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说，她会向她任职的私立大学的毕业办咨询，看看现在申请学费减免会不会太迟。我在出国之前就已经参加了GRE考试。
“你真的还好吗，丽亚？”这时她快要挂电话了，“你听起来不太好啊。”
“我很好。”我敷衍着打发她道。
挂了电话后，我躺在并不熟悉的床上，望着天花板出神。一周前我从未想过要回家，那时我毕竟是银座最好的陪酒女郎。“我真是太反复无常了，”我对自己说，“反复无常几乎成了我的习惯，就像即将发生的地震一样，一次又一次，周而复始。”
“明天，”在睡觉之前我对秀夫说，“我想去你提到的那个地方看看，你说在那儿的一个房间里可以体验虚拟的大地震。”回想起来，我那时是想通过把这种象征运用到我自己的情绪上从而解决我反复无常的问题。这件事让我怀疑，人们有时候运用隐喻，是不是因为真相过于痛苦，只有加以歪曲才能接受的缘故。
就这样，周日秀夫带我来到了位于本所的自然灾害安全学习中心。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好像对地震极度地好奇与向往，我连续数月一直在求秀夫带我到可以体验8.0级虚拟地震的博物馆去。
刚一到达，我们就看到一部3D电影在模拟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如果震级可以达到当年的数字，整个东京都会毁于一旦。然后我们换上了紧身潜水衣，进入台风模拟室。最后才来到大多数游人真正的目的地——地震模拟室，那是一个泡沫外壳的厨房式的房间。当模拟室开始震动时，我们知道了要关掉煤气炉，拿起枕头放在头顶并蹲在虚拟的饭桌下面需要花多长时间。整个经历令人焦躁不安，就好像身处迪士尼乐园，只是我们没有旋转木马，而是经历了虚拟的自然灾害。
周日晚上我们俩又和亚纪子一起共进晚餐，睡觉前我们仨一起在客厅看电视。秀夫在看到电视中报道纪念广岛与长崎原子弹爆炸周年纪念活动的新闻时，有那么一会儿不再按手中的遥控器，但就在节目出现的一刹那，秀夫换了频道，开始看另一档讲述可爱小狗的节目。从我个人来讲，我更喜欢看战争纪录片，但是拿着遥控器的是秀夫，而不是我。
49. 泪洒天堂
世界不欠我什么，而我们却欠彼此一个世界。
——安妮·迪芙兰蔻，《快乐的女孩》
周一早上我醒了过来，夜里吐了一身，心里想着晚上还会和婕蒂在天堂酒吧相见。尽管我的忧伤没有得到缓解，但是日子还得继续。我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像蔻特尼·洛芙那样，刚刚出狱就可以在纽约举行公演。”为了掩饰整个周末过得有多么糟糕，我晚上不得不拼了命来演一出戏，我很清楚这一点。
那天晚上的前两个小时，婕蒂和我都无视对方的存在，谁也不看谁，这段时间无疑是痛苦难熬的。过了一会儿我到外面去发传单，思忖着如何告诉妈妈桑我要离开的事，这时玛丽妈妈手里拿着一叠传单，站在我身边，她以前从未做过发传单的工作，所以看起来倒像是假装发传单，实际有话要对我说的样子。
“原来如此，”我对自己说，“她可能要辞退我了。婕蒂和她说过什么，所以她决定不用我了。”
然而，玛丽并不是这个意思。
“在酒吧里面，”她问道，“朱尔很不高兴，你们两个吵架了吗？”
“她不高兴了？”我真的很惊讶。我还以为我的离去可以让她舒服一点，因为只要我一露面，她看上去就非常厌烦。
“我现在不想谈这个，我都要哭了。”我提醒妈妈桑。
“你们两个怎么了？我原本以为你们是十分要好的朋友。”妈妈桑继续问道。
“话已经说出去了，”我解释道，“造成的伤害已经无法弥补了。我们再也不可能成为朋友了。”在那一刻我再也抑制不住，泪水从脸颊上一串串流淌下来。
妈妈桑挽着我，穿过街道，来到了酒吧所在大厦的休息室，仿佛在那一刹那，我的心情比招呼客人进酒吧消费来得更重要。在休息室玛丽从手袋里抽出了纸巾，拿出妈妈桑的职业母性关怀，体贴地为我擦干了眼泪。
“我很抱歉，”我说，因为在皇宫酒吧时我就知道，工作时间哭泣是要被辞退的。不过她并没有介意这个。
“婕蒂只是因为关心你所以才会发脾气。”玛丽语重心长地说。
“但她对我就像对一个小孩子一样！”我伤心地说。
“你本来就是个小孩子。”玛丽提醒我说。
“不，我不是小孩子了，我已经二十四岁了。”我不满地说。这时玛丽的手机响了，她必须马上回去打点事务。
