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能说清楚这次冲突，我要暂时离题解释一下日本女人内衣的历史。事实上，日本女性的传统打扮是在和服或围兜裙里不穿内衣的。然而，从20世纪早期开始，日本妇女的服装逐渐西化。另外一个重要的促因就是1932年东京百货发生的大火，在那场大火中很大一部分伤亡是那些穿着日本传统服饰的妇女。因为她们只用一只手抓着安全绳，另一只手要拉着裙子避免飞起走光，所以很多都从安全绳上摔了下来。
自从这次悲剧发生后，日本女性的服饰有了西化的需要，特别是在内衣方面。内衣在理论上可以使妇女更自由地活动，因此内衣被认为是性别平等的象征，其对女性隐私部位的保护也被视为一种解放。但是从一个女权主义者的角度来说，这次解放是短暂的，因为到20世纪末，日本逐渐演变成内衣偷窃者的天堂。西方女权主义者有足够的理由批判日本，因为日本在自动贩卖机里出售女学生的二手内裤。他们这样做是不明白内衣是从西方送来的“礼物”。
事情是这么发生的。一天晚上，小鲇的妈妈进了我的房间告诉我，以后我要把我的内衣藏到洗衣筐的底下。正如你们所知，她很担心外面的人可能会通过开着的窗户看到我的内衣。她试着向我解释在日本女人的内衣和长袜是多么见不得人的东西。与此同时，我心里想的却是，为什么我得帮她的丈夫折内衣，却不能把自己的内衣放在自己屋里的洗衣筐的上面。
我厉声打断她，这一点特别令我生气，因为我在治疗和互助小组上花了那么长时间，才学会不再对自己的身体感到羞愧，我不能让我的进步付诸东流。我一直告诉自己，当性别压迫开始普遍存在的时候，就必须要停止“接受别国文化”。
这大概是我最鲁莽的行为了，我印象中第一次用英语对寄宿家妈妈说话。
“这太愚蠢了！”我用英语怒吼着，转身离开。
“啊？”她真的震惊了。
“没事。”我转而用日语咕哝道。
当她怒气冲冲地离开我的房间时，我几乎以为自己胜利了。但是十分钟之后，她又出现在我的门口，手里拿着我的日英电子字典，念出了“愚蠢”这个英文单词的日文意思。我们用日语为了内衣问题吵架，第二天早晨我没有跟她们一起吃早饭。
接下来的几天，我和雇主商量，暂时住在一个老师在学校里的住处，凯伦和帕姆也住在那儿。在那儿，我开心地喝着纸盒里的橘汁，随便乱坐在桌旁，在东京玩到很晚都不回去，并且怀恨地把内衣扔得屋里到处都是。我成了凯伦和帕姆“苦涩社团”的正式成员，我们三个开始更频繁地出去参加社交活动了。
在这个地方有一家连锁酒吧，叫做“毒气恐慌”（Gaspanic）。这家酒吧因为它的外国服务员和客人而出名。在这里，有一条规矩：所有的客人手上必须有酒，否则就会被要求离开。
一个周四的晚上，我和凯伦、帕姆及一些其他的同事一起来到“毒气恐慌”。但晚上的早些麻烦发生了——我的钱包丢了，虽然后来在同事的车座下找到了它。但当时我正需要钱再买一杯酒，才发现钱包没了。我疯狂地寻找，却被一个讨厌的酒吧男招待反复地打扰，他警告我，要么买酒，要么离开。毕竟这是酒吧的规矩，没有例外。
我无法避免地忘记了我的礼貌，冲他喊道：“去你的，我钱包丢了，好吗！”接着我乱踢乱叫地被人从这个地方赶了出去。我暴怒，拒绝离开，除非见到经理。帕姆和凯伦走下楼和我谈话，帕姆说如果我不想被警察带走，就应该冷静地离开。当我最终离开，呼吸到外面的空气时，我大声尖叫着“我恨日本”，眼中噙满酒醉的眼泪。
我独自一人离开了酒吧。
尽管酒醉暴怒，但比起日本或者那些把我丢出酒吧的人，帕姆那天晚上的话更让我寒心。虽然她只能算是我半个朋友，但是她与我作对，砰地一下关上了氧气孔，让我憋死在自己的愤怒之中。第二天早晨起来，我的左前臂又有了新的伤口。有一年半的时间，我成功地控制了自己，戒掉了自残的毛病，现在这种“节制”却随着我的皮肤一起破碎了。
多亏是在冬天，我可以穿长袖的衣服。
其后的一段日子，我非常想念小鲇。所以，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我鼓足勇气，积聚耐心，回到了我的寄宿家庭。周一的晚上，我一手拿着提箱，一手拿着一包糖果回到了那里。小鲇兴奋地一边喊着“丽亚！”一边无拘无束地跑过来拥抱我。寄宿家的妈妈按照礼节，冷冷地接过礼物，但她还是做了我在这个季节的最爱——带有蔬菜的冷面——作为晚饭。
作为回报，从那以后，我只好痛苦地把我的内衣藏好。但是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我和“妈妈”之间已经有了无法修复的裂缝。虽然这个女人教我说日语，但我深刻地了解到她永远不可能成为我真正的母亲。在第一次冲突发生后，屋子里的气氛有了很明显的改变。
