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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棋的故事
一艘远洋客轮定于午夜从纽约开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同往常启航前一样，船上一派忙忙碌碌的景象。从岸上来的人们拥挤着，为远行的朋友送行。斜戴着帽子的电报局信差在那几个供客人聚会的大厅中穿来穿去，呼喊着旅客的姓名。四处皆是手拿鲜花拖着行李的人。头次远航的孩子们好奇地在舷梯上跑上跑下，船上的乐队在不停地演奏着。我和一位朋友避开这片喧嚣和混乱，站在供旅客休息和散步用的甲板上聊天。突然，离我们不远处，刺眼的镁光灯闪了两三下——大概是记者在开船前匆匆跑来采访什么名人。我的朋友朝那面瞧了瞧，微笑着说：“船上来了个怪人，可以说是个怪物——琴多维奇。”
见我脸上露出一副莫名其妙的神情，他又添了几句：“米尔科·琴多维奇，世界象棋冠军。
他刚访问过美国，从东到西，比赛大获全胜，现在乘这艘船去阿根廷，争取再度凯旋。”
实际上这时我已忆起这位年轻的世界冠军，和他一举成名、飞黄腾达的细节。我那位朋友看报比我仔细，又讲了几件关于这位大师的奇闻轶事。
大约一年前，琴多维奇突然间成了与棋坛名将阿雷辛、卡普布兰卡、塔尔塔柯维尔、拉斯克、波哥留波夫齐名的大师。自从１９２２年七岁的神童在纽约世界比赛中获胜大爆冷门外，还没有哪个事先默默无闻的新手打入光荣的超级名手行列引起如此之大的轰动。因为从琴多维奇的智力上看，他似乎根本不可能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不久就传出一个秘密，这位世界冠军平素无论用哪种语言写个句子都不能不犯错儿，而且正像他那些憋着一肚子火的对手中的一个，不留情面地挖苦他说的那样：“他在任何领域都是个白痴。”他父亲是多瑙河上一名船夫，南斯拉夫籍。一天夜里，他的船给一条运粮船撞沉。父亲死后，那个偏僻小村镇的神父可怜这个十二岁的孤儿，收养了他。这位心地善良的神父煞费苦心地在家里为他补习功课，想让这个前额宽宽、沉默寡言的孩子学会在乡村学校落下的功课。
可这一切都是徒劳，米尔科呆呆地盯着那些字，虽然已经讲过数百遍，但仍是认不得。十四岁时，做算术题还要扳指头，早已长成个半大小子，读书或看报还颇吃力。然而却不能说这孩子不听话或者难以驾驭。你叫他干啥，他就干啥，打水、劈柴、下地干活、收拾厨房，虽然慢得令人恼火，但却干得尽心，而且总能完成。然而最让好心的神父恼火的是，这怪孩子对周围一切事情都漠不关心。你若不特意吩咐他干什么，他就什么也不干，而且从不提问题，不同其他孩子们玩耍。他眼里永远没活儿，你吩咐的家务一干完，他就呆坐在房中，目光黯淡无神，活像在草地上吃草的绵羊，对身边发生的事情不理不睬。每天晚上，神父总要吸着农家的长烟袋，和当地警察局的巡警下上三盘棋。此时，这个长着淡黄色头发的小伙子就蹲在旁边，耷拉着厚厚的眼皮，似睡非睡、漫不经心地看着画着格子的棋盘。
一个冬天的晚上，两个朋友同往常一样正在棋盘上酣战，突然从街上传来了雪橇铃响。听声音那雪橇驶得飞快，而且越来越近。一个帽子上挂满雪花的农民急步跑进来，说他的老母亲生命垂危，恳请神父为她施行临终涂油礼。神父二话没说随他去了，这时巡警杯中的啤酒尚未喝完，他点上最后一袋烟，打算套上笨重的高筒靴回家。可就在这当儿，他发现，米尔科正盯着那盘刚刚开始下的棋。
“怎么，您想下完这盘棋?”巡警开玩笑地问道，并确信这个瞌睡虫似的头脑迟钝的孩子，连棋子怎样走都不懂得。孩子怯生生地抬起眼看了看，点点头，坐在牧师的位置上。走了十四步，巡警败下阵来，而且不得不承认，他的失败绝非偶然疏忽。第二盘亦是如此。
“好一头巴兰的驴子呀!”牧师回家惊叫起来，并向那位不熟悉《圣经》的巡官解释，早在两千年前也发生过一件类似的奇事，一头不会说话的动物突然开口讲起话来，而且颇有说服力。尽管时间已晚，神父仍忍不住要同他那半文盲的学生杀一盘。米尔科同样轻而易举地赢了他。米尔科棋走得很慢，然而坚定顽强，宽阔的前额自始至终未从棋盘上抬起，而且落子准确，从不拖泥带水。以后几天中，无论是巡官还是神父，都没能赢过他一盘。神父比任何其他人都清楚，他这个学生在其他方面是何等迟钝，因此急不可耐地想知道，这种单方面的才能是否经得起更大的考验。他带米尔科到镇上理发师那儿，把那头乱蓬蓬的淡黄色头发修剪了一番，使他瞧上去稍稍体面一些，之后一起乘雪橇来到邻近的小城中。神父知道，市中心广场咖啡馆有个象棋角。根据神父的经验，那些人的棋艺均在自己之上。当神父把这个淡黄色头发、脸蛋红红的、反穿羊皮大衣、足踏一双笨重的高筒皮靴的十五岁少年领进咖啡馆时，里面的客人好不惊讶。那孩子不知所措，怯怯地垂着头，呆呆地站在一个角落里，直到被人带到一张棋桌前。第一盘他输了，因为他在好心的神父那里从未见过所谓的西西里开局法。第二盘便同最好的棋手下成和局。从第三盘、第四盘起，米尔科接二连三地战胜了所有对手。
