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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_1]《酒吧之花》
1. 茶会
艺术或许是在效仿生活，但是生活又在效仿电视。
——安妮·迪芙兰蔻
在没有任何人的帮助下，我把行李搬出了东京的成田机场，我对自己的表现感到非常满意。我买了开往横滨市区航站中心的豪华巴士车票，在那里我将见到乐学英文学校校长的私人秘书伊东由美香女士。我将和她签署一份一年期的教学合同。不久前我刚从大学毕业，为了获得到日本的签证，我接受了这份教学工作。
从高中起我就开始学习日语，所以我总是希望能够在日本独自生活一段时间，可以沉浸于它的语言和文化氛围中。最终我来到了这里，我做到了。我端直地坐在机场巴士上，想了很多。我把脸贴在车窗上，念着建筑物和街道标志上的日本字——至少是我能够辨认出的那些——直到黄昏落幕。
当我到达横滨市区航站中心时，我的新同事很容易就找到了我。身高五尺八寸、年轻的外国金发女郎——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在这个新的环境下是多么显眼。“我猜，你就是丽亚·雅各布森？”这个女人礼貌地问道。我告诉她我就是。她与我握手，并作了自我介绍，同时条件反射地鞠了一躬。然后她帮我把行李搬到了她的车上。
伊东女士是一位小巧玲珑、漂亮、有着古典气质的年轻女士，她的音调有些高，这些都暗示她时常处于紧张的状态。在把我的行李塞进她前座有着HelloKitty（凯蒂猫）坐垫的微型小厢车后，我们离开了航站中心。
“这是神奈川县。”她小心地用带有口音的英语向我介绍，“它位于东京南部，毗邻大海。你的寄宿家庭位于横滨市，而我们的办公室位于横须贺市。东京和横滨离得不远，早晨开车的话大概要四十五分钟。你可以接受吗？”
“很好。”我受宠若惊，只能给出这样的答复。
“今晚我会带你去你的寄宿家庭，”她继续说着，她的讲话可能已经排练过了，“他们很高兴你的到来。你的车已经停到他家的车道上了。明天是周六，早上十点我会过来给你上第一节驾驶课。我会告诉你怎样去横须贺的办公室，这样周一早上你就可以自己开车去那儿进行第一天的培训。在乐学英文学校任教的老师通常早上会在办公室备课，午饭后你将开车去分布在神奈川县各地的教室上课。一旦你学会在左边行驶，驾车游览神奈川的不同地方会非常有趣。”
“我很期待，”我让伊东也让自己确信，“我非常高兴能在贵校工作。”听我这么说，她冲我紧张地笑了笑，不久后我将会习惯这种笑容。
交代完工作，余下的时间里伊东和我开始交杂着英语和日语，聊起了我大学里的日文课程、宫崎骏的电影、寿司、她的女儿和凯蒂猫。她告诉我，她上大学时曾经寄住在威斯康辛州的一户美国人家里，那家人的房子非常大，甚至有自己的高尔夫球场。“美国的一切东西都那么大，”她叹了口气，“在那儿你有太多的地方可以去享乐。”
当我们渐渐驶近我所寄宿的家庭住所时，我并没有想象中的紧张。大概是由于时差和文化给我的感官接连不断地带来冲击，我只能感到体内的肾上腺素充满了渴望和精力。“正如我在电话里告诉你的，”伊东又开始向我转述，“夫妻俩有个四岁的小女儿，她叫小鲇，对英语很有天赋。她无师自通，只是通过看英语的儿童录像带和迪士尼的电影，就学了一口地道的英语。
“真是不可思议。”我说道。
“是啊，”伊东表示赞同，“我这辈子在日本还从没听说过这样的孩子。她的父母把她送到乐学英文学校，她马上就能和我们的一位老师用完美的英语进行对话。她父母甚至不知道她能够说这么好的英语，因为他们都完全不懂英语。”
“她真是太令人惊奇了。”我惊叹。
小鲇一出生，她的父母就鼓励她看英语的电视节目，因为他们看到许多幼儿园针对日本学生的入学考试都要进行英文理解能力的测试。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她的父母开始买回迪士尼的电影让小鲇看，并在入学前就发现了她的语言天赋。
“她妈妈同意你住在他们家的条件是，你能够在空闲时间用英语与小鲇进行交流，因为这个小姑娘的英语水平在我们任何班里都太超前了，而她家也承担不了把她送到一所国际学校的费用。”伊东继续说道，“作为回报，中野夫人答应为你提供住宿和膳食，并且用日语与你交谈以帮助你学习日文。”
