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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龙传：告诉你真实的以色列之王
类 别 传记
作 者 [法国]丹尼埃尔·阿伊克
译 者 刘成富 陈娟 等
2005年12月18日,阿里尔·沙龙第一次脑疾发作,此后,他就大大减少了日常活动的安排。2006年1月5日,星期三,总理的日程安排得并不特别满,早上有一个安全问题会议,下午会见勒米银行的新股东。接着,这位政府首脑又回到他在内格夫的农场,享受一个平静放松的夜晚。翌日,他还要去耶路撒冷市的哈达萨医院接受冠状动脉造影手术。两个星期前,他曾在那里接受治疗。
这个农场一直是他的避难所,是给他带来安宁的港湾。他喜欢在那里漫步,四周的风景令他心情愉悦。所以他抱怨那些医生,在他脑疾发作的时候,逼迫他在那个冷冰冰的总理官邸一连住了好几天,就在耶路撒冷的中心!最终,还是医生们让步了,同意他回到内格夫农场,从哈达萨医院开车要90分钟,在那里人们已经做好迎接他的准备。
冠状动脉造影,是为了矫正沙龙第一次住院期间检查出的心脏畸形。手术的风险很小。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沙龙为此忧心忡忡。他的密友若文·阿德勒说:“阿里尔,为什么你这么担心·这只是一次矫正手术而已!”沙龙的回答令他愕然:“我知道,但我担心全身麻醉。”无数次在沙场上目睹死亡的沙龙,这头年迈的雄狮,无法面对连续几个小时不再是自己命运主宰的局面。
序 言
2005年12月18日,阿里尔·沙龙第一次脑疾发作,此后,他就大大减少了日常活动的安排。2006年1月5日,星期三,总理的日程安排得并不特别满,早上有一个安全问题会议,下午会见勒米银行的新股东。接着,这位政府首脑又回到他在内格夫的农场,享受一个平静放松的夜晚。翌日,他还要去耶路撒冷市的哈达萨医院接受冠状动脉造影手术。两个星期前,他曾在那里接受治疗。
这个农场一直是他的避难所,是给他带来安宁的港湾。他喜欢在那里漫步,四周的风景令他心情愉悦。所以他抱怨那些医生,在他脑疾发作的时候,逼迫他在那个冷冰冰的总理官邸一连住了好几天,就在耶路撒冷的中心!最终,还是医生们让步了,同意他回到内格夫农场,从哈达萨医院开车要90分钟,在那里人们已经做好迎接他的准备。
冠状动脉造影,是为了矫正沙龙第一次住院期间检查出的心脏畸形。手术的风险很小。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沙龙为此忧心忡忡。他的密友若文·阿德勒说:“阿里尔,为什么你这么担心·这只是一次矫正手术而已!”沙龙的回答令他愕然:“我知道,但我担心全身麻醉。”无数次在沙场上目睹死亡的沙龙,这头年迈的雄狮,无法面对连续几个小时不再是自己命运主宰的局面。
这还并非全部。就在同一天,另外两桩政治事件也让他心烦意乱。报纸头版大标题再次影射他贪污受贿,这件事沉重地压在他和家人的心头。仅仅几个小时之后,他的儿子奥姆利,利库德集团的议员之一,向公众承认1999年在父亲大选活动期间参与非法投资活动,并被迫从克奈塞特辞职。此事的诉讼判决迫在眉睫,阿里尔·沙龙也被牵连在内;但让他备受折磨的是,他觉得儿子为自己做出了牺牲,为此他无法原谅自己。
上次住院已经过去两个星期了,在他身边的人看来,这段时间沙龙表现得更加严肃、审慎,好像他担心这次不期而至的手术,会让他永远无法再去实现自己的那些抱负。
晚餐是和儿子吉拉德、儿媳尹芭尔一起用的。2000年妻子莉莉去世后,儿媳尹芭尔是农场名副其实的女主人。晚饭后,阿里尔·沙龙接到参谋长丹·哈卢茨的电话,向他汇报刚刚在以色列境内发生的一起卡萨姆导弹爆炸事件,并预祝他第二天手术成功。
几乎是顷刻间,一切都改变了。“我感觉不舒服。”沙龙对儿子说。吉拉德立刻通知守在沙龙身边的护士,经过听诊和商议,护理医生赛杰夫和护士达成一致意见,决定立即送总理去哈达萨医院。直到这一刻,阿里尔·沙龙还是清醒的。他礼貌地表示反对:“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用救护车送我去,可以坐我的车去。为什么今天晚上去医院·我们可以等到明天嘛!”
