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梅尔……我直到现在仍会时不时这么想。虽然这样想也毫无意义，但我时不时就会忽然冒出这个念头。
我忍耐得了吗？
忍耐那里的生活。
应该也能忍耐吧。就算没有梅尔，只要有迪芬贝克先生和小说家先生在，就能忍耐。
梅尔不在了。小说家先生也不在了。
只有迪芬贝克先生还在那里……应该是这样吧。
墙壁。屋顶。门。
锁。
疯狂敲门的声音。
尖锐的笑声。惨叫。
梅尔、迪芬贝克先生和小说家先生在墙里是特权阶级。
对我进行教育的，是这三个人。
梅尔的头发是淡金色的，贴着头皮柔顺地直直垂下。凹陷的眼窝深处，是倒映着天空的小小水洼一般的眸子。
自从我记事起，梅尔就在我身边了。他总是支着画架，用铅笔在固定于画板的纸上画画。我也用铅笔画画。我没有画架，就趴在地上画。梅尔会用小刀帮我削铅笔。被允许使用刀的，只有梅尔一个人。
每次要用刀时，都必须向院长“烂人”申请借用。
烂人的名字其实是拉特。之所以管他叫“烂人”，是因为迪芬贝克先生和小说家先生给他起了这个外号。只有迪芬贝克先生、小说家先生、梅尔和我四个人这么叫他。其他人都叫他院长大人。“院长”这个职务名称也够荒唐的，不如叫“狱长”更合适。
贝德莱姆的正式名称是伯利恒圣马利亚精神病院，但这里一
个医生都没有。而且，小说家先生说，管理这里的和管理监狱的是同一个政府机关。用小说家先生的话说，看护就相当于狱卒。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监狱和狱卒是什么意思。这里有三个看护。
谁都没见过董事长。实际运营被全权交给了烂人。
梅尔削几十根铅笔的过程中，狱卒始终盯着他，他刚一削完，狱卒就立刻把刀收走了。用小刀那不够锋利的刀刃削铅笔很费劲，但梅尔从不抱怨，笔芯磨钝后，就用砂纸打磨。
把所需物品弄到手，不是谁都办得到的事。贝德莱姆是隔离“无法正常生活的疯子”的地方，只能保障最低程度的饮食。如果还想要更多，就得拜托“外面”的亲属、熟人送进来。没有门路的人只能忍受最低标准的生活，别无选择。
屋里没有床。要是有多少人就放多少张床，那就无处落脚了。我们都是裹着发给我们的毛毯，躺在地上睡觉的。据说以前有过手头宽裕的住院者自己出钱买了张床放进来，但他和那些完全理解不了所有权这个概念的人之间发生了血腥的争斗，自那以后，这里就完全禁止使用床了。在小说家先生告诉我之前，我完全不知道，无论多贫穷的人家都是会备有床铺的。即使因为家里空间太小或者钱不够而买不了足够多的床，只能一大家人挤在一张床上睡觉，也至少是会有一张床的。
禁床令也有
例外，不知为什么，只有我的母亲躺在床上。
虽说过的是最低标准的生活，不过有饭吃，有地方睡，也可以说比流浪汉和乞丐要强些，但是行动会受到约束，不能随心所欲地做事。看护——狱卒——还经常会心血来潮地狠狠折磨我们。
梅尔教会我仔细打上阴影，把图画得如同实物。画错了就用面包屑擦掉，但无法完全擦干净，画面上会留下黑色的污迹，所以，画每一道线条时都不能马虎。最近有卖用巴西产橡胶制成的橡皮的，用起来很方便，但那时候，这种便利的东西还没有被发明出来。我用右手在一张又一张纸上画下我的左手。我知道了手背和手掌的区别大得几乎不像同一事物的正反两面，知道了仅仅五根手指能做出多么微妙而复杂的动作。很快就进入了画人体素描的阶段。我完全不缺模特。即使没有被命令“不许动”，也有几个人好几个小时都纹丝不动。梅尔有时也会一动不动。我画下了梅尔。我的母亲也是一动不动的人之一。我也画下了母亲。
一动不动的母亲对我来说，和桌子、椅子没什么区别，都是“物品”。
我七岁时，小说家先生住进来了。小说家先生看到我的画后说：“真是天才。”同时，他也因我过于无知而感到无比震惊。
“母亲”就是生下你的人——他这么告诉我。但那时我不知道“生”这个词是什
么意思。
