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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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蛤蟆的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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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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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泽明，日本著名电影导演。在他五十余年的电影生涯中导演了三十多部电影，共获得了三十多个著名的奖项。作为世界电影史上最伟大的导演之一，他的电影令东西方影人心醉神迷，影响了亚洲几代电影人以及斯蒂芬·斯皮尔伯格、乔治·卢卡斯、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等一代西方著名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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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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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过得真快，到这月的二十三日 即1978年3月23日。我就六十八岁了。

回顾过去的年月，理所当然会想起许许多多的事情。以前许多人跟我说，你是不是该写写自传？然而我却始终没有郑重其事地写这种东西的心情。因为，总体说来，我并不觉得自己个人的事多么有趣，值得把它写出来。

再者，如果写，那就全都是谈电影的事。因为，从我身上减去电影，我的人生大概就成了零。

不过，这回是有人提出要求，希望我写写自己。实在是盛情难却，便答应下来了。这件事似乎也和我读了让·雷诺阿 让·雷诺阿（Jean Renoir，1894—1979），法国著名电影导演，印象派画家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的次子，法国电影诗意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作品有《乡村一日》（1936年）、《大幻灭》（1937年）和《游戏规则》（1939年）等，影响深远。的自传，受了影响有关。

让·雷诺阿，我曾经见过。他请我吃过晚饭，和我谈了许多问题，但当时的印象中，觉得他这个人没有写自传的意思。然而他终于写了，这给了我启发。

让·雷诺阿在他的自传里有下面一段话：

不少人劝我写自传……对这些人来说，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一个艺术家仅仅借助摄影机和麦克风表现他自己了，他们希望知道这个艺术家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还说：

我们这么引以为豪的个性，实际上是由种种复杂的因素形成的。比如上幼儿园的时候在那里遇到的小朋友，第一次读的小说的主人公，有时甚至从表兄乌瑾饲养的那条猎犬那里得到了启发。我们并不是光凭自己就能生活得很充实……我从自己的记忆之中，找出了许许多多曾经使我得以有今日的力量，以及与这种力量有关的人和发生的事。

（三铃书房《让·雷诺阿自传》）

这段文章，加上同他见面时留给我的强烈印象——我也想像他那样老去——激起了我写自传的愿望。

还有一位也是我曾敬仰的人，那就是约翰·福特 约翰·福特（John Ford，1895—1973），好莱坞最负盛名的西部片导演。凭影片《告密者》（1935）、《怒火之花》（1940）、《青山翠谷》（1941）、《沉默的人》（1952）曾四度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金像奖。。

我常常为他没有一部自传而感到遗憾，这种心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使我动了写自传的念头。

当然，我和这两位老前辈比起来还是个雏儿。但是，既然有不少人想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么，写写这方面的东西也是该尽的义务了。

我没有把握使读者读起我的东西来一定感到有趣，但是，我常常对后生们讲“不要怕丢丑”，而且时时把这句话讲给自己听。于是，我就动笔了。为了写这本书，我找来很多老朋友，与他们促膝长谈，以唤起往昔的记忆。这些人有：

植草圭之助，小说家、剧作家，小学时代的朋友。

本多猪四郎，电影导演，我任副导演时期的朋友。

村木与四肥郎，美工导演，我的摄制组里的人。

矢口文雄，录音技师，和我一同进P·C·L电影制片厂的同事。该公司后来发展为东宝公司。

佐藤胜，音乐导演，逝世的早坂文雄的弟子，摄制组的人。

藤田进，演员，我的处女作《姿三四郎》的主角。

加山雄三，演员，是我严格训练出来的演员中的代表人物。

川喜多可诗子，东宝东和电影公司副社长，我在国外时承她多方面关照。我在国外的情况她了如指掌。

奥迪·勃克，美国人，日本电影研究专家。关于我在电影方面的情况，他比我自己还清楚。

桥本忍，制片人、电影剧本作家，《罗生门》、《七武士》、《生存》等剧本的合作执笔者。

井手雅人，电影剧本作家。最近以来，我的电影剧本主要是由他同我合作完成的。此外，也是我的象棋、高尔夫球的对手。

松江阳一，制片人，东京大学毕业，意大利电影大学的高材生。他的行动非常神秘，而且千奇百怪。我在国外生活期间，总是和这位弗兰肯斯坦 玛丽·雪莱1818年出版的同名名著中的主人公，系一生理学家创造的怪物。这个怪物具备了自己的生命力，反而报复他的创造者。“弗兰肯斯坦”一词后来用以指代“顽固的人”或“人形怪物”，以及“脱离控制的创造物”等。式的男人在一起。

