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到第二瓶的时候，我和海啸就开始吻上了。
“我喜欢这里的一切！”那个男人咧着嘴笑道，从我们俩同意跟他来房间开始，他就一直带着这样的笑容。当醉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我喜欢亲吻女人——比起亲吻男人，这好像是一种安全得多的选择。我们三个人在饭店房间里鬼混，一直到日出时分。这时一件倒霉事发生了：海啸的男朋友打电话来了。
“海啸，你这个浑蛋，你不能现在就走！”我非常愤怒。我才是那个应该离开的人，而不是她，毕竟这个男人和那两瓶香槟王都是她的主意。
不用说，从那天早上之后我和海啸再也不是朋友了。
海啸把我一个人留下后，我根本不想和那个律师有任何交流。但是他已经兴奋了，想想那晚上他花钱带给我们的奢侈享受，我觉得我应该对此负责。那天下午很晚的时候，我一个人在饭店里醒来，想到这完全是双方心甘情愿的性行为，我有了更多的理由生自己的气。
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种想法——在我待着东京的日子里，这种想法一再地戏弄我——反正我可以随便和任何人发生关系，为什么不用这个方法赚钱呢，为什么不直接去卖淫呢？陪酒女郎不过是入门毒品，卖淫才是“水生意”里的“大麻”。我不止一次见到过，原本害羞的女孩变成了脱衣舞娘，要不就是直接变成卖淫女。
幸运的是，我的心痛最终战胜了这种想法，不过这也说明，我现在的生活方式是不行的——“必须做些改变”！在去六本木“新鲜汉堡”连锁店吃午饭的路上，我心里一遍遍地想着。
就在这个时候，我遇到了皮卡。她把长鼻子从笼子金属格的间隙中探了出来，有着一种无法言表的可爱。我和她互相看着对方，就这样持续了大约五分钟。
接着，我去自动提款机取出了这几个月来做陪酒女郎的部分薪水，在一时冲动之下花了两千美元买下了这只小狗，虽然我非常清楚“外国人之家”不允许养宠物。但是我认为那没什么关系，因为我可以搬家（最终因为这只狗，我搬了三次家），而且我确实需要改变一下生活方式了。最重要的是，我需要一个下班后回家的理由——代替我的夜生活，我已经习惯于那些记不清的私人舞会了。
说实话，这些钱我赚得并不辛苦，所以花起来也没有愧疚感。在那段时间里，我像个有钱的女人那样生活——但事实上我手里并没有钱。“水生意”，这个名称真是恰如其分，我一拿到薪水就开始到处花钱，仿佛那些钱从未真正属于我。
“皮卡”这个名字是我根据最近在美术馆里看到的一幅很欣赏的书法作品而起的。“光”这个字的大多笔画就像无穷的光线般向外延伸。日本汉字“光”的发音是hikari，用作动词（意为发光）的话发音是hikaru。在日语中，这两个词都是很受欢迎的男孩名字。皮卡是这两个词的亲昵简称。同时，日语还是少数几种给闪光发出的声音造词的语言之一，它为此发明的拟声词是pikapika。
皮卡真的是我生活中闪烁的光亮。日本有句俗语叫做oya-baka，日语中oya是“父母”，baka是形容“笨蛋”时普遍使用的词。因此，oya-baka指的是那些认为自己孩子最优秀的父母。然而，皮卡确实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小狗。日本人比任何人都懂得什么叫可爱。
我出去遛狗，否则的话我可能会找各种理由劝说自己去酒吧。当皮卡还是只幼犬时，我们还会去原宿郊游，人们聚到皮卡身边，好像它是位名人似的。当皮卡从一个街角跑到下一个街角时，许多日本学生妹都会尖声喊道“卡哇伊”（好可爱），这情景真是非常有趣。
在原宿，你可以花五百美元买到人工褪色的牛仔裤，有毛边的和故意撕破的牛仔短裤（仅售五十美元）、各种颜色有年月的皮衣，还有一切能让你看起来像20世纪80年代极具个性的英伦摇滚明星所需要的衣服。在街尾处有一家售价昂贵的商店，甚至专营“二手美国衫”——不过这也许只是它的噱头。
学生妹看到我的小狗时都会变得十分激动。我记得，特别是有一个女生，她停在皮卡前，开始上蹿下跳，嘴里还喊着：“我真想吃了它。”“你最好不要这么做。”我记得我是这么回答她的。
说实话，皮卡更喜欢原宿车站的另一边，那里坐落着明治神宫还有围绕着它的公园，即代代木公园。明治神宫是该地区一座比较大型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神道教神社，它是为了纪念明治天皇在1868年重建江户城，并将之更名为东京而修建的。在明治神宫，皮卡喜欢追逐鸽子，因为那些鸽子可以使它——只有五磅重的它——感觉自己非常、非常大。
