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了以色列政党中思想最平淡的自由党,沙龙证明了他不愧是重实效而又孤僻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塞缪尔·施奈尔曼的儿子。在实现统一右派、与不可撼动的左派抗衡的过程中,沙龙又在以色列的历史车轮下塞了一块新的石头,使它日后能迅速前进。源于一个简单的想法,他创建了利库德,开始了反对工党的斗争。4年后,工党的霸权走到了尽头,右派历史性地登上了以色列的政治舞台。不受任何思想的束缚,沙龙成功地给这个右翼联盟注入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真可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非洲战场的雄鹰(1)
非洲战场的雄鹰(1973)
1973年9月19日,在以色列第八届议会大选中,阿里尔·沙龙以利库德集团领导人的身份首次声明:“今天的以色列已迈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和平时期,如今我国的边境上不存在任何安全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利用这段时间处理一些棘手的问题。”两天前,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部齐集于特拉维夫的国防军中心基地,研究军事情报局(二处)的最新评估。情报局局长埃利·泽拉将军在报告中以他特有的坚定语气声称:“尽管阿拉伯人自信满满地定下了战略目标,但目前他们还没有能力与国防军公开对决,尤其是因为以色列空军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几天前,在戈兰高地的一场空战中,这支威力无穷的空军击落了叙利亚的13架米格战斗机。“所以,”埃利·泽拉将军断言,阿拉伯人在短期内发动战争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这年夏末,以色列国防军自觉所向无敌,他们开疆拓土,使以色列国界北起赫尔蒙山,南至沙姆沙伊赫。谁也不敢想象——哪怕只是片刻的臆想——阿拉伯军队会有胆量袭击世界第三、中东第一的军队。然而,9月24日夜晚至25日,情报局官员通过雷达探测到,埃及军队在苏伊士运河沿岸有大规模行动,从空中拍摄到的照片也证实了这一点。尽管如此,泽拉将军对这些迹象却毫不在意。他认为,埃及人充其量只是在故伎重施。他们5月底就已经开始在运河沿岸进行军事行动了,那时以色列总参谋部寝食难安,还命令国防军进入戒备状态,并向预备役军人发布了动员令。直到5月27日,在证实了埃及无意挑起战事之后,戒备状态才得以解除。这次紧急动员损耗了以色列数千万美元的军费。
这年9月底,埃利·泽拉可不想再跟埃及人玩一出猫捉耗子的把戏了。以色列人正在庆祝犹太教的新年,绝不能因为埃及人的小花招而再次发布动员令。就连国防军总参谋长戴维·埃拉扎尔将军也坚信不会发生任何冲突,况且,眼下正值新年之际,有什么理由让以色列士兵在犹地亚沙漠中长途跋涉,还不准携带任何电信设备·同日,国防部长摩西·达扬也在电视上公开声明:“以色列国防军的强大实力使埃及人灰心丧气,他们企图横渡运河征服犹太人的幻想化为泡影了。”总之,狂妄自大和漫不经心是当时以色列军队中最为盛行的两种态度,他们还躺在“六日战争”的功劳簿上,为1967年6月取得的辉煌胜利而洋洋自得。同样地,以色列领导人对埃及军队10月1日发布的总动员令只是轻蔑地耸耸肩,泽拉在10月初仍然断定:“埃及人不过是在耍高明的手腕,就像1971年9月那样,真正起冲突是不太可能的。”果尔达·梅厄总理也认为阿拉伯人不会发动进攻,她还为军事情报局——或是情报局的某些重要部门——的评估做了担保。那些年轻官员,如未来的将军雅科夫·阿米德罗,却更愿意相信航拍地图和录像,这些资料不容置疑地证明了埃及人正准备横渡运河。阿里尔·沙龙也从地图上看出了一点端倪,而且他的猜测立刻得到了证实。10月5日,也就是神圣赎罪日的前一天,他正在考虑利库德集团的竞选计划。
突然,南部军区指挥官沙缪尔·戈南来电通知,总参谋部已经下令军队进入戒备状态,但暂时只需要高级官员到比尔-舍瓦的军区司令部集合。距离战争爆发已经不到24小时了,以色列政府仍然犹豫不决,虽然种种预兆已经出现,国防军内部却没有一个领导人提出做预备役动员,尽管预备役军人是不可缺少的支持兵力。更可悲的是,在提交给军事情报局的一份报告中,情报部门的一位官员约拿·班德曼承认埃及军队准备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他在结论中明确指出:无论如何,发动战争的可能性还是很小的。”阿里尔·沙龙即刻赶到司令部,他向情报人员上呈的航拍地图瞥了一眼,立刻明白战事已迫在眉睫了。几天前,他亲眼目睹苏伊士运河对岸的气氛异乎寻常地活跃。
