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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目录还用一种方式来认可中产阶级那种要证明自己深远的、如果不是潜在的古老根源的需要：为他们提供积累宝贵“收藏”的机会，以便留作后代的传家宝。这一想像暗示：每个人自己就是亨廷顿或弗里克或摩根（皆为著名古董收藏家。一译者注），当然，起步稍嫌晚了一点，但至少已开始了必定具有投资兼家族价值的收藏。投合贪欲的倾向是明显的：“日益难觅的维多利亚时代烤面包片架是收藏者理想的投资对象。”事实上，向中产阶级或更低阶层兜售“收藏货品”的生意眼下已成为一门纯粹的艺术。不妨看一看售价20美元的诺曼。罗克韦尔（美国插图画家，1894一1978。以报刊封面画闻名，其招贴画《四大自由》在二战中广泛散发，获“总统自由勋章。一译者注）的插图，据称它会身价倍增（！），因为这是诞生于“一百个战火连天的日子里”的“有限版本”；显然，成千上万个可怕的事件都有可能在那段时间发生。这类“可供收藏”的商品无一例外地丑陋，价值可疑，而且索价昂贵——却批量生产，比如单价15．50美元的比特雷克斯·波特的人物小塑像，标价42美元的瓷质哈米尔人像，标价52．05美元的英式人形水罐，以及英式风格完美化身的皇家道尔顿陶瓷塑像（“我们的优惠价格，122．50美元”）。无论一件货品多么丑陋不堪，一文不值，只要被冠以足够高的价格，便可跃居商品目录的“收藏”榜，某份中产阶级的商品目录推销六只一套的“收藏者酒杯”，其特征实在是元从考证：柄脚上有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名牧师，诸如此类的小型陶瓷塑像，玻璃框边是镀金的。不谙行情的新手出于“投资”目的购买这六只着实可怕的酒杯须支付125美元。

【“收藏”

想象你是一名中上阶层访客，正被引领着参观一位中产阶级的“家居”。跃入眼帘的一切都很好，很干净、整齐。但有一样东西让你迷惑不解：靠墙立着一只用胡挑木薄板制成的又高又浅的展示柜，一块透明的丙烯酸类玻璃从前面将数十个长形格子与外界隔开。你从没见过这样的摆设。当你走近一些去察看里面的陈列，发觉自己越发摸不着头脑：成百个“新式针箍”一个接一个地拥挤成蜿蜒的几列。

“这是什么？”你问。

“这是我的针箍收藏。”

“您的什么？”

“我的针箍收藏。”

“嗯……您是从哪里——呢哼——找到所有这些的？”

“目录邮购。”

“哪儿？”

“邮购商品目录。”

你出于好心，不再追问“为什么”了，因为它们是一项研究：这里有“砾石针箍”，皇家婚礼箍，还有“‘教皇’主教冠针箍：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于1979年在美国主持弥撒时佩戴的主教冠的微型陶瓷素烧摹本”，有绘着田园风光和有教育意义文字的陶瓷针箍，还有一枚嵌着来自真正的“维也纳森林”的一片镀金叶于。你幡然醒悟，这个国家一定聚集了不少新奇针箍的中产阶级收藏者。而眼前这位向你展示自己收藏的甜蜜女士不光认为这项事业有趣，而且相信它极有价值，这才是可怕之处。

【可读性饰物

我很为这位女士感到难过。她的形象无时无刻不在这类中产阶级商品目录中出现，尤其是当其中的货物与厨房工作有关的时候。例如某类专为那些怀疑自己终究不过是一个可怜的苦役家庭主妇而设计的悬挂饰板，上面写着以下诗行，她看见后不但能振奋精神，还能赢得别人的同情。

请祝福这个厨房，我在这里操劳。

请祝福这个小角落的每片时光。

让欢乐和笑声

与香料、煎锅和我的扫帚，

共同分享这块空间。

让爱和健康

祝福我和我的一切，

于是我就不会索求更多。

（我个人认为，该诗的中间三行明显地蕴涵了一种伤感，似乎充满爱意，却明确说明了叙述人的奴役处境。）这类刻意将不幸表现为优势的饰板的对应物，是另一种商品目录提供的“爱尔兰手提袋”。该帆布手提袋上印着绿色的饰有三叶草图案的字母，“做爱尔兰人是神赐恩典。”这一修辞技巧——我们可以称其为“并非强调式”——与“我爱纽约”的广告口号有几分神似。

有一类目录向中产阶级提供的某些商品却没能够正确地理解购买者可悲的精神需求，比如一只矗立在木架上的四英寸高的铜钹：高达一英寸的大写字母镌有“地位之钹”的字样。类似的还有一种印有如下提示的枕头（价格为25美元）

暴发户

比一贫如洗

要好

由哈马奢尔·施勒马尔公司提供的“再装塞香槟酒”几乎隐含了所有应该为人所知的中产阶级心理状态。该份目录册指出：“这种别致的瓶塞能够在开瓶仪式结束后，继续保持‘泡沫’的轻盈，晶亮。”这就是了，同时需要绚丽的奢华和精打细算的审慎，两个矛盾的动机在不幸身陷中等阶层的人们内心经久不歇地交战着。

