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赛只会说英语，所以经常搞不清周围的状况，“东方集团”因此很得意并且瞧不起林赛。然而由于我可以用四种语言进行对话，这些俄罗斯女人对我有种特别的厌恶。
“你在哪儿学的日语？”一天晚上埃琳娜在陪酒女郎车上问我道，她是俄罗斯小团体中的一员，会说一些英语。
“大学里。”我答道。
“那……你在这儿做什么呢？”她略有威胁似的问我。
“问得好。”我一边说，一边冲她虚伪地笑了笑，转过脸去装作回复手机短信。
尽管斯维特拉娜无疑是我第一个真正的敌人，但我还是曾努力对她表示友好，结果我虚假的笑容只令她更加厌烦。当客人去了盥洗室或注意力分散时，我再三地尝试打破与斯维特拉娜的冷场。我不会说俄语而她不会或许也不愿意说英语，所以我会用日语试着说些话。
“那么你来自哪里呢？”我曾经装作不知道的样子这么问她。
“俄罗斯。”对她来说转过脸来面对我似乎非常痛苦。
“俄罗斯什么地方？”我坚持问道。
“说了你也不知道在哪里。”她试图不再理睬我。
“说说看嘛。”我冲着她展开微笑，可对她来讲，这明显是个侵犯的表现。
“圣彼得堡。”她冷淡地说道。
“我当然知道那个地方，”我说，我已经学会了受到冒犯时如何隐藏自己的情绪，“我认识一个从圣彼得堡来的人，他叫做彼得，是不是很有趣？”
没有回应。
但是我没有停止。表现友好、讨好别人突然成了我的专长。
“我认为你非常漂亮。”我撒了谎。
“Urusai（闭嘴）！”她吼回来。
她刚才是说我讨厌吗？我在心里想道，这可是在宣战啊。我已经试着对斯维特拉娜表示友好，不顾她每天厌恶地瞪着我，我有时甚至还会微笑面对她。当她公然偷了我的客人时，我就会望向旁边，想着她也许更需要钱。尽管如此，我还是试着表现出友好。
但是这次斯维特拉娜成功地惹恼了我。
“用俄语怎么说‘操你’？”我礼貌地问道，我对自己巧妙的辱骂方式非常满意。这时，我们的客人突然从盥洗室回来了，他好像一直待在那里手淫。
“安静！”她说道。
“不，斯维特拉娜，我真的想知道。”我故作天真地说。
不幸的是，妈妈桑嗅出了我们这里冲突的气息，把我从桌子旁带走，换上了琳达。
但事情并没有结束。我甚至在等待桌旁还没舒舒服服地坐到一分钟，“竹竿”就过来告诉我，妈妈桑要在俱乐部外的门厅那儿见我。在门厅那儿，妈妈桑责备我在客人桌子那里制造紧张气氛，我的行为与她付我薪水要求我做的事情完全相反。
“但是，斯维特拉娜……”我开始表示抗议。
“如果你不喜欢我说的话，你可以回家。”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说出这样的话，虽然以后还听过很多次。很明显，德斯蒂妮完全露出了她的真面目。
“我要离开这里，”那天晚上我和萨曼莎一起去六本木的一家专门经营中东水烟袋调味烟草的酒吧喝酒，我吸着水烟对她这么说，“我不能应付斯维特拉娜。她是个臭婊子！”
“你知道为什么那些俄罗斯女人不喜欢你和林赛吗？”她问。
“我不知道，”我答道，“我该死的又没对她们做过任何事情，真是太讨厌了。”
“那些男人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你们美国人。”她若有所思地说。
“为什么？”我疑惑地问。
“可能是因为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她答道。
“那是愚蠢的，每个人都恨美国，不是吗？”我反驳道。
“你没注意到男人们总是想碰那些俄罗斯女孩吗？虽然根据官方说法，这是一家无触碰酒吧，但是客人们认为，如果那女孩来自于比较贫穷的国家，那么他们就更容易逃脱处罚。”
“但是斯维特拉娜总是主动碰他们！”
“不，”萨曼莎责备我说，“斯维特拉娜总是抓着客人的胳膊和手，这样她就随时能知道他们放在哪里。”
“天哪，”我明白了，“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那些。”
在那晚与萨曼莎讨论后，我茅塞顿开，对斯维特拉娜的想法也有所不同了。虽然可以肯定，我和斯维特拉娜永远不会成为朋友，但是从那以后，我不再故意尝试惹恼她了。有时，我甚至会偷偷地想，我们俩好像是站在同一战线的——至少应该如此。
17. 常客游戏
一些人会认为所有的外国女人都是唾手可得的，但是熟悉可以产生尊重，大多外国陪酒女郎都承认常客的举止是最好的。
——尼古拉斯·伯恩奥夫，《粉红武士：当代日本的爱、婚姻和性》
