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风度翩翩的男人从小汽车上走下来,吸着英国纸烟。他注意着这个戴着男式呢帽和穿镶金条带的鞋的少女。他慢慢地往她这边走过来。可以看得出来,他是胆怯的。开头他脸上没有笑容。一开始他就拿出一支烟请她吸。他的手直打颤。这里的种族的差异,他不是白人,他必须克服这种差异,所以他直打颤。她告诉他说她不吸烟,不要客气,谢谢。她没有对他说别的,她没有对他说不要罗嗦,走开。因此他的畏惧之心有所减轻。所以他对她说,他以为自己是在作梦。她没有答话。也不需要答话,回答什么呢。她就那么等着。这时他问她:那么你是从哪儿来 她说她是沙沥女子小学校校长的女儿。他想了一想,他说他听人谈起过校长夫人,她的母亲,讲到她在柬埔寨买的租地上运气不佳,事情不顺利,是不是这样 是的,是这样。
他一再说在这渡船上见她真是不寻常。一大清早,一个像她这样的美丽的年轻姑娘,就请想想看,一个白人姑娘,竟坐在本地人的汽车上,真想不到。
他对她说她戴的这顶帽子很合适,十分相宜,是……别出心裁……一顶男帽,为什么不可以 她是这么美,随她怎样,都是可以的。
她看看他。她问他,他是谁。他说他从巴黎回来,他在巴黎读书,他也住在沙沥,正好在河岸上,有一幢大宅,还有蓝瓷栏杆的平台。她问他,他是什么人。他说他是中国人,他家原在中国北方抚顺。你是不是愿意让我送你到西贡,送你回家 她同意了。他叫司机把姑娘的几件行李从汽车上拿下来,放到那部黑色小汽车里去。
中国人。他属于控制殖民地广大居民不动产的少数中国血统金融集团中一员。他那天过湄公河去西贡。
她上了黑色的小汽车。车门关上。恍惚间,一种悲戚之感,一种倦怠无力突然出现,河面上光色也暗了下来,光线稍稍有点发暗。还略略有一种听不到声音的感觉,还有一片雾气正在弥漫开来。
从此以后我就再也不需搭乘本地人的汽车出门了。从此以后我就算是有了一部小汽车,坐车去学校上课,坐车回寄宿学校了。以后我就要到城里最讲究的地方吃饭用餐。从此以后,我所做的事,对我所做的一切,我就要终生抱憾,惋惜不已了;我还要为我留下的一切,为我所取得的一切,不论是好是坏,还有汽车,汽车司机,和他一起说笑,还有本地人乘的汽车车座后面那些嚼槟榔的老女人,还有坐在车子行李架上的小孩,在沙沥的家,对沙沥那个家族的憎恶,恐惧,还有他那很是独特的无言沉默,我也要抱憾终生,只有惋惜了。
他在讲话。他说他对于巴黎,对非常可爱的巴黎女人,对于结婚,丢炸弹事件,嗳呀呀,还有圆顶咖啡馆,圆厅咖啡馆,都厌倦了,他说,我么,我宁可喜欢圆厅,还有夜总会,这种"了不起"的生活,这样的日子,他过了整整两年。她听着,注意听他那长篇大论里面道出的种种阔绰的情况,听他这样讲,大概可以看出那个开销是难以计数的。他继续讲着。他的生母已经过世。他是独养儿子。他只有父亲,他的父亲是很有钱的。他的父亲住在沿河宅子里已有十年之久,鸦片烟灯一刻不离,全凭他躺在床上经营他那份财产,这你是可以了解的。她说她明白。
后来,他不允许他的儿子同这个住在沙沥的白人小娼妇结婚。
那样的形象早在他走近站在船舷前面白人女孩子之前就已经开始形成,当时,他从黑色小汽车走下来,开始往她这 边走过来,走近她,当时,她就已经知道他心有所惧,有点怕,这,她是知道的。
从一开始,她就知道这里面总有着什么,就像这样,总有什么事发生了,也就是说,他已经落到她的掌握之中。所以,如果机遇相同,不是他,换一个人,他的命运同样也要落在她的手中。同时,她又想到另一件事,就是说,以后,那个时间一定会到来,到时对自己担负的某些责任她也是决不可规避的。她明白,这件事决不可让母亲知道,两个哥哥也决不能知道,这一点在那天她就已经考虑到了。她上了那部黑色的小汽车,她心里很清楚,这是她第一次避开她家做的事,由此开始,这也就成了永远的回避。从此以后,她发生什么事,他们是再也不会知道了。有人要她,从他们那里把她抢走,伤害她,糟蹋她,他们是再也不会知道了。不论是母亲,或是两个哥哥,都不会知道了。他们的命运从此以后也是注定了。坐在这部黑色小汽车里真该大哭一场。
现在,这个孩子,只好和这个男人相处了,第一个遇到的男人,在渡船上出现的这个男人。
这一天,是星期四,事情来得未免太快。以后,他天天都到学校来找她,送她回宿舍。后来,有一次,星期四下午,他到宿舍来了。他带她坐车走了。
到了堤岸。这里与连结中国人居住的城区和西贡中心地带的大马路的方向相反,这些美国式的大马路上电车,人力车,汽车川流不息。下午,时间还早。住在寄宿学校的女学生规定下午休息散步,她逃脱了。