“我现在可以出去了。”我停止了哭泣。
妈妈桑回答道：“好吧，再有三十分钟，好吗？”
我答应着，她就又走进大厦，去处理电话里让她处理的事情。
我又站了十分钟，让自己不再哭泣。然后我掏出手机，又看了一遍我离开的那个早晨婕蒂发过来的信息。当时从头看到尾对我来说简直太痛苦了，所以只有现在再看一遍。
婕蒂写道：“我希望你能开心点，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伤害你不在乎的人，但当我意识到你离开公寓的时候，我的心仿佛被撕裂一般。最糟糕的是酗酒和伤害他人是你一向的作风。所以你去吧，去和那些不在乎你的人好好交往吧，然后扔下真正关心你的朋友吧。我从此再不把你当回事了。希望你过得开心。”
直到这时我才想着回信。我颤抖着双手打开手机盖子，开始输入。我对自己说：“必要时摒弃所有的骄傲也是一种自由。”
“婕蒂，朱尔，我真的非常非常抱歉，我伤害到了你，一切都是我的错。如果你能原谅我，我们能再次做朋友吗？我好想你，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爱你。丽亚。”
在按下“发送”键后，我马上合上了手机。我依然站着，不知道如果剩下的二十分钟内婕蒂没有给我回复，我将如何再次走入天堂酒吧。这一刻我流下了甚至比我和婕蒂吵架那晚还要多的眼泪，所以不得不又回到休息室里。
哭了五分钟，我收到了一条短信，看了看号码，是婕蒂从酒吧发回来的。
“你什么时候搬回来？”她问。
我回复：“我可以戒酒，你的友谊对我而言比酒精珍贵多了。”
“你不必全戒掉，有点节制就好。”她写着。
这时我的电话响了，玛丽的声音传出来：“你必须马上回到酒吧来，这里来了一个想和美国女孩聊天的客人。”我还没来得及回答，玛丽已经挂了电话。我明白为什么她挂得这么快，因为她知道我的下个问题一定是，我是不是要和朱尔一起工作。
我回到酒吧，先进了洗手间，洗掉了脸上花了的妆，我能猜到情况是怎么样的。如果顾客只想和一个美国女孩聊天，朱尔一个人就够了。但是不是这样，他想让我们俩都陪他坐着，这样我能体会玛丽有多希望我和朱尔能和好如初，像以前一样彼此以诚相待。
本来婕蒂和我在招待客人的过程中是不允许互相交谈的，但我们有其他的沟通方式。
“我们为您唱首歌好么？”我问那个客人。
“只为我唱的歌吗？”他有点不好意思地问。
“是啊，一首特别为你唱的歌。”婕蒂也跟着说。
“麦当娜怎么样？”我朝婕蒂的方向瞥了一眼。
“好啊。”她说，然后唱起了麦当娜的《TrueBlue》。
招待喝醉了的日本男人就是不成文的许可证，允许我们大肆煽情，并将潇洒发挥到极致。
“那些流下的泪啊，它们将不会再流，我兴奋之极只因有你，我最好的朋友。”
我们唱着麦当娜俗气却应景的歌词，关于爱，关于友谊，想到那个男人还真以为我们是唱给他听的，就忍不住想得意地笑。
一曲唱毕，按照惯例，客人会让我们自己点东西喝。朱尔点了一杯红酒，轮到我点了。
我有点冲动地说：“好，我来！”一般说来陪酒女郎拒绝喝酒的情况不大可能发生，因为我们的收入正取决与我们的酒量，酒量越大赚得越多。
“这位小姐要点什么？”客人转过来问我。
我说：“橙汁！”这和一杯鸡尾酒的价格差不多。我点橙汁时，依然笑吟吟地望着他，他也就不能对我做出的选择有什么疑惑了。
婕蒂那时也一直微笑着，我们俩灿烂的笑脸足以令任何身陷其中的男人神魂颠倒，虽然事实上我俩的微笑并非朝着某个男人，而是朝着彼此。
那晚的最后一首歌是由卡提亚的客人演唱的，我和婕蒂也和卡提亚坐在一起。妈妈桑多安排两位小姐，客人自然会多买几杯酒，这种手段一向屡试不爽。
卡提亚为他倒酒的时候，我拿过遥控器，问：“您想点首什么歌？”
“你知道埃里克·克莱普顿吗？”他问我。
“您是想唱《泪洒天堂》了吧？”我不露声色，但我猜对了。《泪洒天堂》当时在日本卡拉OK中非常流行，而日本商人的心思也不是很难猜。我就在电脑上点了这首歌。
“这首歌叫《泪洒天堂》，我们也是在天堂酒吧。”那个男人哧哧地笑着，“但是我一点也不伤悲，我非常非常开心！”他说着便一手搂住了我，另一只手搂住了卡提亚。婕蒂和我咯咯地笑了，仿佛我们从没听人讲过这个版本的双关语笑话一样，而那个男人立刻就开始唱他的歌了。
尽管有点喝醉了，但这人的嗓音并不难听。“因为我知道，我们并不属于这里，这里是天堂。”他的结尾唱得很清晰，比大部分人唱得要好。
在一片掌声中，婕蒂头歪着靠在我的肩上，说道：“你一定知道，我们也不属于这里。”