野上照代，是我的左膀右臂，摄制组的人。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她也是自始至终不辞辛劳给予我关怀的人。

借本书的出版，谨对上述诸位为此书所付的辛劳聊表谢意。

黑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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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漾在洗澡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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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光着身子坐在洗脸盆里。

屋里的光线昏暗，我坐在洗脸盆里洗澡，两手抓着盆沿摇撼。

洗脸盆放在从两边朝中间倾斜的洗澡间的地板正中间，被我摇得直晃荡，洗澡水噼啪山响。

我这么干大概颇感有趣吧。

我拼命地摇这脸盆。

结果，一下子就把盆摇翻了。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刹那之间那莫名其妙和意料不到的冲击感，光着身子倒在地板上、颇感光滑的舒畅感觉，以及跌倒时仰头望到棚顶上吊着的一个很亮很亮的东西。

从我记事时起，我就常常回想起这件事，不过因为这倒也算不了什么大事，所以长大之后我一直没跟谁说。

我想，大概是过了二十岁之后吧，我问起母亲，为什么这桩事我记得这么清楚。

母亲仿佛吃了一惊似的盯着我，然后说，那是我一岁的时候，因为给祖父做法事而回秋田老家时发生的。

她说，我记忆中那间有地板的昏暗屋子，就是老家的厨房兼洗澡间。母亲想把我放进洗澡桶，她自己要到隔壁的房间里去脱衣服，所以只好先把脱光衣服的我放进倒好热水的洗脸盆里。她正脱衣服的时候，突然听到我哇的一声，急忙跑进洗澡间一看，原来盆翻了，我正仰面朝天大哭呢。

母亲说，头顶上非常亮的东西，是当时吊在洗澡间的煤油灯。问起这件事的时候，我已经身高一米八○，体重六十公斤。忽然问起这事，她感到非常奇怪，所以注视我良久。

一岁时在洗脸盆里洗澡这件事，是我最初和最早的记忆。当然，在这之前的事是不可能记得的。不过，我那业已去世的大姐曾经说我：“你一生下来就是个莫名其妙的家伙！”

她说，我生下来时没有哭，不声不响地，两只手攥得很紧，好久也不张开。“好不容易给你掰开一看，两只小手已经攥紫了。”

这大概是她瞎编的，一定是为了跟我这最小的弟弟开玩笑。

首先，如果我真是生下来就把手攥得那么紧，现在我已成了大财主，坐着劳斯莱斯高级轿车到处转悠了。（说点题外话，就是这位拿这些话开我玩笑的大姐，听说她去世前不久看电视时看到 Los Prims 乐队的黑泽明 Los Prims 乐队是活跃在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日本乐队。它的主要成员之一也叫黑泽明。，她以为那是我，便说：“阿明真是精力充沛呀。”尽管外甥与外甥女说那不是他们的舅舅，可她却坚持自己没有看错，因为我小的时候姐姐们常常让我唱歌给她们听。如此说来，我应该感谢 Los Prims 乐队的“黑泽明”，他替我唱歌献给了我那晚年的姐姐。）

可是一岁以后，也就是幼儿时代的事，现在想起来，就像焦点模糊的几段很短的影片一样，很不清晰了。而且，都是伏在奶妈背上看到的一些事。

其一是，我曾隔着铁丝网看到一群穿白衣服的人挥着一根大木棍打球：有人跑着去接飞得老高的球，有人跌跌撞撞地在追球，有人在抢球，抢到手后又扔了出去。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父亲在体育学校任职，我们就住在学校的棒球场铁丝网后面。这就是说，我从小就看到过打棒球。应该说，我喜欢打棒球有很深的渊源。

另一件记得很清楚的幼儿时代的事，是离我家很远的某个地方在着火。那也是伏在奶妈背上看到的。

失火的地方和我家之间隔着一段黑黑的海面。我家在大森的海岸附近，远远能看到那着火的地方，大概是羽田一带。不过，看到那远处的大火，我吓哭了。

直到现在，我看到失火还很不是滋味。特别是看到夜空被烤得通红的颜色，心里就会发颤。

幼儿时代的再一个记忆，是奶妈常常背着我去一个黑黑的小屋子。

那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呢？长大之后我常常想起这个问题。

结果，有一天就像福尔摩斯那样解开了这个谜：原来她是背着我上厕所。

这奶妈简直太不懂礼貌了！

不过，后来奶妈来看我，她仰着脸望着身高一米八○、体重七十公斤的我，说了声：“孩子，你长这么大了!”当她抱着我的双膝高兴得抽泣的时候，我一丝也没有责备她不礼貌的心情。对于这位突然出现在眼前的老太太，我很感动，却又一时毫无印象，茫然地低头看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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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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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什么原因，从我学会走路到进幼儿园这一段，记忆就不像幼儿时期那么鲜明了。