那是城内南部市区的一个单间房间。这个地方是现代化的,室内陈设可说是速成式的,家具都是现代式样。他说:我没有去选一些好的家具。房间里光线暗暗的,她也没有要他打开百叶窗。她有点茫然,心情如何也不怎么明确,既没有什么憎恶,也没有什么反感,欲念这时无疑已在。对此她并不知道。昨天晚上,他要求她来,她同意了。到这里来,不得体,已经来了,也是势所必然。她微微感到有点害怕。事实上这一切似乎不仅与她期望的相一致,而且恰恰同她的处境势必发生的情势也相对应。她很注意这里事物的外部情况,光线,城市的喧嚣嘈杂,这个房间正好沉浸在城市之中。他,他在颤抖着。起初他注意看着她,好像在等她说话,但是她没有说话。于是他僵在那里再也不动了,他没有去脱她的衣服,只顾说爱她,疯了似地爱她,他说话的声音低低的。随后他就不出声了。她没有回答他。她本来可以回答说她不爱他。她什么也没有说。突然之间,她明白了,就在这一刹那之间,她知道:他并不认识她,永远不会认识她,他也无法了解这是何等的邪恶。为了诱骗她,转弯抹角弄出多少花样,他,他还是不行,他没有办法。独有她懂得。她行,她知道。由于他那方面的无知,她一下子明白了:在渡船上,她就已经喜欢他了。他讨她喜欢,所以事情只好由她决定了。
她对他说:我宁可让你不要爱我。即便是爱我,我也希望你像和那些女人习惯做的那样做起来。他看着她,仿佛被吓坏了,他问:你愿意这样 她说是的。说到这里,他痛苦不堪,在这个房间,作为第一次,在这一点上,他不能说谎。他对她说他已经知道她不会爱他。她听他说下去。开始,她说她不知道。后来,她不说话,让他说下去。
他说他是孤独一个人,再就是对她的爱,这真是冷酷无情的事。她对他说:她也是孤独一个人。还有什么,她没有讲。他说:你跟我到这里来,就像是跟任何一个人来一样。她回答说,她无法知道,她说她还从来没有跟什么人到过一个房间里。她对他说,她不希望他只是和她说话,她说她要的是他带女人到他公寓来习惯上怎么办就怎么办。她要他照那样去做。
他把她的连衣裙扯下来,丢到一边去,他把她白布三角裤拉下,就这样把她赤身抱到床上。然后,他转过身去,退到床的另一头,哭起来了。她不慌不忙,既耐心又坚决,把他拉到身前,伸手给他脱衣服。她这么做着,两眼闭起来不去看。不慌不忙。他有意伸出手想帮她一下。她求他不要动。让我来。她说她要自己来,让她来。她这样做着。她把他的衣服都脱下来了。这时,她要他,他在床上移动身体,但是轻轻地,微微地,像是怕惊醒她。
肌肤有一种五色缤纷的温馨。肉体。那身体是瘦瘦的,绵软无力,没有肌肉,或许他有病初愈,正在调养中,他没有唇髭,缺乏阳刚之气,只有那东西是强有力的,人很柔弱,看来经受不起那种使人痛苦的折辱。她没有看他的脸,她没有看他。她不去看他。她触摩他。她抚弄那柔软的生殖器,抚摩那柔软的皮肤,摩挲那黄金一样的色彩,不曾认知的新奇。他伸吟着,他在哭泣。他沉浸在一种糟透了和爱情之中。
他一面哭,一面做着那件事。开始是痛苦的。痛苦过后,转入沉迷,她为之一变,渐渐被紧紧吸住,慢慢地被抓紧,被引向极乐之境,沉浸在快乐之中。
大海是无形的,无可比拟的,简单极了。
在这一时刻到来之前,在渡船上,那形象就已经先期进到现在的这一瞬间。
那个穿着打补丁的袜子的女人的形象也曾在这房间里闪现。她终于也像一个少女那样显现出来。两个儿子早已知道此事。女儿还自懵然不知。这兄妹三人在一起从来没有谈过他们的母亲,也没有讲过他们对母亲的这种认识,正因为这种认识才使他们和她分隔开来,这决定性的,终极的认识,那就是关于母亲的童年的事。
母亲不知道世界上有这种快乐存在。
我不知道我在出血。他问我痛不痛,我说不痛,他说他很高兴。他把血擦去,给我洗净。我看着他做这些事。他又回来,好像是无动于衷似的,他又显得很是诱人。我心想,我母亲给我规定的禁令,我怎么抵制得了。心是平静的,决心已经下定。我又怎么能做到把"这样的意念坚持到底"呢。
我们对看着。他抱着我的身体。他问我为什么要来。我说我应该来,我说这就好比是我应尽的责任。这是我第一次这样说话。我告诉他我有两个哥哥。我说我们没有钱。什么都没有。他认识我的大哥,他在当地鸦片烟馆遇到过他。我说我这个哥哥偷我母亲钱,偷了钱去吸鸦片,他还偷仆人的,我说烟馆老板的时找上门来向我母亲讨债。我还把修海堤的事讲给他听。我说我母亲快要死了,时间不会拖得很久。我说我母亲很快就要死了,也许和我今天发生的事有关联。
我觉得我又想要他。
他很可怜我,我对他说:不必,我没有什么好可怜的,除了我的母亲,谁也不值得可怜。他对我说:是因为我有钱,你才来的。我说我想要他,他的钱我也想要,我说当初我看到他,他正坐在他那辆汽车上,本来就是有钱的,那时候我就想要他,我说,如果不是这样,我也不可能知道我究竟该怎么办。他说:我真想把你带走,和你一起走。我说我母亲没有因痛苦而死去,我是不能离开她的。他说一定是他的运气太坏了,不能和我在一起,不过,钱他会给我的,叫我不要着急。他又躺下来。我们再一次沉默了。