于是，在这个南斯拉夫外省的小城中发生了一件极不寻常、令人激动的事情：这位农家冠军的脱颖而出，在那些常在咖啡馆里相聚的德高望重的绅士们中间引起了轰动。他们当即决定，一定得让神童在城里再呆一天，以便邀请象棋俱乐部的其他成员，特别要通知住在城里的西姆尼茨老伯爵，他是一位狂热的棋迷。神父望着自己的养子，心中好不得意。发现一个天才，着实令他高兴，但这并没使他忘记必须回去主持礼拜仪式的职责。考虑片刻后，他同意将米尔科留下来进一步接受考验。城里的棋手出钱，将琴多维奇安置在旅馆里。这天晚上，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了抽水马桶。第二天是星期日，下午，棋室里座无虚席。整整四小时，米尔科纹丝不动地坐在棋盘前，头不抬，声不吭，一个接一个地战胜了所有对手。最后，有人建议他同时与数名棋手对弈。为使这个平日头脑反应迟钝的孩子了解这种比赛规则，可是费了不少工夫。但他一弄清楚这种赛法，就立刻按要求进行。他慢腾腾地拖着沉重而吱吱作响的靴子，从一张桌子移到另一张桌子，最后以七比一获胜。
这之后，众人进行了认真讨论。严格地说，这位新冠军并非属于本城。但当地人的民族自豪感已被激起，或许有朝一日，这个在地图上几乎不被人注意的小城市会获得为人类造就一位名人的荣誉。一位平时只给当地驻军的歌舞厅介绍女歌手和歌唱家的各叫柯勒尔的经理人表示，只要有人提供一年的津贴，他就可以送这个年轻人去维也纳，接受他熟悉的一位优秀棋手的专门训练。六十年来天天下棋，但从未遇到过这样一个奇异对手的老伯爵西姆尼茨，当即签字应承了这笔款项。从这天起，这个船夫的儿子就开始了惊人的飞黄腾达。
半年之后，米尔科就掌握了象棋技术的全部奥秘，不过有一点却很奇怪地做不来——这点后来一直为棋艺界所注意，并受到他们的嘲笑。因为琴多维奇从不会凭记忆下棋，一盘也不行——说句行话——他不会下盲棋。他完全缺乏将棋盘置于无限空间的想象力。只有眼前摆着一张黑白分明划着六十四个方格的棋盘，上面放着三十二个棋子，他才能下棋。就是在他成为世界冠军，名声如日中天的日子里，也总是随身携带一副袖珍象棋，要是他想复制某个名手下过的棋局，或自己研究一些招数，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棋子在棋盘上的具体位置。这个缺陷本身固然微不足道，却暴露出他缺乏想象力，并且在棋界引起了各种各样的议论。这就像在音乐界一样，如果人们得知某位技术高超的演奏家或指挥家离开总谱就无法演奏和指挥，也是要闲话一番的。但是这个令人不解的问题并没有影响米尔科的飞黄腾达，十七岁时他就在十余次比赛中夺魁，十八岁成为匈牙利象棋冠军，二十岁时终于获得世界冠军。许多称霸一时的棋手各个在智力、想象力和勇气上大大超过他，但都不敌他坚韧冷酷的逻辑，正如拿破仑败于行动迟钝的库图佐夫，汉拔尼为法比乌斯·孔克塔托所克一样。根据李维乌斯记载，孔克塔托童年时异常迟钝和淡泊。在那些将各种超人智力合化而一的，具有哲学家的头脑、数学家的精确、艺术家的想象力和非凡创造力的大师们的光荣行列中，前所未有地闯进一个本与精神世界无缘的“白痴”，一个思想迟钝、连话都懒得讲的乡巴佬。即使是最能干的记者，也无法从他嘴中掏出一句能见诸报端的话。尽管琴多维奇从未在报上发布过什么精辟透彻的名言，但有关他个人的许多奇闻轶事，却很快填补了这块空白。原因在于，只要琴多维奇一从棋桌上站起，他那种举世无双的象棋大师的风范就荡然无存，而变成了一个怪模怪样、近乎滑稽可笑的人物。尽管他身着黑礼服，系着高档领带，上面还别着一枚镶着珍珠看上去令人生厌的别针，仔仔细细地将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但举手投足仍脱不掉原先那个浅薄的、在乡下为神父打扫房间的农家孩子模样。他笨拙地利用自己的天才和荣誉，见钱就捞，愚蠢到不顾脸面的地步，而且表现得小气、鄙俗和贪得无厌，令同行们感到既好气又好笑。他从一个城市跑到另一个城市，住最便宜的旅馆。只要有钱，他可以在最低级的俱乐部中下棋。他让人在肥皂广告中印自己的肖像，甚至不顾那些了解他底细，知道他连三个句子也写不对的竞争者的嘲笑，出钱属名出版了一本名曰《象棋哲学》的书。那本书实际上是一个年轻的大学生为一家善于钻营的出版社写的。同所有性格坚韧的人一样，琴多维奇不懂得什么叫可笑。自从世锦赛夺冠以后，他就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了，有一种老子天下第一的感觉，甚至连那些在各自业务领域内取得卓越成绩的聪明而有才智的演说家和作家也不放在眼里。尤其是他赚的钱超过他们这个明显的事实，使他从原先由于缺乏自信而手足无措，一转而成为冰冷无情，而且大多为一种令人感到为非常愚蠢的骄傲。
