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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香识女人》
简介
上尉法乌斯托是本书的主角，他是一个在和平年代而不是战争期间因一次事故双目失明并失去一只手的军官，是没有“白鲸 ”的埃哈伯船长，是黑暗世界的囚徒，是没有“伊利亚特”的奥德修斯。对于他来说，剩下的只有一种可能，即进行一次小小的“远征”（只有一周的时间，如同军营中所说的，五天加两天）。这次旅行从热那亚开始，先到罗马，最后到那波利。在那波利（正是那个有阳光城之称的那波利），等待他的是与死神的约会。
就是这样一个人物，这样一个任何杰出演员都希望扮演的人物，从他的恶毒、他的挑衅的兴致、他对希望和怜悯的拒绝来看，都不太像一个意大利人。更不像意大利人的是，在他和受命陪他旅行的那个士兵（他给他起的外号叫胖子）之间自然形成的友谊（但不是这个词的正确含义）。
这是一种奇特的、难以把握的情感，是一种还没来得及把握就已经失去了的情感。这种情感不是靠目光沟通形成的，也不是通过语言表达形成的，而是由深藏不露的默契形成的。
本书的主角双目失明，即使撇开这一点，该书也是一本神秘晦涩的书，又正是由于这一点，它在图书馆中只能被束之高阁，在战后意大利文学史中也无人提及。但它随时会被搬上舞台，不断被重新搬出来（其作者在职业生涯中也经常慷慨地这样做），所以要了解它的神秘就必须从它的最后几行出发：“随后而来的明亮空间仍然不是死亡。”《 闻香识女人 》这本书就是以这样一行字结束的，它拒绝以现实结束。
这部小说看来不想同其他书一般所遇到的那样听天由命，它不想委身于一种定式，不想被束之高阁，不想被一种定论所埋没，而是想成为一种纪念，而且是被一个偶然间随意读到它的读者当作纪念。这是一本叛逆的书，是对死亡的叛逆的一本书，而且也是 —— 或许更是 —— 对生的叛逆的一本书。
作品相关
献给拉法埃莱·马蒂奥利
我欠你的，我能够用语言部分地偿还……
……我们的任务是同这个不牢固的、不稳定的地球如此深入地、如此痛苦地、如此充满激情地相互渗透，是让它的真谛在我们身上无形地再生。我们是不可见的蜜蜂。我们不停地采撷可见的蜂蜜堆积到不可见的金色的大蜂房里。
—— 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奥地利诗人）1925年的一封信
也许每一次不是来自危险之地的救赎仍然是灾难。
——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德国哲学家）《 诗人们为什么？》
本书（原书名直译为《 黑暗和蜂蜜 》，发表于1969年）是作者后期作品中探索个人与社会冲突，尤其是探索个人内心较为出色的一部。书中人物之间精彩的对白，时时闪烁着对爱与孤独、生与死亡的洞见，锐利而深邃，直探人性之幽微处。
本书曾两次被改编拍成著名影片《 闻香识女人 》，分别由世界级大明星维托里奥·加斯曼和艾尔·帕西诺担纲主角，演绎生动深刻，令人难以忘怀。奥斯卡影帝艾尔·帕西诺主演的电影获第65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及最佳改编四项提名，并最终获得最佳男演员奖；还获得了第50届金球奖最佳影片、最佳编剧奖。中译本借用影片之名谓之《闻香识女人》。
—— 译者2006.6.1
院落里空无一人
一只绿头大苍蝇在楼梯平台的玻璃窗间飞来飞去，发出嗡嗡的声音。墙壁散发出新近粉刷过的气味。大苍蝇突然换了一个方向，像是从虚掩的窗缝间嗅到了外面的清新空气，转眼就从那里飞走了。我也来到窗缝前，把烟头扔了出去。楼下的院落里空无一人，8月末的阳光下，两小块水泥地泛着白光。远处，河对岸覆盖着丘陵的绿草已显出枯黄，渐渐消失在远处模糊不清的天际。我将头上的船形帽戴好，整了整领带，然后按响了门铃。
门立刻打开了，仿佛那个女人一直就等在门后。
那是一个老妇人，脸色红润，红得简直令人难以相信。她身材瘦小，穿了一身灰白色的衣服，笑容满面，脸上的皱纹中充满亲切和宽厚。她示意请我进去，她的身后是一条黑黢黢的长廊。我们很快就拐进了厨房，两把椅子已经从桌边拉开摆好了。
