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中午时分,沙龙的部队进入了米特雷峡谷,一切看起来都那么平静。但据士兵们证实,不到一刻钟后,埋伏在两岸山坡上的埃及士兵对以色列军队发动了密集的火力攻击,埃及歼击机还轰炸了装载汽油和弹药的卡车以及队伍后方的一支迫击炮部队。沙龙低估了埃及人。头一天,也就是10月30日,哈夫尔营的战士注意到了一支埃及装甲部队,由第二旅的一个营的步兵掩护,朝米特雷方向前进。应哈夫尔的明确要求,以色列空军轰炸了这个队列。到达米特雷几小时之后,沙龙猜想埃及士兵应该死亡大半或者向苏伊士运河方向逃窜了。而实际上,大多数的步兵都逃过了以军的轰炸,然后埋伏在峡谷两岸的山坡上。沙龙太过自信了,连非常必要的检查工作都没有完成。此时他的部队在地形上处于弱势。埃及步兵不停地射击,迫使伞兵纵队一分为二。队列的先头运输部队已经到达了峡谷的出口处,而纵队的躯干部分和指挥员摩塔·古尔还在困境中挣扎,等待幸运之神的庇护。面对如此艰难的局面,落在后面的士兵们就像雄狮一样战斗着,常常是与山坡上的埃及士兵肉搏。慢慢地他们占据了制高点。一名叫做耶胡达·肯·德赫尔的伞兵,自愿参加进入峡谷的任务,担任吉普车的驾驶员,并帮助同伴找到了埃及人的火力点。虽然履行了职责,但却身受重伤,两个月后去世。刚入夜,伞兵旅的精英部队就赶往峡谷内救援摩塔·古尔的部队。午夜,伞兵终于彻底清除了埃及人的射击点。伞兵旅再次经历了它有史以来最痛苦的一场战斗。38名以色列伞兵倒在了米特雷峡谷,120人受伤。而埃及方面,损失了260名战士。8名像肯·德赫尔这样的以色列伞兵受到了总参谋长的嘉奖并被授勋。由于伞兵将士的英勇无畏,米特雷战役成为了以色列战争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篇章之一。
沙龙的威信来自他始终是整支队伍的领军人物,战士们牢记著名的口号“跟我上”,但是整场战斗他都缩在峡谷入口处,远离战场,并且滥用上级的命令。他希望的是一场光荣的战斗,就像他曾经创造的辉煌一样。然而,司令部内部关于这次行动以及沙龙所作所为的争论却异常激烈。的确,伞兵们证明了他们并非浪得虚名,他们面对困难时展现出的勇气赢得了整个国防军的赞扬。毋庸置疑,沙龙违背了命令,藐视上级领导。他在没有进行必要检查的情况下,展开了一次不必要的行动,这是把战士们的生命当儿戏。几名伞兵旅的军官公开批评了他,而摩塔·古尔的批评是最尖利的,他特别指责沙龙没有亲自参与对被袭击战士的救援,而是一直待在后方。其他军官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在此事传到司令部之前,沙龙已经听到了风声。他召集这个旅所有的军官,试图根除祸患。这次会议上,军官们毫不留情地指出了他的四个问题。他们指责他没有充分部署以保护战士的生命,提出:“你总习惯待在司令部,甚至当部队处在危急的情况下;你大胆的进攻计划和你在战场上的行动总是脱节;你的消费习惯给年轻人树立了坏榜样……你给自己树立了英雄的形象,却没把这份光荣与军官们分享。”在米特雷战役之前,不少军官已经表达过类似的不满,他们认为,在经过了3年的激烈战斗之后,沙龙已经失去了他的光芒,他应该着手开拓其他事业了。在行动开始前不久,摩西·达扬和沙龙有过一次碰面。达扬告诉沙龙,他的部队应该为国防军培养更多的步兵军官,同时也有必要考虑在部队指挥官这个位置上做一些轮换。从一开始,达扬和沙龙的关系就是十分矛盾的。从他指挥北部军区部队的时候起,达扬就知道这位以色列的传奇战士了。这个伞兵军官年轻、有活力、敢于冒险。
以色列建国前的达扬也是这样,直到二战期间,在叙利亚战场上,他在同法国维希军的一场战斗中失去了一只眼睛。达扬很快就觉察到了沙龙的冒险精神和对军队级别制度的反叛情绪,然而他不止一次容忍了沙龙对他的愚弄和以战士生命为代价违背总参谋部指令的行为。之后他表达了对伞兵的勇敢精神的钦佩,但同时也表露了对沙龙行为的气愤,他说:“国防军中没有一支部队能像伞兵部队这样深入敌军作战。这种无畏精神值得发扬,但由于他们本不应该靠近苏伊士运河,所以这次米特雷进攻是多余的。我们对伞兵部队领导层的不满,并不是因为米特雷战役本身,而是这支部队并不能算是一支“巡逻队”。让我痛惜的是,伞兵指挥官和我之间没有建立起真正的互相信任的关系。如果他决定不遵守命令,那么就做得公开些吧!”达扬没有因为不服从命令而免去沙龙的职务,他甚至拒将沙龙送上军事法庭。达扬清楚沙龙爱惹事的脾气,但他也没有忘记,正是沙龙这个伞兵旅的首领,给国防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然而,达扬经常强调,他宁可“留着一匹有劲的公种马也不去推一头倔强的公骡”。
