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什么事情是必要的？”林赛冲着一位陪酒女郎微微点了下头，她正在一丝不苟地帮一位刚进来的客人把外套上的褶皱弄平。
“那么我们准备好酒以后该做什么？”我进一步寻求她的建议。
“然后你就保持安静。”林赛冲着房间对面的女人又做了一个手势：她们陪同的那些男人们好像在进行商务谈判，而她们就像是无生命的装饰品一样待在旁边。
“难道我们不应该和他们聊天或做些其他事情吗？”我讥笑地问道。
“这要取决于客人。”坐在林赛右边的陪酒女郎探过身来，低声对我们说。
我们正准备要结交这位新朋友，经理却走过来，警告我们别出声。
“你们两个美国人说话太大声了。”他批评完我们以后继续巡视。
“这个工作真差劲。”林赛低声地说。
“是啊！”我假装咳嗽。
他的威信很快就逐渐消失了。
令我们惊讶却令其他人愤恨的是，当十点钟左右，客人陆续进入时，我和林赛是第一批被选中陪客的人。很早被选中陪客对我们每小时的工资并无影响，但是这意味着我们终于可以开始喝酒了，而且会有啤酒的红利入账。
我们的工作培训大多来自于那个穿着亮眼的经理，第二天晚上，我们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竹竿”，因为他的上半身就像根大棍子插在屁股上。“竹竿”的工作是引导每位女郎去参加每一个聚会，监督女郎们与客人们之间的互动，确认每个客人都被恰当地招待，并注意大家是否有严格遵守所有的规矩。
他想把我们丢给尼可莱特，从此摆脱掉我们这两个新来的女孩，但是他的企图悲惨地失败了，所以他需要不断地提醒我们：什么时候该给客人倒酒，双腿不许交叉，要笔直地端坐着，当男人唱完歌时要用力地鼓掌，随时补妆，或当鞋子上有污点时要马上擦干净……他的绰号由此而来。
我不记得那天晚上我的第一位客人的名字或样貌。唯一保留在我记忆中的是，第一晚开工几小时后，我和林赛在盥洗室里秘密会面时的对话。
“这份工作，真的真的是太差劲了！”这是林赛说的第一句话，满嘴都是酒气。
“确实如此。”这就是我全部的回答。
我们互相向彼此发牢骚：不能多嘴，还要随时注意那些男人的需求——这工作真是无比的差劲。
“你想要离开吗？”林赛笑着问我。
“我不确定。”我答道，感到稍微有些醉意。
“这能赚到很多钱，”她开始为这份工作找理由，“只要我们能够坚持两个星期，我们每人就能赚到一千多美元。”
“不用做什么特别的事情的话，这真是一笔数目不小的钱。”我表示同意，“那么我们就在这里待两个星期？”
“就两个星期！”我们达成一致。
13. 德斯蒂妮，红桃皇后
“你闭嘴！”王后说，脸都气青了。
“偏不！”爱丽丝说。
“砍掉她的脑袋！”王后拼命喊道。
——刘易斯·卡罗尔，《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在我来“皇宫”工作的第二个晚上，我遇见了安藤，他是第一个真心对我感兴趣的客人。
“我听说你是新来的？”他用无可挑剔的英语对我说。他对英语的熟练程度不像是个典型的日本商人，他所尝试说的英语，是我环游世界过程中碰到的最晦涩难懂的英语。
“我一听说这儿新来了两位美国女孩，就立刻要求见见其中一位。”他对我坦白地说道。我开始明白为什么那些来自其他国家的女孩对我和林赛的到来如此无动于衷。“美国女孩在这里非常少见，”他说道，“所以所有的客人都想和你们聊聊。”
“为什么这里的美国人这么少？”我问。
“她们来了又走了，”他说道，“她们不太擅长做陪酒女郎。”
“为什么呢？”我问，记起来要眨眨睫毛。
“嗯，因为她们不太有礼貌，”他考虑着说道，“没有伺候人的天赋。”
“哦——”我了解他的意思，“那么我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好的陪酒女郎呢？”我撅着嘴把脸凑过去，让他亲了一下。在那时我了解到，让男人教我一些事情——任何实际一些的事情——是进行交谈的好方法。这是让双方互利的安排，尤其是因为德斯蒂妮妈妈和“竹竿”——我在这个变态家庭中实质上的“父母”——非常可悲地，没有教给我任何关于这个行业的事情。
“我来告诉你。”他拉着我的手说道，这招很管用，“你要尽可能多地付出，但事实上什么都没有给对方——你要让男人总是保持心动的感觉。你看起来天生就是做这行的人，所以不用担心。”
哇哦，天生就是做这行的人。“谢谢你的建议。”我用法语答道，因为法语非常性感。
“我能问你些私人问题吗？”我喝到很醉才敢问出来。