从那时起，我感到我来日本的生活里好像流失了某些东西。我变得焦躁不安，在喜欢小鲇的感情和对她妈妈不断积累的怨恨中痛苦挣扎。
我很想让小鲇做我的孩子。她是个那么聪明和富有洞察力的孩子，我真遗憾她有位那样的母亲。有一天，当我推着她玩秋千的时候，她问我：“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啊？想当护士还是空姐啊？”如果小鲇是我的女儿，我们会一起看电影，一起参观现代艺术展览，一起参加女权主义电影节。我们会把自己打扮成公主，相伴着去参加盛宴，在那里追求我们的人会用牙刷为我们擦洗鞋子。
一天晚上，我的小妹妹尝试着用她的书法钢笔把我的头发涂成黑色。“别乱动，”她命令我，“这是个惊喜，我要把你变成日本人！”她的意图很明显：如果我变成日本人的话，我就永远不会再离开她了。有几次，我不得不淋浴把我金发上的墨水洗掉。我试着按照她的逻辑思考，但是她的小小愿望实在是有些无情。
6. 冲撞
出头的钉子被榔头敲。
——日本谚语
通往地狱的路上铺满善意。
——西方谚语
2003年的夏天，我害怕坐飞机。我知道我的想法很不理智，根据统计数据，害怕死于飞机失事实在是件荒唐可笑的事。但是，理智和恐惧很难互相妥协。即使看着停在地上的飞机都会让我心跳加速，哪怕只是瞥见飞机在我头顶飞过，我也会呼吸急促，想要作呕。我从来都不擅长物理，所以我的理论是，那么个庞然大物，负荷如此重的金属和燃料在天上悬浮着，有谁能确保它不会掉下来正好砸在我身上呢？
我的梦残忍的一致——燃烧着的飞机从天上垂直落下——我几乎每晚都会梦到这种景象。我只能无能为力地看着一架又一架的飞机在我头上失去控制，然后盘旋下落，突然起火，径直地向我俯冲下来。
我上次坐飞机从纽约来日本，吃了最大剂量的阿普唑仓（一种镇定剂）以减轻痛苦——那还是一年多以前一位友好的家庭医生开给我的。可是，由于要到北海道去旅游避暑，我又得坐飞机了。至此，在神奈川的寄宿家庭里我已经住了快有一年了。
一天早上，我向伊东女士透露了我这个秘密。告诉她我对坐飞机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在长途飞行中我往往要靠镇定剂来舒缓我的紧张。鉴于我过几周就要飞到北海道去过暑假，伊东女士安排我与一位心理医生会面，也许从他那儿我能拿到一些类似的药物。
这是我在日本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与心理医生的会面。离开时，我对大多数日本人拒绝与这些专业人士谈论他们情感问题的原因有了新的看法。
“你不正常。”神冈医生向我宣布结论。
“什么?”我难以置信。早知道，我就应该跳过病史，直接让他开点药。
“你不正常。”
“呃……所以呢？”
“问题是你不正常。”
“但是正常很无聊啊，难道有人真的正常吗？”
“在日本如果你不正常的话，会带给你很多麻烦。”
“与其像每天早晨火车里的那些机器人似的上班族，我宁愿不正常。”
“我会给你开你想要的阿普唑仓，但是我希望你开始吃一种叫做得理多（Tegratol）的药。得理多是一种……”
“那是一种情绪稳定剂，”我打断他的话，“它会让我变笨，变无趣。我不要吃。另外，我的上一位心理医生告诉我，这种药有很大的副作用。”
“我那些国外的女病人吃了这个药，她们都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对。没有副作用的。”
“它有的。”
“你不介意的话，我想问一下，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为什么还要来日本？”
“从我还是个孩子起，我就一直想在日本生活。为此我学了五年的日语。”
“好吧，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他说，“如果你现在就职的学校老板告诉你，你必须回美国去，你会怎么做？”
“他不能那么做！”我回答，又气愤又迷惑，“他没有权利让我离开日本或撤消我的签证。他所能做的最多只是开除我。如果这种事真的发生了，我就再找一份工作——轻而易举的事。”
“那么，非常好。”
我头痛地拿着处方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和心理医生的会面是在周二，周三和周四我不得不待在我们学校主办的英语夏令营里。
周五早上，我进屋帮伊东女士把垃圾拿出去，因为我有些话要对她讲。我实在是受够了寄宿家庭里的妈妈，我想问伊东女士，能否在我合同的剩余时间里重新安排一个住处。她向我表示理解，表示会尽快帮我作出安排。对于她的理解，我感到非常高兴和感激。
