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吃点儿什么吧。不，不吃，最好还是不吃。否则晚上就没有胃口了。”他喝了一口威士忌，深深吸了一口气。“对了，关于那些姑娘们，你说说吧。”
“港口的那些？我没看到有什么特别的。”我回答说。
我品尝着我的冰激凌，他极力劝我在那上面浇了些烈性酒。
“胖子，打起精神来。”他的声音还算平和，不过听得出还是有所克制。“你的前任，一个要多傻有多傻的文盲，都能从石头缝里找出她们来。除了这个，他就没有别的话题。可是，怎么能信赖他呢？所有的女人他都喜欢。你啊，你就敞开了说吧。”
于是我就讲起来，找些记得的，又这儿那儿地瞎编一些。我说，有一个女人，穿着橘红色的连衣裙，站在一家咖啡馆门前，我就死乞白赖地向她献殷勤。
“她高吗？个子很高吗？”他问。
“是的，很高。像您一样，很高。”
“接着说，接着说，我的上帝。我们是在玩什么把戏？非得用钳子一个字一个字地从你嘴里往外拔吗？”他显得极不耐烦，两个指头嗒嗒地敲着托盘里的玻璃杯招呼侍者。一个侍者跑了过来。
“我全都说了，对不起。还不如根本不说呢。”我说。“她站在一家咖啡馆门口，独自一人，高个子，黑头发，特别特别多的黑头发。”
“头发是黑的。皮肤可不要是黑的。她的皮肤确实不是特别黑吧？白皮肤，那才是最好的。”他不置可否地笑笑。
“皮肤黑？我觉得好像并不黑。皮肤很白，是的，是很白，也不瘦。总之一句话，是个身高体胖的女人。”我有些烦了。
“我就是想知道这个。”他高兴地一边跺脚一边大笑起来。“一个身高体胖的女人。不过，还很年轻。我就喜欢这样子的，胖子。明天。”
“什么明天？”我问。
“明天我们去找她。你去把她给我找来。记住那个酒吧，我的上帝。”他继续在桌子底下跺着脚，笑着。“太好了。”
“可是，我……”
“你。你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哦噢，你也不知道。说什么鬼话呢？跟她说了吗？跟那个女人说了吗？”他笑着，很是得意。“没什么可怕的。你跟她说实话，不添油加醋，也不隐瞒什么。她回说十，你就砸她十五。你怕什么？碰上拉皮条的了？”
“还真就是拉皮条的。我本来不想说这个。我不知道。就这些。”我难过地辩解说。
“我可千万别一下变成了傻瓜。”他的声音变了，在以往的自信中有了一丝焦急和渴望。他的手动了动，像是要拉我的胳膊，还没有碰到我时又停了下来。“有什么麻烦吗？我并不想强迫你。可是，有什么不好办的？我们去那儿，你去和她谈，再陪我进去，然后你等着我，这事就办成了。一个小时都用不了，这你还不明白？”
“明白，先生。”
不属于我的世界
他要在回旅馆前先吃晚饭。在一家很冷清的餐馆里，只吃了一点儿火腿和蛋汤他就饱了，汤里的那个鸡蛋也没有吃。他几乎一言不发，有些心不在焉，香烟放在烟灰缸边任其冒烟。对我点的菜和提的问题他也没有一点儿兴趣。
不过，回旅馆的途中他又来了情绪，吹起了口哨。我听出是一首老歌。竹竿在我们面前欢快地挥舞着。
天空已呈暗绿色，远处沿着不高的山势，红灰色的房舍高高低低呈阶梯状，显得十分突出分明。望着眼前的一切，我突然觉得，这些似乎都与我不相干。这是一个不属于我的世界，甚至是一个与我对立的世界，突然之间它就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上楼前，他还要喝一点儿，我不得不陪他到酒吧，等他喝完。吧台后面的小伙子不屑地看了看我们，摆弄着他的账本。
“为什么是明天去而不是马上就去？”我试探着问，“现在去不更好吗？趁我们还在这里。明天我们就得离开了。”
他不同意，他的声音显得遥远而微弱。
“不，今天晚上不去。不能晚上去。再说，我还没准备好。我得考虑考虑。我们明天夜里离开。下午，穿上我们的新衣服，我们就会朝气焕发、精神抖擞。听我的，胖子，一定错不了。”
“是的，先生。”
上楼后，在房间里我一直陪在他身边。短短几分钟里，他飞快地敲着竹竿四处探查，熟悉环境。一大包新衣服已经放在椅子上了，包装得相当漂亮。