【各阶级商品目录

另一方面，从专为上层阶级准备的商品目录来看，这个阶层的成员大部分都至少与这类内心的交战无缘，读Talbois，L．L．Bean和位于达拉斯城的The Horchow CollectiOn公司印行的商品目录的中上阶层读者们，知道他们需要的小饰物是什么：昂贵的一次性用品，也即主要为生活中什么都不缺的人们准备的用品。根据这种为上层设计的目录，你可以定购银质蛋卷冰淇琳夹具，银质熄烛器，自动开瓶器，金质或银质领夹（不可思议，因为显然对购物者来说毫无用处，他们总是穿牛津布带领尖纽扣的衬衫），一套装的小黄铜牛仔靴（用来掘灭烟缸里的烟头），为白兰地酒杯配置的黄铜加热器和小型酒精灯。对于购买此类物品的人们来说，维护自我或个人抱负的问题几乎闻所未闻，因为他们的自我从来稳如磐石，抱负则从来没有想过。

面对一份兼具中上阶级和上层特色的商品目录，你如何进行区分呢？有一点，如果出现了一张以面包篮或面包保温器为内容的彩色照片的话，堆满画面的一定不会是面包圈、松饼或类似的平民面食，而是——法式起酥。这些目录还会一次次地提供数目不成比例的中国工艺品（例如“姜罐”），这象征着与“古老”东方的密切联系：美国人曾经殖民。传教。办教育、光顾井劫掠的古老东方。此外，如果一份目录推销的是价值2450美元的金属盔甲——全套并带佩剑——你可以断定，它是为上层阶级服务的。“所有接裤部位均可充分活动，面罩同样。”你既可将这件套服展示在架子上，也可以穿上它去参加聚会（尽管这套服饰重达75磅），并可以通过面罩将饮料灌进头盔。

表明一份目录的高层身份的主要标志是推销服装。如果寄来的东西不合身或者看上去不对劲，富人们不会在乎把它们转让给救世军或是仆人们。贫民阶层在消费时就冒不起这种风险。就算他们真的通过邮购目录购买了衣服，风险也很小，因为他们选购的那些服装没有尺码。与这种风格如出一辙的，是他或她那印有迷彩服图案（为什么？究竟为什么？）的棉织T恤睡衣，或者配套的口袋上注有“贝尔，我冷”字样的衬衫式男式睡衣（红色或红色条纹）。如果说中产阶级购物是为给自己提神打气，上层人士购物是为一解朵颐，贫民阶层购物则可以被理解为向技术和艺术表达敬意了。太空科学电于手表（带音乐报时器）在贫民中十分走俏。当然，照像机也是如此，并且越复杂越让人叫好，音响和彩色电视机呢？如前所述，寄给贫民阶层的邮件绝不会因为袖珍计算机太矫饰而滥加贬辞，然后就是一些带艺术气质的物件：一只用浅浮雕手法描绘圣约翰诞生的陶瓷蛋；一艘“音乐凤尾船……黄铜凸饰精美繁复。带铰链的金银盒，打开时可见内部雅致的红色天鹅绒。”此外。还有带心形镜片的深色眼镜，尺寸与毛毯相仿的丙烯酸类纤维质地的壁挂，上方一匹种马正迎面向观看者奔来；一幅马厩门的照片（你可以粘贴在墙上的壁画），其中一匹马正从门内向外举目眺望（每座房屋都是一处马厩）；“手绘在刺绣帆布上的您的宠物：请送给我们一张效果理想的彩照；”边框上（再一次）写着“幸福就是做祖父”的汽车执照牌；镶着阁下爱犬彩照的餐具（“您会在未来的岁月里珍藏[它]……另付4．50美元，即可制成个人专用，二十五个字母为限）。有一些贫民阶层的饰件没有多少艺术气息，却伶俐小巧，制作简单，例如古典的留海发卡。另一些则多愁善感，富于“传统气息”，比如旧英格兰式样的卷筒卫生纸，每一张纸上都会印有“圣诞节快乐”字样（“作为美妙的小礼物”）。值得一提的是，流行的贫民阶层商品目录中，真的已经见不着新式扑满（存钱罐）的身影了。也就是说，这类玩艺儿在通货膨胀之前会让“储蓄”这个行为看上去像一个残酷的玩笑；你曾经往里面塞硬币，准备支付教育费用，或者哪天用来做一次奇妙的旅行。

对基督教传统的强调，是贫民阶层商品目录的永恒烙印。其中一个范例宣称自己是“一份基督教家庭的商品目录”，并为读者准备了好几十条镌刻在小型仿木质饰板上的自我道贺的格言。例如，“主啊，请助我安心，今天不会发生任何你我合力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或者，“当你助人登上峻岭，你离顶峰就更近了一些。”或者，“你已触动我，我已成长。”中产阶级家庭主妇的专用饰板能让她确信她的苦役富有价值。这类饰板坚定地重申了上帝对贫民阶层的厚爱，毫无疑问，上帝他老人家的确是这样的，尽管看起来总是老调重弹并无太多必要。