听了她的话我叹了一声，四下环顾酒吧，看着熟悉的布景，回答她说：“又有谁是属于这里的呢？”
50. 富士山之战
我一旦开始了奔跑，就不会停下来。
——西尔维娅·普拉斯，《养蜂集会》
“你要在纽约待多长时间？”婕蒂问道。
她和我挨着坐在从新宿站开往富士山脚下的公共汽车上，这一段路有两个小时的车程。虽然是八月，我们的背包里仍然装着毛衣、手套、围巾和羊毛帽子。
“第一学期有四个月，”我告诉她道，“然后，我打算假期再回来工作，赚更多的钱。除非我可以在假期赚到像陪酒女郎那么高的工资，否则我就没办法从我父母家搬出来。生活开支太高了。”
“我不想让你走。”她说道。
“我也不想走。”我提醒她说。“但是我要在我妈妈工作的大学读研究生，”我告诉她道，“只有在二十五岁之前入学，我才能获得学费减免，这是我妈妈工作福利的一部分。现在，在一所私立大学搭便车免费学习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我得趁还不是太晚的时候，抓住这个机会。”
“你他妈的真幸运！”婕蒂亲切地从嘴里蹦出一句。
“你这样想？”我问道，“我对这个可一点儿都不在乎。”
“你要学什么呢？”她问道。
“亚洲研究。”我叹了口气，说道。
“你应该去教亚洲研究课。”她恭维着说道。
“对耶，”我嘴上打发她。“我就把它当成消磨时间，直到我想明白我到底应该怎么消磨这辈子的时间。”
“去酒吧工作吧，”我的朋友说道，“但是真的，丽亚，你走了后，我一个人在这儿工作多没意思啊！”她抱怨着。
“别担心。你想我在你身边，就是因为我比你更疯狂。”我开着玩笑说道，“当你站在我旁边时，你看起来就完全是正常人了！”
“嘿，”她嘲笑着说道，“这并不完全对啊——”
“婕蒂宝贝儿！”一个男人的声音打断了我们的谈话，好像有人开玩笑似的在后面踢了一下我朋友的座位。我们转过头，向和我们一行的同伴们打招呼：婕蒂最近的男友太郎和他的两个日本男性朋友，他们三个都坐在我们身后的位置上。
“我们看起来怎么样？”太郎问道。这三个年轻小伙子坐得笔直，头上戴着他们新配的登山帽。每顶帽子上都缠着各式的黑色弹性头带，上面绑着手电筒，手电筒从每人的额头上突了出来。
“看起来你们就像在头上穿着内裤。”婕蒂开玩笑地说道，然后又把头转了回来。
“你肯定能在十二月份回来吗？”她又重新开始了我们的谈话。
“是啊，”我说道，“我都已经让‘教授’给我买票了。”
“哇”，她反应过来，“你真好。”
公共汽车窗外，太阳的余晖已经快散尽了。根据行程表，我们将在晚上十点下公共汽车，然后在夜里完成将近七个小时的攀登。如果顺利的话，我们将能够在山顶看到第二天早上的日出。
攀登富士山，也就是日语里称的Fuji-san（就如人名后的san一样，日本人有时也会在地名后加san以示尊敬）是自从我到日本以来，就一直想做的一件事。在我最终忍着宿醉和头痛，和一些朋友一起开始了一次差劲的登山旅行时，第三个登山季节就快过去了。
富士山沿途一共有十个公共汽车站，第一个车站设在山脚，第十个车站在富士山的顶峰。汽车只有在前五站能够正常行驶，第五站之后，富士山的地形变得异常凶险，汽车不能继续行进了。和大多数的登山者一样，我们在第五站时下了车。
一下车，我们五个就立刻穿上了我们的冬衣，以适应高海拔的寒冷天气。吃完点心后，我们开始了攀登。前几个小时，我们在黑暗中沿着上山的斜坡一直走着，这一路上，三个小伙子精神抖擞，活动着他们的肌肉，婕蒂和我则负责打着手电筒照明。
当道路变得艰险时，我不想让婕蒂看出我已经很累了，所以一直保持着一定的行进速度。我不想因为自己做任何事情而让婕蒂觉得，正是酗酒和吸烟这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拖了我的后腿。
一度由于我们攀登的路途不是那么平坦，我们不得不抓紧特定的铁链和绳索，才能爬上一系列几乎垂直的火山岩群，假装一切都还好就变得越发困难。但不知怎么回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一直保持着相同的节奏，我的身体毫无怨言地不断前行着。
记得几年前，我饮食失调的症状非常严重，那时我坚持每天跑六英里，即便室外的温度高达华氏九十度。所以说实话，相比之下，晚上爬山似乎并没有那么大的挑战性。