这是以色列总理的最后几句话。几秒钟后,他陷入昏迷。以色列最声名显赫的病人,被立即送进设备齐全的手术室,他将在这里同自己的终极对手——颅腔两处出血——展开较量。医生们和他一起作战,替他清除脑部淤血。阿里尔·沙龙的状况非常危险。
沙龙重病住院的报道立即引起全国乃至世界的震惊。与此同时,脑外科医生们努力控制颅内出血,以色列人紧张地守在电视机或收音机旁,密切关注哈达萨医院发布的病情简报,甚至连只言片语也不愿放过。这是个漫漫的长夜,让人联想起十年前的另一个漫漫长夜——1995年11月4日,伊扎克·拉宾总理被刺杀的那个夜晚。
在对抗死亡的战斗中,人民和他们的领导人并肩作战。在以色列最大的一家日报的号召下,以色列人民都被动员起来,参加了第二天“为康复祈祷”的活动,为阿里尔·沙龙,为维拉和塞缪尔·施奈尔曼的儿子祈祷,所有的信教者和非信教者都同样感到这种需要。关爱和同情的短信从四面八方涌来,孩子们给医院送来各种祝福总理早日康复的图画,评论家赞扬他的业绩,所有人都在谈论“沙龙时代的结束”。
尽管如此,对前进党(沙龙于2005年11月建立的联合政党)的民意调查显示,该政党在此期间的声誉、影响力和权威性不仅没有受到削弱,恰恰相反,在代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的领导下反而得到了加强,尽管还远没有达成各方的一致。这一切似乎都表明:除了沉默,沙龙留给以色列国家最后的遗产还有前进党。
谁能够想象得出这种民众的狂热·如何解释动荡不安的以色列政坛,在有关沙龙的问题上能够如此迅速地形成统一的行动·以色列历史上最受争议的政治人物究竟凭借何种力量进入了“民族之父”的行列,甚至几乎可以和大卫·本·古里安、梅纳赫姆·贝京、伊扎克·拉宾相提并论·如何理解将近四分之一世纪将“推土机”沙龙拒之门外的国际社会,今天却纷纷向他献上最诚挚的敬意·
是因为撤离加沙计划,一些人说;是因为赎罪日战争中立下的赫赫战功,另一些人说。这样的回答还有很多很多……
但是,也许这一切仅仅是命运的安排·
手持警棍的孤独少年(1)
(1928 -1948)
塞缪尔·施奈尔曼是个典型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在布雷斯特-利特弗斯克(位于今天的白俄罗斯)的犹太人社团里,他首先是世界犹太复国组织的领导人之一莫德哈依的儿子。这位领导人最为荣耀的经历,就是曾经参加了1897年在巴塞尔举行的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在这次大会期间,西奥多·泽夫·赫茨尔预言了以色列国的创立,并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设立最初的路标。莫德哈依·施奈尔曼是泽夫·贝京最亲近的同志之一。
1913年,其妻米里亚姆为贝京的儿子,即未来的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的诞生担任过助产士。
1904年,塞缪尔·施奈尔曼和泽夫·贝京得知赫茨尔去世的消息后,不顾当地一个犹太拉比的坚决反对,强迫一个犹太会堂为他颂《卡迪什》——给亡者的祈祷,向赫茨尔致以最后的敬意,以纪念这位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奠基人。1910年,莫德哈依·施奈尔曼移居巴勒斯坦,在雷霍沃特的一所学校教了两年书,后来回到俄罗斯,并有意把家人也一同带过去。但是,一些不可预知的因素迫使他暂时放弃了该计划。塞缪尔·施奈尔曼从父亲那里继承了这种狂热的犹太复国思想,以及一种为在他看来是正义的事业而斗争的不屈不挠的决心。考虑到以后在以色列的前途,他在第比利斯大学里选择了农学专业,第比利斯是格鲁吉亚的首都,也是施奈尔曼一家避难的地方。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在大学里的成绩一直非常优秀。他知道他的事业只能从开垦荒地、排干沼泽地开始,只能在以色列土地上的犹太拓荒者中找到方向。但是,对施奈尔曼家族来说,犹太复国思想和广博的文化知识应该并行不悖,因为后者对于塑造正确的思想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正是塞缪尔·施奈尔曼醉心于外语学习的原因,他已经学会了用法语、拉丁语,当然还有希伯来语去描绘他的以色列国之梦。在研究农学期间,塞缪尔结识了德波拉(维拉)·史尼罗夫。维拉来自莫吉莱乌一个已经同化的犹太家庭,此地现属白俄罗斯。她是一位学识修养很高的姑娘。她认识塞缪尔并同意嫁给他时,还是医学院四年级的学生。