00唯有一个场面记得最清楚，而且色彩强烈，就是电气火车过道口的时候。

电气火车即将通过，拦路杆已经放下，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在铁轨对面，我一个人在铁轨的这一面。

我家那条白狗在父亲他们那边和我这边来回地跑，就在它朝我跑来的时候，电气火车从我眼前倏地一下开了过去。结果，我眼前出现了被轧成两段的白狗。它就像直切成段的金枪鱼一样，溜圆而鲜血直淌。这种强烈的刺激顿时使我失去了知觉，大概是引起痉挛而晕过去了。

后来，我茫然记得，因为发生了这桩事，有人给我送来又带走过好几条白狗。它们有的装在笼子里，有的是抱来的，有的是拴着颈圈牵来的。

大概是因为我那条白狗死了，父母亲给我找来的全是与那死狗极其相似的白狗。据姐姐说，我一点儿事也不懂，一看见白狗就像发了疯一般，大哭大闹地说不要！不要！

如果给我找来的不是白狗而是黑狗，是不是就不会这样?

是不是因为找来的仍是白狗，使我想起了那可怕的情景？

总而言之，从这件事之后，足有三十多年，我不能吃带红色的生鱼片和寿司。看来，记忆的鲜明度是和冲击的强度成正比的。

还有一件记得很清楚的事，就是我最小的哥哥头上缠着满是鲜血的绷带，被许多人抬回家来的场面。

我那最小的哥哥比我大四岁，大概是上小学一二年级。他在体操学校走平衡木的时候，一阵大风使他跌了下来，听说险些送了命。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时，我那最小的姐姐看到满头鲜血的哥哥，哭着说：“我愿意替他死。”

我想，有我家血统的人，都是那么感情过多而理性不足，善感多愁，处世厚道，感伤情调过浓，浑浑噩噩的人居多。

后来，我进了品川区的森村学园附属幼儿园，但在这里发生过什么事，我几乎毫无记忆。

只是比较清楚地记得，老师让大家在小菜园里种菜，我种了花生。为什么我要种花生呢？因为那时候我非常喜欢吃花生，但肠胃弱，大人只准我吃一点儿，多了不给。我想自己种了就可以多吃，然而却没有很多收获。

我想，大概就是在这个时期，我第一次看到了电影。那时，电影叫“活动写真”。

从大森的家走到立会川车站，乘开往品川的电车，在青物横丁站下车，不远就有家电影院。二楼上有个铺地毯的包厢，我们全家在那里看了电影。

幼儿园时期看了什么影片，上小学时看了什么影片，这些就记不清楚了。

记得清楚的是，有一出闹剧，非常有趣。名字大概是叫“怪盗吉格玛”，有个场面是一个越狱的家伙攀登高层建筑物，一直爬到屋顶，然后从屋顶上跳进了黑黑的河里。

还有一部电影，其中有这样一个场面：船上有一对相恋的青年男女，在这只船即将沉没的时候，男青年刚要爬上早已挤满了人的汽艇，可是他看到那姑娘势必上不来，便决心自己留下，让那姑娘上了汽艇，并挥手向她告别。（这部影片大概是《库奥雷》。）

还有一次，因为电影院不上映喜剧片，我竟然为此撒娇，大哭一场。还记得姐姐吓唬我说：“你这家伙太不懂事了，警察要把你带走。”于是，我果然害了怕。

不过，我认为此时我和电影的初次接触，和我后来入电影界没有任何联系。

那时我看着那会动的画面，或者笑，或者恐惧，有时看到伤心之处就抹眼泪。它给我那平凡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变化，使我舒畅、刺激和兴奋，使我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它。

回想起来，军人出身、对子女一向严格要求的父亲，在那认为看电影会对子女教育产生不良影响的时代与潮流之中，主动携全家去看电影，而且后来他认为看电影对子女教育有益的态度也没有改变，对我后来的人生，似乎是起了指明方向的作用。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情我想在这里提一提，就是父亲对体育的看法。

