绸上的肖像。虽然和卡拉瓦乔的画没有任何关系，但我觉得它们有一种共通的罪恶感。
画中人从服装上看像是一位东方女子，化着很奇怪的妆。她面色涂得像人偶一样雪白，眼睛却轮廓分明，墨色从眼角向太阳穴一提，锋利如刀尖。玫红色的胭脂染上她的眼睑和面颊，小小的唇像一滴欲坠的鲜红水珠。如今我找到了可以形容她的词汇，妖艳又可怜。
面对着看得出神的我，茨温格尔说道：“这是中国的演员。”
“这个是花木兰的扮相，是神父在上海时看过的一场戏。”茨温格尔如是说。
美丽的女子花木兰顶替卧病的父亲，换上男装奔赴战场。勇猛果敢地帮助战友取得胜利。
“有点像圣女贞德的故事啊。”
“没错。不过周围人一开始都知道贞德是个女孩，但在花木兰中，谁都不知道她是个女孩。所以当她对并肩作战的将军抱有热恋之情时，也无法向他吐露芳心。你知道什么是热恋吗？”
“知道。”虽然只是在书本里读过。
“她的脚很小啊。”
“演员是男的，所以他的脚并不小，只不过穿了假脚显得小罢了。”
茨温格尔说中国的戏剧演员都是男人。这种奇怪的化妆品是中国戏剧中独特的舞台妆，女性角色也由男性扮演。在这出戏里，男演员去扮演一个女扮男装的女人，就像男演员扮演圣女贞德一样。即使茨温格这么解释，对于从未看过戏曲的我来说也无法想象。
为了描述那时的情景，我必须用上后来学会的词语，螺钿和乌木。茨温格尔打开双开门的橱柜。橱柜和屏风一样，都是乌木做的，上面镶嵌着螺钿，把手上沉甸甸地垂着一串紫色穗子。
茨温格尔从柜子里抱出一个箱子，打开盖。我伸头往里面窥视。
正好从窗外伸进来的夕阳，像一条光带充满了箱子。
淹没在余晖洪水中的是……“孔雀！”我不禁叫出声来。
我也仅在画中见过孔雀这种生物。如鳞片层层叠叠的金绿，汹涌的鲜红，艳丽的粉紫，炫目的蓝色……泛滥的色彩让人联想起那骄慢的鸟类。
在茨温格尔展开它之前，我自然也明白了那是一件华服。
这件衣服几乎与画中花木兰穿着的一模一样，色彩甚至比画中更加华丽。
接着茨温格尔又取出一件奇妙的物事。也许可以用刮铲来形容。十英寸长的铲头有小鞋的形状，可以完全套进小鞋里。长柄的部分像鞋拔一样，内侧被削薄弯曲。
“这就是演员扮演女角时用的假脚。”
茨温格尔把脚尖伸进假脚，长柄固定在小腿。外面套上布袜绑腿。最后踩进缠足鞋里。
“这走不起来的吧。”
“可以走，也能跑。在中国，扮演女角的演员就是绑着这个磨练演技的。这门功夫要从小训练，因为我也学过一点，所以能走两步。但花木兰一上战场就要解开缠足，所以武戏是不戴小脚的。”
最后茨威格尔又从箱子里拿出一个小盒子。盒外绷着桃红色有光泽的布料，很可能是缎子吧。盖子四边有褶皱装饰。盒盖一边固定在盒子上，翻开一看，盖子反面嵌着一面镜子。空气中也弥漫着一股前所未闻的香味。在此之前，我对罪恶一无所知，但这种香味却给我一种愧疚。我眼看着茨温格尔用盒子里的东西把脸弄得雪白，眼眶也涂得漆黑，鼻翼两侧、眼皮以及眼角到太阳穴都涂上了胭脂红，我的内疚感更强了。
虽然《蓬头彼得》中通过过激的惩罚告诫小孩不能做哪些事，但这其中并不包括男孩化妆。圣经里也是一样，男子化妆并不会犯罪。那为什么我又会感到一种犯禁忌的愧疚呢？
当茨温格尔脱下灰色的衣衫，换上花木兰的戏服时，我的罪恶感到达了极点，整个人沉浸在忘我的恍惚中。
宛如中世纪女性服饰上漏斗似的广袖，图案复杂的刺绣上焕发的色彩。宽松的裤脚被绸带绑在脚腕，上装一罩犹似一只浑身绿金的孔雀。那时我竟然没有注意到一点异样—衣裳的尺码正好适合尚为孩童的茨温格尔。
他戴上金光闪闪的华冠，把头发隐于冠内，又取出几面旗帜，让我帮他插在背后。
呈放射状立于背后的旗帜，如雄狮鬃毛般威风凛凛。
茨温格尔再从箱中拾出两柄宝剑，一柄交给了我。这把宝剑比击剑场上的佩剑宽了数倍，但与剑的大小相差甚远的是它太轻了，这是一把玩具剑。
来吧，上战场吧。茨温格尔大吼一声，跑向户外，我也跟着他一起跑。这时候，怪异感已经淡薄了，我和茨温格尔都回归了那个年纪的男孩应有的活泼，挥剑在黄昏的墓碑间奔跑打闹。
花木兰那披披挂挂满是装饰的衣裳，本就不为活动轻便。面对脚步不稳的茨温格尔，我本可以随手将他打得落花流水，但我感到一种奇怪的痛苦和崇敬，不敢挥剑以对。我恍然自觉已化为与花木兰并肩作战的年轻武将。两人齐心协力，共同面向那看不见的敌人。
