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你叫什么名字？”这个日本人用英语问我，但我不断地用日语回答他，所以不久他就放弃了这种努力。
“黛西。”我答道，我告诉他的是我的宠物狗的名字，那是一只神经质但很可爱的拉萨阿普索犬，在我远渡重洋来日本之前，把它留在了长岛我父母那里。
“怎么称呼你呢？”我问道。
“广木。”
“你是为谁工作的？”我直截了当地问，因为我很了解，许多为酒吧招聘陪酒女郎的负责人都是黑帮的成员或心腹。对我来说，这也许不是最聪明的举动，但那天晚上当我离开家的时候，我已经喝了几杯龙舌兰酒。
“我为漂亮的女人工作。”他坚称。如果他是黑帮的，我推断，他应该是在比较低的等级上，因为他双手的小拇指都还在，身上也看不到明显的黑社会标志的文身，而且他还是这么年轻。
“当然了，没错。”我冲着他讽刺地笑了笑。
当我们走进一家有着特别荒谬的店名“维也纳市长”的俱乐部时，一个妈妈桑（俱乐部里管理陪酒女郎的妇女）走出来在店里走廊上迎接我们。她是个长得很高、瘦得很怪异的金发女人，看起来三十多岁。虽然是妈妈桑，但是一般来说，也要比她们的实际年龄看起来年轻十到十五岁，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她们有足够的钱去做整形手术——这是很普遍的行为，因为干这一行的女人把外表美丽视为最重要的事情。
“你有文身吗？”那个女人问道，把我从头到脚仔细地扫视了一遍。
“没有。”我笑着答道，让披肩从我的后背滑落并转过身来让她检查，我很快就适应了扮演一块“肉”的角色。
“你白天还有其他工作吗？”女人的口音有点像澳大利亚人，又有点像英国人——在我成为陪酒女郎之后，我将学会区分这两国人的不同。
“我教英语，”我撒了个谎，不想表现得可以完全受她任意支配，“我只是想晚上兼个职。”
“对不起，”她冷冷地说道，面无表情——从我们见面以来就没变过，“我目前并不想雇人。”
既然这样，我和广木转身离开了这家俱乐部。“如果她根本不想雇人，”我天真地问道，“那为什么还问我有没有文身？”
我跟着他穿过了繁忙的十字路口，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俩都没有说话，沉默得令人窒息。
“那座楼的四层还有一家俱乐部，我带你去看看。”广木指着上面的一个霓虹灯标志——“玩偶之家俱乐部”，完全忽视我先前的疑问，“这里的妈妈桑是个日本人。”
“她人好吗？”当我们走进大楼时，我问道。
“你问了太多的问题了。”广木狡猾地笑着，在电梯里按了数字“4”。
“你是美国人？”妈妈桑睁大眼睛问道——不久后我才知道这是因为很少有美国人干这一行。“过来坐在这儿，我马上就回来。你真是太可爱了。”她用英语说道，笑容很吸引人。这个日本的妈妈桑比我几分钟之前见到的那个看起来要年长十到二十岁，这意味着这个日本女人可能已经快要六十岁了。
俱乐部里没有客人，只有几个金发陪酒女郎穿着红色的衣服，在十五英尺以外的桌子旁坐着。这三个女人毫不掩饰地用愤怒的目光瞪着我和广木。我知道，我在这儿并不受欢迎。
我和广木安静地坐了大约五分钟，但是妈妈桑没有回来。最后，一个侍者从里面的房间出来，对我们说了与刚才在“市长维纳斯”听到的一样的话——“对不起，我们这里目前不雇人”。于是我们就离开了。我实在是很迷惑，以至于都不知道该问广木怎样的问题，这让他很高兴。
“别担心，”广木鼓励我，小声对我说，“我知道很多很多家俱乐部，你可以到那里去找工作”。
轮到我沉默了。
“我认为你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棒的陪酒女郎。”广木看起来还是一点也不担心。
“为什么？”我问。
“你很可爱而且开朗，这会让你的客人们很高兴与你谈话。”他答道，“另外，”他继续说，“你的日语也很好，这令你变得非常有趣。”
我正要问他，为什么我的语言能力会让我变得有趣，这时他手机响了，日本流行女歌手滨崎步的热门单曲《进化（Evolution）》的音乐声不断回响。
“是……是……是……我知道了。”广木用非常顺从的语调与来电人通话。
“我现在要走了。”他把手机放回包里对我说，“如果你在这里等的话，我可以晚些时候回来再领你看看其他需要陪酒女郎的酒吧。”
“在哪里等？”我问道，非常担心一个人待在红灯区。