父亲不当职业军官之后，就到体育学校去工作了。他对体育一直坚持积极鼓励的态度，除了大力发展传统的柔道、剑术之外，还把各种各样的体育器械置办得齐齐全全，修建了日本第一座游泳池，并大力推广垒球。

他的这种态度，我完全继承了下来。我既喜欢体育锻炼，又喜欢看体育比赛，而且始终认为，体育是一种真正的锻炼。

这肯定是受了父亲的影响。

我小时候身体非常虚弱，所以父亲常常唠叨说：“婴儿时期，为了你将来长得结结实实，还特意请大力士梅谷抱过你，可是……”

提起角力，我记得父亲在从前国技馆的摔跤场地上发表过演说。那时我坐在楼座上看着他，但是不记得那时我几岁，只记得我坐在母亲膝上，由此看来，那时一定还很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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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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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当电影导演以后的事了。

在日本剧场看稻垣浩先生 稻垣浩（1905—1980），日本著名导演，日本早期电影的奠基人之一。代表作有影片《宫本武藏》、《无法松的一生》。描写弱智儿童的影片《被遗忘的孩子们》，其中有这么一个镜头，场景是学校的教室，孩子们都在听课，可是只有一个学生的课桌离开大家的行列，单独坐在一旁随便玩他自己的。

我看着看着就产生了莫名其妙的忧郁感，同时不由得心慌意乱，再也坐不下去了。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那孩子。

他是谁呢？

我突然想起来：

那是我呀！

想到这儿，我立刻站起来去了走廊，坐到那里的沙发上。

我想可能是出现脑供血不足的征兆，便躺了下来。剧场的女事务员颇为担心地走到我跟前，问：“您怎么啦?”

“啊，没什么。”我回答了一句便想坐起，但一阵恶心，简直要吐出来。

结果，她叫了辆车把我送回家。

那么，那时候我为什么情绪不好呢?原因是一看《被遗忘的孩子们》，就想起了那些不愿回忆的、令人不快的事。

我上森村小学一年级时，觉得学校这种地方对我来说纯粹是监狱。在教室里，我只感到痛苦和难受，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一直透过玻璃窗注视着家里陪我来上学的人，看着他在走廊上来回踱步。

回想过去，我还没到弱智儿童那种程度，但是智力发育很晚却是无可否认的。老师说的东西我根本不懂，只好自己玩自己的，结果老师把我的桌椅挪到远离大家的地方，把我当做需要特殊对待的学生看待。

上课的老师常常朝我这边望着说：“这个，黑泽君大概不懂吧？”

或者是：“这对黑泽君来说是很难回答的啦。”

每当此时，我看到别的孩子们都望着我这边嘿嘿窃笑，心里非常难受。然而更伤心的是，果如老师所说，我的确不懂老师讲的究竟是什么。

早晨上朝会，老师一喊立正口令，一会儿工夫我准扑通一声跌倒。好像是一听到喊立正我就紧张，以至晕倒。这样我就被抬到医务室去，放在病床上，然后护士走来俯身瞧着我。

我记得有这么一件事——

下雨天，我们在室内做抛球游戏。球朝我飞来，可是我却接不住。大概同学们觉得这很有趣，所以他们拼命地拿球砸我，常常砸得我很疼，而且让人心里不痛快。于是，我把砸到我身上的球拾起来，扔到室外雨地里。

“干什么！”老师大声怒斥我。

现在我当然懂得老师发火的原因，可那时我还不明白。我把砸得我心烦的球拾起来扔出去，这有什么不对？

就这样，在小学一年级到二年级这段时期，我简直就像在地狱受罪一般。

现在看来，只按着老规矩行事，把智力发展较迟的孩子送进学校，简直是罪恶行动。

因为孩子的智力发展参差不齐，既有五岁时就像七岁那么聪明的孩子，但是也有虽然七岁却只有五岁智力水平的孩子。智力的发展有快有慢，一年有一年的水平，那种僵死的规定完全是错误的。

写到这里我很激动，因为我七岁的时候是那么呆头呆脑。学校生活使我深感痛苦，所以为了这样的孩子不由得把我这段生活写了下来。

据我的记忆，仿佛突然刮来一阵风一般，吹散了让我脑子处于迷茫状态的雾。我的智力清醒过来，是在我家搬到小石川之后，转校上了黑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我记得，从此以后，我就像panfocus 泛焦，摄影技术专用名词，即画面内一定范围内景物全部清晰。那样，和从前截然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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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酥糖”遇到天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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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能是在二年级的第二学期转到黑田小学的。