那一天，我学到的新知识似乎太多，无法吸收。我非常激动，但不想让瓦尔特发现。幸亏我没有向瓦尔特倾诉的习惯，而且他也不善于聆听。
我不记得是怎么回到住处的。是瓦尔特来接我的吗？遗忘纽扣、记忆纽扣早就不玩了。
但我和茨温格尔在一起的时光却在记忆中无比鲜明。那一日的场景堆积在心似要冲破胸膛，我将它轻轻地捧在掌心，几度回味。我的掌纹里洗也洗不净的是那松鼠的血、内脏的糟污、掘墓时沾上的泥土……它们本该留在我的心里，可那场失败的解剖在我心中淡去，浮现在脑海的只有一个画着异样眼影的女孩—应该说是男孩的幻影。
那一夜，甚至在梦里，我都与花木兰策马扬鞭驰骋战场。
几天后，茨温格尔开始常伴我左右。两个人听家庭教师讲课比一个人听有趣数倍。我的课业比较多，茨温格尔在击剑方面不得不从头开始。但无论是生物还是历史这类以课本知识为主的领域，他几乎都能和我齐头并进。
这是我独自一人学习时，断然体会不到的感觉—优越感、落后感和好胜心，之前我只在词汇上认识它们。
钢琴课茨温格尔就不和我同席了。可能因为只有一架钢琴，如果同时教两个孩子就太耗时间了吧。一有空闲时间，我便可以给茨温格尔补课，做老师的感觉很好。
茨温格尔之后再没有邀请我去他和神父的家，好像因为他在我面前化妆穿花木兰的戏服而被神父狠狠地骂了一通。据我之后的观察推测，让茨温格尔扮成花木兰，一定是神父的一个罪恶的秘密游戏。
就算不去他家，我也应该可以穿过地下室的复杂道路去建筑外看看。但我一直依赖茨温格尔带路，所以自己一条道也记不得。走廊尽头那个扮镲男人的笑声让我心惊。此外还有人把脸凑近到我和茨温格尔鼻子前找我们搭话，那架势好像就要揪住衣领打起来一样。还有人一刻不停地向主小声祷告。虽然茨温格尔可以从他们身边经过，不与纠缠，但我个人似乎并不精于此道。再说一个人出去也没什么意思，我有的是独处的时间。在蜜色的天空下和茨温格尔嬉闹，比跟庄严的瓦尔特在院子里散步要有趣得多。
茨温格尔也来过我的住处。瓦尔特在白天已经不锁通往院子的门了，于是我带他去院子认识石缝间生长的植物，教茨温格尔它们的名字，有时还有一丝优越感。
书架上的书也让茨温格尔欢喜。
我房间里的书一直在静静地增长，但有一次却突然爆发式增殖。那大约是我认识茨温格尔的半年后。可能是瓦尔特从哪户老人家那里打包收购的吧。虽然没有羊皮纸的抄本，但有几套装帧豪华的老书全集。茨温格尔和我翻开书页，专心地埋头阅读起来。
在一本满是蚀刻版画插图的书里，我发现了那个曾在立体模型中见过的“疯人塔”的介绍。
瓦尔特教过我，疯人塔是为玛丽娅·特蕾莎[10]的嫡子，即激进的改革者约瑟夫二世皇帝设立的普通综合医院的其中一部分。我还记得当时我俯瞰着模型问过他“这座塔是什么”。
虽然我还记得出生以前的状态，我的记忆却越到后来越衰退。不，所谓胎内的记忆，或许也是我编造出的虚假记忆吧……
就目前而言，如果我不多加回忆，记忆便会模糊，被重新编排变得暧昧，分不清事实。
如今已不存在哈布斯堡帝国了。哀叹帝国之死的声音也渐渐从欧洲乃至世界各地消失了。
启蒙君主约瑟夫二世的座右铭是“隔离有害和不愉快的事物”。他为市民开设的这家大型医院能够收容两千名病患。而在约瑟夫二世之后的第二任皇帝弗朗茨二世[11]当政期间，这家大医院的病理解剖室开辟出一部分设立了病理解剖博物馆。后来我看到了博物馆的馆藏，想到当初瓦尔特没有对我施以宗教教育是何其正确。如果我是个信仰纯真的教徒，我一定会苦于如何接受造物主创造出的畸形。为了不精神错乱地活着，又必须用强烈的伪善来掩藏自己的情感。我自己就是个因为运气好而没有被沦为展品的存在。当权者为何如此执着于畸形。不，如此执着于收藏畸形的人，除了奥地利皇帝之外，好像只有沙俄的彼得大帝。彼得可能单单只是出于恶心的兴趣，但我们的皇帝却有着研究学问的巨大使命。我读过一个故事，说的是各式各样的疯子、傻瓜、白痴和小丑登上一条船，出海寻找愚人国的故事。这篇中世纪写成的名为《愚人船》的故事，我读的是它改写后的简单版本。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疯子被视为是野蛮的动物，坚韧无情的不死之身。直到十八世纪，约瑟夫二世治下才在医学上将疯子等同于病人与正常人区分开来。之后还有专门的学术用语对此类病人进一步区分。出神、偏执、精神错乱、忧郁、癫痫、酒精中毒性抽搐……
