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我应该自杀！”有天晚上我们坐着说话时，他抱怨道。
“千万不要啊！”我回答道，眼神里透着关切，“我会非常想念你的！”我说的差不多是事实。
“好的，我不会的。”他回答道，“因为你的眼睛真是太美了！”
39. 德古拉的女儿
“太棒了，斯科特！这是一场游戏吗？”
“是的。”
——布拉姆·斯托克，《德古拉》
这是个在天堂的家庭晚会。换句话说，有三个年轻的男孩和他们的父亲一起走进了酒吧。
除了明显蹩脚的剧情外，我们也被来回移动着，就像洗牌一样。因为玛丽妈妈和健人正在决定每一位女士应该被安排在桌子的哪个位置。这群男人极其挑剔，当时我真希望自己听不懂日语。
“不行，她太高了，”健人刚打算把我安排在一个男人旁边，他就说道。
“不行，她的胸部太小了。”另一个男人这么说道，他拒绝和婕蒂坐在一起。
“不行，她太不可爱了。”又有一个男人要求换人。
“不行，我讨厌美国人。”又有一个男人拒绝坐在我旁边。
大约五分钟令人不堪忍受的掉换之后，每一位客人身边都坐着一位至少他认为还勉强合适的女士。就这样，我们开始倒酒，酒会正式开始。
我发现自己坐在一个二十四岁、有张娃娃脸的年轻人身边，另一边坐着的是他没有娃娃脸的父亲。相对来说，我们更愿意和年轻男人交谈。不过，酒吧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同一张桌子上，年纪大些的男人应该更吸引各位女士的注意。这么规定的原因也很简单：年纪大些的男人通常都是最后付账的那位，所以他才能最终决定是不是在酒吧多消遣一会儿。
不过，那个中年男人一直忙着向坐在他右边的卡提亚介绍自己，我正好转向左边，真诚地问候他的儿子。
“你们经常和父亲一起来类似的地方吗？”我忍不住问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孩。
“是的，”他的回答让我吃了一惊，“不过通常都去歌舞伎町。”
“我明白了，”我自己心里寻思道，“在歌舞伎町，你能尽情地摸那些女孩子。”多么让人神往啊！银座和歌舞伎町确实相差很大，我们很愿意这么想。
“那你们为什么来银座呢？”
“我父亲说我应该多练习练习英语，”他说道，“所以我们选择了这家都是外国陪酒女郎的酒吧。”
“好的，我从现在开始就说英语，”我微笑着说道，随即从日语换到了英语。许多之前当过英语老师的陪酒女郎或多或少地都会发现：其实做陪酒女郎和做老师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表现出来很大的相似性。这两种工作都要求我们既要扮演好文化展览品的角色，又要扮演一个让大家娱乐消遣的角色。
然后卡提亚向一位顾客提议她能不能喝一杯，可是那位顾客不仅拒绝了，还告诉她：“你太胖了，不要喝了。”
“我并不是要用言辞中伤你，”他接着说道，“我只是担心你的健康。”
的确是这样的。不过，他的啤酒肚看上去好像赶得上卡提亚整个身体的重量了。
“别介意，”看着我脸上忍不住流露出的厌恶，他的儿子看着我说道，“我妈妈一直劝他减肥，所以他对身体健康很不放心。”
“我真的真的很想喝一杯。”我对这个年轻男人坦白道。不过，他只是笑眯眯地看着我，根本没想点些什么喝的。
在天堂酒吧里坐着一群客人，他们只是想来羞辱在这里工作的女人。这些男人指出我们身上的缺陷，只为了满足他们病态的快感。他们似乎也知道不给我们买酒喝，就是在慢慢地折磨我们，因为我们的确需要喝几杯，才能忍受这些男人坐在我们旁边。在这个“与家人一起度过的晚上”，父亲们好像在儿子面前炫耀似的，这让我们觉得这群男人都是那么令人厌恶。
“你是哪国人？”我正帮另一位顾客认真擦拭着酒杯上冷凝出的水汽，突然听到一个男人问阿妮卡道。
“罗马尼亚。”她很有礼貌地回答。
“德古拉就是来自罗马尼亚！”这个男人大声惊叫道，看上去对自己的洞察力很自豪。
“你说得对，”阿妮卡承认道，“在罗马尼亚语里，‘德古’（dracul）实际上是‘恶魔’的意思。”
“那么德斯蒂妮妈妈的新绰号就应该是‘德古拉妈妈。’”卡提亚低声说道，吧台旁边坐着的其他女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或许这位顾客因为听不懂我们的笑话而有些生气，从那一刻起，这个跟阿妮卡说话的男人就明显变得更加恶劣。