城里的喧闹声很重,记得那就像一部电影音响放得过大,震耳欲聋。我清楚地记得,房间里光线很暗,我们都没有说话,房间四周被城市那种持续不断的噪声包围着,城市如同一列火车,这个房间就像是在火车上。窗上都没有嵌玻璃,只有窗帘和百叶窗。在窗帘上可以看到外面太阳下人行道上走过的错综人影。过往行人熙熙攘攘。人影规则地被百叶窗横条木划成一条条的。木拖鞋声一下下敲得你头痛,声音剌耳,中国话说起来像是在吼叫,总让我想到沙漠上说的语言,一种难以想象的奇异的语言。
外面,白日已尽。从外面的种种声响,行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杂沓,可以听得出来。这是一个寻欢作乐的城市,入夜以后,更要趋向高潮。现在,夕阳西下,黑夜已经开始了。
这床与寻城市,只隔着这透光的百叶窗,这布窗帘。没有什么坚固的物质材料把我们同他人隔开。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存在。我们,我们可以察觉他们的什么东西,他们发出的声音,全部声响,全部活动,就像一声汽笛长鸣,声嘶力竭的悲哀的喧嚣,但是没有回应。
房间里有焦糖的气味侵入,还有炒花生的香味,中国菜汤的气味,烤肉香味,各种绿草的气息,茉莉的芳香,飞尘的气息,乳香的气息,烧炭发出的气味,这里炭火是装在篮子里的,炭火装在篮中沿街叫卖,所以城市的气味就是丛莽,森林中偏僻村庄发出的气息。
恍惚之间,我看见他身上穿着一件黑色浴衣。他坐在那里,在喝威士忌,抽烟。
他告诉我:我刚才睡着了,他洗了一个澡。我刚才只是恍惚觉得有些睡意。他在矮矮的小桌上点起了一盏灯。
我突然转念在思忖这个人,他有他的习惯,相对来说,他大概经常到这个房间来,这个人大概和女人做爱不在少数,他这个人又总是胆小害怕,他大概用多和女人做爱的办法来制服恐惧。我告诉他我认为他有许多女人,我喜欢我有这样的想法,混在这些女人中间不分彼此,我喜欢我有这样的想法。我们互相对着看。我刚刚说的话,他理解,他心里明白。相互对视的目光这时发生了质变,猛可之间,变成虚伪的了,最后转向恶,归于死亡。
我叫他过来,我说,他必须再抱我。他移身过来。英国烟的气味很好闻,贵重原料发出的芳香,有蜜的味道,他的皮肤透出丝绸的气息,带柞丝绸的果香味,黄金的气味。他是诱人的。我把我对他的这种欲望告诉他。他对我说再等一等。他只是说着话。他说从渡河开始,他就明白了,他知道我得到第一个情人后一定会是这样,他说我爱的是爱情,他说他早就知道,至于他,他说我把他骗了,所以像我这种人,随便遇到怎样一个男人我都是要骗的。他说,他本人就是这种不幸的证明。我对他说,他对我讲的这一切真叫我高兴。他变得十分粗鲁,他怀着绝望的心情,扑到我身上,咬我的胸,咬我不成形的孩子那样的乳房,他叫着,骂着。强烈的快乐使我闭上了眼睛。我想:他的脾气本是如此,在生活中他就是这样做的,也是这样爱的,如此而已。他那一双手,出色极了,真是内行极了。我真是太幸运了,很明显 ,那就好比是一种技艺,他的确有那种技艺,该怎么做,怎么说,他不自知,但行之无误,十分准确。他把我当作妓女,下流货,他说我是他唯一的爱,他当然应该那么说,就让他那么说吧。他怎么说,就让他照他所说的去做,就让肉体按照他的意愿那样去做,去寻求,去找,去拿,去取,很好,都好,没有多余的渣滓,一切渣滓都经过重新包装,一切都随着急水湍流裹挟而去,一切都在欲望的威力下被冲决。
城市的声音近在咫尺,是这样近,在百叶窗木条上的摩擦声都听得清。声音听起来就仿佛是他们从房间里穿行过去似的。我在这声音,声音流动之中爱抚着他的肉体。大海汇集成为无限,远远退去,又急急卷回,如此往复而已。
我要求他再来一次,再来再来。和我再来。他那样做了。他在血的润滑下那样做了。实际上那是置人于死命的。那是要死掉的。
他点燃一支烟,把烟拿给我吸。对着我的嘴,他放低声音对我讲了。
我也悄声对他说了。
因为,他不知道他自己是怎样的,我站在他的地位上代他讲了,因为,他身上有一种基本的美雅他并不知道,我代他讲了。
现在已经是黄昏时分。他对我说:将来我一生都会记得这个下午,尽管那时我甚至会忘记他的面容,忘记他的姓名。我问自己以后是不是还能记起这座房子。他对我说:好好看一看。我把这房子看了又看。我说这和随便哪里的房间没有什么两样。他对我说,是,是啊,永远都是这样。