“你为什么不去了解一下周围的环境呢？”他说道，指了指六本木十字路口对面的那一排酒吧。
“嗯，那你什么时候回来？”我问。
“也许十二点半吧。”广木仔细考虑了片刻后对我说。
“但现在才九点一刻！”我表示抗议。
“你是不是不想让我回来了？”他问道。
“可能到那时我已经不在这儿了。”我叹了口气，“不过无论如何，还是谢谢你。”
我和广木互相鞠了一下躬，然后他就转身离去，消失在人群之中。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10. “传教会”
你制定规则，
你写下剧本，
所以当你遭遇该死的失败时不要怪我！
——比基尼杀戮（Bikini Kill，美国一只女子摇滚乐队）
在被“玩偶之家”拒绝，又被神秘的广木君抛弃后，可想而知，我的自信心开始减退。但是那个晚上还远远没有结束。在这个地区最繁忙的十字路口上，我一个人站在转角，我注意到了一张大型海报，在宣传一家叫做“射击酒吧传教会”的夜店。我穿过马路准备去进一步调查。
从六本木十字路口看过去，这是一张美国偶像“铆钉工人萝西”的放大图像。她卷起袖子，露出她的二头肌，海报上写着那句熟悉的广告语“我们可以做到”。这是飞舞在六本木十字路口处最显眼的图像之一。
“管他呢。”在穿过马路时，我自己嘀咕着，实在无法忽视在空中飞舞的“萝西”。
我走进“射击酒吧传教会”所在的大楼，在入口旁边的杂志架上随手拿了一本《东京告示簿》。我想找个地方，可以让我坐下喝杯清凉饮料，考虑一下我的就业选择。
我在“传教会”和邻近的其他几家酒吧里探头探脑，发现想不被陌生人打扰是不可能的。
当我走近楼梯准备去这座大楼的地下层看看时，我看到了一个写着“柠檬”的标牌和一个向下指的箭头。楼梯才下了一半，我就听到一个令人厌恶的声音在卡拉OK里唱日本歌手中岛美嘉的歌曲《我爱你》（Ai Shiteru）。
“嘿！”两个身材彪悍的大汉挥舞手臂来欢迎我。
“女士整晚喝酒免费啊。甜心，快进来啊！”其中一个男人喊道，一边招手引诱我进去。我和他俩谈了一小会，才决定跟他们进到“柠檬”酒吧里，任自己沉溺在免费的酒水里。他们告诉我，他们分别来自尼日利亚和加纳。
我惊奇地发现“柠檬”里空空如也，只有两个日本商人坐在角落里。他们其中一人刚刚唱完歌，而另一个着装随便的日本人，和一个有着长长褐色头发的陪酒女郎正热情地为他鼓掌。
“你想喝点儿什么？”这唯一的陪酒女郎问我。
“有什么可以推荐的？”我问。
这个年轻女人告诉我，她叫做伊娃，来自耶路撒冷。我们开始友好地谈话，把东京的五光十色和拥挤人群与我们各自的家乡进行比较。
“ai shiteru在英语里是什么意思？”我提起了她的客人刚才唱的那首歌。 “我想是‘我爱你’的意思吧，”伊娃答道，“我的日语不是很好。”
“嗯，我明白了。”我说，“谢谢。”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不论是我最初学习日语的六年里，还是住在日本寄宿家庭的一年里，我从来没有学过怎样用日语说“我爱你”。这是因为以前我所在的地方，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人说过ai shiteru。日语有着很大量要注意的语境因素，必须根据所在环境和说话对象的不同，小心地遣词造句。作为一个非母语者，语言和文化的这个方面有时是让人应付不来的。
突然伊娃的表情变得很惊慌。我转过身来，看到角落里的那两个男人拍了拍他们的公文包，穿上了外套，很明显是要离开。我意识到伊娃的困扰。
“请，请不要走，”伊娃恳求他们，“让我们一起再喝一杯。”
“是啊，别急着走嘛，我们才刚要开始玩得开心呢。”我插了句话。我无事可做，还不如给这位新认识的朋友帮点儿忙，看起来她是抽取佣金工作的。对于酒吧来说，今晚实在是太冷清了。“我还希望你们能请我们过去喝杯酒呢。”在那时，我醉得有点语无伦次，无论是英语还是日语。
从那时起我们一直陪着客人，所以我们两人不能继续单独谈话，但是伊娃的表情告诉我，她非常感激我的帮助。
“好吧，那么大家想喝点什么呢？”两位商人里年纪较大的那位问我们。
于是，伊娃在那个人的背后向我做出“香槟”的口型。
“香槟！”我说道，为了表示女人的团结。
“我们一起来瓶唐培里侬香槟王，如何？”伊娃其实并没有询问客人太多的意见。虽然“柠檬”本身不是一家陪酒女郎酒吧，但是陪酒女郎还是要从酒水里抽取佣金的。