病人会被送进疯人院，分门别类进行隔离。至于疯人院里的疯人塔是一种监狱，每层都分成二十八个小房间，用来关押精神异常人士中的暴躁分子。听说病人会被戴上拴于地板或墙壁的铁链，它们可怕的叫声被厚厚的墙壁挡住，传不出去。在圆塔的中心有一块挑空的中庭，目的是让患者呼出的瘴气形成上升气流排向天空。安静的病人，也就是没有自残或攻击他人的人，则被收容在两边与塔楼连接的住院楼里，平时允许去庭院、写作、画画、演奏音乐。
我的眼底又浮现出树荫下专心在笔记本上书写的人，拿着断了弦的小提琴忘我演奏的人，站在长椅上用悲伤的乐曲般的语调说话的人，用烈焰般的红色描画森林的人……
有半年左右的时间，我时常与他们交谈。
“怎么了？”
我的表情一定很僵硬吧，茨温格尔满脸疑惑地问道。
我害怕说出口。万一茨温格尔一句“是的”承认了……
然而我一人无法承受发自内心的疑问，于是有次我带着一本厚书去找茨温格尔。
“我们所在的地方，不会就是这儿吧。”
虽然瓦尔特对我的隔离有所松懈，我也能看见服侍我的仆人，但我接触到的人依旧有限。
瓦尔特和茨温格尔，那时我还没有见过神父、老师、仆人，以及在外出路上遇到的人，还有在外面（说是外面，其实还是在院地里）看到的那些安静的人，因此我那时并不十分清楚疯子和正常人有什么区别。但我注意到这里是被严格隔离起来的地方，不可能不注意到。
堆放着骨骼标本和蜡人模型的地下室，难道不就是病理解剖博物馆的一部分吗？
博物馆不可怕，反而我对其饶有兴趣。我恐惧的是那个如监狱一般的高塔。虽然我在户外也没有见过塔一样的建筑，但是书本告诉我高塔没有直接通向户外的出入口，必须经过好几个庭院和地道。
如果不能彻底否定这种可能，我恐怕会做噩梦吧。我走在地下通道，打算出去玩。明明是茨温格尔陪我一起，不经意间牵我手的人却变成了瓦尔特。一种没来由的不安攫住了梦中的我。一扇铁门高耸在我眼前，是疯人塔！
“不是啊。”茨温格尔的声音打在我耳边，我回过神。
“怎么了？”茨温格尔问道。
“什么？”我反问。
“你发什么愣啊，是我的病传染给你了？”
“你，什么病？”
“我也不大清楚，只是好像有时候我会失去意识一小段时间。”
我想起解剖松鼠时那个好似蜡人的茨温格尔。
“看着你，我客观地了解到自己犯病时是什么状态了。”
“我没失去意识。”我说道。
“这里是‘艺术人之家’。”茨温格尔没有反驳，接着说，“不是维也纳的综合病院。”
“那也没有塔咯？”
“塔倒是有，但不是维也纳的‘疯人塔’。”
对了，很久以前瓦尔特也说过。
这里是波西米亚的布卢门山。
“既然是‘艺术人之家’，那这里的人都是艺术家咯？”
“诗人、小说家、画家、雕刻家、手工艺者……各种各样。”
—瓦尔特为了培养艺术家而把我接到这里来的吗……
刚过十岁的我如是思索。
“但也不全是艺术家，好像还有很多学者。数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科学家、心理学家，当然还有医学家……”
原来我的家庭教师，每个人都是生活在这座建筑里的工作人员啊。
“你也是艺术家？”面对我的疑问，茨温格尔爽快地回答“不是的。”
“我是跟着曼神父来这里的。”
“神父是艺术家？”
“不是啊。曼神父就是神父啊。”
回头算算，这是多少年前了。今年是一九……几几年？一九二九年。那距离我十岁，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难怪记忆会那么模糊。
为什么箱子还在？我还以为早就丢了呢。谢谢，这样我就能回想起来了。缝在天鹅绒上的纽扣，都没有脱落。但哪个是遗忘纽扣，哪个又是记忆纽扣呢。
从书本中获得的庞杂知识，正不断地塞进我的大脑。我是从什么时候起强烈感觉到人生的不公呢？信赖瓦尔特，满足于两人一起生活的时日，但我内心深处是否因为没被父母选中而感到愤怒、不安、不满呢？所以瓦尔特才在梦中出现，作为引路人带我来到“疯人塔”。而我又是在何时自比那个终身幽禁的铁面人，却无法再得到一点安慰？