大多数陪酒女郎酒吧对新人都有两个星期的试用期，在此期间，她只要简单地给第一次来的客人或是其他陪酒女郎的客人坐陪而已。如果一个陪酒女郎在两个星期的试用期后还没有赢得一些常客的话，她就会被开除或是被大量减薪。也就是说，这项工作的难度不在于看起来漂亮，会服侍客人喝酒和静静地坐着，而是在于吸引回头客。关于这一点，每个工作的女孩都有不同的策略。
就我个人而言，我过去常常在六点半左右——大多数上班族都已经结束工作——开始制订晚上的喝酒计划。我拿着手机坐在房间的小桌子前，旁边放着一堆名片和一杯加冰的纯伏特加。伏特加的作用是令我可以忍受打电话给每个男人——曾经给过我名片的男人——邀请他们晚上来“皇宫”。
有时候，我打电话过去，有些男人已经记不得我是谁了，就像我也记不得他们是谁一样。但在其余的时间里，他们听到我的声音会非常兴奋，并且对我的邀请感到高兴。但与此同时，我必须打大约二十通电话才能说服一位客人来“皇宫”找我。因为陪酒女郎酒吧的消费是天价，所以通常情况下，陪酒女郎必须自己去建立关系。但是大多数像我们这么年轻和新式的女人并不习惯主动邀请男人出来约会。于是伏特加就成为带给我信心的液体。
然而在周日，“皇宫”唯一歇业的一天，我的手机总是不停地响起。而我也得不断地拒绝这些来自中年男子的吃饭邀请——这些男人差不多正好就是在我工作的晚上拒绝接听我的电话的人。在他们的妄想中，我们好像真的在约会，他们真的认为我会不计报酬地跟他们出去。
一个周日早晨，我和林赛正坐着厨房里吃早餐，她的手机响了。当她挂了电话后，林赛迫不及待地告诉我，刚才是一个叫做井川的“皇宫”客人打来的电话。这时，我的手机响了起来，打断了她。
“你好？”是个男人的声音，说着一口蹩脚的英语。
“喂？”我说道。
“我是井川。”
“谁？”
“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上星期在‘皇宫’见过面的。我们玩得很开心。你真是非常、非常可爱。”
“非常感谢。井川先生，你今天怎么样啊？”林赛大声笑出声来，不得不离开厨房。
“我非常好。你愿意今天和我一起去迪士尼乐园玩吗？”他问道。
“实在不好意思，今天我必须打扫房间。”我不假思索地说。
“好吧，没问题，下次见啦！”我连说再见的机会都没有，他就把电话挂了——可能是忙着打另一通电话去了。
这是个困难的过程，但是一旦你得到了一位常客，他就好像是属于你的。安藤是我的第一位常客，他每次来“皇宫”，花费的钱中总会有一部分是给我的。即使他从除我以外的女孩手里买酒喝，他的支票上面也会写着我的名字“黛西”。
我们必须假装与客人有关系或是假装爱上他们，以此来吸引常客。虽然我接受这份工作是因为我认为只需要在晚上工作就可以了，但结果是我不得不在空余时间里接听客人的电话，还要假装关心他们所说的内容。这种感觉太怪异了，仿佛在与成年男子玩假扮游戏。
在我第一次签约做陪酒女郎时，对于这个职业类型的很多方面我都没有认识清楚。大多数陪酒女郎酒吧的客人都会持续光顾同一间酒吧，因为他们在特定的女孩身上有特别的兴趣，而女孩们的工作完全就是让客人更经常惠顾。虽然所有的陪酒女郎都必须有不少常客，但是我们完全要自己负责安排时间表，注意不要让自己的常客在一个晚上同时出现。
如果意外发生了这种情况（一个陪酒女郎的几个常客同时光临），这位女郎不仅有丢掉客人的危险，而且会成为其他女郎的憎恶目标。因为显而易见，这位客人喜欢的陪酒女郎正在忙着招待另一位客人，你却不得不帮忙招待这位客人，还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吗？
在极少的情况下，陪酒女郎会逐渐喜欢上她的某位常客，有时是因为他们待在一起的时间太长了，特别是如果这位客人还是位尊重陪酒女郎的绅士的话。实际上，陪酒女郎一直是客人柏拉图式的女朋友，她极有可能会迷失在这种礼节式的交往里，忘记年龄差距。同时，沉醉其中往往会模糊表演天分和真诚感情之间的界限。
虽然我经常事后重新审视自己的感情，但是我可以发誓，对于一位特别的常客，我真心地享受我们之间的关系。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遇到秀夫，时间已经很晚了，每个人都有些醉意。在他之前我已经招待了两位客人了。第一位客人是一个秃头的整形外科医生，他是一个人来的，我们酒过三巡之后，他示意“竹竿”让另一位女孩替换我。随后，我又给一个来这儿为他们经理庆生的公司坐陪。当派对结束后，每个男人都被一两位陪酒女郎护送着出门。当我们看着他们走进电梯时，我们微笑着向他们挥手，飞吻告别。可是电梯们刚一关上，我们虚情假意的笑容就立刻机械般地消失了，我们走回俱乐部，重新等待。