“你看上去就像德古拉！”他对阿妮卡说道，“你看！”他冲着桌子边上坐着的每一个人大声说道，“她的牙齿都突出来了，就像毒蛇的尖牙！难道在罗马尼亚没有牙套吗？”
不管怎么发挥想象力，阿妮卡的牙齿都不会突出的。考虑到迄今为止日本可能都是发达国家中牙科保健业最落后的国家，那么这次闲聊越发显得具有讽刺性了。我绞尽脑汁想找个方法来维护我的朋友。如果有男人对我们图谋不轨，我们可以扇他们耳光；同样，如果有人侮辱我们，我们也可以反驳，不过得选个聪明的方式。
阿妮卡仍然不动声色，就像经验丰富的陪酒女郎一样，不动声色地对待这种行为。
“我不是德古拉。”她刚开始用忧郁的语气说道。接着短暂的停顿后，她睁大眼睛，大声说道：“我是德古拉的女儿！这就是我为什么只是晚上出来的原因。”那些男人都哈哈大笑。“我照镜子的时候，”她开玩笑道，还拿出了她随身携带的小镜子，偏了一定的角度，“我没有影子！”
这个男人突然用不流利的英语大声叫道：“我怀疑我怀疑，她真的是德古拉的女儿！”这时其他人都爆发出一阵捧腹大笑，笑声萦绕在酒吧里。
“不过，不是吸血，”阿妮卡继续说道，“我得喝红酒。”
说到这里，阿妮卡终于做到了。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最终他们给在场参加酒会的所有女士点了一瓶很贵的红酒。趁着没有人看的时候，我赞赏地朝阿妮卡眨了眨眼。我们都极度需要酒精的麻痹，才能继续忍受这样的环境。
那天晚上，我从阿妮卡那里学到了很多。眼睁睁看着一个上了年纪的中年男人，顶着一口大黄牙侮辱一位漂亮女士，尤其这个女人还是你的朋友，真的是让人难以忍受的事情，就好像吞下一颗很苦的药丸，脸上却还得带着笑容。然而，只要抛弃所有骄傲和自尊，面对侮辱不为所动，只要随时都记得周围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梦，就能获得相对的自由。只要陪酒女郎感觉到自己脱离了现实世界，游戏就能继续了。
不过，我亲眼看到这些男人教他们的后代怎么对待女人，心里还是很失望。一个半小时后我把他们一群男人送走，虽然我们已经成功地榨干了他们的钱包，但是总的来说我对人性更没有信心了。
他们让我想起了最近和那个带着黄色连环画的寂寞男人良治的一次谈话。
“最近你的日语太糟糕了，”我刚给良治讲完一个无关紧要的故事，良治说道。这一段时间他是我的常客，可能是看到经常有日本客人或者别的女士赞扬我的日语，所以他想打击我的自尊心；也可能他只是已经很了解我了，因此知道怎么才能从最痛处打击我，在我最弱势的方面侮辱我。
他知道我一直担心自己的日语不够流利，而且我正在准备十二月份举行的日本语能力测试的最高级考试，我几乎可以肯定自己没有通过的可能。如果哪次不小心喝醉时，我告诉他我曾经是厌食症患者，他可能会不停地提醒我太胖了。
我知道从现代女人的视角来看，这真的是让人不堪忍受，不过，这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也是我们每晚挣到薪水的方式。优雅地接受羞辱，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东京酒吧女郎真的和吸血鬼一样，只有晚上才出没于各种场所。午夜两点，我们终于结束了那场“与家人一起度过的狂欢夜”后，我和阿妮卡、婕蒂决定去六本木跳舞。上班的时候我们都打扮得漂漂亮亮，所以找几个男人请我们喝酒不成问题。
我们轮流邀请陌生人——当然是陌生男人——跳下一场舞，一旦他们给我们买了酒就立刻把他们甩掉。酒吧非常大，以至于我们成功地喝到很多次酒。回想起来，如果我们对男人没有一定的憎恶感，我们也就不会这样了。
这让我又想起了德古拉。毕竟，吸血鬼是从受害者转变为侵略者的。他们都曾被别人咬过一口，结果受到诅咒，必须喝别人的血维生。从这点来看，我们的确都是吸血鬼的女儿。
40. 欺骗的艺术
内夫：……我就相信你这一次。因为已经够糟糕的了。
菲利斯：我们都很糟糕，沃尔特。
内夫：只是你比我更糟糕一些。你已经全身腐烂了。
——《双倍赔偿》
我已经做了不能想的事情。比不能想更糟糕的是：不可原谅，不堪说出口，不可宽赦。
“现在几点了？”
我问一位顾客现在的时间。不知道用什么方法，玛丽妈妈总是能够无处不在，总是能同时听到所有人说话，就像亲妈妈一样。我突然感觉妈妈桑瞥了我一眼。她站在酒吧的门廊，那里是她经常迎接客人的地方。刚刚我感觉到的目光那么冷漠，以至于——我不是故意用双关——能够让时间停顿。