无论如何,尽管米特雷战役赔上了许多条命,但它仍然巩固了国防军的声望。由于以上各种原因,达扬乐于将沙龙引见到本·古里安那里。“这次行动不是画蛇添足吗·”总理问道。沙龙首先希望澄清自己,他表示是雷哈瓦姆·泽维批准他派遣一支“巡逻队”的,但他省略了其重要性。然后他向本·古里安指出,由结果来看,是否有必要可不是当时当地就能判断的。这个论断此后被沙龙在他的军旅生涯和政治生活中不时提起,尤其是在当上总理之后。9年后,沙龙才公开回应摩西·达扬在米特雷行动上对他的保留意见。在接受以色列军队周报《巴马巴内》的采访时,沙龙表示:“米特雷峡谷纵深25公里,很明显这是一次大胆的行动。这么远的距离只派一支小巡逻队是不够的,它必须具备在意外交锋中还击的能力。另外,巡逻队的规模并不是问题,关键是战斗所处的环境……在米特雷战役中牺牲的战士死得其所。当20名战士掉到敌人的陷阱里时,他们的指挥官亲自参与营救,这就证明他们不是白白牺牲的。”米特雷的战斗结束几个小时之后,法国皇家空军的歼击机实施了对埃及机场的第一次轰炸。而摩塔·古尔指挥的队伍则降落在沙姆沙伊赫,协助步兵重开蒂朗海峡。伞兵旅的主要部队于11月4日返回了特尔诺夫基地,伞兵原定于当晚在沙姆沙伊赫执行的一项新任务被取消了。
勇敢的伞兵首领(4)
11月3日,法国歼击机涂上以色列飞机的颜色,摧毁了鲁克索尔基地的埃及战机,摧毁了埃及空军。陆军方面,以军在5日之内占领了西奈半岛,包括加沙地带。11月3日到5日,以色列部队攻下了北到苏伊士运河,南到沙姆沙伊赫的区域。当日,法英两国的伞兵在运河北部的萨义德港和富阿得港空降。随后,一支法国伞兵营控制了萨义德港。然而,以法英三国的联合行动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法英联军迟迟不肯南下,于是联合国强制其停火。11月7日,本·古里安在克奈塞特发表宣告胜利的演讲,他表示以军不会从西奈撤军。但从第二天开始,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他不得不改变主意,接受撤军的要求。
除了3月10日才撤出沙姆沙伊赫,以色列的撤离行动从11月22日开始,一直持续到1957年1月22日。
1957年1月18日,不顾达扬的强烈反对,本·古里安下令从加沙撤军,归还给埃及。在这次名为“烧焦之地”的行动中,以色列部队摧毁了埃及在西奈半岛的所有军事基地。三个动机能合理地解释西奈半岛的这次战役。首先,它使埃拉特港平静了好几年;其次,它确保了埃及边境10年无战乱;最后,国防军因此赢得了宝贵的战争经验,提高了武装干涉能力,弥补了不足,正如达扬所希望的那样。
1956年是阿里尔·沙龙早年军事生涯中最艰难的岁月之一。无数的恐怖袭击,数不清的报复行动,还有苏伊士行动,使他不得不在大部分的时间内都待在战士们身边而无暇顾及家庭生活。这一年战场上交织着许多成功的满足和少数失败的沮丧,而个人生活上亦是大喜大悲。
12月27日,加丽·沙龙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古尔(“幼狮”之意),这个家一下子被抛上了欢乐的顶峰。“我们曾梦想过有一个大家庭,当医生告诉我们加丽不能生孩子时,大家真是失望透了。现在儿子的出生对我来说简直是一个奇迹。”沙龙这样写道。可惜的是,4天后,幸福却因沙龙父亲的去世而消逝了。塞缪尔·施奈尔曼,“农学家施奈尔曼”(他希望卡法尔·玛拉尔村民这么称呼他),他做梦都想看到儿子成为一个农民,但当沙龙当上声名显赫的国防军伞兵旅的指挥官时,也无比骄傲。在儿子出生和父亲离世这段时间,阿里尔·沙龙抽空出席了西奈行动参战军官的授勋仪式。尽管关于他在米特雷行动中的作用仍有争议,他对司令部也心存怨恨,但本·古里安仍然借这个机会公开表达了他对这位伞兵指挥官慈父般的关爱。晚会上,总理甚至要求沙龙站在他的旁边,同他一起参加闭幕仪式的总参谋部的将军们,只能顺从地给这个以色列军队中的捣蛋鬼让出一个位子。
受挫的岁月(1)
受挫的岁月(1957-1966)
在经历了一年的军事行动和家庭变故之后,1957年对沙龙来说是承前启后的一年。面对202伞兵旅军官和总参谋长摩西·达扬对他的指责,最终他以坚定的意志捍卫了伞兵指挥官的职位。
然而,1957年10月1日,阿里尔·沙龙中校离开了他从1954年初就开始率领的、在报复行动中屡战屡胜的以色列伞兵部队。沙龙宣布卸任以后,达扬建议他退役并到伦敦附近的金伯利军事学院接受为期一年的培训,沙龙接受了。这对于加丽和他来说,将是伞兵旅的艰苦岁月之后最为轻松的一年。沙龙很快从在英国的军事学习中发现了很多好处,比如皇宫定期举办的庆祝晚宴。在一次晚宴上,沙龙有幸被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接见,他大胆地问道:“您好吗,陛下·”这严重违反了王室的外交礼仪。看来即使是在帝国的王宫里,沙龙也忍不住会颠覆传统,干点出格的事来。沙龙尽情享受着军事学院的舒适和宁静,还有一个副官为他忙前忙后,言听计从,好不惬意。