小说家教会了我识字、写字。
我的知识量猛增，是在迪芬贝克先生住进来后。他住进来时，我九岁。
某一天，迪芬贝克先生突然被看护架到了大房间。后来我才知道，在那之前，他被关进了地下的惩戒室。抗拒入院而大闹的人会先被关进惩戒室。那时我还不知道在惩戒室具体会遭到怎样的对待，只隐约知道会吃很大的苦头，以致无法自己行走。不光尚未入院的人，大房间里的人也有曾被关进惩戒室的，要过几天才能康复。住院者们将在惩戒室发生的事称为拷问。
沿着一楼的过道有一个个牢笼般的单人房间，正面嵌着铁格栅，能看见里面的人被用锁链捆着。
迪芬贝克先生教给了我许多绘画技法和识字写字以外的事：英国的历史，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的历史，算术，法律。他的头顶是全秃的，但他并不老。
我甚至培养了音乐素养。有斯皮内琴的精神病院应该很罕见吧，虽说我不知道其他医院是什么情况。迪芬贝克先生不仅带来大量书本，甚至把斯皮内琴也带进来了。
我学习了斯皮内琴的演奏方法。从短而优美的歌谣开始，再到稍难的曲子。迪芬贝克先生的嗓音也很好听，他说话时的声音很普通，但唱歌时的声音很浑厚，像是从腹腔深处发出来的。相比自己演奏，我更喜欢听迪芬贝克先生的演奏和歌唱。画画很快乐
，但我不喜欢记乐谱。
迪芬贝克先生爱抚着最外一层的清漆已剥落少许的斯皮内琴说，他年轻时无论如何都想要这架琴，是咬牙买下来的。他花了好几年才把债还清。这可是我爱不释手的宝贝——迪芬贝克先生说着，弹唱起优美的歌。
神创造美丽之花
赐予其名后
蓝色眼眸的小花
……
唱完“Forget-me-not”这最后一句歌词后，他有些害羞地补充了一句：“这首歌是我作词作曲的。”
“为了献给所爱之人。”梅尔少见地插嘴道。梅尔说话时仿佛声音在嘴里跌跌撞撞，听着很费劲，不过梅尔说着应该更费劲。梅尔不怎么说话就是因为这个吧。光是说这句话的开头，他就花了好半天。
“你看出来了啊。”
“我懂，我懂。”梅尔点了好几下头，“那个人现在还好吗？”
“应该吧。”
然后，迪芬贝克先生说：“我就是为了她，现在才会在这里。”
“她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好奇地问。
“悲伤的女子。”这就是迪芬贝克先生的回答。
我想象不出来。
“悲伤的女子啊。真是充满悲剧性啊。”小说家先生说。
小说家先生是个小说家，频繁地换笔名，有时叫兰塞姆，有时叫塞巴格，有时又叫雷德纳普。叫他“小说家”最省事，所以我一直这么叫他，但迪芬贝克先生总是规规矩矩地用他当时的笔名来叫他，随着他换笔名而改变
对他的称呼。“哎呀，抱歉，你现在的名字是什么来着？记得早上问过了，但我不小心给忘了。是米尔斯吗，还是莱拉？”“是威尔金森，别弄错了。”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名字是非常重要的。迪芬贝克先生这么说。拼错一个字母就会导致文件无效。
给了我名字和姓的，是迪芬贝克先生和小说家先生。
迪芬贝克先生住进来时，我还没有名字。别人叫我“淘气男孩”“小家伙”，我以为那就是我的名字。
必须给这孩子取个名字，迪芬贝克先生断言。“没法征求他母亲的意见，那就由我们来取吧。”迪芬贝克先生刚说完——
“哈特！非此莫属。”小说家先生立刻回应，“一闪而过的灵感，天启。必须眼明手快地抓住这些念头。我灵光乍现，这孩子的姓就是哈特。”
“我也灵光乍现，名字就叫奈杰尔。”迪芬贝克先生说。迪芬贝克先生不会靠一时闪念做决定，他是个靠理性思考的人，不过似乎唯独我的名字是灵光乍现想到的。
“没错，当然，就叫这个。”小说家先生表示赞成，“非这个名字莫属。”
“奈杰尔·哈特。怎么样，小男孩？这就是你的名字。”明明我并没有反对，迪芬贝克先生却语气很重地说道，“你不叫‘小家伙’。”然后，他仔细教我怎么拼写自己的名字。