当时他为了给利库德集团拍一部竞选宣传片,举家迁到运河沿岸小住。一天,阿里尔与莉莉、奥姆利和吉拉德在河边野餐,无意中看到埃及军队正在秣马厉兵,于是立即通知国防军官员提高警惕。多年以后,沙龙的爱子奥姆利回忆起那段时光,依稀只记得一件事:弟弟吉拉德把夹克衫落在西奈半岛的沙漠里了,几天之后,正当两军交战最为激烈之时,他还寻思着父亲是否能抽空把衣服捡回来!阿里尔·沙龙对他麾下的143师进行了全体动员,并在临走前下达了几条紧急指令。在回无花果农场的路上,虽然赎罪日即将来临,沙龙还是不得不考虑到自己特殊的处境。三个月前,他离开了南部军区指挥部,那时,沙缪尔·戈南将军还是他的下属。而现在,两人的位置却倒了过来,他仅仅指挥一个预备役师,戈南却统帅着整个南部军区。沙龙很了解戈南,他是个出色的军官,然而凭他的作战经验还不足以胜任军区指挥官一职,这是不容置疑的。阿里尔觉得这种角色的错位将使情况变得很尴尬。
阿里尔·沙龙在他的农场和莉莉一起度过了赎罪日的前夜。对于非犹太教徒或不守教的以色列人来说,赎罪日的斋戒首先是一个自我反省的机会。刚刚退役的沙龙组建了利库德集团,他人生中旧的一页已经翻过,即将开始新的篇章。若不是上午9点南部军区指挥部突然来电话,宣布以色列军队总动员令,他一定会花点时间为自己的军事生涯做一个总结。现在,他又一次穿上了军装。莉莉提议要和奥姆利、吉拉德陪他去亚马军事基地,那里存放着143师所有的装甲车和武器装备。阿里尔同意了,他知道赎罪日这天路上一定冷冷清清,从农场去基地的路将会畅通无阻。几小时之前,大约在凌晨1点,摩萨德局长兹维·扎米尔好不容易拨通了果尔达·梅厄总理寓所的电话:他安排在开罗的主情报员马鲁阿纳·阿什拉夫(已故埃及总统伽马拉·阿卜杜拉·纳赛尔的女婿)刚刚来报,埃及人将在赎罪日下午6点发动战争。正是这一消息最终促使政府发布了预备役动员令。那时,以色列预备役军人大都正在虔心斋戒。然而,这个消息是错误的,以色列着实上了埃及人的当。正当总参谋部准备在下午6点抵御埃及人的进攻时,埃及炮兵部队2点05分就开始对驻扎在运河沿岸的以色列军队展开密集型轰炸。与此同时,尖厉的警报声在全国上空回荡,向几百万以色列人宣告了本国历史上最为艰苦的一场战争的开始。当时,数十万士兵和预备役军人正在犹太会堂里斋戒,这倒是让兵役处的官员很快地找到了他们。然而经过赎罪日的斋戒,某些预备役军人当晚身体很虚弱。以色列总参谋部沉溺在自己的“概念”中,认定不可能发生冲突,犯了骄傲自大的错误,结果在埃及和叙利亚军队的突然袭击下措手不及。
10月6日,赎罪日的夜晚,沙龙派遣143师的精锐部队深入西奈半岛。7日上午,南部军区司令部的无线电台播放了阿里尔的讲话,这是他在143师专用频道上发表的第一次讲话,他简要地向沙缪尔·戈南将军汇报:我的部队正在西奈半岛上前进。”就像以前打仗时那样,他让一群新闻记者紧随其后,并派自己最信任的官员随侍左右。几个月前,沙龙从国防军退役时曾与埃拉扎尔商定,一旦埃及人进攻,全体士兵必须立即撤离碉堡。然而,当他来到欧姆哈什巴的南部军区前方司令部时,惊愕地发现士兵们并没有遵循他与戴维·埃拉扎尔的安排。更糟糕的是,战争才刚开始20个小时,巴尔-勒夫防线就已不复存在了,这条防线曾因组织松散而遭到他的严厉批评。埃及军队一过运河,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破了以色列的大部分碉堡,防守碉堡的512名士兵不是命丧敌手,就是沦为阶下囚。正如埃及总参谋长法里德·察兹利所写的那样:“我们的军队在渡河战役中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事实上,我们的敌人——犹太复国主义者根本就没有装甲防护设备。”埃及军队轻而易举地突破了巴尔-勒夫防线,连他们自己都感到吃惊。
非洲战场的雄鹰(2)
10月7日中午,国防部长摩西·达扬来到欧姆哈什巴。当天上午,他已下令阻挡叙利亚人在北部的攻势。战争初期,达扬掩饰不住自己的焦虑。“第三圣殿有难了。”他说道。言下之意,这关系到以色列的生死存亡。达扬一到南部军区司令部,就向戈南下达了命令,让他放弃碉堡,撤往西奈山下。他觉得戈南过于乐观了,没有对地形明察秋毫,这一点达扬对其亲信直言不讳。在对戈南的评价上,阿里尔·沙龙与达扬英雄所见略同。尽管阿里尔从未对巴尔-勒夫防线有过丝毫信任,但对那些至今还困在碉堡中的士兵,他感到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他认为应该竭力鼓舞那些士兵,让他们尽可能支持下去,而不是弃他们于不顾。普尔康碉堡是在埃及军队的猛烈攻势下幸存的碉堡之一,专业无线电通讯员阿维·雅非留守在运河沿岸已经有15天了。