秀夫是一个体格魁梧的圆脸男人，坐在两位同事之间。当我被“竹竿”带到他身边时，他从头到脚地把我仔细打量了一遍，刚开始，我认为他很恐怖，但是像一位真正的日本人一样，我很好地掩饰了自己的感情。
我忘了我们聊了些什么，但是我肯定是做了一些正确的事情，因为一个小时后他的同事回家了，而我们两个还在桌子旁紧挨地坐着，勾肩搭背，就好像时间还很早，而他也还很年轻一样。我们都醉得太厉害了，以至于都认为我们应该在卡拉OK机上点唱那首皇后合唱团的《波希米亚狂想曲》——当天晚上那首歌被无数不合格的歌手唱滥了。
我们唱完后，掌声雷动——来自许多漂亮姑娘们的掌声，她们的工作就是为我们鼓掌。秀夫去了盥洗室，德斯蒂妮妈妈利用这个机会走到我的桌子旁，递给我一条热毛巾，秀夫回来时我要例行公事地把毛巾呈给他。
“我一直在观察你们俩。”她凝视着我。
“不好意思，唱得那么难听。”在她开始批评我之前，我试着表达歉意。
“不，那不重要，”她说道，“他喝得够醉了，无论怎样都会认为你们俩唱得很好。”
“现在听我说，”在停顿了一下后妈妈桑坚定地说，“当他从盥洗室出来的时候，我希望你能要求他明晚和你约会。你们两个可以八点钟在俱乐部前碰面，出去吃个晚饭，然后十点整再回到这里。你今晚回家之前，我会向你说明其他要做的事情。”
既然我有了客人，妈妈桑对我就更加关心了。
像很多客人一样，秀夫在盥洗室待了很长时间。当他回来的时候，我完全按照德斯蒂妮妈妈的吩咐做事，因为我知道她一直在观察我们。我不知道妈妈桑是怎样做到的，但是她果然是正确的，秀夫根本无法拒绝我关于约会的请求。
我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内疚，我好像是在利用这个醉酒的男人。然而同时，我心里又充满着怪异且无止尽的渴望——我想去取悦妈妈桑。我心里暗暗地想，德斯蒂妮真是太了解男人了，但是她把自己所有的能力都用来做一些“坏事”。
18. 茶道与防狼喷雾
伪装性高潮比伪装爱情更容易。而且，我认为，也更可敬。
——辛西娅·格瑞拉，沙龙网
约会实际上是需要付钱的，而且非常昂贵。在回到“皇宫”前的几个小时里，常客会在逛街的时候炫耀自己的购买能力——当然，是买女人的东西。当陪酒女郎和她的客人一起回到俱乐部时，客人除了要支付女郎的计时工资和其他一切花销，还必须支付特别的约会费。在大多数陪酒女郎酒吧里，女孩们为了继续被酒吧雇用，就必须每个月都达到一定的约会定额。
如果在吸引常客的过程中，模糊了客人以及不相应的好感之间的界限，那么在恳请“约会”时，这个界限也是模糊不清的。在这样的游戏设定里，唯一的可取之处就是每个人都了解游戏规则——尽管陪酒女郎和客人之间从来不特别提起或阐明这些准则。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这条分界线基本上是看不见的。但是从大量的实例中可以看出，这条分界线一直都横在那里。
第二天晚上，我和秀夫牵着手走进了饭店。在我们等餐的时候，秀夫恭维了我的日语水平。我告诉他，我对日本语言文化深感兴趣，他面露喜色，开始与我分享他们的家族史。我真的非常着迷，我们俩之间迸发出少有的火花。
秀夫三十六岁，未婚。他最近接管了家族的服装公司，那家公司从江户时代起就已经存在了。在那个时代，日本耗尽所有的资源材料去决一死战，一般的家族企业能够在战后幸存下来是非常少见的。然而他们家的公司在明治时期因为帽子生意而大赚了一笔。
明治维新废除了德川幕府时期森严的等级制度，废弃了日本武士的角色，甚至还取缔了武士传统的顶髻发型。秀夫的家庭，本身就来自于武士阶级，他们同情武士们的境遇，并且设计了一种帽子可以用来掩饰武士的顶髻，以防在新秩序时代下被迫剃头。
作为一名学习日本文化的学生，我对秀夫家族的成功故事非常感兴趣。
当我们到达俱乐部的时候，林赛已经在那儿了，她被派来和我们一起。那天晚上当秀夫离开“皇宫”后，我和林赛一致认为他的脸长得有点像日本一个有名的卡通角色及仿真玩具人——豆沙面包超人（Anpanman）。豆沙面包超人其实就是一块有着身子和披着斗篷的圆面包，他和他的伙伴“吐司面包超人”、“柠檬面包超人”、“咖喱面包超人”到处飞来飞去，与他们的头号敌人——一个邪恶的小细菌——展开战斗。因为秀夫是我第一个“约会”对象，所以“约会超人”这个绰号对他来讲，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在我和“约会超人”约会了三个星期之后，秀夫邀请我和他一起乘坐新干线去长野，见见他大家庭中的几位成员。基本上，按照规定我是不可以去的，与客人一起出城在那时是被禁止的。但是，那天晚上当他询问我的意见的时候，他的提议实在是太诱人了，让我无法拒绝。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的自卫本能应该更为完整。也许是因为我有种强烈的冲动要去违背德斯蒂妮妈妈的意愿，能够离开她那无处不在的警惕视线，能够巧妙地赢得“约会超人”的感情。