同时,他也利用时间建立在英国的新关系网,不只是同和他一起上课的英国军官,还有更高层的人士。他不止一次地证明,就算是森严的英国等级制度也不会使他退缩。年轻的以色列中校决定给著名的战略家利德尔·哈特写信,和他讨论战争策略问题。出人意料的是,利德尔居然回信了。他向沙龙发出邀请,这让整个军事学院的英国军官都嫉妒得要命。利德尔·哈特发现了沙龙身上的军事才华,两人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结束了一年惬意的学习生活,1958年年中,阿里尔带着加丽和小古尔回到了以色列,活泼可爱的儿子总让他怀念父亲。
然而,回国的沙龙很快被拉回残酷的现实中。1月,摩西·达扬总参谋长的位置由哈伊姆·拉斯科夫将军顶替。尽管米特雷事件后两人的关系十分紧张,但沙龙还是保留了一条与达扬“坦诚”沟通的渠道;况且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这位独眼的将军多次在司令部的重要人物面前捍卫他。沙龙难以想象,达扬的离开将会令他多么遗憾。
在司令部中,拉斯科夫是沙龙最强硬的反对者之一。此人曾经是军事调查委员会的主席,负责调查米特雷战役的详细情况,因此他完全清楚整个案件;更糟糕的是,拉斯科夫是守旧派的一分子,他从不因为伞兵队的漂亮出击而和大家一样兴高采烈,而是主张遏制沙龙的疯狂行为。早就该得到上校肩章的沙龙,便偏离了通向司令部的康庄大道。拉斯科夫为排挤沙龙,给他安排了一个与他水平不相称的职位——步兵训练处的教官。在这个位置上,沙龙还得听命于另一个不支持他的军官——约瑟夫·杰瓦尔。在沙龙率领伞兵屡建功勋的时候,杰瓦尔正指挥着居瓦提旅。他感到自己的部队因经常被沙龙的伞兵队抢走功劳而变得黯淡无光。他的妒忌逃不过沙龙的眼睛,沙龙也没有对上级保持更多的耐心和尊重。杰瓦尔知道沙龙有自由散漫、无视军纪的习惯,他等着沙龙犯下第一个错误。
几个月以后,沙龙“忘记了”出席一个训练部的军事会议,杰瓦尔立即决定将他免职。听到风声后,本·古里安试图介入这个事件以保护沙龙。他并没有让杰瓦尔撤消这个决定,而是提醒他,沙龙是一位优秀、勇敢、脑子灵活、思想独特的军官,并只是要求给他一个有可能发挥其能力的岗位。
在拉斯科夫的示意下,杰瓦尔让步了,于是沙龙调任军事学院步兵系任教官。在阿里尔·沙龙穿越这段军旅沙漠的过程中,本·古里安是他最主要的挡箭牌,他总是注意保护沙龙不受司令部中各种势力关系的影响。这个新职位对于沙龙也许并不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晋升,因为在此期间他已直接获得了上校军衔,但晋升总归是好事。沙龙很清楚,在参谋部里除了拉斯科夫,还有几个举足轻重的人物都坚决要封堵他的升迁之路。于是他听从达扬的建议,利用这段“荒年”休养生息,等待斗转星移。在军队等级制度中,人们时而被吹捧上天,时而又被众人唾弃,最关键的是永远要明确目标。依照这条原则,沙龙决定花一部分时间到国防军的装甲学院接受训练课程。从这时起,他想要掌握成为一名出色的总参谋长所必备的技能。然而他懂得,要指挥陆上的主力部队,就不能吝惜投入在装甲车推进上的训练。因此他首先学习做一个简单的坦克手,然后是陪同指挥军官。在那儿,他很快就凭借着对这种武器的准确理解而在同学中出类拔萃。但这似乎还不足以平复他因为被排挤出康庄大道而产生的创伤,于是他进入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学习法律。作为步兵军事学院的教官,沙龙经常跟步兵军官们分享他的知识和独特经历。
年轻的步兵军官渴望听他讲述伞兵旅参与大规模行动的故事,他们把听命于沙龙看成是无上的光荣。然而,在这个华而不实的岗位上,沙龙难以做到始终如一。局面跟过去如出一辙,战士们的确都崇拜他,但大多数军官都接受不了他的情绪化行为。1961年,茨维·特祖尔将军接替了哈伊姆·拉斯科夫的位置,然而沙龙的情况并没有因此而发生任何改变。特祖尔也和其他态度认真却能力平平的军官一样,对沙龙在国防军里惹出的事不屑一顾。他毫不犹豫地回绝了沙龙自荐做装甲旅指挥官的请求,但沙龙又继续申请国防军行动处负责人的职位。
密切关注沙龙的本·古里安向特祖尔建议,他应该接受一个折中的方案解决问题,任命沙龙为装甲预备役的指挥官。这总比什么也没有强。正在与特祖尔争论的沙龙听到一个可怕的消息:1962年5月2日早晨,加丽·沙龙像往常一样开车去耶路撒冷的以色列精神病医院她的检查员办公室。当车行至阿拉伯人定居点阿布·戈什附近的特拉维夫 -耶路撒冷大道时,她的小奥斯汀汽车突然失去了控制,与一个重物相撞。加丽在车祸中严重受伤并被紧急转往耶路撒冷市的沙阿黑特德克医院,入院不久便去世了。阿里尔·沙龙直到天黑时才从他的邻居和朋友莫迪·霍德将军口中得知此事。第二天的葬礼上,沙龙宣读了饱含感情的悼词。凭借当代以色列军官的职业操守,他没有表露出一丝伤感,也没有在公众面前流下一滴泪。警察的调查报告将车祸归结为驾驶者的一时疏忽。但有传言认为阿里尔和加丽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危机,从而导致了这起车祸。