凭着对电子和通讯技术的酷爱,他想要通过无线电联系上欧姆哈什巴的司令部,以便向上级汇报他们的紧急需求。在埃及的狂轰滥炸下,阿维·雅非冒着枪林弹雨冲出碉堡,进行必要的线路连接。阿里尔·沙龙身处西奈半岛中心的塔萨司令部,几经试验,终于与这位年轻的无线电通讯员通上了话,并让他放下心来:我是指挥官,你听出我的声音了吗·你知道我是谁,对不对·”沙龙小心翼翼,尽量不明确表露身份,以免引起埃及人的注意。但他那略带鼻音的独特嗓音,足以使人毫不费力地认出他来。“我知道你是谁。”阿维·雅非回答道。从那以后,沙龙经常与那些坚守在碉堡中的士兵通话。战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包括阿维·雅非在内,都对沙龙万分感激,他那些简单而又鼓舞人心的话语给了他们坚持下去的勇气。
10月9日,战争爆发的第三天,阿维·雅非和普尔康碉堡的其他33名士兵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当时埃及人正忙于其他地区的战事,无暇顾及运河沿岸,甚至尚未发现碉堡中有生还者,于是,他们决定趁此时机迅速撤离碉堡。这34名士兵步行了近20公里,穿越了几条埃及军队的防线,最终被沙龙师的一辆坦克救回,并安全抵达国内。战后,阿维·雅非表示:“沙龙是唯一一个没有欺骗我们的人。他总是告诉我们,只有自己才能拯救自己。在这场混战中,他自始至终都表现得极为人道。”10月7日晚,沙龙告知总参谋部,他所指挥的143师已整装待发,准备对埃及人进行大规模反攻。无巧不成书,阿弗拉罕·阿丹将军的162师也向总参谋部报告了同样的情况。
两个师的将士已经深入西奈半岛,离苏伊士运河不到30公里。当时,埃及军队占领着运河边上的三座桥头堡:坎塔拉、伊斯梅利亚和图非克港,并拥有大约500辆坦克,而以色列国防军刚刚失去了150辆坦克。经过两天的准备和讨论工作,以色列总参谋部决定于10月8日上午派布朗师和沙龙师联合反攻。7日晚,全体将军齐集于欧姆哈什巴的军区司令部,与总参谋长戴维·埃拉扎尔一同研究反攻计划的细节。到场的高级官员中还包括以顾问身份出席的前总参谋长伊扎克·拉宾。阿里尔·沙龙是唯一的缺席者,据官方解释,去接他的直升机因发生故障而耽搁了。事实上,沙龙坚信,戈南和埃拉扎尔因为怕他反对参谋部的反攻计划而下达了某些指令,使得他不能去参加会议。南部军区指挥部做出的估计和制定的目标,确实使内部成员之间产生了分歧。沙龙认为,他的143师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横渡运河,打乱埃及军队的阵脚。相反,戈南和埃拉扎尔则认为沙龙师应该和布朗师合作进行反攻。
战争伊始,沙龙就时刻盘算着要横渡运河,原因有两点:首先,他坚信渡河是扭转局势的唯一途径;其次,率领大军横渡运河的将军理所当然将成为这场战争中的英雄,这一点他心知肚明。因此,在往后的日子里,他千方百计想要成为第一个渡河的人。将军们在欧姆哈什巴开会时,沙龙心急如焚地等待着直升机来接他。当他到达南部军区地下碉堡时,会场早已曲终人散了。总参谋部正式决定,第二天(10月8日)一早就发动大规模反攻。布朗师将于早上8点袭击坎塔拉,并向大苦湖的埃及桥头堡进发;而沙龙师则须耐心等待,直至中午再向大苦湖南部的埃及第三军团桥头堡发起进攻,而且,必须向南行军80公里方能到达敌军阵地。姗姗来迟的沙龙仍然在欧姆哈什巴遇到了总参谋长。沙龙提出尽快渡河,并且自荐来完成这项使命。埃拉扎尔虽然坚信第二天的反攻行动会取得成功,却并没有排除沙龙的这一设想。在战略计划上,沙龙的意见与以色列总参谋部大相径庭。后者认为埃及将会发动一场大规模进攻,突破以军防线,长驱直入西奈半岛。相反,沙龙从敌人的角度考虑,确信埃及人的首要目标并非“取道特拉维夫或比尔-舍瓦”,而是巩固他们对西奈半岛上一片8到10公里的狭长地带的控制,这片区域由众所周知的萨姆地对空导弹防卫。如此一来,埃及就可以重新赢得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并在停火后再次将其投入海上运输行业。这一目的一旦达到,埃及将取得巨大的利益,足以为1967年6月的败仗雪耻。以色列国防军在战争中搜集到的埃及资料显示,沙龙的判断分毫不差。只要能在战后得到西奈半岛一半的控制权,埃及人就已经心满意足了!10月8日和9日,是以色列和国防军自1948年建国以来经历过的最为戏剧性的两天:沙缪尔·戈南将军无法对战争局势做出正确判断;阿里尔·沙龙将军单枪匹马擅自行动;右派的阿里尔·沙龙与总参谋部的左派将军,尤其是与戈南将军明争暗斗,恶言相向。
