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厨房里发现了一张他留下的纸条，落款处写的是“爱”。
我坐在早餐间喝咖啡，在纸条上留下了一圈咖啡。我看了眼报纸，把它在桌上翻过来翻过去，又拿近了看看上面写了些什么。尸体已被认领，但它已被检查过了，把东西放进去、切开、秤重、量测，再把东西放回去，缝起来。
我拿着报纸，坐在那儿想了很久。然后我给理发店打了个订座电话。
我坐在烘干机下面，腿上放了本杂志，让米莉帮我做指甲。
“我明天要去参加一个葬礼。”我说。
“听到这个我很难过。”米莉说。
“是被谋杀的。”我说。
“这是最糟糕的了。”米莉说。
“我们之间没那么熟，”我说，“但还是……”
“我们会把你打扮好的。”米莉说。
那天晚上我在沙发上铺了个床，早晨我第一个起床。我烧上咖啡，他剃须时我去准备早饭。
他出现在厨房门口，光着的肩膀上搭着条浴巾，察看着。
“咖啡在这，”我说。“鸡蛋一会儿就好。”
我叫醒迪安，三人一起吃着早饭。只要斯图亚特一看我，我就问迪安要不要加牛奶，再来点面包等等。
“今天我会打电话给你。”斯图亚特开门时说道。
我说，“我今天不会在家。”
“好吧，”他说。“就这样。”
我仔细穿戴。我试了试一顶帽子，在镜子里照了照。我给迪安留了个条子。
宝贝，妈咪下午有事，会晚一点回来。你在家或后院里玩，等我们回来。
爱，妈咪
我看着“爱”这个字，在下面划了一道线。然后看着“后院”这个词。这个词这样写对吗？
我开车穿过农场，穿过燕麦地、甜菜园、苹果园和牛在吃草牧场。不久，一切都变了。农场越来越少，房子更像是些简陋的窝棚，耸立的树木取代了果园。然后就是山。右边很低的地方，纳切斯河时而闪入眼中。
一辆绿色的小卡车出现在我后面，它跟在我的后面开了好几英里。我不时地在不该减速时减速，希望他能超过去。然后开始加速，显然时机也不对。我紧握方向盘，把手指都握疼了。
在一段平坦无车的路上，他超车了，但他和我并排开了一会，是一个剃着平头，身着蓝色工装的男子，我们互相打量了一下。他挥了挥手，摁了两下喇叭，超了过去。
我减了速，找到一个地方。我离开大路，熄了火。我能听见树林下方河水的声音。这时我听见小卡车开了回来。
我锁上车门摇起车窗。
“你怎么了？”这个男人说。他敲了敲窗玻璃。“你没事吧？”他手臂靠在车门上，脸贴近车窗。
我瞪着他，想不出还能干什么。
“你没出什么事吧？怎么把自己锁在车里了？”
我摇摇头。
“把车窗摇下来。”他摇摇头，看了眼高速公路，又回过头来看我。“把窗子摇下来。”
“对不起，”我说，“我得走了。”
“打开门，”他说，好像没在听。“你会闷死在里面的。”
他看着我的胸脯，我的腿。我知道他正在干这个
“嗨，蜜糖，”他说。“我只不过是想帮帮你而已。”
灵柩已经盖上，上面撒满花瓣。我刚在小教堂后排坐下，管风琴就奏响了。人们陆续进来，找好座位。有一个男孩穿着喇叭裤和黄色的短袖衫。一个门打开了，家庭成员结成一队走进教堂，进到一个被帘子遮住的地方。大家坐下时传来了椅子的咯吱声。立刻，一个身着深色西服和蔼的金发男子站了起来，让我们低下头。他为我们，活着的，作了个祷告，做完这个后，他为逝者的灵魂做了祷告。
我跟着人群从灵柩旁慢慢走过。然后我来到前门的台阶上，走进了下午的光线里。一个下台阶时跛着腿的中年妇女走在我前面。她在人行道上四处看了看。“唉，他们抓到他了。”她说。“如果这也算是种安慰的话。他们今天早晨逮捕了他。我来之前刚从收音机里听到的。就是这个镇子里的一个男孩。”
我们沿着炎热的人行道走了几步。人们在发动车子。我伸手扶住一个停车计时器。光亮的引擎盖和光亮的挡泥板。我头晕目眩。
我说，“他有可能不是一人作的案，这些杀人犯。你很难弄清楚。”
“她还是个小姑娘时我就认识她了。”妇人说。“她过去常来我这儿，我给她烤小甜饼，允许她在电视前面吃。”
回到家里，斯图亚特坐在桌旁，面前放着一杯威士忌。我猛然觉得迪安出事了。
“他在哪儿？”我说，“迪安在哪儿？”
“外面。”我丈夫说。