“明天我们拿出来试试。不必着急。”他累了。“行李箱在台子上，对吧？这样就行了。去吧，半小时后我叫你。”
我坐在床边等着，不敢脱衣服。叫我的时候，他已经穿着睡衣躺下了，戴着手套的左手放在被单外，烟灰缸、怀表和香烟都放在了伸手可及的地方。
“你买了一份报纸。是都灵的吗？好极了。这家报纸常常会刊登一些世界上最好的征婚启事。你坐下，坐舒服些。”他说。“快点儿念吧。”
我开始念：“高个女子，银行职员，北方人，39岁，喜欢体育，人际关系好，欲寻高个男士……”
我一直念完两个栏目，他都没有打断我。我嘴都念干了。
他在吸烟，挺专注的样子，嘴边不时掠过一丝笑意并发出难以理解的嘟哝。他嘲讽地应和，做作地同情，嘴不停地嚅动，手在空中挥舞。洁白的枕头映衬着他的脸，在房间苍白的灯光下，那张脸呈现出青灰色。
“你把那个挺可爱的，身高1?郾5米、有艺术气质的剪下来。”最后他说。“条件不错。我的行李箱的隔袋里有一个大信封。你剪下后放到那个大信封里。我收集那些最幽默，最诙谐的，有上百个了。情绪不好的时候，翻出来读读挺好。”
我照他说的做了，然后在床边站了一会儿，可以听到墙那边电梯在运行，随着隆隆的噪声电梯上来了，电梯下去时声音越来越小，一直到没有一丝声响。
“你去吧，胖子。晚安。”他有些懊悔。“噢，不。我忘了一件好事。”
他拿出一个纸夹，里面有印着旅馆地址的信纸和信封。
“你有笔吗？”
他把纸夹放在膝盖上，用戴着手套的那只手按住，展开纸，用右手食指小心地摸了摸纸张的大小，然后开始写起来。他写得很慢，很大的字母一个接着一个，字母与字母之间是分隔开来的，第一个是大写字母M，然后是字母e和r，再一个是d……
从记忆中永远除掉
为了不写到纸外面，最后一个字母的一竖有点儿歪了。
“是写给表姨妈的。你还记得我那个表姨妈吗？”他把纸夹递给我。“你不必生气。在她来说太习以为常了。她高兴啊，假装生气，然后向男爵抱怨，男爵就疯个不停。明天，我们别忘了把信寄出去。我告诉你地址，你来写。”
我写的时候，他使劲笑，但笑得很冷漠。
“现在你走吧，去睡吧，只要你能睡得着。”他懒懒地摆了摆戴着手套的那只手后又加了一句，“我得把它拆下来。我真想把脑袋也拆下来。”
“如果您愿意，我来帮您。”我说。
“不要那么荒唐可笑！”他突然发作了，咬牙切齿地喊起来，“首先，不能做伪君子。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做伪君子？你是死人，冷血动物，造粪机。你就是那样活了20年！你，所有像你一样的人，我根本不把你们放在眼里。你们就是一群无赖，一群废物。你们的同情与怜悯只能表明，你们只不过是每个星期天都去教堂的蠢货。滚，去打你的呼噜吧。我已经好好研究过你了。我知道，你以为堵住你的嘴不说话就救了你了。滚开！别以为你现在可以离开我。要是我发现你走了，在你剩下的服役期里，我会好好收拾你。滚！8点起床。”
我被骂得昏头涨脑，惊愕多于气愤，拖着脚一步步回到自己房间。
房间里很热，有股陈腐的酸臭味。我推开窗户。窗下，一条小巷淹没在黑暗中。城市的嘈杂声涌了上来，更多的还是附近火车站尖利刺耳的噪声。我觉得四肢酸痛麻木，可又没有一点儿睡意。我靠着窗台，想抽最后一支香烟，尽量不再去想自己现在的处境。
夜深的时候我醒了，立刻被不明所以的恐怖攫获。
另一个房间的灯还亮着，这使我看清了门和橱柜所在的位置。我蹑手蹑脚地走过去看了一眼。
他睡着了，摊手摊脚地很放松。一种专用白布裹着他的左臂残端。那张脸不再有墨镜遮盖，像揭去了一个面具，那场大祸留下的痕迹彻底显露无遗。
一小瓶威士忌放在小桌上，旁边是一个小药瓶。安眠药，肯定是。我咳嗽了几声，拍打了几下椅子。他依然睡着，一动不动。
我尽量不再看那张脸，站在房间中央。我看到，很多领带整齐地摆放在一个盒子里的上等羔皮纸上，那个盒子放在行李箱里。箱子底部的衬衫下面，箱子的衬布里面是一把尖利的三棱刀和一把左轮手枪。另外还有两瓶酒。
我听到背后传来他的呼吸声，很细很轻。