两派的互相蔑视导致双方关系日渐恶化。事实上,站在30多年之后的今天来看,这种局面的出现的确是令人错愕的:在这场战争中,以色列人民和数万士兵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了将军,而这些将军却无法从个人私利和政治斗争中摆脱出来,齐心协力对抗敌人。阿弗拉罕·阿丹(布朗)指挥的师驻扎在巴鲁萨,并于10月8日7点50分展开行动。一阵狂轰滥炸之后,布朗师发动进攻。整个上午,布朗师在向着苏伊士运河西进的途中,频频向南部军区总参谋部和戈南将军传来佳音,大家都以为布朗师已成功地消灭了敌军。他在一篇公报中声称已抵达运河东岸,两辆坦克甚至已经上桥,正准备横渡运河。总参谋部和政府迫不及待地欢呼胜利,渡河的想法顿时变得更为实际了。戈南将军因布朗师的捷报而大受鼓舞,11点30分左右,他向沙龙下达了两条颇为棘手的指令:他准许沙龙提前向南进发,但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派兵抵达苏伊士运河。当时,只有阿里尔·沙龙和阿丹两位将军亲临战场。不久前,沙龙站在山顶上俯瞰西奈半岛西部,居然发现阿丹是在假传捷报。他亲眼目睹了阿丹-布朗师遭到埃及军队的重创。按照军规,他有责任通知戈南和总参谋部,指出他们在局势判断方面的错误,并建议戈南立即停止反攻,派兵营救布朗师。但他没有向总参谋部吐露只字片语,而是立即执行向南进军的使命,因为这次行动包含着他的梦想:横渡运河——他所认为的扭转战局的关键。战后,阿格拉那特委员会的一部分机密报告首次刊登在罗南·伯格曼和吉尔·梅尔泽合编的《真实的岁月》上,提到了沙龙师几位高级官员的证词:当时,他们听到阿丹-布朗师的无线电台传来战友的求救声,于是询问沙龙,是否要派遣一个营去增援被困的布朗师。143师的一名官员亚伦·塔尔中校叙述道:我看到阿里尔犹豫不决,他对我说戈南将军命他南下,这时候拨出一个营可能会造成兵力严重短缺。”此后的两小时中,布朗师损失了数十名士兵和近四十辆坦克。令人吃惊的是,在如此危急的时刻,戈南仍不明白局势的严重性,坚持让沙龙南下。
日下午,戈南终于意识到布朗的反攻行动彻底失败了,于是下令沙龙半途折回,北上增援布朗。沙龙此时已带领143师行进了80公里,接到这一命令后怒不可遏:“你怎么能让我带着全师将士在沙漠里兜圈子·布朗被困的消息,你就不能早点知道·”沙龙明白,倘若掉头去营救布朗,他将离渡河的梦想越来越远。尽管如此,他还是服从命令,带领兵马原路返回到最初的驻扎地。然而那里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埃及人在此期间占领了他们的驻地,沙龙必须先击败他们。平心而论,戈南将军尚未确定阿丹得胜与否,就贸然准许沙龙南下,确实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致使以色列国防军在这一天遭受了重大挫折。当晚,总参谋部明白了两件事:第一,在当前的形势下,戈南不足以胜任南部军区指挥官一职;第二,阿里尔·沙龙曾经是戈南的顶头上司,这也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非洲战场的雄鹰(3)
摩西·达扬试图将两人的职位对调,但遭到了总参谋长埃拉扎尔的反对。甚至有人提出沙龙太过于自作主张,应该收回他的师指挥权。总参谋部最终决定,临时将副参谋长以色列·塔尔派往南部军区“指导”戈南。戴维·埃拉扎尔将军命令阿丹、沙龙和曼德勒率领军队在前一天的驻地上严阵以待,阻止埃及军队的进一步入侵,并暂时取消一切进攻行动。沙龙一回到出发地,就抱怨戈南这个无能之辈使他白白浪费了一整天。9日上午,他决定将总参谋部的命令置之脑后,只管打自己的仗。他派兵前往苏伊士运河,想要占领马什尔、哈姆塔尔、泰雷维西亚三座碉堡,却惨遭失败,损兵折将。但无论如何,沙龙仍取得了两个振奋人心的战果:他成功夺回了以军前一天失守的拉克坎碉堡;同时,在苏伊士运河西侧、大苦湖的东北岸,他发现了一条位于埃及第二军团和第三军团之间的通道,可为以军将来渡河所用。后来,沙缪尔·戈南声称他也通过美国卫星和航拍的照片发现了这条狭窄的通道,但历史上记载这条通道是由沙龙发现的。当天下午,戈南意识到沙龙没把他放在眼里,他不但没有按兵不动,还派遣军队直捣苏伊士运河。沙龙向他报告,大军已抵达运河沿岸并准备渡河,请求指挥部的批准。戈南差点儿气晕过去,他竭力克制住怒火,并同意将沙龙的请求提交给总参谋长。随后,戴维·埃拉扎尔向塔尔将军讲解情况:“阿里尔违抗命令,带着军队东一枪西一炮地乱打。他没有从埃及人手里夺回‘中国农场’和密苏里的失地,一心只想着渡河。阿里尔藐视军令,擅自在运河沿岸逗留。我们告诫过他绝不能渡河,而他竟然挥师直逼运河!”