“好样的，真是好样的，很准时，这可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她叹息着，可依然是满脸微笑，双手绞在一起。
我报上了我的姓名，小心翼翼地摘下船形帽，局促地放到膝盖上。
“您也还是个大孩子，我的天啊。”她伤心地闭上了眼睛。我觉得我的脸红了。“做这种事情，不知道像您这样的小伙子是不是有耐心……留在这儿，确实是需要耐心的。”
她闭上嘴，停下不说了，嘴里的假牙也看不到了。
我抓住她感叹的间隙说，在军营里的时候，我的长官已经把所有的细节都告诉我了。
她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一边用细长的左手摩挲着右手背，一边表示听到我所说的话了。她有一双非常漂亮的手，像上等羔皮纸一样透明。这双手与她的身份很协调，与整理得一尘不染的房间，还有桌上花瓶里插的两枝鲜花也都很协调。
“我觉得，您是个大学生。是独生子吗？”
我告诉她一些关于我的职员父亲和我的母亲以及妹妹的情况。在我寻找合适的语言介绍他们时，三个家人的面目有那么一瞬间不似平日那样模糊，像突然褪去了薄雾般清晰起来，不过很快就又隐匿不清了。接着我讲了我的年龄，我今年20岁，在大学里注册的是经济贸易专业。
我觉得我的声音有些陌生。
我的话并没有让她感到轻松。
“现在的年轻人我一点儿也不了解。”她掩饰道。“也包括他，就是在那边的他，还有他的那场巨大的灾祸，我根本就无法理解。可能是因为我太老了。再说了，明白了有什么用？同情、怜悯，这倒是应该的。”
她又站了起来，立即控制住激动的情绪，转而微笑起来，脸部表情变换得飞快。“有些冷咖啡，您喝吗？味道很好的。噢，或许橙汁更好些？您可千万别拒绝。”
她径自转身走了。我觉得她动作还挺敏捷，像松鼠一样。很快她手捧着一杯咖啡回来了。
“我可以吸烟吗？”
她平和地笑了：“请吧。他也吸烟，一支接一支。你们男人啊。”
随着那个“他”字，她用手轻轻向背后指了一下，好像那个人就藏在黑黢黢的长廊中。
她把两手叠在面前，又开始评论起来：“不管怎么说，您给人的印象是，您是个好儿子。是的，是这样。”
我们又是相对无言。我克制着自己，不先提出任何问题。
不幸发生的那天
“我是他的表姨妈，”她终于决定说话了，声音很低。“他说，我只不过是他妈妈的一个表姐妹。可实际上我不仅仅是表姨妈，如果不是我，谁来照顾他那个可怜的妈妈？谁给那可怜的老太太送终？她没有受那份罪，真算是她的福气。再说了，那时是多么难啊，谁都想象不到。直到不幸发生的那天，我对他都不是很了解。他总是在外面转，忙于社团、研究院、军营。出了那场灾祸之后，一切就得由我来操持了，看来这是天意啊。已经9年了，明白吗？”
我喝完了咖啡，杯子还捧在手里。那杯子依然显得干净清亮。
“9年啊。”她重复着，声音越来越微弱低沉。“现在什么都过去了，可是刚开始的时候，唉，最初的情形我都不愿意再去想了。一个像他那样的年轻人，一双眼睛瞎了，还丢了一只手。这只能说是，在这个世界，上帝不愿意让任何人快活。演习，动用的竟然是炸弹。我是说，在现在的这个世界上，动用炸弹，每天搞那些演习，都是为了什么呀？把杯子给我吧。”
“我们司令都告诉我了。”我说。
为了显得自信，我紧盯着地板。地板是拼花的，每4块砖组成一个蓝色的图案，白的底色上构成一种复杂的特别花样。从半透明的窗帘透过来的光线照在那些花上，形成的光晕凸现了那些花的娇弱。
“一个像他那样的男人，”她继续慢慢道来，脸上的皱纹逐渐舒展开来，“是啊，他有钱。他是个富人，我不是。我有那么一点点退休金，是个寡妇。他可是个富人，还不到40岁，壮得像头狮子，孤零零地活在世上。”
我在小碟子里揿灭了香烟。那个小碟子是她给我当烟灰缸用的。
“记住，这几天您一定要好好跟着他，”她又说，“一刻也不能离开。这一点您懂，对吧？要有耐心，孩子，要特别特别地有耐心。要顺着他，千万别啰嗦，要说他总是对的，即便他是在胡说八道。您能做的，就是永远对他说是，永远说是的，先生。懂了吗？”
“当然，夫人。”
“那个叫胖子的小兵现在躺在医院里。直到前天胖子还在陪着他。胖子是卡拉布里亚人，一个傻瓜，不过很善良，在一些事情上还挺狡猾。很快他就明白了，他应该只回答是，只能说是的，先生。可是，胖子偏偏在这几天得了伤寒。就在要动身的这个时候生病，您觉得这是不是他的运气？”