贫民阶层商品目录另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总会有独角兽出售，而不是其他，这种动物出现的频率极高。我们可以见到长毛绒独角兽，白锡独角兽，黄铜独角兽，“旋转式陶瓷音乐独角兽”——想象力能及的每一种独角兽的化身。正如一份目录宣布的，“时下独角兽正走红。”我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尝试找到其中的确切原因。最终还是不得其解。原因也许是一种低调的。但一定是高度挑剔的崇英势利心理的作用，将独角兽从英国皇家军队里引诱了出来，却把狮子给忘了（狮子也是英国皇家军队徽章上的动物。一译者注），其实狮于倒是更有等级的动物，你可能会思忖。也许是托尔金的流行（但不是在贫民阶层中，肯定吗？）刺激了人们对所有的、任何的“神秘动物”的兴趣。又也许是独角兽所表现的异国情调（这动物据称是一种罕有动物，所以宝贵）刺激了贫民阶层的想象力。还有一点也许不容忽视，和龙不同，独角兽完完全全是一种温和慈祥的神秘动物，与那些被贫民阶层视为神圣的真实动物——鲸、海豚、熊猫、考拉熊——很相似。而在有知识的贫民阶层看来，独角兽可能与性有一种模糊的关联——隐约让人想到处女或独角生殖器崇拜意味。等等。不论独角兽在贫民阶层中风靡的原因是什么，其中的动机恰好例证了文学批评家们一度使用的诽谤之辞：伪指涉。这个动机似乎不详地指涉了某种比这种指涉本身更加具体的东西。我的面前是一幅自命不凡的贫民阶层绘画作品，乍看似乎大有深意：一只独角兽正完整地从一个蛋壳中破壳而出，背景是一道彩虹，和一片“黄道带”繁星闪烁的天空。而这一动物，他（她？）自己也浑身缀满星星。含意？恐怕毫无实际含意，但看起来似乎有一种贫民阶层的自满，这种自满纵容了对奇特的预示和暧昧的躲闪的双重欲望。

【个人化饰物

贫民阶层与中产阶层都乐于为自己构思名字，并从中汲取信心。这似乎暗示，用名字来表达自己，会让他们感到自己不像这个社会一样变化不定，随时可以更换。所以，这两个阶层的人们都热衷于让自己的邮购目录“个人化”。这种需要常见于那些用同样的方式获取对自己的身份和价值的信心的小孩子们身上。“这是我的鞋袋”，“这是我的杯子和碟于，”等等。因此，通过中产阶级商品目录，你可以订购到“他”和“她”的腕表。“他”的腕表上写有“约翰”，“她”的则是“玛丽”。由于这一特色，每当你抬腕看时间时，都会感到一种欢悦，这感觉每天重复无数次：一瞥之间就能目睹自己的名字——这真让人欣慰，你终于成为了一个人物。不难辨别，与那些用涂鸦污染地铁车厢并且不忘写上自己姓名和地址的赤贫阶层“艺术家”兼不法分子的做法相比，二者的动机相差不远。至于那些消费着臭名昭着的、大批生产的商品的人们的精神困境，我们也可以从贫民和中产阶级的这种需要中发现端倪——他们需要通过商品目录购买一种贴在汽车仪表板上的小型仿铜牌匾，上面镌着：

根据（某人的名字）的要求制造瓦尔特·惠特曼一定理解这个小牌子的全部意义。他早就敏锐地意识到，美国人对“全体”的津津乐道已经威胁到了“自我”的概念。

通过目录购买的商品，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可以进行个人化加工处理。你可以买到个人化的、标有三个姓名首写字母的鲁希特餐巾环；你为壁炉添置的帆布原木提袋上会印有你的“签名式”（“我家专用”，跟着是醒目的藏青色姓名首写字母）；你可以买到用来盛口香糖的仿金金属盒。上面刻着你的姓名首写字母，以及“盛在一个刻字的。金色调的金属盒内的口香糖会更有风趣。”某类目录为一种汽车前座坐垫作广告，说明不但你的全名会用三英寸高的字体书写，而且还会用引号标注——正与贫民阶层的用法巧合。或者，这样一块摆设在壁炉前的防火地毯怎么样：藏青色，在七颗隔开的星星下方，一只金鹰的上方，哥特式字体描绘出你的姓氏，“联邦”风格？这样的风格当然会有助于澄清来访者头脑中的悬疑：我究竟走进了谁家的客厅？

