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很幸运，”我们在新桥车站见面后，开始朝着银座的方向走去，这时教授对我说道，“河豚现在正好应季。它们秋季和冬季都会让身体发胖来保暖，这是河豚最好吃的季节。我在银座最有名的一家餐馆预订了位置。”
“太好了！”我回答道，他认真考虑了我的要求，让我对他特别感激。毕竟，我自己根本吃不起河豚。
女侍者安排我们在一张日式风格的桌旁坐下，这间小屋里还有榻榻米的味道，随后我逐渐明白了这是典型的古老日本的味道。这些桌子被草帘隔开，让人感觉好像身处于一个个单独的房间。我最先注意到的是，透过草帘隐隐约约能看见一个穿着全套和服的女人的轮廓，她坐在和我同一个方位，正在给她对面的男人倒清酒。
“那是艺伎吗？”我很感兴趣地问教授道。
“可能是吧，”他回答道，“附近有一些艺伎馆，不过我真的不清楚。我对艺伎没什么兴趣。”
就在西方文化仍然对日本传统艺伎很着迷的时候，教授的话却暗示着另一种让现代人感兴趣的文化正在逐渐取而代之。
“不过，她是在工作吗？”
“这里是银座，”他回答道，“你看到的所有穿着全套和服的女人，都是在工作。”
我透过草帘观察着她的背影，那难以形容的优雅，那文物似的女人，我不禁感觉好像我活在她的影子里，或者她活在我的影子里。我们就是彼此另一种形态下的存在。
在我们两个人身上，既有很明显的相似性也有完全不同的地方。我们都出来进行工作性质的约会：我们努力成为社会为我们塑造的女性形象，基于这一点，我们的陪伴就变成了高价商品。我们是人类中的精致玩物，专为社会精英服务。在这两张桌子旁边坐着的顾客以及他的约会对象，都有大约三十岁的年龄差距。
先上来的是河豚皮，旁边装饰着一些海藻沙拉。
“你肯定会喜欢上河豚皮的味道，”他告诉我道，“河豚皮非常黏。据我所知，黏性食物对我们的健康很有好处。”
“还很松脆呢！”我吃了一点剥落的河豚皮，大声说道，“口感真不错！”我的热情有些夸张，不过，如果是对方付账的饭局，又通常不得不这样做。
“你的公务旅行感觉怎么样？”我问道，趁机转了话题。
“很有压力。”他说道，还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我得写篇关于一起诉讼的报道，这起案子是针对中国公司的，一直悬而未决。”
“他们做什么了？”我真的很感兴趣，问道。
“我们实验室几年前，研发出了一种独特的氨基酸菌，可以用于医学制药。我们还在完善这种菌类的时候，就得到消息：中国一家公司已经向市场全面推出了同种更便宜的产品。我们提取了样本，在实验室进行分析得出，这就是我们研发的那种产品。科学地说，这些证据足以在法庭上证明那家公司设法偷走了我们的配方，然而，没人知道这秘密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你是不是某天晚上喝醉后，把配方泄露给了中国来的陪酒女郎？”我开玩笑地说道。
“不可能。”他说道，“我不喜欢中国女人。不过，有可能是我的实验室助手干的，”他很严肃地说，“当你有了新发现时，一些人忍不住会四处吹嘘。陪酒女郎酒吧在日本也是可以随意吹嘘的场所之一，所以这些女孩在每个夜场结束后，都知道了很多不应该知道的事情。”
“真是有趣！”我说道，语气中透出难得的真诚。这也让我禁不住去思考我们陪酒女郎怎么会对顾客产生如此大的威胁呢。
“这种情况在艺伎酒吧也一样吗？”
“我也不知道，”他说道，声音中带着些烦躁，“我对艺伎酒吧一点都不了解。为什么你们西方人总是打听艺伎的事啊？”
“对不起。”我谦卑地说道。这时，女侍应端来了河豚生鱼片。薄薄的生鱼片切得近乎透明，一片片整整齐齐地摆在盘子中央的装饰物周围，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完美的圆形。
“看上去真不错，”我把话题又转回了鱼上面，“我几乎舍不得吃。我觉得我在破坏一件精致的艺术品。”
“或许所有的艺术都注定会被破坏，”教授炫耀着他的才智，回答道，“我认为任何美好的事物都不可能永存。”
“我相信你说的话。”我回答道，然后开始吃了。
趁着教授去上厕所，我才有机会透过草帘再次观察那个艺伎的背影。那时我看到，就在我们吃饭的这个房间的门厅处，那个女人的鞋子放在我的鞋子旁边。我注意到无论是我的高跟鞋还是她的木屐都特别不利于走路。我们走路的时候，她的木屐让她一跛一跛地像只企鹅，而我的高跟鞋则让我的姿势像一只鸽子。当你被看做是一件人类的艺术品，被看做是男人幻想中的玩偶时，保持安静比来回走动重要。
教授回到桌子旁边时，主菜上来了。虽然我看见过很多次河豚，可是再次看见那空洞的鱼头，鱼身还抽搐着，仍然让我忍不住尖叫。我不想去碰切好的鱼，再把鱼泡在开水碗里，虽然那是女人应该做的。
然而，教授没有介意我的不礼貌，他把活生生的鱼片放进了开水里煮着。尤其这样，我看到刚才那一幕更应该完全失去镇静、极其恐慌，这几乎就是我工作的一部分。而坐在我们旁边的那个艺伎，却根本不能有这种反应。
陪酒女郎和艺伎最大最真实的区别在于男人的想象。艺伎对男人的吸引力在于她身上体现出的必不可少的日本传统，反映在她对传统日本音乐、舞蹈和礼仪的了解和认识。与此相反，酬金最高的陪酒女郎应该是典型的非日本市民，她们的魅力体现在她们雪白的皮肤和浅黄的头发等异国情调上。