我的顾客正在看他的劳力士手表，那一瞬间我尽力用眼神和玛丽交流，我向玛丽微微点了点头，告诉她我没有喝醉也没有发疯。事实上，我有自己的计划。玛丽耸了耸眉毛，好像在告诉我可以继续我那所谓的计划了，然后就转过身去。
问顾客时间是触犯了酒吧的规矩的，作为东京酒吧的陪酒女郎，我们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地让顾客忘记时间的存在。钟表的滴答滴答声跟酒吧女郎象征的对现实的逃逸是互相抵触的。天堂酒吧的墙上没有钟表，也没有窗户，顾客在里面根本看不到外面的日出。
顾客没有时间观念，这对于酒吧来说是很有利的，因为他们在酒吧的每一分钟都是付过账的。
“十一点五十八分，”我的顾客回答道，稍微有点困惑。
“哦，”我突然冲着他笑容一闪，说道，“再过两分钟就是我的生日了！”
“恭喜你！”三菱先生微笑着说道，“冒昧问一下寿星女孩今年多大了？”
“我马上就二十三岁了，”我像小孩子一样笑着说道，“我马上就要变成一个老女人了！”听到我的话，我们都大笑起来。
“我们应该庆祝一下，”三菱先生友好地拍拍我的肩膀，肯定地说道，“不过怎么庆祝呢？”他转过来看着我。
“香槟？”我问道。
“为什么不呢？”他说道，顺便招手让健人来到我们桌旁。
我们每人端起一杯唐培里浓香槟王互相敬酒时，三菱为我点唱了一首“生日快乐”歌。
“两年后，”我稍微扭过头，调情似的看着他的眼睛说道，“我就成了一块圣诞节蛋糕，那时候我还能做什么呢？”我叹气道。我和他说话时的语调更高一些，和我平时的说话方式比起来，显得更加“矫揉造作”。
在东京流行的俚语里，如果一个女人结婚前已经过了二十五岁生日，那么她就被称为“圣诞节蛋糕”。由于在旅游旺季东京各大蛋糕店推出的一款叫“圣诞节”的蛋糕非常受欢迎，价格也很高。可是一到12月25日圣诞节来临的时候，市场上这款蛋糕的价格就会暴跌。
这种令人烦恼的观点非常盛行，日本人心目中的偶像凯蒂猫在货架上过了二十五年后，公司就为这只虚构的猫咪设计了丈夫，他们称之为“亲爱的丹尼尔”。
“你不必为成为圣诞节蛋糕而担忧，”三菱肯定地对我说，“因为你很有魅力。”
“那你会娶我吗？”我开玩笑道。
“你下一次过生日的时候，可能会的。”他礼貌地拒绝了我。
“唉，”我又叹气道，“因为你不愿意娶我，我现在情绪很低落。我情绪低落的时候通常会大吃一顿。你能为我点些吃的东西，让我心情好一些吗？”
“如你所愿，随便点！”他说道，又一次把侍者叫过来，点了一份很昂贵的水果拼盘。
一两个小时后，我把三菱先生送到天堂酒吧门口。之后，玛丽妈妈让我看了一眼我的顾客账单，大约有将近九万五千日元，足够我支付两个月的房租。
“你做得很好！”妈妈桑肯定地说道。
“谢谢您，妈妈。”我高兴地说道。
“不过，如果你继续这样过生日的话，”她开玩笑道，“你会老得非常快，甚至可能要三十岁了！”
说到这儿，我和妈妈桑都大笑了起来。说实话，我记得仅仅是2004年，像这样的生日我就过了六七次。有时候，我觉得经常这样过生日就是为了刁难这个社会，因为在这里，我一到二十五岁就会被宣判为老处女。
生日并不是我对顾客说的唯一的谎话。有一次，我实在厌烦了一直见面的“约会超人”，就给他发了信息告诉他：我马上要回美国，因为我外婆刚刚去世了。事实上，她现在还活得好好的。
和秀夫相处的过程中，我有两三次都尝试着要和他彻底断绝关系，因为我担心自己会对我们的关系认真，不过，最终总是我先败下阵来。这可能是因为他忙于生意，可是我真的想他了。
因此，那假想的“葬礼”结束两周后，我给他打电话让他来酒吧，这时我必须确保自己说的谎言不被揭穿。我叮嘱所有的陪酒女郎和酒吧的工作人员，一旦秀夫问起来，就告诉他：我上周回美国了，根本不在日本。
我打算尽量避免和秀夫谈论关于“葬礼”的话题，不过，当他点了一瓶豪帅快活倒了两小杯，祝酒词说的是“祝福你的外祖母”时，谎言就像龙舌兰酒一样开始慢慢流淌。
“这并不是悲伤的祝酒词，”我哽咽道，“我的外祖母一直过得很好。她活到了八十五岁。如果我的一生能像她那么丰富多彩，我也会很满足的。”
“我明白。”秀夫同情地点头说道。
“她生了四个孩子，孩子们都长大后，她又返回学校攻读了两个硕士学位。然后她一直做社会服务工作，直到八十一岁才退休。我的外祖母非常乐于帮助别人。”
那天晚上，我告诉秀夫的那些关于外祖母的事情，除了说她已经去世这一点，其他的都是真的，因此我认为任何谎言中总有真实的痕迹。