我不打算过多解释这种反复强调自我的作法中引人怜悯的因素，但毫无疑问，在自家客厅的时钟前方放一张“自己的”黄铜、青铜或玻璃名片，或者在办公桌上摆设一张小巧精致的标有“自己”姓名的牌子，这种需要当中确实有些让人心动的东西。就事实本身来说，桌前的姓名牌是惹人哀怜的。只有汽车销售商、军官、还有其他一些对自己的地位满腹狐疑，甚至不敢确定自己有无资格拥有一张办公桌的人们，才会心仪这种摆设。也不妨考虑一下那种对“个人专用藏书章”的需要吧。在每本属于你的书上印下你的名字和首写字母。书的主人是谁当然毋庸置疑。它标明的是，“某某的图书馆”。自然，拥有一家“图书馆”满足了某种精神需要。这就像拥有一间“酒窖”或一一套房屋固定装置（炉子。水槽、水管）所暗示的一样。正因为这个原因，你才可能邮购到标有“某某府第家酒”字样的卡拉夫酒瓶（字体力法文，空格供填写“您的姓氏”)。或者是“为两个人准备的”酒具，除了个人专用饮料瓶外，另附两只分别铭刻夫妇二人名字的酒杯。如果不时总有什么在悄声告诫你，随时展示你的姓名不见得是真正有等级的作法，你仍然可以一意孤行，只需稍敛锋芒。这正像中上阶层人士的做法，他们把姓名首写字母刻在旅行车车门上，或让它们隐现在游艇的信号旗上。你可以订购一种图但卡蒙风格的银质涡卷饰，姓名字母已经拼写出来了，但却是“象形文字”——适于佩戴在项链上：“让它使你更有生气，因为它可能暗示一位埃及君王。”把饰板摆设在厨房里充当抚慰剂的家庭主妇们，则可以投资一种石质馅饼托盘，上面写着“凯伦的手工馅饼”（任何名字都可以）。有人可能要流泪了。顺便提一句，如果你想知道中产阶级认为孩子取什么名字才显得有地位，只消观察一下孩子们铅笔上印的名字，你的知识就会大有长进，它们让你想起英国“浪漫派”文学里的旋律。女孩儿们可以叫丝苔西或金菠莉；男孩儿们则可以叫布莱恩。杰森或马修。《权威预科生手册》通常极少出错，但也有瑕疵。它竟然建议，无论你用任何方式处理姓名首写字母和签名式都是有等级的作法（也许本意其实是讽刺，不过我可不这样认为）。无论哪个等级的人们展示签名式，其人自身的重要性多少就开始像暗纹一样有待用心辨别，而他想吸引观众注意力的需要倒是凸显无疑。其实，如果你确实是位中上阶级人士，你的签名式只应该出现在支票簿上！（无法辨认的）亲笔签名下方使用的是打印体。

如果对美国人来说，个人专用化并非绝对必不可少，通过商品目录购物则似乎拥有这一地位。并不是因为他们需要这些商品，而是因为他们需要用购买这类商品的方式来实践有关选择的幻梦。根据商品目录邮购货物释放了有关权力的幻梦，你元须冒险与那些可能会质疑你的权力的人碰面。邮购不需要的物品这一举动，隐秘地重新实践了范伯伦所谓的“明显是为了挥霍和出于敬意的消费，却带来精神上的收益。”在特定的情绪中，当我们们心自问自己想做什么和我们的价值是什么的时候，我们都是在仿效“朝圣者比利”（库尔特·冯尼格特的同名小说里的主人公。－译者注)的母亲。“跟大多的美国人一样”，库尔特·冯尼格特说，“她一直在尝试建立一种生活，那就是，为她在礼品店找到的每一样东西发现意义”。

第六篇 智力生活

【大学

鉴于美国是个如此年轻的国家，根本没有一个世袭的等级和封爵制度，也不存在王室加封荣誉的传统，甚至连一条众人皆知的可以往上爬的社会阶梯也没有。因而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人更加依赖自己的大学体系，指望这个机构培养人们的势利观念，建立社会等级机制。在别的国家，人们不仅仅依赖大学来实现社会地位，还有其他的传统途径。而在美国，尤其本世纪以来，只有高等院校这样的组织，可以成为实现所有最高荣誉的来源。或者说，受高等教育至少是实现地位追求的最佳途径。

我曾听说过一个人，在名校获得一个学士学位、一个硕士学位和一个博士学位，就是为的日后人们简单的一句话：“他可是一路从那鲁学出来的啊！”毫无疑问，在美国，这句话的确能使人推崇倍至。不管怎么说，被授予社会地位这件事，并非基于什么令人讨厌的差别标准，而是千百年来人类社会流传下来的硕果。

只要想想汽车后窗的大学标贴就明白我的意思了。正如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即便是不那么知名的学校居然也值得向人炫耀，仿佛这样一来就可以给他们的身份增添神圣感似的。这样做的结果是，由于每个人都以自己受过教育的高等学校为荣，大学的声望早已高过教会了。比如没有人会在他的后车窗贴上“密歇根州波特休伦市圣名慈善会”，或者“埃尔米拉市第一浸礼教会”之类的标贴。一想到所有的人都在仿效这个做法，不用说，你就可以计算出当今高等院校和学术机构享有的荣誉了。