“当然。”他说。
“你不是真正的日本人，对吗？”我冒险一试，“你英语太好了。另外，你的口音也不是日本口音。”
安藤大笑着甩了甩脑袋：“你太机灵了！事实上，我是韩国人，但是我们家的人都把名字换成了日本名字，因为韩国人在这里会受到歧视。”
“你知道吗？”他在我耳边低声说，“有时候我很讨厌那些浑蛋日本人。”
“我能了解，”我笑着小声对他说道，“我也讨厌日本人。”说谎真有趣。
在第三天晚上，我和林赛终于分别与妈妈桑私下见了面，在我们更衣室的一个角落里。更衣室兼有妈妈桑办公室的用途，桌子上粘着写满了规章制度的清单。那天晚上我已经赚了很多红利，当妈妈桑过来约见我的时候，我已经喝得醉醺醺的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复印一份带在身上，毕竟，薄片纸上只是写着这样的条例，比如说“必须一直穿着长筒袜，否则就要扣薪水”和“不要和客人讨论你私人的问题”，但是我不敢问妈妈桑。
我只能猜测，尽管陪酒女郎酒吧不提供性服务，但仍然获利丰厚，也许曾有记者化装成陪酒女郎的样子混进来想找寻其中的秘密原因。或者，更有可能的是，这里有一些规定是非法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德斯蒂妮妈妈向黑帮老大们交代的次数要比向警察交代的次数频繁得多。
“亲爱的，我希望你能把我当作是你的大姐姐，”德斯蒂妮说道，“如果你有任何困难，不管是工作上的还是私人方面的，我都希望你能来找我，好吗？这就是我在这儿的作用。”她眼中的怜悯之情使人沉迷。
“好的，妈妈。”我笑着答道，以回应她的热情。当我遇见妈妈桑的那天晚上，我几乎就爱上她了。这是可以预见的结果，因为在我难堪的生活中，我总是喜欢与年纪较长的、有母亲般形象的人建立密切的联系。
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收集妈妈”是我最大的兴趣之一。从我记事开始，不管我在哪里或是去到哪里，我总是会结交年纪大的女性。我总会无意地与老师、大学教授、宿舍里的阿姨、年纪较长的同事、治疗专家或是营养顾问形成密切的关系。我的这种喜好真是严重得令人疯狂。
但是回想一下，在我自己母亲的面前，我却不敢表现出脆弱的样子，这显然影响了我对其他年长女人强烈的依恋之情。在我的生活中，我一再拒绝眼前的爱和支持，而是到别处寻找我心中理想的母亲。
“你法语说得也很好。”妈妈桑那天晚上还提到了这件事。
“你是怎么知道的？”我问。
“当你和安藤待在一起的时候，你说了法语。”她说起来好像这是常识一样。“我建议你尽量经常说法语，我们的客人会喜欢的。只要看起来不要比他们聪明就可以了。这可是关键。你可以是聪明的，但是你不能比你的客人更聪明。”
“但是你是怎么听到我和安藤的对话的？”我还是小心翼翼地问了出来。
“我自有我的办法。”她说道，脸上带着一种神态，暗示这就是她关于这个问题所能给出的答案。
我渐渐发现德斯蒂妮妈妈在“皇宫”里无处不在——这个勉强能算得上是“大姐姐”的人，在同一时间内，无处不在。
“皇宫”总感觉像是个纸牌屋，而德斯蒂妮就是里面的红桃皇后（《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角色）。我和其他的陪酒女郎每晚都会根据每个客人的理想，交替扮演三或四种不同类型的女人角色。每一位新客人的到来都需要我们之间再次组成暂时平衡的战略联盟。浮世文化强调的是事物转瞬即逝的性质，这一点理所当然地渗透在“皇宫”生活的每个方面。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德斯蒂妮妈妈臭名昭著的反复无常的态度。
那时我将“理想母亲”的这一幻想投射到了身边所有的人身上，但无一例外，每次最后总是一场空。与德斯蒂妮妈妈在一起的不稳定经历使我明白了这一点。回想一下，对于任何纸牌屋而言，唯一可以真正确定的是：它每次都注定要崩塌。
仅仅过了大约一个星期，我对德斯蒂妮的期望，果然还是破灭了。那天晚上，由于我要代替一位放假的朋友去上英语课，所以我晚上十点才去上班，而不是平时的八点。在前一天晚上我已经向德斯蒂妮解释过要迟到的原因了。
“你去哪里了！”当我走进大门，德斯蒂妮冲我喊道，“安藤一直在等你！其他的陪酒女郎都有客人，我们刚才只好让日本女孩招待他。你也知道他讨厌日本人！！”