与原宿街头的行人不同，我从来不是一个追求设计师作品或昂贵名牌商品的人。反而基本上都是皮卡在花费着我的积蓄。主要是由于多次搬家所损失的押金，紧接着，因为皮卡在榻榻米垫子上小便，我又得送给房东昂贵的礼物表示歉意。
突然之间，我需要不断地开出支票。
我开始依靠晚餐约会来维持生计。结果我成为了“皇宫”新一代的“约会女王”。我的最高纪录是每周约会三次。在一般情况下，即使是在最高级的酒吧里工作的陪酒女郎每个月也只要完成两次约会定额就可以了。
而且，我也只是在男客人给我买酒时才会继续酗酒。无论是什么男人买的酒——高大的男人、矮小的男人、丑陋的男人、英俊的男人——啤酒喝起来都是一样的味道。
我的客人都知道我不会接受他们送给我的礼物，但是我会很高兴收到送给我家小狗的礼物。因此，我几乎需要要给皮卡单独配置一个衣柜，来放置她所有的狗狗服装：和服、连衣裙、毛衣，还有一件带着小天使翅膀的衣服——当她穿上这件衣服走路时，翅膀还会随之扇动。
一个夏天的晚上，我和秀夫一起参加了一次拥挤的烟火盛会——我再一次选择这位客人陪我打发空闲时间。秀夫很喜欢皮卡，为了配合这次庆典，他还给她买了一件丝质的和服。
“每个人都在看我们。”他得意地笑着对我说。
“是啊，”我答道，“你见过外国人牵一条穿着和服的狗吗？”我们都笑了。
26. 地震？自信？
在疯子的世界，只有疯子才是神志正常的。
——黑泽明
由于缺钱，我决定在一家模特社登个记，希望这样能有一些外快来养活我的狗狗皮卡。
莫妮卡，是我的新经纪人，我已经在她的公寓单独待了一个下午。自从搬到东京，我第一次见到像这么宽敞的公寓套房。在空间拥挤到令人窒息的东京市，所有房屋看起来都让人想到棺材。但是莫妮卡的公寓有着足以让人放松的空间，各式各样的波斯小地毯，具有异国情调的墙壁饰物，还有一系列绿色植物，藤蔓蜿蜒曲折向阳台攀伸……甚至有一个可以供人走进去的大衣橱，在这里我能随心所欲地换上各种华丽的服饰，摆出各种造型供她拍摄，为她给潜在客户所设计的大型宣传册增色。
莫妮卡放下照相机，走过来帮我调整姿势。她把我的肩膀稍微前推，又把我的头向后轻轻挪了挪。穿着没有多少布料的衣服，我感觉全身几乎赤裸，可莫妮卡说这是“可爱”。
“你要是更骨感一些，就更好了。”莫妮卡用日语说了一句，语气相当肯定。
莫妮卡的话在我脑中来来回回从日语翻译到英语，又翻译回日语——我目前正想着和说着的语言。她的断言让我吃了一惊，把我的思维又带回了英语，用英语我有把握可以把这句话翻译得很到位，莫妮卡刚才说的是：你要是瘦一些，就更好了。
我心里瞎琢磨着，估计要是瘦得可见骨就更好了。刚才翻译成英语的那句话还在我脑子里萦绕着，那字里行间暗示着他们迷恋于像流浪儿一样骨感的理想身材，想到这里，我不由得一阵心神恍惚。可能我真着魔了，只顾尝试各种突击式的减肥食谱，渐渐地我的每块骨头莫妮卡都能看得很清楚，更具吸引力了。
“不！”我小心翼翼摆着造型的身体几乎抽搐了，心里突然一阵恐慌，我甚至有种跑出去赶紧穿好衣服的冲动。我要离开这儿。我不想让厌食症复发——如果要减肥，我估计需要减去不少体重才行，而我的家在世界的另一端——我没有任何安全保障！
“发生什么事了？”莫妮卡问我。
“嗯，呃，呃，这……”我嘴里发出一连串在日语里没有任何意义的词，这些词只起到拖延时间的作用，以便说话的人能想想要说什么而又不至于陷入令人尴尬的沉默。“你刚刚感觉到地震了吗？”我静下心来，最后问了一句。
“地震吗？”莫妮卡那双做过整形手术而变大的双眼，瞪圆到令人无法想象的地步。
“别介意，”把她吓成那样，我有些内疚，“有时候我会觉得有地震，其实没有的。”
“地震，”莫妮卡突然说道，“丽亚，你提醒了我。我听说你没选上原宿高迪瓦巧克力公司的广告模特，原因是导演认为你不够自信。”
在日语里，“地震”这个词和“自信”同音，都是jishin。
“随你怎么说吧！”莫妮卡会说日语和英语，所以我们现在是用英语交谈。“可是我真的很自信！”我回答道，“我可能会假装不自信，只是因为我觉得日本男人更喜欢腼腆的女孩，他们受不了过分自信、言语果断的女人。毕竟，”我接着说，“在皇宫酒吧，比起直言不讳，我装腼腆会得到更多。”
“参加模特试演和在酒吧做陪酒女郎截然不同，”莫妮卡并不接受我的说法，“记得下次表现得更自信一些。”