下坡处有一条小河，从高高的石墙外被引进来，再流出去。上游和下游都被铁栅栏嵌在墙下，所以仆人们需不时清扫被栅栏挡住而淤积的树叶和垃圾。
那年夏天，茨温格尔已经跟我很熟了，所以大概是在我认识他的第二年吧。
为了消暑，我们赤身裸体地下了水。岸边一位“艺术家”将水中嬉戏的我们画进了素描。一开始瓦尔特非常警惕，恨不得回回给我戴上头罩，生怕我的脸被人瞧见，但后来因为意识到这里面的，或者说被请进来的“艺术家”们，一辈子都无法离开这里，所以也就放松了戒备。
这是一条距离对岸不到二十英尺，最深的地方也只到腰部的清浅小河。
河上虽然架着木桥，但我俩还是蹚过河来到对岸，在草地上并排坐下。茨温格尔的手指抚摸着我的伤疤，还用手掌比了比。伤疤比他的手还要大。
“怎么搞的？”
“之前你不是见过吗？”
“啊啊，你说第一次见面时的事。生物课上脱光的那次。那时我确实见过。”
“因为我是连体双胞胎。”
“分开了？”
“嗯。”
“厉害啊！”茨温格尔向我发出赞叹之声，又靠近我，将腰部贴在我的伤疤。
“另一个人呢？他怎样了？”
“不知道。”
虽然我如此搪塞，但最后还是告诉了茨温格尔我从瓦尔特那里听到的，以及我记忆中的那些事。
“好像大仲马《布拉热诺纳子爵》的故事啊。”茨温格尔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当他在我的书架上找到大仲马那本厚长的《达达尼昂三部曲》时，一读便沉浸其中无法自拔，和我当年一样。
“你还记得出生前的事情啊。”
“谁不是这样呢？”
“我就记不起来。”茨温格尔遗憾地说。
“还是你更厉害，矮人天使为父母。”我谦虚地承认了他的优势。“是神父这么对我说的，但是那是个玩笑，真实情况不是这样。”茨温格尔耷拉着他漆黑的睫毛说道。
“真实情况是？”
“我现在不想说。”
“但是那里的骨骼标本？”
“我在那间地下室里刚好看到符合那个说法的一对。”
“你撒谎了？”
我的声音近乎悲鸣。瓦尔特从对我撒过各式各样的谎言，我也宽宏地原谅了他。
可是连茨温格尔也……
我一把把他推倒。
“对不起。”茨温格尔一边起身，一边无可奈何地道歉，但是我无法控制身体中沸腾的力量，也无意制止它，挥起拳头向他打去。茨温格尔一把抓住我的手腕躲开了。出乎意料的强大握力，使我的指尖都麻木了。我想用左手脱开他抓着我的胳膊，慌乱中手肘打到了茨温格尔的下巴，他跌跌撞撞地滑了一跤，但在那时我没有挣开他的束缚，被他带着一起跌入水中。
河水不深，不会溺水。我们都站了起来，但之后仍然为了让对方屈服而奋力争斗。水流虽缓，但河水让两人的脚步变重。上半身还可以自由活动。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当我绕到兹温格身后时，我把胳膊绕过茨温格尔的下巴，绞住了他的脖子。
要不是忙着给我俩画素描的“艺术家”进入了我的视野。下手不知轻重的我没准真会把茨温格尔绞死。
我之所以松手，是因为“艺术家”正在像画风景一样画我们的斗争。如果他前去阻止，我可能会更暴力吧。
茨温格尔跪倒，两手撑地喘着粗气。
可我仍不解气。这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随便敷衍了事的。我一直都在心里默默地忍耐，忍受着家族选择了格奥尔，让我变成见不得光之存在的愤怒，现在这一切全都算到了茨温格尔的头上，化作了我攻击他的原动力。
“我都道过歉了。”终于，他平复了呼吸不满地说，轻轻地戳了戳我的胸口。而就是这轻轻一推，毫无防备的我竟不知不觉地滑倒了，跌坐在河床上。
我突然哭号起来。其实一点也不疼，其实我也不想哭，但哭成这样我自己都想不到。术后因为疼痛而哭过，后来虽然也曾流泪，却没有一次放声大哭。而这次的号泣就像呕吐和排泄不受意识控制一样，它的爆发也与我的意识无关。我站起来，叉开双脚，仰天痛哭。爽快。愤怒消失了，我放声大哭，似一支晴朗的歌。