“但是，妈妈，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我要……”我说了半句话就停了下来，因为我看到了她眼中狂暴的怒气。很明显德斯蒂妮不习惯别人对她顶嘴，这好像与她缺乏和美国人一起工作的经验有点关系。
萨曼莎当时也在更衣室，她喝光了一瓶水，像是要拼命保持清醒的样子。她冲我使了个眼色，迅速地点了下头，以此警告我在这个时候不要试着跟妈妈讲道理。
“出去，”德斯蒂妮斥责萨曼莎，“还有你！”她转过身来对着畏畏缩缩的我喊道。我刚把自己挤进一件比我身材小两号的红色裙子里，“赶紧给我出去，gambattene！”她从英语换成了日语，然后趾高气扬地走了出去，好像是想用自己的气势来弥补身材上的娇小。“给我gambatte!”走到门外她又冲我吼了一遍。
在日语中，gambattene是一个有趣的短语，因为这句话完全能显示出日本的工作伦理，而且根本无法翻译成英文。最初，当我还在学校学习日语时，我所学到的gambare（或gambatte）的意思是“好运”。然而来到日本后，我才发现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准确的翻译。
虽然在大多情况下gambare被用作“好运”的意思（比如说父母送别孩子去参加一次重要考试时），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最接近于“尽你最大的努力”，而非“祝你好运”。即使你生病了、精疲力竭、正在流血或是由于过度工作导致精神失常，gambare文化仍然会要求你尽你的全力。
举个例子说，假如你背着沉重的行李在大雪天里爬山，即使冰冷的寒风不断吹打着你的脸颊，都快要把你吹倒了，你也必须继续前行。那就是gambare。而“好运”更适合用于这种情况下：当你免费搭车时，祈祷卡车司机不要是个杀人犯。
在那件事后，我很明显地在尽量避开德斯蒂妮。然而几晚之后，我又见到了德斯蒂妮诡异狂躁个性的另外一面。当时，我陪着两位客人，随着强烈动感的电子音乐疯狂地跳着舞，随后返回到座位处休息一下。尽管我患有哮喘，但我仍然是个嗜烟者。因此，我要确保随时随身携带哮喘吸入器——一种吸入性药物，可以立即清理我受损的肺部。
我尽可能礼貌地与客人告辞，回到更衣室去拿我的包。我自然地把手伸进包里去摸我的吸入器。然而当我开始意识到吸入器不在包里时，焦躁了起来。这太糟糕了，家离这儿是如此遥远。“完了，妈妈桑会杀了我的。”我自言自语道，“别慌，别慌，别慌——如果我慌乱的话，我的呼吸会更加急促。”但想这些都没用，不一会，我就坐在休息室里，开始大口喘气。
我心里想，窒息真是种糟糕的死法。当我的呼吸道逐渐收紧时，我的呼吸声开始变得像是高音调的尖叫——唯一的区别就是这种噪声是由于吸进空气造成的，而不是由于呼出空气。
然而幸运的是，那晚德斯蒂妮妈妈的心情比较好，她看到这种情景，马上意识到我的哮喘发作了，赶紧让一个经理给我端来了一杯水。“我儿子也患有哮喘，”她对我说，“我包里可能有一个他额外的吸入器。”她一边说，一边从包里掏东西。
“找到了！”德斯蒂妮高兴地说道，把唯一能挽救我的肺的东西递给了我。在我开始能够停止喘息时，我马上再次开口说话，向她表示感谢，但是德斯蒂妮把手指放在我的嘴唇上，阻止我开口。
“你真的不应该吸烟。”妈妈桑以一种母亲的样子对我说，她把手搭在我的肩上，揉着我的胳膊，直到我的情况逐渐得到改善。“你一直工作得非常努力，我为你感到骄傲。”她继续说道，直直地盯着我的眼睛，“你今晚不用继续上班了，回去吧。”
在某一特定的晚上，德斯蒂妮既可以是富有同情心的，也可以是冷酷残忍的。仅仅几天之后，当我正在招待一位客人时，侍应生走过来对我说：“现在妈妈桑在后面，想要和你马上谈一谈。”我不得不向客人道歉离开一会。
“为什么你那桌已经有半个小时都不点东西了？”她冷冷地问道。
“什么？”我说。
“告诉客人你还想喝点东西，”她说，“最好是一瓶酒或是香槟。”
“好的，我知道了。”我眼睛盯着地板回答道，“只是他已经醉得够厉害了。”我真的很讨厌强迫酩酊大醉的人继续要酒。
“那个男人非常有钱，当他进来这里的时候就知道会陷入怎样的状况了。”她看出了我的迟疑，厉声地说道。
我点了点头。
“好孩子。”她又对我露出了母亲般的微笑，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很自然地听从了她的吩咐。