“试想，这么快获得荣誉，怎能不令这头脑空空的少年发昏呢?”我的朋友说，并又给我举了几个关于琴多维奇稚气未脱、傲慢自大的典型事例。之后他说，“一个二十一岁的来自巴拿特的农家青年，突然之间只需略微动动木制棋盘上的棋子，就可以在一周内赚到比老家全村人靠伐木头和艰苦劳作一年收入还多的钱，又怎能没有虚荣心呢?”再说，若是一个人压根儿不晓得世界上还有伦布朗、贝多芬、但丁、拿破仑，就很容易把自己当成一个伟大的人物。这个几乎无知的青年人，脑子里只装着一个事实：那就是九个月来，他在各种赛事上所向披靡，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象棋和金钱外还有其他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他有一切理由进行自我欣赏，自我陶醉。
我的朋友这番介绍，自然激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我平生对各类把自己封闭在一种单一思想中，患偏执狂的人最感兴趣。因为一个人将自己的所思所行限制得越狭窄，就越可能接近无限，而正是这种对大千世界不感兴趣的人，像蚂蚁一样用他们的特殊材料，营造着一个奇怪的独一无二的属于自己的小世界。于是我道出了自己的打算，在去里约热内卢十二天的航行中，好好地观察一下这个智力单一发展的特殊样品。
可我的朋友告诫说：“您很难成功。据我所知，还没有一个人能从琴多维奇那儿得到过一丁点儿可供心理学研究的资料。表面上看，这个狡猾的农民愚笨浮浅，可实际上确是聪明绝顶，极善于扬长避短。做到这一点并不难，除了在旅馆遇到的关系亲密的老乡外，他避免同任何人交谈。他一觉得你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就立刻缩到乌龟壳里。因此，谁也不能自夸说自己曾听到他讲过哪句蠢话，或掌握了他缺乏教育究竟到达何种程度。”
事实上，我的朋友的话没错。在旅行的头几天，如果你不厚着脸皮硬来，就无法接近琴多维奇，可这样蛮干又不是我的一贯做法。有时他也出来到供旅客休息的甲板上走走，可总是背着手，高傲地沉思着，活像一幅名画中的拿破仑。此外，他那种逍遥学派式的甲板散步老是急匆匆地冲来冲去，因此要想与他搭讪，就得跟在他屁股后头一路小跑。他从不来聚会厅、酒吧和吸烟室。侍者悄悄向我透露，他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自己房间，在一张大棋盘上研究或重现棋局。
三天过去了，我真有些恼火了。他的防御方式巧妙之极，我想与他接触的愿望根本无法实现。我这一辈子还从没机会与一位象棋大师本人结识。我越想把这种特殊类型的人物常人化，就越发不可理解这种人，他怎么能终生在一个由六十四个黑白方格组成的空间中转来转去?
据我了解，这种具有神秘诱惑力的“皇帝的游戏”，是人类所发明的所有游戏中唯一不靠投机和偶然性取胜的游戏，而只给智力，或确切地说，给某种形式的智力天赋戴上胜利的桂冠。如果我们只称它为一种游戏，那不就是对自己的一种侮辱性低估吗?它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艺术，是一种漂浮在这两者之间的东西，就像穆罕默德的棺材存在于天地之间，是一种充满各种对立的独一无二的混合物，既古老又有无限的生命力。它的结构是机械性的，靠想象才可千变万化。它被限制在固定不变的几何空间中，但却可以进行无穷无尽的组合，并不断地成长，只是不能开花结果——是一种没有成果的思想，算不出答案的数学题，没有作品的艺术，无实体的建筑。尽管如此，已经证明，它的存在比所有书籍和作品都久远，是惟一属于所有民族和超时代的游戏。没人知道是哪位圣灵将它带到世上来排遣寂寞，陶冶性格，活化头脑，激励精神的，没人知道它的源头在何处，又在哪儿终结。每个孩子都可以学会它的基本规则，半瓶子醋也可以过过棋瘾。然而，就在这一成不变的方格子中，却造就出一类无与伦比的大师，那是些独独对象棋具有超凡才能的人。他们具有独特的天才，在他们身上，想象力、耐心和灵活性同数学家、音乐家一样，分配得恰当合理，只不过是侧重和组成不同而已。过去相面术红火时，听说有个叫加尔的德国医生，将这样一位象棋大师的大脑做过解剖，以确定这种象棋天才大脑中的灰质纹路是否特殊，同常人相比有何不同，是否能找到一种像是棋肌或可以称为棋囊的东西。而琴多维奇——在绝对迟钝的头脑中却蕴含并显出一种特殊的天才，就像一堆暗淡无光的矿石出洞时现出一缕金丝——要是他活在那个时代，会激起这样的相面师多大的兴趣呀!我原则上从一开始就懂得，这种不同寻常、体现天才二字的游戏，势必造就出不同一般的斗士。但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一个思想活跃、头脑灵活的人，怎么会把自己的生活局限在只由黑白两种颜色构成的小天地之中，而且凭前后左右移动三十二颗棋子寻找人生最高价值。这种人视开局先跳马而不拱卒为果敢行动，在某一本有关象棋研究的书中的小角落里发表点什么东西，就意味着不朽——他，一个智力很高的人，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如一日，不停息地将自己的思维能力献给一件听起来很好笑的事——将一个木头制成的国王驱赶到木头制成的棋盘角落里，而精神竟依然健全。