“我觉得这和在酒吧的工作很相像，”我无意义地接着说道，“所有重要的决定都是中年男人说了算的！”
“亲爱的，我明白，”她回答道，“祝你下次好运。下周有一家饮品公司的试演，如果你保证能表现得更自信，我可以让你去参加。你知道，到时候你的表现也反映了我的眼光。”
“没问题，”我叹口气，接着说道，“我保证下次更自信一些。”
就这样，我换回了自己的衣服，礼貌地拒绝了再喝点茶的好意，尽快离开了莫妮卡的公寓。我不得不回新宿的家，淋浴，然后再搭乘地铁丸之内线前往银座。
这家饮品公司的试演在周六下午举行。在一间宽敞的屋子里，所有参加试演的人都围坐在几张白色桌子旁边。那时我发现，我们准备拍摄的照片还包括伸出舌头、打着卷、沿着奇怪的方向舔着脸侧的动作。
一听到这个消息，很多职业模特都拿出她们随身携带的镜子，开始锻炼舌部肌肉，嘴巴也向着不同的方向扭动。这时，我注意到有一个跟我坐得很近的女模特——在我们俩脸上流露着同样的神情，好像在说“这简直太荒唐了”，或者“真不知道我在这儿做什么呢”。
“这太蠢了。”我朝着她低声说道。
“我也这么觉得。”这个深褐色头发的女模特笑眯眯地回答道。
“你是哪个模特公司的？”我开始和她闲聊，来打发无聊的时间。
“日本设计工作室。”她说道。
“我也是！”我说道，“你也是和莫妮卡签约的吗？”
“是的，就是莫妮卡。”她心领神会地说道，我们顺其自然地聊起了关于我们模特社的一些话题。
“我叫丽亚。”我自我介绍道。
“我叫婕德，”她回答道，“不过，我的朋友大多叫我婕蒂。”
“很高兴认识你。”
在我们对面，有个金发蓝眼的年轻人操着浓重的俄国口音说起了上一次电视直播的现场演出。“真是愚蠢，”他透露道，“他们让我装扮成美国士兵，推推搡搡挤进了一个假的山洞，抓捕了另一个演员扮演的萨达姆·侯赛因。”
这无意中听到的谈话让我们忍不住笑了出来，我和婕蒂也加入了他们。
“他们不介意你不是美国人吗？”我问他道。
“无所谓吧，”他回答道，“他们不让我开口说话，很明显，因为我不太会说英语。”
“你的英语说得不错，”婕蒂肯定地对他说，“那么，扮演萨达姆·侯赛因的那个演员怎么样呢？他是哪国人呢?”
“他是一个胖子，日本当地人。他化了很浓的妆，粘了一大片假胡子。”他的回答让我们很开心。
“那是关于什么的电视节目？”有人问道。
“这是为网络新闻做的表演。”他笑着说。
最后，我和婕蒂搞砸了这次饮品公司的试演，因为评审团仔细地从不同角度检查我们舌头时，我俩实在忍不住不停地笑。莫妮卡可能会因为这个原因，以后再也不让我参加任何试演了——不过，那时我一点都不在乎。
“那些骨瘦如柴的女模特看得我饿死了。”我和婕蒂坐电梯下楼时，我嘟囔着说。
“我也是啊。”她应和着说。因此，我们随后就一起去吃午饭了。
婕蒂有一半日本人一半美国人的血统，在两个国家都住过，说她是个“万事通”绝对没问题。她是日本人中称为“哈弗”的那群人，但这个词最近被认为是不正确的说法，因为在日语里“哈弗”是指半个人。除了偶尔参加模特演出，婕蒂还在一家翻译公司兼职。
“你真棒！”她说起她的翻译工作时，我大叫了起来，“我也想做翻译工作，不过我的阅读和写作还停留在三四年级的水平。我还得再多多学习。那么你在莫妮卡那儿都做过什么呢？”
“我有时参加社交宴会。”她回答道。
“那是什么？”我问。
“真的很没意思，”她说道，“这种大型集体宴会一般在酒店或者别的地方举行。整个过程中，你只能站在那里不动。如果有人经过，就鞠躬；如果有人和你攀谈，你就和他们有礼貌地聊几句。”
“这么说，你基本上站在那里就是装饰？”我猜测道。
“可以这么说吧。”
“哦，”我自言自语道，“听起来和我的工作很相似。”
“在上周举行的高迪瓦巧克力专营店的促销会上，我是负责发放香槟酒的。”
“你得到了高迪瓦的工作？！”我激动地大叫起来，打断了她，“我也参加了那次试演，不过没有被选上，因为他们说我缺乏自信心。”
“你看上去很自信啊。”她一边吃饭一边说。
“我也觉得是，”我咽下嘴里的食物，接着她的话说，“我猜想，可能是我有时候不表现出来吧。”
27. “约会超人”的处事方式
人们认为，日本是由男人主宰的，但是那只是一个神话。女人其实处于掌控地位……由于她们更聪明，她们总是待在幕后。男人死于过度劳累，而女人给他们布置葬礼。
——凯瑟琳·汉拉罕，《迷失女孩和爱情酒店》