卫生间里，一些杂七杂八的小东西摆放在洗脸池边上：牙刷和牙膏，一块海绵，花露水，一块还未拆封的香皂，两把毛刷。
我闻了闻花露水，从丢在桌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
我觉得自己又傻又可怜，但很快又被一阵蔑视和复仇的快感俘获。但是，我没有勇气去打开那包新衣服。在行李箱旁边，我看见了他的证件，上面写着，年龄：39岁。姓名：法乌斯托·G。
我怔住了，两种想法在我的头脑中纠缠。一种是，再大胆地去研究研究他的那张脸；另一种是，希望在我的头脑中马上把它除掉，并且是从记忆中永远除掉。
我不再去想，胆怯地放弃了。
我回到自己房间，坐在床边，手指间夹着一支淡而无味的香烟。
一线微弱的天光透过了百叶窗的缝隙。两声尖利的火车汽笛声划破了四周的寂静。
我可能坚持不到最后，我在想，但那是我从十分警觉的遥远记忆角落里搜罗出的一些想法。
我重新睡下，闭上眼，脸颊依然感觉到热乎乎的。
讥讽世间万物
他用竹竿挑着垂到皮鞋上的裤脚，仔细将两个裤脚的外翻边先后弄得整整齐齐。
“长短合适吗？也许有点儿短？”
“正好。”我回答。
他顾自转了一圈，在窗户透进的阳光下，一身亚麻套装显得格外白。
看他系着深色领带，戴着墨镜，手僵硬地放在胃部，我觉得眼前的这一形象好像不太真实。他像一张底片上的影像，突出于世间万物之外，以讥讽世间万物，使它们更显平庸，更显遥远。
他又耸了耸肩，摸摸露出了蓝色衬衫袖子的外衣袖口。
“你敢肯定，我不像卖冰激凌的小贩？不像医院的护工？”他动作僵硬，但挺高兴。
“好极了，无可挑剔。”
他做了个鬼脸。
“好吧。不过，亚麻衣服会起皱的，这是规律。”
他又坐到床边，使劲扭了扭身体放松了一下，然后飞快地把腿伸直，然后再弯回来，这样反复做了几次。
“现在再看看。”他又站了起来。
“好极了。”
“你就不会说别的。”他不信任地抗议说。
“就是好嘛。那我该怎么说？”
“我们走吧。”他说，“你也会很满意的，因为你不用像平时那样裹着军装了。走吧，走吧。赶快逃离这个地方。”
“是的，先生。”
他平静，高兴，但这只是表象，他的嘴唇突然痉挛了一下，声音中搀杂的亲切和礼貌泄漏了他的焦急和不安。
“一杯酒，一杯咖啡，一切就绪。”我们等电梯的时候，他还在笑。
一刻钟后，我们踏上了一条与港口平行的小马路，两旁是一些门脸潮湿昏暗的小酒吧、黑洞洞的店铺和散发着油烟气的餐馆。地上，到处是早市散后遗留的烂菜叶和破纸。头上，是高高低低的屋顶勾画出的一窄条天空。从熏黑了的窗洞里传出一些广播声和音乐。一个拿着照相机的老夫人正要离开一个大门洞，谨慎地审视着我们，最终还是决定暂时不动，像根树桩一样站在那儿。
“什么也没有？”
“没有。刚两点。真糟糕。”我答道。
“也许这个时候不合适。人们都还在吃饭。我们是不是来得太早了？”他表示怀疑。
我觉得他并不是在真的问我，就没做声。
他突然停下脚步。
“你听着，我不喜欢这样。这算什么。”他一字一句地说。“你去找一个咖啡馆，我在这里等着。你去找你的，然后回来接我。行吗？”
“也许这样最好。”
我把他留在一间酒吧的吧台边。他都出汗了，好像抽烟过多后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
“不要讨价还价，要多少就给多少。”他再次叮嘱，喘息着，声音很低。
我走完了整整一条街，因为他伤害了我而气恼，所以越走越快。从我右边通往港口方向的一些阴暗窄小的街巷看过去，可以远远地看到略显苍白的海面。
走了好一阵，我选定一家音乐声极其嘈杂的咖啡馆。我刚一进去，就有三四个姑娘对我上下打量。我觉得没有一个合适的。我等在那儿，也许其中会有一个人主动走过来。
突然，我的怒气消失了，有了切实的感觉，有了决心。我清清楚楚地感觉到，这次绝对不会出错。
“我再说一遍，她是专为您挑选的。她叫米尔卡，一个普普通通的名字。她的一个女友去找她了，很快就来。现在先等一等。她家就在这条街上，也就二十来米远吧。”
“是昨天说的那个吗？肯定是她？”
“是她，我跟您说，是她。”我撒谎。