“听起来不错。”我热切地说。
“父母很想保住小鲇这种惊人的天赋。”
“可以理解。”我表示同意。
“那么就请您尽可能多花点时间和她在一起。”
“没问题，”我在座位上舒展着身子说，“我喜欢孩子。”
我们一到达，一位中年妇女就打开了屋门，房子看起来很小，但很舒适。有个小孩子躲在女人的腿后，但是她妈妈马上把她推到亮处，小鲇这才变得没那么害羞。她抬头直勾勾地望着我，毫不犹豫地问道：“你愿意做我的姐姐吗？”
“当然了!”我很高兴地回答。小鲇马上抓住我的胳膊，“到这边来！”她对我说着并走上了楼梯。还没来得及向她母亲作正式的自我介绍，我就听从了孩子的要求，跟了过去。
“她头上戴的蓝色桌巾是做什么的呀？”当我们上楼时听见伊东用日语问中野夫人。
“今天她觉得自己是阿拉丁里的‘茉莉公主’，”她妈妈微笑地回答，“昨天她是‘贝尔公主’。”
“别踩到我的老鼠！别踩到我的老鼠！”当我们急匆匆地上楼时，小鲇的话把我搞糊涂了。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她是在模仿《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场景。
在二楼的一个即将成为我的房间里已经有个即兴的茶会在等着我。为了防止父母打扰，小鲇小心翼翼地关上房门，她紧挨着茶杯坐下，进入自己的角色之中。我以为我也应该跟着做，但是她很快就笑着尖叫着打断了我：“没地方了，没地方了。”
“呃，”我说，但是旅途的疲惫突然涌了上来，“我非常确定这儿还有足够的地方让我坐。我可没有你想的那样又肥又大。”她笑了，还小声地嘟囔着什么。我在想我是否说了或做了什么可笑的事情，但无论如何，我为自己腾出了位置坐下。
“喝点酒吧！”她盯着我说，热切地期待着我对如此荒谬的提议的反应。“什……”我刚要问，就被她脱口而出的话打断：“根本就没有酒！”小鲇哈哈大笑，我只能对她礼貌地笑笑，逗她开心。我心里想：“我一定是她父母送给她的最好玩具。”
“好了，那我就喝茶吧。”我答道。在给自己倒茶前，她先给我倒了茶，然后很有礼貌地用正确的英语问我是否需要加牛奶或糖。她真的很讨人喜欢。我糊里糊涂地坐了一会，喝着看不到的茶。我意识到这个孩子是个天才，但是她会不会也有点精神错乱呢？我心里突然咯噔一下，想了解一下情况。“小鲇小姐，”我非常自信地问道，“或许这是‘疯狂茶会’？”
“当然了。”她笑着说。
“你今天是不是看了电影《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我问她。
“妈妈每天都让我看啊。”她非常严肃地说。
现在轮到我笑了，“但是你今天打扮的是茉莉公主，不是爱丽丝啊。”我说得有点犹豫。
“我不是爱丽丝，你才是！”她叫道。
我不知道这孩子的话到底有多少是真的，也不能预料在这个新的国度里还有多少疯狂的聚会在等着我。
2. 拧着发条的女人和娃娃兵
日本国民自孩提时代起就被灌输了服从权威的思想，日本社会也因此得以非常平稳地运行，社会动荡和暴力犯罪这些困扰社会的因素都远少于其他国家……但这也带来了一些负面作用，就像现代日本的许多问题，都是由于曾经很好的想法被过度极端推行所造成的。
——阿列克斯·科尔，《犬与鬼：现代日本的坠落》
男孩站成一列，女孩站成另一列。
在教学的第一天，我看到小孩子们列队齐步地穿过操场走进教室，我感觉自己仿佛完全置身于另一空间。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看到一群身穿制服的幼儿园孩童排着队、有节奏地喊着“嘿！嘿！嘿！”地走过操场，真是引人注目的壮观景象。
当他们行进到礼堂时，我拿到了麦克风和一大块黑板。我在黑板上用彩色粉笔写了一个大大的字母“A”作为装饰后，孩子们开始表演一种拍手体操，动作复杂但非常整齐，随后他们非常迅速地排坐在地板上。我转过身来，看到一位老师——三位陪同照顾这一大群孩子来教室的保育员之一——正在训斥一个小男孩，只因为他没有像其他小朋友那样交叉双腿坐下。
日本的幼儿园——或者叫幼稚园——是与小学分开的，它包括三个年级，分别接收三到六岁的孩子。这里的是一年级学生。
午饭后，所有的乐学英文学校老师都会备完课，驾着公司的车穿行于神奈川县的各家幼儿园和小学之间。我教的大多数课都是在幼儿园的教室和礼堂里。