到这个学校之后我大吃一惊，因为这里和森村小学截然不同。

森村小学的建筑物是外表涂着白漆的洋房，而这里却像明治时代的一所兵营，木结构的房舍显得十分粗陋。

森村小学的学生都穿精心设计的翻领制服，这里的学生却穿和服，下着长裤。

森村的学生的书包是背在背上的皮书包，这里的学生却是手提的帆布提包。

森村小学的学生都穿皮鞋，而这里的学生却穿木屐。

脸型也根本不一样。

不一样是理所当然的。森村小学的学生都留发，这里却全得推光头。不过，就气质不同这一点而言，可能黑田小学的学生们比我更感到惊诧。

因为，在纯粹传统风俗的集体中，突然跑进来一个留着长发，上身穿背带式双排纽扣西装，下着短裤，脚上穿着红色短袜和带卡子的矮帮皮鞋的人。呆头呆脑，简直就像女孩子一样面色苍白的我，立刻成了大家取笑的对象。

他们有的揪我的头发，有的从我身后捅我的皮背包，有的往我西装上抹鼻涕，把我折磨得哭过好多次。

大体说来，我小时候是个爱哭的家伙，所以到了这个学校之后立刻得了“酥糖”这么个绰号。

“酥糖”这个绰号的由来，是因为当时有这么一首歌：

我家那个“酥糖”啊，

叫人太为难。

他从早直到晚，

两眼泪不干。

直到现在，每一想起“酥糖”这个绰号，我都不能不感到强烈的屈辱。

不过，和我一起转校到黑田的哥哥，在这个学校里成绩却出类拔萃。他神气得很，高高在上。如果没有他这种威风给我做后盾，我这块“酥糖”哭的次数一定更多呢。

一年以后，就再也没有人叫我“酥糖”了。一年之后的我，在人前再也不哭，每个人都叫我小黑，我成了了不起的人物。

一年之间有这种变化，主要原因是在这期间，我的智力很自然地有了突出的发展。仿佛是为了追补过去似的，我开始迅速成长。我不能忘记，有三种力量促进了我的成长，其中之一便是哥哥的力量。

我们家在小石川的大曲附近。我每天早晨和哥哥顺着江户川岸边去黑田小学。

我上低年级，放学比哥哥早，所以总是一个人按原路回家。去时自然是同哥哥并肩而行。

那时哥哥每天都要把我骂个狗血喷头。我简直吃惊，他骂人的词儿和花样竟然如此之多，什么难听的话都朝我劈头盖脸地浇来。

可有一点，他决不大声吵嚷，只是小声地骂我，只有我才能勉强听得见，过往行人绝对听不到。假如他大声骂我倒也好，我可以跟他吵，不然就哭着跑开，或者两手捂住耳朵。可他偏不这么干，就是没完没了地慢声细语地咒骂我，让我无法施展对抗他的伎俩。

尽管我想把坏心眼儿的哥哥如此欺负人告诉母亲和姐姐，可是快到学校的时候他一定说：“你这家伙本来就懦弱无能，像个女孩子似的，是个窝囊废，一定会到妈和姐姐那儿告我的状，说我怎么欺负你啦。这个我是一清二楚的。你去告吧。你要敢告，我就更来劲儿！”如此等等，先把我吓唬一通，使我就范。

可是，我这位坏心眼儿的哥哥，下课之后当我受到谁欺负时，他一定会赶上前来，似乎总是站在什么地方保护着我。

他在学校里是个很受重视的人，欺负我的都是年级比他低的学生，所以看见哥哥一到立刻就缩回去了。这时哥哥理都不理他们，对我说：“小明，来一下！”说完转身就走。

有哥哥给我撑腰，我非常高兴，紧跑几步追上前去问他：“什么事?”

他只说：“什么事也没有!”

扔下这一句便大步走了。

类似这样的事屡次出现，我这糊里糊涂的脑子就不能不开始思考：上学的路上哥哥对我痛斥，在学校里哥哥对那些欺负我的学生们表现出严峻态度，究竟是什么用意？

这样，对上学路上哥哥那挖苦和申斥就不觉得那么可憎，而是渐渐能认真地听下去了。

现在回想起来，从这时起，我那幼年的头脑开始往少年过渡。

关于哥哥的事我还想写几笔。

那是我被叫做“酥糖”时期的暑假里的一天，父亲忽然带我到位于荒川的水府流练习游泳。

那时哥哥已经戴着三条黑杠的白帽，在练习池里游泳。他的成绩是一级，已经把比赛者们抛在后面。父亲把我暂时交到他朋友的工作地点——水府流师范学校受人家照顾，让我在那里练习游泳。