迪芬贝克先生去和院长烂人交涉——不知道具体是怎样
交涉的——之后，迪芬贝克先生、小说家和梅尔这三人成了特权阶级。
有很多人混住在宽敞的大房间里，这里有吵闹得不行的人，也有母亲那样过于安静的人。
能使用宽敞大房间中的桌子的，只有属于特权阶级的三人。不对，我也用了。
桌子背后的墙边放着书架，上面放满了迪芬贝克先生的藏书。他不会被锁链捆住，也被允许在太阳下山后点蜡烛。
其他人不会到桌子旁边来，就好像被一道看不见的墙阻隔着一样。那些人里也有几乎无法和他人对话的人、完全无法和他人交流的人，但不知为何，所有人都具备这样的认知：桌子这边是不可入侵之处。
起初，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三人是特权阶级。我完全没有对此产生疑问，以为本该如此。
要说小说家先生除了教我识字写字以外还教给了我什么事，那就是——不要读小说。然而，小说家先生带来的藏书大部分都是小说，我如饥似渴地读着。小说家先生没有阻拦过。那些小说里没有小说家的作品。也就是说，“小说家”只不过是个自称。
小说家先生用手指指指自己的头，又用那根手指轻轻敲敲我的头，指指自己的胸口，又用那根手指碰碰我的胸口，说，一切都在这里和这里。运用视觉，运用听觉，运用触觉和嗅觉，用这里和这里把这些感觉做成布丁，小说就诞生了。小说家先生这
样告诉我。我没试过。我对做布丁提不起兴趣。
迪芬贝克先生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重要的是头脑，心无关紧要。
“特别悲伤的时候，你会头痛吗，迪芬贝克？”小说家先生回敬道。情感与心直接联系在一起，而语言则自情感之中诞生。
星期日，有牧师从外面过来，在大家面前诵读《圣经》，但谁都没在听。
院长烂人会拿着鞭子疯狂抽打不安静聆听的人，所以大家都不情愿地装出在听的样子。也有人连装样子都不会，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打，愤怒发狂，然后被狱卒们制伏送进单人房间，用锁链捆住。要是还闹，就会被送到地下的惩戒室。
小时候，我很喜欢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二，因为会有很多游客过来，称赞我画的画。“根本看不出来是孩子画的。”“小男孩，能给我画张肖像吗？会给你奖励的。”
有游客在的时候，梅尔就不画画。是烂人命令他这么做的。这时画架就归我使用。游客们不知道梅尔是我的老师，也不知道梅尔是个画家。
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二可以免费参观这家医院，所以游客会特别多。告诉我这件事的，是迪芬贝克先生，还是小说家来着？
其他日子里，要收一便士的入场费。
烂人让我在入口处收钱，因为会有游客见收钱的是可爱的孩子就多给一些。当然，多给的钱落不到我手里，通通进了烂人的腰包
。
入口处的大厅和大房间以厚厚的墙壁隔开，结实的栎木门上着锁。每逢有游客过来，烂人就会把锁打开，但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二几乎一直到闭馆时间都没工夫上锁。
隔着铁格栅参观一楼过道边的单人房间，是在游客之中极具人气的活动。游客期待着里面的人像猛兽一样地大闹，要是里面的人安安静静的，游客就把棍子伸进格栅的缝隙来挑衅。
上流阶级的夫人们喜欢做慈善，把不要了的旧衣服捐给住院者。烂人把这些旧衣服卖给旧衣店，赚上一笔。所以，夫人们的善行不会被记入天堂的记录。有一位夫人来参观时注意到我，责问说：“我明明捐过这孩子穿着正合身的衣服，为什么却给这孩子穿这么破烂的衣服？”烂人语无伦次。这位夫人又给了我一身漂亮衣服穿。“很适合你，小公子。”那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她像是用人偶玩换装游戏一样给我各种各样的衣服穿，乐在其中，但后来估计是兴趣转移到别的事物上了，几个月后，她便不再来了。我又穿回了破破烂烂的衣服。