然而同时，我也不是个完全的傻子。“你知道在哪儿能买到防狼喷雾或催泪瓦斯吗？”第二天我问林赛，“周日我要去长野见‘约会超人’的家人。”
“去‘堂吉诃德’看看吧。”她说道，那家廉价商店位于新宿东区拐角处，出售各种各样商品。三十分钟后，我气冲冲地从“堂吉诃德”回来了：“柜台售货员说在日本催泪瓦斯是非法的。”
“什么？”林赛难以置信地从杂志里抬起了头。
“是的，”我继续说道，“这个国家真他妈糟糕。”
“你确定你要去吗？”林赛问道。
“我知道我不应该去，”我说，“但是我想去。我想去看看长野，还有他家在乡下的产业。很明显，它都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了——在明治维新以前。”我不断地为自己找理由：“另外，我对他也有好感。‘约会超人’是没有恶意的，他就像是一个大的泰迪熊。”
“希望你是对的。”林赛又开始低头看她的杂志去了。
“我知道了！”我突然大叫起来，“我可以自己做防狼喷雾，不是吗？”
“去做吧，”林赛答道，她好像一直在看同一句话，“我所有的调味品都放在架子上了。”
于是，我用所有能想到的辛辣的东西调制出了一种最可怕的混合物，并把它装进了一个香水瓶中。为了看看它是否有用，我向头顶上的空气中喷洒了一点。不出几秒钟，几滴微粒就落到了我的脸上和眼睛里，我痛苦地尖叫了起来。
“我简直不敢相信你为了测试自制防狼喷雾，竟然往自己身上喷！”当林赛走进厨房，发现我在水槽里冲洗眼睛时，她开始责骂我，“你明天约会时，要怎么向‘约会超人’解释你眼睛一直充血的原因呢？”
“最起码我现在知道它是有用的。”我哀诉道。我把香水瓶放进密封袋里，然后装到我的皮夹里，这样我就不会忘记带走了。
结果，我却成为唯一尝到“丽亚自制防狼喷雾”厉害的人。秀夫家在长野的产业真是令人惊讶。他们家似乎住在乡下的一排古寺里。秀夫的嫂子是一位合格的传统日本茶道老师，所以我和秀夫的家人一起参加了一次茶道。她试着教我如何进行仪式，但是由于他们的方言，我只能听懂他们四分之三的话语。
在这过程中，我无法忍受秀夫向他的家人介绍我是他女朋友的事实。他们一定知道我是个陪酒女郎，我担心他们会认为我是个淘金女郎（以美色来骗取男人钱财的女人）。我根本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是合意的行为；我甚至不知道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他们的日语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我不能集中精力，百分之百地发挥我的听力。尽管如此，一些关于文化的模糊性的问题使这一切变得可以忍受，我心平气和地接受了自己对此一无所知的事实。
后来，我、秀夫还有秀夫的兄嫂一起出去吃寿司。我知道那是一家很贵的饭店，因为那里的厨师会在你面前现场杀鱼。我逐渐了解到，一般日本人认为，与外国人在一起最有趣的活动之一就是带着客人去寿司店，然后看看那个外国人在呕吐之前到底能吃多少菜单上的东西。“约会超人”一家也不例外。
在我们点了菜单上最贵的菜品之后，寿司厨师长端给我们每人一盘龙虾。然后把龙虾分成两半的尾巴，内部朝上放在桌子中间，周围是一排调味汁。
“那个部分怎么吃？”我天真地问秀夫。
“我们不吃它，”桌上的每个人都咯咯地笑了，“这个只是用来装饰的，为了显示它的新鲜。”
“我没听懂。”我说。
“仔细看，”他说道，“龙虾的腿还在动呢。”
我按照他说的做了，然后我的尖叫声又一次逗乐了大家。晚饭后，坐在返回东京的新干线列车上，我靠在“约会超人”的肩膀上睡着了，这就是在整个旅行中我们俩的最亲密的接触。
“你见了他的家人？”当我周一晚上上班时告诉萨曼莎这件事时，她不可思议地大叫起来，“在这份工作里，你不应该这样做的。”
“那又怎么样呢？”我随口答道。
“在日本的文化里，”她告诉我，“他把你介绍给家人意味着他想娶你！”
“什么？”我问道，“不可能，你肯定是搞错了。而且，我认识‘约会超人’才只有几个星期。”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萨曼莎不赞成地答道。