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有些晚上德斯蒂妮妈妈会在候客桌前走来走去，仔细地审视我们，就好像她是位军事训练官或狱警。有时，当她命令我们更换服装、鞋子或假发时，她的批评往往非常缺乏同情心或圆通，她会这么说：“那双鞋太丑了”、“你的衣服真肮脏”，或者“你的头发看起来像个妓女”。
她的规矩是出了名的严格，但是这些规矩并没有什么根据可循。比如说，她禁止我们披散着头发。但我曾经听说，街对面的那家俱乐部，是禁止陪酒女郎把头发绾起来的。她似乎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制定了一切。不管怎样，在我的生活中从未遇见过一个像她这样的人，如此强烈地喜欢去“禁止”某一固有的行为。
她经常一时冲动，没有明显的诱因或不作任何解释就开除陪酒女郎，因此而臭名远扬。时光流逝，与德斯蒂妮妈妈一起工作，比与最无理的男客人交谈还要更消磨我的自信心。
虽然不是每时每刻都是一位完美的母亲，但是德斯蒂妮妈妈绝对是一位完美的陪酒女郎。她非常聪明，把自己的能力充分运用于操纵其他陪酒女郎方面。她完全知道人们心里因为什么而感到空虚，还有如何让人像染了毒瘾那样填补这种空虚。
对于所有在她手下工作的陪酒女郎来说，她知道我们大多二十岁刚出头，而且离家非常非常远。她塑造出一种形象，仿佛她能带给我们所渴望的母爱；但实际上，她要求我们把灵魂交付与她作为报答。我崇拜她，但同时又鄙视她。在我所爱过的人中，她是一把最锋利的“双刃剑”。
14. 等待中的女人
没人相信我要费多大的劲才能去做这些小事：穿衣、娱乐及点东西。
——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黄色壁纸》
去当不断变化的“插花术”里的一朵花，似乎是一项很简单的工作，但在“皇宫”里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虽然我和其他陪酒女郎一直在酒吧里不同的地方走来走去，但是我们不能根据自己的自由意愿选择去什么地方。即使我们不得不去上洗手间——提供酒水的会所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也得一直等到客人离去才行。
事实上，我在“皇宫”的很多时间都是在不同的等待中度过的。在客人待在盥洗室的整段时间里，我们都要拿着一条热毛巾等在门外，这样当他们从里面出来时，我们才能及时地把毛巾递过去。我们不得不在俱乐部门外和“皇宫”里一张指定的桌子旁等待客人的到来。然后，当晚上的工作结束后，我们又必须再次等待夜班车的到来。
这项工作要求我们每晚都要盛装打扮，就像是要去参加一场舞会或婚礼似的。对我来说，准备出发是这项工作里最有趣的部分，然而一旦我们开始计时工作，我的兴致通常就会一下子骤减。我们被要求每晚八点到达银座来准备工作，虽然第一批客人差不多要在九点半以后才会来到俱乐部。于是，在酒吧角落里的一张大桌子就是我们指定的“等待区”。
从八点到九点或九点半，我们就在桌旁围坐着等待晚上的第一批客人的到来。桌旁坐着来自世界各个国家和种族的女人，我会想象，如果是女人统治这个世界的话，那么联合国开会时的样子一定和我们现在看起来差不多。不过远远不同于处理全球外交的各种危机，我们之间甚至都不能说话。即使我们允许在“等待”期间聊天，但多种语言的障碍以及这项工作的竞争性都会严重阻碍我们的交流。
即使是最忙碌的晚上，陪酒女郎与客人之间的比例也就是大约四比一或五比一（四或五个陪酒女郎对一个客人），所以当酒吧开始挤满客人时，我们中的一大部分人还是得继续坐着等待。在等待区，“竹竿”会故意让我和林赛坐的位置离得远远的，以防我们俩聊天。
“竹竿”还会过来让那些大声谈笑的陪酒女郎安静下来。即使酒吧里没有客人，他也会这样做，因为这只是用来等待的地方。我们确实是“装扮一番后无处可去”，并且这会形成一种阴魂不散的惯性。
不久之后，我就开始认为“等待”是这项工作中最令人难以忍受的部分。我很容易就会感到无聊，整个过程都让我想起原来不开心的回忆：在高中舞会上，我靠着墙站着，希望有个男生能来接近我。可能我只是缺乏耐心，特别是看到我在美国的同龄人通常与“即时行乐”的一代联系在一起。然而，我不是说这样的迎合中年男子的工作有多么令人满意。