有个妄想症患者说自己是恺撒，在游客面前做着乱七八糟的演讲。游客很高兴，除了入场费，还额外给了小费。游客一走，恺撒就安静下来。烂人慷慨地把小费的一部分留在了恺撒的手里。
躺在床上的母亲在游客中的人气也很高。游客议论说她像个人
偶一样，对她又戳又碰，以此确认她不是假人。每当这时，梅尔就会一脸悲哀地摇头，好像在说“别这样”。他用动作示意游客改戳他，但没有人理他。
烂人特意将细棍交给游客，唆使他们戳我母亲。迪芬贝克先生见状勃然大怒，从游客手里夺过细棍，折断后摔在地上。游客惊叫着逃走，三个看护一起狠狠揍了迪芬贝克先生一顿。
“你鼓励游客做这种事的话，我就给报纸投稿揭发这里的内情。”迪芬贝克先生即使挨了打嘴也不闲着。
“谁会信贝德莱姆里的疯子说的话呢。”烂人冷笑，“你要怎么把稿子送到报社？”
“我不是疯子。”
迪芬贝克先生说出了许多住院者都会说的这句话。然而，在烂人用嘲讽的语气说出“要不再请您去一趟查问委员会”后，迪芬贝克先生沉默了。烂人有时会用这种过于礼貌的措辞挖苦人。
查问委员会，幼小的我感到那仿佛是拥有神秘莫测的力量的怪物。
“还是去惩戒室呢？”烂人乘胜追击。
之后，梅尔握住迪芬贝克先生的手，啜泣起来。
迪芬贝克先生责备小说家先生为什么至今一直对这样的做法视而不见。“你是有判断力的人。为什么一直以来任凭这样的事发生呢？”
小说家先生摊开双手。“你不也只是听到‘惩戒室’这个词就不寒而栗了？”他耸耸肩，“聪明人不会反抗院长和看护，不会
做让自己吃苦头的事。”
不过，烂人还是在母亲的床边围上了栅栏，避免游客碰到她。
一动不动的母亲唯一会做的事就是吃饭。用小勺舀稀饭喂她，她就会咽下去。烂人这样向栅栏外边的游客示范后，想尝试的游客付钱就可以进入栅栏里，喂她吃饭。迪芬贝克先生对此也大发雷霆，立即阻止了。
烂人是个没有道德观的家伙，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听迪芬贝克先生的话。我想，他们之间应该是有什么利害关系吧。——“道德观”这个晦涩的词是我从小说家先生那里听来后记住的。我不懂这个词的含义。小说家先生和迪芬贝克先生都说烂人没有这种东西。
小说家先生有酒精依赖症，一喝酒就发酒疯，所以他的太太向查问委员会提出申请，强制他入院了。这里禁止喝酒，因此，小说家先生不会发酒疯。
小说家先生是个财主，他的太太每个月都会付很多钱。不付钱的话，查问委员会就会裁定小说家先生已经痊愈，让他出院。这样一来，他太太就难办了。小说家先生说，他太太有了别的男人。
我是在迪芬贝克先生住进来之后才知道这些事的。小说家先生跟迪芬贝克先生谈话时，我在旁边听到了。
“母亲是特别的存在。”迪芬贝克先生谆谆教导我，“如果母亲受辱了，你必须愤怒、悲伤，并且行动起来，去阻止那样的行为。”
我无法
理解这句话。我想像迪芬贝克先生说的那样行动起来，但我体会不到愤怒、悲伤这类感情。可能是因为我没有“道德观”。
迪芬贝克先生又说：“如果有人朝梅尔画的画吐唾沫，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要是有人这么做，我就咬住他不放。”
“侮辱母亲的人就和朝梅尔画的画吐唾沫的人一样，你这么理解就行了。”
好难。