现在，这么一个人，这么一个稀奇古怪的天才，或者说这么一个令人捉摸不透的傻瓜，头一遭离我这样近，同乘一艘船，相隔只有六个舱，可我却不知该如何与他接近。这对于我，一个对精神与智力问题一向好奇，而且这种好奇已发展成为一种嗜好的人来说，实在是一桩不幸的事。我绞尽脑汁，想出种种荒谬计划：假冒一家大报纸对他进行采访，挑逗他的虚荣心；或利用他的贪婪，建议他去苏格兰做一次有赚头的巡回比赛。末了，我想起猎人捕获松鸡时非常灵验的招数：学松鸡发情的叫声引诱别的松鸡——要想吸引这位象棋大师的注意力，最有效的方法是自己佯装善弈。
可我有生以来从未认真下过棋，理由很简单，因为我认为下棋是在玩，仅供消遣而已。有时我也在棋盘前坐上个把小时 ，但那绝非要让神经紧张，相反是想让疲惫的精神得到舒缓。
我是按着“玩”这个字的本意玩棋的，而其他真正下棋的棋手则在“拼”，如果这个字用在这里不显得太过分的话。下棋如同谈恋爱，没有伴儿可不行。可我当时还不知道，船上除了我俩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棋迷。为了引他们出“洞”，我在吸烟室下了个最原始的陷阱。我和妻子坐在棋盘前充当诱饵，尽管她的棋下得比我还臭。不出所料，没走出六步棋，就有一位驻足观看，接着来了第二位请求观棋，末了我找到了理想的对手，他要求和我杀一盘。这人名叫麦克柯诺尔，是位在苏格兰专门搞地下工程的土木工程师。我听说，他在加利福尼亚钻油井赚了一大笔钱。他生得又粗又壮，颌骨方方正正，牙齿坚实，脸色通红，那种红色很显眼，很可能，或至少有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威士忌酒喝得太多。他的肩膀宽得出奇，像运动员一样强壮有力，可惜下棋时也是那样咄咄逼人，因为这位麦克柯诺尔属于那种事有所成、自鸣得意的人。这种人即使在最没意思的比赛中，也把失败看作是降低自己的人格。在生活中，这大块头习惯于不顾一切夺取成功，获得的成绩已使他养成十足的任性，因此周身显示出一种不可动摇的优越感，以至觉得任何阻力都是对自己不恭的表现，几乎是一种侮辱。第一盘一输，他的脸就沉下来，用一种专横的语气唠唠叨叨地解释，输棋是因为他一时疏忽。输了第三盘，他就埋怨隔壁房间太吵闹。每盘棋输后他都要求重来。开始，我倒觉得他那股子好胜劲儿挺好笑，后来就干脆把它当作我这次行动——将世界冠军引诱到这张棋盘前——不可避免的伴生现象了。
第三天我成功了，但只是一半。兴许是琴多维奇在上层甲极上散步时，透过棋盘前的舷窗看到我们在下棋，或是他偶然光顾吸烟室。不管怎么说，这位大师一发现有人竟敢在这里班门弄斧，便情不自禁地走近几步，隔着一定距离，用审视的目光朝棋盘打量了一眼。这时，正好轮到麦克柯诺尔出棋，似乎仅此一步棋就使琴多维奇明白，我们这种小儿科的比赛根本不值得再多看一眼。他掉头走开，离开了吸烟室，就像书店店员递给你一本蹩脚的侦探小说，你连翻都不愿翻一下顺手就扔到一旁一样。“他掂量了一下，觉得不够分量。”我想。他那种冷淡，那种对我们这场比赛不屑一顾的目光使我有点不痛快。为了发泄一下怨气，我对麦克柯诺尔说：
“您刚才走的那一步，世界冠军似乎不太欣赏。”
“什么世界冠军?”
我对他讲，刚才从我们身边走过，以鄙夷的目光看我们下棋的那个人就是世界冠军琴多维奇。接着我又说，别把这事放在心上，他是名人，自然看不起我们，不去想也就过去了。穷人餐桌上有碗清汤也就将就了。我这话只是随便说说，没想到会对麦克柯诺尔产生了完全意料不到的作用。他立刻激动起来，忘记了我们正在下棋，而且虚荣心马上抬了头。他说他根本不知道琴多维奇在船上，既然他在这儿，这位冠军就一定得跟他杀一盘。他还说，除了一次一对四十人的车轮战外，他还从未和一位世界冠军交过手，那盘棋下得好激烈，他险些赢了。他问我是否认识这位世界冠军，我说不认识。他又问我是否愿意与世界冠军谈谈，请他过来下盘棋。我拒绝了，理由是据我所知，琴多维奇不大爱与他不熟悉的人打交道。再说啦，同我们这些三流棋手下棋，对于世界冠军来说有什么意思。
现在想想，对于麦克柯诺尔这种荣誉感极强的人，我当时真不该提什么三流棋手。他气哼哼地往椅背上一靠，粗暴地说，他本人根本不相信琴多维奇会拒绝一位绅士有礼貌的邀请，这事由他来办。我应他的要求，简单地给他讲了讲这位世界冠军的为人。未等我说完，他就毫不在乎地撇下棋盘，急不可耐地朝甲板上的琴多维奇追去。我又一次感到，长着这么一副宽肩膀的人要是决心干什么事，是绝对拦不住的。
我等着，心情相当紧张。十分钟后麦克柯诺尔回来了，我觉得他不太高兴。
“事情如何?”我问。
“您说得对，”他悻悻地回答，“不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先生。我做了自我介绍，告诉他我是谁，可他连手都不握。我试着对他说，如果他能同船上的人下盘车轮战，大家会感到非常自豪与荣幸。可他却冰冷而傲气地回答说，很遗憾，他和他的代理人有协约，规定访问比赛期间只能进行有酬比赛。每盘最低价二百五十美元。”
我笑了：“简直想不到，动动棋子，从白格到黑格，就能做这样一笔有赚头的买卖。那您也是这样客气地告别的喽?”