当我们到达第七站时，我开始怀疑婕蒂是否还可以登上顶峰。她脸上那种痛苦的表情，似乎暗示着切肤的痛苦以及彻底的精疲力竭。
“你们继续爬吧，”她告诉我们，“我需要在这儿休息一下，然后再接着爬。”我想留下来陪她，但是也想及时到达山顶看日出。这样，太郎留下来陪她，而他的两个朋友和我继续往上爬。
离开在第七站火山灰上休息的婕蒂和太郎后，太郎的朋友和我保持一如既往的稳健步伐，我们一起在岩石和火山灰上攀爬着。亮领头，接着是彰，我跟在最后。一段时间里道路变得开阔了，于是一种奇妙的动力开始生效。彰不经意地超过了亮，这使得亮不得不加快步伐，重新夺回领头的位置。我注意到这样相互赶超的情形重复了好几次，虽然他们俩都没跟对方提及任何有关这场无声的竞赛的事情。
我后来才意识到，彰和亮都在努力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我想起的是，在天堂酒吧，当我告诉一个客户我攀登富士山的计划时，他对我说的话。
“你要当心，”他告诉我，“攀登上富士山的顶峰是很有挑战性的，所以明治时代开始之前，妇女是被禁止攀登富士山的。”
这个客户从来没有真正登上富士山的顶峰，但是，说出这一点是有悖于谈话规则的。
我的脑海里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我绝对不会放弃，一定能到达富士山的顶峰。放弃不是我要做的，尤其是在这种一生只有一次的经历面前。然而同时，我从来没有预料到自己会突然这么冲动。
我感觉到这股冲动突然被一种竞争精神取代，这近乎于一种原始的本能。我突然需要证明一些东西。如果这确实是一场竞赛，我也想参与其中。
就这样，在上山的路上，我也不经意间超过我的两个伙伴，并一直保持领先。直到在第九站时，我转过头看去，他们两个已经不在我的视野范围内了。
在处理我与所有男性的关系上，陪酒女郎这一职业确实给我灌输了一种竞争甚至像打仗一样的思维方法。因此，当我再也看不见彰和亮的时候，我仍然还在和山上所有的男人竞争着。
而且，攀登也有时间上的要求：我必须在太阳再次升起之前抵达富士山的顶峰。风吹在我的脸上，仿佛要把我彻底卷下山去。然而，我一直反抗着不被风刮回去的决心让自己感觉更加强大有力。这是一种难以言表的令人激动的现象，我之前从来没有过类似的经历。
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我几乎就要抵达山顶。这时，一件非常非常让人恼火的事情发生了：到达山顶的路被挤得水泄不通。抬头看着逐渐明亮的天空，我可以看到一排排登山的人，跟我一样整齐地站成一列，等着最后半英里的登顶之路。
我彻底失望了。我他妈的最恨排队等着了。事实上，我就是不想排队等，才不去迪士尼乐园和其他游乐园。登顶这段慢慢吞吞的爬行花了我一个半小时，其实我本应该十分钟就能顺利到达山顶的。最终我被夹在陌生人中间看见了日出，大家都还在等着登顶。
当我达到顶峰时，我躺在岩石上睡着了，直到我的同伴发现我并叫醒了我。“对不起，我们走散了。”我对其中一个人含糊地说道，他自己也太累了，没办法照顾我。在那里，我们五个人吃了拉面，挤在一个小屋里打盹。几个小时后，我们围着山顶的火山口逛了一下，然后就下山了。
下山的路和我们上山的路不一样，大多是些穿行于火山灰和岩石之间的曲折小径。婕蒂在上山的路上伤到了脚踝，所以我让她靠着我的肩膀，就当是拐杖了。
和上山相比，在下山的路上做一个帮助同伴的好朋友要容易得多，因为上山时帮助同伴需要付出的努力要多得多。
“现在我知道为什么日本人说，从没有人攀登过两次富士山，”她喝着酒说道，“任何愿意让自己第二次体验这种魔鬼般困难的人肯定完全是个受虐狂。”
“其实也没有那么糟糕，”我反驳道，“攀登从某些方面来说算得上是种乐趣。”
“你真是疯了！”我的朋友回答道。
一个星期后，我从东京的成田国际机场起飞回“家”，我脑子中一直在琢磨再次回家是否感觉就像是从富士山上下来。也就是说，这就好像以某种方式让我从原来所在的云层中低下头，重新回到地面上。“脚踏实地”可能对我来说是好的，或者至少这就是妈妈在电话里对我的告诫。
但是，飞机着陆的时候，我却不知道纽约是否还为我留有生存之地。
51. 我所谓的“逃离”
我不介意现代的动物园……那些动物们可能不自由，但是它们很安全。
——《窈窕老爸》
很难相信六个星期之前，我还站在富士山的山顶。到2005年秋季，我感觉自己完全灰心丧气了。