这是一种奇妙的感觉，特别是因为不管我们是在陪客人还是在等待，我们每小时的薪水都是一样的。通常，我每天晚上头一个半小时内基本上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赚到第一个五千元，只要安静地坐着，不说话，看起来美美的就可以了。为了避免无聊死，我不得不经常提醒自己这样可以赚钱。
在那些最难以忍受的等待的晚上，我就坐着那儿，心里盘算我的薪水，最后我得出结论，每过一分钟二十秒，我坐在桌旁，无所事事就能赚到差不多一美元。
奇怪的是，想着薪水，“等待”就不那么难以忍受了。有一天晚上我在想，这样的无聊是否类似于贝蒂·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中所解释的：对于所有的家庭主妇来说，她们难以忍受的无聊要靠经济上的稳定来折中。
想到这里，我对把一个人的脑袋塞进烤箱里的诱惑有了新的认知。
在等待中，我感觉自己是没有生命的，就像是墙上挂的壁画或是走廊上的雕塑一样。只有妈妈桑点头或是一个男人——一个花钱的男人——的要求，才能让我重生。如果妈妈桑把我带到客人的桌旁，我就可以再次说话、欢笑，甚至是唱歌，也就是说，只要是任何有助于客人娱乐的活动，我都可以做。
每天晚上八点半左右，“竹竿”就会来到我们等待的桌子旁，从我们中间指出两个人，然后对着门口的方向做个手势。这就意味着，他挑选出的这两个人要出去站着拉客。在日本，从技术层面来说，“拉客”也就是向路人分发传单以引起他们的关注，替俱乐部做宣传。然而，在银座的陪酒女郎酒吧圈，“拉客”是一门更复杂且巧妙的“艺术”。
与那些在涩谷或新宿向无数路人分发免费面巾纸或扇子的推销员相比，我们的推销要微妙得多，因为替陪酒女郎酒吧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水生意”发传单，从技术上来说都是非法的。于是，与在“皇宫”里非常相似，我们必须要站在特定的地方，不能随便走动。
一个陪酒女郎要站在路易斯威登的店门外，另一个被指定站在劳力士店外的空地上。在晚上的这个时间，这两家店都已经停止营业了。我们必须站在特定的、不能更改的地方，因为这儿都是“皇宫”从当地黑帮手里“买”到的。黑帮在这条街上绝对有比警察更大的裁判权。
在拉客的时候，店里严厉禁止我们以任何方式接近潜在的客人，特别是不能触碰他们。我们只能站在那里，等待男人接近我们，而且还不允许我们抽烟或是使用手机——让我重申一次，这个等待的过程真的无聊得要命！
当我开始在“皇宫”工作时，拉客时的规矩比以往更加严格了，因为几个月前发生了一件不幸的意外。在我和林赛来“皇宫”之前，听说有一个以色列女人在劳力士店外拉客时，拉住一位路人的胳膊，试图把他拉进“皇宫”。
没想到那个男人竟然是个便衣警察，当然那个以色列女人就因非法拉客被关进了监狱，“皇宫”的管理层也被迫付出一笔很大的罚金。因此，妈妈桑和“竹竿”每晚都会警告我们，把眼睛睁大点，不要和任何路人发生身体接触。我从来没有碰见过那位声名狼藉的以色列女孩，但直到今天，银座的人仍然会谈起她倒霉的命运。
我忘了她要被关多长时间，但有时当我站在劳力士店外拉客，感到无聊时，我会去想，是否有人去监狱里探视过她。
15. 夜班车
这座城市的街道没有名字……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却几乎是不可识别的，一个一个组成这个城市的空间是没有命名的……只能通过人类的活动来认识这座城市。你不能通过书本、地址来确定自己在其中的方位，而是要通过游历、观看、习惯、经历。在这里的每一处发现都是强烈而脆弱的，只能通过留在你记忆中的痕迹来重复寻回。
——罗兰·巴特，《关于东京》
每晚结束工作后，“等待”仍将继续。因为我们要等着经常迟到的“夜班车”出现在俱乐部门外，不过这时我们终于可以说话或睡觉了。
“皇宫”在凌晨两点打烊，开往东京的最后一班列车早就已经开走了，而且日本的出租车不是一般的贵。所以，我们所有的陪酒女郎每晚都会挤进一辆大面包车，它最终会把我们每个人送到家门口——“最终”，我的意思是在一两个小时之内。因为我和林赛是最近才加入“皇宫”的新人，所以我们往往是最后一批下车的人。
不是所有的人都会乘坐俱乐部提供的交通工具离开银座。晚上打烊后，妈妈德斯蒂妮经常会把她的奔驰车开到门口，亲自开车送几个最成功的陪酒女郎回家。一些陪酒女郎会从客人那里拿到乘坐计程车的钱，更常见的情况是与客人共乘一辆计程车。还有些人会告诉“竹竿”她们不需要“夜班车”然后就消失了。结果，这辆被我和林赛亲切称为“陪酒女郎之车”的面包车，每晚结束后都载着不同的人回家。