然而，麦克柯诺尔却一脸严肃。“比赛在明天下午三点举行，就在这个吸烟室，我希望我们不要一败涂地。”
“怎么?您答应付他二百五十美元?”我吃惊地叫起来。
“为什么不?他就是干这行的（原文为法文）。如果我牙痛，而碰巧这里有位牙医，我也不会请他拔牙而不付钱吧。这人索高价没错，任何一行中的真正能手都是最精明的商人。而我则认为：买卖越做在明处越好。我宁愿付给这位琴多维奇现钞，也不愿求他赏脸，末了还得向他道谢。以前我在我们俱乐部每晚何止输二百五十块，更何况从没和世界冠军交过手。‘三流棋手’败给世界冠军，不是什么丢脸的事。”
听他这样说，我觉得怪有趣儿的。我顺口说出的“三流棋手”，竟如此严重地伤害了麦克柯诺尔的自尊心。但他肯为这种娱乐出这么高的价钱，我对他那不太合适的虚荣心就不做任何反对了，何况这种虚荣心还为我提供了结识我那位怪物的机会呢。我们赶紧把这事告给了四五个到现在为止自称为棋手的人，并请他们不仅要为即将举行的比赛订下我们的棋桌，而且要包下周围的桌子，以便使比赛尽可能不受来往旅客的影响。
翌日，我们几个人在约定时间全部到齐。冠军对面的位置自然是非麦克柯诺尔莫属。他激动异常，一支支地吸着雪茄，惴惴不安地一直瞧着表，然而世界冠军——听我的朋友讲过那些故事后我已料到——整整让大伙等了十分钟，这样他在这场比赛中的地位就显得更突出了。
他从容不迫、旁若无人地走到桌旁，连个自我介绍都没有，那副目中无人的样子就像是对我们说——我是谁，你们知道，而你们是谁，我不感兴趣——跟着他就以专家自居，干巴巴地做具体安排。由于船上没那么多棋盘，没法进行车轮战，于是他建议，我们大家一起同他下，他走一步，就退到吸烟室另一端的一张桌子旁，遗憾的是由于桌上没有按铃，我们回着后，就用茶匙敲击茶杯。他建议，每步棋最多只能考虑十分钟，如果我们没有其他意见。我们当然表示同意，就像一些怯生生的小学生。琴多维奇站着执黑开棋，之后转身退到他建议的候棋处，随随便便往椅子上一躺，看起画报来。
报道这盘棋，意思不大。结果自然不出所料，以我们惨败而告终，而且只走了二十四步。一位世界冠军轻轻松松击败了半打水平一般或半吊子棋手，这本身并不奇怪。但令大伙感到不快的是他的傲慢，他要叫我们大家清楚地感到：他战胜我们不费吹灰之力。每走一步棋之前，他总是先带着一副似乎不屑一顾的神情瞥一眼棋盘，之后蔑视地看我们一眼，好像我们同那些木头疙瘩棋子没啥两样。那神态几乎狂妄之极，不禁使我想起有人扭着头，闭着眼，将一块骨头扔给一只长满癣疥的癞皮狗时现出的厌恶神情。我觉得只要他稍微懂点儿道理，完全可以对我们做一些指点，或好言好语地鼓励我们一番。然而直到下完这盘棋，这个不通人情的象棋机器也没吭气，只说了声“将”，就动也不动地立在桌旁等候，看我们是否再跟他下一盘。我当时已站起身，就像人们一向对待那种厚脸皮、粗鲁不堪的人那样，无可奈何地挥挥手表示——至少我认为是这样——随着这场美金交易的结束，我们愉快的相识就此告终。可让我生气的是，就在这当儿，坐在我身旁的麦克柯诺尔沙哑着嗓子说：“再下一盘!”