事故发生的前几天,加丽怀疑丈夫和她妹妹莉莉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怀着疑虑,她开车时走了神,没能避免车祸。莉莉曾在阿里尔指挥的伞兵旅服过役。从那以后,她经常出入沙龙的住所,尽心地帮助姐姐照顾小古尔。而沙龙的朋友都认为,管理卡法尔·玛拉尔村家族土地的阿里尔的母亲维拉,并不赞成加丽这个年轻漂亮的妹妹出现在他们夫妻的生活中。然而任何传言都永远得不到证实了,有一些传言产生的原因被归结于沙龙在高层军官的政治斗争中被忌妒甚至被怨恨。但能肯定的是,沙龙并不像许多高级军官那样被人看成是猎艳老手。正相反,他以正派而闻名。
人们找不到一点关于他的花边新闻,他和加丽在好多年中都被视为模范夫妇。而37岁的沙龙和第二任妻子莉莉的共同生活也是同样幸福和谐的。加丽死后,莉莉自然承担起了照顾小古尔的责任。一年之后,阿里尔和莉莉结了婚,并离开了国防军,定居在纳哈拉尔的莫沙夫。又一年后,也就是1964年8月19日,莉莉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奥姆利。在此期间,国防军内部风云激变。1964年1月1日,伊扎克·拉宾接替茨维·特祖尔成为第7任总参谋长。与他的两位前任不同,作为巴勒马最有影响力的军官之一,拉宾一直与沙龙保持着恰当的关系。他多次赞扬沙龙的骁勇善战和足智多谋,但他也深知其缺点并一直提防着。他曾说:总参谋部里有一个沙龙这样的将领是件幸事,如果有十个就是灾难了。”而本·古里安一直在新上任的总参谋长身边斡旋,建议他将沙龙委派到一个合适的职位上。事实也正如他所期望的,拉宾立即擢升沙龙为北部军区参谋长,受阿弗拉罕·约菲领导,后者是极少数同沙龙保持良好关系的军官之一;同时拉宾也让沙龙明白,他会对北部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所以沙龙最好谨慎寡言,服从约菲的命令。
受挫的岁月(2)
沙龙的军事生涯就开始于北部军区,他因此有“再生”之感。尤其是,该地区是以色列和叙利亚上演重头戏的舞台。在沉寂7年之后,沙龙希望通过以色列边境的行动重新体现自己的价值。1964年6月,以色列翻开了她年轻的历史画卷中最激动人心的一页——修建“国家水道”。这条人工运河按每年三亿立方米的标准从约旦河(涵盖了全国60%的淡水储量)抽水输往中部和南部。这项工程确保了以色列从北到南的农业生产发展。然而,建设如此大规模设施的计划,受到了当时政治纷争的阻碍,特别是阿拉伯国家的威胁。他们担心从太巴列湖中抽水,会影响约旦河两条支流哈斯巴尼河和巴尼亚斯河的水资源。1964年7月,就在那条“国家运河”准备动工之前,叙利亚试图挑起其他阿拉伯国家,就水资源问题与以色列摩擦。虽然这些国家都效仿埃及,偏向于采取温和的态度,但他们的想法也不得不让人担忧。事实上,他们的意图是使约旦河和巴尼亚斯河改道,流经叙利亚控制下的戈兰高地,然后穿越约旦境内的约旦河山谷。于是,以色列发动了第一次水源战争,双方对峙的局面持续了整个1965年,直到1966年初才算结束。1964年11月,叙利亚又企图夺取位于以色列境内的第三大河——当河的控制权,但没有成功。接着,叙利亚人又着手修建运河,使约旦河和哈斯巴尼河改道约旦境内。1965年中,国防军坚决还击,特别是于3月17日摧毁了赫尔蒙山脚下的叙利亚建筑工地。最终,在以色列空军消灭了数架米格战斗机和防空导弹排后,叙利亚人于1966年停止了挖掘工作。沙龙身为北部军区指挥官,自然处于风暴的中心。该司令部的某些军官在看待叙以之间的“水源战争”时,把沙龙的出现视为这场冲突的导火索。他们认为沙龙为了破坏运河改道工程,把司令部拖入了永无休止的对抗叙利亚的战争中。沙龙后来对前来视察的拉宾说:我不会向你隐瞒我是多想消灭叙利亚人!”其实,阿里尔·沙龙被“控诉”,不过是因为他给总参谋部带来了一种新颖的战斗方法,比前任推崇的方法更为大胆,但也更可靠。沙龙的战术构思是建立在准确揣摩叙利亚人心理的基础上的,他比任何人都能读懂他们的想法。在准备反击行动时,沙龙能够预测敌军会如何防御,甚至能猜准他们的下一步动作。“水源战争”中由沙龙倡导的军事行动都取得了成效,无论是从他个人还是从国家的角度看都是大有裨益的。沙龙重回疆场了,他的战士们亲眼目睹了阿里尔在经历了毫无建树的7年后,仍没有失掉一往无前的斗志和雄才伟略。在战争期间,阿弗拉罕·约菲将军离开了部队,北部军区司令由后来赎罪日战争中的总参谋长戴维·埃拉扎尔担任,后者从未真正把沙龙放在心上。紧张局势缓和后,沙龙暂时离开了指挥席,同他的上级约菲一起,到非洲度了几周假。一回到以色列,拉宾就召见他,并劝告他改善同其他将领之间的恶劣关系。同时拉宾还宣布他决定任命沙龙为国防军的训练部部长。在这个与他的军事才华相匹配的岗位上,沙龙终于能进入“大人物”云集的总参谋部了。一年以后的1967年2月20日,伊扎克·拉宾授予沙龙将军军衔,同时受勋的还有米特雷战役中的军官雷哈瓦姆·泽维。他后来担任沙龙的旅游部长,直到2001年10月在耶路撒冷一家酒店,被巴勒斯坦解放阵线组织的激进分子暗杀。而当时,两位新晋将军互相敌视,就是这个和沙龙同时被拉宾提拔的泽维,威胁说要立刻离开国防军!