“在我们军营里也有3个人得了伤寒。”我说，但我立刻发现她并不感兴趣。
她的眼睛似乎过于湿润，盯着我，像是在琢磨我。
她像是终于豁出去的样子，用刚能听见的声音悄悄说：“说他坏有点儿过分。我并不想说他是个坏人，但是，事情都发生在他身上，和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没有关系。真是多灾多难啊！在那场大难之前就已经是这样了。上帝啊，要知道，他母亲把他养大受了多少罪啊。真让人痛心。我相信您，才和您说这些，孩子，明白吗？”
“谢谢，夫人。”
她温柔地看了我一眼，但随即又流露出一丝不信任。她放下杯子，仔细地抚弄着袖口，纤细的手指一下又一下抚平那些根本看不出的褶皱。
也许她担心自己说得太多了。
“不管怎么样，对您来说，这也是一个美好的假期。”她眼望着别处接着说道，“就像你们说的，五天加两天，是一个星期的旅行，到那波利结束，有一周的自由，和军营没有一点关系。”
她说的有道理，所以我赶快说些让她放心的话。
“好了，好了。”她突然不高兴地打断了我。“你最好现在就过去。就在那儿，门外放了些碎布头，是给你们的军靴打蜡用的。就是走廊尽头的那扇门。要先敲门，进他的房间永远要先敲门。我最好还是留在这儿。愿上帝宽恕我，我总是多嘴。”
她不再管我，一手支在桌上撑着头，眼睛看着花瓶里的花，右手指一瓣一瓣地抚弄着花瓣。
“千万别叫他上尉，永远只称呼他先生。”她再次警告我，但没有再看我一眼。
“我就叫你胖子好了。喜欢吗？对你们这些人，我都叫胖子。你不愿意？你觉得像是一条狗的名字？如果不愿意，你就告诉我，尽管说。”
他让我坐下。他那张坑坑洼洼的脸距离我还不到一米。黑色墨镜几乎连额角都遮住了，僵硬的左手戴着手套，在昏暗中反射出微弱的亮光。他脸上的微笑突然之间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张脸上只有发际处和戴墨镜的地方没有伤疤，只有那些地方还算光洁。他的脸色极其苍白，一点儿血色也没有。
虽然拉着窗帘，外面街上的嘈杂声还是隐隐约约地可以听见。
“热吗？喝点儿什么吗？喝的东西就在那边。你说话呀。你是不是大学生？聊聊吧。”
他笑了笑。
“是的，先生。”我说。
我得走很多路
他的右手伸到我们两人中间的小桌上，从盒里拿出一支香烟。在我划着火柴之前，那只手已经飞快地打燃打火机，准确地点燃了嘴上的香烟，然后熄灭了打火机。打火机像只飞虫一样悠然地落入他膝盖上戴着手套的那只手中。
“你走路行不行？你能走吗？去年给我派来的那个胖子根本不能走路。我把他打发走了。刚走一个小时他就气喘吁吁了。可我得走很多路。马都走不过我。你们都觉得自己能行，但是，你们试试看，那简直是在受罪。”他笑了，轻轻地吹着烟。
“走路我能行。在军营……”
“军营里那些愚蠢的行为根本算不了什么。”他抬手打断了我的话。“也许，值得一说？那就跟我说说看，说吧。”
“那种事其实也没什么意思。”我不打算说了。
他一阵大笑，呛得咳嗽起来，前仰后合地在椅子上都坐不稳了。后来他掏出一块手绢将嘴角擦干净。
“太好了。”他张开嘴，露出了大牙，“我们有了一个会思考的胖子，一个机灵的胖子，还是个大学生。以前也给我派过一个大学生，学哲学的，一个实在让人讨厌的家伙。你好像还不让人讨厌。我敢打赌，你知道你很滑头。”
“并非总是滑头，先生。”我觉得我不能不回答。
“你是摩羯座？”
“不是，是宝瓶座。”我说。
他做了个鬼脸。
“你也是宝瓶座？这不好，两个宝瓶座的人会不断发生令人讨厌的摩擦。我不想知道什么星座，一点道理都没有。管住了你的嘴巴，永远不要再说你属什么星座。”
“好的。”我回答说。
他还在轻轻地咳嗽。“是宝瓶座，来自皮埃蒙特大区，学的是经济和贸易，哈哈。你到了这里，对，就属于人道主义了。我搞不懂你，胖子。可是，我又为什么要搞懂你呢？我们确实没有义务搞懂对方，不是吗？总共就一个星期，五天加两天，能够忍得住就行。需要疾走如飞。对吗？”
“对。”
“不，不对。”他洋洋得意地反驳。“你会看到，这是个多么古怪的人。好啦，明天，7点钟，到这儿。然后去火车站，前往热那亚、罗马、那波利。去过吗？”