“好吧，好吧。那我们就走吧。”他极不耐烦地叹了口气。
一直到我们爬上一个很窄的楼梯，登上3层，他都没有再说一句话。墙外传来一片嘈杂声。
“我不能不答应付她很多钱。”我说出了数目。
他的一个愤怒的动作阻止我再说下去。
“到了。这里只有这一个大门。”我停下来。
“等一下。”他有些焦躁不安，从衣袋里掏出一只白线手套，很快给左手戴上，哆哆嗦嗦地把每个手指都整理妥当。
“我穿戴整齐了吗？告诉我。”
“当然。当然。”
“不对。天太热了。”他反对，已经显得精疲力竭。“该死的毛巾，为什么不肯出来？按门铃吧，还等什么？按门铃。”
因为擦汗，他有些手忙脚乱。
终于有了信任感
一个女人打开门，挑剔地看着我们。她身上的气味立刻把我们包围起来，令人感到十分讨厌。
“你留在这儿？”她向我指了指厨房。然后提高了声音，“巴尔巴拉，你在哪儿，巴尔巴拉？你过来陪陪这位漂亮的先生。”
我在桌边坐下，对面是擦得锃亮的煤气灶。阳光透进来，照得厨房里的金属器皿闪闪发光。我听到那边扑通的一声，肯定是他碰到了什么家具。
阳台门后，一只眼睛在偷看，然后露出一个小姑娘的半张脸。小姑娘的上身没穿衣服。
她迟疑着走过来，两只小胳膊紧紧背在身后。
“你没有给我带冰激凌。”她说。
“我不知道会见到你。”我笑笑，“下次吧。明天。”
“都这么说。要是我妈妈不给我买，我根本就吃不着冰激凌。”她撅着嘴抗议。
她站在那儿使劲摇晃，后来终于有了信任感，来到桌旁，下巴放到桌上，双手巴着桌边。她身上散发出一股爽身粉的味道。
“9月我就可以看到蜥蜴了，你知道吗？”
“真的？”
“真的。我不说谎。”她继续说，“9月我们就走，去海边，是离这里很远很远的大海，可不是这儿这个脏兮兮的大海。我们要去一个村庄，那里的墙头上到处都是蜥蜴。”
“好样的。你和蜥蜴干什么？”
“不干什么。”她笑道，“它们不让抓。”
“有时候让抓。你抓住它，用一根小细绳捆住，然后牵着它到处溜达。”
“你傻啊你。”她生气了。“蜥蜴不会让捆的，它们不是狗。”
“哦，这倒是真的。”
“不许告诉妈妈说我说你傻。你真的不会告诉她吧？”
“我不告诉。”
“你真心发誓？”
“我发誓。”
对于突如其来的友好和理解，她感到挺满意，眼睛转来转去，头也摇来晃去。
“如果你给我50里拉的钱，我就让你看伤口结的痂。”她要抬起贴了橡皮膏的那条腿。
“你不能随便揭开，否则就长不好了。”我教训她。
“今天在院子里，我揭开了两次，为的是赚10个里拉。可是，第二次，一个男孩子看了就跑了，没有给我钱。我再也不和他玩了。”
我点燃一支烟，她立刻转身跑去，在厨房里找来一个小烟灰缸。
“要是妈妈看到搞得乱七八糟，会骂的。”她解释说，同时又将下巴放到桌上。“你知道她说什么吗？她说，男人都是坏蛋。”
“哦，我懂了。”
“她总这么说。男人全是坏蛋。她还说：你叫巴尔巴拉，巴尔巴拉和胡子巴尔巴的发音差不多，可你长大了不会有胡子。多可笑。”
“巴尔巴拉，这个名字很好听。”
“可是我更喜欢叫玛利亚。你知道吗？死了以后我就会变成圣母玛利亚，那可是真的圣母玛利亚，不是一座塑像。”
她用指尖轻轻地挠着胃部。
“昨天夜里蚊子在我这儿咬了一口。就是这儿，看见没有？”她指点着，挺身给我看。
“没看到啊。”
“就是咬了。蚊子咬了我，妈妈就会给我擦药膏，凉凉的，直打哆嗦。”
“你别去抓。”
“我就抓，就抓。”她伸出舌头。
“如果你这样，就变不成圣母玛利亚了。”我说。
“不对，我就是会变成圣母玛利亚。”她跺着脚反驳。“我死了以后就会变。你，你什么时候死？”
“不知道。”我笑了。
“你没有胡子，你还没有老到该死呢。”她在思索。
我伸手想抚摸她一下，但她灵活地向后跳开了。
“我会显圣创造好多奇迹。”她尖声叫着。“我一被叫做圣母玛利亚，你就会看到我创造的奇迹。”
“好样的。”
“我要创造10亿个奇迹。我会穿金的戴银的，100个圣人围在我身边。”她的眼睛仍然转来转去。
“肯定是这样。”我说。
“至于那些坏蛋男人，我要把他们统统都赶到地狱里去。”她高兴地总结说。
“也包括我吗？”
“不知道。”她不屑一顾。“可是你没给我带冰激凌来。”