在家里我是最小的孩子，所以父亲对我有些娇宠。他认为，游泳对于像女孩子那样总和姐姐们扔小布包或者翻绳玩的我来说，就是熟能生巧的事情。

父亲让我练习游泳，说是晒得越黑越好，他将买个什么东西奖励我。可是我怕水，到了练习池就是不敢下水。结果，师范学校的教师大为光火，连让我下到仅及肚脐那么深的水，都费了好几天工夫。

往复于游泳场的路上，我倒是和哥哥结伴同行。可是他一到那里就把我扔在一边，自己急急忙忙朝竖在河中间的跳水台游去，回家之前连面都见不着。我提心吊胆地过了好几天，终于能勉强杂在初学者之中，抓着浮在河里的大圆木，噼里啪啦接受用脚打水的训练。有一天，哥哥摇着小船靠近我身旁，让我上船。我当然高兴，伸过手去等他拉我上船。

等我上船之后，哥哥就使劲朝河心摇去，等练习场上挂着苇帘的小屋和小旗变得很小时，他冷不丁地把我推下了水。我拼命地划水。划呀划呀，想靠近哥哥的小船。可是等我好不容易划到船前，哥哥就把船划开，如此反复几次。当水淹得我已经看不见哥哥、眼看就要沉底的时候，哥哥终于抓住我的兜裆带把我拉到船上。

出乎我的意料，我并没有喝多少水，只是吐了几口。我正在发怔，哥哥开了腔：“小明，你不是能游吗？”

从此以后，我果然不再怕水了。

我能游泳了，而且从此还喜欢上了游泳。

就在推我下水的那天回家的路上，哥哥给我买了冰镇甜小豆，这时他说：“小明，听说人快要淹死的时候都是龇牙一乐呢。还果然不假，你也龇牙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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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酥糖”遇到天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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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了真生气，不过也的确有那种感觉。因为我记得沉底之前的确有莫名其妙的安适感。

另一个帮助我成长的力量，是黑田小学的班主任老师。这位老师名叫立川精治。

我转校之后，过了大约两年半，立川老师全新的教育方针和校长的石头脑瓜发生了正面冲突，结果立川老师辞了职，后来被晓星小学聘请去，培养了许多有才华的学生。

关于这位立川老师，我将在以后的篇幅里写出他的事迹，这里我先写一个小插曲，写他如何对智力发育缓慢、性格乖僻的我多方庇护，使我第一次有了自信。

那是上图画课时发生的事。

从前的图画教育可以说平平常常。教育方针要求的，不过是按照常识要求同实物相似就可以了，用平平淡淡的画做范本，只要求忠实地模仿它，最像范本的给最高分数。

但立川老师不干这傻事。

他告诉学生，自己随便画最喜欢的。大家拿出图画纸和彩色铅笔开始画起来。我也动手画了。

我画的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非常认真、使劲地画，甚至不怕把铅笔弄断。涂上色之后还用唾液洇湿涂匀，结果手上沾了各种颜色。

立川老师把大家画完的画一张一张地贴在黑板上，让学生们自由地发表观感的时候，大家对我那幅画只报以哈哈大笑。然而，立川老师怒形于色地环视耻笑我的那些同学，然后把我大大夸奖了一番。夸奖的内容我不记得了。

我模模糊糊记得，光是手指沾上唾液涂匀颜色这一点他就非常赞赏。我清楚地记得，立川老师在我那画上用红墨水画了个很大的三层的圆圈。从此以后，尽管我不喜欢上学，但只要这一天是上图画课，我总是迫不及待似的，急急忙忙到学校去。

得了三层红圈之后，我喜欢图画课了。我什么都画，而且也的确是越画越好。与此同时，其他课程的成绩也很快地提高了。立川老师离开黑田学校的时候，我已当上班长，胸前挂着有紫色绶带的金色班长徽。

立川老师在黑田小学时，还有一件使我不能忘怀的事。

一天，大概是上手工课，老师扛着一大捆厚纸进了教室。

老师摊开那捆纸，我们看到一张平面图，上面画着许多道路。老师让大家在这纸上画房屋，喜欢什么样的房屋就画什么样的，要大家自己创造一条街。

大家都认真地画起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主意，不仅画了自己的家，而且还画了道路两旁的树，年代久远的老树，开着花的树篱等等。