1921年,在苏联红军征服高加索山脉逼近第比利斯前不久他们结了婚。当得知他教授希伯来语的一个犹太复国团体被布尔什维克分子包围之后,塞缪尔意识到寻找真理的时刻来到了。他郑重地告诉维拉,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火焰一直在他身上燃烧,现在应该给它添加点燃料了——该是重返以色列的时候了。但是,维拉完全没有丈夫那种对以色列国土的狂热,对于犹太复国主义事业也很难有认同感。尤其是,还有两年的学业她才能领到毕业证书,没打算放弃即将展现在她面前的美好的职业生涯。于是,她试图反对这一移民想法,但是白费力气。塞缪尔最基本的论据令人无法反驳:作为一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分子,他随时都有可能因为从事颠覆活动被布尔什维克逮捕,只有移民才可以让他躲过。最终维拉妥协了,同意随丈夫一起去位于里海海边的巴库,从那里乘船去巴勒斯坦。1922年2月,塞缪尔和维拉·施奈尔曼抵达以色列地。巴勒斯坦当时人口为757000人,其中犹太人83000人,阿拉伯人673000人。就在这一年,有8663名犹太人移居到“应许之地”。这些犹太人被称做犹太世界第三次移民大潮而载入20世纪的史册。在施奈尔曼夫妇到来前不久,邑楚乌,即巴勒斯坦托管区的犹太人,在港口城市雅法遭到血腥屠杀。四十多个垦荒者被杀害,另有一百多人受伤。犹太人为了回应这次屠杀,1921年9月,在杰泽里尔山谷建立了5个新的农业村落,其中最负盛名的是纳哈拉尔的莫沙夫①村,也是摩西·达扬将军的出生地。虽然塞缪尔拿的是农艺学文凭,但他还是毅然决定不去这些新的犹太村落。因为这些村落实际上是为当时的犹太社会党的领导阶层修建的,而他和他们的关系并不好。自从回到以色列的土地上,塞缪尔·施奈尔曼就意识到自己还需要进修一些课程,才能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因地制宜,发挥自己的农艺学知识。于是他决定暂时在以色列米科维的农业大学安顿下来,那里也是1897年西奥多·赫茨尔和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进行历史性会晤的地方。出于对丈夫的爱,维拉·施奈尔曼已准备做出更多的牺牲,但是,她反对把家安在基布兹。根据打听来的情报,有一个由二十多个家庭组织起来的名叫噶尔汉的组织,正准备联合起来重建“卡法尔·玛拉尔”的莫沙夫村,有人建议他们与这个组织会合。该村建于1914年,1921年在一次大屠杀中被阿拉伯人摧毁。“玛拉尔”是用著名犹太作家摩西·莱布·利林布卢姆的名字的首字母拼出来的,这位作家还是个早于赫茨尔的“热爱圣山”运动的积极分子。
塞缪尔同意和这个组织会合,尽管它也是由一群社会党的垦荒者组成的。考虑到卡法尔·玛拉尔适合实现自己的计划,他预感到自己将要接受农业技术方面的巨大挑战。维拉仍在心底里希望丈夫抛开犹太复国的梦想,自从他们决定在卡法尔·玛拉尔安家,她就彻底放弃了学业。莫沙夫的土地是邑楚乌的规划公司以每公顷四英镑的价格从一个贝督因部落那里购买的,最近的村落卡法尔·萨巴当时只有十多户人家(现在将近十万居民)。
卡法尔·玛拉尔的创建者之一,西蒙·本·兹维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20世纪20年代的生活条件非常差,没有自来水,必须去卡法尔·萨巴的井里打水,也没有电。这些困难似乎最终证明了垦荒者的决心是正确的。”维拉和塞缪尔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勉强支撑。塞缪尔最终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但是对于耕种一小块微不足道的土地来说,实在没有用处。在农作物耕种方面,塞缪尔的确是把好手,但是在建筑方面却非常平庸。和维拉在一个可怜的帐篷里生活了一年半之后,他开始着手修建自己的房子。
最后的成品差强人意:一栋只有两个房间的屋子,木头结构,屋顶铺着干粪和稻草,歪歪斜斜,到处是缝。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施奈尔曼夫妇与卡法尔·玛拉尔其他居民的关系日益恶化。塞缪尔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他相信自己比任何人都清楚莫沙夫的土地最适合种植什么。于是,他着手进行了几项史无前例的试验。他种了一种叫鳄梨的水果,这在巴勒斯坦地区还闻所未闻。邻居们对这些试验不以为然,轻则耸耸肩,重则报以冷嘲热讽。对于卡法尔·玛拉尔大多数的垦荒者来说,施奈尔曼夫妇不仅文化水平太高,而且傲慢、冷淡、不合群。在莫沙夫村这个圈子里,他们夫妇的到来已经是一个“不小的”问题。
另外,从塞缪尔·施奈尔曼这方面来说,同在一个村落垦荒,抬头不见低头见,他却要求邻居称呼他时加上头衔,即“农学家施奈尔曼”,而不是直接叫他的名字,这种固执的要求也招来莫沙夫许多人的嘲笑。他们与邻居失和的另一个原因是:塞缪尔·施奈尔曼本该加入卡法尔·玛拉尔的噶尔汉组织,和马帕伊工人党(巴勒斯坦工人党,即工党的前身)建立良好关系,但他仍旧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纯粹的个人主义者,一个公开表示反对一切教条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因为固执经常和其他村民发生冲突。维拉始终追随丈夫,他们夫妇俩不止一次拒绝服从莫沙夫秘书处大多数人的决定,坚持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当时充斥整个莫沙夫和基布兹甚至巴勒斯坦其他地区的,是社会主义互助气氛和狂热的犹太复国情绪,他们的行为在此背景下尤其显得另类。
