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过去了,当人们问到沙龙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他说永远忘不了自己抱着生命垂危的儿子,在国防军驻地的街上发疯似的狂奔,到处寻找医生的那个场景。据说,阿里尔·沙龙公开指责了年轻的雅科夫。儿子的死令他心痛不已,后来那个男孩一家决定搬出这个街区。1967年12月中旬,阿里尔·沙龙收到了鲁巴维奇的大拉比莫纳汉姆·芒德尔·斯奇奈尔松写给他的信,内容非常感人。这位生活在布鲁克林的德高望重的宗教人士,在全世界拥有数万门徒。他在信中表示了哀悼之情,同时也希望唤起将军的勇气。他写道:“愿万能的主赐福于你,在一切战斗中无往而不胜。”拉比也没有忘记强调,沙龙将军在1967年6月的战争胜利以后,带着犹太信徒的披肩和经文带祈祷的照片让他颇为感动。因为这封信,不信教的阿里尔·沙龙和鲁巴维奇的正统宗教活动结下了不解之缘。赎罪日战争中,沙龙在苏伊士运河边收到了鲁巴维奇拉比捎来的口信和蛋糕。
1975年,阿里尔·沙龙在拉比纽约的家中同他亲切交谈,沙龙借机问他为何从不踏上以色列的土地。拉比按犹太人的传统,以另一个问题做答:“在怎样的情况下,像您这样的将军不能喊出‘跟我上’呢·”沙龙答不上来。拉比接着说:就是当他不能抛弃正在沉没的船的时候。”对于拉比,这艘船不是别人,就是生活在犹太人聚居区的犹太人民。他不能回到以色列,是因为他的职责就是保护那些还未决定是否在此定居的犹太人。
1967年末,沙龙又得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坏消息,伊扎克·拉宾,带着六日战争胜利的光环离开了国防军总参谋部,担任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这一要职。他的继任者和阿里尔·沙龙是旧相识,哈伊姆·巴尔-勒夫将军。至少可以说,巴尔-勒夫没把沙龙太放在心上,但沙龙却记着他。与性格暴躁的沙龙不同,巴尔-勒夫是个典型的英国军官。除了性格不同外,两个人还经常为各自不同的军事理念辩护。六日战争闪电般的胜利给以色列国带来了相当长时间的宁静,这是继1948年之后,以色列人民第一次感觉到完全摆脱了压在头上的死亡威胁;也是第一次,他们感到祖国不再活在缓刑期里,而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不可消灭的地区得到了大家的充分认可。一夜之间,国防军的将领们成了传奇般的英雄,他们一旦在公众场合露面,就会出现民众欣喜若狂的场面。举国欢庆的气氛也感染了政府和克奈塞特。
6月27日,战后第三周,以色列议会投票通过了兼并占领区的法案。次日,政府批准耶路撒冷重新统一,将其管理权交给西耶路撒冷市市长,工党成员泰迪·科莱尔。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建议,号召战争期间出逃的约旦河西岸的20万巴勒斯坦人在8日以前重建家园,但以色列的这一举动收效甚微。
6月29日,达扬宣称:以色列将保留这些土地直到签署和平协议。”但没有一位阿拉伯国家元首“拿起电话”商讨和平问题。相反,埃及军队却在陆地上发动局部攻击,对抗驻守在苏伊士运河沿岸的以军部队,甚至击沉了在地中海巡逻的以色列埃拉特号驱逐舰。由于没有签定实质性的停火协议,运河的航运被正式切断。
9月1日,阿拉伯国家的首脑在苏丹首都喀土穆会晤,宣布了著名的“三不”政策,即:不承认以色列;不讨论和平;不与以色列进行和平谈判。
1967年11月发生了三起重要国际事件,联合国安理会投票通过了第242号决议,呼吁以色列从占领区撤军;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首领阿麦德·舒可里迫于埃及总统纳赛尔的压力而辞职,亚西尔·阿拉法特接替了他的职位;戴高乐将军抛出了他的名句,他评价犹太人是“自信的、爱好统治的精英民族”。这一时间激起了犹太世界的一致抗议,导致法以两国正式断交。
1968年哈伊姆·巴尔-勒夫升任总参谋长后不久,就开始着手应对不断增加的来自埃及方面的攻击,它已经使苏伊士运河东岸的国防军遭受严重的损失。应巴尔-勒夫的要求,阿弗拉罕·阿丹(布朗)将军准备在运河边修建一条坚固的防御工事,其好处有二:首先能保证以军对埃及人的进攻做出及时回应,并控制对岸部队的行动;其次就政治层面来说,这是昭告天下,以色列已经完全掌握了西奈半岛直至苏伊士运河。这条以色列的马其诺防线将由32个小堡垒组成。
1968年9月中,埃及军队的一场袭击过后,国防军失去了10名战士,数座小型掩体被毁。8日,总参谋部决定立即修筑这条压制敌人的防御线,它因其创始者而得名为“巴尔-勒夫防线”。
消耗战(2)
