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幼儿园的工作和做陪酒女郎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孩子们玩得开心，才能学得优秀，所以我上班时再次扮演了和原来相似的角色。我渐渐发现，现在教的两三岁的小孩和在皇宫酒吧招待的醉醺醺的男人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他们偶尔都想抓到我的胸。
仅仅工作了三个月，学校就要求我辞职，因为督导员证明我对这份工作没有足够的热情。这个评价很合理。我的正常上班时间是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三点半，没有午休时间（原来在银座当陪酒女郎时，这段时间却是我的睡觉时间）。我一般每天下午三点半准时下班，可是我的同事们经常自愿留在办公室备课，甚至加班到五六点钟。
我很喜欢我的学生们，同时，我更沉浸在一系列短篇小说里无法自拔。这些小说都是我写的，还未经出版，背景都设定在东京的浮世里。其中一个故事描写的是，日本著名的欢乐街歌舞伎町出现了一批属于未来世界的性机器人，在神道教庆祝盂兰盆节时，它们活过来了（据说，每逢盂兰盆节，死者的魂魄都在四处游荡）。这些艺伎机器人很快让所有顾客精尽人亡，彻底毁了妓院的生意，到底发生了什么，只能尽量想象一下“卡莉”遇见“哥斯拉”可能会发生的情景。其他小说也都类似，都是科幻性的复仇故事，无一例外都涉及东京的艺伎。
后来，我又找了一份教师的工作。再次被辞退后，我开始放任自己，在东京街角弹弹小提琴挣点零用钱，靠着做幼儿教师积攒的钱过日子。每天晚上我都去一家英国运动酒吧喝酒，那家酒吧叫福特尼克，位于涩谷的惠比寿区。事实证明，在皇宫酒吧工作时染上的酒瘾，不可能像辞去那份工作一样那么轻易戒掉。
就是在初秋的一天晚上，我喝酒的时候，遇见了奈杰尔。那时我和婕蒂在福特尼克酒吧拼酒，但是到我们不得不离开去赶末班车的时候酒还没喝完。已经凌晨零点四十五分了，我杯子里还有半品脱惠比寿啤酒。不想浪费这上好的麦酒，我做了任何一个喝醉的女孩都会做的事情：带着剩下的半杯酒去了火车站。
每天晚上末班火车穿过东京市，真的是值得一看的文化奇观。山手线尤其如此，这条环行线会停靠在东京市内很多最繁忙的车站，这就是我和婕蒂将要搭乘的线路。那天晚上，火车车厢里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喝得醉醺醺的人，其中很多人还在喝，这当中就包括我。
“你从福特尼克酒吧偷了酒杯。”火车刚一开动，奈杰尔就厚着脸皮来到我身边。
“走开。”我对这个陌生人说，语气很平淡。
“我看见你在福特尼克喝酒，用的是同样的杯子。”他还不死心，接着说。
“我没开玩笑，你他妈的离我远点！”我朝他大叫，也吸引了更多关注的眼神，虽然作为一个金发高个外国人我已经很引人注目了。
“你最好让她单独待会，”婕蒂警告他道，“她喝醉的时候，可是个危险人物。”
“你是哪儿人？”婕蒂问奈杰尔，大概想让他停止纠缠我，她真是我的贴心好友。
“爱尔兰。”他回答道，咧着嘴笑个不停。
“爱尔兰？”我竖起了耳朵，有点好奇。爱尔兰闹马铃薯饥荒时，我的祖父母从爱尔兰移民到了美国。“爱尔兰什么地方的？”我继续问道。
“贝尔法斯特。”他回答道。
“哦。”我和婕蒂同时应道，这勾起了我俩的兴趣。这时，火车缓缓停靠在原宿车站。
“你是国家档案登记处（NRA）的吗？”我板着脸问道，这时火车又开了，我说得含糊不清。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喝醉时会说一些蠢话，大多因为事后同伴会借告诉我的机会寻求乐趣。
“她说的是爱尔兰共和军（IRA）。”婕蒂纠正了我的问题。
“我就是这个意思，”我含含糊糊地说，“你是吗？”
“是啊！”他回答道。
“真的吗？”我们同时惊问道。
“不，当然不是了。”他勉强笑着说道。奈杰尔闪烁其词，这一点我却觉得很有意思。可能这种想法有些离奇，不过，酒精似乎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们三个下了火车，好不容易从出口挤了出来。
“我饿了！”我说道。此时，我们刚走到新宿东部的街道上，这里距离婕蒂家和我的公寓都不远。
“我们吃点什么？”奈杰尔插了一句，我猜想他可能会和我们一起吃宵夜。