除了担任训练部指挥官,应阿里尔·沙龙自己的要求,他于1967年被任命为国防军预备装甲师的师长。5月中旬,以色列陷入了为期3周的动荡期。随后,六日战争爆发了。动荡的源头在于埃及总统伽马拉·阿卜杜拉·纳赛尔这个泛阿拉伯主义的捍卫者对以色列的威胁。5月15日,当以色列人民正在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欢庆犹太建国19周年的时候,纳赛尔违反联合国的决议,重兵闯入西奈半岛。如此令人不安的征兆迫使以色列决定动员部分预备役入伍,而沙龙的部队在进入战备状态初期就成为了正规军。敌对战争爆发前两周,沙龙的装甲师负责镇守在以埃边境尼茨扎那·贝埃霍达依姆地区的防御工事周边。在这千钧一发的两个星期中,沙龙不停奔波于家庭、装甲师和特拉维夫的中央司令部之间。5月16日,由于埃及方面敦促联合国维和部队撤离以埃边界,国防军立即征召部分预备役军人入伍。17日,继埃及宣布进入戒备状态后,约旦、叙利亚及伊拉克的军队都开始备战。5月22日至23日夜间,伽马拉·阿卜杜拉·纳赛尔宣布封锁蒂朗海峡,这也意味着通往红海的以色列海运交通被切断;他同时宣称:“如果以色列希望打仗,那就来吧,我们会全力以赴。”而对于被剥夺了红海航运权的以色列来说,纳赛尔的这个决定和1955年一样,给了他们充分的开战理由。国防军给全军下达了战备令,包括对预备役。5月24日,以色列外交部长阿巴·埃班在巴黎会见了戴高乐将军。戴高乐鼓励以色列面对挑衅不要让步,但他说:不要先动手,否则我们就不支持你们了。”5月26日,纳赛尔再一次发表了极富煽动性的演说,他威胁说:“我们要借。”
永恒的六日(1)
(1967)
这次战争的机会消灭以色列国。”当日,以色列政坛响起了建立各党派联合政府的呼声。27日,美国要求以色列不要展开对抗行动,而此时国防军已箭在弦上,一场大规模武装冲突即将开始。第二天,以色列人还是听从了美国的提醒,并承诺静观事态发展。而当天总理列维·艾希科在广播讲话中吞吞吐吐,更加深了笼罩在政府内的不安情绪。下一步计划悬而未决。次日,总参谋长伊扎克·拉宾和副手埃泽尔·魏茨曼同艾希科会面并敦促他下达攻击令。拉宾认为,每拖一天都会助长敌人的气焰。
29日,苏联提醒以色列必须提防任何形式的“军事冒险”。30日,约旦国王侯赛因和埃及签署了联合防御协议。31日,列维·艾希科提名伊吉尔·阿隆为国防部长,摩西·达扬为南部军区最高指挥官,但阿隆拒绝了。于是第二天,摩西·达扬进入了国防部,而梅纳赫姆·贝京,右翼民族主义的领导人,则进入了各党派联合政府。6月2日,埃及军队在西奈半岛摆开阵势,以色列的紧张气氛达到了顶点。战争不可避免了,它带给人民的将是无尽的痛苦。当军人在前线准备应战时,人民在后方也动员了起来。城市公园里数千座坟墓已经预先挖好,大家都在讨论逃往国外。当时流传最广的一个玩笑是说要通知以色列人民,离开本·古里安机场的时候别忘了关灯。
6月3日,战争爆发前不到48小时,法兰西总统,以色列的盟友,决定对希伯来国家实行全面的军售禁令,同时宣布巴黎拒向以方提供50架“幻影”轰炸机。然而这三周首先是政治上的不稳定期,民众都认为是以色列政府和总理在犹豫,甚至有人说,优柔寡断就是列维·艾希科的性格。有个笑话说,当问艾希科是想喝茶还是咖啡时,他会回答:“一半茶,一半咖啡。”而这一次,他让国防军准备了两手在南部施行的预防性袭击计划。依照第一个计划,以色列只需要攻击加沙地带和阿尔阿里希地区,作为筹码,和纳赛尔交换蒂朗海峡的控制权。第二个“纳索南”计划却是野心勃勃。它是由南部军区指挥官,巴勒马的老将,毕业于巴黎军事学院的耶斯哈乌·加维什设计的。他提出分三阶段全面攻占西奈半岛,动用三个师在以埃边境北部发动联合攻击。三个师从北到南分别由以色列·塔尔、阿弗拉罕·约菲和阿里尔·沙龙三位将军指挥。第一阶段,塔尔(未来的梅尔卡瓦坦克之父)孤注一掷,率领装甲师沿哈菲亚-阿尔阿里希轴线向北推进,并和埃及第七师交火;第二阶段,沙龙带领步兵精锐部队,控制西奈半岛的“门户”,即阿布·奥格拉和乌姆-卡特法这两个部署了战略堡垒的交通要道;第三阶段,约菲师在塔尔和沙龙部队的中间展开攻势,对抗敌人的反击。在司令部的将领看来,毫无疑问,只有预防性的军事行动才能打开胜利之门。他们也明白,这次以色列不能像1956年的西奈战役时那样指望大国的支持了。