随后她告诉我，校长晚些时候想和我谈一谈。说的时候，她还是带着与平时一样的拘谨的笑容。我不能说她是假笑，也不能说她是高兴。几个小时之后，我随意地走进会议室，发现里面正襟危坐的不仅是校长，还有一位主管和我其中的一位上级。桌上有一封信。
“这怎么回事？”我草率地问伊东女士。
“我无权透露。”她回答。我对她感到很生气，我对每个人都感到很生气。我拿起了那封信。
奇怪的是这封信的日期是七月二十九日，也就是三天前。
亲爱的雅各布丽亚：
为了你的安全起见，你今天所拜访的医院医生认为，鉴于你现在的精神状态，建议你不要继续驾车。并且他建议，你应该回国休息。他还报告，你在进入乐学英文学校前，一直在接受药物治疗。当我们雇用你的时候，你并没有告知我们这一情况。
鉴于以上，我们不能让你继续驾驶我们的汽车。此外，我们不得不遗憾地告知你，我们要立即与你终止合同。
真诚的
福田一秀校长
“这……这……”我试着发出声音，“这是不合法的，这还有什么保密性可言？在座的各位难道不知道这样的行为是错误的吗？”
一片沉寂。
“那个医生是个笨蛋！”我继续说，每句话都越来越不冷静了，“他这是在生我的气，因为他说情绪镇定剂没有副作用，而我却告诉他，他是完全错误的！”
“他是专业人士，而你不是。”另一位管理人员直美冷冷地、平静地说道，“我们无能为力，万一今后你开着我们的车发生了任何事，我们公司都是有法律责任的。”
“拜托，丽亚，”福田先生说，“对你，我们已经尽力而为了，真的。所以现在请你在这上面签字。我们已经注意到你经常把车子刮花。”
“我经常刮花车子？”我怒道，“我们开车的道只有五英尺宽！我把车刮花的次数并不比其他人多！”
“快签字吧。”屋里所有的人都注视着我。
在纸上签上名字，我立刻冲出大楼，冲到街区上。我本打算让自己冷静下来，结果却大哭了起来。
日本有句著名的谚语是这么说的：“出头的钉子被榔头敲。”由于日本人竭力使自己活得尽可能的“正常”，这句谚语也就是他们思考方式的基本原则。但是在现代社会里，这句谚语是半对半错的。没错，那些没有循规蹈矩的日本人是被榔头敲打，直至改变；而不能融入日本社会的外国人会被榔头尾部拔出来，然后被丢到其他地方去——任何地方都可以，只要是离日本够远。
公平地说，在这故事的背后，有着非常激烈的文化冲突。在日本公司看来，维持表面上的和谐比诚实更重要。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伊东女士在我看到那封信之前一直对我隐瞒消息。而相反，在日本人以外的人看来，这些情况真是太可悲了，因为我们是如此重视诚实。
不仅如此，那位心理医生背叛了医护人员本该具有的信誉。患者委托医生治疗心理问题，他却背叛了患者的信任——没有比这更彻底的背叛了。在西方人的标准里，这种背叛者应该被打入但丁笔下地狱的底层。也就是说，这位心理医生应该与犹大、本尼迪克特·阿诺德一同在地狱里不停地受煎熬。但丁的作品提醒我们，在西方人的思想倾向里，背叛是最严重的罪恶——甚至比谋杀还要严重。
止住哭泣，我在学校办公室所在的附近城郊，沿着街道走来走去，不能相信刚才所发生的一切。我寄宿家庭的妈妈也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所以，按照她和乐学英文学校的关系，我肯定会被要求从她家里搬出去。
接下来我开始考虑我的将来。对于将来，我感觉越来越没有希望。路上，两个穿着制服的高中男生从我身边经过。“外国人可真高。”其中一个学生对他的同伴说道，他的声音又大又自信，确信我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自从来到日本，我第一次把寄宿家妈妈费尽力气教我的日本公共礼仪抛到一边。“日本人真是没礼貌！”我几乎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那个刚才自信说话的男孩脸一下子变得通红，哑然失声，然后就匆匆跑开了。日本人总是以他们有礼貌而感到自豪，我的话无疑是刺痛了他们。
尽管对当下的处境感到绝望，但这次遭遇让我开始为自己感到高兴。我的日语水平的进步甚至把我自己都吓到了，而且我还可以吓到那些日本人，这让我非常满意。从那一刻开始，我知道我不会回国，尽管我周围基本上每一个人都建议我这么做。近来，我已经有了与日本人流利交谈的能力，如果现在订机票回国，我的一切努力都会化为乌有。
我已经在“战壕”里服完了刑：我提前一年从大学毕业。我几乎是搭乘第一班飞机飞往日本，就为了有生以来第一次自己谋生时，还可以继续非正式地学习日语。我遵守戒律（就大部分时候而言），兢兢业业地为雇用我的公司工作——结果却是以如此狼狈、令人泄气的方式结束这段工作。