我站起身，她立刻退回到阳台门边。
“你要走吗？”
“还不走呢。”
她在那儿重重地走了两步，故意弄出些声响。
“门被钥匙锁上了，门被钥匙锁上了。”小女孩笑着低声哼唱。
“是吗。”
“要是有先生在，我妈妈总是会用钥匙锁上门。你是和一个先生来的吧？”
“是的。”
“那你就得等妈妈出来了。你要是想让她出来我就喊，我一喊她马上就会出来。”
“不，”我又坐回去，“我们在这儿挺好。”
一个女人走来
她又回到桌前。一缕阳光照射下，她那几近金色的发辫闪着光亮。
“你去幼儿园吗？”我突然想到了这个问题。
“去幼儿园的，可是我总生病。我每次去都生病发烧。”她有些不快地答道。“我妈妈就不愿意送我去了。她说，今年让我去奶奶那儿。我不喜欢那个奶奶。你知道吗？”
“哦。”我说。
“是的，就是不喜欢。她是个老太婆，老是祈祷，祈祷，什么也不懂。从来不送我礼物，而且老是哭个没完。我妈妈可给我买了很多洋娃娃。你知道买了多少个吗？猜猜看。”
“我不知道。大概有10个吧。”我试探着。
“15个。”她笑着大喊。“没有人猜到过，从来没人猜到过。15个。有一个大极了，比我还大呢，是黑人娃娃，全身都是黑的。我不喜欢那样的，不算它。抱着那个黑娃娃，我根本睡不着觉。”
我听到一阵水的响声和说话声，随着一声叹息一个女人走来。
“到阳台上去，巴尔巴拉。”她说。
“不，不去。”小女孩很犟。
“你也来杯咖啡吧？”女人看也没看我一眼就建议，并且已经在煤气灶那儿忙碌起来。“你说说看，你那个朋友是不是有点儿过于神经质了。他和你说过吗？”
“他只是有点儿古怪。”我回答说。
“古怪，可不是嘛，他也是个可怜人啊。”她在摆弄咖啡机。她有一双大手，没有涂染过的手指甲苍白。“不过，他还算是一位先生。随你怎么想，他都是一位先生。挺富态的，哦，我想说的是，他很有钱。巴尔巴拉，你到阳台上去。”
“不去。”小女孩跳着脚抗议，“我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就不去。”
“快去，要不我就叫巫师了。”女人嘟囔着。
她的脊背厚实有力，露在晨衣外面的胳膊丰满有劲。小女孩慢慢退到了阳台门边。
“我再也不相信巫师了。贝法娜①我也不信了。我不信，我不信。”她张大了嘴，使劲喊。
“你，你不和我来一下，小先生？”女人转过身来笑着，那双黑眼睛一直在打量我。“就10分钟，来吗？噢，你为你的朋友害羞。”
“今天不了。”我不知所措，有些慌乱。
“随你的便吧。不过，你错了，你也是个小气鬼。我可不是那种固执的人。”她懒洋洋地笑着。“好，咖啡好了。这个破咖啡机一次只能出一杯半。半杯你够吗？”
“够了，谢谢。”
“这杯我给他端过去。好，如果你不和我来一下，那你们就快点儿走吧。你，巴尔巴拉，小心点儿，要是再像刚才那样乱跑乱叫，今天晚上就别再想看电视。”
走到门口，她压低了声音：“他不是在战争中受的伤，对吧？他太年轻了。那是怎么搞的？算了，不说他了，反正这个世界够讨厌的。他为什么不结婚？我想，他的抚恤金一定很多。”
起身离开之前，我试图挥手告别，可是小女孩猛敲玻璃，在阳台上撅着小嘴盯着我，并不回应。
我们在街上走了好长时间。天很热，他对此好像毫无感觉，脸朝天仰着，竹竿也不再向前探，而是紧紧地夹在腋下。
他不和我说话。我们在人行道上走着，有时紧贴着墙。总有一些殷勤的人慌忙给我们让路，这让我挺开心。我们绕着一个很大的长方形广场走。广场中央有几处小花园。我感到热气蒸腾，街上的嘈杂声也听不见了，不那么让人讨厌了。
行李箱里的左轮手枪，我已经麻木的大脑突然想到了它：这几天只要他不掏出来打一枪，鬼才知道他的心里想些什么。
“您为什么不结婚？”我们坐着抽烟，面前摆放着两份冰激凌，我这样问他。
“嗯？”他的脸色变了，冷冷的，不过马上就恢复了平静，觉得识破了圈套，“你想揪什么小辫子？猜测中彩号码？”
“我只是问一问，应该是很自然的。”
“自然。”他冷笑着，咬牙切齿。“愚蠢。结婚。你就像我的表姨妈一样。”
“我不明白为什么。”