“拉面。”我和婕蒂几乎同时说道。
“我们在车站外面的面摊里挑一家吃吧。”我说。“奈杰尔你来挑一家，因为你可是最后结账的那位。”我接着说道，带着跟奈杰尔在火车上走近我们时一般的自信。
接下来，我们点了拉面。我点的是我经常吃的酱汤拉面，奈杰尔点了一碗辣汤拉面和一盘蒸饺，婕蒂要了一大碗韩国泡菜拉面（新宿东部附近是一个韩国县城），随后，她把漂在碗里的厚猪肉片都夹给我了。婕蒂和琳赛经常说，出于现实原因，日本的素食者不得不把自己饭里的肉夹到别人盘子里。
“喂，小婕蒂，”我用日语说，这样奈杰尔就听不懂我们说的话了，“他有点可爱。”
“他一点都不可爱。”婕蒂啜着面条，回答道。在日本，人们并不排斥吃面条发出声音，而且，啜面条的声音也正好证明了食物的可口。
“你看看他的眼睛，他还是有点可爱的。”
“他一点都不可爱。”婕蒂重复着刚才的话，点点头，仍旧不赞成我的说法。大家都知道，我和婕蒂对男人的看法截然相反。
“他的眼睛是浅蓝色的。”我面无表情地说。
“他像老爷爷一样！”婕蒂用日语里的“爷爷”形容奈杰尔，反驳了我的观点。她的意思是，奈杰尔对我来说年纪太大了。
“奈杰尔，让婕蒂看看你的眼睛吧。”我问他道，他也没反对。
“还是不可爱！”她大笑着说道。奈杰尔也笑了笑，虽然他一点都听不懂我们说的话。
“我们现在去唱歌吧。”奈杰尔给我们的拉面付过账后，我大声说道。
“我得回家，任还等着我呢，”婕蒂抱怨道，任是她的男朋友，“最近，他快把我烦死了。”
“我公寓附近有歌厅。”奈杰尔主动说道。这个主意最后变成：他住的公寓里就能唱歌。虽然，我明白他家连伴唱机也没有，不过，我最终还是答应和他一起去了。
奈杰尔从冰箱里拿出六张新唱片，认真地选了一张放给我听，我们渐渐地放松下来。我看了一眼，就认出了那张熟悉的唱片，这是艾拉妮斯·莫莉塞特的首张专辑，叫做“小碎药丸”，凡是我们同龄人肯定都很熟悉这张唱片。我们用啤酒瓶当麦克风，高声唱着她的曲子。我让奈杰尔循环播放专辑的第六首歌——“宽恕”，这首歌里有几句词我很喜欢：
我们脑中总有幻想
我们的思想由我们掌控
我们应该有点信仰
我们做到了
早晨六点，和奈杰尔做爱后，我就乘坐首班车回家了。结果我跟奈杰尔约会了七个月，那段时间我和皮卡都搬进了他的公寓。我和他合伙在新宿、原宿、歌舞伎町和吉祥寺的大街上兜售仿造的名牌手袋，被警察发现了，就假装不会说日语，然后换个地方接着卖，这样的情况我们早已司空见惯了。
回想起来，奈杰尔只能算是我的酒伴和犯罪同伙。我们从商店偷了很多听啤酒，还顺手牵羊拿一些我们觉得有用的东西。有一次，我们从警察岗亭的墙上撕下一幅“对毒品说不”的海报，挂在奈杰尔的公寓里，以满足我们的成就感。我很钦佩他骨子里的反叛意识，羡慕他不服输拒绝让步的劲头。我们能让彼此快乐，虽然大部分时间我们只是在取笑对方的口音。
婕蒂和任分手后，她也开始做全职工作了。她在银座一家叫天堂俱乐部的酒吧做陪酒女郎，这样才能独自负担起原来两个人在新宿合租的公寓的房租。她时常邀我去和她一起工作，不过，那时我对工作不是很感兴趣。
很多人以为，我和奈杰尔在一起后就不再做陪酒女郎了，是因为他不赞同我从事的职业。其实不是这样的，事实上，这是因为做陪酒女郎几乎耗尽了我所有的情感和精力。每天晚上下班回家后，我最不想见到的是一个我真正在意的男人，因为工作时要始终保持微笑、注意仪表，这让我下班后对男人连一丝渴望都没了。
圣诞节，我们回了美国长岛，我把奈杰尔和皮卡介绍给了父母。我的皮卡非常喜欢父母的家，因为这里有另一条狗陪她玩，还有大院子可以供她撒欢，所以她就留在了纽约，成了一条移居美国的狗。这让我很伤心，不过，皮卡却美得不亦乐乎。虽然这突然的决定对大家都好，但是，飞回日本的途中，我还是趴在奈杰尔肩膀上，哭个不停。
一个月后，我的生活突然急转直下，变得越来越糟糕了。那时候，几乎在东京的每一个监狱我和奈杰尔都进去过，所有能下载的《南方公园》（美国动画，以粗俗恶搞著称）我们都一集集看完了，我正想着接下来我们该做些什么，炸弹降临了。这种类型的炸弹也被称为“真相”。爆炸前，我没有丝毫准备，因此，结果演变成了巨大的灾难。
奈杰尔对我坦白了：他并不是三十四岁，可是我们刚见面时，他就是这么告诉我的。他其实已经四十六岁了。我几乎恶心得要吐了。
“离我远点！”我对他说道。
“但是，我还是我啊，丽亚，你别这样。”他在旁边哄着我。
“该死的！我马上就离开这里！”我狂吼道，对这件事我没有表现出他想要的反应。
