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的歌词移动得特别快。我用歌曲积极乐观的本质完全掩饰了副歌部分相当乏味的歌词。
滨崎步的一个特色就是常用英文标题来命名她的歌曲，然而一点也不能反映出日文歌词的内容。更糟糕的歌名还有AreYouWakeUp？（你醒着吗？）、MyName＇sWomen（我的名字是女人）、StepYou（追随）和Kisso＇Kill（亲吻或死亡）。
虽然滨崎步似乎没有说英语的朋友或顾问，但她的这种“不一致”并不是无迹可循的，因为在日本流行文化中，英语单词就只是起到装饰作用而已。
此外，这首歌的日本歌词并没让人感到什么精神创伤，却创造出一种由一些同步的手势组合而成的排排舞。无论何时，只要这位日本流行巨星在演唱会上表演这首歌曲，她的歌迷就会比画出这段舞蹈。
所以理所当然，当我一个人在公寓里戴着耳机唱歌时，也会在镜子前练习这段舞蹈。对着自己的影像如此表演，我可以操控自己变成一个外向的，甚至是爱出风头的人——而我以前从来都不知道自己还有这样的一面存在。它满足了我这方面个性的需求，释放出我以前潜藏在内心深处的表演欲望。
我跳着最性感，最能令人想入非非的舞蹈。正如艺伎一样，陪酒女郎总是先被视为一种“艺术品”，然后才被看做是人。不过，必须指出的是，我们是一件不可触摸的艺术品，而且仅止于此。
当学会了“排排舞”后，我对扮演“引诱男人的妖妇”的角色产生了奇妙的兴趣。尤其是因为这种表演都发生在陪酒女郎酒吧这种受约束的环境下，没有人会期望我是真的在引诱谁。
每天晚上七点钟，我都会从我位于新宿东区的“外国人之家”出发，搭乘地铁丸之内线去银座。车程大概十六分钟，但有时我会希望这段时间更长一些，因为当我上下车时，当我出现在银座的街道上时，经过我身边的每个人都知道我是个陪酒女郎，我真的很喜欢这种感觉。
比起在纽约街头，在东京人们对待我更为尊重，在极少的情况下，会有不懂事的轻浮男子向我搭讪，我就给他一张我的名片。当他看到我是东京最昂贵地区的一名陪酒女郎时，通常会倒抽一口气然后逃走。众所周知，漂亮的陪酒女郎可以使广大寂寞的日本男人在经济上破产。
街上的男男女女看着我，就像看着该地区遗留下的艺伎。“没错，没错，是真的，”我想要告诉他们，“除了喝些免费的鸡尾酒，我几乎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拿薪水。”上了年纪的艺伎走在同样的路上可以让日本人想起他们过去的传统，相反，我，一位来自国际主题酒吧，金发碧眼，会说日语的女孩象征着未来。奇怪的是，我和其他的陪酒女郎竟然是这个不属于我们的国家文化上的人工制品。
我走过这座国外城市繁华的街道，令我深陷其中的急流具有浓烈的戏剧色彩。我感觉自己像是生活在一部戏剧或电影里——这让我再次想起了小鲇，还有一年多前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那天晚上的茶会。但是想把现在的我与原来的我再联系到一起，已经越来越难了。现在的我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开工了。
“嘿，洛丽塔！”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坐在桌旁，萨曼莎只可能是在跟我讲话。几位客人刚刚离开，我正在这儿休息。
萨曼莎喜欢叫我“洛丽塔”，因为我喜欢工作时穿着学生妹样式的短裙以显示我的长腿——我开始明白，外表就等同于金钱。
“你知道TLC（美国女子饶舌组合）的那首叫做‘瀑布’的歌吗？”她问道。
“当然了。”我答道，很高兴与别人交谈，无论多简短，只要不是我要招待的人就行。
“我点了这首歌，准备唱给我的客人听，下一首就到了。”她继续说道。
“酷，”我给她打气，“我正在学滨崎步的歌。”萨曼莎有着令人惊艳的歌喉，跟“皇宫”里其他的菲律宾女人一样——她们一定是有这方面的基因。
“你知道这首歌中间的饶舌部分吗？”她问道。
“嗯……”在单音节的回答中我开始考虑，萨曼莎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你可以帮我唱那个部分吗？”这时我才注意到她手里拿了两支麦克风，其中一支伸向我的方向，“英语太快了，我没办法读下来。”
“我？”我一下子慌了起来，像亚洲人一样，脸上带着一抹紧张的微笑，“但是我不会饶舌啊！我以前从来没有试过饶舌！你看，我是个白人！（暗示黑人才是擅长饶舌的人）”