我听见了鼓掌声。“艺术家”放下了手里的素描，从三脚凳子上站起来，热烈地拍着手。
我哽咽的哭声戛然而止。虽然喉咙一抽一噎得像在打嗝，但很快就停了下来。
还有一个人向我们投来视线。
虽然是初次见面，但看到那身黑袍子我便认出他就是神父。那时我认识的人还不多，所以对于男人，我都以瓦尔特为准。与瓦尔特相比，神父的身材又矮又胖。他脸颊松弛，眼角耷拉。年纪可能比瓦尔特大一点吧。
保持警惕。就因为在我面前穿过花木兰的衣服，茨温格尔被他臭骂一顿，害得我之后再也不能去他家玩了。
“怎么搞的？”
听到神父问话，我转向他。
“他对我撒谎。”我指着茨温格尔说道。
“先上岸，你们两个。”
双手提着衣服鞋子，土地上留下濡湿的脚印，茨温格尔和我跟在神父身后。就这样我再一次走进了那充满中国装饰的房间。在那之前，我被阿妈拿布包着，粗暴地擦干了全身。
于是，从那时起我又能时不时地去教堂玩了。
那么为何一度禁止我出入他家的吉多·曼神父又允许我来往了呢？我不理解神父的所思所为，可能是一时之怒已经平复了吧。
神父不可能将所有事一股脑地告诉我，我也是从他的只言片语中找到关联，并结合后来我学到的知识进行推测。有关收留茨温格尔的原委大概如下。
在曼神父去往中国之时，占据了整个亚细亚大陆东边广袤土地的是名为大清的封建帝国。当时大英帝国看中了一个港口小城上海，他们发动鸦片战争摧毁了清朝的抵抗力，在一八四二年与之签订了一份极具压倒性优渥利益的条约。
虽然我现在常常想不起今年是几几年，又是几月几号，明明才三十多岁却搞得跟痴呆老人似的。要是以前，记在我头脑中的数字还能回忆得比较准确。
怡和洋行、洋行等贸易公司陆续进出大清国，做鸦片生意攫取了巨额收益。各国唯恐在支配东洋上落后于人，继大英帝国之后，法兰西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也趁火打劫，贪食清朝，与中国签订完全有利于各自国家的条约。
在上海这个小小港埠的外滩，旋即林立起欧美的商社、银行等高层建筑。周边聚集着华人的住所，虽然也有人住大宅子，但更多的是贫民窟。无论宅子还是贫民窟，都很肮脏不堪，拥有治外法权的租界就在这里。原先租界内严禁华人居住，但后来因为太平天国的骚乱，大量难民涌进租界，租界一下变成了华洋杂居。
欧美的传教士也不管什么派系，只顾埋头布道传播福音。教会方面坚信只有信仰耶稣才能得到救赎。仁慈的教会在东方蛮荒之地建造教堂，建造学校，建造医院，大施“援手”。因为单靠宣扬上帝神谕并不能吸引信徒，所以他们会给信众一点改善生活的香饵。
吉多·曼神父为了布教，于一八九〇年被派往上海。
经过一番过于漫长的航行，船终于接近码头。
当神父刚走下舷梯，首先感受到的是强烈的恶臭和骇人的喧嚣—我现在也在这恶臭之中—粪尿、腐烂的厨余垃圾、汗味、体臭。即使用手帕捂住鼻子，臭气也会钻进毛孔渗入体内。
面对下船的乘客，码头工人们夹杂着怒吼叫嚷，杀气腾腾地蜂拥而至。为了抢到搬运行李的小费，他们拼了命地争抢表现。富裕的客人会挥舞着洋杖把他们驱走，就像对待恼人的野狗一般。车夫则一面吆喝一面抓住客人衣服往自己的黄包车上拉。在这一派景象的空隙里，还穿梭着一群如天平般挑担的苦力。
如此喧闹，让神父呆然兀立。
虽然这里林立的石头建筑与钢筋高楼，都是全盘照搬西欧大都市的布局，但不一样的是半裸的乞丐在人群中游荡乞讨，小贩在路边生火，煎炸烹煮。虽然有裹着特本头巾的印度巡警在街头监视，却也无法阻止小偷和扒手横行无忌。
而且上海正值霍乱流行。出国之前虽然接受过防疫措施，但是曼神父还是非常害怕。剧烈的呕吐和腹泻是霍乱的症状。路上随处可见呕吐物，还有倒在地上呕吐不止的病人。有人在狭窄空地上敲打的锣声和震耳欲聋的爆竹声是为了驱赶瘟神。即使欧美人的住处干净卫生，也难免病菌不会传播到此。
虽然想马上回国，但如果随意放弃职务会被驱逐出教。新教和天主教都在争夺信徒，如果信徒数量没见增长，那就等着母国教会的斥责吧。神父责备自己，必须拯救那些可怜的人，这才是上帝的旨意。
曼神父被分配到天主修道院在法租界经营的教会学校任副校长。虽然也有几所为了旅居的欧美子女专设的学校，但是曼神父被派遣去的是作为传教的一环而设立的以华人为对象的学校。