作为“皇宫”的新增员工，我和林赛总是最后一批下车。这就意味着，在度过漫长的一晚上工作和饮酒之后，我们还要绕着东京及其周边地区转一个多小时之后才能最终到家。因为我们是最后下车的，所以我们俩总是坐在面包车的最后面。
车里的气氛与在俱乐部里面截然不同，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互相聊天了。
在我们刚开始工作第一个星期的某天晚上，坐在面包车最前面的两个女人在用俄语聊天，可能是在谈论有关我和林赛的话题，因为当时我们俩表现得像模式化中讨厌的美国人那样，大声喧哗。但这是无法控制的，因为我们俩刚巧都有些醉意。
林赛大声地抱怨她是如何陷入窘境：她和一个坚称自己是阿道夫·希特勒转世的男人聊天，为了演示纳粹的敬礼，他差点把一瓶威士忌碰翻。他非常清楚自己喜欢什么。“我喜欢希特勒，”他经常用带有浓重口音的英语自己重复念叨，“我喜欢布什！我喜欢拉斯普钦1！
“拉斯普钦是谁？”我问道。
“管他是谁，”林赛说，“关键是我不得不一直彬彬有礼地对他保持微笑。”
“规定要求我们必须同意客人说的任何事情，”我得意地笑道，“那么你有没有这么说‘是啊，这是白人的力量’？”
“我甚至不能提醒那个日本人说，他不是个白种人！”她继续抱怨着，“我只能说，请再来点酒吧！”说到这儿，我们俩突然大笑起来，明显再次激怒了那两位俄罗斯女人，特别是其中叫做斯维特拉娜的那位。感觉到不快的气氛，林赛稍稍放低了声音，继续向我述说，她是如何恳求“竹竿”帮她换到其他桌的客人那儿。但是事实证明这非常困难，因为那个男人只愿意让白人姑娘陪他，而我和那些俄罗斯女人在那时都已经有客人了。
“我现在开始明白为什么这些男人愿意为聊天花费这么多的钱了，”我若有所思地说道，“除了陪酒女郎，还有谁能容忍像这样的男人？”
斯维特拉娜首先下了车。她有一头蓬松的红色鬈发，尖锐的淡褐色眼睛，总是用鲜红色的口红来涂抹丰厚的嘴唇，还有着非常丰满的胸部。我从来没有见过她笑。下车时，她会静静地与克莉丝汀娜道别。克莉丝汀娜就是刚才和斯维特拉娜聊天的另一位俄罗斯人，她有着长长的金发，精心涂抹过的眉毛和显而易见的假睫毛。除了克莉丝汀娜和司机，斯维特拉娜不和任何人说话，当她砰的一声关上身后的面包车的滑门时，给车里带进了一阵冷风。
接下来下车的人是克莉丝汀娜。她从浅睡中醒来，一言不发，踉踉跄跄地从车上下来，走到公寓大门那里。
“我要去野餐，”轮到林赛继续进行我们无聊的游戏，“我要带上苹果、蓝莓蒸馏酒、可爱的男孩、唐培里侬香槟王、鸡蛋冰淇淋、水果卷，葡萄苏打……还有……还有……轩尼诗！”
“葡萄苏打和轩尼诗？”一个女人转过脸来不以为然地对我们说，“真是糟透了！”她有着黑色的短发、大大的像小鹿一样的眼睛、无瑕的皮肤和异常纤细的身材。
“不好意思，我们打扰到你了吗？”林赛歉意地问道。
“不，没关系，”她说。我们后来知道她叫琳恩，来自南非，“你们俩很有意思。”
“嘿，我们能和你们一起玩游戏吗？”萨曼莎和琳达也趁此机会从她们母语——菲律宾语的对话中转换到了英语，“我们不能经常练习英语。”
“当然了，”我说道，“就想想你会带什么去野餐，以‘我要去野餐……’作为开头”。
接下来在六本木十字路口下车的是琳恩和她的巴西伙伴德丝莉。六本木是东京年轻人夜生活的繁华中心，特别是对于那些外国人来说。“你们住在这儿吗？”当琳恩收拾东西准备下车的时候，我疑惑地问道。“不，我们只是出去聚会。”她回答道。
“我认识‘发源地俱乐部’的经理，”她继续说道，“你们俩想要一起来吗？”我和林赛只能表示今天太累了，对这个提议一笑而过。毕竟现在已经差不多是周二凌晨三点钟了。
“不过还是谢谢你的邀请，”林赛与她们告辞，“也许哪天我们可以和你们一起出去玩，比如说周五晚上。”
“没错，周五。”我同意。
下一个下车的女孩叫做安娜斯塔西娅，一个安静的模特儿。除了俄语，没人听过她用其他的语言说过话，所以大家推测她可能不会外语。一眼就可以看出，安娜斯塔西娅是来日本发展模特事业的，只是在模特拍摄间隙来“皇宫”工作。我们大概都听到了这个小道传闻。安娜斯塔西娅语言能力的缺乏可以说明：只要一个女孩长得足够漂亮，她就可以什么都不做地待在“皇宫”的世界里，甚至不用说话。
然后面包车开到歌舞伎町，放下爱可。爱可是俱乐部里唯一的日本人，在离开之前，她会微笑着，很有礼貌地向所有人的大致方向鞠个躬，虽然当我们挨着她坐时，她从来不愿意和我们说话。她的行为举止是典型的日本人。