奈杰尔让我瞬间崩溃了，这也让我对人们会爱上幻想而不是爱上其他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令人惊奇的是，我们无论是陷入爱情还是一直享乐，都是那么盲目，甚至任何东西都不想去看。
在一段感情里对方在想些什么或是什么感觉，我们都不可能真正了解；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抱着幻想，想当然地认为我们了解。可以这么说，尽管没有理由，但内心还是坚信。但是，有时候是我们纵容我们的幻想欺骗了自己。就像奈杰尔这件事上，我也和皇宫酒吧的顾客一样表现得很愚蠢。
我想总有一个时候所有的幻想都会破碎。那天晚上我意识到，一直以来奈杰尔只是我想象当中的样子，其他的我一无所知。我不想和真实的他再有任何关系了。
那天晚上，那么多想法都一一从我的脑海中掠过，我突然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我洗了澡，认真细致地上妆，然后穿了一套精致的裙装。我从浴室出来面对他的时候，他似乎都不认识我了。
“你看上去美极了！”奈杰尔对我说道，他没有意识到我是要去上班才化妆的。
“去你的吧，”我看着他的眼睛，“我要去陪老男人聊天挣钱了。”
从奈杰尔的公寓出来，我就搭火车去了银座，没有提前通知婕蒂，径自去了天堂酒吧。
“我想工作，”我对在门口和我打招呼的妈妈桑说，“我今天晚上能开始工作吗？”
“你叫什么名字？哪国人？”她问道。
“我叫埃莉。”我当即想起了一个名字，对她说道。埃莉是当时很流行的一首卡拉OK歌曲的歌名，是雷·查尔斯古典音乐的日语翻唱。“美国人，我是朱尔的朋友。”我对她说道，朱尔是婕蒂找工作时临时起的名字。
“你带换的衣服了吗？”玛丽妈妈问道。
“今天晚上我可以问朱尔借一套礼服。”
“好吧，”玛丽回答道，“不过，我们得随后再谈工资的问题。今天是礼拜五，这里客人越来越多了，你快去换衣服吧。”她说道，语调很快，也没什么表情，很快我就会适应的。
“谢谢你，妈妈！”我高兴地说道。
31. 血，寿司，好戏上演
血，寿司，好戏上演
“某一天，天空降下的不再是泪水
而是鲜血……
这是吸引大家注意的唯一方法。”
——卡伦·芬利，《旱灾》
那天晚上在天堂酒吧，我就开始妥协于一个事实，那就是那些频繁光临酒吧找陪酒女郎的男人，跟和我约会过的男人，不管怎么说在一点上很相似：他们都是骗子。可是至少在银座，我们都明白这只是个游戏，所以没人会像我一样，和奈杰尔分手，还遍体鳞伤。至少在天堂酒吧，大家都清楚游戏规则，所以剧情发展中，不会出现破坏性的转折。
那晚的天堂酒吧让我很满意，它为我满脑子的幻想找到了一个可栖居的新场所。
那天晚上工作了六个小时，我喝得像一条河豚，不停地和中年男人调情，完全忘记了奈杰尔的存在。伴着点唱机里别人点的所有曲子，我唱啊跳啊，还鼓动其他人和我一起纵情享乐。整个晚上，我活力四射，笑声不断，这很符合我的工作性质，直到我觉得自己心情已经一点点变得和顾客看上去一样的高兴。
周五晚上的努力没有白费，我遇到两个可能成为我长期顾客的男人。工作时间一过，妈妈桑几乎是求我下周一能回她的酒吧工作。
我很怀念做陪酒女郎的日子，也很乐意回去。不可否认，在午夜酒吧做女招待和我性格中的一些方面很相符。我渴望表现自己，设法赢得其他人的肯定，想成为关注的焦点。
然而，生活中有很多种表现自己的机会，并且不是所有的表现形式都是让人愉快的。
之后发生的事情，我很难解释。我和婕蒂跌跌撞撞地走回她的公寓，醉得一塌糊涂，倒在床上。我不能保证所写的都是正确无误的，考虑到我当时的状态，过度饮酒严重影响了我的记忆。只能说世事无常吧。
我觉得很丢脸，竟然选了这样不合适的时间、地点，还有方式来缓解我的狂怒，因为我已经被奈杰尔一直以来对我的欺骗气得脸色发青。我对这种欺骗的行为非常鄙视。
记得当时等到婕蒂睡着，我就拿了把寿司刀，把自己锁在浴室里。寿司刀的上沿太钝，没有在我左胳膊的皮肤上留下什么明显的痕迹。上高中时，我就经常把左胳膊割伤。从上次自残到现在，也已经超过一年了。
由于想把自己割伤却没成功，我极度沮丧。我抓起刀子，戳着这间小房间的木门。我异常愤怒地拔回寿司刀，又用力戳向旁边的墙壁。墙壁就像装箱似的，把我困在了里面。
然而，这时握着刀柄的手没有力气了。寿司刀又一次刺破墙壁，我手里的刀抓不住，滑了出去。这时，我的手不小心碰到了锋利的刀刃，顺着刀片的底角割伤了。
我震惊的尖叫很快把婕蒂吵醒了。
“你做什么呢？”她一边问道，一边开了灯。她一戴上眼镜，就看见我手上的血不停地流到地上，而我正笨手笨脚地试图用卫生纸擦着地板上的血。