因为学校每月不向学生收取学费，所以包括教师工资在内的运营支出主要依靠母国信徒捐赠来承担。如果不告诉他们教化产生了巨大效果，在此国家大受欢迎，那么捐款也凑不起来，传教士的待遇也会越来越差。所以即使在这个国家传教是徒劳的，甚至有时会遭到强烈抵触，这些实情也无法向上报告。这个国家的富人根本不管贫民。他们只顾捞钱，中饱私囊，而穷人为了活过一天什么都愿意做。没人在乎对与错。
尽可能地多撒钱，尽可能地多招人。这是远在梵蒂冈的里奥十三世教皇定下的方针。招来的信徒重量不重质，关键是不能输给新教那伙人。
校长是一位天主教教士，除了包括曼神父在内的几位是来自欧洲的圣职者，教师多为华人，且完全没有信仰。然而其中却有少数研究基督教的青年。当他们发现曼神父并不是一个专横的人时，就开始对他极尽嘲讽：时移势易，你们基督教怎么连态度都变了？早年基督徒在罗马皇帝的暴政下，过着如奴隶般贫苦卑贱的生活。而教皇主教们穷奢极欲，一面信誓旦旦地说要爱敌人，一面与基督徒互相残杀。更何况面对着我们亚细亚的异教徒时，谁不用坚船利炮来杀戮，来奴役我们呢？只有信仰你们基督方能得救，难道是说我们国家的人在你传教以前都下地狱了吗？
神父无可辩驳。因为他也暗自察觉到了矛盾所在。吉多·曼神父不是自愿受洗的。他出生在布拉格，是当地一名打家具的德意志人家的五儿子。之所以他被送进修道院附属学校，是因为学费食宿全免。除了拉丁语，他还学习了法语。虽然他勤奋努力，但是所学知识越多，就越感到矛盾。
挑起争论倒还好，怕就怕大半华人对宗教漠不关心。这个国家的人深知没钱不行，如果不靠贿赂，什么事也干不成。
前辈传教士劝告曼神父别太较劲较真。神的旨意我们无从得知，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的。虽然我们做的可能没有回报，也可能只是徒劳，但如果什么都不做，那什么都不会开始。帮助贫民，给孤儿食物的同时，也能不断传教的话，总有一天这片土地也会成为神的国土。
每七年可以休一年的带薪假成了曼神父的唯一寄托。他带着希望熬过每一天。
上海租界还在膨胀，西洋商会和银行不断增加，码头仓库建了又建。为找工作而流入的贫困华人眼看着迅速增加。由于并非人人都有活干，乞讨者也急剧增加。
鸦片蔓延。鸦片生意是激活上海经济的血液。禁令只会推高鸦片的黑市价格。而商社早与华人黑社会组织“青帮”建立了牢靠的合作关系。
曼神父继续着徒劳无功的布道讲课。新教的传教士们则热衷呼吁废除缠足。
修道会为神父租的住处位于法租界南端，是一条里弄里的一栋二层楼房的二楼，楼下是家洗衣店。那一带与华人居住区的南市有一条街相连。
神父用修道会的钱雇来华人阿妈照顾自己，为了让她养成勤洗手的习惯费了好一番功夫。也许他们认为排泄是天理本能吧，这个国家的人并不避讳，甚至坐在马桶上都能闲聊。
教会别人排泄是一种羞耻，不就像让夏娃吃禁果一样吗？如果这个国家在鸦片战争中战胜了大英帝国，是否我们会被教化，变得不以排泄为耻……神父心里盘桓着这些疑问。而病菌是如何进行传染的这一类知识，又该如何得知呢？
不管怎样，猖獗的霍乱退出了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天花肆虐。
在他上任的第三年，前任传教士劝曼神父要偶尔休息一下。这位前辈早就入乡随俗了。
晚饭后，前辈告诉他换上便装。这么晚了要去哪里呢？难不成是妓院？如果不是去一些奇怪场所，穿僧服也没关系吧……虽然觉得有点可疑，但他还是无法抵挡诱惑，于是神父顺从了前辈，换上西装，戴一顶平顶礼帽。阿妈好奇地看着穿西装的神父。
坐上等候在外的黄包车，前辈踢了一脚司机的头，让他一路向南。神父慌了，路的尽头正是南市最繁华，最堕落的街区—十六铺。由赌场、烟馆和妓院挤得满满当当的十六铺，神父至今都不敢靠近。
黄包车停在小戏院门口。入口处的两扇大门上，两条龙正张着大嘴相对而视。
“要想传教成功，必须了解民情。”这位前辈怂恿道，“看戏也是其一。如果全看完得天亮。我们就看一小段吧。”
曼神父本该立刻转身离去，可他却像被强力磁石吸住的小铁片一样，迈步走进戏院。