“你知道我们没办法打电话到日本去一一核对这些推荐信上的信息。”一个头发花白的女人浏览了一遍我的简历，透过眼镜的镜框看着我说道。“你没有在附近的地区工作过吗？”她问道。
“我十八岁时离开美国，”我解释道，“从那以后，就没有在这里住过太长的时间。”我敢肯定当时自己看上去很尴尬，因为我一直在很谨慎地忍着不向眼前的女人鞠躬，虽然在亚洲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行礼。似乎我在问候别人、听到对方的介绍或者心里很感激时，后背的脊椎骨都会不自觉地软化。明白这一点之前，我一直垂着头盯着地面。
她只是那些负责人力资源工作的女人中的一个，她们都把我缺乏本地的推荐信看做是一个危险信号。同样的情形或多或少地在各个潜在雇主的公司一次次重复出现时，我决定降低标准。
“难道你不该找份真正的工作吗？”得知我是研究生，这家位于沃尔特惠特曼购物中心的服装店的女老板问我道。
“你知道什么！”我想回答。
考虑到我根本没有兴趣重新学习在马路右侧驾驶，那天我妈妈开车从购物中心接我回了家。我又感觉自己像个青少年了。
“到底是怎么了？”我沉默地问着自己。坐在妈妈旁边，我仔细看着这个我从小长大的村庄里那些熟悉的大楼和街角。毕竟，满怀着主宰全球的雄心，我已经离开这里六年了。然而现在，我甚至找不到一份兼职工作，来承担我的公寓房租。现实也让我渐渐明白，在美国逗留期间，我别无选择，只能和父母住在一起，这让我情绪极度低落。
“这不是我想象中回到美国应该有的情形。”我对自己抱怨道。
“而且，”我回想起来，“我从来没有喜欢过这里。”
高中毕业后，我搬到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主要是因为麦吉尔是所有录取我的大学中离家最远的一所。第一次暑假假期，我没有回家，而是彻底离开了美洲，去了巴黎学习。这件事就是促使我去东京的动力，因为东京是我在这个星球上发现的几乎离家最远的一个城市，在那里，我开始了我的成人生活。
想到这里，我觉得这次回家就像是一根过度伸展的橡皮筋，终于弹力耗尽绷断发出了命中注定的啪嗒声。我在想我是不是已经筋疲力尽了，正如我妈妈一直警告我的，如果我一直急于跨过人生应该经历的某个阶段，过度绷紧自己，甚至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就一头扎进我为自己寻找的或者为自己创造的各种尝试中，就会发生这种情形。
“如果她是对的呢？”我心里默默地问自己。仅仅是这么一想就让我畏缩了。
就大学所学的内容而言，我的研究生课程相对很简单，这使得我可以在明年六月就拿到硕士学位证书。不过，我好像并不能适应这所新学校。
其他同学都想听一些我在日本的生活故事，然而他们后来发现日本是我唯一能谈论的话题时，就渐渐地对此失去了兴趣。令我感到恐慌的是其他的任何事情我都不熟悉，我经常因为在流行文化方面的错误被他们嘲笑。比如说，当我尝试跟他们讨论“电视秀”时，我不得不让他们告诉我类似CSI（顾客满意度指数）和OC（检查局）这样的缩略词代表什么。还有，当他们听到我幼稚地认为帕丽斯·希尔顿当初是以色情明星出名时，他们就会纠正我的想法。
因此，我快速浏览了各种各样的深夜脱口秀节目，尝试着让自己熟悉流行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美国当代媒体进行报道完全是面向本国的，甚至已经到了让人发狂的地步，不熟悉本国文化的人根本不可能看懂。如果你对本地的通俗文化一点儿都不了解的话，你会发现他们的喜剧一点都不搞笑，所以我很快就厌倦了。离开这个国家那么长时间,美国文化对我来说就像一个从未改变的笑话，只是我永远都不会明白其中的精妙之处了。
然而，一些方面的文化盲点却比其他方面更容易让人受到伤害。
在日本生活的那些年里，除了让我对酒精更加渴望，也让我在某些方面表现出让人难以置信的天真。事实上，我也意识到，由于在我毕业后急匆匆地就离开了北美，我几乎没有学会如何在我们的文化形态下行为举止表现得更像一个成年人。由于之前我在家的时候，还未到法定可以喝酒的年纪，所以我不知道在美国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女孩在酒吧是多么危险。结果表明，我过去一直都把东京的低犯罪率看得太过理所当然了。