在1967年戴上胜利的桂冠之前,阿里尔·沙龙就回到了军事训练学院的领导位子上。他对西奈的情况了如指掌,因此立刻就和司令部交涉,反对建立巴尔-勒夫防线。沙龙认为,让以军驻守在运河沿岸面对埃及人的自动步枪,是无用甚至是危险的,他提议在运河沿线只保留象征意义的以军,而在西奈半岛内距岸边十几公里处部署一条严密的防御线,以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其一,不需要把士兵置于过度危险的运河边,就能继续“完全地”占领“整个”西奈;其二,以色列拥有这样的防御系统,一旦埃军意外渡河,以军就能组织大规模有序的反击。司令部并未预计到一场新的战争,只是从容地采取防守行动。而阿里尔·沙龙则很清楚,1967年损失惨重、颜面尽失的埃及人,只要时机成熟就会毫不犹豫地报仇雪恨,以色列必须有所防备。“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应尽可能不在运河沿岸派兵,而在西奈半岛内驻扎。”这个想法很快就见诸以色列报端。
总参谋长巴尔-勒夫和他的得力助手、北部军区总指挥戴维·埃拉扎尔暴跳如雷。1969年,消耗战拉开帷幕,而沙龙和总参谋部之间的矛盾也激化到了顶点。巴尔-勒夫召开大会,讨论运河地区的危急局势以及巴尔-勒夫防线的作用,国防部长摩西·达扬也参加了会议。然而,大会并没有直指当下最紧迫的安全问题,而是很快变成了军事法庭——沙龙是唯一的被告,受到大多数将军的指控。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中的几位,比如戴维·埃拉扎尔,痛斥沙龙讽刺军阶制度,蔑视领导,在司令部里散布不良言论。巴尔-勒夫听着他们的控诉,并没有让他们住口的意思。沙龙对这些人厌恶至极。他摔门而去,只有空军司令莫迪·霍德紧随其后。
会后,巴尔-勒夫把沙龙视做总参谋部的包袱,想彻底摆脱他,越快越好。而沙龙不愿再把时间花在军事训练学院,他想在三个军区中挑选出一个以谋求更大的发展。他比较倾向于南部军区指挥官一职,好负责他熟悉的西奈半岛。但沙龙清楚,只要巴尔-勒夫和他的同党,埃拉扎尔、亚当甚至加维什还在司令部中掌权,他随时有可能被再一次打入“冷宫”。他的猜测不久被证实了。工作人员告诉沙龙,他忽略了递交一些申请在国防军中“继续服役”的必备材料。对于一个将军来说,只需要一个步骤就可以了,但有一只无形的手想把沙龙推到绝境。他想的没错,在递交了申请材料后,他得到通知,总参谋长拒绝了他延长服役年限的请求。阿里尔·沙龙,国防军中最声名显赫、最难以战胜的斗士,一夜之间几乎要被逐出军队了。沙龙强烈反对巴尔-勒夫的这个决定,他同摩西·达扬以及列维·艾希科(1969年2月去世)的继任者果尔达·梅厄夫人会面,但两位疲惫的领导人都拒绝从中调解,以免沙龙又陷入这场难以置信的纷争中。走投无路的沙龙决定好好反省一下。他在国防军中度过了二十多年的时光,从创建101特种部队到领导独立伞兵旅,他使以色列国防军焕发了生命力,燃起了斗志,因此他们才可能取得了六日战争的胜利。虽然受到了同事的非议,但沙龙仍被无数以色列人奉为英雄。他代表着勇气、顽强和冷静。
但军中的工党分子却挡住了他通往要职的道路,比如担任军区指挥官的愿望就没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任何机会到达军旅生涯的顶峰了,尽管他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胜任。不久,阿里尔·沙龙脑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如果想继续影响以色列历史的发展,那么现在他面前唯一的道路就是从政。1969年恰好是选举年,真是天助沙龙。他必须去熟悉这个“新世界”,并选择一个他看中的组织。这可不是件小事。20世纪60年代末,工党人多势众,军界和该党关系密切。尽管阿里尔·沙龙多次想抵制这种风气,但他后来也成为了工党的一分子。因此,他也像那些脱下军装、投身政坛的前辈一样,沿着他们的足迹,走上了另一条大道。当沙龙在工党审查机构自我介绍的时候,他总是突出自己生长在一个由工党领导的莫沙夫的经历。同时他也仰仗着工党魁首,时任财政部长的平哈斯·萨皮尔这个儿时朋友的威名。萨皮尔准确地评价了沙龙,他肯定了沙龙的领袖气质,但又对他的火爆脾气很不放心。不管怎样,萨皮尔觉得,最好在党内把这只雄狮驯服,以免他的政治航行一起步就滑向右翼的跑道。但沙龙从不自认为是工党人。他永远忘不了父母因为不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在卡法尔·玛拉尔村所遭受的屈辱。他对司令部中占据要位、挡住了他前进道路的多数“工党”将军也没有一丝好感。于是,沙龙觉得,不打上民族主义的烙印,待在右派更自在些;并且作为一位退役将军,加入这个阵营会向上爬得更快;加之六日战争以来,以色列社会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被占领土地的未来问题。而沙龙认为,犹地亚和撒马利亚的山脉是真正的战略王牌,对巩固国防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他认为这单纯是从国家安全上考虑,而不涉及意识形态的冲突。尽管沙龙很清楚犹太人出现在希伯伦的历史重要性,但在他看来,对“领土”的掌握,首先是关乎国防的大事。加入右翼只是基于利益考虑,而不是理想主义的选择。