三个月来，我和林赛在皇宫酒吧用我们自己创造的新词来形容周围形形色色的人。以前的词汇显然已经不能很贴切地描述我们结识的新朋友，那么为周围的人和事物创造新名字也是种赖以生存的技巧吧。林赛的旅游签证到期后，她就带着一大堆日元返回了特拉华州，与此同时，我们创造的语言也不存在了。
林赛离开日本后，我突然感觉那些新创词汇的神奇力量瞬间失效了。“竹竿”也不再被称为“竹竿”了，取而代之的是，他被称为“店长先生”。“东方阵营”也成了几个记恨我的俄国舞女，她们的头领“红长发”，也叫回了以前的名字——斯维特拉娜。
然而“约会超人”这个名字还保留着，这主要归功于我的新朋友婕德。
“你想参加富人酒会吗？”有一天晚上，我问婕蒂道。那时我们正在看日语配音的网络电视剧《老友记》。
“我的一个顾客在叶山海滨别墅举行宴会，”我告诉她，“这可能有助于你建立关系网啊。”
“天皇会参加吗？”婕蒂开玩笑道。毕竟，叶山是精英云集的滨水城区，天皇在那里也有度假别墅。
“我的顾客叫丸井秀夫，”我解释道，“但是我经常叫他‘约会超人’，因为他是我第一次约会的对象，并且他长得很像面包超人。”
“我过去很喜欢面包超人！”婕蒂激动地喊道。“我搜集了全套的动漫人物玩偶。”由于在美国和日本两国长大，婕蒂当然很熟悉这个豆沙面包组成的超级英雄。
“那么，面包超人会做些什么呢？”我打听道。
“面包超人擅长寻找在大森林里迷路的小孩，给他们需要的能量。帮助他们找到回家的路。”她告诉我。
“他怎么给孩子们补充能量呢？”我接着问道。
“他让孩子们在他头上咬一口，这样就能给孩子们带来能量，”她回答道。
“这就对了。”我嘿嘿地笑着。
“我一直都很羡慕那些孩子们，因为至少他们有固定的家可以回去。”她相当认真地说，“我的父母经常绕着太平洋搬来搬去，没有固定的住处。”
“至少你接受的教育把你培养成了出色的翻译人员，”我说道，满脸羡慕，“我学一辈子日语，也不可能学得像你那么好。”
婕蒂最后还是同意了，她和我一起参加了这次在“约会超人”的海滩庄园举行的富人宴会。我刚接到邀请函，还以为这是到处洋溢着美酒、乳酪和绅士做派的舞会呢。然而，令我很惊讶的是，秀夫告诉我：由于这是在他的私人海滩举行的晚会，穿着随意点就可以了。我们到了以后发现，大家的确都很随意，甚至随意到我能带着皮卡进来。皮卡高兴地向着浪花来回冲刺着，结识了许多新朋友。
婕蒂在晚会上来回穿梭，以期能找到一些报酬高的翻译工作，我则坐在沙滩上看着波浪，时不时和一些陌生人闲聊几句。“约会超人”把我可能需要的所有东西都拿过来了——不管是食物、饮料还是毛毯——因此我都不用经常起来。每次他拿来一些东西，我都体贴地拍拍他，或者称赞一下他的食物、服务或是衣服。很奇怪我能这样随意地表现得好像我是他的女朋友一样。至少考虑到我们的年龄差异，人们都会纷纷猜测我和秀夫是在怎样的场合结识的，就算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家，也会知道大概是哪一类。
虽然宴会上每个人似乎都在拿这事开玩笑，可是没人会当真。对于日本精英阶层的男人来说，带着喜欢的陪酒女郎或者艺伎参加他们阶层的聚会，哪怕只是最不正式的海滩聚会或者高尔夫短途旅行——甚至是已婚的男人——都没什么好奇怪的。陪酒女郎自愿参加他的聚会，还带来了很漂亮的女性朋友，这让秀夫看起来更有势力。所以他们根本不在意我是谁，而是关心我代表着什么。我能感觉到他对我的纵容和迎合——即使不是出于真心，他却也不得不暂时这么做。
一开始我让皮卡随意玩着。可是我发现聚会上有个喝得醉醺醺的客人喂了皮卡一根香蕉，皮卡欢天喜地地把它吞进了肚子里。看到这里，我赶紧过去把皮卡的缰绳重新系上，从而终止了皮卡作为社交花蝴蝶的“生涯”。有了皮卡需要照顾，我就不能随心所欲地想喝多少喝多少，从而无视别人把我看做一个象征物而不是一个人的事实。这样，我也相对比较清醒，从而有更多的机会来观察周围的人和事。
我发现，日本男人喝酒时，社会不再要求他们必须表现得彬彬有礼。这种想法很符合实际，因为一到夜幕降临，许多参与聚会的客人便连直着走路都显得很困难了。有一个人让我印象比较深刻，他头上戴着青蛙形状的绿帽子朝我走过来，想练习练习自己的英语表达能力，结果刚说完“我……是一，一，一只青……蛙”，就摔倒在沙滩上了。
一旦他们摄取了足量的酒精，日本精英也会变得和无家可归聚集在新宿的流浪儿一样愚蠢迟钝。这些流浪儿经常围在用厚纸板箱搭起来的桌子旁边，举行临时的酒会。厚纸板桌中央摆着的米酒比“约会超人”精英区供应的酒会便宜很多。不过，无论是精英还是流浪儿，醉酒后含糊不清的言辞和反复无常的行为却是惊人地相似。