但我还是打心底讨厌起了收参观费的工作，因为迪芬贝克先生对收钱让人参观的做法和付钱参观的游客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厌恶。“病人不是供人取乐的。”那时我还不知道“供人取乐”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伦敦市民把参观疯子当成了最大的娱乐活动之一。为慎重起见，我问梅尔：“梅尔也讨厌这样吗？”梅尔点头，十分用力地点头。我这才明白，原来梅尔之前只是在忍耐。
我跟烂人说我不想再去收钱了，结果被带到另一个房间，遭鞭子全力抽打，屁股被打肿了。
我下定决心，绝不哭出来。为了不让梅尔难过，我没有告诉他我受到惩罚的事。但是，三个人都马上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那天晚上，迪芬贝克先生告诉我：“从法律角度来说，你是自由之身。你只是因为在这里出生，现在才会在这里，无论法律还是医学都不能束缚你，因为并不是查问委员会决定让你住院的。”
“但你还太小，没法一个人到外
面生活。在你能独立生活之前，先忍一忍吧。”小说家先生补充道，“眼下先不要反抗烂人，不要表现出抵抗的态度。表现得顺从一些，别被盯上。万一查问委员会认定你需要住院，就谁都无力改变他们的决定了。是吧，迪芬贝克，虽然这很令人不快，但为了这个少年的人身安全，我们还是忍忍吧。”
我不知道要不要听小说家先生的话，看向梅尔。
梅尔露出悲伤的表情，点了点头。
我又知道了一个知识——特权阶级的权力也是有限度的。
不长教训的迪芬贝克先生逼迫烂人改善对全体病人的待遇。烂人回应说自己只是在遵守规矩，以自己的权限无法改变现状，有意见就以患者的身份向审查委员会提出申请。而审查委员会的讨论结果是，驳回申请。
对于用锁链捆人太过分了这个抗议，查问委员会给出的答复是：“用锁链捆住会做出暴行的人是理所当然的。极度凶暴的人要被关进牢笼。理所当然。”
做出越权行为的患者应当受到处罚——以此为由，之后的两个星期里，迪芬贝克先生被禁止读书。狱卒们合力把书架上的书搬走了。迪芬贝克先生试图抵抗，但轻而易举就被制伏。还有，他的斯皮内琴也被没收了。狱卒们不辞辛苦地把这架沉重的琴搬到了地下仓库。
烂人说，违背委员会的判决是违法行为，要施以进一步的刑罚。对
患者的惩罚大多是给予肉体上的痛苦，用禁止读书这种方式来惩罚算是破例了，但迪芬贝克先生还是痛苦得像被禁止喝酒的酒精依赖症患者一样。查问委员会决议，要是再有这样的事，就处以焚书刑。迪芬贝克先生不再提关于待遇的事了。除了不能自由外出，迪芬贝克先生自己受到的待遇并不是特别差劲。
大房间外面是三面砖墙围绕的中庭，得到烂人允许的人可以走出房间去庭院里。砖墙上方嵌有玻璃碎片。就算翻过砖墙，也到不了“外面”。砖墙外面仍是贝德莱姆的用地。那里偶尔会举办游园会，贝德莱姆会邀请提供援助资金的人来。住院者不能参加宴席，只能隔着墙听游客们的谈笑声、受邀歌手的歌声和乐团演奏的乐曲。这些声音使住院者中的几个人陷入不安。这些人的症状是对没有听惯的声音过于敏感。我对游园会的动静感到好奇，但没有梯子的话，想越过墙上那一排尖锐的玻璃碎片翻过去是不可能的。当然不会有梯子这种东西，中庭里只有丛生的杂草。
梅尔总是在画画，但他的画却一丁点也留不下来。
他的画是十分精细的素描，画完一张要花好长时间。之所以留不下来，是因为他每画完一张就会被烂人拿走，就好像他是在为烂人画画似的。
有一次，烂人暴躁地把梅尔的画撕了。梅尔那时候在画我的母亲。“不
许再画她。听懂了吗？不许再画。”烂人说完，命令看护对梅尔施以鞭刑。梅尔后背部分的衣服开裂，血流了出来。我想去咬住看护的胳膊，但另一个看护抓着我的脖子把我提了起来，又把我摔在地上。我昏了过去。
梅尔有时会一动不动的，画画的进展就更慢了。他会在房间的角落里蹲着，双臂环住膝盖，把脸埋在胳膊里，一蹲就是好几个小时。快画！烂人会这样怒斥梅尔。变得像一块四四方方的石头一样的梅尔仍旧把脸埋在胳膊里一动不动，然后像一块四四方方的石头一样被踢飞，倒在地上。接着又是一顿鞭打。