“爱情不是玉米粥。说什么结婚就会高兴，当然结婚比上吊好。”他笑着继续说，“你整个一个就是我那位表姨妈，靠谚语格言为生。可她都已经70岁了。你不害臊吗？”
都是优秀的姑娘
他把冰激凌杯插进左手两个有些弯曲的手指当中，白线手套已经摘去，然后拿起小勺搅拌。
“我就该遇上你这么一个老朽的正统小伙子。”他说。
“我没有老朽。我会思考，或者说，至少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不过如此。”我就要这样回复他。
“你会思考，所以你让人讨厌。如果你古怪一些也许更好。”他依然在冷笑。“我更喜欢那个普普通通的文盲，或者，至少是一个怪人。可偏偏不是，正好相反，给我派来一个会思考的人，可他一张嘴就是一大串傻话。”
我宁愿不动声色地忍受他的这一套。离我们不远的一张桌旁，两个小伙子不再埋头用吸管喝他们的饮料，抬起头来，认真地看着他。
“不过，世界上到处都是优秀的姑娘。”我又说。
“是吗？那你们去把她们搞到手，去享用她们吧！”他大声打断了我。
“没有必要从报纸上的征婚启事里去寻找合适的。”我不想憋着不说。
他生气地挥着香烟，被大拇指和食指捏着的香烟已经熄灭。
“你这么说，是因为你已经觉得我脑子糊涂了。”他说，然后在寻找字眼。“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随你敞开了去想。如果你想听，那我就告诉你，那些女人总是给我这种印象，和妓女们更好。不过，你，你想都想不到。我们这算什么国家！一切都那么可笑。没有一样运转有效，你能给它创造什么？关闭妓院，可那是它唯一真正有效益的机构。”
那两个小伙子为了看我们，身体扭着歪了过来。他们在偷笑。
“你知道我为什么还没被杀吗？”他问。
“不知道，先生。”
“因为我就是被大卸八块死了，也不会给别人造成麻烦。”他尖声大喊。不过，他马上又说，“这冰激凌太糟糕了。一离开都灵就不吃甜食了，甜馅饼之类的也不吃。在你的日志里记上这一条。”
“您不会死的，先生。”我说。
“什么？”
“我知道，我这样想有些愚蠢。可是，我就是这样想的。我无法解释清楚。我觉得您根本就不应该死。”我有些慌乱困窘。
“多漂亮的恭维啊。多美好的祝福啊。”他有些困惑不安地笑了。“你不会带来晦气吧，胖子？”
“我看见左轮手枪了。”我低声说。
他震惊了。
“是的，先生。是的，昨天晚上，您睡着了，我看了您的行李箱，因此看到了左轮手枪。”
他拉长了脸。
“胆小的杂种。”他低声说。
“对不起，我管了闲事，不过我做得对。”我不甘心。
“可恶的叛徒。无赖。”他焦虑不安，尽量控制着自己，右手抓住桌布边不停地揉搓。
“您要怎样处置我，可以告诉我。”我要保护自己，尽力使声音不颤抖。“但是，我那样做了，我并不后悔。在一些事上我得负责。”
“你根本不必负责，你没有任何权利，一点也没有。”他大声喊叫，冷若冰霜。“我要狠狠地揍你，扒了你的皮。”
“您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办吧。”我还在努力。“不过，我不是您的勤务兵，也不是您的保护伞。我不能承受一切。”
他脸上掠过一丝微笑。
我不是那种人
“你会承受的，”他一字一顿地说，“就是为我承受。我会考虑怎么处置你。你只有一个逃避的办法。知道是什么吗？溜走，赶快溜吧。”
“我不是那种人。”
“你是。傻瓜。起立，齐步走。逃吧，快点儿溜吧。让我们看看你的勇气。我保证不喊，不追。小姐。”
他举着竹竿摇晃。两个小伙子此时紧紧盯着我们，有些理解，又觉得可笑有趣。竹竿又落到小桌上。
“加油。等什么呢，快溜啊。你认为有必要吗？你比一个累赘无用的人更无能。滚。”
“我不会是那种废物。”
“不是废物。那是很需要勇气的。那是一种你从没听说过的东西。‘是的，先生。’这样说你觉得很舒服。悄悄地翻，找，那不就是小偷干的事吗。好啦，现在你走还是不走？”
“不走。”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想在合适的时候再走。你就是这样想的。”