无论我怎么解释我不是故意弄伤自己的都无济于事，婕蒂压根不相信我的话。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婕蒂问道，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愤怒。
“我不想活了。”我醉醺醺的，嘴里嘟囔着，不知道应该再说些什么。血还在从我手上顺着手腕往下滴，把婕蒂的地毯都染红了。
“那是白痴才说的话！”她真的生气了。婕蒂特别讨厌血，不过她还是尽可能地给我包扎好伤口，然后扶着我躺到床上，就像对待小孩子一样。
“丽亚，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我们都躺回到床上，她对我说，“我真的无法理解。你长得漂亮，脑子聪明，也很风趣。你为什么和自己过不去呢？”
“婕蒂，对不起。”我只尽力说了一句话，就开始陷入纷乱、接连不断的睡梦中。
第二天早晨，我用右手费劲地刷洗着地毯上的血迹，两周之内，我都只能用这一只手了。婕蒂不断地尝试说服我，我不能回奈杰尔的公寓，甚至去取回行李也不行。她坚持让我给奈杰尔发了信息，让他把我所有的东西打包，送到她家门口。她还让我强调指出，这也是他用假年龄骗了我七个月后唯一能为我做的事了。
我们正坐在电视机前，喝着我刚调的果汁，突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我们面面相觑。
“天哪，他想进来！”我惊叫道。
“快进去，把门锁上。”婕蒂几乎是把我推进浴室的，“我会告诉他，你不在家。这次千万别乱来了！”她强烈要求道。
“我一定会的。”我非常真诚地向她保证道。
听到我的保证，婕蒂走到公寓门口，在门厅站了大约五分钟，可能在和奈杰尔说话吧。
我在浴室里待着不动，这里空间很小，就像在棺材里一样很憋闷。我没什么可做的，盯着墙上划出的两道刀痕，盘算着下周怎么才能把它们弄掉。
然而，我很快就听到了他的说话声，他和婕蒂正把我的行李拖进屋里。我的心顿时沉了下来。
“她真的说我们之间的问题解决不了，你确定吗？”我无意中听到奈杰尔说。
“绝对是这样的！”婕蒂肯定地对他说道。
接着，我听到奈杰尔在外面开始哭诉。即使他这样的人根本不值得同情，那时我还是拼命地想打开浴室门冲出去。我想告诉他，不管怎么样我还是爱他，我们之间的问题一定能解决，我们能永远在一起。
可是，我没有那么做，只是因为我知道，那样做肯定会让婕蒂对我失望，所以我安静地待着，任由他们搬着我的行李。
几分钟后，婕蒂对我说现在安全了。打开浴室门，我虚弱无力地从里面走出来，坐在婕蒂摆好的蒲团上，开始号啕大哭。
奈杰尔离开一会儿后，婕蒂也坐在我旁边。她没有说“丽亚，没事的”，因为很明显不是这样的。她也没说“高兴点”，因为她知道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虽然，前一个晚上我激怒了她，婕蒂还是坐在我旁边的蒲团上，紧紧地抱着我疯狂颤抖的肩膀，只是说着：“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当时，这是别人能为我做的最好的事情。
32. “反德斯蒂妮”社团
在这种不寻常的情境中，有一种文化崭露头角，这种文化形式不是贵族阶层发起的，而是在人民大众中间孕育而生的。浮世绘因其大师级的木版画至今闻名遐迩，这个虚构的文化世界，仍然在民间流传。
——尼古拉斯·伯恩奥夫，《粉红武士：当代日本的爱、婚姻和性》
在天堂酒吧工作的第一周，我就又爱上了这份工作。此外，天堂酒吧的环境比皇宫酒吧更让人身心愉悦。天堂酒吧的经营者是曾经在皇宫酒吧工作的三位陪酒女郎，这三位来自菲律宾的女人最终筹集了足够的资金，买下并合伙经营这间酒吧。讽刺的是，这间酒吧就位于银座大街皇宫酒吧的拐角处。
在她们三个人中，有一个叫玛丽的妈妈桑，是主要负责人，她的职责就跟天堂酒吧的德斯蒂妮似的。玛丽的脸上总是一副很严肃的表情，举止有条有理，因此在天堂酒吧的前几周里，我对她一直心存畏惧。比玛丽妈妈低一级的还有两位小妈妈桑，分别叫安吉拉和洁姬。
“小妈妈桑”就是正在实习的妈妈桑，她们是从陪酒女郎酒吧里专门挑选出来，作为现任妈妈桑的继承人培养的。天堂酒吧挑选出了两位小妈妈桑而不是一位，显得稍微有些不太理智；不过，考虑到她们三位最早一起经营这间酒吧，这样做也是必然的。刚开始我还分不清她们三个人的名字，在我印象中就把安吉拉称做“优雅的妈妈桑”，把洁姬称做“娇小可爱的妈妈桑”，而玛丽妈妈就是“最像妈妈桑的妈妈桑”，因为正牌的妈妈桑只有这一个。