当伊娃再次回来时，她端来了一瓶香槟和四个酒杯，手里还拿着一个大棒棒糖。她和其中一位商人一起分享这根棒棒糖，他们把棒棒糖浸泡在杯里的香槟中，然后轮流用嘴去融化这块糖——比起西方人，东方人更理解和欣赏这种微妙的暗示。
“我叫忠志，”另一位商人对我说道，“但是你可以称呼我小忠。”如此一来，他根本是要求我用称呼一个小男孩或可爱的宠物的方式来称呼他。
年长的那位看起来似乎喜欢自己被当作孩子来对待。聊了一小会之后，他要求我用教幼儿园学生一样的方式来教他一些英语。当他和我一起用英语唱着“一闪一闪亮晶晶”时，他的手势和所有的一切都让他看起来完全像个傻子。但是我明白，既然他为我们的酒水埋单，那么他就有了不成文的许可，可以不顾后果表现得像个白痴一样。
他的脸红得像个苹果，脑袋随着身体笨拙地上下晃动，这是我所碰到的新的一类日本男人。他完全不同于我寄宿家庭里的那位以经常不在家、少言寡语为显著特征的小鲇爸爸；也不像我在英语学校里遇见的那位严厉的老板；更不同于那位因为我有点意见就试图把我驱逐出他的国家的变态心理医生。
然而过了一会，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把那三个男人放在与现在类似的环境下，他们也会有相同的表现。对于典型的上班族来说，工作是工作，娱乐是娱乐，两者并没有关联，联系两者的中间立场完全是空白的。
“哇哦，跳得多棒啊。”伊娃说道，当那个男人转移视线时，伊娃给我使了眼色。我知道，我喜欢伊娃。
“你为什么不唱歌，我可以给你伴舞。”小忠对我说。
“好吧。”我同意了他的请求，在卡拉OK机器里点了几首麦当娜的老歌。在香槟的作用下，唱点儿麦当娜的歌对我来说根本不是什么挑战。作为80后的一代，麦当娜的歌实际上是陪着我长大的。当我唱完《宛如处女》（like a virgin）和《像个祈祷者》（like a prayer）两首歌，我的新朋友忠志似乎变得更加兴奋。
“like a是什么意思啊？”小忠问道。比起学习英语语法，日本人看起来更善于学习词汇。这可能是由于一旦他们尝试学习，就会发现英语和日语的语法形式不仅仅是互相颠倒顺序和逆向表达这么简单。
“意思是‘像一个’祈祷者或‘像一个’处女1。”我解释道。在日语中，描述某件东西像另外一件东西，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所类似的名词后面加上语法结构mitai。有意思的是，mitai作为一个动词形式的话，意思是“想要看……”这个短语非常恰当，因为当人们在作比较时，总是想要看看那件被比较的事物。在我学习日语的过程中，我发现，即使是日语中最普通的表达方式，非母语的人听起来都非常有诗意。
当我们把一瓶唐培里侬香槟王喝完后，我决定，趁我还能直着走路，要赶最后一班列车回“外国人之家”。我礼貌地告辞，向客人深深鞠躬，谢谢他们给了我一个愉快的晚上。伊娃把我送到门口。
“非常感谢你对我的帮助。”当我们告别时，伊娃对我说道，“随时欢迎你来，我会免费招待你的！”
“没问题，”我答道，我正有此打算，“对我来说，这真是次有趣的经历。”
“另外，”停顿了一下，我继续说道，“我们女孩要团结在一起啊。”
11. 离经叛道的女孩
梦想：知道一门外语但并不理解它；能感知差异，但这种差异并没有还原于演说、对话甚至是粗话等的表层社会交际中……在其他系统里、其他句法的影响下，消除我们自身的“存在”……一言以蔽之，降为不可译。
——罗兰·巴特，《符号帝国》
直到2003年9月，我还是没有找到工作，虽然我隔三差五会去“柠檬”给伊娃帮忙。在九月的第三个周末，我决定和瑞秋一起去京都旅游。她在日本做英语老师的合同已经到期了，所以在回美国之前，她想去京都看一看。因为下周一她的学校放假，所以周末她邀请我陪她同去。
京都，作为日本“西部的国都”，通常被视作日本的文化中心。与东部的东京相比，京都有更茂密的树木，比较少见混凝土板，看起来更加赏心悦目。这里林立着较少的“城市丛林”，而更富禅意。与东京截然不同，大多数美国观光客更希望来参观这“西部的国都”，以期在这里感受他们的远东之旅。
所以京都的居民有足够的理由对他们丰富的文化遗产产生高度认知感和自豪感。我以前的同事直美曾经告诉我，京都人有个传统：当邻居头两次邀请他们品尝茶泡饭（绿茶和过夜饭的混合物，有一种奇怪的味道）时，他们会礼貌地拒绝；但是当他们第三次被邀请品尝茶泡饭时，他们就会同意。这真是典型日本人的观念（再一再二不再三）。