他喝干了杯子站起来。他说，“我想我知道你需要什么了。”
他伸出手臂搂住我的腰，另一只手开始解我上衣的扣子，然后是我衬衫的钮扣。
“先做最要紧的。”他说。
他说了些别的。但我无需再听了。这么多的水在流，我什么也听不见。
“是的。”我说，自己解开了扣子。“在迪安回来之前。快点。”
第三件毁了我父亲的事
我来告诉你们是什么毁了我父亲的。第三件事是哑巴，是哑巴的死这件事。第一件是珍珠港事件。第二件是搬来我祖父靠近威纳奇①的农场。我父亲在这儿结束了他的余生，只不过这个可能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就已经结束了。
我父亲把哑巴的死归罪到哑巴老婆身上。后来他又说是鱼的错。最后他怪罪他自己——因为是他给哑巴看了《田野和溪流》杂志背面的广告，那是一则向全美各地运送活黑鲈鱼的广告。
自从弄到了鱼，哑巴的行为就变得古怪起来。鱼彻底改变了哑巴的性格。我爸是这么说的。
我从来不知道哑巴的真名。即使有谁知道，我也从没听说过。他过去叫哑巴，我现在也只记得他叫哑巴。他是个长着皱纹的矮个男人，秃头，短而粗壮的四肢。如果他咧开嘴笑，这种事并不经常发生，他的嘴唇会向后包住棕黄色的烂牙。这给了他一付狡诈的表情。在你说话时，他溜滑的眼睛会盯住你的嘴——如果你不说了，它们就停在你身上一个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地方。
我不觉得他是真聋。至少不像他表现出来的那么聋。但他确实不能说话。那是肯定的。
不管聋还是不聋，哑巴从1920年代起就是锯木厂的一个普通员工。这家瀑布木材公司坐落在华盛顿州的亚基马。在我认识他的那些年头里，哑巴一直是个清洁工。那么多年来，他的穿戴永远是一顶毡帽、咔叽布的工作衫，粗布的夹克衫罩在连体工装裤外面。我从来没见他穿过别的什么。他上衣口袋里总装着卫生纸，这是因为他的工作之一就是打扫厕所。看见上夜班的人下班后总往自己饭盒里放上一两卷卫生纸，你就知道哑巴的工作有多忙了。
尽管上的是白班，哑巴总带着个电筒。他还带着扳手、钳子、起子和绝缘胶布等工厂技工常带的东西。他们为此取笑哑巴，笑他的作派和他总是带着所有的东西。卡尔？罗易、特德？斯雷德和乔尼？韦特是取笑哑巴的人里面最为恶劣的。但哑巴总是不声不响地忍着。我觉得他已经习以为常了。
我父亲从来不取笑哑巴。至少我没见到过。爸爸是个剃着平头的大块头，有着厚实的肩膀、双下巴和一个很大的肚子。哑巴总是盯着那个肚子看。他来到我父亲工作的锉工间，我爸用一个大金刚砂轮锉锯子时，他就坐在一个凳子上，看着我爸的肚子。
哑巴有一栋和别人一样的房子。
那是一栋临河而建、外面贴满焦油纸的房子，离镇子有五六英里的路。房子后面半英里的地方，在草场的尽头有个大石坑，那是州里在附近铺公路时挖的。当时挖了三个相当大的坑，多年下来，它们积满了水。渐渐地，三个水塘汇成了一个。
水塘很深。看上去很阴暗。
哑巴除了房子以外还有老婆。她是个比他年轻很多的女人，据说和墨西哥人在一起鬼混。父亲说那是从像罗易、韦特和斯雷德这样爱管闲事的人嘴里说出来的。
她是个矮小壮实的女人，有一双闪烁的小眼睛。第一次见到她时。我就注意到了这双眼睛。那次我和彼得？延森一起骑车子，我们停在哑巴家门口要水喝。
她打开门时，我告诉她说我是戴尔？弗雷泽的儿子。我说，“他和——”我突然意识到了。“我是说，和你丈夫在一起上班。我们在骑车子，想要杯水喝。”
“等在这儿。”她说。
她回来时每只手里端着个装着水的锡杯子。我一口喝干了我的。
但她没再给我们水。她一声不响地看着我们。当我们准备上车时，她来到前廊的边上。
“小伙子你们有车了，也许哪天我会搭搭你们的车子。”
她咧开嘴笑了笑。相对她的嘴来说，她的牙太大了。
“我们走。”彼得说。我们就走了。
州里我们居住的那块地方没有什么鲈鱼好钓。大多数的鱼是彩虹鳟，一些高山上的溪流里会有少量的红点鲑和玛红点鲑，在蓝湖和环石湖里有些银鱼。除了深秋时在一些活水河里会有回游的虹鳟和三文鱼外，大概就这些了。但你如果是个捕鱼的，这些就足够你忙活的了。没有人钓鲈鱼。我认识的人里面很多只在照片上见到过鲈鱼。但我父亲在阿肯色和佐治亚州长大时见过很多的鲈鱼，哑巴是他的朋友，他对哑巴的鲈鱼寄以厚望。