那天晚上下班后，我们都坐在酒吧里等着妈妈桑给我们报销打车费用，谢里和安吉拉问我，我的计划是不是进行得毫无破绽。
我很自豪地告诉她们，的确是的。“人们通常只会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事情，”我坦承道，“秀夫是真的愿意相信我告诉他的任何事情。”
我们坐在那儿，比较着各自的故事。
“六个月前，”安吉拉狡黠地笑着说道，“我的一位顾客说我看上去太瘦了，给了我一大笔钱，让我回菲律宾休息一星期。”
“那你收下了吗？”我非常感兴趣地问道。
“我收下了钱，”她说道，“不过，我就待在这里，只是开始多吃东西，那么下次他来酒吧见到我时，我就显得胖一些了。那周原本我应该已经回菲律宾了，因此，我不得不告诉所有的人，让他们帮我盯着他来酒吧的那条路，只要他一出现，我就立马躲起来。就连健人一接到找我的电话，都会按照提前说好的告诉对方，我不在酒吧。”
“真是太逗了！”我赞赏地说道，“宝贝，干得好啊！”
“那你怎么处理那笔钱了？”谢里问道。
“逛街！”安吉拉大声说道，然后她和谢里高兴地击掌庆祝。
“你对向他撒谎说你外祖母去世有没有感到内疚呢？”谢里问道。
“我尽量不去多想，”我承认道，“并且，‘情场如战场，都需要不择手段！’”我引用了托尔斯泰的话，告诉自己：真正的难题是怎么分清爱情和战争。
41. 童话和签证婚姻
如果你能把艺伎降到金融交易的世界中，为什么不把婚姻也看做是一种仪式性的贞洁拍卖呢？毕竟，按照日本的传统，新郎一家是买一个女孩儿来做新娘的。
——岩崎峰子
关于天堂酒吧的秘密举动，谢里知道的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多。我猜想可能是因为她和玛丽妈妈、小妈妈安吉拉都是菲律宾人。每天晚上快下班时，我总是靠着谢里最爱喝的红酒让她松松口，从而也了解到很多关于天堂酒吧的小道消息。
从谢里那里，我得知那些长时间在天堂酒吧工作的人都拥有“签证婚姻”。换句话说，她们都有名义上的日本丈夫，日本丈夫可以帮助她们平安地待在这个国家，不会有被驱逐出境的危险。对于长期在日本工作的外国陪酒女郎来说，“签证婚姻”的出现很有意思地歪曲了艺伎圈里“旦那”的原本含义。
虽然艺伎不放弃涂白的浓妆和丝质和服就不能结婚，不过，她们如果想维持比较长久的关系，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一位“旦那”。“旦那”就是丈夫、皮条客和艺伎的艺术赞助人的混合物。艺伎的“旦那”通常都是极其富有的优秀男人，他们要在经济上负担他所选择的艺伎的奢侈生活。只要不是性要求，他们都会受到优先照顾以作为回报。
对于大多数陪酒女郎来说，只有陪酒女郎想得到顾客向她提供的完全经济支持时，才会和顾客发生性关系。这种关系中得到优待的顾客所扮演的角色和艺伎的“旦那”惊人地相似。在艺伎圈里，拥有一位“旦那”和结婚有一些共同特征；在陪酒女郎这一职业里，“权益婚姻”即我们这儿的“找一位旦那”，也逐渐和结婚有了共同特征。
想到这里，我觉得在现代日语里的“旦那”包含有“丈夫”的意思也是比较适当的。我用日语说到某人的丈夫时，也经常会用“旦那”这个词。“旦那”比另外一个更古老的词“主人”好多了，“主人”是由日本汉字的“（户）主”和“人”拼在一起组成的，从而有了复合词“丈夫”（相似的是，日语汉字“妻子”是由“房屋”和“内部”两个汉字复合而成的）。
签证婚姻是大多数外国陪酒女郎留在日本工作的手段，尤其是想长期留在日本的女人。我认识的其他陪酒女郎都把这种协议称做“假结婚”，因为那些同意此协议的男人通常都很老，可能是鳏夫，在这种婚姻关系中，男人们都扮演着年轻陪酒女郎的赞助人的角色。
假结婚在陪酒女郎和顾客们之间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去年这一年里，警察局发动了对银座和六本木地区陪酒女郎酒吧违法移民的清扫行动。
这种趋势为如今已经梦幻般的气氛更增添了幻想的成分。理论上，签证婚姻现象创造了一个童话：在这个过程中，条件比较差的年轻女人都被大家的白马王子带着迅速搬离了马尼拉市或符拉迪沃斯托克市（海参崴）的贫民窟，他们对这些女人都视若至宝。然而现实生活中，好色的老男人用金钱交换了年轻漂亮女孩的感情，而她们也没有其他的选择，这样的画面展示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灰姑娘”童话的黑暗一面。