“那波利没去过。”
“噢，我们总算是要陪这个学经贸的宝瓶座去一个没去过的新地方了。我本来已经失望了。”咬着的香烟后面是他的笑容。
“我不知道我们还要在热那亚和罗马停留。如果我听明白了的话。”我说。
“我们在那儿停吗？谁说我们要在那儿下车？如果我愿意，当然可以下车。要是有什么子弹飞来，我们可就非得下车了。下去走走，假如有别的什么消遣，也可以停一停。五天加两天：如何打发那几天你很在意吗？想在那几天找出些时间干点儿自己的事？有没有妓女等你？跟我说说，说吧。”
“没有，我没什么打算，不过是那么说说而已。”
“胖子只是那么说说而已。”他伸了个懒腰站起来，一边还打了个大大的哈欠。
他瘦极了，像一根细弯的长铁丝挑着衣服和裤子，那身衣服使他显得更加瘦长。纤细的脖子从衬衣领口处伸出来，像衣架的钩子顶着脑袋。
他平静地穿过房间，从橱柜里拿出一瓶威士忌，打开后倒了一大杯，一口就喝去一大半，然后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才全部喝光。这时，从不知哪个黑暗的地方走出一只大灰猫，悄无声息地来到他身边，在他面前停了下来。猫尾巴在地板上缓缓摆动着。
“它叫男爵，”他一边放下杯子，一边向我解释。“很威武吧？6岁了。一只被阉割过的大肥猫。它恨死我了。可是，如果我不在家，或者听不到我的声音，它就会闹翻天。而我在的时候，它又总是想绊倒我。不过，它从未得逞过，可怜的男爵。”
大灰猫审视着他，仰着脸，尾巴像是过电一样在颤抖。
“它又像往常那样生气了，是不是？”他一边说一边僵硬地伏下身，抚弄着大灰猫耳后脖颈上的毛。“小坏蛋，凶杀犯。明天我就走了。看贵妇人怎么收拾你吧。最终会把你的肉都剁碎的，肥家伙。”
大灰猫哆嗦着，喘息着，伤心地逃开他的抚弄跑到角落里去了。
“它什么都懂。我骂它，它就恨我。它恨我，我就更骂它。”
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拿的，反正此时他的手里已经出现了一根短小柔韧的竹竿。
他用竹竿头敲击着小腿，满是笑容的脸突然变得忧郁起来：“我不瞒你，我喜欢你这样的农民，一个固执的山里人。不过，你也许会变的，走着瞧吧。起立。”
找到了依托的地方
我正要站起来时，他伸出竹竿制止了我，竹竿的一头正好点到我的肩膀上。
“你太矮了，该死，差不多就是个侏儒。什么伪劣的宝瓶座。我们两个像两只不一样长的圆规脚，怎么一起走！”他大骂起来。
那根竹竿从我的肩膀划到膝盖，他边划边撇嘴。戴着手套的那只手已经在外衣的两个扣子之间找到了依托的地方。
“算了，试试看吧。”
他拉开走廊门，立刻又是踢又是骂。那些擦鞋布被他踢得四下里乱飞。我赶紧走到他身边。我的动作很利索，很自信。他戴着手套的那只手从我的右胳膊下穿出挽住了我。我感觉到了他的骨骼的僵硬，神经的紧张颤抖，还有他腕部上方与假肢连接处突起的那块金属。突然起步险些使我失去平衡。
“笨蛋。你是纸糊的？是锯末捏的？”他停住脚步。“你以为这是去哪儿？是走队列？走路就是走路。打起精神来。”
我们沿着走廊同步向前冲去，越走越快。我的右肩被他的胳膊牢牢控制着，横着的竹竿别着我的膝盖。每走一米，我都感到竹竿头在监督着我腿部的迈动。来回走了3圈之后，他突然停下了。
“不行，根本不行。”他断然说，并没有从我腋下抽出手臂。“你不是在走路，只是在拖你那60公斤重的身体。如果你不让你的腿向前冲，那腿几乎就是僵的，明白吗？如果腿不向前冲，你就总是会落后我半米，用不了半个小时我就把你落下了。你不是在送葬，打起精神来。要用臀肌来带动腿，见鬼。知道什么叫臀肌吗？你怕把它磨损坏了？”
我们又开始走起来。这回，他的竹竿每隔一会儿就从我的膝盖处呈半圆形地划到我的背后，控制着我腿部的节奏。走到第五圈时，我看到厨房门开处有一线光亮透过来，我知道，是那位老妇人想偷看我们。
“再来一次。脚后跟要钉进地板。你怕什么？怕毁了打蜡的地板？钉进去，要在地板上留下你的脚印。”
他突然停下，把我闪了一下。
“还有，”他站在那里，举起竹竿说，“不要胡思乱想。走路的时候，没有必要思考，坐着的时候再去思考。无论是起步还是停下，你都要和我完全一致，完全同步。明白吗？要像钟表一样准确干脆，不能像闲逛的老娘们那样晃悠。”