这个假日标志着秋分的到来。在日本，春分和秋分都是国家法定假日，分别叫做“悲春”1和“悲秋”2。在这两个时令临近的几个星期里，庙里的和尚要准备冥想生命的无常，而一般的家庭就会利用假期，收拾家里的供桌，为逝去的亲属们举行追悼仪式。
结果在那年，和尚们要思考的无常更多了，因为就是在那个周末，东京地区同时发生了地震和台风。我们事先知道15号台风要袭击东京地区，所以很高兴能正巧离开那座城市。当地震发生时，我和瑞秋正好好地坐在驶往京都的子弹列车上，避过了那场灾难。直到当天晚上我们才听说了地震的事情。
下午在青年旅社安顿好之后，我和瑞秋去了一家回转寿司店吃晚饭。在那里我们可以任意选择传送带上美味的生鱼片寿司，每盘才一百元，差不多相当于一美元。在那儿我接到了妈妈的电话。
“我现在不方便讲电话，我和别人在饭店呢。”在妈妈开始说话前，我这样对她说。
“哦，”她说，“你现在能接电话，就说明你地震之后一切安好。”
“东京地震了吗？”我傻傻地问道，我看了瑞秋一眼，她的表情告诉我，她对此也是一无所知。
“是的，”她稍有不安地答道，“电视都报道了。当寺庙的墙倒塌时，有些人受伤了。”
“我们那时肯定在火车上呢。”我说，“我在京都度假呢，跟你说过的，和我朋友瑞秋一起。”
“听起来不错。”她说，“你确定你现在想继续待在东京而不是回家休息吗？回家待段时间对你有好处。”她的语气一如既往地充满关怀。
“不，”我说道，“我在日本要做的事现在还没做完呢。我希望我的日语能更进一步。另外，现在离开的话，感觉我就彻底输了——我才没那么容易认输。”
“你知道，这不是竞赛，也不是在参加《生还者》（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制作的一套野外冒险节目）。”她提醒我说。
“什么是《生还者》？”我问。在那时，我离开美国已经有段时间了。
在尽快结束了与妈妈的对话后，我决定再从传送带上拿一盘金枪鱼寿司，这盘寿司已经第三次转到了我座位附近，不停地引诱我，最终，我屈服于它的吸引力。
“今天又发生了一场地震。”我重申道，“我从未感到如此高兴地离开了那座城市！”
“那么你最终还是告诉你的家人你被炒鱿鱼了？”与东京的情况相比，瑞秋看起来对我和妈妈的关系更感兴趣。
“是啊，”我回答道，“我最终还是鼓起勇气，上周把实情告诉了我妈。”
“我明白了。”对于我等了整整一个月才告诉我妈我被公司开除的消息，瑞秋感到非常奇怪。“在事情发生后，你是否需要她的支持呢？”她真诚地问道。
“是啊，确实如此。”我承认，“我应该需要的，但是，告诉她实情的想法差点把我吓死。”
“为什么？”她很好奇。
“我也不知道，”我盯着盘子说道，“但是，从我记事起，我一直都是这样。”
从我长大后出现的各种问题来看，许多人都认为我来自一个不稳定的家庭环境。但是很大程度来说，这不是事实，我的爸爸和妈妈都是很好的父母。虽然，从记事以来，我一直努力把他们从我身边推开，好像这是我的责任一样。
在我二年级的时候，我开始拒绝去学校时过马路，而且又不敢告诉别人，我的恐惧是源于一天早上我亲眼见到一个未成年行人在十字路口出了车祸。我父母带我去看小学里的心理医生，在那里，我玩棋盘游戏，认识了一只叫做庞西（Pumsey）的紫色的龙，他的冒险经历给我上了关于“健康的自尊心”的重要一课，我还用“两只老虎”的调子来唱“我是特别的，我是特别的，你也是特别的，你也是特别的。”尽管如此，我还是从未告诉别人我不想过马路的原因。
随着我年龄的增长，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几乎伪装出了另外一个自己。我随时保持挑衅和谨慎，试图让自己看起来不会受到伤害。当我在父母面前不能再掩饰我不吃饭的事实后，我开始让自己呕吐。不久后，由于我持续的呕吐，我们家的水管被堵住了——这又加大了被发现的风险。为了继续体验类似发泄的快感，我开始拿刀割自己的胳膊。
我简直不用强调我是如何小心翼翼地掩饰自己的软弱和缺点的，沉重的羞耻感让我不堪忍受。也许上辈子我就是个日本人。
做寿司的厨师是个中年男子，他穿着白色的围裙，径直地站在我面前一直在不停地剁鱼。当他偶然听到我和一位服务生对话时，他赞扬了我的日语。于是我们俩聊了一会，我告诉他，我和瑞秋是美国人，现在住在东京，来京都是为了观光。