聚会结束后，秀夫体贴地开车送我、婕蒂还有皮卡回我在东京中部的家。到家后，他吻了我的脸颊，保证很快会去皇宫酒吧看我，我们就说再见了。
不过，我跟“约会超人”的下一次见面比我预想的要快得多。
事实证明，林赛离开日本后，再把皮卡留在家里不让外人知晓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林赛离开之后，我才意识到在照顾皮卡的问题上我是多么依赖她。皮卡正好可以放在我包里，可以的话，我就带着她在这座城市四处晃悠；可是，还是有一些特殊情况，不能让皮卡一直陪着我。
一旦把它单独留在家里，皮卡就没完没了地哭个不停。每天晚上去酒吧工作之前，我会带着它沿着街区转几次，确保它已经累得精疲力竭，即使我不在也能乖乖睡着了，然后我会播放日本新世纪音乐作曲家喜多郎的纯音乐，都做完后我才能放心地把它锁在板条箱里出去上班。我试过的作曲家中，喜多郎的音乐效果最好，能让皮卡很快安然入睡。这些前期准备不得不做，否则皮卡会在我不在家的时候吵醒隔壁房中的所有客人。我下班后也不能和其他同事一起出去聚会了——再也不能了。这个新责任是我向更好的方向转变所能采取的最简单的方法。
我从一家房地产经纪人那儿得到消息，她有一套公寓对外出租，宠物可以带进住处。于是我立刻开始打包，准备搬家。然而，问题又出现了。就在诚承诺帮我搬家的前一天晚上，他没有亲自来，而是通过邮件告诉我，他要和我分手，理由就是我花费在皮卡身上的时间太多了。说实话，那时我对诚的存在已经没什么感觉了，因此，得知这个消息后，我并没有多烦恼，倒是他不能帮我搬家了的这一点让我更加困扰。
在东京，专业搬家公司服务费用很昂贵，远远超出了我的预算范围。打包好的行李比一年半以前搬到日本时增加了两三倍。我和皮卡坐在这堆行李箱上，几乎绝望了。我绞尽脑汁想着应对这次“危机”的可行方案，皮卡坐在我膝上也一脸茫然。我仔细查看了手机地址簿中保存的电话号码，想找个能给我出出主意的朋友。当看到丸井秀夫的号码时，我头脑中亮起了一盏红灯，停下了查找的工作。
我觉得一切都准备妥当了，就给丸井先生打了电话，告诉他我约好的搬家公司在最后一刻不能来了。我曾经看到过这样一句话“人一旦到了一定年龄，就不应该让朋友帮忙搬家了”，于是几分钟前，我把几个朋友排除了，只是因为我希望和他们依旧做朋友，而秀夫还不算是我的朋友——事实上，他没有被我归到任何一类，他是“约会超人”。而这个“约会超人”，没有丝毫犹豫，就问我搬家的时间地点，还承诺会开着运货车准时在我家门口出现。
如果秀夫能像诚承诺的那样，仅仅让我用他的车驮着行李穿过东京市区，我都会感激涕零。而事实是，他做的并不仅仅是这些。第二天一大早他到了我家后，甚至没有让我做任何重活。整个过程中，我只是坐在户外的椅子上，吃着爆米花，喝着啤酒，看着他拖着我的行李下三段楼梯，再拖进车里。在去往新公寓的路上，我们在一家百货公司门口停了车，他在那儿给我买了各种乔迁庆宴的装饰品，如地毯、亚麻布、新被子还有一些花盆。
我的所有行李都安全地从新宿搬到了涩谷后，他带我出去吃饭庆祝搬家顺利完成——虽然是他一个人干了所有的活。皮卡像往常一样偷偷藏在我的包里，还在桌子下面享用了一大份寿司作为保持安静的奖励。皮卡很爱吃寿司。它也喜欢出去吃饭，这个小家伙好像对“约会超人”有着很强烈的好感。
“上周末我实在没办法，就问丸井先生能不能帮我搬家，”接下来一周的一个晚上，在每周的一对一会面时，我对德斯蒂妮妈妈坦白说道，“你觉得他是想从我这儿得到回报，对吗？”
“丸井先生是绅士，”德斯蒂妮回答道，“他很骄傲，不会想得到任何回报的。他可能仅仅是喜欢为你做事情。”
“好的，我明白了。”我点点头。
“不过，辛迪，”德斯蒂妮想了想又说，她的声音变得很严肃，“下次丸井先生帮你搬家，随后你必须把他带到酒吧来。你知道，我们禁止在酒吧外私自与客人见面，除非那是一次约会（指工作范围内付钱的约会）。”她的确很严肃。
“好的，妈妈。”我答应道。
28. 神话
一场大地震一下子就毁掉了最古老的结合：这个世界，这个坚固的象征，就像流体上的一层外壳，在我们的脚下移动。就那么一秒钟的时间，强烈的不安全感涌入了脑海中，而以前数小时的反省沉思都不会这样。
——查尔斯·达尔文，《1832至1836年间乘坐贝格尔号游览各国时所做地质学和博物学的研究日志》