沙龙放弃了加入铁腕人物梅纳赫姆·贝京领导的右翼民族主义政党赫鲁特的想法,而是计划投身于约瑟夫·萨皮尔的自由党,后者在六日战争前成立的联合政府任职,是一个与平哈斯·萨皮尔截然不同的人物。沙龙主动与约瑟夫·萨皮尔见了面。像沙龙这样的人物要加入他的政党,对萨皮尔来说真是天大的惊喜。沙龙是最受人民爱戴的以色列将领之一,毫无疑问,将他招至麾下,必将大大增强该党的威望,同时又给赫鲁特-自由党联盟和贝京领导的加哈尔的大选名单增添了光彩。两人诚恳地交换意见以后,萨皮尔建议沙龙尽快同贝京面谈。但贝京和本·古里安之间存在相当深的隔阂。两位领导人就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色列的现实问题争执了数年,最激烈的一次是关于战后德国对以色列赔款的问题。贝京强烈反对将德国资金用于建设发展,而本·古里安却坚持新的德国能扶持由浩劫幸存者建立的犹太国,这对于经济衰退的以色列来说,正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但本·古里安和贝京也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对国防军的无限热爱。他俩年轻时没见过手持武器的犹太战士,而金发的阿里尔·沙龙就代表着生长在以色列土地上的现代犹太人。然而,贝京也像本·古里安一样,和沙龙保持着复杂的关系。贝京欣赏他的才华,但却始终无法对他抱有充分的信任。在大卫王饭店由约瑟夫·萨皮尔安排的一次会面中,贝京向沙龙许诺,沙龙将被列入“加哈尔”选举名单的头三或头四席,如果随着选票的增多,右派赢得大选,沙龙将进入他的政府;如果失利,沙龙将被推举为特拉维夫市市长的右派候选人。正如沙龙所期望的,这样的承诺将使他有可能继续影响以色列历史,这也正是他梦寐以求的。然而私下里,沙龙并没有改掉他在军旅生涯中养成的习惯。政界既吸引着他,同时又让他担忧。他已经适应了在军队这个迟钝但纪律严明的系统中生活,但政治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沙龙没有把握是否能习惯这样的新生活。况且他才41岁,他觉得自己还有能力在国防军中大显身手,为什么不呢·他还想实现崇高的理想,当上总参谋长呢!他要做的只是耐心的等待。
消耗战(3)
沙龙同贝京、约瑟夫·萨皮尔“私密”会面的消息一经传出,马上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以色列民众密切关注着这个事件。消息迅速蔓延到了正在美国访问的平哈斯·萨皮尔的耳朵里。他迅速做出反应,同“他的”总参谋长紧急对话。哈伊姆·巴尔-勒夫被他劈头盖脸地臭骂了一顿。“你怎么会有这么荒唐的想法,在选举年让沙龙离开国防军呢·”萨皮尔愤怒地质问他,难道你想我们在大选中失败吗·我命令你恢复阿里尔的军人身份并给他找个合适的位子。”巴尔-勒夫别无选择,只得遵命。1969年7月初,他召见沙龙并通知他立即重返军队服役。一个月后,阿里尔·沙龙顶替耶斯哈乌·加维什将军担任南部军区总司令。他终于得到了心仪已久的职位,可以重回西奈的疆场了。几年之后,他才正式出现在政治舞台上。
1969年8月1日,位居南部军区总司令的沙龙面临一场真正的消耗战。纳赛尔对外宣称战争始于1969年3月8日,但事实上,以埃两方的对峙从六日战争结束之时就开始了。春季,巴尔-勒夫防线的32个小堡垒刚刚完工。这些堡垒,或者说地下小型掩体,对当时埃及人的上千枚炮弹来说,简直是固若金汤。几个月过去了,通过琢磨国防军战士的行动,敌人改进了战术,埃军朝堡垒方向连发散弹,当外面的以军士兵赶紧躲进掩体里,射击就停止了。不一会儿,士兵再次出来,埃及人又开始射击。敌军的这个计策是以小火力慢慢损耗以军,使他们每天伤亡一人,甚至数人。受到司令部决定和政治上的双重束缚,沙龙被困在巴尔-勒夫防线上,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得服从。因为意识到了他的新责任,沙龙并没有花大力气请求巩固防线,而巴尔-勒夫则认为他的作品是坚不可摧的。
另外,自从沙龙到南部军区走马上任以来,两人的关系有了明显改善。沙龙觉得回到他熟悉的环境真是太幸福了,也就收起和巴尔-勒夫对着干的架势。他也经常去看望守卫堡垒的战士,尽管正遭受着损失,但士兵们仍保持着昂扬的斗志。他们很明白沙龙对防线的态度,但他的出现还是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的信心。为了遏制埃及人的进攻,沙龙再次发出倡议。9月,国防军针对埃军位于苏伊士海湾的阵地发起了大规模反攻,给埃军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空军也对敌方的另一基地发动了袭击,它不仅仅在运河东岸行动,也深入到埃及领土;后方的以色列民众再也无法忍受平民的死亡,于是一场民众抗议游行爆发了,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1970年初,沙龙建议总参谋部调动陆军打击东岸的埃军阵地,巴尔-勒夫立刻跳出来反对。但在激烈的舌战之后,1970年3月30日,两军展开了大战。其间,以军18名战士死亡。于是6月11日,一支伞兵部队突击数座埃及基地,造成埃方数十人死亡。而由于以军也有4人牺牲,使得巴尔-勒夫中止了这类行动。1970年8月1日,阿里尔·沙龙上任快一年的日子,以埃双方同意停火,这场耗时17个月的消耗战终止。其间,有367名以军士兵和1万多名埃及战士丧命。冲突平息了,然而,它却在苏伊士运河沿岸为三年后的下一次大型武装冲突埋下了种子。以埃双方达成停战协定后不久,又一团火被点燃了,这次是约旦。