“你一定行的，”萨曼莎对我的抗议一点儿都不担心，“你是个美国人，对不？（暗示美国人都会饶舌）”
“当然了……”我睁大了眼睛，一边让步，一边担心地接过了她无情地推给我的麦克风。
“你会饶舌的，”她说道，“过来，到我们了！”她把我推向她的客人的桌子，很快地替我作了介绍，然后开始唱歌。
虽然有点醉了，但我还是试着集中精神听节拍，不久就轮到我唱了。结果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我竟然几乎都跟上了节拍。也许萨曼莎是对的，可能真的差不多所有的美国人都会饶舌。我继续唱下去。
在醉酒的状态下对着一位同样醉醺醺又极其兴奋的观众唱卡拉OK——并且他还不会说英语，也不会注意到我的失误——这简直就像很多人梦想的那样，仿佛变成一位著名的摇滚巨星和崇拜他的歌迷们一起狂欢。
在学术界，卡拉OK机被称为“电子歌伎”，因为传统的歌伎就是在男人唱歌时，弹奏背景音乐的人。然而自从卡拉OK机出现之后，这种电子器件不但替陪酒女郎完成了一半的工作，而且允许她们不受约束，自己也能唱会儿歌。
由于他们的高度现代性，陪酒女郎酒吧总是比艺伎茶室更依赖科技。这些现代的进步包括改善音质的麦克风、频闪照明系统和环绕立体声等设备。如果停电的话，我猜测大多陪酒女郎在招待客人时都会多出很多麻烦。
“谢啦，萨曼莎。”当我被正式邀请加入她的客人的桌子，参与饮酒和谈话时，我低声对我的朋友说道。那个晚上真是特别愉快，因为我们的谈话内容多半围绕着我是个很棒的饶舌歌手，应该去录制唱片什么的。
“没什么。”她答道。
“这是我做过的最棒的工作。”我低声地说。我们俩会心一笑——怎么也没想到，我竟然真的会饶舌。
22. 谈话的艺术
另一种愉快的交流……是有关政治、音乐、爱好和时事的谈话。事实上，在银座的高档俱乐部中，陪酒女郎们据说也很精通政治领域，她们可以与客人进行理智的交谈。
——安妮·艾丽亚森，《夜间工作：东京陪酒女郎俱乐部里的性别/娱乐和公司员工的阳刚气质》
在晚上工作的前半段时间里，与客人交谈都占据着主导地位，直到客人们都醉得开始唱歌或与我们调情为止。不可思议的是这类交谈的内容往往很容易猜到。每周，我至少会有两三次被问到是否喜欢日式料理，四五次被问到是否曾经交过日本的男朋友。大多情况下，客人们都会问我觉得日本文化哪个方面最有意思。
我们必须让客人的脸上时刻保持笑容，因为德斯蒂妮一直在监视着我们。有时候我真的想伸手过去给他们一个拥抱，但是“皇宫”是家“无触碰”酒吧——能触碰的话这事儿就容易多了，没有身体接触还能让人保持微笑才是个挑战。
我的很多客人英语说得都不好，所以和我在一起时，是他们头一次有机会能与美国女人聊天，讨论她对日本文化的印象。日本人有非常强烈的民族认同意识，所以我必须牢牢记住，我对他们的国家作出的任何评价实际上都等于对他们个人的评价。虽然我也得时刻提醒自己千万别对日本文化有任何出言不逊之处，我也清楚地意识到，恭维日本文化等于间接地恭维顾客的为人。
“我喜欢练习书法。”我告诉一位这样问的客人。
“啊，”他兴致勃勃地答道，“你都写些什么呢？”
“嗯，我现在还在努力练习写‘永’这个字。”我说道，“我寄宿家庭里的妈妈告诉我，如果我能把‘永’字写好了，那么我就可以写好其他所有的字。”
“每个人都这么说。”他答道。
“哦，真的吗？”我问道，虽然我早已知道，所有学习中国和日本书法的学生都要从“永”字开始练起，这个字是“永远”的意思，通常要练习无数次才能把它写好。
“但是我总是写不好‘永’字呢，”我悲叹道，“我想我可能要一直练到永远了！”那个男人笑了起来，很欣赏我语中的双关，我认为这是继续谈类似话题的信号。
“关于日本，我另外一种很喜欢的东西就是樱花，”我继续说了下去，“我迫不及待地希望樱花开放季节能再次到来。”我发现这是个安全话题，因为我从来没有遇见一位不喜欢樱花的日本人。
樱花，日语为sakura，盛开时在日本会带来一种盛况。在四月有一两个星期，当樱花盛开的时候，朋友、家人、公司都会组织多次野餐，人们可以一边喝着大量的清酒，一边欣赏无数樱花烂漫绽放的美景。
“樱花总是使我联想到日本人，因为你们就像樱花的花瓣一样紧紧地挤在一起。”我想了想接着说，“我的意思是有些樱花树种得很密集，花瓣组成的粉色云朵都让人分不清树和树之间的差别。看到这我就想起新宿和涩谷街上，还有列车上总是挤在一起的人群。”
“所以你的意思是所有日本人都是粉红色的啦？”他开玩笑说。