“随您怎么想，先生。”
他勉强笑了笑。
“可怜的傻瓜。我有上千种想法，你还没开始想我就已经想到了。所以你要当心些。也可能我先溜了。那样的话，你就只能呼哧带喘地追我了。”
我没再说什么。当时我是既气恼又有点儿刻毒的满足。气恼的是，他竟把我逼到了这种地步，满足的是，最终我还是做到了不再沉默。他还在上下舞动竹竿，吃力地喘息着。
那两个小伙子站了起来，离开之前还停下来深深地看了我们一眼。我以傲慢的手势回敬他们，示意他们应该从花园那边出去。我听到他们还在笑。笑声渐渐远了。
“我们该回旅馆了。为了那些行李，我们得回去了。”过了一会儿，我坚定地说。
他站起来，我们来到街上。我们走得很快，什么话也不能说。
我累极了，头也觉得昏沉沉的，不过还能够保持速度不减。他的胳膊挽着我，现在他想让我再次表现出怜悯之意。但我不那样想，我能坚持，尽管我对自己这种荒唐的坚持感到羞愧。
在一个十字路口，人很多，拥挤得不时相互碰撞。但是，他既没有咒骂我，也没有责备我。我也根本没想说一句道歉的话。
城里到处充塞着噪音，连续不断轰轰隆隆的声音让人心烦意乱，近黄昏时的天气愈加闷热难耐。夜晚即将来临，使每个人的步伐和动作都更为急切。突然，在一个拱廊里，我看见一部电影的一些彩色大海报。画面上，一个女人端着冲锋枪，背景是一个巨大的黄色塔式建筑，那个女人显得十分突出。
他吹着口哨，嘴唇收紧，下巴噘着。后来他不吹了，突然激动得大笑起来，不过是那种没有声音的大笑，声音像是被憋在了胸腔里。
城墙那边，冷漠的城市上空回荡着港口的汽笛声。
在旅馆酒吧里，他坐在高凳上休息，左手猛敲吧台，对一个侍者都不在表示无声的抗议。远处玻璃窗透进的最后一缕阳光照在他的墨镜、额头和头发上，使他显得分外突出。
“你走吧。”他刚刚低头喝到威士忌时就这样对我说。“我就留在这儿，开车之前我就一直在这儿。你逛去吧，爱去哪儿就去哪儿。”
他的手在颤抖，虽贪婪也还是有所节制地喝了第一口酒。亚麻上衣的后背已经是皱皱巴巴的了。
在旁边的大厅内，我深陷在一张沙发里，已经什么都不再想了。
欺骗自己太过愚昧
……也许都该归咎于我的谦逊。想方设法地欺骗自己太过愚昧。这样做毫无用处。因此，我只能指责自己的谦逊，也就是自己的平庸……否则我本来是能够理解真正的智慧和真正的反抗的，尽管他那些非常荒唐恶毒的话也能触动我内心中的某些东西。同情没有用，因为仅仅是相互同情毫无作用，需要的是一种理解世界、理解生活的不同方式。那是一种从极其隐秘的角度看待和理解生活的不同方式，是一种敢于嘲笑生活，嘲笑生活中的一切 —— 无论其好坏 —— 的不同方式。就像他能做的那样，尽管他太凶狠，太刻薄……也许我只是一个可怜虫，一个无能的人，只是被他那一点点自负的推理拖着走，连青年时期的冲动都享受不到，且不论那些冲动是好是坏……
我这样想着。疾驰的火车扑向黑夜。他在他那个角落睡着了，头垂着，随着车厢的晃动轻轻地摇着，右手放在怀里。他喝得太多了，一直喝到动身，而一上火车就不得不吃些药。
火车汽笛的啸叫划破了夜间的宁静。
我认真地看着他，上下打量着。他脸上的伤疤和小洞凹凸不平，领带打得齐整漂亮，右手腕瘦弱无力，腿脚灵活结实。火车的速度加快了，他也摇晃得更加有节奏且很优雅。我发现，这种优雅构成了完美的包装，将其内心的失望和愤慨包裹得严严实实。
因为他是那么善于摆脱自己的烦恼，我对他有些说不清楚的妒忌。
我突然又想起来，还有他的那些恶言恶语和那些轻蔑的态度。我终于明白，他的那些言行是如此古怪，会引发如此不同反响的神秘情感。恰恰是这一点让人觉得可笑。我使劲憋着，生怕自己笑出来。
谁能知道，在那个家里，和他的表姨妈、猫、走廊和橱柜里的威士忌一起，他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仍然在想。但是，无论什么样的猜想和推测，我觉得都是不可能的。在都灵的大街小巷、广场和任何地方，我都想象不出他是个什么样子，也看不出他会是个什么样子。也许，对于他来说，这次旅行也意味着暂时逃避那种一成不变的地狱般的生活。