1970年9月,约旦国王侯赛因突然决定,不再放任亚西尔·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危及他的政权,这就是著名的“黑九月”。其间,约旦军队残酷镇压了巴解组织领导的巴勒斯坦人起义,并粗暴地把他们驱逐到黎巴嫩。运河两岸实现停火以来,缓和的形势持续时间之长出乎沙龙的意料。加沙从1967年6月被划入以色列的控制范围,但从1970年开始,也成了名副其实的巴勒斯坦人的基地。他们的破坏活动从这个城市开始向外扩展,并有愈演愈烈之势。国家安全部队每个月都能查出数十名死者,紧张局势一触即发。六日战争后,阿里尔·沙龙提出了一个帮助以色列尽快摆脱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难民的计划。他认为时间拖久了就会对以色列不利,如果不能迅速找到解决办法,那么仓促地对巴勒斯坦人实施人口普查只会让一切措施化为泡影。因此,他建议拆毁加沙和南部区域的部分难民营,后者在当时聚集了16万难民。沙龙认为应该用能容纳其至少三分之一人口的城市定居点替代难民营,另外7万人将被重新安置在约旦河西岸的大城市;剩下的两三万人是不可能参加破坏活动的巴勒斯坦家庭,他们将被允许回到以色列的原定居点生活。按这个计划,沙龙同样避开了对巴勒斯坦人的赔偿问题。如果巴勒斯坦人因为放弃了土地而要求赔款,那么以色列建国后从阿拉伯国家被驱逐的百万犹太移民也可以要求同样的赔偿。
所以,要解决这个有争议的问题,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必须都在原计划上各让一步。按照沙龙的说法,要落实该计划,将难民永远赶出加沙,需要十几年的时间。对于沙龙来说,加沙方案”已经初具雏形了。然而,从他1956年第一次率领伞兵部队出征以来,反恐斗争再一次成为了事关国家安全的首要问题。1971年1月2日,恐怖袭击又在以色列民众当中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冲击波。阿诺约一家前往加沙地带纳哈尔-杨军事基地的海滨浴场游玩,一名巴勒斯坦人朝他的车投掷了一枚手榴弹,造成两个孩子死亡,母亲严重受伤。这次袭击标志着加沙附近以以色列人为目标的袭击浪潮达到了顶峰。这次事件以后,沙龙觉得对南部区域进行定期清理的时机到了,他将对主要来自三个组织的巴勒斯坦袭击者展开一场毫不留情的大清洗,他们分别是法塔赫、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FPLP)和巴勒斯坦解放运动(FLP)。沙龙很快找回了在101部队时期的想法,并主张与敌人展开“肉搏”的进攻策略。他在加沙地带征集了几支极富战斗力的军队,像独立伞兵旅和一支步兵旅;还召集了一支边防突击队,他们比正规军更具备斗争的经验;最后,他将加沙地带分成“行动方块”,突击队埋伏在巴勒斯坦人的果园和营地里。
在伞兵和步兵的掩护下,他们仔细地对每个方块展开地毯式搜索,直到发现袭击者,要么活捉,要么击毙。沙龙多次下令将他们藏身的营地或果园夷为平地。慢慢地,他和他的战士们摸清了袭击者的习惯和行动细节,这使他们找准了袭击者的藏身之处和收藏武器的秘密地点。沙龙再次遵循了他的原则,命令突击队在夜间突袭敌人。当反击袭击者的武装行动达到史无前例的高潮,也就是1971年7月到12月间,沙龙几乎没有离开过加沙地带,他一直关注着事态的良性发展。结果不出所料,到1971年5月、6月,50起谋杀中平均40起源于加沙地带的组织,接下来的几个月,这个数字不可避免地减少了,到12月行动结束之前,只有3起案件被登记。全年加沙地带共有140名巴勒斯坦袭击者被以色列安全军击毙,仅7月到12月,就有734人被逮捕,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被拘禁在苏伊士海湾的阿布·罗德斯营地。这次行动大获全胜,来自加沙的袭击行动已减少到最小程度。
沙龙应感到无比骄傲,因为他是第一个几乎摧毁巴勒斯坦袭击的将军。国防部长摩西·达扬积极评价了他的战绩,并对这位南部军区的司令官表达了他诚挚的敬意。阿里尔此时风头正劲,他坚持一贯的“推土机”作风,下令在加沙附近修筑一条长85公里的安全屏障。沙龙从不离手的地图对此可以证明。他仔细观察,认为加沙附近的房屋和窄巷严重限制了步兵部队的行动。于是他决定推倒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定居点的数千座房屋,再开辟宽阔的大道,以便以色列部队,尤其是装甲车,能在这个最偏僻的地区方便地行驶。