不过这样一来，当哪个机构一心想要牟利，或是想通过歪门邪道和欺世盗名来拔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时，无不把自己装扮成一所学术机构。《纽约时报》每天不仅刊登高尚的教学方法之类的东西，而且还有它的“每周新闻有奖问答”，就好像它真的是在从事教育事业似的。其他的报纸也会一本正经地刊登以下内容，比如在《时代周刊》1982年11月2日版面上可以读到：“有一篇文章……星期六错误地报道了魔方的全部可能性的答案。而事实上，魔方全部可能性的正确数字是：43252003274489856000。”

同出一辙的是那些经纪人、掮客和房地产商，他们也举办所谓的“研讨会”。连华盛顿那些最为露骨的院外游说集团，尽管众所周知是在从事贿赂和施加压力的各种活动，也喜欢称他们自己是研究所，仿佛它们是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科学研究所，或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代艺术研究所似的。不言而喻，我们在这个国家的首都华盛顿还会发现诸如烟草研究所、酒精饮料研究所、松脂油与食用油研究所等等，不一而足。有些所谓的“研究所”甚至还堂而皇之地设有“讲座教席”和“教授”职位，由于某个资助者在一份杂志上的声明，我们偶尔得知，一个不学无术的家伙竞拥有“美国企业研究所德怀特·华莱士传播学讲座教授”的职务。

随处可见的是，为了提高社会地位，所有的阶层都把自己紧贴在大学、学术团体、“科学”等事物上。诸如此类的什么都可以，但绝不能是商业。制造业和“市场”。有例为证，摩根图书馆为了招徕项目资助者，便授予他们“研究员”(Fellows)的称号，而不是捐资者（Donors）或资助者(Benefactors)。而且还根据捐钱的多少分成各种等级，最高的级别是“终身研究员”（意思似乎是说你可以享受大学教授终身制的地位，或者能在当地的墓园里受到永久关怀）；下一个级别是“荣誉研究员”；再下一个是“常年研究员”；最后才是普通的“研究员”。

美国的学院和大学享有的荣誉如此之高，以致它们容不得任何批评和忽视，至少从四十年代以来便是如此。因为有GI法案，它们被作为战后公共福利制度中的最高智力部分贩卖给了大众。这些年来，除了很少的人比如像五十年代的参议员麦卡锡和六七十年代的激进学生以外，没有人敢于大胆地指出大学的种种弊端和妄自尊大。其结果是，对大学的这种极为荒谬的偏爱非但没有受到责备，反而大行其道，因为谁也不愿意冒被指责为“反知识主义”的风险。这么说仿佛意味着，知识仅仅是一种和其他物品差不多的普通商品，它不应该只被少数几个高等学府所拥有。如果有人试图积极地把大学分为三六九等，必然激起一种特殊的惧怕和愤怒。指向美国大学里的等级制度，对许多人来说，就像指向日常生活中的等级制度一样令人恼火。

有意思的是，人们对爱德华·B·费斯克1982年所着的《1982－83年度纽约时报美国大学选择指南》的反应。美国全国自称是四年制教育和可以授予学士学位的学校大约有二千多所（这是作者1984年再版此书时的数字。据统计，目前美国共有可授予学位的大学三千余所。一译者注），就费斯克估计，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会想到这个数字水分不少，其中像它们自己说的那么好的学校怕是不多。在一个“研究机构”失去了其意义的世界里，“学院”也会失去意义，这显然是个合乎逻辑的推断。费斯克因此着手划分“最好的和最有价值的”美国大学，并得出总共只有265个的结论。为了对这些学院的教育质量进行评估，费斯克根据学术质量、社会影响和“生活素质”等方面的要求提出了一套从五星到一星的评级标准。

根据这个标准，他把五星级评给了阿姆赫斯特学院。威廉斯学院、哈佛大学、斯但福大学、史密斯学院，以及其他一些在学术质量上大体与评定烹饪等级的《美食林指南》最高级的三星标准相当的学校，这些学校在教育上的质量相当于在烹饪上达到“法国国家最佳烹饪”水平。紧接着，他把四星级授予了贝尔罗伊学院，伯都因学院、衣阿华大学、文德比尔特大学、和其他一些大致与《美食林指南》由于“出色的餐桌”获得二星烹好级别相似的学校。他授予三星的有米尔斯学院、科尔比学院，新罕布什尔大学和康涅狄格学院，以及其他一些相当于《美食林指南》由于“规范餐桌”而定为一星水平餐食的学校。