手持警棍的孤独少年(2)
事实上,施奈尔曼夫妇既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是亲近弗拉基米尔·雅布廷斯基政治思想的民族主义者。正如阿里尔·沙龙本人所说,他们是“注重实效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希望凭借行动而不是无休止的争论建立一个崭新的现实”。此外,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卡法尔·玛拉尔秘书处确立的入党标准,要求申请人“性格和善”,塞缪尔·施奈尔曼看来显然不合要求。卡法尔·玛拉尔的老前辈回忆说:“所有莫沙夫的成员都属于马帕伊党的亲信,塞缪尔·施奈尔曼却不同,他直言不讳,捍卫自己的想法,善于为自己的立场辩护,即使这些想法和立场不受欢迎。”阿里尔·沙龙在回忆录中写道:“出于天性,他不能妥协……只要他确信是对的,哪怕所有人都反对他,他也决不会退让半步……他凡事都爱较真,如合作体制、拨给的土地面积等问题,他会一下子同所有的人为敌,即使注定是个失败者,他也绝不随大流。”塞缪尔·施奈尔曼对自己的财产分外珍惜,他用围墙和门闩将之隔离保护起来,在当时实行社会主义政策的莫沙夫村没有第二个人敢这样做!毋庸置疑,施奈尔曼夫妇在卡法尔·玛拉尔被视做边缘人物。塞缪尔和维拉还具有艺术家的天赋。两人都是训练有素的音乐家,他们有好几位朋友后来都参与组建了初期的爱乐乐团。他们习惯定期举行家庭聚会,演奏塞缪尔谱写的曲子。塞缪尔还有一定的绘画天分。
1962年,阿里尔·沙龙在他父亲去世5年之后,为他举办了一个小型画展,不幸的是,2000年初,作品毁于无花果农场的一场大火。
1926年,他们在定居卡法尔·玛拉尔4年之后,生下了大女儿耶乌迪特(迪塔)。
两年后,1928年2月26日,阿里尔出世。两个孩子的出生,一点也没有缓解施奈尔曼夫妇和卡法尔·玛拉尔大多数居民的紧张关系。全家人生活在杂乱拥挤之中,农学家施奈尔曼的收入又极其微薄。用来将谷仓和正屋隔开的天花板上老鼠肆虐,阿里尔很小的时候就负责把他的猫放上去捉老鼠!幼年的阿里尔很害羞,很内向,跟父亲一样不合群。“很难说小阿里尔在卡法尔·玛拉尔的孩子中非常出众,”沙龙的一个同班同学尤塞夫·马尔迦力特在一次访谈中回忆说,“他曾经生活在我们中间,仅此而已。”20世纪30年代,居民们修了一条沙子路穿过莫沙夫村,我们和阿里尔在那里玩耍。”尤塞夫·马尔迦力特回忆说。从很小的时候,阿里尔·沙龙就痛苦地感受到横亘在父母和社区其他家庭之间的鸿沟,他是这件事最大的受害者。他和朋友们只在村里的空地一起玩耍,却不会互相邀请去家里玩。阿里尔·沙龙后来承认这种疏离曾经令他很痛苦:“我总是在想‘他们的家’是什么样子。”因为卡法尔·玛拉尔的孩子受父母的叮嘱,都不邀请他来家里。少年时期最痛苦的一段岁月深深地留在沙龙记忆里:“我5岁的时候,有一次骑驴跌倒在一个沙堆上,摔伤了下巴。当时血流得很厉害,但是因为和医务室的领导长期不和,母亲维拉拒绝去莫沙夫的医务室,而是抱着我去三公里外一个朋友开的诊所。这位佛吉尔医生住在卡法尔·萨巴。”阿里尔·沙龙后来说,尽管当时年幼,但是母亲抱着血流不止的他奔走在夜里的情景,一直深深留在记忆里挥之不去。对他来说,这件事清楚地表明,卡法尔·玛拉尔其他居民和父母之间的积怨很深。这种糟糕的邻里关系对孩子的个性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也使得他后来对各种主义学说,尤其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直保持距离。阿里尔·沙龙从小就受到莫沙夫的劳动观念和价值观的熏陶。从很小的年纪起,他就帮助父亲在农场干活,他干的活儿一般都是年龄更大一点的孩子才做的。
5岁时,父亲送给他一头白驴,他非常喜欢。阿里尔·沙龙后来声称:“关于驴子愚蠢的故事只是传说,驴子是非常聪明的动物!”到了阿里尔的变声期,塞缪尔·施奈尔曼送给儿子一根警棍,让他痛打卡法尔·玛拉尔和附近地区胆敢闯进他家果园里偷芒果的小流氓。阿里尔,这个孤独内向的少年,从此以后,每当他在村里散步时,总是随身带着他的那根警棍。一件可以缓解孤独感的武器,不仅能带来某种令人陶醉的权力感,而且也因此大大改变了他在别人心目中的地位……同样还是很小的时候,阿里尔·沙龙就经常驾驭他们家的小马车。拉车的母马已经不再年轻了,上坡时总是有些吃力。每当这个时候,阿里尔就会用一些石头将轮子卡住,等母马稍作休息,恢复了体力再赶路。阿里尔·沙龙在后来的军事和政治生涯中,不止一次地提起这个情景。