消耗战(4)
整个加沙地带,沙龙总共开辟了320公里这样的巡逻大道。行动的一部分进行得很顺利,阿布·罗德斯营地和囚禁袭击者头目的西奈营地除外,第三个营地是1971年投放在西奈的苏伊士海湾的,就是阿布兹尼玛俘虏营。那里公然违背人权关押着阿布·罗德斯囚犯的家属。据当地服役的以军军官说,大约有600名和袭击者有关的妇女儿童被拘禁在这里。加沙的军事武装负责人伊扎克·蓬达克将军证实,正是沙龙提议修建这样的营地的。但国防部长摩西·达扬迫于美国的暗中压力,决定将它关闭。蓬达克说:我认为不该这么做,这是对国防军的严重蔑视。那些敢于反对的人就应该立刻被当做以色列的敌人。”而阿里尔·沙龙一直否认他曾建议创立这样的营地。当沙龙同政要会面时(特别是果尔达·梅厄夫人),沙龙坚持不懈地向她解释,要确保和平,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要孤立加沙地带,切断它同哈菲亚至西奈北部地区的联系。
事实上这一地区也是通往加沙的军事要道,而后者正是袭击者的据点。怎样才能实现将两者分开呢·沙龙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在西奈半岛北部建立犹太人定居点。在他的强烈要求之下,政府同意在半岛最北端建设亚美特市。但在亚美特创建犹太人定居点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个区域居住着贝督因部落,必须让他们搬走。但是阿里尔·沙龙在他的战斗生涯中和许多贝督因将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也被视为国防军中最优秀的侦察兵和跟踪员。1970年7月,他还给一名在运河沿岸与埃军交锋中阵亡的贝督因战士侯赛因·施布里颁发了奖牌,以表彰他的大无畏精神。在仪式上,沙龙还赞美那些从贝督因部落走出来的好男儿,不怕牺牲地加入到国防军的队伍中。但是现在西奈北部,依附于埃及的新贝督因部落不利于他的计划,并且在他看来,有可能威胁到以色列的安全。为安全起见,沙龙毫不迟疑地,有时甚至是粗暴地将他们驱赶到以埃边境地区。沙龙的做法激起了国内阵阵谴责。部落代表向最高法院呈上了起诉状,连内格夫的基布兹和莫沙夫居民也指责他。沙龙向他们解释,他的行动都是以国家安全为重,六日战争中居住在西奈北部的这些部落屈服于袭击者的淫威,并且帮助他们将军火转移到加沙地带的袭击者聚集点。同时调查委员会奉命查明沙龙在西奈半岛的行为,但最终也没有发布任何对他不利的结论。1973年5月,最高法院的裁决也对他有利——驱逐这些新部落的行为是合法的。
同样出于安全考虑,沙龙认为必须通过建设犹太人定居点,将加沙地带分成多个独立的区域。“如果我们想一直控制该地区,那么从现在开始,就必须确保犹太势力的介入,否则,在非常时刻我们就没有理由待在那里了。”以色列政府在该地区巡回视察时,沙龙将军这样解释道,当时,这个区域只有卡法·达霍姆一个犹太人定居点。果尔达·梅厄和她的农业部长采纳了沙龙的意见,以色列政府决定在加沙地带创建名为古什·卡提夫的犹太人居住区,而这次巡回视察是促使他们下定决心的先决条件。
初涉政坛(1)
(1973)
1972年1月1日,戴维·埃拉扎尔将军接替哈伊姆·巴尔-勒夫出任总参谋长,对此虽然谈不上意外,但无论如何,阿里尔·沙龙总有些失望,他做梦都想成为国防军的最高领袖,并且认为自己是当仁不让的人选。他并没有绝望,苏伊士运河沿岸实现了停火,他战胜了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并在西奈建立了首个犹太人定居点,这一连串的胜利,让沙龙决定以南部军区总司令的身份完成两个乍一看互相矛盾的动作。首先要巩固西奈半岛的地面军事设施,建成一个公路网,方便以军朝运河方向渗透。沙龙确实认为,短期内以埃之间的武装冲突不可避免,他只朝西调一下双筒望远镜就会明白,埃军增加军事装备、巩固阵地,无疑是酝酿着渡河的计划。
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确比司令部和政界人物高明。他们都被片面的想法禁锢住了,以为“在1967年受挫之后,埃及人就再也不敢靠近运河了”。当巴尔-勒夫相信他的马其诺防线足以应付情况的时候,沙龙却认为,加强以军阵地和向运河以东撤回,都是必需的。1973年5月的一次司令部会议上,当谈到如何扫除埃及进攻的威胁时,沙龙问戴维·埃拉扎尔,如果一旦埃及部队突然渡过运河,那巴尔-勒夫防线的小堡垒和战士该怎么办。对此,沙龙的意见很明确,他认为应该尽快撤出堡垒里的士兵,并命令他们撤退到西奈半岛内的一条防线之后。经过一番唇枪舌剑,埃拉扎尔将军保证,一旦埃军发起进攻,就立刻撤出守卫堡垒的战士。他的第二个动作更具政治色彩,在纳赛尔死后,阿鲁阿尔·艾尔-萨达特当选为埃及阿拉伯共和国的总统。巴尔-勒夫曾指派三位将军制订计划同埃及调解,阿里尔·沙龙就是其中之一。他同亚伦·亚里夫以及他儿时的伙伴海赫泽·沙里尔一起执行这次任务。