谢里告诉我，天堂酒吧的东欧女人中，卡提亚就拥有婚姻签证，虽然不是典型的那种，即她的“旦那”是她的一位顾客。甚至更有意思的是，谢里还告诉我，阿妮卡虽然已经在银座工作三年了，并且妈妈桑也一直催促她考虑一下这种协议，可是她还是没有婚姻签证。就这样，阿妮卡在日本工作仍然属于非法性质的，也就是说，因为她的原因，天堂酒吧要付给黑帮一大笔保护费。
“那么社长呢？”我问谢里道，社长是对阿妮卡最忠诚的一位顾客。天堂酒吧的每一个人都叫他绰号“社长”，因为他是一家公司的经理。社长可以直接翻译为“老板”，这个词还有“主人”的意思。“我听说他离婚了。”我接着说道。
“是的，”谢里确认道，“玛丽妈妈曾经强制要求阿妮卡和他结婚，以得到婚姻签证。”
“为什么阿妮卡坚持不和他结婚呢？”我问道。我自己能想出一千个她不嫁给那个男人的理由，至少社长先生很胖、很老，身上的气味很难闻，但是我想听听谢里在这件事情上的看法。
“可能她信奉宗教吧，”谢里暗示道。阿妮卡虔诚地信仰罗马尼亚东正教教义中关于狂饮作乐的教规，曾经有几周时间她戒了烟酒，不过，她总是又忍不住开始喝酒抽烟了。无论你来自哪里，没有某种麻醉剂的帮助，这种工作真的完全不可能做下去。
“或许是因为社长的长相。”我反对道。虽然我只是半开玩笑，可是社长的确面容衰老，让大家觉得童话由于某种原因其实是恐怖故事。
之前当老师时办的签证到期时，我已经在日本待了两年了。
“我听说你和丸井先生——也就是约会超人——经常在酒吧外面见面。”一天晚上安吉拉对我说道，虽然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发现的。
“是的。”我羞愧地低下头，准备听妈妈桑的责备，可是，一切都没有发生。
“我们很欣赏你做出的努力，”她说道，“不过，你要记得我们是银座的陪酒女郎，我们不能和顾客有身体上的直接接触，除非他是你的旦那。”
“我知道，小妈妈，我明白。您别担心，我不会和他有什么接触的，好吗？”我迅速回答道，“我只是把丸井先生当成一个老朋友而已。”
“你考虑过结婚吗？”她问道。
“什么？”我被吓了一跳，“不，不！我也没那么喜欢他。”
“或许你应该考虑一下，”小妈妈桑接着说道，“大多数陪酒女郎都有日本丈夫。你们不必住在一起，不过，快到延长签证有效期的时间了，这样做能让续签更容易一些。你明白吗？”
“是的，妈妈。”
“他很有钱，也是个绅士，”安吉拉继续说道，“所以你应该考虑考虑。”
“好的，妈妈。”我撒谎道。
我没有告诉安吉拉的是，大约一周前我刚刚接到丸井先生很有诱惑力的建议。丸井秀夫经常来酒吧喝酒，表现得越来越慷慨大方，有一次我们在闲聊，他提出要帮我支付公寓的房租和管理费。从前，我接受过很多次秀夫的好意，不过都是以礼物或者吃饭的形式。每月都帮我付房租却是我们之间不可逾越的分界线。如果他负责我的住宿费用，就是他成为我的旦那的第一步，这一点我们都心知肚明，因此他的建议我不得不拒绝。更确切地说，他的建议我能够拒绝，因为我很幸运地出生在美国。
当时我没有接受或者拒绝秀夫的建议，而是像日本人一样，转移了话题而已。
42. 天堂酒吧的小妓女
并不是一个女孩本身的性行为让别人称她为荡妇，而是她代表的那些人以及象征的那些事。
——丽奥拉·塔南邦，《荡妇！伴着坏名声成长起来的女性》
婕蒂每周只在天堂酒吧工作一两个晚上，这样的工作频率持续了一年多。另外，我也不适合比较固定的常规的工作。因此，我通常是每天晚上都工作，不过，每次只持续几个月。我一头扎进工作中，直到完全筋疲力尽，直到我体内的酒精已经饱和到我连自己都认不出来了，才会选择休息一段时间。休息期间，我尽量让酒精从身体里慢慢排出，并从事一些名声比较好的职业，比如在一家小学做代课教师。
一次间歇休息期间，婕蒂告诉我银座出现了很有意思的新情况。
“天堂酒吧有个新来的女孩，”有天晚上我和婕蒂电话聊天的时候，她对我说道，“她完全就是一个娼妓！”
“一个娼妓？”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可能！”
“有可能，”她再次肯定道，“她叫美知，我不知道玛丽为什么要雇她。她年龄不小，长得也很丑，纯粹就是娼妓！”
“她有自己的客人吗？”我问道。
“是的，”婕蒂回答道，“她有大量的顾客，或许这就是玛丽雇用她的原因吧。我和其他女孩正在讨论呢，我们都认为她和她的所有顾客都上过床。靠！”可以想象婕蒂脸上肯定是非常厌恶的神情，“她真让人恶心！”