他用小马车来比喻以色列这个国家,在每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都需要在一些原则问题上稍作停留。对于沙龙来说,军队、民族的统一,国土边界,就是这些“石头”。少年阿里尔和父亲之间保持着一种相当复杂的关系。一方面,他崇拜、认同父亲,另一方面又对他充满畏惧。塞缪尔·施奈尔曼性格刚强、暴躁,对孩子管教严厉,但也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他跟孩子们说拉丁语,并经常让他们操练这门已经死亡的语言。每天晚上,在他入睡前,塞缪尔给他哼唱各种讲述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光辉历史的歌谣。其中有一首歌谣是歌颂约瑟夫·特鲁姆佩尔道的。这位最具传奇色彩的犹太复国主义战士牺牲于加利利北部的台尔阿依,在倒下之前大声地说道:为我们的土地而死,死得其所!”特鲁姆佩尔道在彼尔马尼的战斗中失去了一条胳膊,成了独臂人,他一直是阿里尔童年时代最崇拜的英雄之一。因为父亲重视教育,阿里尔·沙龙成了卡法尔·玛拉尔第一个接受家教的孩子。塞缪尔希望这样可以为儿子打开通向大学的大门。在事业方面,塞缪尔·施奈尔曼的执着最终得到了回报。虽然他曾一度成为卡法尔·玛拉尔农民的笑柄,但后来他还是成功地将自己的农学理论和生产经验结合起来,成为当地第一个引种了鳄梨、小柑橘和芒果的人,最终为自己赢得了不可动摇的声誉和经济上相对的富足。父亲的坚持,那种一旦做出选择就绝不动摇的决心——哪怕这些选择有时并不完全正确,也同样影响着小阿里尔:从8岁开始,父亲就交给他一项新任务,父亲让他驾着马开垦荒地,结果他对垦荒产生了兴趣。跟所有犹太垦荒者的孩子一样,阿里尔·沙龙在20世纪30年代邑楚乌犹太人居住区非常复杂的环境中成长。1929年8月发生反犹骚乱和大屠杀时,阿里尔还不到一岁。那场骚乱主要发生在艾布龙地区,另外还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一些老村庄如哈依发、萨弗德以及巴勒斯坦托管区里几个新设的犹太村庄。卡法尔·玛拉尔没有遭遇袭击,幸免于大屠杀。在邑楚乌这场史无前例的动乱中,130名犹太人不幸遇难,8000人无家可归。
20世纪30年代初也是移民浪潮的高峰期,从1933年至1935年,15万犹太人来到以色列地定居,这些新移民相对富裕,为邑楚乌的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政治上,在本·古里安的社会党与雅布廷斯基的民族党之间,意识形态上的鸿沟日益加剧。1935年,分裂达到了顶点,社会党哈伊姆·阿洛佐霍兹被马帕伊党领导人不公正地指责为修正主义者,并遭遇暗杀。后来,在接受《华盛顿时报》采访时,阿里尔·沙龙认为,这种具有欺骗性的指责对他的生活和观点产生了极大影响。他的父母亲向卡法尔·玛拉尔的居民提出了抗议;莫沙夫的负责人做出的回应是决定将他们驱逐,使他们不再能够享有医疗保险,甚至不再能够在附近的莫沙夫出售自己种的水果。但是,获悉此次采访的一位卡法尔·玛拉尔的长老,断然否认了阿里尔·沙龙的指控。
手持警棍的孤独少年(3)
1936年到1939年,阿拉伯人的对抗活动重新抬头,暴力行动不断增多,邑楚乌陷入了血与火的漩涡。然而,新的磨难不仅有助于增强自身的凝聚力,同时有助于给为未来以色列建国取得里程碑式的胜利奠定基础。此后,邑楚乌的领导们认识到,当务之急就是要扩大犹太防卫军主力哈加纳的规模。1939年,犹太人为躲避席卷欧洲的纳粹狂潮四处逃难,英国占领军发布了著名的《白皮书》,禁止所有的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在大英帝国卷入战争之后,邑楚乌无可争议的领袖大卫·本·古里安,一方面无畏大战,同《白皮书》坚决斗争,另一方面又抛开《白皮书》,出兵支持英国军队。10岁那年,阿里尔·沙龙参加了一个名叫哈萨德(Hassadeh)的青年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年轻的同学把大木棒当做武器。这木棒似乎代表着力量,能够掩饰他们的软弱。他们的教官约斯克·高罗波夫证实,他曾多次看到阿里尔为了维持秩序、确保活动的顺利进行而对爱闹事的伙伴拳脚相加。高罗波夫曾经训斥他说:“武力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从那以后,阿里尔变得更沉默了,但这并不影响他继续随身携带大木棒。在卡法尔·玛拉尔小学,他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学生。他的父亲花钱强制送他上了补习班,并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在父母的影响下,阿里尔决定继续上中学,不像莫沙夫村大多数孩子那样辍学在家干农活。
13岁时,阿里尔进入特拉维夫的热乌拉中学读书。此间的日常生活使他领略了以色列第一大都市的风采。在这里,他经常跟外祖母团聚,喜爱和她交谈。就在阿里尔进入中学的那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战场陷入了困境,敌军的迂回包抄威胁到了巴勒斯坦。1941年4月,德国人占领希腊,俘虏了数千名英国士兵,其中包括1500名巴勒斯坦的犹太军人。一个月后,隆美尔元帅的军队在利比亚发动进攻,直抵埃及边境。