“至少你现在的脸色是的！”我回嘴道，由于喝了太多的酒，他的脸已经变得非常红了。这又使他大笑了起来——我最喜欢招待这种爱笑的客人了。2003年，在流行文化生活中也有很多值得从跨文化角度讨论的事情：日本的棒球明星松井秀喜刚刚度过了加盟纽约洋基队（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中隶属于美国联盟东区的棒球队伍之一）后的第一个赛季；汤姆克鲁斯来日本宣传他的新电影《最后的武士》（一部描述日本变革、现代日本诞生时期武士精神的电影）；电影《迷失东京》（一部全部在日本实地拍摄取景、讲述两个寂寞的美国年轻人在东京相恋的电影）被提名为奥斯卡最佳影片。
我知道日本有着极端集体主义的文化传统，但是他们对国际大事及流行文化的一致看法还是把我吓到了。然而，这样却使我的工作更加轻松，因为我基本上可以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样的对话。有时候，我可以一个晚上跟两三位客人一起谈同样的话题。
关于流行电影，日本人非常喜欢看《最后的武士》，却认为《迷失东京》有些不温不火。因此我不得不绞尽脑汁找出《最后的武士》里最感人的部分，指出在《迷失东京》里比较令人厌烦的部分。
“好的,首先，”我曾经在一群日本生意人面前作出这样的点评，“《迷失东京》开篇时给了斯嘉丽·约翰逊（该片女主角）的屁股太长时间的特写镜头。”
“那是我最喜欢的部分！”其中一个男人说道，他的评论让他的三四位同伴捧腹大笑。桌子旁的四五位陪酒女郎也只好装出觉得很有意思的样子——虽然我们中有一半的人根本都不知道这些日本人在说些什么。
“但是实际上，”我顺着同样的思路继续说下去，“如果这部电影以比尔·默瑞（该片男主角）的屁股特写开篇又会怎么样呢？”我开玩笑说，“我想所有的观众都会尖叫着跑出电影院吧。”
“是啊，那就更像是一部恐怖电影了！”另一位客人大声说道，引起大家又一阵大笑。
我天生很喜欢娱乐他人、令人欢笑。我认为我具有表演者的个性，就像善于表演喜剧的那类女演员，这种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在为争取别人的认可而努力，因为实际上她内心其实是缺乏自信的。然而，仅仅会说些巧妙的言辞有时是不够的，最优秀的陪酒女郎要知道如何操控谈话，使客人说出最有趣的话语，这样就会令他们以自己为傲，更加愉快。
就在那个时候，我独自去电影院观看了《最后的武士》。我得把这件事当做家庭作业来做，因为各种各样的客人都在不停地问我对这部电影的看法，否则我是不会花时间去看这部电影的。事实上，我记得当我在电视上看到汤姆克鲁斯来东京宣传这部电影，在记者招待会上以“武士的方式”讲日语时，我觉得这让他看起来非常愚蠢。
“《最后的武士》值得你去看看，”在喝了几杯龙舌兰酒后，一位客人对我说道，“你可以从中学到一点儿有关日本文化的东西。”
上大学时，我是一名东亚研究学专业的学生，来到日本后我又与一个日本家庭一起居住了一年，我自认为，我对日本文化的了解不止一点儿而已。但是，这与眼下的这种情景，是完全不相关的。
“我认为《最后的武士》的结局非常感人，”记得看完电影后我对另一位问到它的客人说，“它教给我太多有关日本文化的东西了！”我几乎被自己的话噎死，然而我还是得自始至终保持微笑。
客人们还会跟我谈论日本的动画，其中我最熟悉的就是著名导演宫崎骏执导的长篇动画电影。
“你还应该看看《天空之城》，”当我提及动画片《千与千寻》以及它随后在美国取得的成功时，一位客人这样建议我，“《天空之城》是宫崎骏的一部比较老的电影了，所以你还没有看过。”
“真的吗？”我装出一无所知的样子，“《天空之城》是关于什么的故事？”实际上，我大学时就已经写过关于《天空之城》的学期报告了。我的论点是：日本的动画电影把译作权卖给迪士尼公司之后，它的英文译本已经完全失去了原来的批判性意义。
“这是有关于一座漂浮的城堡和一个从天空中掉下来的女孩的故事。”他答道。
“嗯……”我深思熟虑后说道，“也许那座漂浮的城堡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这家俱乐部，因为我们称它为‘皇宫’，而且这种生意又是日本浮世文化中的一部分！”显而易见我对自己的见解感到相当骄傲，但这在交谈中是错的。
“不，不是这样的。”他并不赞成我的观点。
“好吧，亲爱的，”我对这位老头儿说，“如果你保证下星期还来这儿跟我讨论《天空之城》的话，我就保证这个周末去店里租来看。”我摆正了我的位置。