我再看看他的面孔,那个名字也要牢记不忘。我又看了那刷得粉白的四壁,开向热得像大火炉的户外的窗上挂着的帆布窗帘,通向另一个房间和花园的另一扇有拱顶的门,花园在光天化日之下,花木都被热浪烤焦了,花园有蓝色栅栏围住,寻栅栏就和湄公河岸上沙沥列有平台的大别墅一模一样。
这里是悲痛的所在地,灾祸的现场。他要我告诉他我在想什么。我说我在想我的母亲,她要是知道这里的真情,她一定会把我钉杀掉。我见他挣扎了一下,动了一动。接着他说,说他知道我母亲将会怎么说,他说:廉耻丧尽。他说,如果已经结婚,再有那种意念决不以容忍。我注意看着他。他也在看我,他对这种自尊心表示歉意。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们笑了。我问他,像我们,总是这样悲戚忧伤,是不是常有的事。他说这是因为我们在白天最热的时候做爱。他说,事后总是要感到心慌害怕的。他笑着。他说:不管是真爱还是不爱,心里总要感到慌乱,总是害怕的。他说,到夜晚,就消失了,黑夜马上就要来临。我对他说那不仅仅因为是白天,他错了。我说这种悲戚忧伤本来是我所期待的,我原本就在悲苦之中,它原本就由我而出。我说我永远是悲哀的。我说我小的时候拍过一张照片,从照片上我就已经看到这种悲哀。我说今天这份悲哀,我认为它是与生俱来,我几乎可以把我的名字转给它,因为它和我那么相像,那么难解难分。今天,我对他说,这种悲哀无异也是一种安舒自在,一种沦落在灾祸中的安乐,这种灾祸我母亲一直警告我,那时她正在她那荒凉空虚的一生中啼号哭叫,孤苦无告。我告诉他:母亲对我讲的一切,我还不太理解,但是我知道,这个房间是我一直期待着的。我这样诉说着,并不需要回答。我告诉他说,我母亲呼唤的东西,她相信那就是上帝派来的使者。她呼号叫唤,她说不要等待什么,不要期待于任何人,任何国家,任何上帝。他看着我,听着我这样说,眼光一刻也不曾离开我,我说话的时候,他看着我的嘴,我没有穿衣服,赤身在外,他抚摩着我,也许他没有听,有没有听我不知道。我说我并不想搞出祸事来,我觉得那是一个个人的问题。我向他解释,靠我母亲的工资吃饭穿衣,总之活下去,为什么偏偏这么难。我说着说着说不下去了。他问:那你怎么办 我告诉他:反正我在外面,不在家里,贫穷已经把一家四壁推倒摧毁,一家人已经被赶出门外,谁要怎么就怎么。胡作非为,放荡胡来,这就是这个家庭。所以我在这里和你搞在一起。他压在我身上,猛烈冲撞。我们就这样僵在那里不动了,在外面的城市喧嚣声中呻吟喘息。那闹声我们还听得见。后来,我们就什么也听不见了。
吻在身体上,催人泪下。也许有人说那是慰藉。在家里我是不哭的。那天,在那个房间里,流泪哭泣竟对过去,对未来都是一种安慰。我告诉他说,我终归是要和我的母亲分开的,甚至迟早我会不再爱我的母亲。我哭了。他的头靠在我的身上,因为我哭,他也哭了。我告诉他,在我的幼年,我的梦充满着我母亲的不幸。我说,我只梦见我的母亲,从来梦不到圣诞树,永远只有梦到她,我说,她是让贫穷给活剥了的母亲,或者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在一生各个时期,永远对着沙漠,对着沙漠说话,对着沙漠倾诉,她永远都在辛辛苦苦寻食糊口赕了活命,她就是那个不停地数说自己遭遇的玛丽·勒格朗·德鲁拜,不停地诉说着她的无辜,她的节俭,她的希望。
三
暗夜透百叶窗来到了。嘈杂声有增无减。闹声响亮剌耳,不是低沉的。路灯发红的灯泡亮起来了。
我们从公寓走出来。我依旧戴着那顶有黑饰带的男帽,穿着那双镶金条带的鞋,嘴唇上搽着暗红唇膏,穿着那件绸衫。我变老了。我突然发现我老了。他也看到这一点,他说:你累了。
人行道上,人群杂沓,十分拥挤,人流或急或缓向面八方涌去有几股人流推挤出几条通道,就像无家可归的野狗那样肮脏可厌,像乞丐那样盲目又无理性,这里是一群中国人,在当今那繁华兴旺的景象中我又看到了他们,他们走路的方式从容不迫,在人声嘈杂中,孤身自立,可以说,既不幸福,也不悲戚,更无好奇之心,向前走去又像是没有往前走,没有向前去的意念,不过是不往那边走而从这里过就是了,他们既是单一孤立的,处在人群之中对他们说又从来不是孤立的,他们身在众人之间又永远是孑然自处。
我们走进一家有九层楼的中国饭店,这些中国饭店占有几幢大楼的全部楼面,大得像百货公司,又像军营,面向市面的一面筑有阳台,平台。从这些大楼发出的声音在欧洲简直不可想象,这就是堂倌报菜和厨房呼应的吆喝声。任何人在这种饭店吃饭都无法谈话。在平台上,有中国乐队在奏乐。我们来到最清静的一层楼上,也就是给西方人保留的地方,菜单是一样的,但闹声较轻。这里有风扇,还有厚厚的隔音的帷幔。