鱼运到的那一天，我去了城里的游泳池游泳。因为爸爸要去帮哑巴一把，我记得我回到家后又出门去取鱼——来自路易斯安那州巴登罗吉的三个包裹箱。
我们上了哑巴的卡车，爸爸、哑巴和我。
原来这些箱子其实就是木桶，三个木桶被分别放在松木板做成的箱子里。它们立在火车站后面的阴影里，我爸和哑巴两个人一起用力才能把一个箱子抬上车。
哑巴小心翼翼地开车穿过镇子，同样小心地一直开到他家。经过院子时他没有停下来，一直开到了水塘的跟前。这时候天几乎全黑了，他让车灯开着，从座椅下取出一把锤子和卸轮胎用的铁橇，他俩然后把木板箱拖到水塘边上，并开始撬开第一个箱子。
箱子里面的木桶包着粗麻布，盖子上面有些五分钱大小的洞洞。他们掀开盖子，哑巴用电筒往里面照了照。
里面看上去有上万条手指那么长的鲈鱼在游动。这是个最为奇特的景像，所有这些活的东西都在那儿动着，就像火车运来了一个小型的海洋。
哑巴把桶移到水边并把它倒进水塘。他用手电照了照水塘。但什么也看不见了。你能听见青蛙的叫声，但只要天一黑，在哪儿都能听见。
“让我来弄剩下的箱子。”我父亲说，他伸过手来，好像是要去拿哑巴工装裤上挂着的锤子。但哑巴摇
摇头，缩了回去。
他自己打开了另外两个箱子，在干这件事时他划破了手，在木板上留下了深色的血滴。
从那晚起，哑巴就不一样了。
哑巴现在再也不让任何人靠近那里。他用栅栏把草场围了起来，然后用带倒刺的铁丝电网把水塘围住。听说这么做花去了他所有的积蓄。
当然，自从那次哑巴赶走了他，我父亲就不再和他来往了。不是因为哑巴不让他钓鱼，请注意，那些鲈鱼才那么一丁点大。而是连看都不让他看一眼。
两年后的某个晚上，我父亲晚下班，我给他送去些食物和一罐冰茶。我看见他正站在那儿和技工斯德？格洛弗说话。我进来时他正说道，“看他那样，你会以为这个傻子是和那群鱼结婚了呢。”
“据我所知，”斯德说，“我觉得他最好用那个栅栏围住他自己的房子。”
这时我父亲看见了我，我见他给斯德使了个眼色。
但一个月以后我父亲终于迫使哑巴去做那件事。采用的方法是：他告诉哑巴必须去掉那些弱小的鱼，这样才能保证其他鱼的成长空间。哑巴站在那儿，一边拽自己的耳朵一边看着地面。爸爸说，就这样了，他明天会过来做这件事，因为这是件非做不可的事。哑巴从来就没有说可以。他只是没说不可以罢了。他所做的只是又拽了拽他的耳朵。
那天爸爸到家时，我早就准备好了，一直在等着他。我翻出了他钓鲈鱼用的旧鱼饵，正在用手指试着三锚钩。
“你准备好了？”他从车里跳出来，冲我喊道。“我去上趟厕所，你把东西放进来。要想开车的话，你可以来开。”
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后座上，当他戴着他的钓鱼帽，双手捧着块蛋糕吃着走出来时，我正试着方向盘。
我母亲站在门口看着。她是个白皙的女人，金头发向后梳成一个髻，再用一个莱茵石的发夹夹住。我想着在过去那些快乐的日子里，她有没有四处闲逛，她又到底做过些什么。
我松掉手刹车。母亲看着我换好了档，然后，她仍然毫无笑容地回到了屋里。
这是个天气晴朗的下午。我们把车窗全摇了下来，好让空气进来。我们跨过了莫克西桥，向西转上斯莱特路。两边田地里种着紫苜蓿，再远一点的地方是一片玉米地。
爸爸把手伸出车窗。他让风把他的手向后推。看得出来他很兴奋。
没多久我们就开到了哑巴家。他戴着帽子从屋里走出来。他老婆在窗户那儿向外看。
“你炸鱼的锅准备好了吗？”爸爸冲着哑巴大声嚷嚷道。但哑巴只是站在那儿盯着车子看。“嗨，哑巴！”爸爸喊道。“嗨，哑巴，你的鱼竿呢，哑巴？”
哑巴把头快速地前后晃动。他把重心从一条腿换到另一条腿，看看地面又看看我们。他的舌头耷在下嘴唇上，他开始把脚往泥地里踩。
我挎上鱼篓，拿起我的鱼竿并把爸爸的递给了他。
“我们可以走了吗？”爸爸说。“嗨，哑巴，我们可以走了吗？”