“我想哪天晚上下班后我应该有空顺便过来一下。”他圆滑地笑着答道。“我是你的‘第一选择’，对吗？”我需要确认一下，如果我是一个新相识的客人第二次来玩时指定的“第一选择”，那么他就会被加入到我逐渐变长的常客名单里。
“当然了！”他已经掉进了我的陷阱。
当招待一些比较聪明的客人时，我也可以跟他们一起讨论政治。如果我的客人想要讨论政治，我会很愉快地加入任何对美国政治的批判中去，那种特别的话题很少会有枯燥无味的时候。并且我对亚洲的政治也有一点儿了解。
虽然在现实中，我对日本最感兴趣的话题是我对日本战争罪行的病态迷恋，还有日本政府随后拒绝为本国帝国主义在二战期间犯下的滔天罪行向亚洲其他国家道歉的原因。可是显而易见，这个话题是被禁止的。
我反而会提到有关日本战后经济奇迹的话题，这会使我的客人们变得充满怀旧色彩，就好像他们真的经历过那段时间似的。男人们还喜欢缅怀日本的“泡沫经济时期”：当时，万元的纸钞从每个人的口袋里飞撒出去，充斥着各处市场。这种谈话不可避免地会被带到市场分析上去，对日本经济为什么会逐渐稳步地回到原来的发展轨道上进行评论。
然而无论是什么样的话题，我的工作就是要确保交谈的语气是积极的，不管怎样都要使客人自我感觉良好。
日本人自幼就被教导骄傲是最大的缺点。然而上了年纪之后，他们却愿意花大钱来请人对自己阿谀奉承，享受以自我为中心的感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陪酒女郎的酒吧恰恰是这种压抑自尊的文化下产生的怪胎。
通过交谈，他们希望我能使那些男人为他们本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感到自豪，也就等同于为他们自己感到骄傲。毕竟，骄傲的男人才会花钱，骄傲的男人花的钱才能增加我的奖金。
23. 被打扰的艺伎
好像我的胃认为自己是个心脏。不管我如何填满它——用男人、用书籍、用食物……它仍不能平息，无法满足——我就是这样。花痴的大脑，饥渴的内心。
——艾瑞卡·琼，《恐惧飞行》
当我醒来时，周围是一片稻田。我抬起头，前一天晚上我涂的一些闪光的眼影膏蹭到了一位陌生人的夹克上——我刚才一直靠在他的肩膀上睡觉。幸运的是，他匆匆翻看早报，装作没有注意到我。
“下不为例。”我心里想。
在火车的下一站，我站起来，从大量穿得衣冠楚楚、赶着上班的公司职员的身边挤了过去。然后我下了车，决定搞清楚这次我到底又停在了什么鬼地方。据我所知，在火车上睡着，然后醒来就到了日本乡下，对于东京醉酒的人来讲，是再平常不过的经历了。
前一天晚上我没有工作，所以这次我不能把我的眩晕归咎到工作上去。在不用工作外出参加派对的晚上，我总是对自己保证——在我喝第一杯酒之前——我要赶上午夜最后一班回新宿的列车回家。天黑之前，我真的相信能够保持住自己的意志力。但是一而再，再而三，就像是错误的灰姑娘剧本，我总是错过最后一班列车——因为我实在玩得太高兴了。
这是早上的第一班列车，从六本木开来的灰色日比谷线。我随后在车上失去了意识，醒来后发现自己已经一路到了位于东京西北部的琦玉县。为了回家，我需要穿过站台，赶上开往东京方向的列车，然后再挺直地坐上两个多小时，才能重新回到城里。
在返回东京的列车上，我又睡着了。这一次我醒来时列车已经到了自由之丘，距离我住的地方过了五站地。所以我不得不第二次穿过站台去坐反向的列车。回头想想，我应该把这件事看作我失去对生活方向的控制的一个警告。
等回到“外国人之家”，躺在自己的床上，我才开始回想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我记忆里基本上是一些分离的事件和形象，根本不可能放在一起形成连贯的叙述。
我和永美约在六本木十字路口的“传教会”酒吧见面。我先是去了楼下“柠檬”酒吧去打听伊娃的状况，但是那天晚上到处都找不到我那位来自耶路撒冷的陪酒女郎朋友，所以我和永美胡乱地上了楼。那天晚上的早些时候，我提议应该打电话给诚，问问他有什么计划。
“千万不要！”永美惊叫道。她不喜欢诚，虽然诚偶尔会加入我们，晚上一起外出。
“诚和外国女人约会，只是因为他社交方面太笨拙了，不能应付本国的女人。”永美说道。
“他对我并不笨拙。”我回应道。
“那仅仅是因为，”她说道，“他觉得不会被你所威胁。”
“我才该说你呢，”我质问她，“亮完全是个浑蛋。”我把话题转到了永美那强烈的性欲上，这同样让我反感。