梅尔仍在继续画我的母亲，趁烂人和看护都不在的时候画。他格外仔细地打上阴影，画里的母亲看上去仿佛要从纸面浮出来了。我能听出烂人的脚步声，察觉到烂人在门外时，我就马上告诉梅尔，梅尔便会在母亲的画上盖上其他纸，装作在给烂人画画。
迪芬贝克先生入院后，梅尔一动不动的时间变少了。平时像聋哑人一样一声不吭的梅尔，对着迪芬贝克先生时却会喋喋不休。
梅尔把自己的经历一点点告诉了迪芬贝克先生，于是，我大致弄明白了梅尔入院的经过。梅尔是著名铜版画家的弟子，把原画誊到铜板上，用刀尖锋利的雕刻刀雕刻后印刷出来。梅尔和画家的夫人相爱了。画家得知这件事，挥舞雕刻刀袭击
了梅尔。梅尔为了自卫夺过雕刻刀，不小心刺伤了画家的手臂。虽然可以以通奸罪和伤害罪这两项罪名起诉梅尔，而且梅尔肯定会得到有罪判决，但画家表示，只要梅尔接受一个条件，他就不起诉梅尔。所谓条件，就是进入贝德莱姆，并在暗中给画家当枪手。画家拥有比肩霍加斯的名气，却已耗尽了才华与毅力，画不出新作品了。在那之前，梅尔就偶尔被迫给画家当枪手。梅尔画原画，画家将梅尔的画作为自己的作品交给弟子们，让弟子们雕刻，最后以画家的名义出版。画家的名气很大，所以画卖得很好。
被当作罪犯关进监狱和在贝德莱姆画画，权衡之下，梅尔选择了后者。
画家告诉夫人，梅尔抛下她独自逃走了。夫人用画家用来袭击梅尔的那把雕刻刀割开了自己的喉咙。
画家给了陪审员大量的贿赂，换来了这样的判决结果：夫人长年受精神病折磨，在心智不正常的状态下自残身亡。如果是由于疯狂状态下的举动而死，就不会被冠以自杀者的污名。葬礼顺利举行，画家的夫人被埋葬在了教堂的墓地。
烂人把夫人的死讯告诉了梅尔，梅尔患上了抑郁症。他有时一动不动，就是抑郁症的缘故。
说着说着，梅尔的表情变得非常忧郁。幸好，他没有变得一动不动的。迪芬贝克先生向我解释道：自杀是极为罪孽深重、不光彩的事
，自杀者不仅不被允许葬在墓地里，甚至尸体会被扔进十字路口挖的洞，有时胸口还会被钉上木桩。生命是神赐的礼物，所以夺走生命的也只能是神。教会固执地把自杀看作抢夺神的特权的终极罪恶。十字路代表着十字架，人流涌动可防止自杀者的亡灵浮现——古老的迷信一直持续到今天仍未消失。在教会眼里，疯子比自杀者要强多了。
我母亲一动不动，也是因为抑郁症吗？
不，不是。是因为别的病吧。
迪芬贝克先生把他为之创作了“Forget-me-not”这首歌的人形容为“悲伤的女子”。梅尔爱着的人，也是悲伤的女子吧。梅尔说我母亲很像那个人。我的母亲也是悲伤的女子吗？
爱德的亡母，也是吗？
据说患有酒精依赖症的小说家先生一喝酒就会发酒疯，但在医院里喝不到酒，所以他举止正常。他总是换名字，什么都不写却自称小说家。不过，这家医院里有人会赤身裸体发出怪声；有眼神空洞的男人会成天叽叽咕咕地说拉丁语——他声称那是拉丁语；有人会突然笑出声，笑到打嗝，不停地边哭边笑——我管他叫大笑男；有女人会一直把一块破布抱在胸前——时不时扯开胸前的衣服，把破布贴到乳房上；有女人喜欢提起衣服下摆到处让人看衣服里面；有诗人不停地念叨着“酒是栗子的空虚春天，鸟通过管子
将决战刷满蜜糖”之类的不知所云的话，突然又叫唤道“诸位，你们不这么觉得吗，我们英国正拉肚子呢”。跟这些相比，小说家先生的这点独特之处算不上什么怪癖。
迪芬贝克先生非常正常，正常到让人想不通他为什么会被送进贝德莱姆——不过，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区分不出“正常”和“不正常”。因为我一直生活在“不正常”的环境里，所以“不正常”对我来说是正常的。教给我什么是“正常”的也是迪芬贝克先生。区分“正常”和“不正常”太难了。离开贝德莱姆后，我生活在“正常”的环境中，但还是感到难以区分——对我而言，二者的差别至今依然模糊不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