与待在办公室的桌子前相比，我更喜欢教学的时光，因为在这儿工作的外国英语老师关系一点也不和睦。除了伊东小姐外，办公室里还有三位女性办公人员、校长，以及包括我在内的六名来自英语国家的老师。四位来自美国的老师里，只有我不是从“基地”来的。
在这几位住在横须贺美国海军基地的美国老师里，有两位是右翼宗教狂热分子，她们都是在网上认识了自己的老公，还有一位刚从肯塔基州的高中毕业。我和这些海军的妻子们不一样，倒是与另两位来自加拿大的女老师有些共同之处，但也没什么用。
日本过度稠密的人口分布，迫使人们不情愿地被迫去接近他人。通常日本人会以礼貌来应对这些环境所带来的不便，但是我们这些外国人并不会如此敏感地感到困扰。因此，我们工作场所里狭窄的停车场、拥挤的休息区、狭小的办公空间都会引起大量琐碎的争吵和同事关系的紧张。
这种情形持续到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爆发，海军的妻子们开始把各种支持战争的随身用品挂得整个办公室到处都是。
伊东女士的任务就是帮助外国老师们适应日本的习俗，并且缓和外籍雇员间的内部矛盾。这个任务可不是那么简单，但她总是因为忙着泡茶而忘记关照这些事情。
当伊东忙着泡茶时，我们绝对不能打扰她，这对她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当蜂音电铃尖锐地响起时，就是告诉办公室的人有客人到了。伊东会马上从她的办公桌前跳起——通常手上还拿着一堆影印本——绕到前面去欢迎访客。她会打开门，请客人坐下，并深深地鞠躬，然后到厨房准备传统的绿茶，招待这些未来的学生、会计师、公司顾问、应聘者、特派员等任何来访的人。
伊东的脸上一贯带着拘谨的笑容，虽然不能说是完全虚假的，但也很难称之为高兴。如果说乐学英语学校的老师能在某件事上达成一致的话，那就是我们都认为伊东就像一个被拧上发条的秘书，突发的和反复的疾跑总有一天会把她搞得筋疲力尽。
所以午饭后离开办公室简直是一种伟大的解脱。我教的孩子都比和我一起工作的老师们聪明得多，从这些孩子身上我了解到了更多关于日本社会的东西。因此，我下午的时光要比待在乏味的办公室里的早上愉快得多。
说实话，在日本教小孩子学英语很像是在生日派对上被雇来的小丑。单是我的外表就使我与这些幼儿园的标准格格不入，可以让这些“正常人”充满了兴趣。很快地，我就习惯了这种角色，只要学生们听我的话，我就不介意。由于我的白色铃木轿车里堆满了各种教学玩具、气球和毛绒玩具，我的一些同事戏称我的坐驾为“巡回马戏团”。
几个星期过去，我学会了根据孩子们的制服——不同年级和性别的样式也有所差别——来区分幼儿园的年级。一年级的男孩们穿着蓝色的罩衫，戴着同色的帽子；而女孩们的制服款式相同，但颜色改成了黄色。每个学生头上都会用松紧带紧紧地系着一顶帽檐向前的帽子。
到了高年级，二年级和三年级孩子的制服就逐渐类似于典型的小学生、中学生和高中生所穿的制服了，男生是军装式夹克和短裤，女生则是彩格呢子裙子和领结。
对于日本人来说，从小开始区别社会阶层和性别的不同是非常重要的。根据我的理解，这显然是与儒家的观念密不可分的，通过严格的等级制度来保证基本的秩序与安宁。也就是说，日本对于“和”(日本人念作wa)或者是“群体和谐”的崇敬一点都不夸张。
对于我来说，我从来都不认为在坐满五十个左右四岁孩童的礼堂里，“戏法”可以按计划进行。那么小的孩子是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和可教育性的，日本的幼儿园就是一个强有力的实证。
课后兴趣班是为那些父母能够承担英语私人教师费用的学生所设计的。围着圆桌而坐比坐在标准的座位上要自在得多，孩子们的行为也有所不同。我逐渐意识到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我这个外国人的功效就是让他们不必再表现得像一个娃娃兵那样，可以放松自我。
在这些班级里，学生们称呼我为“顶着一头意大利细面的老师”（指的是我金色的卷发），后来他们还给我看了他们用黄色蜡笔为我画的肖像画。
其中一个很可爱的孩子叫做朝日君（Asahi-kun）。他的名字Asahi可以被解释为早晨的太阳，kun则是男孩名字后面通常加的后缀——而小女孩的名字后面加的是chan，就像是要把男孩女孩进一步区分开来一样。当他和其他同学一起走进教室时，他会大剌剌地宣布：“我要挨着老师坐。”这个穿着军式制服，站着才三尺高的孩子，有着红扑扑的脸蛋，皱皱的嘴唇，其他的五官紧紧地挤在一起。不用说，他很快就得到了我的喜爱。