令我很高兴的是，酒吧里没有男性店长。只有一个叫健人的酒保，他主要负责调制鸡尾酒，准备食物，而不是像“竹竿”一样总是给酒吧里的陪酒女郎下达很严格的指令。由于这里没有“竹竿”监督我们不能说话，每天刚开始的一个小时或者每晚酒吧没有客人的时候，我和其他陪酒女郎也可以私下闲聊。这么简单的一点宽容却极大地改变了酒吧的环境。
举个例子来说，和大家闲聊能获得大量的信息，通过这种方式我了解到天堂酒吧工作的大部分女人，甚至包括三位妈妈桑都曾经在皇宫酒吧工作过。德斯蒂妮妈妈由于经常无缘无故解雇陪酒女郎而出名，皇宫酒吧那令人无法忍受的环境逼得我们大多数都是突然提出辞职，直接走人，所以可以说，天堂酒吧就是为被皇宫酒吧辞退的像我们一样的难民提供了一个避难所。
除了三位妈妈桑，还有一个来自菲律宾的年轻女人。这个面色温柔待人和善的女人叫谢里。谢里长得很娇小，性格很安静，皮肤保养得非常好。她和我原来的一个来自菲律宾的好朋友萨曼莎一点都不一样，萨曼莎个子高挑，言语坦率，很爱唱歌。不幸的是，自从一年前我辞职后，就再也没有她的任何消息了。
沙纪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一个模特，她性格外向，抱负远大。我在天堂酒吧工作的第一周里，她让我看了很多照片，大部分是她风景秀丽的家乡，也有一些是她帅气男朋友的照片。不久以后，沙纪陪同我和一个顾客去了中目黑区的一家埃塞俄比亚饭店，她说要教我用手吃咖喱，还推荐我们体验一下鳄鱼肉的味道（鳄鱼肉吃起来和鸡肉没什么两样）。
在天堂酒吧，也有一个来自东欧国家的陪酒女郎组成的小型团体，不过，它不像皇宫酒吧的“东方阵营”那样令人不寒而栗，因为它只有两个成员。卡提亚和阿妮卡是好朋友。刚开始，我以为她们之所以关系那么好，是因为她们说同一种语言，可是令我很惊讶的是经常听到她们用日语交流。
这是因为阿妮卡来自罗马尼亚，而卡提亚则是俄罗斯人。虽然两国地理位置上很接近，可是罗马尼亚的语言和俄语完全不同；了解到这一点，我很是吃惊。在皇宫酒吧，我根本没有机会了解这么多，因为在那里陪酒女郎通常是不允许相互交谈的。
卡提亚有着一副模特身材，淡银灰色头发，皮肤像陶瓷一样精致。看见这样的女人，即使典型的日本祖父辈的人都会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身为一个高级酒吧的普通俄罗斯陪酒女郎，卡提亚的表现非常优秀，让人觉得好像来到日本之前她已经学习过做陪酒女郎的技巧。她的行为举止很标准：优雅的姿势、时时关注顾客的情绪、和顾客的脚轻轻接触、大约每隔七点五分钟就凑在顾客耳边低语。
因为在皇宫酒吧我们不允许说话，这固定的模式影响了我们的交流，所以我一直认为俄罗斯人很冷漠。不过，在天堂酒吧能和卡提亚自由交谈，渐渐地在很多事情上我都转变了原来的态度。
等待顾客的时候，我和她聊得非常投机，我很快抓住机会和她成了朋友，或许这样能够弥补我和斯威特拉娜的不和。那时我才明白我和斯威特拉娜之间的敌对都是因为我对她有很深的误解。
“如果顾客再次让我唱TaTu的歌，”有一次卡提亚向我透露了她的秘密，TaTu是俄罗斯很流行的女同性恋二重唱组合，“我肯定会大发脾气的！”
“我完全能理解你的意思，”我说道，“那些顾客也经常让我唱布兰妮·斯皮尔斯的歌。”现在大家都已明白，如果顾客点名要求陪酒女郎为他唱某首歌，基本上是不能拒绝的，即使那是你很讨厌的的歌手，也不行。
我们等顾客的时候，卡提亚通常用日语和我聊天，而阿妮卡更喜欢和我说英语。
“你的英语说得不错，”有一天晚上我夸她道，“罗马尼亚的人英语都说得这么流利吗？”
“谢谢你的夸奖，”她回答道，“不是很多人在家都说英语，不过，我也不是很清楚，”她继续说道，我看了一眼她的浅黑色头发和丰满的嘴唇，“我小的时候就爱学英语，我真的很喜欢学习外语。”
“我也是！”我高兴地说道。随后我们继续等着，阿妮卡教了我一些罗马尼亚语中有用的表达方式，那些短语很快就被我抛在了脑后。
我们成为朋友不久，我坚持要阿妮卡一有机会就和我一起去纽约看看。
“我很想去，”她很感兴趣地说道，“可是，我是罗马尼亚人，要去美国就需要正式的邀请函。”
“我可以邀请你！”我马上答应道，“只需要去大使馆申请邀请文件，是吗？”
“我觉得应该是的。”她说道。可是，她再次考虑我的邀请时，脸上的兴奋已经渐渐消失殆尽。