哑巴脱掉帽子，他用头蹭了一下脱帽子的那只手的手腕。他突然转过身，我们跟在他的后面，穿过像海绵一样的草场。每走过二十尺左右，就会有一只鹬从旧水沟的草丛里跳出来。
在草场的末端，地面开始渐渐地下坡，变得干燥和有很多的石头，到处是荨麻丛和低矮的橡木丛。我们切到右边，顺着一条旧的车辙穿过一块长着齐腰高乳草的草地，我们拨开草往前走，草梗顶端干了的荚物发出愤怒的嘎嘎声。现在，越过哑巴的肩膀我能看见水面的闪光，我听见爸爸喊道，“哦，老天，你看哪！”
但哑巴慢了下来，不停地抬起手把他的帽子在头上前后转动，后来他干脆停了下来。
爸爸说，“哎，你在想什么呢，哑巴？有比这儿更好的地方吗？你觉得我们该怎么着？”
哑巴湿了湿他的下嘴唇。
“你这是怎么了，哑巴？”爸爸说。“这是你的水塘，不是吗？”
哑巴往下看了看，捻掉工装裤上的一个蚂蚁。
“嗯，见鬼了，”爸爸说，呼出一口气。他掏出怀表。“如果你还没改主意的话，我们乘着天还没太黑赶快动手吧。”
哑巴把手放在口袋里，向水塘转过身去。他又开始往前走，我们在后面跟着。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水塘了，浮上来的鱼在水面激起涟漪。不时会有一条鲈鱼跃出水面又落回去，溅起一片水花。
“我的老天。”我听见我父亲说道。
我们来到水塘边一个开阔的地方，一片像是河滩的碎石地。
爸爸向我做了个手势并蹲了下来。我也蹲了下来。他专注地看着我们前面的水，我一看，就明白了他为什么这么专注。
“我的天哪。”他低声说道。
一群鲈鱼在慢慢地游着，二、三十条左右，没有一条轻于两磅。它们“呼”地一下游走，又游转回来。
它们之间靠的那么紧，好像在相互碰撞。它们游过时，我能看见它们厚眼皮下的大眼睛在看着我们。它们。“哗”地一下又游开了，然后又游了回来。
它们是自找的。不管我们是站着还是蹲着都无所谓。鱼根本就不在乎我们的存在。我跟你讲，这景象真是值得一看。
我们在那儿坐了好一阵，看着那群鲈鱼无辜地游来游去。这期间哑巴一边拉着自己的手指，一边四处张望，像是在等着谁。水塘里到处都是鲈鱼在用鼻子吸水，跳出水面又摔回去，或者浮出水面，把脊背露在外面游动。
爸爸做了个手势，我们站起来准备抛竿。我跟你讲，我激动得发抖。我几乎无法把带着鱼饵的鱼钩从鱼竿的木手柄上解下来。正当我把鱼钩往下扯时，我感觉到哑巴粗大的手指抓住了我的肩膀。我看了看，作为回答，哑巴朝我爸那个方向扬了扬下巴。他的要求非常清楚，只能有一根竿。
爸爸脱掉帽子又戴上它，他来到我站着的地方。
“你继续，杰克。”他说。“没关系，儿子，你来钓。”
我在抛杆前又看了眼哑巴。他的脸变得很僵硬，下巴上挂着一丝细细的口水。
“它咬钩时使劲往回拉，”爸爸说。“婊子养的嘴硬得和门把手一样。”
我松开导线环，把胳膊向后伸展。我把鱼饵一下子甩出去四十好几尺。没等我把线收紧，水里就炸开了锅了。
“钓它！”爸爸大声喊道。“钓这个婊子养的！就钓它！”
我往回猛拉了两下。我钓到它了，鱼竿弯成了弓，来回猛烈地摇晃。爸爸不停地喊着该怎么做。
“放线，放线！让它跑！再给它点线！现在收线！收线！让它跑！哦！看见了吧！”
这条鲈鱼在水塘里到处乱窜，每次从水里钻出来，都使劲地摇头，你甚至可以听见鱼饵震动的声音。它然后又游走了。但渐渐地我把它给遛累了，并把它拉到了近处。它看上去非常大，也许有六七磅重。它侧身躺着，身体在摆动，嘴张着，鳃在一张一合。我膝盖发软，几乎都站不住了。但我抓住鱼竿，鱼线绷紧了。
爸爸穿着鞋趟水过来。但当他伸手去拿鱼时，哑巴开始发出气急败坏的咕哝声，他摇着头，挥舞着手臂。
“你现在又要搞什么鬼，哑巴？这孩子钓到一条我见到过的最大的鲈鱼，他不会把它放回去的，我发誓！”
哑巴继续着他的动作，朝着水塘打着手势。
“我不会让儿子把鱼放跑的。你听见没有，哑巴？你要是觉得我会那么做的话你最好再重新想一想。”
哑巴伸手来抓我的鱼线。同时，鲈鱼也缓过来了一点。它翻过身又游了起来。我大叫，失去了理智，一把按住卷线器上的刹车并开始收线。鲈鱼做了最后一次疯狂的挣扎。
就这样。鱼线断掉了。我几乎摔了个四脚朝天。