阿里尔·沙龙关注着政治领袖,特别是对列维·艾希科的犹豫不决,怀有深深的忧虑。5月底他更加确信,艾希科不具备统帅的必备素质来领导一场真正的战争。然而总参谋部也面临着极大的压力,面对戏剧化的情势发展,总参谋长伊扎克·拉宾被重担压得筋疲力尽,又因为尼古丁中毒请了病假。军事行动指挥官埃泽尔·魏茨曼将军后来透露,拉宾因为抑郁症吃尽了苦头,而每当有战事传出他就会旧病复发。总参谋部中包括阿里尔·沙龙在内的几位将军都主张发动一场像西奈战役那样快速的进攻。而闪电袭击会给以色列带来两大主要好处:首先可以把埃军打个措手不及;其次可以挽救国防军过去几个月严重下滑的声望,重振雄风。在列维·艾希科发表了含混的演说之后,次日,沙龙和其他几位将军聚集在总参谋部,试图结束这种犹豫不决的政治领导。阿里尔·沙龙在会议上说:“如果我们不立即进攻,人民的意志就会分裂,我们的威慑力就会受影响。”在另一个会议上,他也向拉宾提出了“掌权”的建议,以确保得到明确的决定。六日战争打响的第二天,沙龙向国防军历史部的专家阐述了他的观点。他特别建议把政府部长们封闭在相邻的房间里,这样总参谋长就能通过国家广播——以色列科尔无线电台向民众发布公告了。沙龙证实说:“在同总理会面以后,我和总参谋长拉宾产生了同样的想法……我们曾多次问自己,是否有可能由军队掌权,我总认为不行。然而,5月28日的会议上,我首次对总参谋长及在场的人说,现今的情况不但有可能,而且会受到(人民的)欢迎。这并不意味着夺取政权,而是在关键的原则问题上(发动对抗战争)做出决定,也就是军队可以在不受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自行定夺。我记不清楚拉宾是否接受了建议,但我认为这是适合他的。没人能具体地回想起这样的计划,但在(同政府的)新一轮会面后,我们(拉宾和沙龙)留下来讨论时我对他说,如果我们这样(向部长们)解释:‘听着,你们的决定威胁到了以色列的安全,现在情势非常严重,我们请你们到隔壁去,总参谋长正在通过无线电台发布公告。’这样,部长们应该会平静地接受我们的意见,以上是我个人的看法。”也许,在六日战争一触即发的危急时刻,司令部其他将领也产生过同样的思考,但只有沙龙公开地表达了出来。
摩西·达扬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后,政坛摇摆不定的局面结束了。不久后,达扬和总参谋长拉宾来到南部军区指挥部。加维什将军用三句话向他汇报了作战计划,达扬表示赞同。于是以色列准备发动以打击埃及空军为首要目的的预防性进攻。1967年初,国防军部署了1200辆坦克,其中南部军区700辆,以及363架飞机,包括130架歼击机。6月5日7点45分,以色列空军偷袭埃及空军。几个小时内,纳赛尔的空军部队几乎被消灭殆尽。不到中午,超过260架的各种型号飞机被摧毁,包括全部战斗机和轰炸机。奇袭令埃及人措手不及,埃及总参谋部竭力把消息向总统掩盖了几个钟头。纳赛尔还以为他的部队对以色列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同时使约旦国王侯赛因陷入了战争,间接地促进了耶路撒冷的重新统一,赶跑了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军队。
6月5日晚,以色列空军几乎控制了整个埃及领空,确保陆军能依照加维什将军的计划,迅速攻占西奈半岛。埃及空军全军覆没后,塔尔、沙龙和约菲率领着三个师挺进西奈。当日8点15分,加维什将军通过以军通讯网宣布了著名的“红呢绒”口令,战争正式打响。与卡戴什行动以及1956年准备不充分的米特雷战役不同的是,阿里尔·沙龙利用三周等待期精心策划了不下16种不同的攻击计划,以攻克阿布·奥格拉中心的公路交汇处,以及西奈的其他隘口。阿布·奥格拉和乌姆-卡特法的十字路口处,三条由北向南的防御工事组成了一个广阔的作战堡垒。战壕里埋伏着一个旅的埃及步兵,由6个炮兵营掩护,而且超出了以军坦克的射程范围。战壕后方,停着90辆坦克,只等命令就能发起冲击;而且阿布·奥格拉路口周围布满了地雷。该区域在独立战争后就得到了有效的保护。1956年苏伊士战役中,以色列军队在这里遭遇了一支既凶猛又果断的埃及军队。
永恒的六日(2)
1967年6月5日午后,沙龙带领部队穿越以埃边界来到尼茨扎那附近,打头的是炮兵和谢尔曼坦克营。天一黑,他的队伍就潜伏在阿布·奥格拉和乌姆-卡特法附近,但也保持了适当的距离,以免成为埃及炮兵的靶子。沙龙从16个方案中挑选出了一个绝妙而又简洁的进攻计划,其首要目标在于避免以军受到埃及炮兵的攻击,所以要在第一时间遏制这支炮兵部队。沙龙特意把101部队时期的军官达尼·马特招至麾下,把任务交给了他带领的空降部队。第二步,由北部进发的另一支以色列步兵部队负责突破阿布·奥格拉的防线;而开辟一条无雷通道的任务就落在了工兵身上,这样坦克才能直抵对方阵地的后背,从背后消灭埃及装甲部队。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沙龙早料到深入敌人后方才能阻挡前来增援的部队。