这样，他就把这个教室的孩子们的个性很巧妙地吸引了出来，画出了一条条漂亮的街。

学生们围着这张平面图，眼睛无不闪着光彩，脸颊绯红，自豪地望着自己那条街。

当时的情景，恍如昨日。

在大正年代 大正年代指1912—1926年。初期，老师这称呼是可怕的人的代名词。这样的时代，我能碰上以自由、鲜活的感性及创造精神从事教育的老师，应该说是无上幸运的。

促进我成长的第三股力量，是一个和我同一个班、但比我还爱哭的孩子。这个孩子的存在，等于给我提供了一面镜子，他使我能客观地观察自己。

总而言之，这孩子跟我差不多，他使我感到，我实在让人挠头。

他给我提供了自我反省的机会。这个爱哭鬼的标本名叫植草圭之助。（小圭请别生气，难道我们俩现在不仍然是爱哭的家伙吗？不过现在你是个浪漫主义哭丧鬼，我是个人道主义哭丧鬼而已。）

植草和我，从少年直到青年时代，渊源很深，像两根扭在一起的藤一样成长起来。

这期间的情况，植草的小说《虽然已是黎明——常葆青春的黑泽明》里写得很详细。

不过植草有植草的视角，我有我的视角。

其次，人有这种秉性：对关于自己的事情，会因为自己的主观愿望而产生认识偏差。所以，我按自己的想法写我和植草年轻时代的情况，读者把它和植草的小说对照来看，也许最接近真实。

植草是我青少年期重要的一部分，正如植草如果不写我从少年期到青年期的情况就不能写他自己一样，我如果不写植草，也就不能下笔写我自己。

所以，我只好请读者原谅同植草的小说难免重复，继续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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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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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天，两个六十开外的男人打着一把雨伞，站在坡度很大的一条混凝土马路上拍照。

其中一个人回过头来，望着一直延伸到坡道高处的那道砖墙，抚摸着那黑褐色的砖。

“小圭，这还和从前一样啊。”

这时，那个被称作小圭的人也回过头来“嗯”了一声，点了点头。

“小黑，你还记得这家的孩子吗?”

“记得，咱们班里的那个胖子吧？他现在干什么呢?”

“死啦。”

两人沉默不语。只有闪光灯的光和快门的喀喀声。

拿照相机的那人对身旁的男人说：“这里就到这儿了。下面以这边做背景。”他指着砖墙的对面。

共打一把伞的两个人彼此瞧了瞧。

“拿它做背景多没意思。”

“可也是，可供回忆的影子一点儿也没啦。”

“没想到学校的房舍一如往昔，但更没想到黑田小学已经不存在了。”

两人斜穿过坡道，进了神社。

“这里的石阶还依然如故呢。”

“牌坊也是如此。”

“不过，那棵大银杏树似乎比从前小了。”

“是我们长大了嘛。”

这就是为《文艺春秋》杂志社的“旧友联欢”栏目拍摄照片时，我和植草阔别二十年之后重逢时的情景。

那是十一月十五日，是“七五三节 七五三节，日本传统节日。日本男孩三岁和五岁，女孩三岁和七岁时，为了祝愿他们健康成长而去神社参拜。”。冷雨敲击着银杏的金黄色落叶，神社内有两三对父母打着伞，带着他们盛装的年幼孩子前来参拜。

可能是这种情感勾起了我们的怀旧思绪，拍完照之后，我们就乘《文艺春秋》杂志社的车，去了我们小学时代常去散步和游玩的地方。

车窗外的一切，对我来说是陌生的。

我曾划过船、曾捕鱼为戏的江户川上，已经架起高速公路，公路仿佛盖子似的横跨江面。江水犹如排污水的暗渠一般，显得那么阴郁。

坐在我身旁的植草，对我津津有味地谈着我们少年时代的情景，可是我却注视着车窗外面，一声未答。

雨敲打着车窗。

窗外的景色虽然变了，可是我却没有改变。

这时的我，真想像从前的“酥糖”那样哭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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灿烂花开向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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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想起要写黑田小学时代的植草和我，不知什么缘故，只能回想起仿佛风景画中小小的点景人物似的我俩。比如，校园里随风摇曳、花萼累累的藤萝架下的我俩，去服部坂、基督坂、神乐坂的我俩，站在大榉树下面、用钉子把丑时参拜者上供用的稻草人钉在大树上的我俩，如此等等。风景和环境都能比较鲜明地回忆起来，然而我们两人，只不过是记忆中的剪影而已。