他那挑战性的口气叫我吃了一惊。在这一瞬间，麦克柯诺尔的确不像一个很懂礼貌的绅士，却像一个准备发动攻击的击拳运动员。是琴多维奇对待我们的方式太令人反感，还是他那种病态的自尊心太易受伤害——不管怎么说，反正麦克柯诺尔整个人都变了样。他满脸通红，一直红到前额，额头上沁出了汗珠，鼻孔由于生气涨得大大的，一道皱纹刀削般地从那紧闭的双唇两边好斗地伸出，下巴向前突出着。我不安地看到，他眼中闪着一种通常在赌桌上的赌徒眼睛中才能见到的狂躁，那是那些赌棍成倍下注接连六七次都不中彩时才有的眼神。这时，我知道这个虚荣心极强的人要与琴多维奇论个短长，一般下注或加倍下注他都不在乎，就是输掉全部家产，也在所不惜，直到他能赢一次为止。要是琴多维奇坚持下去，他就可以在麦克柯诺尔身上找到一个金矿，在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前，他可以从这个金矿中挖走数千美元。
琴多维奇呆在那儿，面无表情。“请吧，”他客气地说，“这次诸位先生执黑。”
第二盘和第一盘没啥两样，只是因为又来了几个看新鲜的，使我们这方人数有所增加，而且显得更热闹。麦克柯诺尔死盯着棋盘，似乎想用必胜的意志驯服所有棋子。我觉得，为了能向坐在对面那个冷酷无情的对手愉快地喊一声“将死了”，牺牲一千美元他也开心。奇怪的是，他的顽固和激动无形中影响了我们，每走一步都比以前更加激烈地商讨，常到最后一刻，我们全部意见一致，才向琴多维奇发信号，让他回到棋桌前。我们渐渐走到第十步。令人吃惊的是，这时出现了一个对我们非常有利的局面，我们将Ｃ线上的卒走到了倒数第二个格Ｃ２上，我们只需将它推到Ｃ１，就可以吃掉新后。面对这个获胜机会，我们自然不十分乐观，因为它过于明显，大家均有些怀疑，这个明显的由我们赢得的优势，肯定是老谋深算的琴多维奇给我们下的套。尽管我们一起绞尽脑汁猜测和讨论，也识不透。最后，思考时间快到了，我们决定走前面说的那着棋。麦克柯诺尔已将卒子拿在手，就在他要将棋子往最后一格里放时，感到胳膊被人抓住，并听到有人轻轻、但急匆匆地说：“上帝呀，别走这一步!”
我们不自觉地转过头，见身后站着一个约莫四十五岁的男人，几天前在甲板上散步时见过他。他那张精瘦而轮廓分明的脸，由于奇怪地像石灰石一样惨白曾引起过我的注意。想必他是在几分钟前，当我们全神贯注地研究那步棋时加入到我们这一方的。在众人期盼的目光下，他匆匆补充了几句：
“如果您现在用卒子拱掉后，他就立刻用Ｃ１上的象把它吃掉，您可以跳马吃掉相，可这时他就会将那个自由卒进到ｄ７位置，威胁您的车，您即使用马将军，也会输的，顶多再走九到十步。１９２２年在彼斯特纳循环赛上，阿廖辛和波哥留波夫下的那盘棋上就出现过相同的局面。
麦克柯诺尔放下手上的棋子，同我们大家一样，不胜惊讶地盯着这个出其不意、自天而降、大慈大悲的天使。一个在九步棋前就能卜断输赢的人，肯定是第一流的高手，甚至说不定是去参加同一循环赛的世界冠军的争夺者。他的突然出现，并在关键时刻参加我们这一方，着实是件异乎寻常的事。最先镇静下来的是麦克柯诺尔。
“您看该如何走?”他激动地悄悄问。
“以守待攻，先将王从危险区撤出，从ｇ８走到ｈ７。对方很可能从另一侧进攻。您用车顶住，Ｃ８—Ｃ４，这样他就慢了两步，而且丢个卒，同时丧失了优势。之后就形成卒对卒的局面，只要您防守不出现漏洞，便可同他弈成和局。至多如此，获胜就别指望了。”
我们听得目瞪口呆，他计算得又快又准确，像是一步步照棋谱念一样，令我们有些摸不着头脑。不管怎样，总出现了意外转机。由于他的参与，这盘棋我们有可能与世界冠军下成平局，妙哉!为了不影响他研究棋局，我们不约而同地退到一旁。麦克柯诺尔仍不放心地问：
“将王从ｇ８走到ｈ７?”
“对!先避开!”
麦克柯诺尔照办，我们敲了杯子。琴多维奇像通常一样不以为然地踱到桌旁，朝我们走的那着棋瞟了一眼，跟着将王旁侧的卒从ｈ２走到ｈ４，同那位才相识的帮手所预言的一模一样。这时那位新朋友激动兴奋地悦声说：
“走车，走车，从Ｃ８到Ｃ４，那样他就得保卒。可这也救不了他!别理他那个卒，跳马，从Ｃ３到Ｃ５，之后就势均力敌了。全力进攻，别再守啦!”
我们没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对于我们来说，他讲的是中国话。但既然为他所慑服，麦克柯诺尔就只管照他说的走。我们又敲杯子，叫琴多维奇过来。但这回他没马上做出决定，而是紧张地看看棋盘，接着走了一着，正好是陌生人事先说的那一着。然而在他转身要走的那一瞬间，却发生了一件新鲜而又意想不到的事，他举目朝我们这伙人打量了一下，显然想弄清，到底是谁对他进行如此顽强的抵抗。
从这一刻起，我们的激动达到一种难以估量的程度。这之前，我们下这盘棋不过是试一试，玩一玩，根本没抱什么取胜希望。可现在，惩治一下琴多维奇那种不尽人情的傲慢的想法，使大伙的心激动得怦怦直跳。我们的新朋友已布置好下步棋的走法，我们可以叫琴多维奇过来了。我用茶匙敲杯子时，竟觉得指头有些发颤。这种惩治初步成功了。刚才一直站着与我们对弈的琴多维奇踌躇了老半天，终于坐下来，动作缓慢，迟迟疑疑。这就打破了他对我们那种“居高临下”之势，我们至少使他在空间上同我们保持一致。他考虑了许久，厚厚的眼皮耷拉着，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棋盘，以至我们几乎看不见他的黑眼珠。他在紧张地思考，嘴唇不停地翕动，这动作给他那张圆脸又添了几分憨蠢。他考虑了几分钟，走了一步，之后就站起身。我们的朋友悄声说：
“这样走是为了拖延时间!想得妙!但别理它!逼他拼子，一定要拼，拼后这盘棋就和了，神仙也帮不了他。”
麦克柯诺尔照办，两名棋手——其他早坐了冷板凳——后来下的几步棋，在我们看来不过是棋子莫名其妙地移来移去。约摸七八着后，琴多维奇想了好一会儿，之后抬起头，说了声：
“和棋。”
一时间，四下一派沉寂。忽然间，人们听到了海浪的澎湃声，从大厅收音机中播放的爵士乐声，头顶甲板上人来人往的脚步声和从窗缝中吹进的轻风声。我们都屏住呼吸，事情发展得太突兀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大伙全懵了。虽然这盘棋已输了一半，但这位陌生人还是凭他的意志逼和了世界冠军。麦克柯诺尔猛地朝后一靠，“啊”地叫了一声，痛痛快快地吐出了积在胸中的闷气。我又仔细地观察了一下琴多维奇。走最后几步棋时，我就已经觉得，他的脸色比先前苍白了。但他善于控制，表面上看，仍持着一副无所谓和木讷的神情。他用手稳稳地将棋子哗啦一下扒拉到一边，同时问道：
“先生们还想不想下第三盘?”