戴维·埃拉扎尔驳回了沙龙的请求,严令禁止他渡河,戈南转达了这一命令。沙龙向戈南施压道:我如今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们只要一过河,就能扭转乾坤!”戈南气急败坏:“我反对你渡河,反对你留在那儿!快打起精神来,准备下一步行动。”同时,总参谋部也向阿里尔·沙龙发来消息:严禁渡河!我们命令你立即撤退,返回塔萨司令部重整旗鼓。”沙龙请求留下一队伞兵,埃拉扎尔坚决反对。沙龙又试图说服塔尔,但也遭到严辞拒绝。后来,一位负责技术工作的官员证实:10月9日那天,当沙龙与总参谋部展开激烈论战时,国防军尚未做好渡河的准备,至少要到10月13日或14日才可能准备妥当。10月9日晚,达扬和埃拉扎尔就沙龙违抗命令的问题展开了争论。达扬毫不掩饰对沙龙的强烈不满,并扬言要撤他的职。埃拉扎尔大吃一惊:你疯了吗!”达扬愤怒地解释道:“阿里尔去苏伊士运河只是为了他自己。他不会满足于阻挡埃及人的入侵,他想要渡河。倘若成功,那简直妙极了!反之,如果失败,他会牺牲200辆坦克,然后自称像当年的隆美尔一样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达扬理了理思绪,对埃拉扎尔说:“你看,沙龙存在的问题就叫做……阿里尔·沙龙问题。”尽管如此,达扬对撤职一事仍持保留态度,他很清楚,在战争期间做出这样的决定,势必会动摇军心,这是他不希望看到的。后来又有人提出要将沙龙撤职,但很快被否决了。达扬和埃拉扎尔承认沙龙的战略才能,也同意讨论一下他的渡河计划。沙龙坚持要留下143师的一队伞兵,埃拉扎尔担心,他们抵达运河西岸之后立刻会被埃及第二、第三军团发现,很快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最终伤亡惨重。戈南表示,沙龙曾向他请求于9日晚上渡河,而他认为这一请求为时过早,尤其是连接运河两岸的“坚固”桥梁尚未完工。沙龙对这天晚上的事却持另一种说法:“我从来没有请求过在9日晚上渡河,当然,我也没有向任何人施压,让他准许我立即渡河。相反,我要求首先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等到一切安排妥当时再渡河。”战场上硝烟弥漫的时候,南部军区总参谋部内也在进行着一场名副其实的“战中之战”,戈南与沙龙之间的冲突表现得尤为激烈,而布朗、总参谋长埃拉扎尔和沙龙之间的矛盾也十分尖锐。戈南不断地指责沙龙一意孤行、藐视军令,而沙龙则讥讽戈南指挥不力,根本不像个真正的军区指挥官,这一点摩西·达扬也是赞同的,甚至连戴维·埃拉扎尔也深有同感。几位将军之间关系的恶化,尤其是总参谋部对沙缪尔·戈南的失望,使得摩西·达扬采取了一个特殊的、几乎是史无前例的措施。他没有将戈南免职,却给他指派了一个上司——前总参谋长哈伊姆·巴尔
-勒夫,他如今已当上了果尔达·梅厄工党政府的内阁部长,对西奈半岛的情况了如指掌。可想而知,沙缪尔·戈南对这一决定颇有微词,但也只能忍气吞声。在耶路撒冷,由于各方面的局势都不稳定,政界人士忧虑重重。政府在这个时候任用巴尔-勒夫,首先可以安抚南方地区的有识之士。1973年10月10日至13日,双方驻扎在西奈半岛的部队都按兵不动。埃及人感到很满足,因为它们不必费心将两个装甲师(第4师和第21师)派往西奈半岛,就轻而易举地夺得了对运河两岸的控制权。至于以色列人,他们正在准备新一轮的反攻,同时又担心联合国会过早地干预这场战争,迫使双方停火,这样以色列就会永远地失去运河东岸的控制权。10月13日,埃及第4装甲师渡过运河,准备向以色列发动大规模进攻。在塔萨(143师司令部)召开的南部军区将军会议上,阿里尔·沙龙提出在埃及人进攻之前横渡运河。这一建议遭到埃拉扎尔将军的拒绝。很快,国防军就在战争中失去了一位将军——252师的指挥官阿尔贝特·曼德勒,他是赎罪日战争中牺牲的级别最高的军官。随后,卡尔曼·马甘将军接替了他的职位。10月14日,埃及在叙利亚和苏联的催促下,向西奈半岛发起进攻。
埃及装甲部队首次离开苏联萨姆导弹的保护伞,当天上午就遭到了惨重失败:埃及人在几小时之内损失了250辆坦克,而以色列人只损失了20辆!阿里尔·沙龙再次一意孤行,决定进攻运河沿岸的埃及军队阵地,目的仍然是成为第一个渡河者。戈南勃然大怒,派人在无线电台里召回沙龙,然而沙龙对他不理不睬。于是戈南联络沙龙的副官杰克·伊万,命令他停止进攻,并明确表示那些阵地是由空军负责的。巴尔-勒夫也要求与沙龙通话。以色列国防军史料部编写的资料显示,当时戈南在电话中对巴尔-勒夫说:“阿里尔失去了控制,他向苏伊士运河进军了。”国防军的历史学家西蒙·格兰博士在战争进程调查报告中写道:“从10月14日开始,沙龙就坚定了渡河的信念,并打算在运河西岸建一座桥头堡。