“走，杰克。”爸爸说，我见他一把抓起他的鱼竿。“走，该死的蠢货，别让我把他给揍趴下来。”
那年的二月河里发起了大水。
十二月的前几个礼拜雨下得很大，圣诞节前天气变得非常的冷。地都冻上了。雪都在原地呆着。但快到一月底时，刮起了切努克风②。我一天早晨醒来，听见屋子被风吹得呼呼响，水不停地从屋顶上往下淌。
风一连刮了五天，河水从第三天开始上涨。
“她涨了十五英尺，”我父亲一天晚上说，他从报纸上抬起头来。“比发洪水需要的水位还高了三英尺。老哑巴就要失去他的宝贝了。”
我想去莫克西桥那儿看看河水到底涨了有多高。但我爸不许我去。他说洪水没什么好看的。
两天以后河里的水涨满了，之后就开始向四处溢流。
一周后的一个早晨，我、奥林·马歇尔和丹尼·欧文斯一起骑车去哑巴家。我们把车停下来，走路穿过和哑巴家接壤的一块草地。
那天的天气很潮湿，刮着很大的风，破碎的乌云快速地移过天空。地面湿透了，我们不停地踩进密集草丛里的污水坑。丹尼刚学会了说脏话，每当污水漫进他的鞋子，他就把刚学会的最难听的脏话全骂出来。我们可以看见看见草场顶端涨了水的河。水位还是很高，水溢出了河道，涌绕着树根，吞蚀土地的边缘。河中间，水流又急又大，不时会有一团树丛，或一棵支棱着树枝的树漂过。
我们来到哑巴的铁丝网跟前，看见一头母牛楔在了铁丝网上。它身体膨胀，皮肤灰里透亮。无论是大是小，这是我见到过的第一个死尸。我记得奥林拿起一根棍子，戳了戳它睁开的眼睛。
我们沿着铁丝网向河那边走。我们不敢靠近铁丝网，因为觉得它可能还带着电。但在一个像是很深的沟渠的边上，铁丝网不见了。它就这么和地面一起陷进了水里。
我们跨了过去，沿着新形成的水渠向前走，这条水渠穿过哑巴的地，通向他的水塘，并从纵向汇入了水塘，又在水塘的另一端为自己弄出一个出口，再蜿蜒曲折地向前流，直到和更远处的河流汇集在了一起。
毫无疑问，哑巴的鱼多半被水带走了。就算没被带走，它们也可以自由进出了。
这时我看见了哑巴。看见他吓了我一跳。我忙向另外两个家伙摆摆手，我们全都趴了下来。
哑巴站在水塘的另一边，靠近水冲出去的地方。他就那么站在那里，是我见到过的最最悲伤的人。
“我真的替老哑巴难过，虽然，”几周后我父亲在晚餐时说道。“注意，这个可怜的恶棍是自找的。但你不得不替他难过。”
爸爸接着说乔治·莱库克看见哑巴的老婆和一个大块头的墨西哥人坐在运动家俱乐部里。
“这只是其中一部分……”
母亲严厉地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我。但我继续吃着，就像什么都没听见一样。
爸爸说，“真他妈见鬼，比衣，儿子已经够大了！”
他变了许多，哑巴变了。他不再和其他人呆在一起，他不想这样做也没用。自从上次卡尔碰掉他的帽子，哑巴拿着根粗木棍追赶他以后，再也没人愿意和他开玩笑了。但最糟糕的是哑巴现在每周平均旷工一到两天，有人在说他要被解雇的事。
“这人动不动就发怒，”爸爸说。“如果再不注意的话会疯掉的。”
就在我生日前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和爸爸在清理车库。那天很暖和，空气流动。你可以看见空气中悬浮着的灰尘。母亲来到后门口，说道，“戴尔，你的电话。我想是弗恩的。”
我跟着爸爸进屋里洗手。说完话，他放下电话转向我们。
“是哑巴，”他说。“他用一把锤子干掉了他老婆，再把自己淹死了。弗恩刚从镇里听到的。”
当我们赶到那里时，车子停得到处都是。通向草场的门开着，我能看见通向水塘的车辙。
纱门被一个箱子顶着半开着，边上站着个瘦瘦的、面无表情的男人，他穿着便裤和运动装，肩膀下方戴着个手枪套。他看着我和爸爸从车子里出来。
“我是他的朋友，“我爸对那人说。
那人摇摇头。”管你是谁。别靠近，除非你有正事。”
“找到他了吗？”爸爸说。
“他们还在拖。”这个男人说，调整着他枪套里的手枪。
“我们可以过去吗？我和他很熟。”
男人说，“你可以试试看。他们会赶你走的，别说我没警告过你们。”