为确保万无一失,他留心给战士们分发了荧光棒,好在夜间互相定位。这个计划,再一次遵循了沙龙的战争理论之一——出奇制胜,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为了加强出奇兵的效果,阿布·奥格拉和乌姆-卡特法的行动选择在了夜间。沙龙要求南部军区司令部批准他向埃及阵地开火。“晚上10点,总参谋部给我答复说,等到第二天配合空军的火力支持再发动进攻比较可取,而我则倾向于做好准备工作后便立即行动。原因很简单,几个小时之前,我遇见了我的士兵们,他们眼中闪烁着无比自信的光芒。我知道他们都渴望尽快开战,而我也不能让他们忍耐太久。总之,我相信我们能攻下这个地点。”6月5日22点45分,沙龙命令炮兵指挥官雅科夫·瓦克尼大范围地捣毁埃及军队阵地。20分钟内,六千多枚炮弹如暴风雨般向埃及军队袭来。阿里尔守在距敌军仅几十米的山头上。他俯视着路口,十分满意地说: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几小时前,由莫德哈依(莫特克)·特兹波里上校(1977年到1983年间,沙龙和他在梅纳赫姆·贝京政府重逢)指挥的装甲部队袭击了路口处几座突出的小堡垒。在炮兵的大规模轰炸后,敌军的防御工事被耶库蒂尔·亚当上校率领的三列平行步兵纵队击破。午夜之前,达尼·马特的空降部队从北部到达炮兵营后方,给正在探查方向的埃及战士来了个突然袭击。名不虚传的伞兵队员很快制服了在场的埃及部队。最后,萨松上校的坦克部队穿过了雷区,驶向埃及装甲部队这支“短剑”。战斗中,沙龙师也算好时间,让前往西奈半岛的约菲师通过他的区域。次日早上6点,在经历了7个小时的激战后,沙龙师仅损失了30名战士就夺取了阿布·奥格拉和乌姆-卡特法的中央交岔口。而埃及人却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一千余人死亡,40辆坦克被毁。沙龙完成了现代史上最漂亮的战斗之一。
他回忆说:这场战斗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为艰苦的斗争之一。它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果不采用装甲部队、炮兵、步兵、空军相互结合的多样化战斗主体,我们就不会取得这样的胜利。”沙龙在阿布·奥格拉战役中表现出的才华就在于完美地整合了他的部队,展开了一场联合进攻。直到今天,这场经典战役仍被西方的军事院校作为典范来学习。与此同时,塔尔师和约菲师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占领哈菲亚之后,塔尔的坦克部队迅速向哈菲亚-阿尔阿里希地区轴线以北推进,约菲师则在塔尔师和沙龙师中间开辟了一条通道。而埃及人却被从天而降的以色列部队出其不意地击溃了。战争才开始不到24小时,但最困难的阶段似乎已经过去。苏伊士运河基本恢复通航。加维什将军又给三个师下达了新的指令,塔尔师和沙缪尔·戈南上校指挥的令敌人畏惧的第七旅合作,负责消灭埃及第四装甲师和一个步兵师;约菲师的精锐部队要实现武力打开米特雷和吉帝航道的目标;而沙龙师则朝西奈半岛的西南部移动,切断库赛马-比尔-哈斯内轴线,到达纳克海尔。在那里,据说将与查德利将军的部队狭路相逢。6月6日是星期二,沙龙的部队切断了库赛马-比尔-哈斯内轴线,在路上还缴获了几辆埃及人遗弃的T54型坦克。次日,他的独立伞兵旅在耶路撒冷夺回了犹太教最神圣的地方——哭墙和古圣殿山。而沙龙则抵达了纳克海尔,他听说查德利将军正在“出差”,而他的部队就在这里。一场埃及装甲师和沙龙装甲师的对峙由此展开。更准确地说,是前者同莫德哈依(莫特克)·特兹波里上校的坦克旅之间在较量。以色列坦克兵从埃及人背后下手,很快,他们凭借射手的精准射击和空军战机的支援占据了主动,全歼了敌方部队。6月7日星期三的下午,查德利师被彻底消灭。