“她不住在这里吧，对吗？”当我看到爱可离开繁忙的十字路口，我问萨曼莎。我会如此猜测是因为在这“红灯区”里根本就没有住宅区。
“是啊，她不住在这儿。”萨曼莎显然知道些什么。
“天啊，”我惊叹，“她不会在‘皇宫’下班后，还要来这儿工作吧？”
那时候，我已经知道在歌舞伎町，除了大量煽动观众参与的口交酒吧、洗浴中心、脱衣舞俱乐部外，还有一种店叫做“角色扮演俱乐部”。“角色扮演俱乐部”是一种让客人享受性角色扮演的妓院，妓女们会打扮成医生、护士、女警，还有最受欢迎的女学生的样子。
有着不同的等级，东京的娱乐区真的是在测试人类想象力的极限。作为东京最色情的红灯区，歌舞伎町这个名字源自于日本传统的歌舞伎剧场，唤起了人们对那个时代的回忆——在日本历史上，歌舞伎剧场的表演者就等同于卖淫者。
“不，不，”萨曼莎笑道，“爱可不在这里工作。”
“那我就不懂了。”我有些迷惑了。
“显而易见，”萨曼莎叹气道，“爱可和一个‘牛郎’（在酒吧为女性客人提供服务的男人）在恋爱啊。你知道，歌舞伎町也是牛郎酒吧最多的地方。”
夜总会的“牛郎”就等同于男性的“陪酒女郎”，是正在东京不断发展的现象。“牛郎”的生计依赖于他们与日本中年家庭主妇们打情骂俏，提供娱乐。在丈夫们追逐陪酒女郎的时候，这些主妇们总是被丢在家中。偶尔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陪酒女郎拿着她每晚的收入来这里寻找心仪的男人，然后轮到男人为了薪水，给女人提供精神按摩，令她们重拾在夜店工作中丢失的自信。
“我不明白，目前为什么这么多日本陪酒女郎把她们所有的钱都花在‘牛郎酒吧’里，这太愚蠢了。”萨曼莎说道，“我的意思是，不管这个男人是谁，爱可只是他的客人而已。她难道不明白吗？她又不是不了解这一行！”
“真古怪，”林赛说道。
琳达在池袋下车不久后，我就在面包车里打瞌睡了，没机会和我新熟悉的朋友萨曼莎告别。
不知过了多久，林赛把我从睡梦中摇醒，让我用日语给面包车司机指明从主路到我们公寓门口的方向。在东京一个简单的地址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几乎没有一条路有确切的名字。指出一处用数字标明的地址后还没结束，因为要考虑东京的建筑物是根据他们被建造的顺序给出数字的，而不是根据远近的连续性安排的。
下车后，我向司机道了谢，就马上冲回家躺倒在床上。我们躺在床垫上，盯着只有壁橱大小的房间的天花板——这是我和林赛现在住的地方。
“我真不敢相信，德丝莉、琳恩和爱可现在还在外面聚会呢。”我咕哝道。
“你睡着的时候，萨曼莎告诉我琳恩公寓里还有两个孩子呢，她每天晚上出去狂欢时，就把他们留在家中。”林赛说道。
“这太不可思议了。”我难以置信地说道，然后转身对着墙睡觉。
“睡觉前去刷个牙。”林赛命令道。
“除了睡觉，我现在什么都不能做。”我嘴里咕哝着。
“我倒要试试看。”林赛从床上爬起来，挪进浴室。在我们俩当中，林赛总是比较积极、比较理智的那个。
几分钟后，我的伙伴从浴室出来，关了灯。
“哇，我的牙齿感觉既舒服又干净！”我在半睡半醒中，她又把我弄醒了。
“闭上你的嘴，林。”
“我也爱你哦，丽亚。”
“到两个星期了没？”她问我。
“我已经没有时间观念了……”在我现在的情况下我真的记不起任何事情。
“我们两个星期后也不会离开吧，是吧？”她叹气道。
“好像是的。”我承认。
“是啊，好像是不会离开的。”她表示赞同。
“亲爱的，晚安。”
“晚安。”
16. 东方阵营
什么都不记得更好。总而言之，所有激战都是在想象中进行的。
——村上春树，《青蛙君救东京》
在我们这个特殊的俱乐部中，来自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年轻姑娘们总是组成一个小团体，被我和林赛称为“东方集团”。即使听不懂她们的语言，我们还是可以很容易地识别出她们的头儿是一位叫做斯维特拉娜的年长一些（确切地说是二十七八岁）的女人。斯维特拉娜有着一头我所见过的最长最红的头发，在工作之前，她总是仔细梳理着那头卷曲的秀发。我和林赛给她起了个绰号叫“红长发”。
妈妈桑知道斯维特拉娜讨厌我，但她仍然经常把我们俩置于对立的境地中。我的意思是，妈妈桑会让我们俩同时在一张桌子旁陪同一位客人，我们必须为夺取客人的注意力而竞争。或许是为了让我们保持警觉性，所以才想让我们之间存在这种竞争。
这场精心策划的我与斯维特拉娜之间的决斗经常是如此进行：如果我和斯维特拉娜都坐在等待区的桌子旁，一位客人独自走进俱乐部，并对女孩没有确切的要求，妈妈桑就会先指定斯维特拉娜，并把她送到客人的桌子旁。