当他用比较的方式无所畏惧地剖析整个美国高校景观时，费斯克无法忽视的是，某些学校在学术质量上比三星级的学校还要差。像任何一个诚实的评论家一样，他只好从其他方面来进行评判，比如藏书量，或是学校剧院的水准，甚至校区里餐馆的质量，他按照这些方面的评判给出了级别。一些二星的学院包括新奥尔良的塞维埃尔大学(Xavier)、图斯基奇大学(Tuskegee)、坦普大学(Temple)、塞顿·哈尔大学（Seton Hall）、圣路易斯大学、罗得岛大学，以及俄亥俄韦斯莱安大学。还有些大学，如果从其学术质量上评估，费斯克发现只能给它们一星，比如像图尔萨大学（Tulsa），俄克拉荷马大学、内布拉斯加大学。不管怎样，这些大学在一定程度上都能够发现一些值得夸奖的地方。但是我们发现费斯克在以下的所有州里：内华达，南北达科它（这两个州加在一起共有20所大学）、怀俄明、西弗吉尼亚（这个州有17个学校候选），连一个在学术质量上值得一提的学校也没有发现。同样，理查德·尼克松获得优异成绩的加州怀蒂埃尔学院（Whittier College）和罗纳德·里根的母校伊利诺斯州的尤里卡学院（Eureka College），也同样不值一提。

任何对大学哪怕是中肯的评价，也会引起愤怒的轩然大波。我们可以设想内华达，怀俄明、南北达科他和西弗吉尼亚诸州的州长们会下令对费斯克的恶毒诽谤群起而攻之，大声谴责这个偏执的、有眼无珠的、假充内行的、维护东岸即定权力的费斯克（他是《纽约时报》教育版的编辑），存心蔑视西部，而且性格上的相应缺陷使他根本不适合呆在报社的批评部门里，在他们的领地内发动宣传攻势推广他们的州，是州长们长期以来的重要任务之一。看到州长们拼命维护其领地的教育荣誉，我们大可不必感到吃惊。但是，我们想不到一个执教于某个级别较低的学校的教授，会对费斯克发动攻击。因为我们假设一个教授还是懂得批评性质的，知道批评构成观点，而且观点越多。越激烈，越活跃越好。由于你的大学被某家报纸的雇员判低了等级而卷进公开论战，说明你干的是公共关系而不是和知识有关的事情。更要不得的是，这简直是在暗示，你对自己执教的学校的社会地位也没有多大信心。

我这里指的是大卫·H·贝内特先生，他是锡拉丘兹大学(syracuse Univereity)的历史学教授。无疑他希望自己执教的大学在学术质量上被评为五星或至少是四星，可是他却发现，费斯克竟然只给了锡拉丘兹大学二星，这使他大惊失色。得出这个级别的原因，一部分是由于学生们填写的调查问卷，另一部分基于对学生们的个人访谈。根据学生们提供的信息，费斯克写道：“文理学院的文科和理科课程……混乱不清”，“授课班大而无当”，“注册登记一团糟”，“图书馆……资料不足”，“录取标准看上去并不严格”，以及“大学体育队异常庞大”。同时，费斯克还发现，大多数教学工作是由研究生助教担当的。受访的学生们几乎没什么道德感，他们告诉费斯克，“甭管是谁，只要付学费都可以进来。”面对这么糟糕的调查结果，费斯克于是给了这所大学二星。然而，贝内特教授的反应不是去纠正这些不足，例如整顿注册混乱，或是改革助教的课程安排（这是全美普遍存在的不光彩现象），而是去责怪费斯克对学校弊病的揭露，并对这个在他看来不过是坏消息传播者的人横挑鼻子竖挑眼。他写了一封信给“坏消息传播者”的老板，《纽约时报》出版商业瑟·奥彻斯·索尔斯伯格，信中抱怨“世界上最受尊敬的一份报纸在社会和文化上的权威”被费斯克“值得怀疑的野心”滥加利用了。他在写给索尔斯伯格的信中继续说：“……如果不是挂了贵报的名字，《纽约时报大学选择指南》就会被当作一个可恶的玩笑给丢弃了。”

对于这一事关锡拉丘兹大学名誉的事件，同时还牵扯了爱德华·费斯克通过调查得出的使大学蒙受伤害的级别这样的重大问题，亚瑟·奥彻斯·索尔斯伯格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忙不迭地向贝内特教授保证，费斯克的书已经被修改，修改内容马上会在最新的版本上反映出来。不过，在他的回复中，索尔斯怕格接著称赞了费斯克和他的助手们，要人们注意这个体现了大量职业查询的公正和真实的报告，他最后还是指出，尽管如此，他还是做出了费斯克的书“将来重印和再版”时，不会再用纽约时报的名字作书名的决定。我猜想，索尔斯伯格声明将来会让报纸和书名脱勾，无疑是在向人表明，从职业上讲，一个“高级”文化机构不大可能去批评另外一个“高级”文化机构。

整个这件事，使人了解到学术机构已经获得了多么巨大的荣誉和地位，使人明白了它们对轻视或批评的敏感，以及它们对荣誉的近乎嫉妒的渴求，对地位降低的极端敏感，正说明了大学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替代了过去骑士甚至绅士的阶层。费斯克真正令人恼火的地方是他用的“选择”一词，本是温文尔雅的事情，他却嘲弄说，好像随便一个什么东西说它自己是一所学院或是一所大学，它就真的是了。他招惹的麻烦说明，“他可是个大学毕业生”这样的话很多年前也许有相当的份量，但是今天几乎没什么意义了。其实在五十年代情况就已经变了。人们为了谋求社会地位而蜂拥冲进大学去读书，结果这一现象压倒了“金钱”概念。“金钱”这个词没什么变化，而现实已经极大地改变了。