“那又怎样？”她得意地笑着问。
那天晚上我们决定不叫上那两个男人，但是我们也没有为自己的鸡尾酒埋单的打算。永美玩“石头剪子布”输了，所以第一轮要由她去骗点儿酒喝。“谁想请我们喝酒？”永美带着一名真正的陪酒女郎的自信和期待走近吧台。
“如果我请你们喝几杯龙舌兰酒，”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日本男人大声地喊道，“你们俩能亲我吗？”
“没门儿！”永美断然拒绝道。
“那么你们能亲吻对方吗？”他的同伴问道。
我和永美看了看彼此。实际上，我们俩之间总是有种奇妙的性紧张状态。虽然我们俩都喜欢男人，但是我和她总是会偏爱对方更诱人的特性。我把这次挑战视为一次令人激动的机会，但是我不会把我的热情显现出来。
“为什么不呢？”我故作自然地咕哝着。
永美耸了耸肩。
从我们第一次接吻到得到第一轮酒水起，我的记忆就开始模糊了。我们周围那些崇拜的观众很明显对一个白人女孩与一个亚洲女孩的行为非常迷恋，鸡尾酒被不断地送过来。我有一种短暂的记忆：那天晚上，我们后来在另一家酒吧的角落里又吻在了一起，但这次我们是出于自愿的。
这是我第一次亲吻女人，但是这并没有使我太过惊讶。最近每当我喝醉时，不管当时是谁碰巧在我身边，我都想与他们产生一种性方面的联系。喝酒不仅能让我获得解放，不再像清醒时那样经常感到极度压抑、自我怀疑或是罪恶，但还增加了我内心的空虚——这真是一种残酷的组合。这次，我约束的是自己对性而不是对食物的欲望，不料性能量最终竟会突然溢出，就像是进入了暴食周期。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第二天早晨是怎样乘坐上日比谷线的了。
第二天晚上及接下来的几天，永美都不接我的电话，也不回复我的电子邮件。这让我很生气，因为我觉得我们接吻没什么大不了的。当你不小心与最好的朋友发生了这种事情，尴尬是不可避免的，难道她就不能多喝点酒来遏制这种尴尬吗？我这几天就是这么做的，而且看起来很有效。
我开始意识到，永美也许比我——找不到更恰当的形容——更加疯狂。永美的做事风格似乎是：当她强烈地迷恋特定的人或事物时，她却会突然放弃。因此，她现在对待我的方式就像是当年对待她深爱的学习那样，突然退学。虽然我为永美感到担心，但是我的自尊战胜了一切，一个星期之后，我放弃了尝试与她取得联系。
永美过度地追求她的欲望，直到她到达极限，然后她就会突然地约束自己。而我刚好相反，我习惯于约束自己的意愿，直到意愿不可避免地溢出为止。永美突然间从我的生活中消失，让我认识到，永美的行为方式就像是我颠倒过来的映像。
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用不同的男人来替代永美在我生活中的位置——许多许多不同的男人。这次，除了酒精和空虚的双重毒害外，我又对陌生人产生了一种迷恋——和一些神秘的男人睡觉，他们和我做爱，然后离我而去——这种被抛弃的痛苦让我感觉很好。
在我的这些“露水情人”中，比较令人难忘的是一位叫做黎各的男人，他皮肤黝黑，长得很英俊，是我在回家的路上遇到的。很快，我就答应跟他一起去位于麻布十番的一家很小但很时尚的酒吧，他请我喝惠比寿啤酒。
“你想来点儿‘绿叶子’吗？”他问道。
“你的意思是大麻吗？”我答道，有点惊讶。
“是啊。”他回头看了看后答道。
“我愿意，”我试着掩饰我的兴奋，“但是你确定安全吗？”日本对藏毒的惩罚的严厉程度非常接近于中世纪（一个大麻烟卷会让你被关上三年。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严苛的惩罚，日本人才会如此偏爱酒精吧）。
“没事的，”他说，“我可以给你一些，然后我们可以去宾馆吸。但我先得完成一件差事。可以吗？”
“很好。”我牵起他的手说道。
我们坐在出租车上来回往返。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黎各一伙是卖毒品而非买毒品的人。
“你真的叫做黎各吗？”当我们下了出租车独处时我问他。
“不是，”他说，“但是我意大利的护照上是这么写的，所以请你就这么叫我。”
“那你的真名是什么？”
“你可以叫我黎各，”他的语气使我害怕，但同时又点燃了我的激情。“不管怎样，你都不会知道我的真名。”
“那你来自哪里？”我问道。
“伊朗。”他平静地答道。
“那里是什么样子的？”我天真地问道。