“等一下，”停顿了很久后，我继续说道，“你是认真的？”
“是啊，”萨曼莎说道，感慨于我在文化上的无知而导致的笑话，她笑了起来，“另外，你不是说过你还有个男朋友吗？”
“是啊，不过是某种性质上的男朋友。”我纠正了她的说法。
19. 罪恶感
害怕失控——在食物、金钱，还有性的方面——是当代女性的特性。我们懂得失控是不当的行为——它会把一个女人变成一个怪物。
——纳奥米·沃尔夫，《混乱》
诚是我某种性质上的男朋友。自从我被寄宿家庭踢出来以后，我断断续续地与他约会。回想一下，诚基本上是个失败者。我的许多女性朋友都就我对男人算不上高明的品位发表过评论，诚自然也不例外。他高中就退学了，和他的母亲住在一起。但是不知为何，我们俩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化学反应。
几个月前，我在涩谷的十字路口遇见了他。他问我要了一支烟，然后建议我和他一起去喝杯啤酒。我接受了他的邀请，虽然我真正想要的只是啤酒。我们第二次约会的时候就上床了，因为我实在想不到不这么做的理由。虽然我发现他身上没有什么值得爱慕的地方，但是对于诚的感情，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体验而不是爱人，所以我们的关系从来都没有认真过。
我发现和诚的交往根本无法与我过去美国的男朋友相提并论，只是因为语境大不相同，我每次只能理解百分之六十他对我说的话。日本男性说话时声音低沉、含糊不清，与相对较清晰的女性言谈相比，我必须花费更长的时间去理解。
诚开车来接我下班——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母亲的车——比起陪酒女郎的车好太多了。“今天晚上有客人对你动手动脚吗？”他问道。
“没有。”我答道。
“我们要不要去宾馆呢？”他满怀期待地问。
“好。”我表示同意，并装出害羞的样子，因为他认为害羞的样子非常吸引人。
不久我们就到了涩谷，经过了一排标有各种英文名称的宾馆，如性爱宾馆、卡萨诺瓦宾馆、维纳斯休息室、亲亲抱抱宾馆和月亮女神宾馆。诚没有询问我的意见就把车开进了“维纳斯休息室”。对我来说，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因为他是付钱的人。我逐渐了解到，不需要有任何花销的代价是，不能参与作任何决定。但是因为我们这段关系并不是非常认真，所以我并不在意。我们只是玩玩而已。
日本的“爱情宾馆”真是个有趣的奇妙发明。进入一家“爱情宾馆”，你会发现柜台上空无一人。倘若把一个典型的日本男人放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会表现得像是普通初中生在性教育课上观看有关月经的录像带时那样羞怯——这实在是太令人尴尬了。
这里只有一台自动贩卖机。一个按钮是用来确定我们想要待的小时数，从一小时到两天两夜不等；而另一个按钮要稍微复杂一些。情侣——更确切地说是通常付钱的男人——会看看不同卧室的照片以选择他最喜欢的氛围。当把适当数量的钱塞进机器后，钥匙就会出来了。
有人说，也许有一天机器还会成为我们潜在性伴侣的化身。我的读者们，这不是科幻小说，当人类的生存条件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紧密配合时，机械化的性关系就会成为符合逻辑的结果。
一旦你付钱拿到了钥匙，你就可以进入另一个不同的世界，在那里，没有什么令人尴尬的事情，唯一要做的就是即时行乐。在爱情宾馆里，这就叫做“爱情”。然而，他必须在金钱耗尽之前回到现实，否则他的马车就会变回南瓜，被管理人员从停车场拖走（这里以《灰姑娘》的故事暗示爱情宾馆是有时间限制的）。
诚选择了一间装有卡拉OK点唱机的房间。啊，卡拉OK，日本人喝醉时的消遣。与典型的美国卡拉OK酒吧相比，正宗的日本卡拉OK要更具有包容性，店里提供出租的包间，让唱功不佳的客人们可以单独在他们的爱人面前一展歌喉。卡拉OK真是个卓越的发明，许多日本人都会租用隔音的房间，独自放声唱歌，把这作为宣泄压力的方法。而在宾馆房间里，裸体唱歌变成了流行的趋势。