我不知道这是由于年代久远了，还是由于我本人的资质，总之，要把我们两人当年的情况详详细细地回忆起来，那是需要经过一番努力的。

看起来，不把广角镜头换成望远镜头是不行了。

而且，如果不把照明全部集中到对好焦点的我俩身上，光圈缩到最小，那就不会出现鲜明的记录。

用望远镜头观察之下的植草圭之助，在黑田小学的学生中间，和我一样，也是个性格大与人殊的孩子。

就说衣服吧，他穿的都是绸缎之类做的肥肥大大的衣裳，裤子也不是小仓 小仓是日本和服面料的著名产地之一。的料子做的，也是软绵绵的。

就整个印象来说，我总觉得他像个梨园子弟——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他好像一碰就倒的小小美少年式的人物。（请小圭别生气，因为直到现在还有人这么说你，这足可证明我的印象没有错。）

说起一碰就倒，小学时代的植草的确是常常因跌倒而大哭。

我记得，有一次因为路不好走，植草跌了一跤，一身漂亮衣服全毁了。他大哭，我把他送回了家。

还有一次是开运动会的时候，他跌到有积水的洼地里，雪白的运动员成了黑泥人，他抽抽搭搭地哭个没完，我好好安慰了他一番才罢休。

也许是因为同病相怜吧，爱哭的植草和爱哭的我，彼此都怀有亲近感，热诚相待，所以我们两人总是在一起。

这样，我就以哥哥对待我的态度对待植草了。

这种关系，后来被植草写进他的小说中。他是在小说的“运动会发生的事”这一部分里写的。

植草在每次运动会的赛跑项目中总是倒数第一，但有一次他突然跑了个第二，这时我一个箭步蹿了上去：“好啊，好啊！加油！加油!”我边喊边跟他一起跑，一直跑到终点，大为高兴的立川老师把我们两人紧紧抱住。

那时，植草拿着领的奖品——记不得是彩色铅笔还是水彩颜料——走到卧病的母亲跟前。他母亲喜泪纵横，替植草向我连连道谢。

现在回想起来，我倒是必须向他们道谢才对。

因为，懦弱的植草使我产生了应该庇护他的想法，这样，不知不觉中就使我成了连孩子头儿也得刮目相看的人了。

立川老师对于我俩的这种关系，大概也是极为满意的。

有一天，他把我叫到教员室，以探询的口吻和我商量设一名副班长如何。我当时很不高兴，以为这是嫌我这个班长不中用才这么做的。

老师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他问我：“如果由你推荐，你打算推荐谁?”

我提了一名本班成绩优秀的学生。

老师听我这么一说，立刻讲了大大出乎我意料的话：“我的意思是找一个成绩稍差的家伙当副班长。”我大吃一惊地看着立川先生。

老师笑眯眯地瞧着我说：“让差劲的家伙当副班长，他一定认真地干。”然后他就像我们班同学一样称呼我，说：“小黑，让植草当副班长怎么样？”

话谈到这个地步，我深深感到老师对我们是何等良苦用心。

我万分激动地瞧着立川老师。他说了声：“好！就这样定啦！”站起身来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又笑着跟我说：“立刻告诉植草的妈妈，他妈妈一定会很高兴。”

这时，我简直觉得老师的身上出现了一轮光环。

从此以后，植草前胸佩戴上红色缎带的银色徽章，不论是在教室还是在校园，都和我形影不离。

从此以后，植草也就当上了推也推不倒的副班长了。

立川老师曾经说过，植草是个懦弱儿童的样本，但是他此刻也注意到了植草身上沉睡未醒的才能。

他为了使植草尽可能快地开出灿烂的花，把他移栽到副班长这个盆里，而且放在向阳之处。

不久，植草写出了使立川老师大吃一惊的、十分精彩的长篇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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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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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上我和哥哥相差十岁，但实际上他只比我大四岁而已。

所以，我上了小学三年级，在一种完全的幼童的精神状态中勉强成为一个少年的时候，我哥哥已经上了中学。

这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

我前面已经提过，哥哥是个秀才，他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在东京市举办的小学学生统一测试中名列第三，六年级的时候就名列榜首了。

然而，就是这位哥哥，报考当时的名牌中学东京府立一中的时候，却名落孙山。

这件事，对于我父亲以至全家来说，简直是一场噩梦。

我记得，当时家里的气氛特别反常。

我感到，这件事仿佛一阵旋风袭击了我们的家。

父亲心境黯然；母亲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姐姐们唧唧喳喳，尽可能不理睬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