“我不知道能不能去。”她伤心地说道。“首先我得存一大笔钱。上个月，我们家罗马尼亚的房子被洪水冲塌了，”她坦白地说，“所以我父母让我给他们寄钱修理房屋。我姐姐也在日本做陪酒女郎，可是她在日本的家也要她来维持，根本不可能帮父母摆脱困境。只有我还是单身，我没得选择，只能把我的工资寄回去。”
“哦。”这是我唯一能回答她的，等于什么都没说。
“不过，说不定我能碰上比较富裕的顾客，”她说道，言语中有哀伤，也带着一丝憧憬，“那我就能很快挣到不少钱了。”
和我一起工作的另一个女孩叫由美，一个可爱的韩国女孩，她白天在一家语言学校学习日语。她只有二十岁，热衷于谈论韩国和美国的流行文化。
“惠特尼·休斯顿在韩国不是很受欢迎了。”她对我说道。那天晚上，我们听着安吉拉给她的顾客唱了一首休斯顿的最新歌曲。
“怎么会那样呢？”我饶有兴致地问道。
“她曾经和一个很有名的脱口秀主持人做过专访。当主持人请她给观众唱几句时，她只唱了两个字！她唱了‘那我——’你知道吧，就是《我将永远爱你》里的一句，然后就不唱了。那期专访在所有韩国电视台播了好几个星期。我们都觉得她太不礼貌了。”
“还有别的美国名人在韩国表现得粗鲁无礼吗？”我更有兴致地问道。
“梅格·瑞恩！”她毫不犹豫地说道，“有一次，她做电视专访，两条腿分开坐着，并且还不时像老人一样抓抓肚子。”
听到这里，我终于忍不住笑出来，她们文化对细节的极大关注真是让人忍俊不禁。
“那么韩国人喜欢哪些外国名人呢？”坐在由美旁边的蒙古女孩萨拉问道。
“那就多了，”她说道，“我们喜欢迈克尔·杰克逊、汤姆·克鲁斯。”
“在美国正好相反，”我偷笑道，“那你们喜欢哪些女明星啊？”
“布兰妮·斯皮尔斯！”她大声回答道。
“布兰妮·斯皮尔斯？”我和萨拉惊讶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了，“为什么啊？”
“好吧，”由美说道，“说实话，当时我们听说她要来韩国，也没想到会喜欢她。我们以为她就是典型的粗鲁无礼的美国人，可是她并不是那样的。她穿着很传统的韩式服装，与我们的文化相呼应，她对每个街上遇到的人都挥手致意。从那以后，她在韩国人心目中就很受欢迎了。”
我们的闲聊涵盖了各种各样的话题，不过有一点是天堂酒吧所有女孩的共同话题：那就是对德斯蒂妮妈妈的强烈愤恨。大概正是因为这样，每天晚上酒吧刚开始营业，我们看着空空的酒吧间，坐在吧台旁等顾客时，都可以聊得很尽兴。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挺了挺胸，肩膀后仰，鼻子冲上，摆出一副德斯蒂妮的表情。“我——是——德斯蒂妮妈妈！”听到这里，我夸张的扮相引发大家狂烈的大笑，其他人也相继模仿了一系列德斯蒂妮更滑稽的表情和动作。
我们表演累了，还讲了很多和德斯蒂妮有关的故事，讲她永远的自我迷恋，讲她阴晴不定的坏脾气。我们俨然就是“反德斯蒂妮联盟”。
前不久的一天晚上，我们像往常一样正在大声嘲笑前妈妈德斯蒂妮，玛丽妈妈突然从她办公室出来，走到我们旁边。
“你们在说谁呢？”她严肃地问道。
没人敢说话。妈妈桑的出现让大家都惊慌失措，酒吧里突然陷入了沉默。我猜想万一玛丽是德斯蒂妮的朋友，那她肯定对我们说德斯蒂妮的坏话而很愤怒。可能更糟糕，她说不定已经决定和德斯蒂妮一样，禁止我们在吧台前相互攀谈。
“我知道你们说的是谁。”玛丽说道，说着还莞尔一笑，我们之间的紧张气氛渐渐缓和下来。“很久以前我也在她的酒吧工作，”玛丽接着说道，“魔鬼妈妈，不是吗？”她开玩笑地说道，“噢，我说的是德斯蒂妮妈妈！”
33. 十字架上的露西
我厌倦了这个世界，她不把女孩们解救出来，以至于我们都已经错过了得以解救的时机。
——科伦·扎尔卡斯《醉酒的少女时代》
遇见艾莉森的那天晚上，我表现极佳。也就是说，我那时完全清醒，并且打算在这周剩下的几天里也保持同样的状态。我的左手上有一道深深的切口，常常让我疼得发狂，至少可以说，这是和奈杰尔分手造成的。
婕蒂白天为一家东京模特社工作，艾莉森是她的重要客户。这个年轻女人的简历上堆砌着一次次在儿童节目和商业广告里的出演，还有一些杂志专版，广告牌及旁白。艾莉森那天晚上来访带来了她的新宣传册，让婕蒂带去模特社，可能也是来打个招呼。
“那么，你也是陪酒女郎吗？”艾莉森问道。在我们小而舒适的公寓里，她一点都不拘谨。
“断断续续地做。”我探出头来看着她，仍然把手藏在我的多莉·艾莫丝汗衫的大口袋里，自从在演唱会上看见她，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很珍惜这件衣服。