虽然日本在或多或少地命令我回国，但我的答复仍然是响亮且不服的“不”。我心里盘算着：在我自己想离开之前，没有人——没有任何人——可以强迫我离开这个国家。去你的什么戒律，忘记那些背叛我的人，我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在日本生活。我不能原谅福田先生、伊东女士，还有直美，不管他们的意图是否正当。那句陈词滥调应该加上一条额外条款——“想法才是最重要的”——以防变成一个该死的笨蛋。
我又回到了办公室，一边哼着歌，一边收拾办公桌上的东西。这么做，我的同事们肯定更加确定我的精神状态有问题，但是在那时，任何事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了。抛开了所有的骄傲，我有了种强烈的自由感。根据我的现状，撕去了所有的高傲后，我被一种被解放了的感觉所笼罩。一切突然又有了无限的可能。
一小时后，直美和伊东开车把我送回寄宿家。和往常一样，“妈妈”待在家中。福田先生早些时候已经与她通过电话，告知她我的情况。在厨房里，我心不在焉地帮她为这些不速之客泡茶。“这太令人震惊了。”她想说这可能是由于我频繁地使用哮喘吸入器才导致我的行为反常——她总是有很多类似这种的独特想法。
“我不会回国的，”我用日语对她说，“我会找到另一份工作的。”
“那很好，”看到我恢复心情，她看起来确实放心了不少，“你可以经常回来看看我们。”
从那一刻开始，我和“妈妈”不再是对手，而是被迫为了我们相同的担心而团结起来：最好不要让小鲇知道这个消息。
“还记得那个鲨鱼气球吗？”她问道，带着一丝紧张的微笑。
“当然记得。”我答道，带着与她类似的担忧表情。
去年冬天，一家童装商店搞促销，小鲇在那里得到了一个鲨鱼形状的气球。在和妈妈一起往公车站走时，这个五岁的孩子一下子没有抓牢气球，那个氦气球自然是飞走了。每个人都无能为力，只能无助地看着这个小姑娘为她飞走的气球痛哭流涕。
但准确地说，这件意外并不是小鲇妈妈所要提及的事情。小鲇有着很好的记忆力，在很多不合时宜的时候，她都会回想起鲨鱼气球飞走这件事情。月复一月，每隔一段任意的时间，小鲇就会开始歇斯底里地哭起来，无论是在餐桌旁、在公园里或是在幼儿园教室中，只因为她突然想起“鲨鱼气球飞走了”。
害怕成为小鲇生活中的一个人类“鲨鱼气球”，我第二天早晨出发去机场时，告诉小鲇，我会很快回来看她的。在那之前，小鲇的妈妈已经试着向小鲇解释过，当我旅行回来后，我将自己一个人去住公寓，因为到了我这个年龄的大姐姐们都要这么做。而我也说到做到，在我待在日本期间，我一直都有去探访这个家庭。
在开往成田机场的巴士上，我心想，北海道应该不会像这里这么憋闷和炎热。我的一位朋友非常友好地让我把超重的行李暂时寄存在她妈妈家的车库里，直到我度假回来找到新的住处。
第二天早晨坐在终点站，我在日记里写说我可能不再怕坐飞机了。不是由于吃阿普唑仓这种药被证实要更加危险，也不是由于某人告诉我溺死在自己浴缸里的可能性都比死于飞机撞击来得大。在我的生活中，当我担心某种失败、要去取悦某人，或是要实现一个极高的目标时，我总是会做着关于飞机或是其他大型物体失事的噩梦。
如此狼狈和戏剧化地被公司炒了鱿鱼，噩梦与现实汇合了。作为一名老师，我曾经努力尝试去成为一名完美的员工，让每个人都满意，成为最优秀的老师。但是我的抱负就这么被撞毁了。我最终由于我不正常的“精神状态”被炒了鱿鱼。
一切都还没有结束。我在日记本里写道：“我想我不会再害怕飞机了，因为在过去的几天里我已经经历了撞击并且幸存了下来”。在现实中，我不仅幸存下来，而且还从这份吸取灵魂的工作中解放了出来。我依然有着有效的工作签证，在银行里还有很多钱。我会忘掉发生过的一切，然后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在东京。
我要搬到东京去。
7. 天空之城
东京在近代遭受过一次破坏性极大的地震。1923年9月1日快到中午时，该市发生了著名的关东大地震……二十万人死于非命。自那以来，东京一直保持着一种诡秘的平静，这使得地下的张力已经积聚了八十年。总有一天，它肯定要爆发的。
——比尔·布莱森，《万物简史》
“您即将到达的是新宿车站，”同样的声音总是在车中回响，“请在这儿转乘总武线、埼京线、中央线、宇都宫线、东海道线、根岸线、湘南新宿线、京王线、京王新线、都营大江户线、小田急线、丸之内线、西武新宿线。这里是山手环线，开往涩谷和品川。”偶尔我会想在录音时她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抽空喘口气。