戈南打电话命令他停止进攻,任由埃及人深入西奈半岛,沙龙对这一命令置若罔闻,对电台上的召唤也置之不理。”于是,巴尔-勒夫将军发信给总参谋长埃拉扎尔:“我这儿有个搞政治的师指挥官,他想要迅速前往密苏里据点,成为第一个横渡运河的人,这是个严重错误。”中午时分,南部军区官员在沙龙的塔萨司令部召开会议,决定于10月15日夜间至16日展开渡河行动。这一决议得到了政府的批准。然而,戈南余怒未息,竭力阻挠沙龙成为第一个踏上非洲土地的人:沙龙这个人唯恐天下不乱,决不能让他得逞。他罔顾军纪,不服从命令,根本不值得我们信任。我认为应该先派卡尔曼渡河。”在这个问题上,戈南最终还是做出了让步:让沙龙师率先渡河,为随后进军非洲的阿弗拉罕·阿丹师开路。14日晚,戈南郑重宣布:我们的目标是渡过运河,在西岸占领一座桥头堡,然后挥师直逼苏伊士。同时,要进入戒备状态,准备执行另外两个使命:征服开罗,占领油井。我们要把埃及军队彻底摧毁!”哈伊姆·巴尔-勒夫认为,最重要的是在埃及领土上守住一座桥头堡。他已经猜到沙龙可能会违抗命令,进军开罗,于是先给他打预防针:“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向开罗的希尔顿进发,但前提是必须守住桥头堡。”
10月15日晚上18点左右,以色列军队展开了踏上非洲土地的“勇敢骑士”行动。午夜时分,沙龙派遣达尼·马特领导的伞兵旅乘坐橡皮艇渡过运河,抵达对岸的德伊尔·苏伊士据点,这个阿拉伯语单词是从法语单词演变而来的。这支先遣队没有碰上一个敌人,并在埃及第二和第三军团之间占领了一块阵地,静待装甲车的到来。然而,以色列·塔尔将军和前总参谋长哈伊姆·拉斯科夫的金属桥却不大派上用场。国防军总参谋部没想到埃及人竟有胆量过河,所以大家都认为这座桥(塔尔和拉斯科夫还因此收到了政府的一笔津贴)毫无用处。这个庞然大物在路边尘封已久,此时需要用8辆坦克才能把它运来,而且还要躲过埃及军队的炮火,这是根本无法办到的!因此只能派工兵部队就地建一座桥,但最快也要到16日或17日才能完成。桥是用不成了,于是沙龙决定用浮桥把装甲车一辆一辆地运过去。这些浮桥还是国防军在1969年偶然得到的,本来供太巴列湖的游客观光时使用。战前,总参谋部的一位官员决定将它们从太巴列湖运到西奈半岛的塔萨,希望在渡河的时候能派上用场,没想到果然帮上了大忙。沙龙认为,浮桥比任何金属桥都更具优势。因为金属桥一旦被炮弹击中,就无法再用了;相反,即使有一两节浮桥被击沉,另外的也还可以继续使用。于是,沙龙再次与总参谋部的一些将军唱反调,决定从一个名为“庭院”的地区用浮桥把坦克送过河去,这个地区是他担任南部军区指挥官时亲自治理过的。
非洲战场的雄鹰(4)
10月16日清晨,以军在埃及领土上还只有一个伞兵旅和十来辆坦克。到了上午9点,就已经发展到2000多名士兵和30辆装甲车了。是那些浮桥挽救了“勇敢骑士”行动。深夜,沙龙踏上了非洲的土地,他的到来使士兵们兴奋不已。他要求给莉莉打电话,自战争开始以来,他就常常跟莉莉通话,与她一起分享那些历史性的时刻。为了接通将军夫人的电话,联络官尝试了一番极其复杂的线路操作,终于成功了。“您可以通话了。”他告诉沙龙。沙龙一下子从激动的情绪中恢复过来,平静地接过电话:“莉莉,我是阿里尔,我在非洲!”然而,沙龙没想到联络官拨错了电话号码,他无意中把当时最重要的军事机密透露给了一个住在基里亚特·盖特的以色列女子,她肯定要寻思自己是不是在做梦,为何会听到一个声音像阿里尔·沙龙的男人说他正在非洲!
10月16日,工兵部队继续修建金属桥,同时,以色列军队也继续利用浮桥从“庭院”渡河。沙龙迫不及待了,他想要带领已经过河的部队进军开罗,他认为敌人这时候一定毫无防备,决不能给他们以喘息之机,然而欧姆哈什巴司令部的将军们表示反对。不久,埃及人终于发现以色列士兵登上了他们的领土。
17日,当埃及人正在加固桥头堡时,伊扎克·莫德哈依中校(未来的国防部长)指挥的890伞兵营接到扫荡“中国农场”的指令,这一地区离“庭院”不远,由驻扎在运河西岸的埃及军队牢牢把守着。莫德哈依的伞兵营遭到猛烈反击,陷于埃及军队的包围之中。要不是一位名叫埃胡德·巴拉克的中校带领装甲部队把他们救出险境,他们早就命丧敌手了。最终,以军以消耗战的方式攻下了“中国农场”,然而,45名伞兵在战场上倒下了,被载入以色列国防军的史册。
10月17日和19日,国防军工兵部队分别在运河上架起了两座桥,布朗师和卡尔曼·马甘师先后踏上了埃及的领土。布朗师沿着大苦湖向南进发,直指苏伊士;卡尔曼·马甘师则先向西行,尔后折向东南,钳制住埃及第二军团;至于沙龙,他带领143师在北部包围第三军团,随后进军伊斯梅利亚。即使以军已胜券在握,沙龙仍不满足于143师既定的行动目标,因而与巴尔-勒夫和戈南争论不休。后来他亲口承认,在最激烈的一场论战中,巴尔-勒夫使他勃然大怒,当时他差点儿打了这位前总参谋长的耳光!