沙龙随后率军到达他从1956年起就非常熟悉的米特雷山口。现在,他可以满意地搓搓手了。他的六日战争结束了,在他看来,这是个光辉的结局:我们能够取得胜利并不是依靠数量上的优势,相反,在数量上我们总处于劣势。埃及装甲车和炮兵的装备都比我们精良,可我们胜利了,这首先是因为以色列国防军比埃及人更懂得如何战斗,如何快速推进,如何深入敌人内部,打破防御结构平衡。同时也是因为我们比埃及人更勇敢,队伍中的每一个人都想成为表率。这场胜利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在于:国防军的军官们在奔赴战场时,都会高呼:‘跟我上!’”尽管他在总参谋部总会激起某些人的敌意,但所有以色列将领都因为他的战斗事迹、优秀的决断力和惊人的冷静而对他表示了诚挚的敬意。参加了这次战役的沙龙师的许多士兵都表明他们见识了一位真正的领袖——他能为他的部队注入一股无法抗拒的勇气和不怕牺牲的忘我精神。许多将军都经由六日战争的胜利被载入史册,如摩西·达扬、伊扎克·拉宾、乌兹·纳尔其斯。阿里尔·沙龙也名列其中。在经历了独立战争的失望、伞兵部队大胆却受限制的军事行动、苏伊士战役的噩梦之后,六日战争对以色列、对沙龙而言,都是一次彻底的胜利。他的军事才华终于得到了他的反对者的承认,而他的朋友也都确信,他的命运不可避免地与不断壮大的以色列联系在了一起。
现在沙龙有了自己的一番天地,其中有对他言听计从的无条件支持者,也有对这位以色列英雄着迷的记者,这些人甚至在西奈战役中也都是如影随形般地紧紧追随着他。记者当中,有两张著名的面孔,一位是雅艾尔·达扬,独眼将军的女儿。她在沙龙的部队中邂逅了她未来的丈夫多夫·西宏上校(他也是阿里尔的密友之一);另一位是忠诚而直率的乌里·丹。他们两人在沙龙领导的闪电战中不间断地跟踪报道。六日战争向世界展示了一支精通于冒险游戏的军队。他们解除了一场毁灭威胁。几天后,胜利的国防军总参谋长伊扎克·拉宾将军在一次让人记忆犹新的演说中宣布:“战争中,我有幸能领导的这支军队,是以色列人民的军队。它来自人民,也将回报人民。这是一群懂得在紧要关头觉醒的民众,一群凭借着精神力量能够战胜一切敌人的民众。”战争过后,以色列控制了比6月5日早上的领土面积多两倍的土地,同时还收回了历史上犹太人祖先居住的伯利恒、希伯伦,甚至纳布卢斯。三座历史古城被攻克的捷报传出时,阿里尔·沙龙还身在前线。他马上意识到它们对以色列国防起着重要的战略作用。停火几周后,他下令将几个军事训练基地移到了撒马利亚,尤其是伞兵基地。
消耗战(1)
消耗战(1967-1973)
1967年可以说是完胜之年。阿里尔·沙龙重新得到重用,晋升为将军,4个月后又带军打了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仗。然而,命运再次给了他重重的一击:在他妻子加丽去世5年后,他的长子古尔也意外丧命。10月4日,星期三,希伯来新年,阿里尔·沙龙正在阿什哈-沙纳城国防军驻地的家中,给朋友打电话送出新年祝福。突然,花园传来一声枪响,他赶忙跑出去,却看见古尔倒在血泊中,头部严重受伤。沙龙抱着他在国防军驻地的街上飞奔到一家诊所。但到医院不久,古尔就在父亲的怀中停止了呼吸,那时他才11岁。
沙龙的心都碎了,他把儿子葬在特拉维夫公墓里,孩子的母亲——加丽的身边。因为临近犹太节日,葬礼就在当天举行,有多位国防军的将领及国内重要人物出席。据在场人士回忆,当儿子的遗体入土时,平时令人胆寒的阿里尔流下了热泪。迅速调查的结果表明,古尔死于一场无知的游戏。
他和住在这个街区的同学雅科夫在国防军驻地的家中找到了一把老式手枪,这是朋友送给沙龙的礼物。两个孩子小心地拿着这废铁比画着,接下来的事情出现了不同的说法。据阿里尔·沙龙和律师塞缪尔·塔米尔说,是小雅科夫射中了古尔,但另一家则认为是古尔自己扣动了扳机。而这可怕的一幕就发生在沙龙另外两个孩子的眼前,那时奥姆利3岁,吉拉德还不到1岁。古尔是阿里尔·沙龙最宝贝的孩子。他思想活跃,充满自信,总是积极向上。他最喜欢骑着漂亮的母马阿吉扎,这是他们住在加利利市的纳哈拉尔莫沙夫时父亲给他买的。古尔也非常熟悉与父亲共事的战士和军官,特别是101部队的战士。他们在古尔意外死亡一年之后,为了纪念他,重设了一个特别奖颁给阿富拉马术比赛的优胜者。古尔的意外去世使他的父亲陷入深深的悲伤中。
沙龙的亲信表示,这位久经沙场、看惯了血雨腥风的以色列将军,一连几个星期被痛苦和悔恨折磨着。在埋葬加丽的时候,他不是曾向她保证,要像爱护自己的双眼一样照顾古尔吗·但是,他却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在《回忆录》中,沙龙曾把自己的悲剧同希伯来英雄拉夫德·勒吉拉帝特相比较。拉夫德,无与伦比的战士,他曾在上帝面前宣誓,如果在对抗阿莫尼特人的战争中神赐予他胜利,他愿意牺牲从他家走出来的那个人的生命。最终,拉夫德和他的部下取得了胜利。但当他从战场归来时,却是他自己的女儿从家里出来迎接父亲……和拉夫德一样,沙龙在六日战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三个月后,他尝到了撕心裂肺的丧子之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