我刚到美国的一个多月里，只要有机会就和这个城市里认识的人出去喝酒。然而，这些夜晚都没有好的结局。有些晚上我比较幸运，醒来发现自己在火车站的公共浴室里，只是钱包被偷了。还有一些晚上就没那么幸运了，我可能会在一种极其难堪的处境中醒来。逃离之后，我也要花上一周的时间把自己禁锢在屋子里，用不加修饰的词句为恋尸狂作诗。
我逐渐觉得，日本社会相对安全的体制确实助长了酗酒情况的肆虐，使得日本人对酗酒司空见惯。凌晨时分，我不止一次一个人沿着歌舞伎町（该地区被认为是东京地区最危险的地区）狭窄的街道散步，发现穿着体面的商人从封闭场地的门口穿过，他们身侧夹着公文包，路易丝威登的钱包一半露出口袋，却原封未动。同样，我还没有见到过任何一个日本男人在遇到一个不省人事的女人时，和美国人一样只想着能揩到多少油水。
日本社会的制度法规非常严厉，可能像这样不公正的争斗是不光荣的。这个国家作为全世界最暴力的电子游戏和最堕落的色情电影的总制造商，六七岁的小孩子却能经常在放学后自己乘地铁安全回家，这也是日本让人好奇的怪事之一吧。
尽管在东京酒吧做陪酒女郎期间，我没有得到作为一个女人甚至是作为一个人应有的尊重，但是酒吧明确规定，只要进了酒吧，就禁止客人把手放在我身上。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遵守这个规定。当一个人的生活就像是这场游戏中的一个角色，这次布景里的一束鲜花，甚至是这个动物园里的一只动物，那些规则条例虽然限制了她的人身自由，但是同时也保证了她不会受到外界的伤害。这次匆匆的美国之行让我更加真切地明白了这一道理。
在研究生院的第一个学期，我只回纽约住了几个月，然而这段时间让我深信我在那样的环境中不安全。因此，我异常怀念在动物园里的生活。
52. 漂浮不定的姐妹之谊
女人追寻友谊，男人追寻性。
——《欲望都市》
十二月终于来了，真让我欣慰！谢天谢地，天堂酒吧和我离开时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十二月的某天夜晚，我和美知、谢里坐在酒吧里——在这个漫长的夜晚快结束的时候，讨论着我们的梦想。
“你们未来的梦想是什么？”我问她们道。
“我想有一天开家自己的美容院。”谢里透露道。
“我想有自己的酒吧，就像天堂一样，我还想做妈妈桑。”美知补充道。“埃莉，你呢？你有什么梦想？”
“我想在联合国做一名翻译。”我说完看到她们扬起了眉毛，和她们的梦想不太合拍让我有点尴尬。
“你的眼睛和玛丽的真是一模一样。”我对谢里说道，想转移话题。如果我当时清醒的话，一定不会说这个。这种说法恐怕听起来很像种族主义者的说法，他们总是说所有来自同一个国家的人都长得一样。
“你可以保密吗？”谢里问我，显然酒精也让她打开了话匣子。
“可以。”我骗她说道。
“玛丽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她揭开了秘密。
“哇！”我很惊讶，我在天堂工作了几个月，竟没有人告诉我。“但为什么说这是秘密呢？”我问道。
“是呀，”美知插嘴道，“为什么对谁都不说呢？”
“其中的原因很复杂。”谢里显然不愿再细说。
当你不知道别人为什么隐瞒时，知道一个秘密并没有多大意思。然而，能对这个秘密有所了解，我还是很心满意足。
过了几个星期，我和谢里才又有机会闲聊。具体地说，那是一月份的某个晚上，那时天堂酒吧里没有来消遣的客人。由于我们的工作就依赖于我们对经济和政治常识的了解，没有谁不知道其中的缘由。
东京证券交易所和“水生意”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共同点：酒吧夜总会同东京证券交易所的情况一样，都是时好时坏，总是处于波动之中，没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
现在周三仍然被称为“黑色星期三”。事情发生在1月16号的晚上，那天是周一，检察官突然搜查了正快速发展的“活力门网络服务公司”，接着就引发了一场对欺诈罪的诉讼，一个人的自杀，以及股票市场的严重崩盘。
下午我和婕蒂享受早餐咖啡时，将电视频道无聊地在CNN和MTV间换来换去，偶然听到了这个消息。在接下来一起度过的长达六个星期的假期里，我们总在谈论同一件事。
“我不想回纽约，”我哀叹道，“日本比纽约安全多了。”