1973年10月22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投票通过了停火决议案。埃及为解救被困的第三军团,自是欣然领命。以色列政府也做出了停战的决定,但国防军内部却意见不一。一些将军认为尚未完成所有的军事目标,现在停战还为时过早,尤其是还要打败驻扎在运河东岸的埃及军队。阿里尔·沙龙正是这一派的代表,留在西奈半岛的埃及军队使他顾虑重重:如果他们坚持留下,那么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的可能性将大大减小。尽管如此,沙龙一向都不会煞费苦心地到总参谋部去据理力争,他宁可绕过与他作对的军衔等级制度,直接向他的政治盟友梅纳赫姆·贝京求助,鼓动他反对政府的停火决议。沙龙坚信,果尔达·梅厄的工党政府希望与安理会合作,而且并不排斥“挽救”埃及第三军团的想法。但是对他来说,这是难以想象的。
此外,阿里尔·沙龙还想在停火之前完成最后一个军事目标:征服伊斯梅利亚。对他而言,占领这个战略性据点是他涉足埃及领土的一个标志,征服这座坚固的城池将为“他的”赎罪日战争写下辉煌的一笔,这一点很重要。然而,以色列政府于10月22日19时正式宣布停火,令他措手不及:当时他的军队离开罗只有101公里,却在伊斯梅利亚城下戛然止步。阿里尔·沙龙额头上缠着绷带,所幸伤势并不严重,而他押在横渡运河上的赌注终于赢了。正如他预计的那样,这一行动的确改变了战局,为以色列赢得了最为艰难的一次胜利。对于总参谋部的许多高级官员来说,沙龙是一个在战争中屡屡违抗军令、凌驾于军衔等级之上、为满足一己私欲而让军士涉险的人。赎罪日战争中这位最不服从命令的以色列军官,23年后在撤除古什·卡提夫定居点时,竟然斥责一些信教的士兵罔顾军令。
然而,无论这些军官如何看待,无论国防军历史部的专家如何评述,在以色列人的心目中,这场可怕的战争之所以能取得胜利,要归功于沙龙将军以及他在战场上清醒的军事头脑。赎罪日战争中的大部分指挥官都过早地、悲惨地离开了人世。戴维·埃拉扎尔遭到阿格拉那特调查委员会的控告之后郁郁而终;沙缪尔·戈南自愿流放到中非共和国,最后因心脏病突发而死;深孚众望的摩西·达扬在政坛纷争中与世长辞;哈伊姆·巴尔-勒夫也于1994年逝世。32年之后,这场战争中的将军只有一人尚在人间,他一直站在政治舞台的最前沿,直到2006年1月突发脑溢血,他就是后来成为以色列总理的阿里尔·沙龙。关于这场富于传奇色彩的战争,曾经有过几十部著作,也有大量的史料证据,但却改变不了这一事实:对于后世子孙,对于以色列士兵,对于绝大多数犹太人和整个犹太世界而言,阿里尔·沙龙始终是这场战争中的英雄,他拯救了以色列,保全了摩西·达扬所谓的“第三圣殿”,同时也捍卫了犹太人对应许之地的主权。沙龙可以再次为自己感到骄傲了,他为以色列今后的道路铺上了一块重要的奠基石,即使这条道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的挑战的出现而日益崎岖……
后记(1)
宽阔的背影,灵活的步伐,阿里尔·沙龙走向了联合国演讲台。在2005年9月的这个星期四,他难以平息自己的心情。这次在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面前的演讲,对沙龙来说意味着名誉的恢复。自从萨布拉和夏蒂拉事件后,沙龙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贬低和羞辱,甚至被一些欧洲国家认为是不受欢迎的人。然而最终他终于成功改变了自己的形象。当他发言的时候,只有少数几个阿拉伯代表起身离开了半圆形会场。从表面上看,这位脾气暴躁的鹰派领导人已经成为和平的倡导者,每个人都想知道,接下来他会向国际社会传达怎样的讯息。
“今天,我代表所有的犹太人,代表民主、自由、神圣的以色列国家公民,代表一个古老的民族,站在你们面前。我们的民族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她对文明、伦理道德、正义和信仰做出的巨大贡献载入了人类史册……我出生在以色列的国土上,我的家族很早就在这片土地上从事农耕,从来没有寻求过斗争,也没想过要剥夺其他居民的权利。如果不是形势所迫,我不会成为一名士兵,倒是很有可能成为农场主或是农民……我参加和指挥了以色列所有的战争,今天,我向我们的邻居巴勒斯坦伸出双手,发出达成和解与妥协的呼吁,结束这场流血的冲突,让我们走上通向和平和民族谅解的道路……
“以色列就是一部摊开来的《圣经》,《圣经》上记载着犹太民族的特性和权利。很早以前,以色列的祖先就提出对社会公平的要求,表达了他们希望在没有战争的世界与其他民族结成同盟关系的愿望。这个观点是永恒不变的。慢慢地,我们的国家以耶路撒冷和摩利亚山顶的圣殿城为中心向四周扩大。
“我还记得这些事情,是因为在我心中,这是犹太意识的本质,因为我坚信拥有这片以色列国土是以色列民族永恒的、不可转让的权利。
“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当我意识到为了争取和平我们不得不做出让步的时候,我的内心有多么的痛苦。坚持犹太民族在以色列国土上的权利,并不意味着我们会漠视其他民族在这块土地上的生存权。巴勒斯坦人民一直都是我们的邻居。我们尊重他们,并不企图统治他们。他们同样有权获得自由,建立民族的主权国家……”