我们几乎沿着那天去钓鱼时走过的路线穿过草地。摩托艇在水塘里开动，排出的废气脏兮兮的漂浮在
气艇的后面。你可以看见水从哪里把地面冲开、带走树木和石块的。两艘汽艇里坐着穿制服的人，他们来回开动，一个人驾驶，另一个人在操纵绳子和钩子。
一辆救护车停在碎石子河滩上等着，我们曾在那里钓过哑巴的鲈鱼。两个穿着白色衣服的男人懒洋洋地靠在车子后面吸烟。
其中的一辆摩托艇息了火。我们都抬起头来看。艇后面的男子站起来，开始拉绳子。过了一会儿，一只手臂露出了水面。似乎钩子勾住了哑巴的侧面。手臂沉下去又露了出来，还带着一堆其他的东西。
不是他。我在想。那是老早就在那里的其他东西。
艇前面的那个人来到后面，两人一起把那个滴着水的东西从艇的侧面拉了上来。
我看着爸爸。他脸上的表情极其古怪。
“女人，”他说，“这就是娶错女人的下场，杰克。”
但我不觉得爸爸真的相信他说的。我觉得他只是不知道该怪谁和应该说些什么。
我觉得从那以后，父亲所有的一切都在往坏里变。就像哑巴一样，他不再是从前的他了。那只从水里抬起又落下去的胳膊，像是在挥别好时光和招呼坏时光的到来。因为自从哑巴在那个深暗的水塘里自杀后，除了坏时光，再也没别的什么了。
难道这就是一个朋友死后应该发生的？把厄运留给他活着的朋友？
但就像我说的，珍珠港事件和不得不搬到他父亲那里，对他也没有一丁点好处。
①威纳奇，美国华盛顿州的一个城市。
②切努克风是北美落基山脉东坡的一种干暖西南风。它导致气温快速上升，落雪迅速融化。
严肃的谈话
薇拉的车停在那里，边上没别的车，伯特觉得很庆幸。他拐上车道，在他昨晚掉在那儿的南瓜派边上停了车。派还在原地待着，铝盘底朝天扣着，南瓜泥在地上摊了一圈。这是圣诞节后的第一天。
他曾在圣诞节那天去看望他的妻子和孩子。薇拉在此之前就警告过他。她对他讲了实情。她说他六点前必须离开，因为她朋友和朋友的孩子要过来吃晚饭。
他们坐在客厅里，很隆重地打开伯特带来的礼物。他们只打开了他的礼物盒，而其他包着彩色纸张的礼物盒都在树下堆着，等着六点以后打开。
他看着孩子们打开他们的礼物，等着薇拉解开她礼物盒上的丝带。他看着她撕开包装纸，打开盒盖，取出那件开司米羊毛衫。
“很好看。”她说。“谢谢你，伯特。”
“穿上试试。”他女儿说。
“穿起来。”他儿子说。
伯特看着他儿子，感激他对自己的支持。
她真的去试了。薇拉进了卧室，穿着它走了出来。
“很好看。”她说。
“你穿着很好看。”伯特说，感到胸口有东西在往外涌。
他打开了给他的礼物。来自薇拉的是一张桑德海姆男装店的礼品劵。配对的梳子和刷子来自女儿。一支圆珠笔来自儿子。
薇拉端来汽水，他们聊了一小会儿。但多数时间在看圣诞树。后来他女儿起身去摆放餐厅里的桌子，他儿子去了他自己的房间。
但伯特喜欢他呆着的地方。他喜欢呆在壁炉前面，手里端着杯喝的，他的房子，他的家。 薇拉去了厨房。
他女儿不时拿着样什么走进餐厅。伯特看着她。他看着她把亚麻布餐巾叠起来，放进喝葡萄酒的杯子里。他看着她把一个细细的花瓶放在桌子中央。他看着她小心翼翼地把一朵花插进花瓶。
一小块带着锯沫和树胶的木头在壁炉里燃烧着。炉边纸盒子里还放着五块备用的。他从沙发上站起身，把它们统统塞进了壁炉。他看着它们都烧着了。然后他喝完汽水，朝院门走去。途中，他看见餐具柜上并排放着的派饼。他把它们叠起来放在他的手臂上，一共六个，每一个用来抵她的十次背叛。
车道上，他在黑暗中打开车门时掉了一块派饼。
自从那天晚上他的钥匙断在锁里后，前门就永远地锁上了。他绕到后面，院门上挂着个花环。他轻轻地敲了敲玻璃。薇拉穿着浴袍。她从里面看着他，皱了皱眉头。她把门打开了一点。
伯特说，“我想就昨晚的事向你道歉。我也想向孩子们道歉。”薇拉说，“他们不在。”
她站在过道里，他站在院子里的一株喜林芋①旁边。他摘掉衣袖上的一个线头。
她说，“我受够了。你曾想放把火把房子烧了。”
“我没有。”
“你就是，这儿所有的人都看见了。”
他说，“我能进屋里说话吗？”
她掖紧领口的浴袍，然后转身往里走。
她说，“我一个小时以后要去个地方。”