“我过去也做过陪酒女郎，”艾莉森说道，“不过，我很快就被辞退了。”
“他们辞退了你？”我问道。我和婕蒂都流露出怀疑的表情。艾莉森是一个年轻高挑的澳洲女孩，天然的金色长发，浅蓝色的眼睛，是令人惊艳的那一类型。
“我想可能是因为我态度不好，或者是因为我的顾客不够多。”艾莉森说道。
“实际上，我去年被皇宫酒吧辞退了，”我深有同感地说道，“因为一天晚上我拒绝出去拉客。”
“你在六本木还是银座？”婕蒂问艾莉森。
“在六本木，”艾莉森回答道，“格林格拉斯酒吧。”
听到“格林格拉斯酒吧”，我倒吸了一口气。
我看向婕蒂，她背对着我，我无法看出她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惊讶。我的目光又回到笔记本电脑上，屏幕上显示着我在网上查到的各种处理严重割伤的方法，而不是医疗信息（当时，我入不敷出，根本没有健康保险）。
我决定不提格林格拉斯酒吧的事；如果是由于某种巧合，艾莉森并不知道露西的事情，我绝对不会告诉她的。婕蒂也默默地不说话。虽然出了事，格林格拉斯酒吧还是保持着六本木地区的领先地位，排在第七天堂脱衣舞俱乐部和对面街上的24小时宠物商店前面。只是酒吧的名字已经换了，其他一切都没变，我听别人都这么说。
没人会谈起露西·布莱克曼的谋杀案，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她是谁。谈起露西会让我们感觉很不舒服，可是大家都知道她的故事。自从2000年夏天露西失踪后，她就成了在日本的异国陪酒女郎不得不直面危险的悲剧象征。
不过，艾莉森知道这件事。“那时，我妈妈不断地从澳大利亚发给我报纸上露西·布莱克曼的照片，”艾莉森的话刺破了我们之间的沉默，引出了新的话题，“妈妈求我辞职，我觉得不论怎样被辞退是最好的办法。”
东京市的大多数市民都知道露西，因为就在她被确认为失踪后的六个月里，她的一张正面头部照片在整个城市流传开来，下面还配有说明：“肯定有人见过她。”之后，这张照片也被很多国外媒体用来报道。对于我们这些不认识露西的人，提到露西的第一印象就是那张照片，那是一个年轻女人，金发披肩，脸上带着明亮的微笑，蓝色眼眸中透着哀伤。
“对于露西被谋杀，我的心情很复杂。”我承认道，反正已经违背了当初不打算谈论此事的初衷，“这里有人说露西活该，有人说格林格拉斯酒吧的生意还和以前一样好，没有受到外部不利宣传的影响，我觉得这简直是胡说八道。而且，”我接着说道，“国外媒体对东京酒吧的描述，也让我很愤怒。”
虽然那些追求轰动效应的媒体一致强调，露西只是昨日才失踪，可是她的失踪发生在我来酒吧做陪酒女郎之前。我刚读完大一的暑假，她被一个在格林格拉斯酒吧认识的顾客谋杀，格林格拉斯那时的名字是“卡萨布兰卡”。
露西这件事事关重大，因为她的死演变成了外交事件，同时也对外曝光了日本的“夜生活”文化。东京警察原本对她的失踪懒于调查，他们通常都不愿意和日本瘪三打交道，因为他们控制着日本的夜生活。显然，他们根本不打算破案，直到露西的父母得到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的支持来到东京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后，当地警察才加快破案进程。
露西被谋杀的案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开始定期接受媒体采访报道，一些日本市民通过媒体渠道发起了对自身遭遇的对抗活动。这期间，国家报纸上有许多社论一致谴责布莱克曼的工作是不合法的。这些日本人认为，露西被谋杀是她当陪酒女郎应得的报应。
不过，与此同时，这起案件也得到了国外媒体的广泛关注，他们打算在全世界范围内追踪寻找失踪的白人女孩。在美国、英国及澳大利亚各电台偶尔的晚间特别新闻报道中，会出现昏暗蜿蜒的东京街道的特写，配着东方音乐的曲调和低沉忧郁的小和声，这样的配音就好像上演着种族主义的恐怖电影。
这些新出台的节目暗示着：东京就是皮肤黝黑的神秘男人的狩猎场，他们贪恋着纯真无知、明亮眼睛的年轻白人女孩。然而同时，东京的犯罪率却大大低于美国的大多数城市。事实上，这正是因为东京是一个很安全的城市，一些雇用“体面的”女孩工作，不要求女孩卖身的“水生意”才能兴盛起来。想到这些，许多有陪酒女郎的酒吧都拒绝接待外国顾客，因为管理者觉得他们可能会侵犯这些女孩。