21世纪初的东京，地区铁路系统线路图看起来就像是一只“工作狂”的蜘蛛织出来的网。在我来到这个城市之前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夸张的事情。不同于其他大城市的体系，他们比较喜欢以网状而不是线状的方式来扩展地铁线路。甚至由于公共交通运营量的暴增，东京地铁线的颜色标志总是形同虚设。
换句话说，人们很容易就会把品红色的大江户线与偏橘红色的京叶线搞混，或者是把前面提到的任意一条线路与红色的丸之内线混淆。甚至是当地人有时候也会被亮蓝色的三田线、稍微浅蓝色的东西线或是青色的南北线搞糊涂。
在这错综复杂的矩阵中，唯一恒久不变的就是山手线。山手快速线是东京客运量最大的跨城郊火车线，它的环形线路抄近路穿过了大批混乱的快速线，城市地铁线和东京周围的一些私人铁路。山手快速线经过或环绕这个城市的大多数主要地区，在大多交通地图上画了一个完美的圆圈。
回想起来，我觉得山手线在几何意义上并不算是一个真正的圆，尽管如此，当我们计划市内出行路线时，它还是大多数东京居民脑中所想象的环线。正如时钟上的分针，这条环线几乎整一个小时就跑完一次全程。由于在这条环线上，不断地有大量的人群拥入或拥出列车，所以在上下班高峰期间，每分钟都有一辆新的列车到达各站。
幸运的是，我在东京的第一个住处就位于山手线附近。但令人抓狂的是，离我最近的车站竟然是新宿车站——世界上最大也是最忙的车站。每天的上下班高峰期，一般差不多有两百万人要同时从这个车站里挤进挤出。与人约在新宿车站见面，即使同伴就在你前面五公尺远，但如果不用手机，你也不可能找到他。
甚至于当我在新宿地区住了几年之后，我还总是找不到从西出口到东出口的路，或是彻底迷路。从西出口出来是宽阔的马路、高档百货公司、摩天大楼和豪华的商业总部。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东边，一条狭窄街道，分布着以黑社会暴力而出名的酒吧和色情俱乐部。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之间是斜对角的街道，很难分得清楚，使得接下来的方向更加复杂。
我的第一所“外国人之家”（gaijinhouse）离新宿站东口只有十分钟的步行距离。在东京，外国人想要找到一处理想的公寓是非常困难的。更重要的是，日本的大多数公寓是不允许外国人自己保管租借合同的，因此我们经常一起住在一些“特殊”的房子里，日本典型的低收入“外国人之家”由此而生。我很高兴在“外国人之家”里拥有了我自己的房间，尽管它只有一个大壁橱的大小。
在“外国人之家”的住户很明显都是完全缺乏稳定性的人。在我住在那儿的时间里，每隔很短的一段时间，房子里的住户就会发生变化——旧房客搬走了，新房客搬进来。在住户不断改变的同时，环境却是一成不变。大体上，我认为“外国人之家”的这群人，是我来到这个岛国以来到目前为止所交往过的最有意思的一群人了。我觉得如果我可以和他们和谐相处，那么我就可以适应任何地方。
我和我的室友们来自世界不同的地方，但是对日本共同的怨恨使我们熟悉了起来。马里亚诺对我说：“我认为‘gaijin’直译过来应该是‘外国人滚回家’的意思。”他到日本才只有两个星期，就已经开始想念家乡阿根廷了。凯利是一个法国年轻人，他来日本是为了要和日本女朋友在一起。但他总是迷路，这让他每天都在诅咒日本错综复杂又难以辨认的交通运输系统。英国人保罗在NOVA公司教英语，在这群人里，他在这儿住的时间最久。在那时，NOVA因为让外国员工工作过多而声名狼藉。我总是劝他，如果他夜里下班回家想着“好吧,我现在要累死了”，那么就该是做些改变的时候了。
卡拉是个意大利人，她经常抱怨她老板的无能。“妈的，”她口音很重却很自信，“我认为他就会吸烟或诸如此类的事，真是个浑蛋！”
和她一起谈论地震也是件很有趣的事。“如果像他们说的那样，来个大地震，我们全都死定了。”
当我告诉她，我想在我的房间里放上瓶装水和急救箱以防这类紧急情况发生时，她建议我根据人寿保险单的条例多做些准备。
“这楼就是用纸糊的！真是垃圾！”
正如卡拉所讲，这个楼确实看起来像是用纸糊的一样。外国人总是吃惊于日本建筑的速度，在很短的时间里一片楼群乃至整个邻近小区就拔地而起了。刚开始我们都觉得日本人可能天生具备快速建楼的本领，但是在这儿过个冬，我们就明白为什么这儿的楼盖得那么快了。因为他们盖楼的成本很低，并且没有使用任何的隔音隔热材料。
我三楼的房间总是在风中摇摆，我总是在想这座楼可能——随时——都会被下一次地震、原子弹、海啸或是火山爆发所摧毁，这让我感到非常不舒服。好吧，也许没有火山爆发，因为上一次富士山爆发是在1701年，但是事实仍旧是日本建筑物的平均使用期限都不是很长。