“今天东京发生了台风和地震。”我用日语对厨师说道，他从水箱里拿出一条鲜鱼，然后毫无畏惧地把鱼头剁掉。
“哦，15号台风啊，”他饶有兴趣地答道，“明天台风尾可能会扫过我们这里……在美国你们会给台风起名字，这是真的吗？”他问道，那条没有头的鱼尾巴仍在痛苦地摆动着。
“当然是真的啊，”我答道，“过去只用女性的名字来命名飓风，但是现在气象学家会轮流使用男孩和女孩的名字。”
“为什么开始时只用女性的名字？”他问道，一边清理鱼的内脏。
“呃，”我停顿了一会，然后答道：“那是因为在美国，女人就像飓风一样强大。在我们国家，女人实际上比男人更强大。”
“真的吗？”他问道，厨师疲惫的脸上露出惊愕的表情，觉得真是又荒唐又有趣。在很短的时间内，鱼就被他巧妙地切成薄片，可以上桌了。
“不，不是真的。”我笑着回答。
因为我的玩笑，他大笑不已，还免费为我添上了一杯啤酒。在那个时候，看起来我已经完全掌握了在任何地方都能从中年男子那儿讨到一杯免费啤酒的技巧。
“喝完这杯你就别再喝了。”瑞秋提醒我，在我和厨师用日语对话时，她完全被忽略了，“别喝得像是没有明天似的，明早我们还要去观光游览呢。”
“好的，我正有此意。”我撒了个谎。
第二天早上，我和瑞秋参观了著名的银阁寺，但是它并不是用真正的银子打造的。据我所知，命令建造这座寺庙的将军本打算将这座寺镀上白银，然而，在工程完成之前将军就去世了，也许他的继任者认为他只是在开玩笑，所以没有用白银来建造寺庙。
银阁寺的地面修建得极具审美价值，令人印象深刻。但由于今天是热闹的周末，寺庙里拥进太多大声喧哗的游客和哭闹的小孩子，所以周围很难有冥想沉思的氛围。瑞秋讨厌小孩子，但看起来孩子们总是到处跟着她。
在银阁寺，我拿出数码相机来拍带斑点的锦鲤，日本大多数有名的寺庙都会用这些巨大的金鱼来装饰周围的池塘。我打开闪光灯耐心地等着，等着那些金鱼把头转向照相机，捕捉一个富有美感的姿态，结果照片出来的效果很好。银阁寺的花园被精心塑造得赏心悦目，因为有专业的景观美化艺术家每天修剪树木、耕犁沙地，每项工作都务必做到完美。
那天晚些时候，我和瑞秋决定徒步（因为在京都我们不能正常地做体育锻炼，我们当时甚至非常感谢这次锻炼的机会）横穿京都去“金阁寺”。在目的地门口，我们俩与汤米碰面。汤米是瑞秋高中时的老朋友，有一半日本血统，具有英日双语能力，目前住在京都。事实证明，汤米是个出色的导游。
“这座寺庙真的是金子建造的，”我说道，“我原以为它和银阁寺一样，都只是名字这样而已。”
“你要知道，这座寺庙只是仿制品而已，”当寺庙进入我们自由的视野后，历史迷瑞秋这样告诉我们，“原来的那座寺庙被一个在那儿修行的精神失常的和尚一把火付之一炬了。我想差不多只是在五十年以前。”
“唉，日本很多寺庙都是在重建在战争中被毁坏的那些旧庙。甚至连镰仓的大佛都是仿制品，原来的那座被一场海啸冲走了。”我——一个灾难迷——提醒我的朋友。
“是啊，”瑞秋答道，“不过这件事发生的时间离现在更近，好像是在1950年。”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对此很感兴趣，“京都最著名的标志性建筑，在20世纪40年代的对日空袭中幸存下来的那些，却在之后被自己内部的人给毁坏了？”
“差不多吧，”瑞秋答道，“京都确实避开了空袭。”
汤米做日英翻译的能力远高于我，他停下来念水边的一处日文题词。“没错，这是我想的那个故事。”他说道。我们让他无声地默读，而我们敬畏地注视着这些古代建筑物的复制品——真是太绚丽了！整个建筑完全被一层灿烂夺目的金子覆盖着，毫无扭曲地倒映在旁边的池塘里。
“瑞秋，你说对了，”在看完题词之后汤米说道，“那个和尚太爱那座寺庙了所以把它烧毁了。”
“真是极端。”我自言自语。
“是啊，三岛由纪夫写过一本关于那个人的书，”瑞秋说道，“但是他扭曲了故事情节。他写道，这座寺庙的毁灭根本应该怪罪于某一个奸妇。”
“真是个混账男人。”我嘲讽道。
“没错。”我的好友表示同意。
当我们三人转去该地区假山花园里一处著名而且带有明显宗教色彩的禅境时，瑞秋咧着嘴笑了。我们一到那里，就发现观赏区虽然人山人海但很安静。所有的参观者都在这里静静地坐着，因此我们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在沙滩前坐了很久，以至于我的脚都麻了了。我悄悄地挪动了位置，想着我现在是多么急需一根烟。甚至是沙上的波痕看着都像是那时的火焰。我心里在想，当金阁寺在熊熊火焰中燃烧时，会出现多么壮丽的景象。在毁灭中有着最转瞬即逝的美丽，特别是被大火烧毁。