同样地，我还被一个叫做展也君的小男孩逗乐了。他在课前勇敢地走到我这儿，让我看看他手腕上的石膏。
“展也受伤了。”他很严肃地用英语对我讲。日本人可以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很微妙的是五岁以下的儿童通常会这么说，所以这个孩子显然认为英语也可以这样使用。
“你把手腕弄伤了。”我被他这种可爱的措辞所吸引，暂且没有纠正他的说法。“哦，不！发生什么事情了？”我语速很慢地问他。
“展也……”他一边说一边开始表演出一系列古怪的动作，不可避免地以手腕着地倒下作为结束。“呯！呯！”这个孩子非常严肃地解释着。
“下次小心点哦。”我轻轻地摸了摸他的石膏，尽力不要笑出来。“你的英语说得真好，”我表扬了他的努力，“你真聪明！”
“展也真聪明！”他重复道，然后微笑着走开，加入其他同学的行列。
在每个班级里，有时候我不可避免地偏爱一些特别的学生，因为这些孩子经常表现得太可爱了。
在这个不赞成个人主义的文化里，我的学生们却喜欢在我的课上叫他们自己的名字，特别是一个叫做真野的一年级女孩。
“真野是粉红的（May is pink）！”当我问他们谁想要粉红色的画纸后，她这么喊道，“真野！真野！真野！”完全不能抑制自己的兴奋之情。
“你应该说：‘我想要粉红色的（I want pink）’。”我纠正了她的错误。
“我是粉红的！真野！真野！真野！”由于课堂上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纠正她的每一个错误，而且其他同学也在等着拿彩纸，所以我只好给了她画纸。
然而可惜的是，真野的大胆在我班里的女学生中并不普遍，她们大多说话声音特别小，我不得不把耳朵贴近她们的嘴边——就算这样，我还是听不清楚她们有些人在讲什么。日本社会大大鼓励这种行为（虽然有时也需要它），以至于我班里的一个女生名字甚至叫做“静”（Shizuka）。这个名字——至少按照发音来看——表示“安静”，最近在日本年轻女孩中叫“静”的很普遍。此外这个词还可以用来表示“嘘”甚至是让别人“闭嘴”的意思。
日本幼儿园的保育员或多或少地也赞成这种“性别歧视”。有一次，我在礼堂上大课，用气球来教“颜色”的说法。一个小男孩显然很怕气球爆炸，突然哭出声来。看到这种情景，他的日常保育员把他推到一边，教训他说：“不许哭，你可是个男孩子！你这样还能算是个男子汉吗？”
相反地，教师们通常允许女学生不参加那些需要费劲应付的活动。在这种背景下，身为女孩就可以降低人们的某种期望值。
日本的老师本身也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在我教过的幼儿园里，我所碰到的保育员都是女的，而且年龄看起来基本上都是三十岁以下。实际上，我经常考虑，当这些幼儿园的老师超过了这个年龄该怎么办。和我一起工作的两名加拿大的老师凯伦和帕姆，她们也有着同样的担忧。帕姆曾经开玩笑说也许学校的后面有口井，当那些老师到达一定的年龄时就会被扔进去。
“我一定不会像她们那样。”我记得当时说道。
我想起一天傍晚，我下班乘车回家。我坐在车上，想着在这种教育下，日本的这些孩子会变得怎样的完美呢？
我的思绪随后转向了我显然最喜欢的学生真野。她只有四岁，就得学会表现得安静可爱以讨得大人们的欢心，将来她会不可避免地学着去抑制自己的说话方式，也许就在她幼儿园二年级或是三年级的时候。这个想法令我感到很伤心。对于日本教育制度的所有阶段来讲，服从与生存有着完全相同的意义。
3. 超可爱综合征
你现在的生活与破碎的往事永远只隔着一层透明的玻璃。
——卫慧，《上海宝贝》
星期六，我搭上横滨开往东京的列车去看一位老朋友。
“嘿，外国佬（Gaijin）！”我一到广阔的涉谷火车站对面的星巴克门口，就向瑞秋嚷嚷。“Gaijin”是日本右翼使用的非敬语，用来贬低在日本群岛居住的外国人。像任何精力充沛的少数人群一样，我们自己也总是用这些语句来互相羞辱。
瑞秋是我大学时期的老友了，我们俩去年五月一起毕业并且最终机缘巧合地来到东京这个大都会，就职于不同的英语学校。