“最近审理案件时，他们传审了露西的日志。你听说了吗？”婕蒂插了一句。
“是吗？”我问道。婕蒂经常阅读日语新闻，有些新闻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译成英语的版本，所以在那方面婕蒂就是我们永远的消息来源。
“为什么？”艾莉森困惑不解，问道。
“他们当庭读了露西的日志，”婕蒂继续说道，“因为她承认吸食大麻，孤独无依，负债累累。”
“这他妈的什么有关系啊？”我问道，脑子里突然涌上一股愤怒和迷惑。
“整个辩护过程试图把露西定为神志不清。”婕蒂回答道。在这件事上，婕蒂的平静表现出她日本人的一面。
“不会吧？”艾莉森不敢相信地问道。
“这他妈的有关系吗？！”这次我大声叫道，我那带美国色彩的感情表达方式可能让她们有些震惊。我猜想，我之所以带着强烈的个人色彩从这么特殊的角度看待这起案件，是由于心里还是不能从前几天的不稳定行为的影响中彻底摆脱出来。
“我的意思是，”我接着说，“即使她吸食大麻，状态很糟糕，又能说明什么呢？这和她被谋杀有什么关系吗？”
“这真是让人难以置信！”艾莉森赞同我的意见。
“我不管那些，即使她吸食了全东京所有的大麻，即使她和东京市的所有男人都睡过，”我发现难以抑制自己的怒火，“这难道意味着她活该被下迷药，活该被强奸，活该被谋杀，被链锯分尸吗？难道这就意味着她现在的境地是自找的吗？”
“当然不是了。”我的朋友说道。终究，我被说服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日本媒体把露西描绘成一个心智不稳定的妓女，她所遭受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她一个外国人在日本从事非法职业；西方国家把东京描绘成一个这样的城市：那些性捕食者躲在黑暗的角落，随时准备对天真无邪，眼眸晶莹的路过的白人女孩出手。在这样两幅图景之间，夹杂着像我这样的女孩。
并非像西方媒体让你相信的那样，东京的陪酒女郎没有一个不知道发生在露西身上的事情。她的死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具有独特的意义。
对于我来说，露西在报纸上的照片就像带着耶稣像的十字架一样，对我有同样的象征意义。它被插在高速路旁，象征着那里曾经发生过的一起致命的交通事故。我似乎看见自己也在沿着和露西同样的路线前行，经过同样的弯路，看到同样的警示牌，唯一不同的是，我们中只有一个失去控制，发生了车祸。
露西的面容就像一个十字架，在我留日期间，我不得不多次开车经过这里。有时候，我会把车速降得很低，为她祈祷；然而，每当我路过拐角处，就会把速度提到极限，以至于我从来都没有注意到那里竖立的十字架。
34. 害怕河豚
“就像所有因为害怕死亡而忧心忡忡的人一样，他们担心自己会死于癌症，或者脑瘤，或者突发的动脉瘤，我暗暗地爱上了死亡的感觉。坐在往返于纽约和华盛顿的飞机上，我受尽了近乎变态的折磨；可是开着一辆跑车时，我会毫不犹豫地把速度提到110迈，享受着生命悬于一线的快感。”
——艾瑞卡·琼，《恐惧飞行》
一位被我称为“教授”的顾客给我发信息，问我晚上约会预定哪种餐馆比较合适，我只给他回复了一个词：河豚。
“难道你想寻死吗？”他很快回复道。
“说不定啊。”我又回复道。
河豚，在英语里也叫黄麻鲈。如果这种鱼体内没有一种叫河豚毒素的致命毒药，很有可能河豚在日本就不会是这么受欢迎这么昂贵的美味佳肴了。河豚毒素是一种比氰化物致命一千二百倍的神经毒素。考虑到平均每条河豚的体内器官主要是肝脏中含有的毒素足以毒死三十多人，做河豚料理的厨师必须依法取得专门的许可证，才有资格准备河豚宴。
在日本每年都有一些人死于河豚中毒。发生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人们都希望能吃到河豚肝脏里的毒素，这种毒素少量食用的话，嘴唇舌头会产生令人愉悦的兴奋感。
如果食用了含毒素的河豚，毒素会在二十四小时内让受害者逐渐失去对肌肉的控制而全身瘫痪。在整个过程中，受害者会处于完全清醒的状态，最终窒息而死。
吃河豚可能就像是在厨房里进行的类似空中跳伞的高难度考验，正是品尝河豚时顾客感受到的极端危险，反而勾起了很多人的强烈欲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