6月,意大利空军轰炸了特拉维夫和海法湾,而在北部边界,维希政府的部队则攻占了黎巴嫩和叙利亚,并且在距梅杜拉边境数十公里以外的地方一线展开。战局的发展使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陷入深深的恐慌。同时,邑楚乌的领导人决定建立巴勒马组织(Palmah)(得名于希伯来文“抵抗集团”首字母的缩写,是哈加纳的精英组织,以色列国防军的前身),巩固哈加纳的防御力量。在穿过卡法尔·玛拉尔村一直向北的路上,阿里尔·沙龙和他的同伴们发现,法国的、澳大利亚的甚至是希腊的军队不时地从那儿经过,向着叙利亚或黎巴嫩的方向前进。
1942年,安戴尔将军率领的波兰军队进入巴勒斯坦。在他的队伍中,有一位叫梅纳赫姆·贝京的人,我们将在稍后的地方会再提到他。那些军人有时在巴勒斯坦住上几周,或者回到那里休假。施奈尔曼一家多次接待过他们。当地农民们平常都因缺少土地而苦恼,但在这些军人休假期间,他们最好不要有什么别的要求,而只管老老实实地在这块以色列的土地上耕作。由于局势紧张,1941年,阿里尔·沙龙加入了卡法尔·玛拉尔村的居民防卫组织。是年,他虽然只有13岁,但手持著名的大木棒和父亲送给他的高加索匕首,定期在莫沙夫村周边站岗巡逻。在后来的日子里,他的儿子奥姆利亲切地称他为“高加索”人。这个称呼也暗示了这个家族来源的一部分。
在回忆录中,阿里尔·沙龙回忆了在那些漫长的站岗之夜心中涌起的波澜:“我紧紧地抓住那种让我产生自主意识的力量,只有靠自己,我觉得自己已经成为自身命运的主宰。”一个13岁的男孩,一个掌握自己命运的男孩!一年之后,哈加纳意识到了邑楚乌所面临的危险,于是,他们决定扩大其组织规模,并吸收年轻的有经验的成员。于是,14岁的阿里尔·沙龙,一手握着手枪,一手抚着《圣经》,宣誓效忠哈加纳。他和同龄的伙伴们一起接受训练,不久就在格斗术方面遥遥领先。阿里尔中学毕业适逢第二次大战接近尾声。1945年夏天,他拿到中学毕业证书之后回到了卡法尔·玛拉尔村。在这段时间里,他显示出了作为一名军人所具有的异常出色的军事素质:既然已经决定战斗,那么就要选择最优秀的对手。可是,当他向父亲提出想参加巴勒马精锐部队时,却遭到了后者的严厉拒绝。塞缪尔·施奈尔曼狠狠地痛斥了巴勒马的罪行。他提醒儿子说,1944年,那个组织的头目向英国军队告发了由梅纳赫姆·贝京领导的伊尔贡(以色列建国运动组织)活动分子,以及另一个由伊扎克·沙米尔指挥的斯特恩部队的成员。
在塞缪尔·施奈尔曼看来,那些首领向英国统治者献媚,就等于是一种背叛,他决不允许儿子加入这样一个行径卑劣的团体。但令他大失所望,阿里尔加入了诺提姆的队伍。这是一支由英国人组建的犹太警察后备力量,也是哈加纳旗下的合法组织。虽然他从未向父亲保证过,但他永远也不会出卖任何一个犹太人。这一次,在内坦亚附近的贝斯里特基地,他不得不向大英帝国宣誓效忠。当时在场的人回忆说,阿里尔宣誓时有些词儿故意发得含含糊糊。然而在战争技巧的学习方面,阿里尔很快脱颖而出。他从下士迅速成长为一名出色的跟踪者,即使在毫无月光的深夜,也能确定自己的方位并找到既定路线。值得一提的是,他从未失掉镇静,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也是如此。他在战斗中一贯镇静,尽管有时因此而犯错。这种冷静和其他才能鼓舞了战友的斗志。
大木棒和匕首换成了冲锋枪,使得阿里尔·沙龙彻底敞开了心扉,跟过去那个内向的自我分道扬镳。他是如此自信,毫不怀疑自己在队伍中的崇高威望,几乎是顺理成章地把自己看做这个小队的队长。就像父亲不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却住在马帕伊党管辖的莫沙夫村一样,阿里尔·沙龙虽然在哈加纳接受军事训练,仍然十分关注伊尔贡和斯特恩组织的英勇事迹。年轻的阿里尔敬佩多夫·格里内、梅依尔·范斯坦和阿夫沙龙·巴哈萨尼。这些伊尔贡的英雄高唱着对以色列永恒不变的爱,宁可选择自杀,宁可被英国占领军吊死,也决不舍弃这千秋大业,在经历了两千年的流亡之后,在这块土地上重建一个属于犹太人的至高无上的国度。巴勒斯坦地区的战后岁月,写满了犹太人同英国军队以及阿拉伯游击队的斗争。当犹太民族意识到灾难波及范围之广时,邑楚乌便置《白皮书》的规定于不顾,在欧洲组织了一场“非法”移民运动。多亏了以色列摩萨德(中央情报与特殊使命局)的创始人阿勒亚·贝斯,数千名在死亡之地上幸存的欧洲犹太人回到了以色列地。对国际社会而言,二战浩劫中幸存的犹太难民的问题已迫在眉睫,关键是要就巴勒斯坦领土问题使犹太和阿拉伯民族双方达成共识。1947年初,英国政府将巴勒斯坦问题的议案提交到联合国。
11月29日,这个刚刚成立的国际组织投票,以三分之二的多数同意将巴勒斯坦分为两个国家,分属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其中33票赞成,13票反对,10票弃权。尽管未来的以色列的边界还难以确定,但邑楚乌还是接受了这个决定。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的街道上,人们欢欣鼓舞,庆祝和平的到来;而阿拉伯世界却拒绝接受这种划分,并且威胁说在1948年5月英国政府的委任生效之时,他们将要推翻犹太国。这个时候,阿里尔正在指挥他的第一次“军事”行动。他负责惩罚一个和阿拉伯武装分子勾结的贝督因首领。任务很简单,就是没收贝督因首领的新汽车,给他个教训,停止破坏活动,让他明白他的所作所为是要付出代价的。塞缪尔·施奈尔曼眼看着儿子的事业已起步,却仍然希望有一天儿子能继承他们一家赖以生存的麦歇克农场。他建议儿子去赫尔沃的希伯来大学农学院学习,阿里尔只好从命。然而从1947年12月开始,邑楚乌和阿拉伯部落间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在这个非常时期,阿里尔被动员加入军队。