“你们为什么觉得她和那些男人有性关系呢？”我问道。
“前几天晚上，我坐在她和那个让人恶心的顾客旁边，那个男人一直摸着她的乳房。妈的！我真不明白玛丽怎么会让她干这种事情。美知这么做就是拉低了整个酒吧的水准，让别人以为我们也都是妓女了。她可真让人反感！”婕蒂解释道。
“下流！”我应和道。
“我们觉得，”我的朋友猜测道，“可能她之前就是妓女。”
“真的吗？”我半信半疑地问道。
“真的！”婕蒂坚持她的观点，“她做那些行为根本不考虑我们的感受！”
接下来这一星期，我的好奇心已经被很多相似的讨论勾引到了极限，当然这些讨论的话题都是关于臭名昭著的神秘人物——美知。我决定回到天堂酒吧加入大家下一轮的讨论，因为我想看看美知是不是和大家说的一样，真的是个妓女。
周一晚上，我回到了酒吧，接着开始工作，不过，那天晚上婕蒂不上班，所以我一个人到了酒吧。一走进“天堂”，我就迅速地在酒吧里寻找臭名昭著的美知，不过那里坐着几个新来的女孩，我不能确定哪个才是那个妓女。并且，已经有一些顾客早来了，我不得不抓紧时间换衣服上妆。
阿妮卡冲着美知的方向眨了眨眼睛，凑在我的耳边悄声说：“她就是那个撒塞克。”阿妮卡说话的语气中敌意非常重，我以前从来没有听她这么说过话。“撒塞克”是日语中“妓女”的不正式说法，虽然这个词原本的意义只是“公共厕所”。
我向坐在阿妮卡对面的沙纪看去，想再次确认一下。“这是真的。”沙纪也说。“她能有这么多顾客，就是因为她让他们摸她的乳房。我们都看见了。最让人受不了的是，”她接着说道，“她每周工作结束后都能领到一万日元的奖金，那是妈妈桑为每周挣钱最多的陪酒女郎准备的奖金。”
“我知道！”阿妮卡说道，她依然很愤怒，“这实在是太不公平了，因为那份奖金是给挣钱最多的陪酒女郎准备的，可不是给挣钱最多的妓女准备的！”
听到这里，沙纪和阿妮卡都淘气地笑起来。为了配合他们，我也假装笑了几声。
过了一会儿，玛丽妈妈就送我们三个回家，让我们不至于误了末班火车。这时，美知还在酒吧里陪着一位顾客。令我失望的是，那天晚上的情形没有让我有机会真正认识一下美知。不过，还有明天晚上。
第二天早晨一醒来，我还没意识到自己在哪儿，就有种强烈的感觉提醒我刚做的梦很值得回想一下。唉，可是我只能回想起我觉得应该记住那个梦，梦境的主题却从我脑中溜走了。我双手抱着头趴在枕头上，冥思苦想了五分多钟，大脑都快要爆炸了。这时，脑中突然出现了一个词，那是属于我旧时回忆中的名字：珍妮。我做的梦都是关于珍妮的，她是我从前的同学，我尽了一切努力想要忘记的同学。尽管高中时我们之间的你争我斗一直传得沸沸扬扬，事实上直到昨天晚上我梦到她之前，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话。
随着高中时代肥皂剧剧情的展开，珍妮和一个叫迈克的大学生交往时，失去了她的贞洁。据说是在那一周后，我和迈克在一次聚会上见面，当时我们都喝醉了，那天晚上的聚会快结束时，我们在女主人的浴室里一见如故。那时我对他一无所知，尤其不知道我们见面之前他正在和某个女生约会，更不知道那就是我们数学班上那个叫珍妮·布莱克的深褐色头发的大学预科生。
接下来的一周里，我们学校的每位同学都听说了在克里斯蒂·乔丹的聚会上，我和迈克在主人家的浴缸里激烈地做爱，并且对于整个过程描述的详细程度和剧烈程度也不尽相同。讽刺的是，这一切根本没有发生过，因为我那时还是处女。我请求所谓的朋友克里斯蒂帮我澄清事实，告诉大家我和迈克只是在她家的浴室里接吻而已。
“可是，丽亚，”她反对道，“大家都认为这样做很酷啊！那些热情的高年级男生都不停地问我下次聚会什么时候举行呢！”虽然我的朋友都很高兴，在牺牲我的代价下，她们现在在整个学校都很受欢迎，可是，我快被罪恶感压垮了。更糟糕的是，在我们的高数课上，那个珍妮就坐在我前面两排。
每天我都想和她说点什么，或者和她传个字条，告诉她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告诉她我真的不知道我和迈克在一起时，她正在和迈克约会。但是，我根本没有勇气接近她，很快，她就退出了高等数学课。班上所有同学都认为，珍妮那短命的数学学习事业就是断送在我手上的，然而，别人的责备跟我对自己的责备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打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迈克。