但沙龙的想法让他的同事大吃了一惊。他建议,将西奈半岛的民事控制权让予萨达特,而让以色列再多保留15年附加的军事控制权;这15年当中,以埃双方可以尝试建立互信关系。而最重要的一点是,沙龙提议,如果国防军从东岸撤军,埃及将重开苏伊士运河,恢复海上交通运输。沙龙的这个设想最终未能得到总理果尔达·梅厄的认可。1973年初,阿里尔·沙龙开始筹划他的未来了,他确实希望能被任命为国防军总参谋长,但同时他也做好了退役的准备。沙龙自然而然被政界吸引了。
1969年他从军队暂时离开就证明了他若在以色列政治领袖的人群中开拓一条道路并不是难事。但他明白政治不能保证他过一种舒适的生活。最好的例子就是梅纳赫姆·贝京,他住在特拉维夫一套只有两间小房间的公寓里,简直像个苦行僧。因此沙龙希望确保他的妻儿在经济上的独立。而他当将军的薪水是不够的。如果他的政治生涯不幸很短暂,那他极有可能再投身新的领域。另外,他的爱人,最忠实的知己、最好的进言者莉莉也劝他,她说离开军队后,她不愿看到丈夫依附某个政治人物以谋求要职,到头来又像在军中退伍一样。在这一时期两人的多次讨论中,想要拥有一小块土地的念头已经种下了。莉莉向阿里尔解释说,当有一天哪位国家政要给他打电话寻求帮助的时候,她多么希望回答说“阿里尔在地里干活呢!”或者“阿里尔正在骑马呢!”她觉得做这些更值得骄傲。这番话一定能让塞缪尔·施奈尔曼含笑九泉的。他一直希望儿子继承父业,成为一个农民。而阿里尔·沙龙本人也总怀着乡土情结,他喜欢土地的芬芳和农田的气息。经过深思熟虑,莉莉和沙龙开始寻找一个能成为他们庇护所的农场。
机会出现在比尔-舍瓦附近,沙龙一家在那里有一套部队租的公寓。这是一个占地400公顷的破烂不堪的农场,位于斯泰罗附近,离加沙地带入口仅数十公里,于20世纪50年代建于阿拉伯村庄德约什的废墟上。一些澳大利亚犹太人曾试图响应农业部长的号召,在以色列饲养澳大利亚品种的绵羊。他们接受了这片原属于多赫特基布兹的土地,开始了养殖业。但好景不长,农场被卖给一位哈马特甘的商人格尔德贝博士。他开发这块土地直到1971年去世。他死后,农场售价200万里拉,数目可观,相当于60万美元,但一整年也无人问津。尽管临近多赫特和胡哈玛两个基布兹,价格还是一跌再跌……直到阿里尔和莉莉发现了它并马上被它迷住。接下来就该想办法给它投资了。沙龙首先向平哈斯·萨皮尔这位马帕伊社会党的财政部长请求帮助。要从国有财产管理处搞到一张如此大面积农场的出售协议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另外,为了保护社会主义观念,抑制个人占有土地,国家也不允许。但平哈斯·萨皮尔总是很偏爱沙龙,事情很快就得到了解决。然而,沙龙并没有60万美元来支付农场和周边土地的费用。有生以来第一次,沙龙转而向有钱的朋友求援,特别是梅楚拉姆·瑞克里斯。他出生在以色列,但是在美国生活了许多年,并发了大财。沙龙第一次遇见瑞克里斯是1954年在哈马特港,那时他正在这座城市指挥伞兵营。很快两人就成了朋友。
瑞克里斯在纽约就听说了沙龙的光辉战绩,他相信这位朋友的命运是和国家联在一起的,他应该竭尽所能地帮他实现。所以当沙龙希望以优惠的利息向他借钱买农场时,瑞克里斯二话不说,就免息借给他20万美元。瑞克里斯觉得帮沙龙买到这座农场,就是为他摆脱了物质生活上的烦恼,使他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事业中去,尤其是政治生涯。为了筹齐这笔钱,阿里尔·沙龙又找到萨姆·扎克斯这位芝加哥一家大银行的犹太老板,他很乐意以定期的利息借钱给沙龙,20年还清。就连梅楚拉姆·瑞克里斯自己也想不到,他的投资会给沙龙带来多大的收益。几年过去了,这个农场从来没有停止过发展,最终成了象征沙龙家族的惊人的大牧场。沙龙后来说道,三个因素促成了这项事业的成功,那就是创造力、勇气和决断力。它们和沙龙20世纪50年代在101部队提出的制胜法宝如出一辙,这也成了沙龙军事和政治生涯的主导思想。今天,有三位101部队的老战士,其中包括传奇的梅依尔·哈尔·特依松,都加入到了以色列最重要的土地所有者的行列,这并不是巧合。阿里尔对农业劳动有一股浓厚的热情,他喜欢待在他的羊群里或是骑着他心爱的母马雅尔德纳。他也不会忘记拿自己的乡村生活开玩笑,有一张照片记录着他正抚摸着他的羊群,他说:“哪怕我和这些小羊羔在一起,人们也说我像一只狼。”阿里尔·沙龙把他的农场的一部分事务交给他的贝督因朋友管理。比如牧羊人法哈汉就负责把牲口赶到广阔的牧场上,而忠诚的阿布·哈什德是管家,也接听电话,贝京还吃了一惊,不知道这个阿布·哈什德是谁呢。
1973年8月,当客人来拜访他们的新农场时,阿里尔和莉莉向大家隆重介绍位于农场土地中央的一座“军营”,这是他们的两个孩子,9岁的奥姆利和7岁的吉拉德所中意的庇护所。两个小家伙在仙人掌后面和无花果树林里挖了一条战壕,在那里,他们度过了暑假的大部分时间。阿里尔·沙龙的总参谋长梦破灭得比他预想的要早。1973年5月,摩西·达扬作为国防部长召见他,并通知他果尔达·梅厄政府不准备提升他为军界最高长官。因此,1973年12月,当他服役期满就必须离开国防军,以服从上级下达的“干部年轻化”的决定。沙龙很难接受这个把他排挤出去的举动。