“我可以理解你为什么那么想，”她回应道，“但是地理上的分界也不是那么纯粹的。日本也有很多浑蛋，仅仅是由于你自己在这里没有碰到什么危险情况，并不能说明这里真的没有。”
“我就是更喜欢这里，”我试着简单解释道，“在东京可以过得很舒适，但纽约就是一团糟了，真不知道我要怎么飞回纽约。”
“我当然希望你能留下来陪我，”她安慰我道，“但你先要完成学业啊，然后下个学期带着你的硕士学位再来东京，那时，你甚至都能找一份真正的工作了。如果你现在就退学，肯定会非常后悔的，那样的话，全世界的浑球就都赢了。”
然后，我们就看到了那条消息。
“我今晚不用上班了！”婕蒂欢呼道，“下雪了！”
到了星期三，情况更加恶劣了。市场突然陷入赤字，东京证券交易所被迫提早停止营业，下午两点四十分就关门了。
那天夜里，天堂没有客人，但没有人为此而恼火。这种情况肯定会过去的，市场好转时，总会有大批顾客拥进来。
阿妮卡和卡提亚觉得不会再有人来天堂了，就说服玛丽让她们提前下班。过了一小会儿，沙纪也走了，而婕蒂为了她的“下雪日”宣言，根本就没有去上班。只剩下美知、安吉拉、玛丽和我了，我们精心打扮，却没有人让我们招待。
后来连酒保都回家了，之后天堂酒吧里上演了不太可能发生的一幕：没有一个顾客，银座的一群陪酒女郎在自己的酒吧里痛饮。玛丽照成本价卖给我们酒，比卖给请我们喝酒的男人的价格整整便宜了五倍。
只此一次，酒吧里的交际花们都自由地安排着自己的生活。
也许是因为清醒时，我们都不同程度上被羞怯压抑着，全世界喝醉的女人都异常喜欢谈论性。话题就是这样从一个单纯的问题展开的……
“你的皮肤真光滑！”我称赞安吉拉，“你怎么让脸色总是那么红润的？”
“好吧，”安吉拉坚定地说，“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小妈妈桑勾起了大家极大的兴趣，美知甚至拿出了笔记本和铅笔，要记下安吉拉将要说出的秘诀。
“想要肤色红润，”安吉拉继续说，“就要每天都达到高潮！”
我们严肃的心情顿时被刺破，爆发出一阵巨大的笑声。谢里和安吉拉隔着吧台来了一个击掌，菲律宾人做了一个机智的评论后都那样做。
“每天！”美知大叫道，“但是，怎么才能……”讲到一半她停了下来，不确定应该怎样向她的前辈描述这个问题。美知终究是个日本人。
“但这怎么可能？”我接着说完了美知的问题，我不是日本人。
“你男朋友床上功夫那么厉害吗？”谢里有点嫉妒地说道。
“不不不，”安吉拉纠正道，“没有男人能那么厉害，我宁愿自己做。”
就为这句话，安吉拉和谢里隔着吧台又击了一次掌。即使明确地谈到自慰，安吉拉也有一种安然处之的魅力，这让我愈加羡慕我的老师。
自然而然地，我们花了一个小时左右讨论自慰的技巧，哀叹全世界男人的无能，他们不能理解也不能亲身体会阴蒂刺激的魔力。
我们又用一大把时间互相解释在各自的语言里，如何说各种各样露骨的性交俚语。当我们蹩脚的英语或蹩脚的日语不够用时，就用手势把意思表达清楚。我从未见过谢里脸这么红，她一根接一根地抽着Virginiaslim女士香烟。
“那你有男朋友吧？”我问安吉拉道。
“是啊，”她边说边拿出手机，“这个是我男朋友，”安吉拉让我看她手机上的一张照片，“他是日本人，但言行举止就像个拉丁情人！”
“我大学时的前男友是巴西人！”我说。
“哇，巴西人！”谢里和安吉拉几乎同时叫出来。
“拉丁情人正是我在床上想要的类型。”我承认道。
“拉丁情人是所有人在床上想要的类型！！”安吉拉打趣道。
“是，但是在感情上，他总是压抑得让我喘不过气来，”我解释道，“我喜欢有自己的空间，有自己的想法，知道吗？但是他总想两个人在一起，我很烦。”
“美国女孩总这么独立。”谢里朝着安吉拉的方向说道，她俩交换了一个会意的眼神。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小声咕哝道。
“在我们菲律宾就是这样的，”谢里说道，“男人总是采取主动，美国人是这样吗？”
“过去可能是这样，”我说道，“现在南方或哪里也可能还是这样吧，我不太清楚，美国太大了。”
“但当我在这里工作时，”我承认道，“我和顾客在一起比正常约会更放肆一点，因为我觉得是我先摸了他的手和头发，是我掌握着局势，所以拘束就少一点。”
“噢！”谢里说道，“今天晚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呢!”