“这家是这一带最高档的了，所以门票贵了点。一般戏票是半块大洋，但其他戏院都太脏了，比不上这里。”前辈一面说，一面用墨西哥银元付了一个大洋。曼神父低着头，生怕遇到熟人，他跟着前辈，也付了一块大洋。墨西哥造币厂制造的银元，银的含量一直很稳定，作为贸易用世界货币，信誉很高。
没有镜框式舞台，二十五六英尺左右的四方形舞台前排列着观众坐席。没有幕布，没有布景。背景上挂着几块写有中国字的红布。
几十盏点燃的玻璃罩油灯和几十支红色大蜡烛照亮了剧院内部，但还是非常昏暗。
大厅里摆着六张桌子，每张桌子大约配十把椅子。桌子后排只有木椅。两边是备有安乐椅的包厢。二楼包厢里放着二十多张烟榻，供吸食鸦片的人懒洋洋地躺在上面。他们嘴里叼着烟枪吞云吐雾。为数不多的雅座被富裕的华人所占据，坐到后面椅子上的都是衣冠不整的华人。尽管如此，这间小戏院里基本都是些有钱人。
他们被请上一个桌位席，就连这里都能闻到大烟味道。
一块银元的门票中还包含零食饮料等费用，因此刚一落座，小二就端来了酒和茶点。用茶壶往装有茶叶的盖碗里冲进热水，接着酒壶、冰糖、烤饼干似的点心、瓜子等依次上桌。华人观众们像互相谩骂一般高声叫嚷，将嚼碎的瓜子壳吐了一地。
一个显然很富有的肥胖华人坐进鸦片座。他带了几个女人。身穿华丽饰品的缠足女人们在侍女的搀扶下蹒跚前行，慵懒地躺在沙发上。大烟味又浓了。
戏院里的男人举着一块用墨水写有汉字的象牙板，在客人中穿梭。
“今晚的戏码已经排好了。”前辈告诉他。戏院男人的手里除了象牙板之外，还有一本薄薄的册子。
前辈高举右手，打了个响指招呼那男人。
他从急忙走近的，卑躬屈膝的男人手中接过册子翻开，指着其中一处，添给男人一块银元。
那男人深深地低下头以表了然，嘴上说着“谢谢”。
前辈又摸出一枚银元在他眼前晃了晃说了句“从头演”，那人迅速抢下大洋，深深行了一个大礼，头几乎碰到膝盖。
教士向神父解释说，这本小册子上有大约三百出戏，观众想听什么都可以花一块大洋点来听。
“戏子们把这三百多出戏都背下来了。无论点哪一段都可以当场表演。不需要题词板，不需要导演，不需要舞台指导。”
前辈想听的曲目正是《木兰从军》。
“你经常来？”
“这个嘛，偶尔来，看心情。”
因为没有帷幕，所以由嘈杂的音乐揭开戏剧篇章。不过这能叫音乐？在神父的耳中，它简直等同于无意义的噪音。一阵急促的锣声，几锤散漫的鼓响，还有一种弦乐器，拉得跟女人哭似的。
神父也知道，在这个国家，所有的演员都是男人扮演。
正面两侧的横帘是演员的出入口。
当左帘挑开，旦角登场时，曼神父浑身战栗。他曾偷偷买过一双小鞋，而与那时一样，他涌出了一股不明所以的罪恶感。男人扮演的可爱女子花木兰正用她袅娜的手指，交叠成不可思议的形状，手指一松又如微波荡漾。她的念白像一首歌，却不同于歌剧演员那般声音洪亮爽朗。她像一只撒娇的猫，叫声黏黏腻腻粘在一道。
当花木兰凛然发誓换上男装替父出征的瞬间，再一次让神父目眩神迷，倍感倒错。
没有幕间休息，同样的舞台变作战场。一群挥舞着长长旗帜的士兵在狭窄的舞台上来回小跑。
当满身凄怆的花木兰以背上插着几面旗帜的武将身姿再次登场时，观众们放下手上的饮食，满堂喝彩。每当花木兰挥剑击倒敌人时，就会爆出一阵欢呼。夺去敌人长矛，兵器纵横挥舞。当兵的演员虽是闲角，但都是一等一的杂技高手。轻巧一跳便蹿上半空。观众们纷纷叫好，只有神父一个人鼓掌。这个国家没有用鼓掌代表称赞的习惯，直到清朝崩溃，半殖民化的时期，人们才去模仿洋人的风俗习惯。
在神父看来，化了妆的将军简直是个怪物。舞台妆让人联想到滑稽可怕的面具，一直垂到胸前的胡须就像黑幕一样。也许正因如此，带着旦妆继续扮演年轻武将的花木兰身上的好几重倒错，更显妖艳。木兰暗恋己方的一位武将。
战斗以胜利告终后，花木兰返回家乡。这时她暗恋的那位精悍武将前来拜访，与恢复女儿妆的花木兰喜结良缘。美满的大结局过后，舞台暂时空了下来。
很快，咚、锵、梆梆的喧闹音乐又起，下一出戏要开演了。
“怎么样？”面对着前辈的询问，曼神父闭口不答。他的感觉不足为外人道也，即使对方同样也是神职者。