1947年12月至1948年5月14日,在以色列宣布独立的这段时间里,阿拉伯人对以色列军队发动了数起进攻。位于伯利恒和希伯伦之间的古什·埃兹昂犹太人定居点遭到了多次猛攻。暴动者袭击了连接犹太各大城市的交通要道,妄图孤立那些城市,耶路撒冷也陷入了阿拉伯军队的包围之中。哈加纳的部队试图冲破封锁,并最终成功地完成了任务。1948年4月12日,阿拉伯国家联盟批准了军队进攻犹太国的计划,而另一边,犹太军队则夺回了太巴列城,军队同时也控制了海法的阿拉伯区。与此同时,阿拉伯人的袭击使紧张的气氛愈加浓烈。1948年2月间,四辆安放了炸弹的汽车在耶路撒冷市中心爆炸,造成60名犹太人死亡,多人受伤。沙龙地区的平原上空,恐惧的阴云也久久不散。卡法尔·玛拉尔村距巴勒斯坦的卡尔奇利亚市仅数十公里之遥,这座城市里不时出没小股武装分子,他们常常埋伏在通往莫沙夫的道路上。从入伍到1948年5月,阿里尔·沙龙带领着他的小组,在夜间的小型武装冲突中对付阿拉伯人。5月14日,正是以色列宣布独立的日子。正在卡法尔休假的阿里尔仍保持着高度警惕。他非常清楚,最后一个不列颠士兵离开之日,就是战争爆发之时,那些焦急的阿拉伯人早就想冲进以色列。去站岗之前,他抽空听了广播中大卫·本·古里安庄严诵读的历史性宣言。他的部队的任务还得持续8天。此时,哈加纳和邑楚乌的其他自发组成的部队合并成了“国防军”,即以色列国防军。而负责守卫沙龙地区的小组则重组成几支规模不等的队伍。就是在这个时候,阿里尔决定放弃自己家族的姓氏,而用更具有以色列特色的、他所生长的地区名“沙龙”为姓。
25岁的国防军救世主(1)
25岁的国防军救世主(1948-1953)
20岁的阿里尔·沙龙被任命为亚力山托尼旅32营一个小分队的指挥官。当然,后者远不如巴勒马那样声名赫赫,但是这支队伍吸收了大量新移民,他们构成了整个营的绝大部分兵力。
这些人,尤其是死亡集中营的幸存者,在历经苦难、漂泊异乡、穿越被解放的欧洲之后,才得以回到以色列。在这片土地上,生或死对他们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至少这一次他们手中紧握着武器。从1947年11月29日分治巴勒斯坦声明的发布到1948年5月宣布独立,有超过十万两千名犹太难民进入以色列,相当于1940年到1947年间移民人数的总和。对于阿里尔·沙龙,这个几乎是带着武器出生的、未成年就守护着国家的卫士来说,这是他生平第一次面对从人类有史以来最惨烈的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来自各国的犹太人。
在以色列建国初期,生活安定的年轻人很难理解这些犹太人的痛苦:他们怎能像绵羊被赶进屠宰场一样被送进毒气室,而不加以反抗呢·为什么他们,不趁着有限的时间逃离纳粹的魔掌呢·直到1963年“最终解决”的始作俑者阿道夫·艾希曼在阿根廷被摩萨德(中央情报与特殊使命局)抓获,并在耶路撒冷被判处死刑的时候,以色列的年轻人才开始了解那段历史。和他们不同的是,阿里尔·沙龙并不是在艾希曼受审之后才了解这些犹太人的命运的。
他从一开始与幸存者打交道,就从他们的传奇故事中,感受到他们强烈的团结意识。使这些故事显得更为悲壮和惨烈的是,许多纳粹恐怖阴云下的生还者,却在独立战争中倒下了。
1948年5月20日,阿里尔·沙龙带领他的部队来到拉土昂寺院附近,他注意到从几辆卡车上下来的新来的犹太人。这群来自奥斯维辛、迈达尼克和特雷布林卡的犹太人看上去就像是外星人一样。阿里尔利用休息时间给父母写了一封信,来表达赐予他生命力量的深厚的犹太情感。他写道:“我和我的队伍正待在一个葡萄园里歇凉,在等待战斗的这段时间,我想要和你们分享我对一个民族根深蒂固的归属感,以及我对她深深的眷念。卡车停下了,新来的人走了下来。他们脸色苍白,长相各异,穿着灰蒙蒙的裤子和条纹衬衣。
他们操着各种语言,名字叫做海歇尔、维阿耶克、扬或是马依泰克。这使他们很难和我们当地的景色协调一致,无论是橄榄园还是岩石。他们曾经被送到分散在欧洲各地的集中营,然后又非法穿越边境来到这里。我长久地注视着他们。他们脱下衣服,露出苍白的皮肤,接着穿上不太合身的国防军制服。他们费劲地想把皮带插进武器带时,几个军人过去帮忙。一切都归于沉默,他们彼此心照不宣,就好像他们知道会发生什么一样。让人惊异的是,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提出哪怕是一点点的要求,没有人会说:‘让我们在经历了可怕的岁月之后稍作喘息吧!’他们仿佛明白即将要参加自己最后的战役,为犹太人民的生存而战。”亚力山托尼旅在拉土昂的任务,似乎是相对简单的,就是攻占控制耶路撒冷-特拉维夫大道、被约旦宪兵第四团占领的地方警察局。一旦这个障碍被除去,周边攻势也被火力压制,那么以军就能夺回被围困的耶路撒冷。以色列总参谋部指示,行动将在5月24日展开。