有种假设被深裸织人了美国神话，那就是：“有一张大学文凭”就意味着某种成功，而不间是从哪一所学校得到的。这种神话很难破灭，甚至在与美国高等教育的复杂的等级制度发生冲突时，也不会消失。举例说，已经到了1959年，万斯·帕卡德在他的《社会地位的追求者》一书中仍然相信这样的观点：“一张大学文凭”这一说法的意义，足以体现出某人属于“文凭精英”的阶层。其实大谬不然。你如果想更准确地表述这一事物，就必须设计一个“精英的文凭精英”阶层，因为持有一个阿姆赫斯特学院、威廉斯学院。哈佛大学、或是那鲁大学的文凭，无论如何也不能混同于一个得自东肯塔基大学。夏威夷太平洋学院，阿肯色州立大学、或伯比·琼斯学院的学位。当帕卡德说：“一个上过大学的姑娘同一个没上过大学的姑娘相比，嫁给上过大学的丈夫的概率高六倍。”他显然混淆了事实，因为这种说法的致命错误在于，它忽视了这样的现实：某个毕业于达特茅思学院（常青藤大学之一。一译者注）的家伙几乎不可能娶一个从佛罗里达劳德代尔堡的诺瓦学院毕业的姑娘。甚至到了1972年，帕卡德还在大谈特谈他为之陶醉的平等观点，可他犯的还是同样的错误。在《陌生人的国家》中，他喜滋滋他说：“1940年，大约有百分之十三的适龄青年进了大学；到了1970年，进大学的人已经达到适龄青年的百分之四十三。”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上大学的人的比例还是百分之十三左右，另外百分之三十的人所上的不过是叫法上被称为大学的地方罢了。这些可怜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一直在上演永恒不变的美国式的追求，不过他们追求的不是知识，而是尊敬和社会地位。爱德华·费斯克提出的“选择”信息，恰恰表明了，真正进了大学的年轻人的数目，将总是保持在百分之十二左右，其他的人是在追求更高社会地位。

当我们将自己置身于美国高等教育的环境中，马上就会发现，万斯·帕卡德不是唯一的被欺骗性语义蒙骗了的人；被愚弄的人到处都是。在约翰·布鲁克斯的著作《美国的炫耀》中，他也赞成那种较比令人舒服的说法。他划分出“两种基本的美国人阶层：上过大学的和没上过大学的。”可是在今天的高等教育领域里，只有区别大学毕业还是所谓的“大学”毕业才是有意义的。理查德·伯那和大卫·萨瓦乔在他们卓有见地的《1981年各地评级年鉴》里评价一所中学时说：“高中毕业班的大多数学生都能上大学，这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关键问题是：他们被哪些学校接受了？是一流的大学和学院呢？还是那些入学要求很低的学校广今天，处境最糟糕的社会阶层中的一支，就包括50年代和60年代拼命“迸大学”的那百分之三十。尽管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进了大学，却发现他们社会地位低下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不仅在知识上、艺术上或社会上，而且在经济收入上也是如此。在《美国的社会立场》一书中，科尔曼和莱因沃特发现，进一所好大学，或者照我的说法是真正的大学，可以便一个人的收入增加百分之五十二，而进一所像费斯克选出的五星级货真价实的大学，收入可以在那上面再增加百分之三十二。但是他们发现，如果你毕业于一所“不可选择”的大学，也就是费斯克礼貌地没有提到的那剩下的1782所学校中的一所，那么你获得的就是“无收入优势”。全无收入优势可言。

某些时候，中产阶级和贫民阶层都看穿了学院的骗木(原谅我这么说)，可惜常常太晚了。我认识一个女人，她毕业于一所学术要求不高的大学，而且成绩中等偏上。当她开始在纽约这个竞争激烈的地方工作时，受到的只是同事们“不当回事”的粗暴对待。她鼓起勇气（我称之为蛮勇），写了一封信给她的大学校长，就她所遭受的不公正狠狠地抱怨了一通。不过，人们就是明白了“大学与社会地位”这一伟大的骗局，也通常不说出来。这是一种埋藏在内心深处的疼痛，觉得什么地方出了错，却不知道错在哪里，而当事人通常会因此受到很深的伤害。正如一个人告诉科尔曼和莱因沃特的，进入某个不入流的学校证明了如下事实：“本来进大学是为了受到尊敬，”而在那里待了四年以后他发现自己全然没有受到更多的尊敬，因为他上的是一所没名没气的大学。尽管进大学的门是敞开的，但是，正像保罗·布卢姆伯格观察到的，真相是“现存的教育体制已经成功地取得了上层阶级的好感，因此变成一个再造等级结构和不平等的工具。”一个原因是，上层阶级的孩子上大学的比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他们上的一定是好大学。比如他们上斯沃兹摩尔学院（swarth-more，美国著名四年制学院。－译者注），而贫民阶层的孩子上匹兹堡的卡尔罗学院。其结果是，对中上层阶级司空见惯的事，却会使中产阶级和贫民阶层膛目结舌。“那些刚来的、精力充沛不断追求上进的人，”列昂纳德·魏斯曼写道，“在攀登社会阶梯的战斗中已经汗流夹背了，突然吃惊地发现，通向被上层社会完全承认和接受的门仍然是关着的。”当然，玩世不恭的人会说，这一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向所有人开放高等教育的美丽幌子下，稳定阶级之间的严酷界限。