这是我们俩诸多“巧合”中最新的一个，在过去的几年里，就是这许多的“巧合”使我们成为朋友。大二时，我和瑞秋就发现我们都住在麦吉尔学生贫民区的同一座公寓楼里，并且选了很多相同的文化课。
但是最值得纪念的是，我们又在学校赞助的饮食失调学生康复互助小组里相遇。对于我们俩来说，知道当我们在地球上不同角落都会有彼此的支持真是件令人安慰的事情。
通常在尝试过多年的疗法和读了两遍纳奥米·沃尔夫的《美貌的神话》后，人在治疗饮食失调的过程中会深刻地认识到，所谓“社会给女人的回馈与她的魅力和苗条成正比”这种说法，根本是父系社会为了阻止女人发挥其最大潜力而胡说八道。
然而与此同时，自残是一种强有力的应付机制，它不让任何正确的认知——虽然是痛苦的——占据上风。因此在感到压力或悲伤时，我和瑞秋知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避免将这些冲动——禁食、暴食、吃泻药、过度运动、滥用泻药甚至是伤害自己——作为脱离现况的方法。
当我们各自出发来日本的时候，很多人警告说日本“不是个适合女人的地方”。对他们的担心我通常会表示感谢，但总是会回答说我希望把自己审判的天性放在一边，以便更有效地探索这个新鲜并且令人兴奋的国度。
那天，我们坐在星巴克（日本人把它念作sutaabakusu）二楼的窗边，俯视涉谷的十字路口，我整个人震惊了——观察人们穿过十字路口的普通举动从来没有如此迷人过。当指示灯变化时，黑压压的一群人，看起来有上百人拥向十字路口穿过街道。因为对于这个国家我还是陌生的，即使是最常见的行为都令我感觉是一种冒险。
那个下午，在星巴克窗口看到的涩谷十字路口上，我第一次真切地看到一群日本辣妹。
盯着两个罗圈腿、穿着松糕鞋的年轻女人穿过马路，我问瑞秋：“那些真的都是援交妹吗？”她们挽着胳膊，白得发亮的妆容和人工晒成的褐色皮肤，所形成的的强烈对比轻易地抓住了旁人的目光。
“是啊，”瑞秋说道，她比我早来了两个月，对这座城市的了解要远远多过于我，“在涩谷，像那样的女孩实际上就是旅游的卖点。”
“那个带着史努比的呢？”我谨慎地问道，点头示意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她拎着一个巨大的LV包，一只史努比玩偶从包里露出头来。
“这是suupa-cyuuto（即super cute，“超可爱”的意思）综合征，”瑞秋开玩笑道，“在这里正有上升趋势，而且具有很强的传染性。”
“那边的那些高中女生也抱着动物玩偶，”我补充道，“可是为什么她们周末还穿着学校的制服呢？”
“哪儿？”瑞秋问。
“哦，”我冲着车站方向指给她看，她得意地笑着说，“那些女孩可不是高中生哦。”
我很快了解到，涩谷的援交妹又可以细分为两种稀有种类：kogyaru（小女生）和ganguro-gyaru（模仿美国黑人作Hip-Hop打扮的女孩）。kogyaru穿着普通的女学生制服，然后把裙子提高，故意忘记扣重要的扣子，以展示制服的性感；而ganguro-gyaru则在美容院里把皮肤烘烤到近乎黑色，涂上层层浓郁的眼线，再把头发漂到能多白就多白。
这两种装扮的日本女性实际上都已经二十四五岁了，但她们病态地迷恋于把全身上下都装扮得很卡哇伊（日语“可爱”的意思）。她们大多是初、高中的退学生，由于种种原因忍受不了日本那“臭名昭著”、近于严苛的教学制度而离开学校。
“按照学校的规定，很多高中生不允许染发，甚至不可以把头发烫弯。”接着她告诉我。
“天哪，”我说，“这也太严酷了。你知道吗，”我仔细想了想，“如果我是这个社会中的一个女人，想不想长大还真难说呢。”
“我也是啊。”我的朋友断然回答。“对了，丽亚，你听说过这里的学生中有一种现象叫做kireru吗？”她询问道。
“没有啊，那是什么意思？”我饶有兴致地问。
“一些正常的学生由于承受不住种种压力，突然表现出暴力倾向，这种现象就是kireru。有过这样的惨案，一些原来表现很好的学生，突然失去控制，持刀或其他凶器疯狂砍杀其他同学。”
“你怎么会清楚这些呢？”我问。
“在我工作的那所国际高中，我参加过一次关于这方面的研讨会。”
“真是让人毛骨悚然啊，不过很有意思。”我讲出了我的想法。
“Kireru的精确解释是什么，”她问，“在日语里？”毕竟我是攻读日语专业的。
“这是‘切割’的不及物动词形式。”
“噢。”瑞秋有点惊讶。