他提这个问题时，从语气上不带任何情绪，纯粹像是在谈一项业务。然而奇怪的是，问这话时他并没看麦克柯诺尔，而是死盯着我们的救星。就像一匹马从稳健的骑姿上识别出这个骑手比前一个的骑术更娴熟一样，想必琴多维奇也从最后几步棋中看出，这个人才是个真正的对手。我们也不由得随着世界冠军的目光，好奇地望着这个陌生人。但是未容陌生人考虑和回答，那个争强好胜、容易激动的麦克柯诺尔已经得意洋洋地喊起来：
“当然!可这盘您得单独同他下!单独同琴多维奇下!”
然而，这时发生的事情却出乎大家的预料。那个一直令人不解地紧张地凝视着棋子已被一扫而光的空棋盘的陌生人，在感到众人的目光都投向自己并受到如此热情的欢迎时，却显得不知所措了。
“绝对不行，先生们，”他结结巴巴、神色慌张地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我根本不行……我已有二十年，不，二十五年没下棋了……我现在才觉得，未经大家容许就参加比赛有多么唐突……请你们原谅我的一时冲动……我真不该再打扰诸位了。”没等我们恢复镇静，他已转身离开了吸烟室。
“可这根本不可能!”好冲动的麦克柯诺尔敲着桌子大声叫道，“这人说他二十五年没下过棋，根本不可能，他一眼能看出五六步哩，而且着着走得精彩，这可不是谁想做就能做到的，是吧?”
说这话时，麦克柯诺尔不自觉地朝琴多维奇那边看了看，但世界冠军表情冷漠。
“是不是这样，我不能评论。但不管怎样，这位先生棋下得不一般，走得有意思。所以我有意给了他一个机会。”说着他懒散地站起身，不痛不痒地又添了一句。
“要是这位先生或诸位明天想再下一盘，我三点钟乐意奉陪。”
我们忍不住笑起来，谁都知道，琴多维奇绝不会这样慷慨大方地给我们的帮手机会的。他之所以这样说，只是为自己的失败找个没啥意思的借口。因此，我们想看看这种根深蒂固的傲慢受挫的要求就更加强烈了。我们这些与世无争、懒懒散散的旅客身上，突然产生一种狂热的荣誉感，一下子变得好斗起来。试想，在我们这条船上，在那一望无际的大海上，把世界冠军拉下马，而这个记录将通过电波发往全世界——这对我们是个多么富有挑战性的诱惑。
再有，我们的救星在紧要关头出乎意料地参战，更是件神秘莫测的事，他那近乎诚惶诚恐的谦逊和职业棋手的自信，构成了如此强烈的反差。这个陌生人究竟是谁?难道通过这次偶然的比赛，又产生了一位至今仍未被发现的象棋天才?还是一位著名的大师由于无法查明的原因，向我们隐瞒了他的姓名?我们激动地讨论着各种可能性，要将他那琢磨不透的胆怯和令人惊异的自白，与他那扎扎实实的高超棋艺协调一致，即使进行最大胆的设想，我们也觉得不过分。然而，有一点我们的意见一致：决不能放弃这次犹如一场新战斗的棋赛。我们决定，想尽一切办法，使我们的救星第二天同琴多维奇比赛，麦克柯诺尔负责承担这次比赛的物质风险。这时，我已经从待者那里打听到陌生人是奥地利人，于是我作为陌生人的老乡，受托向他转达我们的请求。
没费多大工夫，我就在甲板上找到了这位仓皇逃遁的陌生人，他正躺在一张躺椅上看书。
走过去之前，我先趁机仔细观察了他一番：他那像用刀削过似的尖尖的头枕在枕头上，样子显得有些疲惫。我又一次奇怪地发现，他那张并不显老的脸苍白得出奇，两鬓如霜，甚是引人注目。我有这么一种印象，为什么，却说不清，那就是这人一定是突然变老的。没等我走到他身边，他就很有礼貌地站起来，通报了自己的姓名。那姓氏我很熟，是奥地利一个古老的名门望族。我记得这家族的一个成员，曾与舒伯特是至交，而那位已逊位的皇帝的御医也出自这个家族。当我向Ｂ博士——我们的朋友，转达我们想请他接受琴多维奇的挑战的愿望时，他分明吃了一惊。这说明他原来根本不知道，在刚才那场比赛中他光荣地经受住了一位世界冠军，甚至是一位名声如日中天的冠军的考验。这事使他如此惊讶，一定事出有因，因为他一再叮问我是否肯定他的对手真是一位获得公认的世界冠军。不久我就感到，他的惊讶和急切追问大大减轻了我的使命。我觉得他是个很敏感的人，所以决定还是不马上告诉他万一失败将由麦克柯诺尔承担物质风险为好。考虑了好一会儿，Ｂ博士终于宣布参加比赛，但是再三要我向其他先生说明，别对他的棋艺抱过高期望。
“因为”，他带着一种沉思的微笑又加了一句，“我确实不知道，我是否还能按全部规则下棋。请您相信，如果我说过自上中学起，就是说二十余年来从未摸过棋子，这绝不是故作谦逊。即便在那时，我也不过是个一般棋手。”