“非常美丽，”他更温和了，“但是像你这样的女孩是不会想去的。相信我。”
“无论我是做什么的都与你无关，”我们进入宾馆后，他对我说，“如果在这个宾馆里我被抓了，你也不会有事的，所以别担心。”他把一些可卡因洒在咖啡桌上后，注意到了我的不安。“你是个有美国护照的漂亮金发女郎，所以你可以从这里走出去。事情就是这样的。”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真正的可卡因。我曾经和自己定下约定，绝不接近毒品，因为我显然有着容易上瘾的个性。但是那天晚上，我毫不犹豫地尝试了毒品，因为我已经走得太远了。幸运的是，我不记得感到有任何强烈或明显的兴奋，只是突然想要一夜不睡，整晚做爱。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我们完事后躺在床上时，黎各问道，他显然很在意我左腕上的伤疤。
“我不想谈那个……”我含糊地答道，猛地把我露在外面的左胳膊塞到了被单下面。
“你自己做的，对不对？”他责难地狠狠盯着我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冒犯我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他不过是个瘾君子而已。
“嗯……”我咕哝着，绞尽脑汁想要换个话题。
“所有使用暴力的人都是笨蛋！”在我还没想出什么事之前，他突然脱口而出。
黎各似乎并不是很生我的气，因为他直直地盯着他面前的虚无的空气。“我参加过两伊战争，”他说道，眼睛继续盯着远离我的方向，“我看到我最好的朋友就在眼前被炸成碎片。”听到这里，我的眼睛睁大了，“所以我不想看到任何暴力的事情。一切暴力都没有任何的意义！”
“哦，天哪！”我倒抽了一口气，我们的房间陷入了一阵短暂的沉默。
“那你现在多大了？”我最终打破了沉默。
“二十九。”他答道，但我记得他看起来更年轻一些。
当我们第二天分手后，我躺在床上想着他昨晚告诉我的事情。二十九岁，我心里盘算道。难道他谎报了年龄吗？我很确定两伊战争是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的。因为他提到的战争是发生在我读书以前的事情，所以我把笔记本电脑拿起来，在网络里搜索确定那场冲突发生的确切时间。
我很快地查明那场战争发生于1980到1988年间，一直持续了八年。而今年是2003年，当战争结束时，黎各还没有十三岁呢。黎各一定是在某些事上骗了我，因为即使是战争尾声时，他的年龄也太小了，不可能去参战。
难道他……我双击进入了人权资源网页，证明我的假设是错误的。原来，在战争尾声时，伊朗使用了童军去清理雷区，让他们跑着或是骑着自行车穿越雷区。我脑中浮现出黎各的朋友死在这样的雷区中的景象，这使我想吐，我不得不把电脑放到一边，以防吐到键盘上。
在床垫上翻了个身，我看着自己的伤疤，心底深处有种剧烈的、更宏观的羞愧感。我是如此幸运，不用经历黎各所经历过的地狱；然而，我却坚持用各种方法伤害自己。正如黎各所讲，“一切暴力都没有任何的意义”。
那天我睡得很不安稳，不断地醒醒睡睡，大概是由于第一次吸食了可卡因还有些兴奋。我反复地在做同一个熟悉的梦：我和一个神秘的人一起坐在一辆轿车里，可是他突然从驾驶座上离开，坚持余下的路程让我自己驾驶。唯一的问题是我坐在车的后座上，几乎不可能够到方向盘，也根本踩不到踏板。
有人说，你扮演着自己梦中的所有角色，我不得不同意这种说法。在这个梦里，我同时扮演两个角色：既是那个把人遗弃在快速行驶的车上的无情幽灵，也是那个坐在后座上，拼命挣扎却够不到刹车的女孩。
24.反射的艺术
如今，镜像当然总是比较黑暗和扭曲的。地上凹凸不平，谎言战胜了真实，光线和阴影的恶作剧。
——村上春树，《地下铁事件》
“我需要彻底改造自己，”周日，在和秀夫及他妹妹一起共进晚餐时，我向他们宣布，“我要换个工作的名字，很多日本人在说‘黛西’这个单词时都有些困难。”
“帮我想个新名字！”我命令秀夫道，与在饭店里我让他帮我点餐时的语气一样。虽然我是在空闲时间和他一起吃晚饭，我心里还是偷偷地希望：我让他来帮我选择做陪酒女郎时的新名字，他就会更经常来“皇宫”光顾我。我决定完全忽视萨曼莎对我的警告：秀夫可能想要跟我结婚。
“‘玛瑞’（秀夫和他妹妹的英语发音都不标准）怎么样？”秀夫建议道，“那是个可爱的名字。”
“‘玛丽’吗？”我问，“不，我不喜欢。”——我犹豫了一下——“在美国这个名字太过时了。”