但这一次,毫无疑问,不论是果尔达还是达扬,做出这个决定都是出于纯粹的政治考虑。沙龙做了三年的南部军区总司令,现在该是为将来做个决断的时候了。他要求达扬将他总司令的任期延长一年,理由是南部前线还存在着战争危险,继任者沙缪尔·戈南将军经验不足。对此达扬断然拒绝了。沙龙又派出亲信向果尔达·梅厄说情,后者则将他们交给达扬处置。这样,纵然沙龙被看做是军事天才、超群的策略家和战术家,受到战士的崇拜,果尔达·梅厄政府也不接受他,使其成为有工党背景的将军中的一员。于是,他决定从国防军辞职。
初涉政坛(2)
同1969年沙龙出走未能成行却尝到政治甜头一样,这次受工党排挤被迫离开军队,却进一步将他推上了复仇的道路。于是沙龙义无返顾地投身政坛。第八届克奈塞特的立法选举将在1975年10月举行。对于希望弃军从政的军人,法律同时规定了一个一百天的“隔离期”。对沙龙而言,这段选举冷冻期使他不得不在7月20日之前离开国防军。他还必须尽快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一张选举名单上。
1973年7月11日下午,沙龙最大限度地表明了自己的意愿,并希望以此说服摩西·达扬。然而一切都是徒劳。于是他让莉莉在比尔-舍瓦的家庭花园里准备一场小型招待会,邀请朋友们参加。接着,他打电话通知总参谋长戴维·埃拉扎尔,告知他自己要提前离开国防军并永久退休的决定。于是埃拉扎尔让国防军发言人公布了沙龙离职和任命塞缪尔·戈南的消息。但是,当沙龙在他不同凡响的公告中表明他退伍的理由时,简直引起了轩然大波。他说:离开国防军并非我的本意,我本来还能够继续为以色列安全做出贡献的,但是很遗憾,我不得不离开了。”当晚,在招待朋友的小型宴会上,沙龙非常仔细地表达了他离开的原因。“我可以荣幸地说,我离开部队并不是缺乏经验,相反我经验丰富;脱离国防军也不是我疏于战斗,在近25年的时间里,我参加了以色列所有的战争。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见证了辉煌的日子,也度过了艰难的岁月,我舔食过失败的苦涩,也品尝过胜利的喜悦。战斗是光荣的,但又让人惧怕,我也体味过失去战友的痛苦,也和战士们一道分享过成功后欢乐和感激之情。但直到今天我尤引以为荣的是,这3年来我没加入任何党派,一直独来独往。今天我可以自豪地宣布,我唯一的同党就是我的家人,我的朋友。”在国防军的历史上,从未有将军或者高级军官,特别是像阿里尔·沙龙这样戎马一生,取得骄人战绩的军官,如此响亮而又激烈地离开部队的。以色列媒体宣布沙龙将在几天后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阐明他的政治理念。报纸上,埃坦·哈柏这样写道:沙龙遭遇了比其他人物更多的磨难,他的妻子死于一场车祸,儿子也在一场惨剧中丧生,但他仍然是他,脾气暴躁,野心勃勃,足智多谋,勇于抗争,这位杰出的军官将以国防军历史上最伟大胜利的创造者之一的身份,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阿里尔·沙龙唯一愿意参加的国防军告别仪式,是由以色列贝督因战士组织的晚宴。虽然沙龙曾经毫不客气地把埃及贝督因人赶出西奈半岛,但他却准确评价了他和以色列贝督因人的亲密关系,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他在内格夫北部的邻居。他说:“在无数次的战斗中,你们都是我的好兄弟,我的好战友。”而内格夫贝督因的首领,阿布·穆哈玛尔则借此机会称赞他是“内格夫的雄狮”,并送给他一匹强壮的纯种马。
7月17日,在特拉维夫市的贝斯·索科罗夫新闻中心的记者招待会上,阿里尔·沙龙将军变成了阿里尔·沙龙先生。古铜色的皮肤,衣着俭朴,穿着卡其色的裤子和敞着领口的蓝衬衫,身边总跟着莉莉,他就这样出现在一群等得不耐烦的记者中间。而他们正急于知道这位桀骜不驯的将军的真正意图。按照军中传统,国防军本该在每位将军退伍前为他召开新闻发布会,但沙龙对此不屑一顾,他宁可用自己的钱付新闻发布会的场地费。这天出现在大家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严肃的、对细节一丝不苟的沙龙。他走进贝斯·索科罗夫新闻中心,里面正在出售有关他政治生活重要事件的资料。沙龙马上收起模棱两可的政治立场,朝着记者们大声说道:不,我并不是马拉克(以色列卫党)的成员。我知道有些左派的‘有心人’从卡法尔·玛拉尔村的档案中‘找到了’写着我名字的十五六岁时的卡片,但我确实不是它的成员。”他毫不掩饰自己不愿加入该组织的心情,不要让以色列工党把我们变成对他有利的人。”沙龙接下来解释说,他目前还不属于任何党派,也没有和任何组织讨论他在即将举行的大选中的位置。“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只做一名普通的议员,这一点对我而言毫无困难,但其他方面也许有。”在进入正题之前,他表示:“我相信在当前实行权力轮换势在必行,这种前所未有的轮换,正是出于民主体制的本义。一个政党领导国家几十年而不由多党轮流执政,这是不可取的。以色列这样的民主国家需要各方面光明正大地对峙。布尔什维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认为一个政治体系是能够集合各种观点的,这就是为什么面对以色列工党领头的左翼集团,急需创立一个强大的右翼阵营。而它的组成分子必须抛开过去的成见,联合起来。这个全新的阵营将建立在现有的‘加哈尔’集团(赫鲁特-自由党联盟)的基础上,同时它也将吸收所有准备加入的团体,无论他们在政治棋盘上的重要性如何,首要的原则是建立一个与左翼对立的右派阵营。”