他的前辈见神父一声不吭，以为他觉得戏曲太无聊。“这个国家的戏曲就是这么一回事，长见识了吧。”他辩解似的说道，“我专门为你点了最有趣的段子，虽然也有想让你迷上看戏的用意吧……后面的戏段也都差不多。你要是觉得《木兰从军》没意思，那后面的就更没趣味了。”
“走吧。”他催促着站起身。
神父想珍惜这份陶醉，陶醉之中也融入了浓厚的罪恶感。
走出小屋，灯笼微微照在日落后的街道。曼神父拒绝了前辈再去茶馆的邀请，独自坐上黄包车回家了。随着时间推移，他的罪恶感越来越强烈。
在里弄门前下车，无精打采地爬上昏暗的楼梯，他发现门前站着一位年轻的华人女子。她怀里抱着的，是个襁褓中的乳儿。
“请侬收养伊。”华人女子将婴儿塞进神父手中，让他抱住。
“你的孩子吗？”当神父问起，她点点头。
“你要是不能养，请送去天主教会。”他想把婴儿交回去，但女人双手反剪，拒绝再接。
出于慈善，教会经常买下可能遭到遗弃的婴儿，并把他们送去天主教的孤儿院抚养。一个孩子的市场价大概在二十五到五十美分之间。
“小孩的阿爸是洋人，我被骗了。”女人说，“我不会卖给孤儿院的。求侬能好好待伊。我去过侬学校的周日礼拜，也接受过侬洗礼，我信天主教的。”
没印象。无论有没有信仰心，无论是否理解教义，总之“量大于质”。
“如果你是天主教徒，你应该知道遗弃孩童是一种罪过吧。”
“就因为我是天主教徒，我才没有打掉孩子呀。”她的表情看起来很自豪，“遵循侬的教诲，我没有打掉而是直接生了下来，所以侬有义务收留伊。”
神父本想反驳这不是他的教诲，而是神的教诲。可她迅速转身，奔下楼去。
不知何时，身后的房门开了一条缝。不知偷听了多久，阿妈微笑着敞开门让神父进去。他想摘下帽子，无奈双手被占。阿妈笑出声，一把接过婴儿。
她悄悄地对客厅里还在换下外衣的神父说道：“我帮侬保密。”
“保什么密？”
这样的对话，神父的华语还应对得来。
“神父有宝宝了呀。”
“说什么胡话呢。”
“我闭嘴，闭嘴好伐啦。”阿妈一边摇着婴儿，一边意味深长地看着神父，“宝宝的爸爸是哪个呀。”
“不是我。”
“哦呦，神父面孔老红咧。”
“你搞错了。”
他越是认真解释，阿妈的误解就越深。神父终于明白她不断重复“我闭嘴”意味着什么，于是递给她一点钱。
神父有时觉得大家都是为了各自的切身利益，这个国家有各种各样的信仰对象，那么没必要再加一个外国的神明。阿妈将零钱藏好，露出的笑容活像这个国家的“福神”。
神父想摸摸婴儿柔嫩的脸颊，小小的手抓住了他的手指。婴儿的笑容和阿妈不同，天真无邪，无比可爱。神父想把他交给孤儿院的念头瞬间溶化了。
你的母亲是天使（Angel）。神父在心中默念道。父亲……那个玩弄女人的西洋人是……
多了一份照顾孩子的工作，给阿妈的工钱不得不多添一点。
婴儿的夜啼并不使他感到苦恼，当孩子向他微笑时，神父也笑了起来。我在行善，因此请上帝宽恕我的罪过。
但是神父的善举并未远播。到处都是荒唐透顶的谣言，说什么白人神父奸污了一名华人女子，还心怀邪念抢走了她的孩子。尽管给了封口钱，但阿妈好像仍在卖力地为神父有了孩子这一大新闻推波助澜。
虽然他也想着上帝会看到一切，但是他的心气却消沉了。当校长询问他时，他说出了真相。校长听进了他的解释，于是说如果想撇清干系，那就要送去孤儿院。而曼神父担心的就是这个。他说就算把孩子交出去，也起不到制止谣言的作用，最好还是能堂堂正正地将孩子养大。这绝非出于上帝的慈爱之心，只是神父对婴儿柔嫩肌肤的执着。眼看着一天天成长起来的，可爱到令人心痛的孩子，他怎能放手？
虽然得到了许可，孩子也取了名，受洗完毕，但在曼神父的心中却深深扎根下新的罪意。
翌年，大清朝与东洋一个小小岛国在黄海上交战。虽然之后也有登陆对战，但上海租界对外宣称武装中立，不插手国际纠纷，因此非常安全。保卫上海的自卫队司令是英军上校。
又翌年，一八九五年。
租界不受清政府行政管辖。为了保护白人权益，掌管租界的是个叫工部局的自治组织。当年工部局从卫生的角度着想，成立了专门屠宰牲畜的公司—牛行，负责整顿乱杀猪、牛、羊等牲畜的行为，统一管理。但是遭到华人屠户们的强烈反对，听说还引发了罢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