他四处看了看，树上的灯泡在一明一灭地闪烁。沙发的一端有一堆彩色薄纸和鲜亮的盒子。一只盛着火鸡残骸的大盘子放在餐厅桌子的正中央，火鸡皮还残留在垫盘底的荷兰芹上，看上去像一个可怕的鸟巢。小山似的炉灰塞满了壁炉。那儿还有一些喝空了的可乐罐。一条烟痕沿着壁炉的砖墙向上走，到了壁炉架那里才停了下来，壁炉架的木头已被烟熏黑了。
他回身进了厨房。
他说，“你朋友昨晚什么时候离开的？”
她说，“如果你想开吵的话，你现在就可以走了。”
他拉出一把椅子在厨房的桌旁坐下，正对着那个大烟灰缸。他闭上眼又睁开来。他把窗帘往边上拉了拉，看了看后院。他看见一辆没前轮的脚踏车头朝下地立在那里。他看见野草沿着红杉木的栅栏生长。 她往炖锅里倒着水。“你还记得感恩节？”她说。“那时我就说过这将是你毁掉的最后一个节日。晚上十点钟不是在吃火鸡而是在吃咸肉和鸡蛋。”
“我知道。”他说。“我说过对不起。”
“光说对不起是不够的。”
煤气炉的引火又熄灭了。她在炉子跟前，试着把放着锅的煤气炉点着。
“别烧着自己，”他说。“别把自己给烧着了。”
他设想她的浴袍烧着了，他从桌旁跳起来，把她推到在地，滚呀滚地把她滚进客厅，再用自己的身体盖住她。也许他该先跑进卧室去拿一条被单？
“薇拉？”
她看着他。
“你这儿有喝的吗？我今天早晨需要来一点。”
“冰箱里有点伏特加。”
“你什么时候开始在冰箱里存放伏特加了？”
“别问。”
“好的。”他说，“我不问。”
他拿出伏特加，往柜台上找到的一个咖啡杯里倒了一点。
她说，“你就准备这样喝，就用这个咖啡杯？”她说，“天哪，伯特。你到底想谈点什么？我跟你说了我要出门。我一点钟有堂长笛课。”
“你还在上长笛课？”
“我刚才说过了。怎么了？告诉我你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我要去做准备了。”
“我想说对不起。”
她说，“你说过了。”
他说，“如果你有果汁的话，我想搀点到伏特加里。”
她打开冰箱门，把里面的东西移动了一下。
“有蔓越橘苹果汁。”她说。
“可以。”他说。
“我要去浴室了。”她说。
他喝着杯中的蔓越橘苹果汁和伏特加。他点了根烟，把火柴扔进了那个总在桌子上放着的大烟灰缸里。他研究着里面的烟蒂。有些是薇拉抽的牌子，有些不是。有些甚至是淡紫色的。他站起身把烟缸里的东西都倒在了水池底下。
这个烟灰缸其实不是个烟灰缸。这是他们在圣塔克拉拉的一个商场里，从一个留胡子的陶艺人手里买来的大石头盘子。他用水把它冲了冲，再擦干了。他把它放回到桌子上。然后把他的烟在里面摁灭了。 电话铃响起时炉子上的水正好烧开了。
他听见她打开浴室的门隔着客厅冲他喊道。“接一下！我正要去洗澡。”
厨房里的电话放在柜台上的一个角落里，在烤盘的后面。他移开烤盘，拿起了话筒。
“查理在吗？”这个声音说。
“不在。”伯特说。
“那好。”这个声音说。
当他准备去煮咖啡时，电话又响了起来。
“查理？”
“不在这里。”伯特说。
这次他没有把话筒放回去。
薇拉穿着毛衣和牛仔裤，擦着头发回到厨房。
他把速溶咖啡舀进盛着开水的杯子里，然后往他自己的那杯里滴了点伏特加。他端着杯子来到桌前。
她拿起话筒，听了听。她说，“怎么回事，谁打来的电话？”
“没有谁。”他说。“谁抽带颜色的香烟？”
“我抽。”
“我不知道你抽那种。”
“嗯，我抽。”
她坐在他的对面喝咖啡。他们抽着烟，用着这个烟灰缸。
他有很多想说的话，伤心的话，安慰的话，像这一类的话。
“我一天抽三包。”薇拉说。“我是说，如果你真想知道这里的情况的话。”
“我的老天爷。”伯特说。
薇拉点点头。
“我来这儿不是想听这个的。”他说。
“那你来是想听什么的呢？你想听房子烧掉了？”
“薇拉，”他说。“现在是圣诞节。这是我来这的原因。”
“昨天是圣诞节，”她说。“圣诞节来了又走了。”她说。“我再也不想见到另一个了。”
“那我呢？”他说。“你以为我盼着过节吗？”
电话铃又响了起来。伯特拿起了话筒。
“有人要找查理吗？”他说。
“什么？”
“查理。”伯特说。