在京都的最后一个晚上，我和瑞秋去了祇园。在京都祇园的浮世里，艺伎茶室比陪酒女郎酒吧更占优势。事实上，当我们穿过祇园时，一些当地人建议我们把脸化妆成艺伎或舞妓（十五到二十岁还在被训练的艺伎），我们差点就要屈服于这项索价过高、敲诈游客的行为。
当我正打算讽刺说，所有的艺伎都在用手机打电话时，奇迹出现了，一个没有打电话的艺伎从我身边经过。没有对瑞秋作任何解释，我飞奔出去，跟着这个毫无戒心的女人。应该指出的是，自从我到日本以来，这是我第一次感到说日语很舒服。然而同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我不应该用双语的能力去打扰其他人。
于是，我用新掌握到的语言能力去询问这位艺伎：有多少套和服，做了多久的艺伎，是否喜欢自己的工作，穿着这么复杂的服装是否不便于行走。我每问一个问题，她的步伐就会加速，而我每次都会配合她加快走路速度。
“那双鞋又怎么样呢？”我问道，点头示意她穿的传统木屐，“它们会弄疼你的脚吗？”
“不。”除了单个字的回答，那个女人直接拒绝理会我。
“那么穿着舒服吗？”
她甚至没朝我的方向看过一眼就躲进一家茶室，不再理会我。
我心里盘算，要是我能进入这家茶室就好了。大体上说，一旦我到达了某种精神状态，例如祇园灌输给我的情绪，我就会感觉受到某种驱策，任何事物都不能阻止我，除非我完成任务或撞了南墙（表示失败），那还得看哪种情况先发生。
但是这次在这里没有障碍或限制——我是个女超人！我敲了敲第一间路过的茶室的门，虽然心里非常清楚除了那些特别富有的日本精英，艺伎茶室严格禁止外国人及其他人入内。
当一位中年日本妇女来到门口时——当然她也穿着传统的和服——我用听起来最礼貌、最天真的日语询问她，是否可以借用一下她们店里的洗手间。她对站在她后面的另一位老年妇女说了些什么，大意是这位年轻的外国人说着日语是多么可爱啊，然后就让我进来并为我指路。
我从洗手间出来，周围的走廊空无一人。我站住了一会，都能听到楼上传来的笑声和醉酒后的放荡声音。在那晚的早些时候，我的好奇心就已经战胜了我的礼貌，我做了任何美国人都会做而日本人从来不敢做的事情：我爬上楼梯，打断了一场艺伎派对。
在房间里面，几位被款待的男人声称自己是电影明星，但是我从未证实过这一点。我成功地用数码相机拍下一张派对上的照片，然后就被屋里的大婶把我拉下楼梯。她拧着我的耳朵，一路上都在斥责我——当然，这是我应得的报应。
“那太酷了！”当我被赶出茶室后，我告诉瑞秋刚才所发生的一切。
“不管怎样，你对路上遇见的那位艺伎说了些什么？”瑞秋问道。我的朋友分享我的乐趣或者说我的莽撞。
“哦，我不知道，没法翻译。”我撒了谎，并对自己的行为感到一丝羞愧。
虽然事后回想起，那些日语之所以没法翻译，只是因为在英语里那样的对话绝不可能发生。而如果我一直说我的母语——英语的话，我也绝不会用这些自己都从未想到过的方式来打扰别人、欺骗别人。
因为所有的语言都是根据本国人从小接受的端正的规范和社会条件进行编码，当说另一种与母语有着很大区别的语言时，就会具有某种自由性。与我曾经学过的法语或西班牙语不同，日语与英语没有任何共同的根源。所以对我来说，当我有机会用日语表达我的想法时，基本上要拔掉我的“根”——我所说的“根”是我成长过程中学到的所有道德规范——是我踩在脚下的基础。当无处可站时（暗指失去了原有的道德基础），就会令人产生一种陷入无底洞的错觉。这确实是个浮世。
12. 银座酒吧之花
日本传统艺术爱好者称赞日本人“热爱自然之心”，因为它产生出石沙庭园、盆景和插花等。但是，常被忽视的问题是……日本传统艺术历经好多世纪，在统治国家的武家社会的强烈影响下，寻求涉及枝节末叶的全面控制。
——阿列克斯·科尔，《犬与鬼：现代日本的坠落》
从京都回来，我在祇园的倒霉遭遇令我对艺伎茶室与陪酒女郎酒吧两者间关系的好奇心达到了顶峰。这样的好奇心，再加上认识到我现在所处的环境，在这个国家里，做任何事我几乎都能够逃脱处罚。
巧合的是，这段时间我收到了老朋友林赛的消息，她要来东京了。我发现，林赛的“东京攻略”是为了赚钱偿还学生贷款，而且她只打算在东京酒吧里找份陪酒女郎的工作而不干别的。我一直坚信：丢脸的事儿，如果和好朋友一起做，就没那么丢脸了，所以我也加入了她的“游戏”。