午夜刚过，皇宫酒吧开始摇摇晃晃。这强烈的颤抖使得所有的酒杯和威士忌酒瓶撞来撞去，不过，那轻微的碰撞不会弄坏任何东西，只是酒吧里响起一连串奇怪的叮当声，就像闹脾气的风铃。这种地震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
不管怎样，萨曼莎一感觉到震动，就扑入了她的顾客怀里，脸上流露着明显的惊恐。接着，我紧紧抓着顾客的衣领保持平衡，他的双手也把我搂得更紧了，趁着酒吧“不接触”规定的暂时失效占点儿小便宜。颤抖持续了二三十秒，这期间，我像其他很多女孩一样都用这种方式假装很害怕，这里的男性客人不失时机地安慰着我们，纷纷展现着自己的男子汉气概。
我也能和其他陪酒女郎一样，脸上带着虚假的表情，不经任何彩排就即兴表演着，这一点让我很惊讶，也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如果这次地震有什么影响的话，不过是让我们轻松地多了一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话题，帮助我们顺利地将谈话继续下去。
“我早就知道会这样，”地面刚开始震动，雾子就说了，“今天来上班的路上，我看见地震云了！”我刚巧坐在一个叫雾子的陪酒女郎对面，她被称为“皇宫酒吧的神秘人物”。然后，她拿出了随身携带的占星图。“地震通常发生在日食和月食期间或前后。”她说道。
雾子身材娇小，一头乌黑发亮的长发，留着长长的手指甲。她快三十岁了，比这里大多数陪酒女郎都年长一些。她告诉顾客们她来自马耳他海岸的某个岛屿国家，不过，我可以肯定，她是日本和巴西的混血儿。她的名字在日语里可以解释为“薄雾的孩子”，事实上的确是名如其人，至少这名字和她在酒吧展现的个性很相符。
雾子招待男客户时，宣称她能看到鬼魂，能招引魂魄。她还会看手相，解读占星图，给他们占卜命运。这里有种很普遍的说法，在色情行业里，如果没有性关系，那么性服务人员一定在其他方面极其有吸引力。大多皇宫酒吧的陪酒女郎都认为，雾子之所以热衷于魔术和占卜，是因为她既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因此，我们对她预测的事情一直都半信半疑。
雾子的话让我一直提心吊胆，直到看到衣着时髦的大助先生，我才彻底放下心来。大助先生是我的一个常客，地震刚停就进了酒吧。他让我称呼他“小大（Daichan）”，这个昵称由日语汉字里的“大”加上意思是“小”的后缀“chan”组成。他的名字“小大”就是反语在现实中最典型的应用。
通常他都衣着考究，穿着新熨好的三件套，胡子也刮得干干净净，毫无例外。我猜想他肯定是某家大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不过，我从来没问过，因为我觉得已经很明显了。他一走进酒吧，就表现得和日本典型的非主流喜剧演员一样反复无常，就像在表演一场闹剧。他把桌子上的酒瓶撞到地上，在舞池里经常失去平衡，每隔一定时间还会撞到墙上。
他不来酒吧的时候，我一般叫他“醉醺醺的企鹅”。
有时候，他让自己冷静下来，这时他最喜欢的话题是文学。我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这可能也是我成为他最喜欢的陪酒女郎的原因吧。
“在日本古代文学作品中，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地震的？”小大又考我了，这也是他一贯的嗜好。
“我还真不知道。”我假装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知识而显得很惭愧。“不过，我听说过鹿岛和鲶的故事。”我想了想又说了一句。“你也知道吧，”我接着说，“是从古代的浮世绘上知道的？”
“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啊，”他赞成道，“你知道完整的故事吗？”
“不知道。”我撒谎了。
“在古日本，”“醉醺醺的企鹅”又摆出了讲故事时固有的表情，“一条巨型鲶鱼住在沼泽里。它有着近乎扭曲的幽默感，经常和日本居民玩恶作剧玩得不亦乐乎。有一位强大的神灵叫鹿岛，只有他能控制鲶鱼，可是，鹿岛放松警戒的时候，鲶鱼就会引发地震。”
“真有趣啊！”我说。我觉得把灾难或失败归咎于放松和懒惰是日本工作狂文化的独有特征，这种思想甚至在古代就已经成型了。