日本首都容易受较大地震破坏的特点还真是令人担忧。自从1603年日本首都江户（1868年明治维新后改名为“东京”）建立以来，具有严重破坏性的地震——震级超过七级——分别发生于1615年、1649年、1703年、1855年和1923年，这五次地震都对这个国都造成了直接的影响。
我只想说德川幕府在赢得了许多部族战争统一日本后，真是选了一个很特别的、处于地震死亡陷阱的地方作为首都。东京中心地区正好位于太平洋断层、欧亚断层和菲律宾断层的交会处，一直极易受到地震所引起的灾害影响，如地面摇晃、液化、山体滑坡、海啸和火灾。
液化过程，尤其对这个地区而言，是一个灾难性进程。支撑东京的岩石总有一天会由于地下的剧烈碰撞而熔化。这个城市的地基将变成水。与此同时，如果地震引起煤气泄露和爆炸，首都燥热的夏天和全年的强风会加助火势的蔓延。
比如说，日本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日文是kantōdaishinsai，或关东大震灾），最初的震动非常剧烈以至于中央气象局的测震仪都出故障了，城市里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的地方都被烧毁夷为平地，二十万居民丧生。一位美国记者兼作家说：“这很可能是，漫长而又多灾多难的人类历史上所发生的最严重的自然灾害。”
这并不是暗示说，这个国际大都市，按照剧变规律，又该有地震发生了。自1920年以来，东京的人口已经从两百万增加到了2000年的一千二百万。在此期间，也许是由于文化记忆的淡去，在城市最拥挤的地区，可以看到人们已经逐渐放松了对建筑物高度的限定了。
那些曾经是水库或开放公园的地方，现在已经变成摩天大楼的海洋。据说，这些钢筋玻璃的庞然大物，其减震支柱可以完全抗震——可话说回来，十年前在附近的神户地区，就有许多这样的建筑物坍塌。
事实上，我对东京这座城市的迷恋根植于我自身的感受。就像一个人可以与一个城市产生共鸣一样，我立刻就感觉到——并且至今仍然如此——我与东京有着极大的关联。我喜欢阅读有关东京历史的书，因为我被这座城市拒绝被毁灭的韧性，甚至是她有些鲁莽的骄傲所吸引。
日本有句著名的谚语：“被打倒七次，就站起来八次。”这让我想起我给我大学一位老朋友发的一封电邮，告诉她我因为“情绪不稳定”被学校炒了鱿鱼，但目前没有回美国的打算。“别担心我，”我写道，“因为我会卷土重来，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
在“卷土重来”方面，东京给了我巨大的鼓舞。毕竟，在过去的一百年间，这座城市经历过两次灭顶之灾，一次是关东大地震，另一次是1945年燃烧弹袭击，将它所有的木材和纸质建筑物全部摧毁。然而在这两次灾难中，被摧毁后的东京马上就开始了重建过程。
尽管另一场可怕的地震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然而东京居民在无常的大自然中不屈不挠地寻找美丽的意志力，和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灾难时的豁达，很能给人以激励。因此，在东京这个城市的激励下，我又重整旗鼓。不过，这并不表示我已经摆脱了不稳定的状态。
我是从我的室友卡拉那里第一次听说有成为酒吧陪酒女郎的可能。“你正好是那种类型，”她很坦白地对我说，“你真应该到六本木（日本东京以酒吧夜店而出名的地区）去看看。”
根据卡拉的解释，陪酒女郎的任务就是边喝酒，边给男人提供快乐和聊些谄媚的话语。起初，我以为她是在开玩笑——我就只要在他旁边坐着，喝个酒，唱个卡拉OK，神经病才会每小时付我三十美元，而且如果多喝酒的话还会有额外的奖金？
然而，当我打开一份《东京告示簿》——卡拉递给我的一份刊登各类广告的英文出版物时，我惊讶地发现，事实上，这个城市还真的有许多这样的疯子。
“如果你喜欢喝酒的话，这工作就太适合你了。”卡拉的一个朋友当时也劝我，“只要你长得漂亮，能让顾客买你高价的鸡尾酒，他们基本上就会付给你钱了。”
考虑再三，我觉得比起教英语，当陪酒女郎可以让我赚到更多的钱，并且我还可以摆脱原来工作场所那种令我窒息的保守环境。
“好，我确实喜欢喝酒。”我向他们保证。
8. 浮世简史
……生活只是暂时的，让我们全身心地去欣赏月亮、雪、樱花和枫叶。唱歌、热爱美酒、女人和诗，让自己漂浮起来，轻松自在、无忧无虑，像个葫芦似的随波逐流。
——浅井了意，《浮世物语》（1661）
如果不提到我一直以来对日本人独特的“浮世绘”观念的迷恋，就不能准确地描述我涉足酒吧陪酒女郎世界后的转变。事实上，在我大学的几年里，我满怀热情地学习了日本关于这方面的文化。