军方希望发动突然袭击来击退约旦人,他们甚至不希望发生正面冲突。阿里尔·沙龙的小分队被确定为这次攻击的先锋部队。这个来自卡法尔·玛拉尔村的小军官,以其作战勇猛、沉着冷静和出色的追踪能力,同他的小分队一道成功地打开了这次行动的胜利之门。5月24日至25日夜间,阿里尔·沙龙带领他的小分队向拉土昂警察局进发。此时,他充满信心,并且相信这次行动只不过是和约旦人打个照面。就算对方是约旦宪兵,也抵挡不住他们的攻击。在这支新生的以色列军队中,没有位置是留给绝望和犹豫的。然而,他的乐观很快便被约旦人从警察局高处的小堡垒中射出的炮弹彻底击碎了,谁也没有料到他们会受到这样的欢迎。以军只佩有冲锋枪,没有任何重型武器,而约旦人的火力似乎用之不竭。阿里尔的几名部下在敌人的第一轮扫射中倒下了。很快,他明白了必须找到一个更隐蔽的地方。寺庙的葡萄园位于一个山谷,他觉得这是个理想的隐蔽地点,同时也可以掩护团内其他部队。但是阿里尔·沙龙只知道约旦部队已经抵达那个山谷,并且已发现他们,正在射出致命的子弹。他下令让狙击手发射一枚52毫米口径的炮弹。正当他下命令发射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腹部,他当即倒地,约旦人的子弹正中“靶心”。而阿里尔则努力使自己不要失去意识,他意识到周围除了4个人,其余的小分队成员都不同程度地受了伤。他有些心灰意冷。
尽管非常清楚几个伤员还留在战斗区域,但他仍下令撤退。后来阿里尔·沙龙回忆,在拉土昂下达的撤退命令,是他整个军事生涯中最痛苦的决定之一。他说:“约旦军人从小山坡上往下,朝我们的方向走来,我们简直就没有生还的可能了。大家也都知道他们是怎么对付伤员的,于是我对我的人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一边是约旦人,一边是巴勒斯坦人,我们就藏匿在中间。”沙龙本以为他有足够的力量爬出去和大部队会合,然而他不得不面对现实,血不停地往外涌,时间一分一秒流逝,他越来越虚弱了。阿里尔的一名部下雅科夫·布甘不顾自己的下颚伤势严重,试图救他。阿里尔拒绝了并命令他自己逃命,但布甘仍然坚持。阿拉伯人的声音很近了,听得很清楚。
最终,雅科夫·布甘使出全身力气,拖着阿里尔·沙龙前进了好几米,直到他们被32团的另一支队伍发现。幸运的是,当约旦人意识到他们离警察局太远时就停止了搜索。阿里尔·沙龙和雅科夫·布甘被撤离到哈达萨医院治疗。击中沙龙的子弹从髋部取出来了,没有造成太严重的后果。护士给他包扎,医生让他彻底休息一周。但他只要一有力气就寻机会去找布甘,谢谢你救了我的命!”他说。“这没什么。”勇敢的战士淡淡地回答。
2006年1月,当沙龙处在生死弥留之际,已经80岁高龄的布甘前来拜访他,总理的儿子奥姆利和吉拉德饱含感情地接待了这位老人。尽管阿里尔·沙龙非常想重返部队,但在康复期只能卧床休息。6月11日,两国接受了联合国倡议的为期四周的第一次停战协议。7月19日,第二次无限期休战开始生效。“班-努昂行动”失败的阴影,一直在阿里尔·沙龙的记忆中游荡着,受伤的士兵在战场爬行的画面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这次失利使这个年轻的军官受益颇多。其中有一条被他奉为国防军的伦理准则之一,那就是任何阵亡或受伤的战士都不应该被抛弃在战场上。纵观阿里尔·沙龙的战争生涯,他一直注意一丝不苟地遵守这条给国防军带来荣誉的准则。直至5月底,随后的三次攻占拉土昂的行动也都失败了。他们需要的是像美国犹太人上校马尔库斯那样的创造性,和勇敢的士兵们穿越耶路撒冷的“森林”,开辟一条新的进入首都的路。“缅甸之路”因此而得名。“班-努昂行动”是独立战争期间国防军遭受的最惨烈的失败之一。但对亚力山托尼旅来说,这一次的失败才只是个开始。
1948年10月部队向内格夫行进,以期击退法路加的一个坚固的袋型阵地的攻击。在这支由苏丹将军萨依德·塔哈·贝依指挥的埃及军队中,有一名年轻的情报员伽马拉·阿卜杜拉·纳赛尔,他就是未来埃及共和国的总统。尽管亚力山托尼旅占有数量上的优势,但他们还是没能打败埃及人。阿里尔·沙龙再一次陷入深深的失望中。独立战争已接近尾声,但在外围,局部冲突仍时有发生,不能有丝毫骄矜和怠懈的情绪!1949年2月至7月间,以色列分别与埃及(2月24日)、黎巴嫩(3月23日)、约旦(4月5日)、叙利亚(7月20日)签署了停战协议。只有伊拉克,虽然它与以色列没有共同疆界,却参加了战争,同时又拒绝与这个“犹太实体国家”签订最基本的停战协议。独立战争以以色列的绝对胜利而告终,这使得它的领土比分治协议中规定的部分有了明显扩大。但它也为独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超过6000名以色列人,包括4017名士兵和2000名民众死在战争中,其中有许多是在二战浩劫中幸存的移民。在本·古里安宣布独立一年后,以色列国被正式批准加入联合国。为此,他们付出了上百万犹太人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