站在联合国的讲坛上,从行事和特性上来看,沙龙的表现比得上摩西——犹太民族的守护者。国家元首们都为他的讲话热烈鼓掌,纷纷上前向他表示祝贺。沙龙享受着这一国际社会的光辉时刻。他感受到了实用主义的好处。这篇带有浓厚的犹太色彩、极其温和的讲话是阿里尔·沙龙所有演讲中最感人的一次。以色列人连续好几天都在评论这番讲话。
闭上眼睛,人们可能会认为讲出这番话的人是拉宾。但是这让利库德集团的激进分子非常不快,在内塔尼亚胡的支持下,他们发誓要罢黜沙龙集团主席的职务。
沙龙知道,他在联合国的发言很有可能导致他与右派在传统意识形态上分道扬镳。他感觉到,1973年他亲手创建的利库德集团已经成为一个跟不上时代的庞然大物,根本就不能推动国家继续前进。曾经多次帮助他的中央委员会和其他机构,已经被一种思想控制住,成为他迎接新挑战的最大障碍。沙龙明白,以后他必须在以色列政界制定一个新的规则,重新给事情按重要性排顺序。农场智囊团的顾问们早就建议他离开利库德,建立一个新的中间党派,将左派和右派中在意识形态上处于迷茫状态的人聚集起来。调查显示这样一个党派会得到40个到50个议会席位。
沙龙心里也很清楚,这是摆脱大党派思想控制的唯一办法。尽管已经77岁高龄了,他仍然觉得自己有足够的精力和体力来开创这样一个新格局。这将帮助他实现在指挥101部队时就已经确定的历史使命。向值得崇敬的戴高乐将军看齐,他认为自己有能力建立一个波拿巴主义政党,一个“沙龙主义”政党,在他的领导下,充分彰显个人魅力、用威望凝聚而成的政党,一个跟随他的脚步、满足以色列人民实际需要的政党。
但是,沙龙犹豫了。首先,是因为他不能忘记什洛姆兹昂党的失败经历给他带来的政治恐惧。那次失败证明:为了统治国家,一个总理需要一个强大的党派,一个有力的支持。当然,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历史表明,从来没有哪个领导人离开自己原来的大政党,建立一个新的政党并能占据优势。甚至连大卫·本·古里安都没能这样做过。
其次,沙龙不愿意别人说他是因为害怕几个诽谤者动摇他的地位才离开利库德。
此外,回到以色列后,沙龙参加了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或多或少都在讨论他的罢免问题。调查结果让他在内塔尼亚胡及其追随者面前颜面尽失。其他人都在被扔下水之前就离开了船。他动员所有的朋友,将大家都号召起来。此时的他就像一只露出獠牙的狼,投入到关键的斗争中。难道集团成员们都忘了他们之所以能当选为议员靠的是他的威望·不要紧,沙龙赶紧提醒他们,他是以压倒性的票数当选的。
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过程中,两次停电打断了沙龙的讲话。但是有时候一个眼神比一段话更意味深长。这天晚上,阿里尔·沙龙离开展览中心后,说了很多他对这个政党的想法。谁能想象到,这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呢·
第二天,通过投票,沙龙再一次庆祝他的胜利。完全出乎意料,他提前赢得了一百多张选票。他还是利库德集团主席,这又一次证明,在战役还没打响之前,胜负均是未知数。只要克服什洛姆兹昂的创伤,就能引起自1977年右派上台以来以色列政治史上最大的一次变动。
后记(2)
沙龙需要时间来做决定。他咨询了朋友们的意见,然后在周末把家庭顾问和他的两个儿子叫到无花果农场共同商议。整个以色列都屏住呼吸。11月20日周日23点50分,消息传出来了:阿里尔·沙龙决定离开利库德,成立自己的政党。
第二天早上,沙龙来到内阁,要求卡察夫总统解散议会。其中最能说服他的理由之一是:过去,没有一位在职总理提出过政党分裂。沙龙又一次成了先驱者。
2005年最后几周的民意调查结果证明他是对的:他的“前进党”就快超过40个议员席位,而利库德只获得了12个到16个席位,已经强硬不起来了。11月初,阿米尔·佩雷茨意外地打败了他的老同伴兼政治对手西蒙·佩雷斯,当选为工党主席。几年前工党党员哈伊姆·拉蒙的预言终于变成现实了。
没有人会拒绝选举胜利。从利库德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后,沙龙希望能带领他的政党、他的人民走上实用主义道路。经过30年的理想社会主义和20年的民族主义,老将军领悟到绝大部分的人都对为捍卫理想而战斗感到疲惫了。
当然,还有在古什·卡提夫的废墟中梦想破灭的犹太复国主义理想者,当然还有一些以尤西·贝林为首的顽固的左派空想理论家。但是他们不是以色列人民的主心骨,沙龙向往以色列能集中更多的精力放在希望、娱乐和文化上面。跟欧洲国家一样,以色列需要从强制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沙龙很明白这种发展,因为他是信奉实效和个人主义的犹太复国者,农学家施奈尔曼的儿子。那些把他称做是“社会主义者”或是“以色列地的守卫者”的人都弄错了。他是跟随人民愿望的经验论者。
在第三次总理任期快结束时,沙龙期望能让以色列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有确定的边界线。加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圆满完成隔离墙计划。阿布·马赞和巴勒斯坦人都不会对他造成多大的影响。守卫他的民族是他唯一关心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