更讽刺的是，我六年级时的“男朋友”布拉德·布鲁尔在想强吻我被拒绝后，告诉全班男生我是一个“老顽固”（那时我只有十一岁）。从那时起，就没有男生会费神费力地约我出去，而和迈克在一起闹出的做爱绯闻的确是我唯一的经历。
就这样，我在高中时期的名声仅仅一个晚上的时间就从“老顽固”一下子转变为“荡妇”，并且还是什么都没有发生的一个晚上。由于这都是五年多以前的事了，我一般都避免去想那令人难堪的一个晚上，就是那个晚上，给我高中时期的名声留下了污点。这也是珍妮和迈克出现在我梦中让我如此惊讶的原因。
梦中，我坐在山顶的草地上，珍妮和迈克则站在山脚下聊着我听不懂的话。我假装学习，不去注意他们，可又忍不住听见了他们谈话的声音，语调中竟然带着对彼此的敌意。看着迈克开车离开，而珍妮朝我这边走过来，我试着尽量把自己藏起来。我躲藏的时候逐渐把身体蜷成一团，就像胎儿的姿势一样，这样也让我很不情愿地把自己的痛苦暴露在了珍妮面前。
“你为什么那么烦恼呢？”她坐在我身后右侧，和我保持着安全距离，这是她第一次和我说话。
“我不是烦恼，”我郁郁地回答道，“我很沮丧。”终于有机会可以澄清当时的情形，我转过头看着她说道：“珍妮，我……珍妮，我和迈克之间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不是像别人说的那样，你一定要相信我。珍妮，我……我真的很抱歉。”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她平静，几乎是温和地说。
“可是，你因为我退了高等数学课！”我提醒她道。
“看见你，我就会想起他，”她说道，“不过，我从来没有怪你，不是你的错。”
醒来之后，我怎么也想不起来对于珍妮的理解我当时是怎么答复的。回想起整个梦境后，我意识到这是我和珍妮之间的第一次对话，不管是真实还是幻觉，听到她原谅我还是让我觉得很温暖，虽然这一切只是我的想象。
睡醒后想了这么多也让我对美知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同情。自从“珍妮丑闻”后，我经常会同情那些被认为是荡妇的女人，甚至那些真的和男人上床的女孩也一样，因为她们最终这么做，也是由于内心深处极度的孤独和沮丧所致。所以这么称呼她们无疑是落井下石。
我更想见见美知了，想听听她的故事。今天晚上我就试试看。
43. 堕落者的仁慈
空中有风
也有雨
还有对堕落者的仁慈
他们说他们不想知道
究竟什么才是对
——达尔·威廉姆斯，《堕落者的仁慈》
“你要和她见面？”在确定自己没有听错后，婕蒂瞪着我，脸上流露出非常厌恶的表情。
“是的，”我说道，“今晚工作之前，我和她一起去街对面的‘普龙都’酒吧喝点啤酒。”
“可是，为什么呢？”我的朋友问道，依然半信半疑。
“美知是我的新研究课题，”我解释道，“我约她出去，因为我以前连一个妓女都不认识。我真的想听听她们的故事，看看她们在忙些什么。昨天晚上我们在天堂酒吧见面，还聊到了纽约。她说曾经住在纽约的住宅区，一开始我肯定她是在撒谎，后来我问了她一些周围的地理位置，她都知道得很清楚。美知去年真的住在纽约。”
“好吧，”婕蒂小心地说，好像她的批准是给我下达的命令，“不过，你要向我汇报她说的所有的事情，因为现在连我也很好奇，很想知道呢。”
“没问题，”我回答道，“我们可以把这汇报称为‘下流报告’。”
“太好了，”婕蒂笑嘻嘻地说，“因为她是真他妈的下贱。下次我们跟她一起上班时，一定要唱天命真女的‘贱女孩’……”
“阿妮卡那首歌唱得很好，”我补充道，“我们可以让她来唱。”
“只是不要传染上疱疹或者别的什么。”婕蒂继续说道。
“放轻松点，”我拍了拍她的肩膀，说道，“我只是去和她喝几杯，不是要和她做爱！”
“可是，一种行为可能会很快转变为另一种行为。”婕蒂开玩笑地说。
“你说得有道理，”我让步道，“另外，美知身上发生过很多疯狂的事情，”我接着为自己找理由，“你也了解我，我对这样的人最感兴趣了，她身上的故事肯定是最有意思的。”
美知来到天堂酒吧对面的普龙都酒吧时，大约晚了半个小时。和别人约会时，甚至只是晚到一分钟也不符合日本人的习惯，因此，直到她走进酒吧看见我的那一刻，我还一直以为她不会来了。因为前天晚上工作结束，我们计划今天见面时，都喝得有些醉。
“我很抱歉。”她说道。“今天太忙了。”她接着说道，不过没有具体说明她在忙什么。