“你还熟悉其他关于地震的神话吗？”他问道。
“没了。”我低下头，两眼望着红色的地毯。
就这样，他花几分钟给我讲解了一些类似的神话故事。他告诉我，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土著印第安人认为，一群大海龟背上驮着陆地，所以发生地震就是他们在争论应该游向哪个方向。另一个传说是关于印度次大陆的故事，有十二头巨象支撑着陆地的平衡，而不时发生地震是因为其中一头巨象感到疲劳，晃了晃脑袋。而西伯利亚关于地震的神话是这样的：陆地是靠一群狗拉着的雪橇支撑的，这些狗身上也是跳蚤的安乐窝，他们一停下来抓痒，就会引发地震。蒙古传说中的地震则是由一条不时抽搐的巨蛙引起的。
“所有这些古代神话都是关于受困的动物，”我注意到了这一点，“那么有没有关于人类的呢？”我问道，“有人认为地震是由人类引发的吗？”
“这样的我倒是没听说过，”他说道，“不过，我可以给你现编一个。”
“行吗？”我扬了扬眉毛问道。
“从前，”他开始说了，“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住在爱情宾馆，宾馆位于地下深处，”他说道，还一边得意得笑着，“每当他们享受美妙的性生活，同时达到高潮的时候，那惊人的效应使得宾馆上方的地面也开始摇晃了。”
“哇，”我说道，“你可以把这故事记下来。”这些顾客总是想方设法在我们的谈话中加入性的色彩，对此我早已经习惯了。
“那么你呢？”他问我道，“如果你也现编一个关于地震的神话，会是怎样的故事呢？”
“你不会喜欢听的，”我拒绝了他的请求，“我可不像你那么有创造力。”我哄骗他道。
“你就试试吧。”他鼓励我。
“好吧，嗯……”我停顿了一会儿。“大地女神和她的丈夫住在地下，还有他们的三个孩子和两条狗，”我的故事开始了，“丈夫和她的孩子不帮助她做家务活，因此她非常愤怒，就把他们变成了液体，都吞下了肚子。这就是液化过程的来由。”我讲完了，恶作剧似的对他笑了笑，等着看他的反应。
“太恐怖了！”小大惊叫道，又觉得恶心，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9. 液化
只要一出门，我就会穿着精致的衣服，因为我想保持自己的形象；然而与此同时，我真正想要的，我真正唯一渴望的，是我自己的融化。
——赤坂真理，《振荡器》
“今天晚上你能来酒吧看我吗？”第二天晚上，我给一个被称为“教授”的客户发了信息，“我想请教一个科学问题。”这个男人的昵称很好起，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研究学者，在市内一家知名大学工作。
“我对地震中泥土液化的过程很感兴趣，”我问他道，他一来就坐在了我的吧台旁边，“液化是怎么发生的？”
“我研究的是分子生物学，”他抿了一小口轩尼诗酒，朝我做个鬼脸，“所以我不确定能回答你的问题。”
“我相信你懂的肯定比我多。”我坚持道。
“由于受到强大的压力，泥土会呈现出液体形态。你可以想象一下，泥土液化在市区的破坏力是极其明显的。”他回答道。
“泥土液化过程是怎么进行的呢？”我问道，“我不太懂科学。”
“我认为，只有循环性的地壳震动才能导致液化。泥土孔隙中水压增大，那么泥土的强度就会降低。”
“就像流沙吗？”我问道。
“差不多吧。”他回答道。
“非常感谢！”我说道，面露喜色。
“很高兴能帮上你的忙。这就是你想知道的吗？”他问道。
“事实上，”我眨眨眼睛，尽量表现得害羞一些，“我有件事要向你坦白。”
“什么事啊？”他问道，突然变得很感兴趣。
“我其实不是真的对液化感兴趣，”我骗他道，“我只是编了个理由，想再见到你。”
就这样，现在换作他不好意思了。
“世界上万事万物，”他抓着我的手，脸色也因为威士忌酒而变得潮红，“都处于给予和获得能量的过程中。你应该记住这句话。”
“嗯，好的。”我同意道，保持着沉默，希望他能解释得更详尽一些。
“我今晚得早点离开，”他抱歉地说道，“我和另一个女孩有约会，就在对面的王国酒吧。”他的确把这种昂贵的会面称为“约会”。
“她比我漂亮吗？”我开玩笑地说道。
“没有，”他说道，“不过，她比你年轻。”
“哦。”我低下了头。
“你可能想知道，我们这种阶层的人为什么会如此频繁地来往于酒吧。”他说道，他体内的酒精让他更自信了。
“的确，”我看着他的眼睛说，“我想知道。”