短短的几分钟,沙龙就用简单的言语震撼了以色列的政治格局。一个星期前还在梦想着做总参谋长的他,证明了凭着自己的军事才能不用羡慕那几个在政治上有点创见的新手;做军官时常挑起事端的他,现在极力鼓吹成立右翼联盟利库德,并且承认首要目标是要终结工党的霸权统治。如果这一步骤取得成效,那么,曾使他父母边缘化,把沙龙从总参谋长的位子上拉下来的马帕伊社会党,将会遭遇一个来自它对立面的对手。不得不承认,这个想法确实简单。联盟的主体结构,贝京的赫鲁特和自由党联盟已经存在了,沙龙只需要在阵营中增加两到三个小政治组织作为补充。而核心思想已经创造性地呈现出来——建立同左派对立的右派联盟!这个新颖又震撼人心的点子是阿里尔·沙龙第一个想到的。在记者面前,他也宣扬以色列选举制度改革,这意味着建立总统制。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曾多次产生这样的想法。沙龙同时也谈到了许多其他问题,比如,他认为应改善以色列人民的生活质量,赞成制定宪法,重新树立爱国情操,捍卫德鲁兹、贝督因、切尔克斯等少数民族的权利,以及反对强制宗教信仰。但对于巴勒斯坦问题,他却回答得很含糊:“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但是否应该存在一个巴勒斯坦实体国家,这不由我决定。当然解决办法还是有的。”在谈到领土问题的时候,他宣称:“保留对加沙地带、犹地亚-撒马利亚和戈兰高地的控制权是至关重要的,至于西奈半岛,它应被视为一个安全地带。现在的情况下,问题在于时间。要解决和我们的主要敌人埃及之间的冲突,时间是关键,如果我们同埃及展开对话,我们就能重开苏伊士运河。”最后,沙龙否认了拥有一份针对达扬的秘密资料的谣言,他同时对达扬的军事才华表达了敬佩之情。在整个发布会的过程中,沙龙都特意回避了向他抛出橄榄枝的政党的名字。但据传,他将加入自由党而非贝京的赫鲁特党。1969年出走时,沙龙已经表明了他对这个党的偏好。不言而喻,他将取代该党另两位领导人西姆哈·埃尔利奇和埃里泽·希姆拉特之中的一位,成为一位党内领导人。
沙龙的新闻发布会在以色列政界一时间掀起波澜。他没有预先通知他未来的合作伙伴,不论是赫鲁特的贝京,还是接替死去的约瑟夫·萨皮尔的自由党领袖西姆哈·埃尔利奇,都不知道内情。沙龙几乎独自筹划了他政治理念的声明。这一下子可把以色列右派各党的领导人难住了。在1973年夏天炎热的几周里,阿里尔·沙龙同他的两个合作者,赫鲁特和自由党共同商讨建立右派联盟组织利库德的事宜。沙龙希望还吸收两个党进入新阵营,即塞缪尔·塔米尔领导的自由中心党和伊格尔·霍罗维茨领导的民族党,前者是处理他儿子死亡案件的律师。自由中心党是完全的右派政党,而民族党是1965年本·古里安以拉菲的名字创建的,它离工党比较近,也便于以后利库德扫除以色列较温和的左派。阿里尔·沙龙在第一时间就来到贝京家争取他的支持。他明白,没有贝京,他庞大的计划就无法实现。而梅纳赫姆·贝京则表示,在他准备给这个右翼联盟投下关键的赞成票之前,沙龙要么加入自由党,要么加入赫鲁特。但沙龙因为害怕被其中任何一个同化而拒绝了这一要求。贝京于是决定在谈话进入正题之前,突然和他谈判。最后,沙龙只好收起了他的骄傲,告诉贝京他想加入自由党,他同时也在和该党谈判。这一次,贝京开始听沙龙详细介绍他的计划了。但贝京对于联合塔米尔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后者曾是以色列建国运动的成员,曾是贝京的密友,尔后改变政治方向,曾把1965年右派选举失败的责任推到贝京头上。那时,塔米尔得到了一个年轻的律师埃胡德·奥尔默特的支持。同有可能退出的民族党之间的会谈很快达成了一致,即联合建立利库德。而贝京和塔米尔之间的隔阂差一点让沙龙的计划泡汤。经过六周的暗中协商,塔米尔终于接受同贝京和解。9月中旬,四方签署了一份合并协议,阿里尔·沙龙在他的政治生涯中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他比任何人都懂得如何在战场上取胜,顷刻间他又证明了在以色列的政治舞台上惊人的占领前台的能力。当司令部的地图铺在他眼前时,他就展示了战斗天赋;而当他解读政治地图时,一下子又凸显了远见卓识。沙龙马上就懂得将他丰富的战争经验用在他的新事业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