“嗯，我认为只有把它翻译为‘折裂’或者‘割断’才符合在这儿的意思。”
“顺便问问，你会怎么处理呢？”瑞秋借此机会看看我是否已经恢复过来，“我是说，‘自残’。”
“一年零五个月了。”我说的是从戒除自残到现在的时间。
“恭喜你。”她鼓励我。
“谢谢。”我毫不在意地说，想着怎样才能转换话题。
“别想了，”她继续说，“你应该骄傲，你已经挺过来了。”
“随便啦。”我向窗外看去。
说到这儿，我俩同时注意到一大群辣妹摇摇摆摆地穿过交叉路口。
“她们都挎着同款式的LV手提包，”瑞秋话语中带着一丝反感，“甚至是表现出一样的颓废。”
“你知道吗，”我说，“如果我对生活几乎没得选择，我可能也会像这些女孩一样颓废。”
“怎么那么说呢？”她问我。
“如果你所受的教育中唯一你能做的有点意义的事情就是扮可爱，”我用我在日本幼儿园的亲身经历解释着，“那么装扮得时尚艳丽、过分地扮可爱可能也是一种宣泄方式，或是她们悲观失落的表现吧。”
“是啊，”瑞秋应了一声就沉默了，她的思绪已经飘到别处去了。“我还是经常去健身房。”她接着说道，看上去很平静。
“你的踝关节好些了吗？”我关切地问，因为我很清楚我的朋友曾经因为过度锻炼并缺乏营养而导致踝关节严重折裂。
“现在已经没事了。”她的目光盯着窗外的人群。
“其实，”沉默了一会儿后她接着说，“我心里清楚我不需要减肥。”她压低声音，虽然旁边没有人听得懂英语：“可是当我无法解决问题内心愧疚时，忍不住就会运动过量。”
“我能理解你的感受。”我说道。
“而且我所有的女学生经常谈论她们的节食计划。”她接着说。
“真是疯狂，”我回答道，“这些日本女人撑着细弱的骨架，偏偏还认为她们很胖！”
“是啊！”我的朋友附和道。“你知道吗，”她继续说，“可以说美国的减肥业很赚钱，因为我们国家的确有肥胖问题。可看看这些日本女人，即使她们的传统料理已经很科学，她们也根本不必再瘦身了，可她们大多还是疯狂节食。我真是想不通。”
“我也想不通啊。”我沉思着。
“如果有什么的话，”她接着说，“这也只表明减肥业的迅速扩张真的是令人质疑啊！”
“你说得对！”我同意道。
4. 小鲇奇境记
突然孩子们鸦雀无声，
一起进入了幻想的乐园，
她们穿越那神秘的奇境，
聆听小姑娘与鸟兽的闲谈，
半信半疑，如梦如幻。
——刘易斯·卡罗尔《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我叫中野绫子。”当我们那天晚上第一次见面时，寄宿家庭里的母亲按照传统的方式向我鞠躬并介绍自己，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到她用“绫子”称呼自己。“绫子”是她几乎被淡忘了的名字，因为婚后她从不使用这个名字。小鲇叫她“欧卡桑”（Okaasan,妈妈），她的丈夫也合乎习俗地叫她“欧卡桑”（孩子她妈）；外人称呼她为“中野夫人”——“中野”是她婚后冠的夫姓；我则称呼她为“妈妈”或“中野夫人”，视情况而定。对我来说，“妈妈”这个称呼不带有很多的感情色彩，只是代表她在家里担任的职责。
“妈妈”非常重视她家庭主妇的工作。她的厨艺好极了，我喜欢吃日式料理，每次都吃得很香，这令她非常高兴。直到我住进这个家三天之后我才第一次见到了中野先生，那天他在通常该起床的时候才从公司回来，这种情况虽少但偶尔也会发生。虽然小鲇和她母亲都称呼他为“欧多桑”（otō-san，爸爸），但我总是称呼他为中野先生，或许是因为这样称呼比较尊敬，也或许是因为用“爸爸”来称呼这个经常不在家的人有些过于冒昧了。
几个月过去了，我惊讶地发现妈妈总是忙得不可开交。日本人吃饭的传统是，每个人每道菜都要使用单独的餐具，所以无论是在早餐、午餐还是晚餐后都会留下一大堆餐具，等着清洗和擦干——更何况这个家里还没有洗碗机。妈妈洗衣服的方法很特别，都不需要用洗衣粉，而且大多数日本人都不用烘干机来处理洗好的衣服。她每天用牙刷用力地清洗丈夫的衬衫领子，用掸子和吸尘器把房子从上到下地打扫一遍，平均每晚只能睡四到五个小时。
另外我还发现，在日本这个充满科技奇迹的国度，有着音乐手机和令人畏惧的四通八达的地铁，和我一起居住的这位家庭主妇竟然不会使用互联网，也不会开车。尽管如此，我也只能被动地对待这些不公平的现象。像是一位礼貌的客人或是一块高效的海绵，在日本最初的六个月，我学习日本传统，顺从当地习惯，并尝试理解方言。这样的生活环境对我了解日本起到了奇妙的作用。