“那‘米歇露’怎么样？”他妹妹亚纪子建议道，“就像披头士的歌里一样。”
“太多人叫‘米歇尔’了。”我反驳道。
“那么叫葛洛利亚，”秀夫又建议，“就像葛洛利亚·伊斯特芬（Gloria Estefan）一样。”
“不要，”我说，“太多‘r’和‘l’的音了，日本人说‘葛洛利亚’时，我简直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与其他大多数客人相比，我和秀夫在一起时比较直言不讳。
“那‘星蒂’1怎么样？”秀夫的脸上带着沉思的表情，我可以看出他很享受帮我取新名字的过程，“因为你很擅长唱星蒂·劳帕（Cyndi Lauper）的歌。”
“辛迪，辛迪，辛迪……”我自己重复了几遍，一时间挑不出这个名字的任何毛病。
“但是等一下，”亚纪子说，“‘星蒂’开头是个‘shi’的音，听起来不是很不吉利吗？”她指的是，在日语中“shi”的发音还有“死”的意思。“shi”在日语中还有“四”的意思，就因为这个原因，日本的许多建筑物都没有四楼。
“但不管怎么说，很多单词里都有‘shi’这个音啊，”秀夫纠正了他妹妹的意见，“而且这还是个英文单词，所以不用太在意‘shi’的音。”
“那么，就这么决定了。”我说，“从星期一晚上起，我就叫辛迪了。”
“记住不要念成‘死的’（shide）。”秀夫开玩笑说。“死的”在日语中是“去死”的动词命令式。
然而，到了下周一，我的新名字被证明是非常吉利的。
“这是命运的安排，辛迪小姐！”卡尔文那天晚上说，“我们的相遇真是个奇迹。”
“是啊，”我微笑着点头。我们两个人大约三十分钟前才见面，但是卡尔文很快地就变成了“常客”的后备。
“如果我不是偶然经过你们俱乐部，”他说道，眼中充满激情——如果不是在这种环境下，你很容易把那误以为是真诚，“那么我们就永远都见不到面了。”
“是啊。”我重复地赞同着。
“我们的相遇是命运的安排。”他继续说道。
“我能再点一杯啤酒吗？”我礼貌地问道。
“当然可以。”他一边说着，一边召唤“竹竿”。
卡尔文——他真正的名字并不叫卡尔文——是个很古怪的人，看起来快五十岁了，留着过时的猫王发型，戴着金丝框的眼镜，身上那件粉红色的女式防风夹克尤其令人绝望——他看起来就像是那种在高中里被欺负的人。我立刻给他起了“卡尔文”这个绰号，是因为他散发着CK（卡尔文·克莱）的古龙水味。
那天晚上卡尔文还算是个过得去的客人。他很有礼貌，有绅士般的举止，而且他还为我买了我要求的各种酒，虽然它们的价格都高得离谱。反过来我也尽可能地让自己习惯于他过时的打扮和古怪的行为，并从中发现可爱之处。
我们会面中唯一真正的障碍就是他不停地声明对我永恒的爱。如果我是在陪酒女郎职业生涯的初期遇见他的话，我可能更会被他直露的痴迷吓到，但是那时的我已经太了解这行的游戏规则了，可以配合他继续玩下去。
他常说我让他想起了他的初恋情人，她是个从欧洲来的女孩。真是令人惊讶，这些年来，我到底让多少位客人想起了他们的初恋情人。我常暗自想，也许当男人到达了一定岁数时，所有二十多岁的女人在他们看来都是一样的吧。
但是对卡尔文来说，我不仅仅象征着他逐渐远去的青春，这个男人还迷恋着“美国”，而我代表着“自由”的理想。日本男人中有一种亚文化，他们极度倾向于与外国女人“恋爱”，因为在他们的文化里，刻板的社会规范制约着各种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感到非常压抑。因此，他们追求外国女人是一种尝试逃脱的方式。
于是我陪他玩这场游戏，以尽可能积极的态度回答他提出的每一个关于美国的问题，以便说出来的正好都是他想听到的话。
他用那难懂的英语给我讲了很多故事——并且很多话都重复地讲了很多遍——当他风华正茂时，作为交换生去了肯塔基州一所大学的经历。听着这些他自以为幽默的故事，我用力地笑着，到后来肚子都笑疼了。
然而由于他含糊不清的发音，直到交谈结束后我也不知道到底有什么可笑之处。当然我的工作也包括学会从微妙的交际信号和肢体语言来判断客人的下句话是否意在搞笑。
当他把同一个故事重复讲了三遍以后（喝醉的人都爱这么做），我终于听明白了他想要告诉我的事情：他把他的独子起名为“健太”（日语读作kenta），因为听起来像是肯塔基。当我最终弄明白真正的笑点时，我是想大笑来着，可是由于之前已经把肚子笑得很疼了，所以我只能发出虚伪的少女般的咯咯声来代替了。