在白天，现代“日本梦”是长期的工作保障。与个人发财致富的“美国梦”相差甚远，典型的日本“工薪族”渴望从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成功的公司，在同一个稳定的职位上每周工作六十小时——足够支付家庭的花销和服务国家经济——直到退休。从东方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个崇高的追求，在许多方面都是无私的。
然而，即使是最勤奋的工薪族有时也会感到疲惫。于是每天晚上，当太阳下山后，在这首都的某些地方，东京严谨的白天文化就被完全颠覆了，让位给更集中关注个人满足和大肆宣泄过度劳累的共同梦想和幻想。关于稳定的幻想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其独特的娱乐文化。这种文化被称为“浮世绘”——日语称之为ukiyo。
“浮世”一词，出自佛教用语“这痛苦的世界”，之后逐渐演变为“这短暂而不可靠的世界”，最终成为“这飞逝的浮动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个享乐之所，快乐与转瞬即逝总是无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愿望的满足总是凌驾于虔诚之上。
东京以前有执照的会场，也就是吉原（Yoshiwara）娱乐区，是个为了“共同的幻想”所提供的封闭的娱乐场所。过去这片地区有三种歌舞伎剧场：有艺伎经常光顾的数不清的茶艺馆，有日本陪酒女郎的酒吧，还有刻意模仿封建贵族的府邸以及数以千计的官娼（得到许可证的妓女）。
美术史论家认为出自并描绘这些地区的木版画是在美术史上的一次极具影响力的印刷品运动，也是重要的文化变革的证明。这些木版画被称为“浮世绘”，或者说“描绘浮世的图画”，通常描绘自然风景，如葛饰北斋的《富岳三十六景》；或是描绘色情画面，如版画的性教育指南被叫做“春宫图”（shunga）。尽管当时日本有性压抑的准则，但春宫图还是涌现了出来。
浮世绘各种截然不同的主题，让我们想起日本一直都是个强烈极端化的岛国。在自然界中这种对照也显而易见。闻名于世的富士山，有12000多英尺高；塔斯卡罗拉海渊，深达海平面以下30000英尺，而它们仅仅相距大约100英里；日本的山岭地区是活火山的发源地，而每年秋天台风又会肆虐横扫这个岛国；除此之外，在不可预测的地震活动性方面——地震曾经多次并可能将再次把现代化城市夷为碎石瓦砾——这个国家也远远超过了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由此看来，浮世对短暂的尊崇或许部分原因是由于日本群岛多灾多难的地理环境所致的。
在历史上，东京一直是个众所周知的容易失火的地方。正如一个观察者所描述的，东京建立于“一堆极易燃烧的火绒箱之上，因为它们本身就是要用来引火的”。而吉原区在其鼎盛时期，由于高密度木质建筑物的流行，更加容易引起火灾。历史学家指出，过去江户对它的火灾特别自豪，平民称赞火的美及其感染力，称之为Edonohana——“江户之花”。
这个绰号似乎暗示着某种面对其他可怕毁灭时，仍持有的一种敏锐的、对美的洞察力。baanohana，即“酒吧之花”，也是一个类似的说法，指的是浮世绘文化中另一种不朽的构成——夜店的陪酒女郎，她们自浮世绘文化的萌芽时期就享有了特殊的地位。把猛烈的火和酒吧的陪酒女郎都比作花，也许是因为他们两者都有着某种转瞬即逝的美丽，必须在凋谢前欣赏。与“江户之花”类似，当有人冒险与她太过接近时，“酒吧之花”也能有毁灭性的力量。
由于1923年的地震和1945年的火焰燃烧弹都牵连吉原区，浮世绘逐渐地分散开来，飘荡到城市的其他地区——最出名的有六本木、浅草、锦糸町、歌舞伎町和银座——就像来自地狱的烟一样。
战后的东京适时地继承了曾经让这个国家增色的“工作休闲二分法”，许多日本商人仍旧努力地狂欢，正如他们努力地工作一样。这使得娱乐业更加有利可图，现在所谓的“水生意”，就是表示这项提供短暂娱乐的生意。
在这个浮世里，平常一丝不苟的商人在手头有很多的选择，由于一群非常非常“友好”的女人，街边某些地方变成了异常亲切的提供短暂愉悦的港湾。
“水生意”有一种假定的等级制度。底层的那些机构要提供最多的色情服务，却赚到最少的报酬；而最高的那些机构，提供最少的色情服务却赚到最多的钱。东京最赚钱的色情行业里最昂贵的等级，根本就不经营色情服务。相反他们经营的是朴素、格调、典雅、与众不同、真实及浪漫的爱情。