在“爱情宾馆”里一件需要注意的事情就是色情电影。一般来讲，日本的色情电影的质量都不是很好。所有的关键部分——电影的或是其他方面的——都被电视上的斑点过分模糊掉了，使得观众更加切实地注意到故事情节到底是有多么的糟糕和不切实际。幸运的是，有好几个不同的色情频道，可以供我不时地挑着看一些。我停在一个频道上，因为电影里的那个女人看起来像是我认识的某个人——我曾经见过她，但是记不清楚她的身份了。然后我注意到这位女优的脸看起来非常的疲惫和麻木，看到她眼下的黑眼圈，我突然记了起来。
她看起来很像是我曾经见到的那个女孩，一个六本木的脱衣舞娘，她的眼底有着同样的黑眼圈。工作结束后，某些与妈妈桑有着长期联系的常客可以带我外出去很多地方，有一次，我们一群人在下班后去了一个脱衣舞酒吧。当我的客人准备回家，把疲惫不堪的我送上一辆出租车并付了一万日元的车费时，那个酒吧的女舞者一直在劝这位醉醺醺的男人留下来。她紧紧抓住他的胳膊。当我让她松开我的客人时，她竟然向我冲了过来。然而，要跟另外一个年轻女人打架真的是很难，尤其当她还是半裸的时候，所以我只能靠自己的力量把那个几乎失去意识的男人拖出了酒吧。
那个跳舞的女孩，她有着类似的眼睛。
第二天早晨，诚不得不很早离开去工作。结账时间是十二点，这就意味着我需要独自在宾馆的房间里待上一段时间。所以我决定在房间里调整一下自己，准备离开这魔法奇缘般的“维纳斯休息室”，再次面对外面的世界。
我本打算在宽屏电视上看会儿色情电影，但过了五分钟我就厌了，于是转到了NHK（日本广播协会）新闻频道。一个星期前，一位列车员在涩谷火车站前遭到枪击，光天化日之下死于近距离平射，目前此案尚未发现任何可疑对象。这个事实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因为无论白天还是夜晚，任何时候涩谷站外都有大量人群涌动，他们中间竟然没有一个人看到任何事情。
我心想，这事一定与黑道团伙脱不了干系。我把频道又转回了色情频道，没想到故事情节已经变为一位学生妹被强奸。我索性关上了电视。
于是，我又爬回了尚未整理的床上，一边躺着休息，一边冲着天花板镜子里自己的影像打招呼。虽然我确信自己不会因为彻夜在外而看起来变得糟糕，但是我还是沉浸在一种更忧郁的情绪当中。
我的思绪转到了秀夫身上，那个“约会超人”。作为一个朋友，我很喜欢他。但是，正如我只能装作被他吸引一样，我不能强迫我们之间产生某种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的化学反应。我讨厌自己对他撒谎，乖乖地按照妈妈桑的指示去对待他。如果他真的像萨曼莎所说的那样想要娶我怎么办？我允许一部分的自我去喜欢这个男人，但这事实上破坏了我的工作效力——有时感觉就像是说服醉酒的老头儿花大钱那样简单。如果从来没有遇到过我，秀夫会变得更幸福。
然而同时，我又不能理解为什么要对自己感到羞耻。俱乐部里的其他女孩从来没有因为欺骗客人感情、向他们撒谎而表示出自责和懊悔。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性质，每个涉及于此的人都了解这一点——那些男人也不例外，他们进来时就完全清楚他们进入的是怎样的地方。
那么我为什么要有罪恶感？我问自己。对于罪恶感我并不陌生：严重的饮食失调耗费了我四年的青春；我生命里的一段时期充斥着仪式性的自我处罚，现在我身上仍然有很多伤疤可以见证这段时光。
即使身在美国社会，我对自己接触过或经历过的一切事物都感到罪恶：初吻、贴身舞、手淫、比萨……我为自己轻率的行为感到罪恶，甚至是当我吃比萨呕吐时也有这种感觉。我试图饿死内心还会感到愧疚的那部分自我，我因此感到愧疚不已。一切事情都是我的过错——所有的一切。于是，在二十二岁的时候，我已经厌恶了那种感觉。
所以我从尚未整理的床上爬起，下定决心摆脱这种残酷的、我所熟悉的羞耻感。我向迷你冰箱走去，插入一些钱买东西。
于是，星期六早上九点半，我开启了一天中的第一瓶啤酒。
20. 坠落的震撼
我是怪物
住在日本
让我们和强硬的女孩一起摇滚，
在世界的这个角落。
——Sleater-Kinney（美国摇滚乐队）
一天晚上醒来，天已经黑了。
“永美！”我自言自语着。进入我脑中的头一个清醒的想法是，我的新朋友哪儿去了。由于担心，我睁大了双眼，给永美打了通电话。
“喂，喂。”她接起了电话，这是个好征兆。
“早上好。”我说道。
“早上好。”她咕哝着，很明显是从睡梦中被惊醒的。
“你好吗？”我询问她是否一切都好。这应该是最恰当的询问，因为我最后看到永美是在“子弹酒吧911”的角落里，她正和一个男人在一起——而那个男人不是她的男朋友。