晚上快结束的时候，卡尔文高涨的情绪很明显地逐渐减弱了，他看起来很疲倦。就在那时他向我承认，他非常讨厌他那份计算机程序设计员的工作，他希望能够成为一名音乐家。
这时我突然明白，我的这张脸就是卡尔文暂时逃离日本的车票，延伸一下，就是让他逃离现实的通行证。“爱上”一个你不认识的人比爱一个认识的人要简单得多，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么多的日本男人心甘情愿地掏钱。我们是他们自己的幻想，他们掏钱与幻想恋爱。
卡尔文让我想起了萨曼莎的一位客人，他每周至少来“皇宫”看她两次。萨曼莎吹嘘这个男人对她的个人生活根本一无所知，然而，他绝望地迷恋上了她的举止，她在酒吧里表现出来的异域风情和神秘特质。我经常在想他们可能会谈些什么，但是当我遇见卡尔文后，我开始有所了解。如果萨曼莎和她客人的关系全然像是我和卡尔文之间的关系一样，那么就足以让他们谈到“爱”、“梦想”、“命运”和其他幻想了。
卡尔文的例子让我理解了为什么这么多的男人仅仅为了我们的谈话就能挥金如土。大多数的日本男人，特别是上了年纪的那些，在人际关系方面都是令人绝望的笨拙。因此，他们到这儿来避难。在这样的环境里，所有的谈话都为他们提供便利，他们的看法从来不会遭到质疑，我们讨好谄媚的话语让他们感到被爱与被承认。
如果男人需要的是性，他们可以去其他地方，而且有大量廉价的地方可以去获得。日本人绝对不缺乏这方面的乐趣。但那些经常光顾“皇宫”之类场所的男人并非为了追寻身体的刺激，而是为了填补内心的空虚。
在“皇宫”里，我们的工作是尽可能地缺乏自己的个性。理想的酒吧陪酒女郎就像是个充气娃娃：外表是完美无瑕的塑料，内里则空空如也。若要成为容纳顾客幻想的器具，这样的空无十分重要。陪酒女郎是空白的屏幕，投射在其上的是别人的梦想。
我们的态度越是神秘，就越有利于我们的生意。神秘能产生创造，神秘能唤醒想象；而想象有着强大的力量，让经济转向，让“水生意”流动——这可能是东京创造最高价值的行业之一。
第二天晚上，我毫不惊讶地看到秀夫来到“皇宫”，首次拜访他的“辛迪”。
25. 狂躁的女孩买小狗
东京同时又会提醒我们，理智仅仅是其中一种方式。
——罗兰巴特
“你将是我的新朋友。你将是我的新生活。”
当我经过六本木的一家24小时宠物店，第一眼看到这只异常娇小、两个月大、金色长毛的微型腊肠犬时，我就是这样想着。我迫切需要一种新生活，因为当时已经是上午了，而我仍然感到宿醉未醒。
它有一双机灵的小眼睛。它把长鼻子从箱子的金属格里探了出来，好像已经知道我刚度过了一个极其漫长糟糕的夜晚。
退一步讲，我应该忘掉遇见皮卡前的那个晚上。那天晚上，像往常一样，在工作中开始。在“皇宫”我喝了很多酒，足够说服自己下班后继续参加另一场派对——在那里我会一如往常地往肚子里灌更多的酒，比工作时喝得还多——这真是个最棒的主意，像往常一样。
这次我是和一位叫做“海啸”的女孩一起来的，我在“皇宫”上班时遇到了她。海啸是个完全的日本人，这在银座国际性酒吧的职员中非常少见——虽然这并没有什么差别，因为我们大多数的客人都讲日语。
我怀疑“海啸”不是她的真名。她很可能是选择了日本热门流行歌曲中的某个歌名作为当陪酒女郎时的名字。我们喜欢以广播里的歌曲来给自己命名，这样我们和客人之间就有些话题可以聊——甚至也许是唱出来。
那一年，每个人都在卡拉OK机上唱《海啸》。事实上，如果我不知道这首热门歌曲的歌词的话，我就不算是一名好的陪酒女郎。这首朗朗上口的歌曲是描述一种可以与海啸相比的强大的感情。
相反，海啸自己却是个轻浮的年轻女人。她身材纤弱，只有五英尺出头。
在那个时候，我已经试着远离六本木，因为那是个邪恶的地方。所以那天晚上，陪酒女郎车在六本木十字路口停下来的时候，我们没有下车。我说服海啸陪我去惠比寿的一家英国酒吧，我在那儿认识几个调酒师。
在那儿，海啸遇到了一个男人，他们俩看起来都被对方迷住了。我忘记了他的名字，我只记得他是位年轻诱人的税务律师，在一家非常有名的国际银行工作。他因公到东京出差，住在豪华的惠比寿威斯汀酒店。
夜里三点酒吧打烊了，海啸还要陪着那位雅痞（城市少壮职业人士）去参观惠比寿地区的庙宇和神社。然而，那位律师不会说日语，海啸的英语也令人费解，于是我继续待在他们身边——作为第三者翻译。
不出所料，这次观光的终点站果然是他在惠比寿威斯汀酒店的房间。海啸坚持在凌晨四点让客房服务送来了一瓶唐培里侬香槟王。然后在喝光一瓶之后又叫了第二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