我觉得，不知道反而更好。
我来到车厢走廊，黑暗的车窗映出我的身影，轮廓模模糊糊。我贴近车窗，极力看着外面的黑夜，那是一种空洞的黑暗，间或有村镇黯淡的墙壁在强光照耀下跳动闪现，那片黢黑就像被利刃划破了一般，过后立刻又恢复为一片漆黑。
车窗玻璃上是我的影像，额头紧贴玻璃，眼圈发黑，眼皮肿胀，湿润的眼睛一下又一下地在眨动。
我又想起他睡在旅馆床上的样子，那时他不再戴墨镜，枕头映衬着他脸上杂乱的伤痕。
我已经吃过饭。我被说服没有穿军装。这身新衣服使我感到高兴。我突然想到了刚才的窃笑，这使我感到舒服。
我想到一些让人感到亲切的东西，打算过后告诉他，要么明天到罗马后再告诉他。也许，一种特殊的亲切和热情既有助于他，也有助于我。我并没有想到一些特别的动作或字眼，但是，这个还不太明确的决定已经足以让我高兴了。
亲切热情，对，或许还要再加上一点儿幽默，我应该尽量这样做，这才有益于我们的这趟旅行。
火车上人并不多，每个包厢里也就三两个人，几乎所有人都睡着了。只有顶头包厢里一个老夫人捧着一本打开的书。陈年灰尘的味道以及新上过油的门把手和其他一些铸铁零件并不让人觉得讨厌。到罗马之前我们的火车还会在途中停两次。明天一大早我们就到站下车了。
我不看表。躲进这只旅行的贝壳无所事事，这让我很是高兴。在没有任何事必须去做的宁静中，想象着要去的城市，这太令人感到惬意了。我提醒自己，至少要给家里寄两张明信片，一定要从罗马寄出。
我转过身再看看他。他仍在他那个角落里，一动不动，右手盖在戴着手套的左手上，头随着火车的晃动不停地摇摆。我觉得，一切正常，我的心情更好了。
一阵剧烈的晃动惊醒了他。他的手立刻去摸索香烟。
“啊哈，胖子，你还活着？”他打着哈欠说。
“您没睡多久。”
“我搞错了。我吃的是维生素，不是安眠药，天啊。我大概是喝得太多了。”
“可不是吗。”我笑了。
他也笑了，边咽下醒来后嘴里的苦涩。
“你怎么样，睡没睡？”
“没睡。不过我挺好。我还吃了点儿东西。人很少，挺让人放心。”
“人多也可以放心。”他顺着我的意思说。
“我们在罗马要呆很长时间吗？已经过了两天了。”我问。
他叹了一口气。“我有个堂兄弟是神甫。一直给我写信。我得和他见上一面。比萨过了没有？”
“还没有。”
他想改改嘴里的味道，又做了个怪样。
“有块糖就好了。我就是想要这东西，可是没有。”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酒瓶，然后，非常亲切地说，“你先来一口。”
“谢谢。”
夜色渐渐退去，也许比萨快到了，一列火车与我们轰然交错而去，闪过一片五光十色。
“我曾经有过一个大乳房的姑娘，是那种大傻瓜式的姑娘。”他撅着嘴嘟囔着。“睡觉的时候，她自己翻身，用她那玩意儿扇我一耳光是很正常的。你想想，那过的是什么日子？”
我们开始大笑。他又喝了一气，把酒瓶递给我。我递还给他以后，他并没有把酒瓶放回口袋。
“记得是我的一个上校说的吧？是他说的，我敢发誓。他说，战争期间，在非洲的战争，还是在俄罗斯的战争，我记不起来了，一个小中尉，打牌老是输，因而负债累累，所以总是自愿承担一些毫无意义的行动。每次行动之后都会给些奖励，其实就是那么一丁点儿钱，如果活着回来，马上就给。他怕得要死，可他更害怕没有牌打。就这样，他竟捞了两个银质奖章和一次提升。”
火车缓缓驶向比萨。天也终于渐渐亮了。污浊混沌的山谷中升腾起一股红色的烟雾，使丘陵粗犷的山脊更显突出。那烟雾可能来自一家铸造厂，要么就是一家水泥厂。
“是啊，必须活着，必须拥有生命。”他心情阴郁地叹息着，嘴唇在微微颤抖。
不留任何周旋的余地
从比萨上来的先生提了一个崭新的行李箱。他是高个子，年纪不小，头发斑白。坐下后，他有礼貌地笑笑点头同我们打招呼，然后打开报纸看起来。
“我们的票查过了，胖子。”他说。
先生抬起眼睛，试图从报纸上方送过来一个更为强调的微笑。
“我看到这个包厢几乎是空的。”他很温和，“不过，也许是打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