他话讲得很自然，以至我丝毫不怀疑他的坦率。尽管如此，我又不能不对他熟知各位大师的棋路表示惊奇。不论怎么说，他肯定至少在理论上对象棋做过一番深入的研究。Ｂ博士又一次带着那种梦幻般的沉思微笑了。
“一番研究!——天晓得，倒也可以这样说。我对象棋做过一番研究，但那是在一种特殊的，也可以说是极其罕见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是个情节非常复杂的故事，要是您忍耐半小时，可以听一听，至少可以对我们这个可爱的伟大时代增加一点了解。
他指了指身旁的一把椅子，我欣然落座。四下无人。Ｂ博士摘下眼镜，撂到一边，开始讲起来。
“您作为维也纳人记得我们家族的姓氏，我感到非常高兴。但您可能还没听说过我和我父亲，以及后来由我管理的律师事务所，因为我们不受理报上公开讨论的案件，并且原则上避免我们所不熟悉的当事人。实际上，我们已经不再为他人做辩护，而只从事法律咨询，主要是管理大修道院的财产。我父亲早先是天主教议员，和这些修道院的关系极好。此外，在专制已经不存在的今天，这种事已无庸避讳——我们还受托管理一些皇室成员的财产。我的一个叔叔是皇帝的御医，另一个当修道院院长。这种与皇室和修道院的联系已有两代之久，我们只需将它保持，在老一辈为我们赢得的信誉基础上默默地，我是说无声无息地干就行了。其实对我们的要求并不高，不过是严守秘密和忠实可靠，这些都是我已过世的父亲所具有的最优秀的品德。由于他考虑问题周全，办事谨慎，才在通货膨胀的年代和动乱时期，为他的委托人保存了大笔财产。后来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开始掠夺教会和寺院的财产。这时我们和境外进行一些谈判和交易，以便至少能使一些动产免遭没收。对于皇室同教皇所搞的某种秘密政治交易，我们俩了解的比普通老百姓知道的要详细得多。但正因为我们事务所不招摇——我们门口连块牌子也没挂——加之百般谨慎小心，尽量避免与保皇分子有来往，才使我们没遭到那帮找碴寻衅的家伙们的调查。在那些年，奥地利当局从未料到，皇室秘密信使一直在五楼上的很不显眼的事务所收发他们最重要的文件。
“就在纳粹分子扩充军队，妄图征服全世界的老早以前，他们就已着手在所有邻国建立一支同样受过训练的危险队伍，一支由在那些国家受歧视、为人瞧不起，受到伤害的人组成的军团。每个机关、每家企业都设有他们的基层组织，窃听者和坐探比比皆是，就连多尔富特和许士尼格的私宅也逃不脱。甚至在我们这家普普通通的律师事务所也有他们的人，只可惜我们知道得太晚。这人当然不过是个可怜巴巴、能力平庸的文书，是位神父介绍来的。雇用他不过是为了摆摆样子，让外人觉得我们事务所在正常营业。实际上我们让他干的事只是些一般的跑腿差事，接接电话，整理一下文件，自然只是些无关紧要不会出问题的东西。邮件从不允许他拆，所有重要文件都由我亲自在打字机上打出，不留副件。每份重要文件我都亲自带回家，秘密谈判都在修道院院长处或在我叔叔的门诊室进行。由于采取了这些预防措施，这个坐探半点情况也摸不着。想必是某件不幸的偶然发生的事情，叫这个自负的想往上爬的家伙发觉我们不信任他，背着他做一些令人感兴趣的事。兴许是当我不在时，一个信差不留心没按约定说：‘贝伦男爵’，而露出了‘陛下’这两个字，要不就是这个无赖非法拆了我们的信件——总之，在我们对他产生怀疑前，他从慕尼黑或柏林接到了监视我们的命令。一直到很久以后，我早已被捕入狱，我才想起。那人头几个月干活懒得出奇，可后来却一下子变了个人，事事争先，而且三番五次令人生厌地主动请求为我去邮局发信。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中了圈套。在那个时代，这事不足为奇。那些大政治家和杰出的军人，不也遭到了希特勒暗算吗?其实，我早就是盖世太保重点注意和严密监视的对象。在许士尼格宣布辞职的当天晚上，就是希特勒进攻维也纳的前一天，我就被党卫军逮捕，这便是明证。幸而没等我听完许士尼格辞职演说，就将最重要的文件烧毁了。其他剩下的文件，连同修道院各两位皇太子存在国外不可缺少的财产凭据，我都在那帮恶棍闯入我家前的最后几分种，藏在一个脏衣筐中，通过我那位忠心耿耿的女管家送到我叔叔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