“我很好。”她肯定地答道。永美总是一切都好，即使是她不好的时候。“我宿醉未醒很难受，但是……”她继续说道。她通常在句子结束时停顿一下，再加上一个连词。和日本人相处时，你简直像是进入了一个复杂的猜迷游戏，而且他们自己刚好善于此道。
“好，那你休息吧。”我让她好好休息，然后急忙挂了电话。
前一天，周四晚上，是六本木一家叫做“子弹酒吧911”的“女士之夜”。这意味着女人可以免费尽情享用所有的便宜香槟，而男士饮酒的价格是平日的两倍。如果陪酒女郎的职业教会了我一些事情，那就是——结识喝醉了的女孩远比结识清醒的女孩要来得昂贵。
说实话，对于女人来讲，只要遵守所有的“无触碰”条例，“皇宫”是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尽管在晚上的这个时候，我可以在这里遇到与我年龄相仿的男人，可以完全出于自愿地与他们交往，但是在周四晚上，“皇宫”还是比“子弹酒吧911”这类的地方来得健康。
当我几个星期前在那里遇到永美时，我几乎一眼就可以认出她也是个陪酒女郎。只有一个职业的饮酒者才能像这个女孩这样喝酒。当我们一起大口喝酒时，永美告诉我她在至锦丝町附近的一家酒吧里做陪酒女郎。虽然我从未听说过那家酒吧，但是相同的职业让我们有很多话可以聊。永美的英语水平与我的日语水平差不多，当我们在一起时，虽然谈话是片段式的，但是交流起来完全没有问题。
与我非常相似，永美也是自愿选择做酒吧女郎的。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都可以选择白天在东京各自谋生，但我们都欣然选择了在晚上工作。熟悉之后，我们俩经常一起参加派对，这是因为我们是唯一能够跟彼此拼酒的人。
看着我们的客人联谊、自由玩乐，然而我们自己不能这么做，这使许多“酒吧之花”都产生了某种挫败感，这是一种只有极度玩乐才能缓解的疾病。许多晚上，我和永美在下班后就去逛东京的酒吧和俱乐部，直到早上的第一班火车在六点时经过这里。因为我们通常会昏睡上一整天，所以在真实的世界里我们就像几乎不存在一样。我们是活在夜晚的生物，是编织别人梦境的材料。
在酒吧里，我们坐在一张桌子旁互相宣泄，抱怨我们衣冠楚楚的客人们是多么的差劲和无聊。在俱乐部里，我们在任何指定的舞池里为赢得所有人的注意力而展开激烈的竞争，轮流吸引一些陌生人为我们下一轮的饮酒埋单。黎明时分，我们在两人中任意一人的公寓里醒来，周围堆满了我们在回家路上从便利店里偷来的各式各样的战利品。
当我逐渐了解永美的个人经历后，我觉得现在的生活是对她潜力的一种令人痛心的浪费。永美是个很优秀的女孩。在日本严苛到令人无法形容的高中体制下，她用自己的方式认真学习，每晚平均只睡三到四个小时，就是为了考入东京大学——日本最著名的四年制大学。
然而，在通过了这“臭名昭著”的高考后，永美却精神崩溃，无法入学。她的故事真是让人感到悲痛，因为与高中时的压力相比，日本的大学生活简直意味着四年的假期。
有时我会想，如果我不是生在纽约而是生在日本，我是否也会经历同样的命运安排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永美就是日本版的我。
很难说清我们到底是在第一次面试时就表现如此，还是长时间的夜间工作把我们变成这样的，但事实上无论怎样，陪酒女郎这个职业通常不是精神稳定的年轻女人能够干的。
然而，我的朋友林赛看起来却像是这条规律中的例外。林赛不像我跟永美那样合拍，主要是因为她不像我们，有偷窃和过度行乐的嗜好。另外，她也听不懂我们的日语对话。林赛搬到六本木新城专属区内的一处时髦阁楼后，通常情况下，我们只有工作时才能见到彼此。
没有林赛经常在身边，我有时会去拜访永美位于御台场的公寓。御台场，是在东京湾建起的一座人工海岛，是座防卫外敌入侵的堡垒，修建于贝利司令官指挥舰队驶进东京湾那年（江户时代，美国舰队打进东京湾，要求日本对外开放江户城，即今天的东京）。它的名称源自于日本语“火炮阵列”，真是恰如其分。但是现在，这座岛已经成为了吸引观光客的主题公园。这里有温泉、大型时尚购物中心，还有一座打破世界纪录的摩天轮。
在泡沫经济时期，一些开发商预见这座岛在未来将成为一个自给自足、人口众多的城市，当“泡沫”爆炸时，一百亿美元的工程还在进行中，所以御台场上还遗留有一些少量的住宅区。永美就住在一座这样的住宅里。
通常在星期六，我们会在她的公寓里碰面，虽然这是我们的休息日，然而我们还是从早晨就开始喝酒。随后我们会去“维纳斯城堡”，一家仿照18世纪意大利城的风格建造的大型购物中心。我们会翻出身上所有的钱来买衣服、化妆品还有更多的酒。当我是清醒的时候，我是绝对不会允许自己为了这些不必要的东西而浪费这么多的钱。