“他们可是非常严格的。”我警告瑞秋。瑞秋可是个一点都不守旧的人，“妈妈”邀请她周末来中野家吃饭并且过夜。我开车到横滨车站接她，顺便告诉她，我同意寄住在一个日本家庭里一段时间，有点类似于加入邪教，有太多的规矩要遵守。尽管如此，我还为它找了合理的理由：一个人如果能够遵守《十诫》，他就会得到很多裨益。
· 你应该左手垂直端着饭碗，右手拿筷子。如果你把碗放在桌子上吃饭，别人会认为你像动物。
· 你不能把筷子插在尚未出席的人的饭碗或汤碗里，免得让你的同伴惊讶和生气。
· 你不能把食物从一双筷子传到另一双筷子上，这是很令人厌恶的。
· 你不能在别人面前擤鼻涕。
· 你不能把狗带进屋子里，除非它要为客人表演些小把戏。
· 你不能晚上第一个洗澡，就算是别人主动让你先洗也不可以。
· 你要了解日本人所说的话只有大约百分之二十是真话，至于余下的部分，你必须像个侦探那样，根据细微的暗示来解读。
· 离开家超过一个晚上，你必须带回一些糖果之类的礼物。
· 考虑到日本天价的物业费用，你就不该使用供暖或热水，你卧室里的暖炉只是用作装饰。
因为，只因为你是女性，你必须要
· 时刻两腿并拢坐直
· 帮着妈妈准备晚饭
· 先给男人上饭
· 帮忙收拾和清洁碗筷
· 照料并娱乐一个五岁大的小女孩
· 即使在八月份也不能露出肩膀，对于身边大步走过的穿着内衣的男人要视而不见
· 绝不能留下任何显示你穿着内衣的证据——不管是看得见的还是看不见的
· 尽可能地不要告诉别人你的存在
“他妈的，你在开玩笑吗？”还没等我讲完，瑞秋就开始表示抗议。
“好吧，”我仔细考虑了一下，“既然你只在那儿待一个晚上，我想你可以不用完全地按照我平常所要遵守的规矩做。因为你是个外国人，他们可能已经预料到你会出些错了。”
“太好了，我已经习惯那样了。”瑞秋得意地笑着。
“一切都会顺利的，”我向她保证，“真的。”
瑞秋不是很喜欢小孩子，我告诉她小鲇是个性格可爱又很聪明的女孩。在日本，即使是英语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都几乎不可能与以英语为母语的外国人顺畅地对话，但小鲇在看了一些迪士尼的电影后就开始说地道的英语。鉴于小鲇的父母几乎连一个英语单词都不会说，所以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
我们到了中野家，看见小鲇又穿着她那身公主的小洋装，那是几个月前她妈妈为她做的万圣节服装。在那个星期里，每天从幼儿园回到家，小鲇就会立刻换上这身衣服。小鲇向瑞秋进行自我介绍的方式——果不其然——是用玩具棒在我朋友的头上轻轻地敲了一下，嘴里念念有词：“哈哈，现在你变成了一只青蛙！”然后就咯咯地笑着跑开了。
“你是对的，”瑞秋对我说，“她的英语说得真不错。”
不一会，我和瑞秋被叫进厨房帮忙准备晚饭。
“那么剩下的小萝卜，”我解释道，“应该切薄片放在生鱼片下面，当作装饰，这个是叫做‘妻物’（日料中用于装饰的叶子）吗？”
“是的，”妈妈回答道，每次我在厨房帮忙，她都会教给我一些新的东西，“这个叫做tsuma（日语中的‘妻子’），因为它是装饰主菜用的。”
“真有意思。”我回答道。
“你们在说什么？”瑞秋问道，她听不懂日语。
“一会儿再告诉你。”我没有理睬她。一些事还是不解释比较好。
幸运的是，瑞秋很喜欢吃生鱼片，晚饭吃得也很满意，虽然一直不停地来回翻译令我感到很疲惫。
当我们准备睡觉的时候，瑞秋对我说：“我通常都受不了小孩，但是小鲇实在是太讨人喜欢了。我受不了在这种环境下生活，因为我的生活要有隐私，但是我还是有点嫉妒你。我的意思是，你可以享受美食，房间也很大，还能和一个神童一起玩——我自己也想要一个这么天才的孩子。”
“小鲇喜欢说英语是因为她认为自己生活在电影里。”我在房间里偷偷地告诉瑞秋。“小鲇的父母对她实在是太严格了，”我若有所思地说，“她更愿意在这些美国卡通片里生活。”
“确实如此。”瑞秋看起来很感兴趣。
“当她对我们说‘让我们扮演’这个或那个，”我继续说道，“她并不真正理解‘扮演’的意思，她认为自己真的变成幻想中的那些角色了。”
“小鲇的生活真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精彩案例啊。”瑞秋变得很学术，“我的意思是，她掌握的所有语言——至少是英语——都是从电子设备里学会的，而不是从人的口中。”