我要他告诉我他他的父亲是怎么发迹的,怎样阔起来的。他说他讨厌谈钱的事,不过我一定要听,他也愿意把他父亲的财产就他所知讲给我听。事情起于堤岸,给本地人盖房子。他建起住房三百处。有几条街属他所有。他讲法语带有巴黎音稍嫌生硬,讲到钱态度随随便便,态度是真诚的。他父亲卖出原有的房产,在堤岸南部买进土地盖房子。他认为,在沙沥有一些水田已经卖掉了。我问他关于瘟疫的问题。我说我看到许多街道房屋整个从入夜到第二天禁止通行,门窗钉死,因为发现了黑死病。他告诉我这种疾病这里比较少见,这里消灭的老鼠比偏僻地区要多得多。他忽然给我讲起这种住房的故事来了。这种里弄房屋比大楼或独门独户住宅成本要低得多,与独家住户相比,更能满足一般市民居住区居民的需要。这里的居民,特别是穷人家,喜欢聚居,他们来自农村,仍然喜欢生活在户外,到街上去活动。不应当破坏穷苦人的习惯。所以,他的父亲叫人建筑成套的沿街带有骑楼的住房。这样,街道上显得非常敞亮可喜。人们白天在骑楼下生活,天太热,就睡在骑楼下面。我对他说,我也喜欢住在外面走廊里,我说我小的时候,觉得露天睡觉理想极了。突然间,我感到很不好受。只是有点难受,不很厉害。心跳得不对头,就像是移到他给我弄出的新的创口上直跳,就是他,和我说话的这个人,下午求欢取乐的这个人。他说的话我听不进,听不下去了。他看到了,他不说话了。我要他说。他只好说下去。我再次听着。他说他怀念巴黎,想得很多。他认为我和巴黎的女人很不相同,远不是那么乖觉讨喜。我对他说修建房子这笔生意也未必就那么赚钱。他没有再回答我。
在我们交往期间,前后有一年半时间,我们谈话的情形就像这样,我们是从来不谈自己的。自始我们就知道我们两个人共同的未来未可预料,当时我们根本不谈将来,我们的话题就像报纸上的新闻一样,内容相同,推理相逆。
我对他说,他去法国住下来,对他来说是致命的。他同意我的看法。他说他在巴黎什么都可以买到,女人,知识,观念。他比我大十二岁,这让我感到可怕。他说着,我在听,又说什么他是受骗了,还说什么他反正是爱我的,说得很有戏剧味儿,说得既得体又真挚。
我对他说我准备把他介绍给我家里的人,他竟想逃之夭夭,我就笑。
他不擅于表达他的感情,只好采取模仿的办法。我发现,要他违抗父命而爱我娶我,把我带走,他没有这个力量。他找不到战胜恐惧去取得爱的力量,因此他总是哭。他的英雄气慨,那就是我,他的奴性,那就是他的父亲的金钱。
先时我讲到我两个哥哥的情况,他已经是很害怕了,他那副假面仿佛给摘掉了。他认为我周围所有的人无不在等待他前去求婚。他知道在我家人的眼里他是没有希望的,他知道对于我一家他只能是更加没有希望,结果只能是连我也失去。
他说他在巴黎是念商科学校,最后他说了真话,他说他什么书也不念,他父亲断了他的生活费,给他寄去一张回程船票,所以他不得不离开法国。召他回家,是他的悲剧。商科学校他没有读完。他说他打算在这里以函授方式学完那里的课程。
和我家人会见是在堤岸请客吃饭开始的。我母亲和哥哥都到西贡来了,我和他说,应该在他们不曾见到过,见识过的中国大饭店请他们吃饭。
几次晚饭请客的经过情况都是一样的。我的两个哥哥大吃大嚼,从不和他说话。他们根本看也不看他。他们不可能看他。他们也不会那样做。如果他们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尽力看一看他,那他们在其他方面就可以用功读书了,对于社会生活基本准则他们也就可以俯首就范了。在吃饭的时候,只有我母亲说话,她讲得也很少,起初尤其是这样,她对送上来的菜肴讲上那么几句,对价格昂贵讲一讲,接下去,就缄口不说了。他么,起初两次吃饭,自告奋勇,试图讲讲他在巴黎做的傻事这一类故事,没有成功。似乎他什么也没有说,似乎也没有听人说他。沉默之间,几次试图谈话,不幸都没有效果。我的两个哥哥继续大吃大喝,他们那种吃法真是见所未见。
他付账。他算算是多少钱。把钱放在托盘上。所有的人都看着他。第一次,我还记得,付账七十七皮阿斯特。我母亲忍着没有笑出声来。大家站起来就走了。没有人说一声谢谢。我家请客一向不说什么谢谢,问安,告别,寒喧,是从来不说的,什么都不说。