一个如此明目张胆的社会等级骗局是如何完成的？它是蓄意的还是偶然的？这件事基本上是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时期发生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们所说的欺骗正是在欢呼“开放教育机会”的幌子下大行其道的。如果某件商品供应充足，通过简单地付钱就可以买到的话，这个计划就会成功。可遗憾的是，知识、学习和求知欲比想象的要稀罕得多，你不能只是宣称说“你正在和我交流”，就能轻而易举使一个人真正同你交流。“教育机会”的开放依靠的是一个语言膨胀过程，一个“升级”的办法，也就是把数不清的普通学校、师范学院、地方神学院。贸易学校。商业学校、文秘学校的名称和地位提高到“大学”，授予它们一个身份，而实际上它们根本不具备办大学的条件，甚至懂都不懂如何办。这个过程和高中毕业生最终被一股脑塞进大学没什么两样。此两种办法可以统称为“自然提升法”。

60年代所发生的一切，简单讲就是一个在这个国家司空见惯的变本加厉过程，膨胀，浮夸，狂妄自大。这一点清楚地在一个公民70年代喜出望外的表达中体现出来：“英国有两所大学，法国有四所，普鲁士有十所，而俄亥俄一个州就有三十七所。”这里每一所学院都想成为一个大学，就像每一个雇员都想成为“管理者”，而每一个管理者又都想当上副总裁一样，简直就像大经地义的事。

结果呢？全国的州立学院和师范学校一下子都命名为大学了，而且它们怀着甩掉贫困的世上最良好的动机放手干起来。南伊利诺斯州大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它地处伊利诺斯州的卡本代尔，是一个既没有学术影响、又没有文化传统的穷乡僻壤，以前只不过是一所师范学院，但是现在竟招收了二万六千名学生，而且还有自己的“大学出版社”。而真实情况是，绝大多数获得南伊利诺斯州立大学颁发的学士学位文凭的学生，还在从事“教育”领域里的工作，这是一个再明确不过的曾经是师范学校的标志。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几百个其他地方，像贝尔州立大学、肯特州立大学，怀特州立大学（在俄亥俄州的代顿城）和北依阿华大学。观看过最近一场全国篮球锦标赛的许多电视观众一定像我一样，对与北卡罗来纳大学比赛的“詹姆斯·迈狄逊大学”的身份疑惑重重。这所学校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哈里逊伯格，不久前还是迈狄逊学院，一所平庸的师范学校，现在它听上去似乎被提高到了一个可以和英国牛津大学和法国索伯恩大学（巴黎大学各分校中最好的一所学校。一译者注）平起平坐的地位上了，可它的专业还是集中在小学教育方面，而它的新生在学术能力考试中的语言能力分数，位于大学入学平均分数线之下，男生455分，女生463分。查一查全国篮球大赛上没有参赛的大学，也许可以顺便（并非完全不可信）得出一个学术质量高的学校指南。起码，也许可以通过追踪那些总是出现在大赛中的球队得出相反的结论，比如代顿大学、德保罗大学、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怀俄明大学（还记得费斯克对怀俄明大学的调查发现吗？）、塞顿·荷尔大学，还有布莱德利大学。体育节目评论员称这些大学为“学校”（他们会说“某某是个篮球极棒的学校”），这种对此类机构的称呼一般比各州政府来的准确得多（正是各州政府赋予了它们大学的地位）。至于在私立学校里，我们有新泽西州的费尔莱·迪金森大学。四十年代以前它是一所两年制学院，实行GI法案以后，退伍军人的钱极大地刺激了它的发展。再者，西雅图一所商业学校从学院到取得大学地位，中间只用了短短九年。这所创建于1972年的“城市学院”，1982年时宣布已经成长为大学。可悲的是，世上有许多无辜的人会真的相信这家学校是一所大学。

有时，这些学校的诞生和被人认可，是通过下面这样的推理实现的：如果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学都是根据其所在地进行命名的，像牛津和剑桥，如果存在着像巴黎大学和伦敦大学这样的机构，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学校也标在地图上？发明出诸如萨斯维尔大学、达拉斯大学、休斯顿大学，或者路易斯维尔大学之类的学府，并且神气地授予它们同样的地位呢？一个地方没有学习精神有什么关系？人们不知道求知欲和钻研有什么关系？如果知识分子的严肃精神和高深思想只能引起别人的紧张不安，要它们有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