“是的，先生。”我回答说。我不知道如何在这黑黢黢的走廊里咽下这样的批评。
我们又来到他的房间。这也可能是他的书房。房间的角落里面对面地放置着各种巨大的立体声设备。大灰猫蜷缩在椅子底下。他来到柜子边，倒了满满两杯威士忌，差点儿就要溢出来。他用右手很快端起一杯，举向空中。
“来吧。”
“我真的不能多喝。我几乎是不喝酒的。”我端起酒杯答道。
“是吗？对此我根本不感兴趣。在这五天加两天里，你得跟我喝。不必废话。喝不了你就倒了它，倒到衣服口袋里都行，就是别让我发现。”他无声地笑了。
我小口呷着，然后，小心翼翼地转手将酒杯放到桌上。
“住手，胖子。耍心眼儿是不是？”他站在房间中央，平和地笑着。“别和我耍心眼儿，小伙子，永远不要和我耍心眼儿。现在喝光它，把空酒杯给我。一瓶12年的威士忌，开玩笑！”
我只好接着喝。我也是站着，距离他有几步远。我尽量不看他，半明半暗的光线使他的轮廓很像是半透明的剪影。他的脸向上抬起，皮肤呈现出灰色，没有凹凸变化。
“辣吗？”
“不辣，先生。”我回答。
“你是个瘦子，骨瘦如柴，骨头硌得人生疼。和你一起走路我都会被硌肿。我要用威士忌把你催肥。不过，我必须确认，你身上没有臭味。那个胖子，就是你那个得了伤寒的前任，真是叫人受不了。每次出门前，我都要往他身上浇半公升的花露水。就那样，他还是有股猪圈味，肉汤味，臭烘烘的。”
10分钟后，我站在了大街上，两个眼皮沉重得睁不开，无法辨别方向。回营房前我还有一段空闲时间。我有些恼火又无从发泄。
我站在人行道边，空气很潮湿，决定回去之前找个舒服的地方喝一杯咖啡。
火车包房的阴影
“下雨了。真该死，下这么大的暴雨。”他还在嘟囔。
我们面对面地坐在火车包房的阴影里。敞开的车窗刮进一阵阵热风。还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就到热那亚了。平展展的田野，不时突然闪过一些凸起的丘陵。天光微明中的田野像是在一把灰色的大伞下旋转。
从一开始他就抱怨诅咒：夏天粗俗可恶，绒布座椅套不舒服，车厢里空旷无人。列车行进的速度极快，车厢晃动得很厉害，打消了我们在过道里散步的念头。
他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戴着手套的那只手放在扶手上，额头上挂着一层汗水。强光下，他脸上的那些疤痕不再像是真的伤疤，倒像是早年出过天花后留下的麻子。但是，他的一些难以察觉的激情和细微的举动，让我觉得他很有头脑：表面上他不是那么抢眼，但他睿智、幽默，思维角度古怪。
他伸出右手。
“听着，有钱包吗？”
我惊呆了。我掏出钱包递到他手上，刚触到他的手指头，他就把钱包紧紧攥到手里。
“有多少钱？”
我说了数目。
他只翻了一下，抽出几张票子递给我。
“拿着。证件和休假证明都在这里面？”他又问，态度有些生硬。
“是的，先生。”
“我拿着。”他轻松地笑了，显得很满意，把钱包放进他的衣袋。“你更信任你自己，不怎么信任我，对吧？最后结束时我送个新的给你。别害怕，如果不高兴，你现在可以说。”
“没有，先生。”我回答。
“别唱高调。”他突然大笑起来。“我太知道了，你一定生气了。无论是谁都会生气的。你最好还是承认吧。”
“那好吧，我说，要是你拿着，我是不高兴。”
他饶有兴味地笑了。
“终于承认了。”他咳嗽起来。“但你也得承认，我得保护我自己。你可能会厌烦了，突然就把我扔在半路上，或者扔在一家咖啡馆里，也可以扔在这儿火车上。反正也没人认识你。”
“我不是那种人。”我表示反对。
“也许吧，谁知道呢。如果是的话，你就会受到惩罚，至少关你几天禁闭。这你是知道的。”叼着的香烟在他唇间晃动。“你最好还是让我幻想着能够保护自己了。就这样说定了，你愿意吗？”
“随便您吧，先生。”
“其实你根本就不愿意，反正你那句‘是的，先生’随口就来。你软硬不吃啊，胖子。拿回去收好，还像以前一样吧。我敢说，你父亲是个农民。对吗？”
“是职员。”我说。
“那就是你的祖父是农民。”
“我祖父开了一家商店。”
“好，那就是你的曾祖父是农民。不扯那么远了。”他恼了。“你太谨小慎微。一直像农民那样，总是说‘是的，先生’，这一套我懂。刚才说的那种农民总是说是的，是的，可他一边挖土豆一边就把你的坟也给挖了。他们总是无休止地抱怨。不过这很正常。”