我的两个哥哥根本不和他说话。在他们眼中,他就好像是看不见的好像他这个人密度不够,他们看不见,看不清,也听不出。这是因为他有求于我,在原则上,我不应该爱他,我和他在一起是这了他的钱,我也不可能爱他,那是不可能的,他或许可能承担我的一切,但这种爱情不会有结果。因为他是中国人,不是白人。我的大哥哥不说话,对我的情人视若无睹,表现出来的态度,是那样自信,真称得上是典范。在我的情人面前,我们也以大哥为榜样,也按照那种态度行事。当着他们的面,我也不和他说话。有我家人在场,我是不应该和他说话的。除非,对了,我代表我的家人向他发出什么信息,比如说,饭后,我的两个哥哥对我说,他们想到泉园去喝酒跳舞,我就转告他说:他们想到泉园去喝酒跳舞。起初他假装没有听明白。我么,按照我大哥的规矩,我不应该也不准重复刚才讲过的话,不许重申我的请求,如果我那样做了,就是犯了错误,他有所不满,我就应妆承担一切。最后,他还是给了回话。他的声音低低的,意在表示亲密,他说,他想单独和我在一起待一会儿。他这样说,是想让这种活受罪的场面告一段落。我大概没有听懂他的意思,以为又来了一次背叛行为,似乎他借此指摘我的大哥对他的攻击,指出我大哥的那种行为,所以我根本不应该答话。他呢,他还在不停地说着,他竟敢对我说:你看,你的母亲已经很累了。我们的母亲在吃过堤岸这顿神奇的中国菜之后确实昏昏欲睡。我不再说话。这时候,我听到我的大哥的声音,他短短说了一句话,既尖刻又决断。我母亲却在说他了,说三个人之中,只有他最会讲话。我的大哥话说过之后,正严阵以待。好像一切都停止不动了似的。我看我的情人给吓坏了,就是我的小哥哥常有的那种恐惧。他不再抵抗了。于是大家动身去泉园。我的母亲也去了,她是到泉园去睡一睡的。
他在我大哥面前已不成其为我的情人。他人虽在,但对我来说,他已经不复存在,什么也不是了。他成了烧毁了的废墟。我的意念只有屈从于我的大哥,他把我的情人远远丢在一边了。我每次看他们在一起,那情景我相信我绝对看不下去。我的情人凭他那荏弱的身体是完全被抹杀了,而他这种柔弱却曾经给我带来欢乐。他在我大哥面前简直成了见不得人的耻辱,成了不可外传的耻辱的起因。对我哥哥种无声的命令我无力抗争。只有在涉及我的小哥哥的时候,我才有可能去对抗。牵涉到我的情人,我是无法和自己对立的。现在讲起这些事,我仿佛又看到那脸上浮现出来的虚伪,眼望别处心不在焉,心里转着别的心思,不过,依然可以看出来,轻轻咬紧牙关,心中恼怒,对这种卑鄙无耻强忍下去,仅仅为了在高价饭店吃一顿,这种情况看来应当是很自然的。围绕着这样的记忆,是那灰青色的不眠之夜。这就像是发出的尖厉鸣响的警钟一样,小孩的尖厉的叫声一样。
在泉园,仍然是谁也不去理睬他。
每个人都叫了一杯马泰尔-佩里埃酒。我的两个哥哥一口喝光,又叫第二杯。我母亲和我,我们的酒拿给他们。两个哥哥很快就喝醉了。他们不仅不和他说话,还不停地骂骂咧咧的。尤其是小哥哥。他抱怨这个地方气闷不快,又没有舞女。不是星期天,泉园来客很少。我和他,我的小哥哥跳舞。我也和我的情人跳了舞。我没有和大哥跳,我从来不和他跳舞。我心里总是又怵又怕,胆战心惊,他这个人行凶作恶不论对谁都做得出,不要去惹他,那是危险的,不能把祸事招引上身。
我们这几个人集合在一起,非常触目,特别是从脸色上看。
这个堤岸的中国人对我说他真想哭,他说,他没有什么对不起他们的。我对他说,不要慌,一向是这样,在我们一家人之间,不论在生活中的什么场合,都是一样,一向这样。
后来我们又回到公寓,我向他作了解释。我告诉他,我这个哥哥这种粗暴,冷酷,侮慢是因我们而发,冲着我们来的。他第一个动作就是杀人,要你的命,把你这条命抓到手,蔑视你,叫你滚,叫你痛苦。我告诉他不要怕。他,他并没有什么危险。因为这个哥哥只怕一个人,有这人在,很奇怪,他就胆怯,这就是我。
从来不讲什么你好,晚安,拜年。从来不说一声谢谢。从来不说话。从来不感到需要说话。就那么呆在那里,离人远远的,一句话不说,这个家庭就是一块顽石,凝结得又厚又硬,不可接近。我们没有一天不你杀我我杀你的,天天都在杀人。我们不仅互不通话,而且彼此谁 也不看谁。你被看就不能回看。看就是一种好奇的行动,表示对什么感到兴趣,在注意什么,只要一看,那就表明你低了头了。被看的人根本就不值得去看。看永远是污辱人的。交谈这个字眼是被禁止的。我认为这个字在这里正表示屈辱和骄横。任何一种共同关系,不论是家庭关系还是别的什么,对于我们这一家人来说,都是可憎的,污蔑性的。我们在一起相处因为在原则上非活过这一生并为之深感耻辱不可。我们共同的历史实质上就是这样的,也就是这个虔诚的人物——这个被社会谋害致死的——我们的母亲的三个孩子的共同历史的内涵。我们正是站在社会一边将我们的母亲推向绝境。正因为人们这样对待我们的母亲,她又是那么好,这么一心信任人,所以我们憎恨生活,也憎恨我们自己。
自从母亲陷入绝境,我们就会变成怎样的人,她也无从预料,这里我主要指那两个男孩,她的那两个儿子。如果她能够预见这一切,对于她的故事竟发展到这般地步,她怎么会闭口不说呢 怎么会听任她的面孔,眼睛,声音在那里谎话连篇 她的爱又将如何 她也可能就死了。自杀吧。把这个无法生活的共同关系打散吧。让大的一个和两个小的孩子彻底分开。她没有这样做。她是很不谨慎的,她真没有道理,真不负责任。她是这样。她活下来了。我们三个孩子都爱着她,还不止是爱。正因为这样,她过去,现在都不能保持沉默,躲躲藏藏,说慌骗人,尽管我们三个人没有共同之处,但是我们爱她,这是相同的。