妈妈桑会告诉客人：“这是斯维特拉娜，来自俄罗斯的美女，她还合您心意吗？”客人差不多通常会点头表示同意，正如在品尝了美酒后对男侍者点头示意一样。第一位接待客人的女孩通常会递给客人一条热毛巾，让他擦擦手和脸。
妈妈桑会回到等待的桌旁，彻底地把每一位姑娘仔细打量一遍，然后再指向我。
“这是黛西，”妈妈桑把我送到客人的另外一边，然后说道，“她来自美国，但是可以说一口流利的日语。是不是很与众不同呢？”客人会第二次点头示意，于是我开始向他展示我们提供的各种威士忌，他会选择某个品牌，然后我就优雅地替他斟上酒。我和斯维特拉娜轮流给他的杯子里添加冰块或是擦拭杯子外面的冷凝出的液体。
游戏继续，规则相当复杂。我们的活动总是在持续的被观察下所进行的——为了确认我们两人中谁更能赢得客人的注意。在喝第一瓶酒的时间里，“竹竿”或妈妈桑就会轻轻敲一下我们其中一人的肩膀，示意她回到等待桌的座位上去；接着再用同样的方式用另一个女孩把我们两人中不成功的那位换走。事情总是这样发生的，“花朵”的安排总是不断地变动。
回头想一想，妈妈桑让我和斯维特拉娜互相敌对，为了增加我们工作的潜力而秘密做出的努力真是非常成功。由于我要和斯维特拉娜竞争，所以赢得那些年龄是我的两三倍的男人们的注意，越来越成为我优先考虑的事情。我开始害怕坐在等待桌旁，因为这是一种失败的象征，我期望被挑选去陪客，好像这真的很重要似的——因为这是成功的象征。
有些时候，通过极大的努力，斯维特拉娜成为了我们中的胜利者。她立即把客人的手放在她的手上，开始为他按摩胳膊或是在他的耳边细语。我从桌子的另一边看过去，真是令人恶心的景象。
然而，当斯维特拉娜被领回等待区时，客人们通常会对我表现出更大的兴趣，这只是因为我是个美国人。只要我和客人讨论他最近的纽约之旅或是其他诸如此类的话题，就能把他的注意力从斯维特拉娜身上转移到我这里。
作为一位“真正的美国女孩”，我在“皇宫”里是非常罕见奇异的品种。美国女人一般不在日本的陪酒女郎酒吧工作，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我们的文化有很深的清教徒根源，所以我们很难相信这种工作真的不涉及性或者触碰；其次，与东方儒家思想的社会相比，我们的文化不是一种服从型的文化，这使我们比较难以忍受按照直接的命令去行事，无法遵守死板的社会法规；除此之外，在陪酒女郎酒吧工作的女孩大多出生在1980年以后，而20世纪70年代美国刚好经历了第二次女权运动，因此，美国大多数年轻女孩都不习惯扮演从属地位的角色——这是安藤第一次见面时就提醒我的事情；还有，即使是为了薪水，我们也不擅长在言语或行动上迎合男人的需求——事实上，当我们喝了酒以后，我们会逐渐更拙于表现“淑女”的气质。
然而，之所以在陪酒女郎酒吧里工作的美国女人很少，最主要的原因或许是与移民问题有关。韩国、澳大利亚、法国、加拿大、新西兰、英国和德国的陪酒女郎只要有张工作假期签证就可以来日本了，这是日本和以上国家达成的互惠的协议，允许国民在海外工作一年。而美国和日本之间并不存在这样的协议。
在我的经历中，置身于这个“游戏”中最认真的陪酒女郎通常来自俄罗斯、中国、罗马尼亚和菲律宾这些国家，她们几乎都为了签证而结婚。但是这种过埠新娘只是普遍存在于那些生活水平远远低于日本的国家里，因此美国人也不存在这种倾向。
过去，陪酒女郎可以取得六个月的“娱乐签证”，但是最近几年政府批准这类签证时又增加了很多严格的限制，基本上没有陪酒女郎酒吧可以再提供这类签证了。
为了在日本合法地工作，所有的美国人（除了那些有配偶签证的人，她们不适合被计入到潜在的陪酒女郎人口统计中）必须有大学学历，还得有个合格的担保人证明这个美国人有独特的技能，可以给日本社会带来利益。
因此，在日本当陪酒女郎的少数美国人一般都曾经当过英语老师，相对于“水生意”中陪酒女郎这一行来说，她们有着过高的学历，并持有过分独特的好奇心。我猜想这可能是斯维特拉娜如此讨厌我的原因吧。除此之外，我受教育的程度也比她高得多。
在那时，我已经能够按照正确的语法使用日语，这反映出我多年来对日语深入的学习，所以我讲话的方式与那些俄罗斯人在几年工作中学到的粗俗的日语形成了鲜明对比。我可以用日本汉字写出客人的名字。日本汉字是日本三种书写体系中最难的一种，包括几千个起源于中国古汉语的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