对我无关紧要
我不做声，花了点儿时间专注于挑选、把玩一支香烟，然后点燃它抽起来。
“你不说话了？好样的。”他接着说，“你给我说真心话，如果这个包厢里有个傻瓜在，关于钱包，你还会像刚才那样说吗？说什么‘是的，先生’，或者‘不，先生’，还是什么都不说？”
“为什么不说？别人对我来说无关紧要。”这是我的回答。
他纵情大笑起来，不仅理解，也欣然同意。
“你说的是真心话。好样的。”他又呛得咳嗽起来。“那么，你告诉我，你决定了，你愿意留下来，为了眼前这个可怜的家伙尝试接受惩罚，对吗？”
“不对，先生。”
“你看，你看，我不是在惩罚你吗？”他笑着，嘴角挂着嘲讽。
“不知道，先生。我不认为。”
“你看，你是不是软硬不吃？”他高兴地说。“好吧，我不惩罚你。所谓惩罚，我的理解就是怜悯和同情。不过，你得服从，得尽你的本分，随时准备说‘是的，先生’，如此等等。这样你就会觉得舒服。是这样吧？”
“我想说的是，您不会用任何一种愚蠢的方式惩罚我，或者怜悯同情我。”我力图解释。
“当然，那是当然。好，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刚才我说下这么大的暴雨，你说说，你认为是什么意思？”他的身体微微前倾，笑容有些奇怪。
“我认为就是你说的，这样一来天就不那么热了。”我回答说。
“简直没脑子。暴雨当然是暴雨，再说，下暴雨总是好事。除此而外，我的意思是，阳光不是炎热，炎热只是一种结果。我的意思是，”他在音节上突出强调，“阳光是没有声音的，是令人厌恶的寂静和无声。而暴雨则制造了喧闹和嘈杂。一个人在暴雨中总是能够知道自己在哪里，是躲在家里，还是躲在随便一个人家的门洞里。终于明白了吧？现在，我不是在惩罚你吗？”
“不是，先生。这样说就对了。”我强迫自己回答。
为了把他的话像机枪一样向我扫来，他转过头面对着我。我好像仍能听到他的声音在嗡嗡响。
他放松了，靠向椅背。突然他又烦躁起来。
“算了，但愿如此。”他轻轻说了一句。“我是自说自话，没和你说。说了又有什么用。真该割掉我的舌头。”
他用他那种恶毒的方式让自己又高兴起来，将舌头伸出一点儿，右手比画成剪刀的样子，笑着作势要剪掉伸出的舌头。
他做了个鬼脸后停下来。
过了一会儿后他又问道：“你是黑头发吗？”
“不是那种很黑很黑的，是栗棕色的。”
“你看见我的头发有多黑了吗？像一只乌鸦。”他的口气很是自豪。“女人都喜欢黑头发。她们说黑头发让男人更有男人味儿。”
他突然低下头来。
“哎，没什么白头发吧？”
“一根都没有，先生。”
抽烟的烟味呛人，再加上肚子饿，我觉得有些恶心。我想到了行李箱里的小面包，可是我根本就不敢站起来去拿，更不敢当着他的面吃。他却从上衣里面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外面包着皮革的金属小酒瓶，打开盖喝了起来。
“这种时候，真糟糕。”他在发抖。“如果看到检票员走过，就把他叫住。”
他的头靠着休息，脸上的各种表情却在飞快地变换。
火车穿过一个个隧道，包厢里旋进大团大团的湿气。车厢顶部落下的一大滴油洇湿了我的裤子，还有一滴擦着他的额头掉到地上。
在那儿发牢骚
“我们在热那亚下车。这车里会让人发疯。”他一直斜靠在那儿发牢骚。“你还得为我做件好事，就是剥掉你那身军装。我的意思是，你应该有一套便服。”
“没有，先生。”
“我给你买一套。”他叹了口气。“我不喜欢我们好像总是在仰仗仁慈祖国的庇护。”
他掏出他的怀表，打开，摩挲着。
火车右边出现了大海，金属灰色的薄雾使远处的房舍像乱七八糟的几何图形。
“过来个检票员。”我报告说。
他抬手挡住了他。
检票员一张长脸探向前，神情忧郁，帽檐上围了一圈金黄色的饰带，脸上绽开了理解的笑容。
“先生，”他挡住检票员，压低声音，但刻薄地说，“是必须听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吗？你们是不是制定了特别的法律？”
“怎么了，先生？”检票员眨着眼睛。
“我再说一遍：这是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众人皆知，这是些令人讨厌的东西。”他用戴着手套的那只手使劲敲着头边的椅背。