说来话长。已经七年了。这是在我们十岁的时候开始的。后来,我们十二岁了,十三岁了,十四岁,十五岁。再下去,十六岁,十七岁。
前后整整持续了七年。后来,到了最后,是不抱希望了。希望只好放弃。围海造堤的打算,也只好放弃。在平屋前廊的阴影之下,我们空空张望暹罗山,在阳光照耀下,山脉莽莽苍苍,几乎是暗黑色的。母亲终于平静下来,像是被封闭起来一般。我们作为孩子,是无比英勇的,但毫无希望可言。
我的小哥哥死于1942年12月日本占领时期。我在1931年第二次会考通过后离开西贡。十年之中,他只给我们写过一封信。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信写得很得体,誊清过的,没有错字,按书法字体写的。他告诉我他们很好,学业顺利,是一封写得满满的两页长信。我还认得出他小时候写得那种字体。他还告诉我他有一处公寓房子,一辆汽车,他还讲了车子是什么牌子的。他说他又打网球了。他很好,一切都好。他说他抱吻我,因为他爱我,深深地爱我。他没有谈到战争,也没有提到我们的大哥。
我经常讲到我这两个哥哥。总是把他们合在一起谈,因为我们的母亲是把他们合在一起讲的。我说我的两个哥哥,她在外面也是这样说的,她说:我的两个儿子。她总是以一种伤人的口气讲她两个儿子如何强悍有力。在外面她不讲详情,她不说大儿子比二儿子更加强有力。她说他同她自己的兄弟,北方地区乡下人一样强壮有力。她对她两个儿子那种强有力很是自豪,就像从前为她自己兄弟强有力感到自豪一样。她和她的大儿子一样,看不起软弱的人。她说起我的堤岸的那个情人,和我哥哥说的如出一辙。她讲的那些字眼我不便写出来。她用的字眼有一个特点:类似沙漠上发现的腐尸那种意思。我说:我的两个哥哥,因为我就是这么说的。后来我不这么说了,因为小哥哥已经长大,而且成了受难牺牲者。
在我们家里,不但从来不庆祝什么节日,没有圣诞树,绣花手帕,鲜花之类,而且也根本没有死去的人,没有坟墓,没有忆念。只有母亲有。哥哥始终是一个杀人凶手。小哥哥就死在这个哥哥手下。反正我是走了,我脱身走了。到小哥哥死后,母亲就属于大哥一人所占有了。
在那个时期,由于堤岸的事,由于那种景象,由于那个情人,我的母亲突然发了一次疯病。堤岸之事,她本来一无所知。但是我发现她在注意着我,她怀疑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对她的女儿,她的这个孩子是十分了解的,但一个时期以来,在这个孩子周围出现了某种异常气氛,不妨说,特别是最近,有什么瞒着未说,有某种保留,很引人注意,她说话吞吞吐吐,比惯常讲话口气慢得多,本来她对不论什么事都很好奇,现在变得心不在焉,她的眼神也有变化,甚至对她的母亲,她母亲的不幸也采取袖手旁观态度,变成这样一副样子,不妨说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她的母亲也被牵连进去了。在她母亲的生活中,一种恐怖感突然出现。她的女儿遭到极大的危险,将要嫁不出去,不能为社会所容,从社会上被剥夺一切,毁了,完了,将成为孤苦零仃一个人。我母亲几次发病,病一发作,就一头扑到我身上,把我死死抓住,关到房里,拳打,扇耳光,把我的衣服剥光,俯在我身上又是闻又是嗅,嗅我的内衣,说闻到中国男人的香水气味,进一步还查看内衣上有没有可疑的污迹,她尖声号叫,叫得全城都可以听到,说她的女儿是一个婊子,她要把她赶出去,要看着她死,没有人肯娶她,丧尽廉耻,比一条母狗还不如。她哭叫着,说不把她赶出家门,不许她把许多地方都搞得污秽恶臭,她说,不把她赶走那又怎么行。
我那个哥哥,就站在房门紧闭的房间的墙外。
那个哥哥在房门外面应着母亲,说打得好,打得在理,他说话的声音低沉,温和,亲切,他对母亲说,真相一定要查明,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他们非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不可,目的是不要让这小女儿从此毁灭,不要让母亲从此走向绝境。母亲在房间还是狠命地打。小哥哥大声喊叫,叫母亲不要打了,放开她。他逃到花园里,躲起来,他怕我被杀死,他对这个未可知的人,对我们的哥哥,一向都怕。小哥哥的恐惧使我母亲平静下来。她哭着,哭她一生多灾多难,哭她这个女儿丢人现眼世。我也和她一起大哭。我说谎了。我发誓说没有事,我什么也没有做,甚至没有接过吻。我说,和一个中国人,你看我怎么能,怎么会和一个中国人干那种事,那么丑,那么孱弱的一个中国人 我知道大哥紧贴在门上,正在侧耳细听,他知道我母亲在干什么,他知道他的妹妹全被剥光,他知道她在挨打,他希望再打下去,直到把她打死。我母亲当然不知我大哥的诡计,黑心的可怕的阴谋。