“在这样的酒吧里，我能卸下心里的负担，不去想任何问题，然后从那些听我诉苦的年轻女人身上吸取年轻的能量。这是另一种交换的过程，你明白吗？”
“我明白了。”我说道。
送走教授先生后，我不禁想到，最近我会经常觉得很疲倦，他刚才提到的这种“交换”过程是不是也是原因之一。每天晚上，我都无形中背负着若干个男人的负担。作为交换，他们偷走了我的能量。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通过非常正当的安排，买走了我的能量。
到此为止，我心里的敌对情绪已经转向了皇宫酒吧的管理人员。我确定，在这秘密的“交换”上，他们也参与其中了。我怒气一上来，就感觉到心里充满了明显的怨恨，尤其是面对德斯蒂妮和店长先生。他们经常用高人一等的口气对我们说话，粗劣地批评我们的衣服、行为及别的什么。可事实上是我们的能量——也只有我们的能量才可以，被拿来维持他们的色情行业，让它发展下去。
第二天晚上，我去酒吧上班，忘了穿长袜，因为这个，店长责备了我一番。
“上班之前，你出去买双长袜。”他不带感情地说道。
“可是去哪儿买呢？”我问道，“这附近所有的商店都已经打烊了。你知道哪儿能买到，怎么你不去给我买呢？”
“她今天晚上不用穿长袜了。”妈妈德斯蒂妮那空洞的声音从幕帘后面传来。从那里隔开往后就是她的办公室，虽然看不见她，妈妈的话还是适时地结束了这场争吵。
大约十分钟后，我坐在候客桌前，像平常一样无聊得要死。店长走到我们这组，看了看我们，最后指了指我，又指了指门的方向，稍稍点了点头，意思是我得去酒吧外面拉客。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难解释。我想起了玛利亚·霍恩巴彻的自传体小说《荒废的日子：厌食症及易饿症回忆录》中的一段。作者在书中写道：身体由于服从人脑的命令不进食，而饿到极限时就会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发生。也就是说，身体听从大脑的命令也是有限度的；超过一个临界点后，身体会开始反抗，按照自己的意愿，狼吞虎咽补充食物。
我认为这和今天晚上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类似，因为我实在想不出任何解释，反正当时就是站不起来。我感觉筋疲力尽，身体像是有了自己的生命，拒绝挪动。回想起来，当我意识到自己真的很疲倦后，这种感觉更加强烈了。
“讨厌！”我对店长说。在日语里，连说“不”都会让对方难以接受，“讨厌”是更强烈拒绝的表达形式，这个词一般只是孩子和醉汉们才使用的。这是我住在寄宿家庭的时候，从小鲇那儿学来的。
店长先生只是盯着我，眼睛里透着怀疑的神色，把刚才的动作又重复了一遍，好像这是第一次向我做暗示。
“讨厌！”我又说了一遍。这是我唯一能开口说出的话。
他又指了一次，又得到了同样的回复。如果下级拒绝执行命令，日本人基本上不懂得应该如何应对，尤其是在上班期间。这种事情不常发生。
“你得去见妈妈了，”店长说道，声音里带着惊讶还有恼怒，“请稍等片刻。”
五分钟后，我被叫到了妈妈的办公室。我甚至没有进去坐下，只是头伸进幕帘说了些类似这样的话：“很抱歉，我不想再做了。”然后就拿着我的东西离开了。
众所周知，德斯蒂妮经常无缘无故开除陪酒女郎。想到这个，我觉得除了刚才说的那句话，也不欠她什么了。
我没有回皇宫酒吧领取剩下的工资。我猜想德斯蒂妮多半都会扣掉的，作为我突然离开的惩罚。我也不想给她机会，让她当场告诉我这些。
这一连串事情发生得多么突然，让人出乎意料，还真有点像地震。从此以后，辛迪和星蒂都永远消失了。
30. 我所谓的“裂缝”
我走入过你的梦乡，现在我已经忘记了怎么去做我自己的梦。
——多莉·艾莫丝，《妈妈》
我决定恢复到比较正常的生活方式，接下来的几周，我找到了一份教师的工作。这是一家专为上层人士开设的国际幼儿园，位于东京市白金台附近。“白金”在日语里指“白色的钱”。我教的大多数学生都是外国大使的子女，还有一些是日本大财团家族的后代，他们的姓氏都让人很有压抑感，如“本田”、“丰田”。
不管怎么想，我都胜任不了这个职位。我的同事都是幼儿教育的硕士研究生，而我只有一个日英双语的学士学位。回头想想，我觉得能得到这份工作全靠我的长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