“是广播吗，先生？”检票员显出很认真关注的样子。
“真烦人。马上关了。”这是他的答复。
“是的。可是，您看，要关就得全部关掉。总开关在餐车里，现在已经……”那位支支吾吾。
“你们想让我用手枪把它关掉？在这个车厢里？”他伸着脖子，声嘶力竭。“关了它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关掉。所以，马上去关掉。”
“是的，先生。可是已经……”那人已乱了方寸，徒劳地想从我的目光中找寻支持。
我觉得我的脸红了，身子僵硬地贴着椅背。
“为了这个肮脏的国家，我丢了一双眼睛和一只手。是不是？现在你们还想让我的耳朵也聋了？”他突然吼叫起来。
他的脸已呈青灰色，两个嘴角泛着白沫。
“马上关，先生，马上关。”检票员逃走了，逃走之前笨拙地用手指碰了一下帽舌算是敬礼。
这时，他的心情好了，放那个检票员走了，右手小心翼翼地帮着调整好左手，让它同托架一致。他笑了，轻轻地笑了。他高兴得有些哽塞，之后竟咳嗽起来。
“我是个杂种，是个独一无二的大杂种。”他笑着说。“不知道那个可怜的家伙今晚回家后会怎么说这件事。”
我也把身子斜靠着，为的是好好享受一下在此之前没有注意到的音乐。此时，广播里放送的音乐极其轻柔，只有很费劲地努力听才刚能听见。最后，广播喇叭一点声响也没有了。
我几乎是不知不觉地大张开嘴，不做声地听着从他嘴里喷出的那些诅咒。
“不知道淘气的男爵怎么样了。”他仍然很高兴。“在那个家里，如果我不在，所有的人都会被它弄得不知所措。”
列车拐了一个大弯，缓缓驶进了热那亚车站。阳光照着轨道交叉处的金属闪闪发亮，站台上也是亮晃晃的。墙边是一盆盆的天竺葵，灰尘仆仆。
我从行李架上取下行李箱时，看见他正在整理自己。他一只手正正领带结，然后用手巾擦干头上的汗水。
他抑扬顿挫地向我发布最新指令。
“跟我来不是让你当行李员。到站台上抓一个来就行，他们生来就是专门干这个的。可我们得赶快去车站前的旅馆，就是那家有棕榈树的旅馆。那里还有那种互相连通的房间。这样的旅馆现在已经没有几家了。在那儿你得塞上耳朵睡觉，一个晚上能听见两千列火车在跑。”
钻进了咖啡馆
刚过中午就起风了。天气炎热，一阵一阵的风突然刮来，将灰土、纸屑、落叶旋得很高。广场中央那些枝叶茂密的树也随风而动，胡摇乱摆。
“太好了。”深深吸了第一口空气，就让他兴高采烈。可是，我们立即又钻进了一家咖啡馆。
玻璃窗外是恢复了生气的世界。我看见港口、起重机和一艘生锈的大船的船尾，绳子上一串串五颜六色的小旗子在风中狂飞乱舞。
我们来到一家商店。他在这家商店花了一大笔钱，给我买了一件淡蓝色的外衣和一件衬衫，给他自己买了一套白色的亚麻套装。他吩咐店主对这些衣服做一些小小的修改，并且缝好裤腿的外翻边，傍晚前送到旅馆。然后，我们就沿着一条下坡路走得飞快。他高兴地挥动着竹竿，一言不发，那只胳膊在我的胳膊下使劲夹着，以使我们的步伐更欢快更有生气。
“对了，下午应该好好理个发。”他说，声音里透着满意。
小桌上，消费的各种票据压在烟灰缸下，已经形成一个特殊的扇形。侍者拿来了第五瓶威士忌。
“我们是一点钟吃饭吗？”我问。
我刚喝了两杯苦艾酒，因此头有点儿晕。
“对了，还要吃饭。你是该饿了。”他晃着杯子里的冰块回答。“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不知道我是不是也总是这么饿。我什么也想不起来了，什么也不记得了。给你一个小时的自由，出去吃饭吧。我现在不吃。你去柜台看看，是不是有小面包。不过不要给我拿来，你只是去看看。”
我起身走过去。长长的塑料盖下摆放着各种样式的面包，当中夹的生菜叶耷拉在面包外面。一个小伙子穿着污渍斑斑的工作服站在柜台后面。他把一堆五花八门的酒瓶子当成镜子在认真研究自己的头发。他心不在焉地看了我一眼，所有的人都是用这种视而不见的眼神看一个小兵的，好像士兵都是透明的。
“吃的倒是有，但一点儿都不干净。”我走回来对他说。
“有点儿脏在这儿是最普通的小事儿。那你就赶紧走吧。”他递过一张钞票打发我离开。“拿着，去吃饭吧。往港口那边走，这样你还可以看看那些姑娘们。”
“那些姑娘们？”我吃惊地说。