薇拉拿过话筒。她说话时背对着他。她转过身来说，“我要去卧室接这个电话。你能否等我在里面拿起话筒后把它挂了？我听得出来，所以我一说话你就挂了它。”
他接过话筒。她离开了厨房。他把话筒放在耳边听着。他什么也听不见。然后他听见一个男人清嗓子的声音。他听见薇拉拿起了另一个话筒。她高喊道，“好了，伯特！我接起来了，伯特！”
他放下话筒，站在那儿看着它。他打开放刀叉的抽屉，在里面翻了翻。他打开另一个抽屉。他看了看水池里。他去餐厅找到那把切肉刀。他把它放在热水下面冲着，直到把上面的油污都冲掉了。他把刀刃在衣袖上擦了擦。他来到电话跟前，把电话线对折起来，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它锯断了。他检查了一下断口，然后把电话推到烤盘后面的角落里。
她走进来。她说，“电话断了。你有没有动电话？”她看了看电话，把话筒从柜台上拿了起来。
“婊子养的！”她尖叫道。她尖叫道，“出去，去你该呆的地方去！”她冲着他摇着手里的话筒。“没什么好说的了！我这就去弄一张限制令②来，这就是我要去弄的东西。”
当她把话筒摔在台子上时，它发出“叮”的一声。
“如果你现在不离开的话我就去隔壁给警察打电话。”
他拿起烟灰缸。他抓住烟灰缸的边缘。他拿着它的姿势像是一个准备掷铁饼的人。
“别这样。”她说。“那是我们的烟灰缸。”
他是从院门那里离开的。他觉得自己已经证明了什么，但不是很确定。他希望他已经把某些东西表达清楚了。那就是，他们之间必须尽快进行一次严肃的谈话。有些事情必需谈开来，有些重要的事情需要讨论。他们会再次交谈的。也许等过完节，一切都恢复正常以后。比如，他会告诉她说，那个该死的烟灰缸只是个该死的烟灰缸。
他绕过车道上的南瓜派，进到自己的车里。他发动起车子，把它放在倒档上。直到放下烟灰缸后，他的行动才方便了一点。
①喜林芋，一种攀缘植物。 ②限制令，是来自法院的一种禁止令。它常用于家庭暴力、性侵犯等情况下，限制一方不得接近另一方。
平静
我那时正在理发。我坐在理发椅上，有三个男人沿着墙根坐在我对面。①这等着理发的男人有两个我以前从没见过。但我认出了他们其中一个，尽管我不能确切地想起在哪里见过他。理发师在我头上忙活时我一直在看着他。那人把一根牙签在嘴里弄来弄去。他是一个体格健壮的男人，有着短短的卷发。然后我想起那天看到他一身制服制帽的打扮，在一家银行的门厅里，小眼睛很警惕的模样。
另外两个，一个年龄相当地大，满头的灰卷发。他正在吸烟。第三个男人，猜想年龄不会很大，却几乎秃顶了，两边的头发垂挂在耳朵上面。他穿着伐木鞋，裤子沾着机油，油亮亮的。
理发师一只手放在我头顶，把我转过来细细端详。然后他对那个门卫说，“你打到鹿了吗，查尔斯？”
我喜欢这个理发师。我们不很熟悉，还叫不出对方的名字。但当我进来理发，他就认出我了。他知道我常去钓鱼，所以我们会聊一聊钓鱼。我认为他以前没有打过猎。但他什么话题都能聊。在这点上，他是一个好理发师。
“比尔，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这事儿却又糟透了。”门卫说。他取出牙签将它放在烟灰缸里，摇摇头。“我既打到了又没有打到，所以对你的问题回答是或不是。”
我不喜欢这个男人的声音。对一个门卫来说，这种声音不适合。这不是你所期待的那种声音。
另外两个男人抬起头。年长者正翻阅着一本杂志，吸着烟，另一个小伙子正拿着一张报纸。他们放下手中看的东西，转过头来听门卫讲。
“接着说，查尔斯，”理发师说，“让我们听听。”
理发师又把我的头转了一下，继续用剪子剪。
“我们上了魔岭。老爷子，我，还有小家伙。我们去打那些鹿。老爷子守在岭那边，我和儿子守在这边。孩子那天醉了一夜，看起来糟透了。他脸色发青，喝了一天水，把我和他的都喝了。那时已到了下午，
我们天刚亮就出来了。但我们还盼着，指望岭下的猎人能把一些鹿赶到我们这边。所以我们听到谷底的枪声时，就坐在一根木头后边，观察着猎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