我对林赛进行了培训，向她介绍了陪酒女郎市场的基本常识，并告诉她我上次去六本木遭遇的所有事情。林赛有更高的抱负，坚持认为我们应该试试银座附近比较高级的国际俱乐部。
银座之于日本就像是香榭丽舍大道之于巴黎，罗迪欧大街之于洛杉矶，第五大道之于纽约，它们的共同点就是“昂贵”。对日本人来说，这个地方（银座）本身就是一个品牌。日本人是我所见过的对品牌商品最痴迷的族群，银座有各种奢侈品专卖店，比如说劳力士、普拉达、蒂凡尼、古驰、蔻奇、路易斯威登（两家大店）。银座本质上要高于其他地方，是富人的娱乐场所，这使大量陪酒女郎酒吧的出现成为必要，其中很多家酒吧还经营最时髦的国际风情。
老实说，我从没想过我们会被录用。毕竟，我没能给六本木的妈妈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她们没有给我这个没经验的年轻美国女孩任何机会。银座则更是令人生畏。
但是有了去六本木陪酒女郎酒吧游历的经验，我告诉了林赛我觉得自己在六本木之行中所犯下的错误。举例来说，我不应该提到我有一些兴趣和爱好，比如说学习外语。我原以为告诉他们我学过日语，并且希望在酒吧里与客人们练习日语，是无伤大雅的。然而，经理人不希望女孩们做任何事情。最后，我和林赛决定，装傻可能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在与银座一家叫做“皇宫国际会所”（以后简称“皇宫”）高级俱乐部经理见面之前的那个晚上，我和林赛严肃地坐在公寓的地板上，手里拿着纸笔，为我们自己创造出虚假的性格，除此之外，我们还想好了我们只接受同时雇用我们两人的理由。
我们决定，我们来自美国特拉华州的威明顿，这确是林赛的家乡。我本来提议我们俩都来自纽约——我在那里长大——但是林赛认为这会让我们看起来过于熟悉都市生活方式，所以我们成了来自威明顿的女孩。故事继续，我们俩在高中的拉拉队里相遇。我和林赛真的是大学拉拉队的队友，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提到“大学”这个词。
“等等，”我想了想说，“如果我没有上大学，那么我是怎么会讲日语的？”
这是个重要的细节。在这个国家里，几乎和我说过话的每个人都会立即问我，为什么我能如此精通他们的语言，我总是告诉他们实情：我在来日本之前，在大学里广泛地学习了日语。
“你曾经有个日本男朋友。”林赛不假思索地建议道。
在第一次面试时，我们就完美地牢记着已经编好的程序。
作为“毕业舞会皇后”身份的决赛对手，高中毕业后的秋天，我们一起进入了一家美容学校。但一个月后我们就一起退了学，因为学习太难了。我们的兴趣是逛街购物、互相做头发，都喜欢可爱的小狗（此处为双关语，也有年轻男子的意思）。
“我们喜欢小狗！”我脱口而出，设法保持自然的表情。最后，我们要一起在酒吧工作，因为我们俩要“像全世界最好的朋友那样，从来不曾分开过”！
男经理当场雇用了我们。
我们第一晚在东京高消费阶层区工作前，我往胃里狂灌了几杯啤酒，差点就要露出了自己的本来面目。林赛为此狠狠地责备了我，警告我不要忘记我们练习的事情。她还把我粘在牙齿上的口红擦掉，然后，我们一起走进俱乐部。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我们刚进去了一会儿，身后就传来一个声音。录用我们的那个男人没有出现，所以我们俩一直站在俱乐部里，稍微有些担心，等着别人告诉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转过身来，看到了一位个子娇小、非常漂亮的菲律宾女人。
她戴着钻石珠宝，穿着高级设计师设计的服装。我发誓我一个星期前在银座大叶高岛屋百货公司的橱窗前看见过这件衣服。我俩心照不宣地对看了一眼，注意力又回到了这个女人身上——她优雅的外貌补偿了她要比大多陪酒女郎年龄大很多的事实——我们中的一人小心翼翼地说道：“嗯……妈妈？”
“很好。”她答道。
她的姿态无可挑剔。妈妈桑们一般是资历很久并且很成功的陪酒女郎，当她们到达一定年龄之后，就晋升到高级的职位。“你们俩真是非常幸运能被‘皇宫’雇用，这里可是非常高级的俱乐部。”她从头到脚仔细地打量着我们俩，继续说道，“现在，我会教你们怎样成为最优秀的陪酒女郎。”