我们一如往常地在挥霍和放荡中度过了一个白天，晚上永美还想去便利店再买些酒，然后坐在那座让御台场闻名于世的巨型摩天轮上喝酒。
然而，永美不知道，自从我克服恐高症后，日本的地震高发率又使我对高处产生了一种新的恐惧。在我来日本的最初六个月里，从来没有搭乘过电梯，因为我害怕被困在里面或是电梯在强烈震动中掉落。让我更不安的是，由于我对地震调查有着近于强迫症的好奇，我了解到御台场的地基与十多年前神户大地震中完全液化坍塌的填海土地是一样的。
但是，现在我醉了，忘记了害怕。
“就这样做吧！”我喊道。
我喝得烂醉，不畏惧任何事情。晴朗的周六晚上，当我们在摩天轮最高处俯视都市全景时，我感到既惊险又放松。
“在右边您将看到自由落体升降机（以很高的速度直上直下的游乐场装置），”当我们坐在摩天轮里转圈时，车厢里突然传来了幽灵般的声音，她用英语告诉我们，“您可以体验从五十八米高空直接坠落的强烈刺激感。”
我们俩朝一旁的自由落体式降落机望去，然后同时看了对方一眼。“如果我们坐在上面，一定会很不舒服。”我和永美几乎同时警告对方。所以，我们决定返回地面之后还是去另一家酒吧逛逛算了。
21. 镜中剧
世界是一个大舞台,而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演员。
——莎士比亚，《皆大欢喜》
不久就进入了十一月。酒精和陪酒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已经成为了共度“蜜月”的情人。
东京的秋天是个美丽的季节。在那几个月里，东京夏天的闷热和难以名状的潮湿总算得到了缓解。东京的秋天总是让我想起住在蒙特利尔时积雪消融的春天。在这两种情况下，季节更迭意味着外出不再是一件痛苦的经历，而清新的空气又再次适宜人们出行。
我喜欢我的新工作——好吧，至少喜欢每天晚上为工作准备的过程。
抑郁症一般不利于个人卫生，所以在进入这一行之前，我已经忘了精心打扮自己是多大的乐趣了。准备去“皇宫”的感觉就像是孩子们有趣的装扮游戏，在此期间，我试穿了各式的晚装，在脸上涂了很多化妆品，让自己看起来像个中国娃娃。在这个过程中，我的精神重新振奋起来，因为我又有机会表现得像个孩子一样。
我人生中第一次款待自己去美甲和修脚，永美还说服我让专业美发师帮我把头发加亮，从略带红色的金发染成了白金色。如果不是给这些花销一个合理的理由——与工作相关——我是绝不会允许自己去享受这等虚荣而无用的东西的。培养对时尚的感觉并以此来吸引别人的注意，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很新鲜。
最重要的是，我发现，当一个人每晚都会盛装打扮时，看镜子时就越来越觉得有趣。
有些晚上，我在镜子前练习为别人倒酒和点烟。在美国，我们这代年轻女人已经不再被训练为“奴役”伺候别人了，所以有些事情我必须从头学起。
我练习倒威士忌，加入冰块和水，小心翼翼地搅拌，最后用餐巾把长长的阴茎状的玻璃杯边上的冷凝水擦拭干净——只有当我在镜子前练习这种情景时，我才认识到这一切是多么色情。日本文化比任何文化都了解性暗示的内在力量。
当我掌握了这种极具诱惑力的调酒技巧后，我又开始对着镜子试验不同方式的笑容和眨眼。我甚至还自学了如何挑起一边的眉毛和撅嘴，并且不让自己显得可笑。我发现，如果我弯腰三十五度角去点烟，就能让客人隐隐约约地看到一点儿乳沟。
我从客人那儿收到了20世纪20年代款式的烟斗，我也在镜子前面练习抽烟，想让自己看起来像是经典的电影明星。我扬起眉毛，放低下巴，自信且挑逗地凝视着我在镜中的影像。
差不多也是在那段时间里，我意识到来自俄罗斯和菲律宾的陪酒女郎并不是天生就会用卡拉OK机唱日本的流行歌曲，她们是练习出来的。因此我也在白天少得可怜的醒着的时间里，从网上下载日本流行歌曲并记住歌词。
我学会的第一首歌叫《创伤》（Trauma），是日本非常有名的年轻女歌手滨崎步的一首轻快乐观的舞曲。滨崎步的歌声非常像金花鼠的声音，但是这也不错，因为在卡拉OK能唱好歌的秘诀就是选择最不具备声音资质的歌手的歌曲。
做好准备工作后，我会用笔记本电脑大声播放着《创伤》，自己在镜子前排练唱歌。我不能把视线从自己的倒影上挪开，我是自己最忠诚的观众。其他许多陪酒女郎一定也是以相同的方式练习的，虽然没有一个人会承认自己做了如此多的努力。即使是最有天赋的外国歌手也不会不经练习就能完全认识卡拉OK机屏幕上显示的日本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