在“水生意”顶端的是两类女人：传统的艺伎和较为廉价的酒吧陪酒女郎，尽管在文化重镇京都的浮世中占据主要地位的依然是艺伎，然而在东京，酒吧陪酒女郎逐渐占了上风，因为她们更能适应首都快节奏的大都会环境。
9. 六本木之行
那么就找个酒吧，在黑暗中，忘记了我们是谁。
——咪咪，来自Rent酒吧
六本木——“外国人的红灯区”——是东京战后的一种独特现象。当该地区在二战中被燃烧弹夷为平地后，据说又在一家比萨店周围死灰复燃。这家比萨店是由一个意大利裔美国黑手党成员开的，他最初是以美国占领军的身份来到东京，在麦克阿瑟将军离去后，他决定留下来组织一个战后黑帮，或者是日本的黑手党。
在六本木周围，没有什么真正是“日本的”，就像白天在这著名的地方实际上无事可做。然而，一到晚上，这里就人声鼎沸起来，大多数是喝醉酒的外国人和那些寻觅外国男人的日本女人，她们的目的是提高英语水平，或尝尝“白人”的滋味——或者最有可能的是，两者兼有。
因此，六本木成了世界各地文化的混合之所。然而，这里陈列的并不是你在国际博览会上所能见到的那种展览。
我从横滨的旧同事的嘴里曾多次听说过“六本木”这个地方，她们详细描述了这个位于东京附近，充满放荡的夜生活的地方，但是我从来没有真正去过。直到那天晚上为了找工作，我精心做了头发，化了妆，搭配好服饰来到了这里。
“独眼扎克斯”是六本木最大的一家提供陪酒女郎服务和歌舞表演的俱乐部。他们的经理人要求我第二天晚上在车站A10出口外的六本木大街与他碰面。那个星期早些时候，我已经给他发过一封电子邮件，还随信附上了我的证件照（头部特写）和全身照。随后有人打电话通知我，让我准备与“独眼扎克斯”的经理见面，并且要求我自己挑选服饰并化妆，因为需要评判的主要就是我的外貌。
一开始，对他的要求我感到很吃惊，因为我逐渐开始明白我会陷入怎样的境地。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思考，我这样打扮是不是会距离面试所需要的准备相差太远了，甚至到准备出门前我还在这么想着。虽然我自己通常都不愿意承认，但我坚信，大多数人至少在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都是通过我的外表来判断我的为人。这个经理人只不过是不拐弯抹角，开门见山而已。
出了车站出口，我发现他迟到了。我需要手上做些什么事，所以我就拿出来一支香烟。就在这时，另一个人拍拍我的肩膀，告诉我他知道沿着这条街有一家很棒的酒吧在招聘像我这样的陪酒女郎。我正要告诉他我是来参加另一家店的面试时，第一个经理人出现在他身后。有一瞬间，我害怕他俩会吵起来，但这种担心很快就消失了——其中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打了招呼，然后两个人心照不宣地握了握手，就像所有的男人天生就知道那样做似的。
结果他俩竟然是朋友，第二个经理人让我结束第一场面试后，与他在“独眼扎克斯”门外见个面。
进了“独眼扎克斯”，我和经理在表演舞台四周的一张双人高脚圆桌前坐下。所有的一切都是红色系的——长毛绒的地毯、窗帘、椅子上的皮革、开始鱼贯而入的女人们的衣服。她们在指定的桌子旁独自坐下，等待晚上的第一批客人。在如此别具深意的海洋里，即使是我们中最暗淡的人也能从中获得隐藏的激情。
我的第一次面试进行得并不是很顺利。当我自信满满地告诉经理人我可以用英语、日语、法语和西班牙语与人交谈时，他看起来并没有我所期望的那样深受触动。“我们这儿的顾客，”他答道，“并不需要你会说这么多种语言。通常他们就是来练习英语的。你是个白人，”他继续说道，“所以如果你不说英语，那么就会把每个人都搞糊涂。”
“哦，好的。”这是我唯一能够想到的对“独眼扎克斯”经理人的回答。“你知道哪家店或许能让我用多种语言来招待客人吗？”
“你可以去问问银座或赤坂的高级俱乐部。”他答道，把我指引到东京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地区。
“新宿歌舞伎町怎么样？”我问道，回想起来这真是一个非常幼稚的问题，以至于现在想到它还会刺痛我残存的骄傲。
“美国人是不在歌舞伎町工作的。”经理人回答道，没有多做任何解释。
面试结束后，一定是有人给第二个经理人打了电话通知。因为我刚准备离开，他已经在几秒钟之内到达了俱乐部的楼下。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有着关联，这附近的每个人对彼此的情况都了如指掌，简直到了令人害怕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