然而，就在这时，一个陌生的声音从皇宫的VIP包厢中传来，“德斯蒂妮妈妈！”没有请求我们谅解，德斯蒂妮妈妈就转身离开，也许是为了处理某些可能更重要的事情。
当她离开时仿佛又记起了什么，她转过身来，用娇小的手指指着我的脚坚定地说：“你必须换双鞋。”但她并没有详述应该换成什么样式的鞋。她第二次转身离去后，我们直到三天之后的晚上才再次见到她。很明显，德斯蒂妮妈妈需要有更好的教导技巧。
我们继续在俱乐部的门道那儿站了很久。就像是被遗弃在窝里的鸟宝宝，没有“妈妈”，我们不知道如何在这种环境下生存下去。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紧紧抓住她会回来的希望。我们笨拙地站在那里，酒吧门每次被推开之前都会引起一阵骚动，我感觉自己成为了另外一个人。我把自己装扮成某个别人期待我能成为的女孩，一件称心如意的商品。
当我们的出现终于引起早先面试我们的那位经理的注意时，他所做的只是从头到脚打量了我们俩一遍，然后就匆匆离开了。接着，这位经理立刻又回来了，带来一位打扮亮眼的男雇员。这两个男人走近我，专注地盯着我的脚。
“这鞋子真是太可怕了！”其中一个男人对另一个说。
“确实是太可怕了！”另外一个肯定道。
“他们刚才竟然说我的鞋子‘可怕’！”当那两个男人在讨论如何改进我鞋子的问题时，我用手肘推了推林赛。
我震惊的是，他们刚才使用了hidoi（可怕）这个词。hidoi是日语的一个形容词，多数时候被用来描述内战、自然灾害或连续作案的杀人魔，而他们竟然用这个词来形容我的鞋子。我穿的鞋子虽然不是什么高级货，但我还是认为用hidoi来描述它实在太夸张了。
这种窘境让我感觉自己好像是个搭配失误的服装模特儿。就好像我特意打扮起来——按照经理人所要求的漂亮女孩的模子——结果就是为了被击垮。
那两个男人把我带到更衣室剩余的鞋子跟前，让我挑选。我大肆地向林赛抱怨我是多么强烈地讨厌穿高跟鞋，然后却不得不选了一双——它让我五尺八寸的身高一下子长到了六尺多。我对高度没有安全感，总是感觉自己太高了，所以以前我从来没有穿过高跟鞋。
“穿上高跟鞋，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庞然大物。”我告诉林赛，“难道他们不认为一个超高个儿的怪物一点都不可爱吗？”
“看起来真的不错啊。”林赛答道。我不得不相信她的话，因为在鞋子鉴赏方面她可比我在行多了。
随后她就离开了更衣室。“嘿，林赛，穿着这双鞋，我到底要怎么走啊？”我拼命地在后面冲她喊道。
没有回应。
在我终于能够一步一步地挪出更衣室后，“竹竿”——那个经理——让我们坐在一张指定的桌子旁，所有的陪酒女郎都在那儿等着客人的“指定”。
这里还有其他二十位女人安静地坐在圆桌旁。因为我们都来自世界不同的地区，我感觉自己被置于一束混合花束或是贝纳通的广告（有极其丰富的色彩）中。毕竟，“皇宫”是一家“国际陪酒女郎俱乐部”，它的宣传语就是：“在这扇门内，客人能看到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我们端直地坐在那里，就像是待人采摘的花朵。我们的举止必须看起来令人赏心悦目，以便让付钱的客人尽快地来观赏我们。
“尼可莱特——”“竹竿”挑选出一名白人女孩，用日语跟她讲话。“竹竿”要求尼可莱特向我和林赛解释该怎么去做。这位高大的金发女郎有着非常丰满的胸部，她点头答应了，还冲着这位“指挥大师”离开的背影眨了下眼睛。接着尼可莱特没有看我们第二眼，就拿出手机，在宽大的手机屏幕前继续做她刚才没有做完的事情。刚开始，我们以为是语言障碍让她没能明白“竹竿”的指示。但后来我们意识到这个俄罗斯女孩根本不想和我们说话。
“林，”我紧张地求助林赛，“我们接下来该做什么？”
“仔细看着那张桌子。”她指引我的视线穿过大厅，看到对面陪酒女郎的一个小宴会。她们才刚开始向一群客人打招呼。
“首先，你要递给客人一条热毛巾，让他们擦擦手和脸。”林赛专心地向我们的新同事学习。“倒酒的时候，要先放冰块，然后倒威士忌，最后再加水。”
“她们在慢慢地搅拌，”我在一旁低声说道，“她们这么温柔地擦拭高脚杯上的什么东西呢？”我又问。
“冷凝出的液体。”她答道。
“有必要吗？”我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