“没关系。”我平静地回答道，这已经是我喝的第二杯酒了。
“在酒吧外面见到你，真的很高兴，”美知对我非常热情，“我通常工作都很忙，几乎没有机会和其他女孩说话。”
“你是怎么认识你的顾客的呢？”我问她道，不想浪费时间。
“嗯，”她说道，“六个月前我从纽约回来，在皇宫酒吧工作了一段时间。”
“我也在皇宫酒吧工作过！”我大声说道，“基本上天堂酒吧的每个人都是这样。”
“真的吗？”她问道，“我在那里工作了四个月，某天晚上德斯蒂妮妈妈突然无缘无故就把我解雇了。”
“我们大多数都是那样被解雇的。”我说道。
“我不知道事情是这样的，”美知说道，脸上流露出很惊讶的神情，“我在天堂酒吧都忙着应酬顾客，根本没有机会和大家闲聊。”
“的确，你有那么多的顾客，”我借题发挥，问道，“美知说说吧，你的秘诀是什么？”
“我也不是很确定。”她笑着说，一听到她那推托的笑声，我就明白今天晚上是不可能从她这儿得知什么消息了。
“你多大了？”我问道。
“二十六岁。”她说道。我知道她在撒谎。我已经从玛丽那儿听说，美知今年三十二岁了，这个年龄对于陪酒女郎显得有些大了。不过，我们都是很专业的骗子，因此她撒点小谎也没什么稀奇的，不值得为这个冒犯她。“那么你呢？”她问道。
“二十四岁，”我回答道，“那你是我的欧内桑（oneesan）了。”“欧内桑”在日语里就是姐姐的意思，不过，这种说法属于敬语，一般用来称呼比自己年龄稍微大一些的女人。
“既然你叫我姐姐，”美知深吸了一口气，接着说道，“我能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吗？”她问道。
“当然可以。”我回答道，有点吃惊。
“你手腕上是怎么回事？”她低头看着我手腕上平行排列的疤痕，问道。
“嗯，”我停顿了一下，喝了一大口啤酒，说道，“你确定你真的想知道？”我问道，心里希望她不要再问这个问题了。
“我觉得我已经知道了，”她把手放在我肩膀上，说道，“我希望你不要介意我会这么问，只是因为我最好的朋友也和你一样，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帮她。”
“心理疗法不错。”我回答道，声音故意很含糊。我得记住下次出来时把伤疤上多上点妆。
“是啊，”美知回答道，“不过，在日本文化里，做心理治疗是很耻辱的事情。”
“比割腕还耻辱吗？”我半信半疑地问道。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她回答道，神情非常严肃。
“做心理治疗的确让人很羞愧。”我说道，想起了我在日本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和精神科医生打交道的经历。
“你的家乡是哪儿？”我抓住这个机会，赶紧转移了话题。
“松本市，”她回答道，“在长野县。”
“长野，那儿举行了奥运会是吗？”
“是的！”美知笑着回答道，还夸张地点着头。
“松本市我听着也觉得很熟悉，”我承认道，“不过，我不记得为什么了。”
我们都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我突然记起自己为什么会知道松本这个地方，不过，我决定不再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了。
1995年，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系统施放了一种叫“沙林”的毒气，而在那的前一年，他们也在松本市策划进行了同样致命的毒气攻击。作为乡下的一个小城镇，松本市由于是第一个遭到奥姆真理教毒气攻击的地方，所以在全日本都很有名。
“你家有几口人呢？”于是我问道。
“我不能纵容你的幻想，”那天晚上回到家后，我对婕蒂说道，“美知来天堂酒吧工作之前，没有做过妓女。她和我们一样都在皇宫酒吧工作过。”
“她下班后会和她的顾客发生性关系吗？”我的朋友问道。
“我觉得不会。”我不是很诚实地回答道。
“你确定吗？”婕蒂还是半信半疑，问道。
“当然，我也不确定，”我承认道，“不过，我认为不会。”
说到那里，我突然想到：就算美知事实上真的和哪位顾客上过床，我也不可能会发现。一旦这种不平常的事情发生，这样的秘密陪酒女郎通常会带着进坟墓，一辈子也不会说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