“你喜欢日本男人吗？”谢里问道。
“一点都不。”我诚实地回答。
“为什么？”她又问道。
我伸出拇指比了比。
“那是成见！”美知辩护道，“多数日本男人不是真的那么小。”
“根据我的经验，”我反驳道，“我得承认他们的确实天生比大多数人都小。”
那时，玛丽在打扫酒吧的各个角落，错过了我们的大部分谈话。她打扫完，就把钥匙交给了安吉拉。
“不要再把酒吧弄脏，”她半开玩笑地说，“我得回家了。”
“别走那么早嘛，妈妈！”我恳求道。
“我得回家看我儿子。”她对我说道。我们还没来得及询问她的家庭情况，她就没影了。
妈妈桑走了后，我走到吧台里面，开玩笑地和谢里调情，假装她是我的顾客。
“欢迎来到天堂酒吧！”我用最夸张的陪酒女郎的声音说道，“我喜欢你的领带。你的歌声真是太——美了！你一定是个摇滚明星！你叫希罗（hero）吗？做我的英雄好不好？”我开玩笑地说道，大家都大笑起来。
当我回到座位上时，谢里打了个大大的饱嗝，大概是喝了很多酒的缘故。
“谢里，”我看着她，“你真是个假正经！”我开玩笑地说道，心里暗暗地期望东京证券交易所能多崩溃几次。
53. 十八年
我们都知道梦可能成真，但谁想过现实也可能是个梦？当然，我们存在着，但我们是如何存在着呢，又是用什么方式存在着呢？我们是有血有肉的人呢，还是仅是某个人狂热、复杂的梦魇的一部分呢？
——《阴阳魔界——皮影戏》
“玛丽有孩子了？”股票市场崩溃的那天晚上，妈妈桑走后我问安吉拉和谢里。
“是的，”谢里答道，“她有个儿子。”
“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我问道。
“玛丽从来不谈她的私生活，”安吉拉加入到讨论中，“你没发现吗?”
“我觉得也是，”我说道，想到在天堂酒吧工作的几个月里，我要么在害怕玛丽，要么就是在设法讨好她，却还不清楚她到底是谁。
“谢里，玛丽在东京当陪酒女郎多长时间了？”
“她四年前开了天堂酒吧，那时她就是妈妈桑了。”谢里说。
“我说的是她当妈妈桑之前，”我澄清道，“她不是先做了一段时间普通的陪酒女郎吗？她说她曾为德斯蒂妮妈妈工作过，是真的吗？”
“是的，”谢里看起来有点不自在，说道，“但我不知道她在那工作了多久。”
“你肯定知道，”我更强硬地说，超出谢里平日的接受范围，“玛丽妈妈在东京当陪酒女郎到底有多长时间？”
“不要跟她说是我告诉你的。”谢里一贯酒后吐真言。
“我保证！”我含糊地说道。
“十八年。”谢里说。
“十八年？”我缩回头来，惊掉了下巴。
“的确是十八年。”谢里确认道。
十八年。我沉默了，默默在脑中计算着。
“这不可能。”我低声自言自语。
十八年，当陪酒女郎，天哪。
我并不是说能十八年一直靠着自己的身体挣钱有多么幸运。因为这还意味着十八年来，在情感上出卖着自己，假装讨好着付钱的客人。十八年，一夜一夜地出卖自己的灵魂。玛丽从1986年就在做这种工作了，可是1986年我才进幼儿园，在开学的第一天还会哭着闹着要找妈妈。那是纽约的早晨，东京的傍晚，玛丽已准备好为客人倒酒。夜复一夜地作为男人幻想的载体，我真的无法想象。
我无法假装自己能够理解玛丽曾经的生活。数不清的一群一群孩子气的男人，这么多年来是怎样对她的，她又怎么想他们呢。那些商人总是穿同样的西服，唱同样的歌，开同样的玩笑。那是怎样一个噩梦啊，永远重复同一个夜晚——整整十八年！
然而，玛丽并没有像德斯蒂妮妈妈那样变得冷酷无情。她身体里的某个部分还是活着的，不仅活着，还闪耀着光芒，感动着别人。这令我太惊奇了。无论生活如何对待玛丽，她依然有一颗温暖的心。这本身就是一项壮举，同时这也是一种无声的胜利，可惜的是，没有人会为她颁发奖杯。
“下周我要回美国读书了，”我跟玛丽说道，“不过，别担心，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天堂是银座里我最喜欢的酒吧。”
“我很舍不得你，”她叹了一口气，“但你最好还是回到学校去。”
“谢谢您，妈妈。”真的要走了，我反而有点伤感，但她对我的理解和包容，让我感到些许宽慰。
“我恐怕永远都无法完成学业了。”她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