“后现代主义真让我头痛。”
“来嘛，你想想，她所有英语的句式都是从多媒体中学到的，就好像她是迪士尼公司的副产品一样。”瑞秋试图说服我说。
“她还是个小女孩。”我纠正她并强调。
“我知道，我知道。”瑞秋感到抱歉。
我接着说道：“我只是担心，你想，当她长大后所有的幻想都破灭了怎么办？”
“顺其自然吧。”瑞秋酷酷地说。
“真见鬼。”我太了解会怎样了。
5. 毒气恐慌
我感觉自己被取代了……就像是到达了蒸发点、熔点、沸点或其他类似的点，到达了某种令任何物质都会改变状态的温度。
——荒井晴彦，《振荡器》
上下班高峰时期的交通真是具有能使人发狂的特质。没有比驾驶着一辆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六十英里的车，一小时却只能挪动两英里更令人抓狂的事了。被堵在水泄不通的公路上，我们激烈地诅咒其他所有往返于上下班路上的人们的存在，却忘了事实上我们也恰好处于相同的窘境之中。
看来靠左行驶的生活也没有什么不同。（日本行车靠左，美国靠右。）
横滨居住区道路也难逃这样的命运。一条狭窄的小巷，其宽度，在美国只能作为让一辆小车通过的单行道，在这却是日本典型的、繁忙的双向道。由于空间限制，在日本，自行车、摩托车、踏板车、学生的校车共享同一条道路也是很典型的。简而言之，每辆车都要与其他的车碰撞着行驶。
在横滨的路上开车，我第一次感觉到现实世界烂透了，我应该尽可能长地待在学校里。我经常因为选择提前一年大学毕业而咒骂自己，为我不能再随意翘课而哀悼——因为我毕竟是个老师，而感觉情绪不稳定，也不再是能待在家里一周的合理借口了。
仿佛我的生活压力还不够大似的，在我随后去上班时，我的小车的刹车又赶巧地出了问题。每当我要停车的时候，我都像经历一次新奇的冒险。有时候刹车会发出吱吱声，有时发出隆隆声，并猛地一抽让整辆车都跟着剧烈震动，像是车子遭遇了地震。
我理所当然地立刻把这种窘境报告了伊东小姐，她把我的车送到店里去检查修理。
“我真不敢相信她们没有给你一辆新车。”凯伦说，满脸对公司的厌恶之情。
“福田是个小气鬼。”帕姆说道，两人心知肚明地交换了眼神。
在那时，我还没有完全成为她们抱怨俱乐部的一员。然而两个星期后，我的车刚被修好，刹车又开始发出尖锐的声音。
“校长今早晚些时候会在街区开你的车试试。”当我第二次去抱怨时，伊东这么告诉我。“所以你要保证车是干净的。”她坚持。我别无选择，只能同意她的建议。
那天晚些时候伊东第二次来到我办公桌前，她的眼神有一丝紧张。
“老板说你的车很正常。”她低声说道，眼睛看着地板。
“什么？”我一定是听错了。
“福田先生刚才开着你的车在周围街区逛了一圈，他让我告诉你车子一切正常。”显而易见，转达这种消息让伊东感到非常惭愧。但同时，她不会在任何立场上替我辩解。
“你疯了吗？”我严肃地问她，我的声音吸引了办公室里每个人的注意力。轮到她震惊得站着不说话了。“我车上那该死的刹车根本就没用！！”我大声说道。
“丽亚，没办法的，”她转而用日语回答道，“他是老板。”当了解了情况后，所有的外国职员看起来都非常生气和担忧，而除了惯有的焦虑外，伊东仍然没有流露出一丝情绪。
“不，不能就这样，”我坚决地说，“对福田先生没有办法的事情是，如果他不给我提供一辆新车的话，我就不干了！”我已经尽我所能去适应日本的文化，但同时我也不会为了公司的利益而把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的境地。在这方面，外国人与日本人是有着不可改变的区别的。
说完，我冲进盥洗室，生气地哭泣了五分钟，然后才回去工作。作为成年人工作后的另一个讨厌之处就是我再也不能在公共场合哭了。
这次爆发使我最终得到了一辆公司提供的新车，但也是有代价的。办公室里的日本职员开始以与以往不同的方式看待我。我一进屋，她们就停止对话或者开始耳语。她们认为我是一个容易激动、危险的人，是对公司和谐有害的障碍物。
差不多同时，寄宿在小鲇家好几个月之后，我的日语有了长足的进步，好到不能再继续维持和平，我终于在家里爆发了。回想寄宿家妈妈教我的那些“功课”，可以说，所有的事里，我的愤怒最集中于女人的内衣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