我们那时都还小。我的两个哥哥经常无缘无故打架,大哥只有一个已成了经典式的借口,他说弟弟你真讨厌,滚出去。话没有说完,就已经动手打了。他们互相扭打,什么话也不说,只听到他们气喘吁吁,口里喊痛,一声声的沉重的拳打脚踢。不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时机,我的母亲反正都是这场闹翻天的大戏里面的一个陪衬人物。
两个兄弟天性阴鸷易怒,发起火来,如同恶魔,杀人不眨眼,这种性格只有在这一类兄弟,姐妹,母亲身上可以看到。这个大哥不仅在家里,而且在任何地方,都要逞凶作恶,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就过不去。这个弟弟苦就苦在没有能力参与他哥哥这种可怖的行为,这种计谋。
他们打起来显然双方都一样怕死;母亲说,他们打到最后,总是两败俱伤,他们从来就玩不到一起,也谈不到一起。他们只有一点相同,就是他们都有一个母亲,特别是有这样一个妹妹,此外什么也没有了,除非是流在血管里的血。
我相信,我的母亲只把她那个唯一的大儿子叫作我的孩子。她通常就是这样叫的。另外两个孩子,她说:两个小的。
所有这一切,我们在外面是绝口不谈的,首先有我家生活的根本问题——贫穷,我们必须学会三缄其口。其他方面,也决不外露。最最知心的人——这话可能说得言过其实,是我们的情人,我们在别的地方遇到的人,首先在西贡街上遇到的,其次在邮船,火车上,以及其他地方遇到的人。
那天,在午后将尽的时候,我的母亲突然心血来潮,特别又是在旱季,她叫大家把房子里面上上下下彻底冲洗一次,她说,洗洗干净,消消毒,清凉清凉。房子原是建筑在高高的土台上的,因为和花园隔开,所以蛇蝎红蚁阻在外面进不来,湄公河洪水泛滥浸不到它,季风时节陆地龙卷风引来的雨水也侵犯不到这里。房屋高出平地,可以用大桶大桶的清水冲洗,把它全浸在水里像花园那样,让它洗一洗也行。椅子全部放在桌上,整幢房子冲得水淋淋的,小客厅里的钢琴的脚也浸在水里。水从台阶上往下流,流满庭院,一直流到厨房。小孩是高兴极了,大家和小孩一起,溅满一身水,用大块肥皂擦洗地面。大家都打赤脚,母亲也一样。母亲笑着。母亲没有不满的话好说了。整个房屋散发出香气,带有暴风雨过后潮湿土地那种好闻的香味,这香味闻起来让人觉得神飞意扬,特别是和另的气味混合在一起,肥皂的香气,纯洁,良善的气息,洗干净的衣物的气息——混上这样一些气息,更叫人欣喜欲狂。水一直流到小路上去。小孩的家里人来了,来看的孩子也跑过来了,邻近房子里的白人小孩也来了。我母亲对这乱纷纷的场面很开心很愉快,这位母亲有时是非常高兴非常喜悦的,在什么都忘却的时候,在冲洗房屋这样的时刻,可能与母亲所祈求的幸福欢悦最为协调。母亲走进客厅,在钢琴前面坐下来,弹奏她未曾忘却的仅有的几支乐曲,她在师范学校学会记在心里的乐曲。她也唱。有时,她又是奏琴,又是笑。她还站起身来边歌边舞。任何人都会想,她也会想:这不成形的房屋,突然变成了一个水池,河边的田地,浅滩,河岸,在这样的人家里,也能够感受到幸福。
最先是那两个孩子,小姑娘和那个小哥哥,是他们最先回想起这些事的。因此他们的笑容转眼就不见了,他们退避到花园里去,这时在花园中黄昏已经降临了。
在我动笔写这件事的时候,我记得,用水冲洗房子的那天,我们的大哥不在永隆。那时他住在我们的监护人,洛特-加龙省一个村子里的神甫家里。
他有里也是会笑的,不过,不如我们笑得那么欢快。我什么都记不得了,忘了,我竟忘记提上一笔,当时我们是多么爱笑的孩子,我的小哥哥和我,我们一笑就笑得气喘不过来,这就是生活。
战争我亲眼看见过,那色调和我童年的色调是一样的。我把战里同我大哥的统治混淆不清。这无疑因为我的小哥哥死于战时:是人的心坚持不住了,退让了,像我说过的那样。我相信在战时我一直不曾见到那个大哥。他是死是活,知与不知,对我来说已经无关紧要。我看战争,就像他那个人,到处扩张,渗透,掠夺,囚禁,无所不在,混杂在一切之中,侵入肉体,思想,不眠之夜,睡眠,每时每刻,都在疯狂地渴求侵占孩子的身体,弱者,被征服的人民的身躯——占领这最可爱的领地,就因为那里有恶的统治,它就在门前,在威胁着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