“就是通常说的那些姑娘们。你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叫法？”他的话里带有嘲讽的语气，不过态度还算友好。“任何一个大港口都会有的一群女人。如果你想要，黑人姑娘也有。总之，就是那种姑娘。”
“我更喜欢吃饭。”我笑了。
他耸了耸肩，有些失望。
“我是说，你边走边看。看了她们，你不是还可以把脸转向别处看吗？真幼稚。”
“是的，先生。”
“喜欢哪个就好好看看。谁也不会知道的。”他冷冰冰地说。然后打开怀表，“两点钟回到这儿。不能晚了。”
在街上，我弯腰顶风前行。我为自己能自由行动而高兴，也为有新衣服可穿而高兴。不过，在我向港口走去时，这种自由已经让我觉得乏味了。我吃惊地发现，我更喜欢看他当着我的面吃饭。我想象着他吃饭时的一些动作和对待侍者免不了的蛮横无理。
我的右边是大海，海边是各种各样的港口设备，左边是一堵残破的墙壁。我贴着墙壁走，看见一些人正顺着路上狭窄的阶梯拥进下面的几家小餐馆。一家餐馆门前的几只筐篮很是显眼，筐里装满了虾蟹之类的海味，再靠里面有一条灰色的鱼在两指深的水池中缓缓游动。很快就有一个侍者探出头来打量我，我赶紧走开。我转回身看了一眼远处的港口。五颜六色的船头、一排排的烟囱，起重机以及撩人的海风，这些都使我觉得像一部电影里的景致。我的眼睛都看酸了，又听到一片嘈杂喧闹声，可能墙壁那边就是一个市场。这些都使我头疼难忍，更何况我刚才还喝了一些苦艾酒。走到又一家餐馆的招牌前时，我决定进去了。餐馆里很冷清，店主站在厨房门口，不很热情地打量着我。
我觉得好像过了很长时间，好像落进了一种真空。这样的真空不让人感觉轻松，反而让人觉得压抑。我隐隐约约产生了一种怀旧的思绪，怀念起我的城市，我的家，好像还想到了军营。
我想，应该给母亲寄一张明信片。
我匆匆忙忙在菜单上挑了几样，也是为了使自己摆脱那种情绪，然后眼睛盯着小推车上的甜点，等着上菜。
继续着自己的观察
“先生，我向您保证，没有一根白头发。您就让我伺候您吧。”理发师俯身不断低声重复。“这儿，头顶，这是最重要的地方，这里也没有一根白头发，一切正常。”
“好，好。”他干巴巴地回答。
指甲修剪师是个姑娘，一句话也没说就来到他的右侧，专心地用锉刀修剪他的指甲。他被裹在双层围单里，惬意地任理发师给他刮胡子修面。
我从镜子里看着他的脸，那张脸被墨镜占了一半。慢慢地，肥皂沫逐渐将那些伤疤和灰暗的小洞都盖住了，那些小洞像是用小钻钻出来的。理发师特别殷勤地围着他转，那个修剪指甲的姑娘也很小心在意。
突然，姑娘惊恐地移开锉刀：“噢，对不起，先生。”
“没什么，亲爱的，没什么。”他亲切温柔地说。
“怎么回事？”理发师很担心，怒气冲冲地问那个姑娘。
“没什么，别怕，亲爱的。继续吧。这样挺好。”他又说。
姑娘拿起一个棉花球俯下身去，仍然特别小心。
理发师不知如何插话，几次向我使眼色。我继续着自己的观察。他是个老头，面色苍白，小心谨慎地守着他的铺子，一个油头粉面的小伙计还非常年轻，在最远的那个角落里看报纸。
“怎么样？”刚一走出理发馆的门，他就问我。
他给了一笔不少的小费，出来的时候那三个人匆匆忙忙地一起扑过去给我们开门。
“是说那个指甲修剪师吗？骨瘦如柴，倒也不难看，不过很瘦小，40公斤都没有。”我讲给他听。
“这我知道。我真想踢她一脚。狗杂种。”他咬牙切齿。“我已经受不了锉刀的噪声了，你想，后来还扎了我。”
尽管是上坡路，我们还是走得很快。风已经停了，楼房底层的那些灯光已经不再摇曳闪烁。我出汗了，也觉得有点儿累，特别想回旅馆换换衣服。
可是他却说：“你闻闻，多么新鲜的空气。就应该是这样。刮风之后，最好再下点儿雨，空气立刻就这样了。走起路来两条腿像是有人推着一样。太好了。”
我相信他也渴了，放在口袋里的那个小酒瓶不会再是满的。果然，只过了一会儿，我们就真的坐进一家咖啡馆了。一块矩形的天空，被洗刷得清清亮亮，覆盖在那个不知名的广场上。到黄昏还有一段时间。在那边尽头有一个报亭，一群电车职工在报亭旁说说笑笑。停在始发站里的电车被太阳晒着，窗玻璃和金属板熠熠闪光。我忽然想到，应该买一份报纸。要记住，买份报纸晚上躺在床上看。不知道为什么，看报纸这个小小的念头会让我感到羞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