虽然我和她代表了截然相反的两种女性形象，可是每当夜深人静梦想成空的时候，我们身上有着比那些顾客们自认为的更多的相同之处，至少我们都很喜欢河豚那令人心惊胆战的危险气息。
35. 完美的紧张
想象着我；如果你不这样，我就不复存在了……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洛丽塔》
在皇宫酒吧，每天晚上我都会去德斯蒂妮妈妈办公室接受每夜的命令，而我在天堂酒吧的培训并不像皇宫酒吧每夜的命令那样公开并且带有就事论事的冷淡的调调。德斯蒂妮和“竹竿”那不容别人置疑的命令让我一直都很灰心沮丧，而安吉拉和玛丽妈妈教我去领会安静中的潜藏力量。
玛丽妈妈经常忙于管理事务，所以我接受的培训和建议大多数来自小妈妈安吉拉。高高的颧骨，大大的棕色的眼睛，长长的睫毛，这些综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典型的亚洲美女，或者说安吉拉简直就是一位艺术家。当时学的很多有用的技巧让我最终得以在这个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而这些知识都是安吉拉教给我的。
刚开始，安吉拉告诉我：在酒吧外指定的街角等候顾客时，虽然我不允许随便走动，也不能和顾客攀谈，不过也有其他办法能够引起那些路过的男人的注意。例如，我可以和他们眼神交流。日本传统文化通常都应该避免眼神交流，因此，虽然只是匆匆看对方一眼，这样不常见的眼神还是成效显著的。
“那个男人经过的时候，仔细观察一下我是怎么做的。”有天晚上，我和安吉拉一起在酒吧外面等候客人时，她对我说道。随后安吉拉优雅地摆正上身，一动不动，只用眼角余光远远地吸引着那个男人的注意。直到他经过我们身边，快要走出眼角余光斜视的范围时，安吉拉才抬眼接住了他的目光，不过也只是匆匆一眼。那个男人察觉后马上转过头来，只看到了安吉拉面向前方的标准姿势。
那个男人看上去目瞪口呆，直直地盯着安吉拉，怎么也移不开视线。看到这一幕，我对妈妈桑心中充满了敬意。在他们俩的目光马上就不可能再交会的时候，安吉拉朝那个陌生男人狡猾地眨了眨眼睛，那个男人的脸当时立马就红透了。
“这也太神奇了！”我高兴地为她欢呼道。
“没有那么神奇，”小妈妈桑抱怨着说道，“他并没有转身进酒吧，对吧？下次我们一起试试吧。”
“好的。”我答应着，然后我们就等着下一个“猎物”。
就这样，安吉拉教会我怎么用眼神交谈。过去，我认为摆什么样的姿势简直微不足道，可是她教我去感受一些微妙的姿势中蕴涵的内在力量。安吉拉也常常用眼神和我交流，这么做在天堂酒吧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间酒吧并不大，陪酒女郎之间的大部分交流都是背着顾客私下进行的。
举个例子，假如我的顾客正从胸前口袋里拿出一根烟，可是我没留意到，那么安吉拉就可以从对面吸引我的注意，用眼神指指桌上的打火机。对于我来说，小妈妈桑的培训方法比德斯蒂妮每晚的例行训话让人舒服得多。
不过，遇上小妈妈桑自己的客人，她只是用眼神交流就足够了：她只要朝对方看上一眼，就几乎能让大多数男人眩晕。然而大多数时间，她的凝视都很微妙，带着安静的催眠的力量。
小妈妈桑招待客人时，很清楚什么时候应该安静什么时候应该说话。她好像天生就具备这方面的天赋，知道每个顾客想听她唱哪种类型的歌曲，想看她跳哪种形式的舞蹈。当然，她也很清楚什么时候应该笑，什么时候应该表现出什么类型的笑容。她把这些技巧都传授给一些年轻的女孩，既通过讲述，还配有实际例子。
安吉拉好像是一个既精通透视术，又能施行催眠术的女人。首先，她拥有着不可思议的能力，能够轻易解读顾客的心情。其次，她能在不同的男人面前展现出不同的魅力，还能够符合顾客梦寐以求的女性形象，哪怕是他们心目中的“完美女人”也难不倒安吉拉。
她能扮演一个害羞安静的伴侣，也能变成外向友善的卡拉OK歌手，或者是敢作敢为的强硬女子。
这样的能力是陪酒女这一行业的看家本领。这可比简单的外貌美或者性格恭顺重要得多，因为在一些不是很昂贵的定价酒吧也能找到漂亮又恭顺的女人，这就是能保持顾客盈门还心甘情愿付账的妙处所在，这也让安吉拉成为了这一行业里的“专业人员”。
大多时候，安吉拉还通过例子告诉我：陪酒女行业很像是一种平衡行为。这是一个游戏，在没有实际上的身体接触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与顾客保持亲密。我观察着也学着安吉拉，她慢慢地靠近她的顾客，当注意到那个男人逐渐兴奋起来，就逐渐后退。做陪酒女郎就像战争一样，是一场既有前进又有后撤的游戏，想赢这场游戏需要的是策略。
“这有点像倒酒，要倒得不多不少，不缺不洒，以致完美。”她告诉我。做着这份工作，我俨然成了一位倒酒的专家：从精准的角度以合适的速度把饮料倒进顾客的杯子里，我能保证泡沫逐渐起来，漫到杯沿却不会溢出去。在日本，顾客都很注重食物和饮料的美感，因此，一杯啤酒如果倒得很完美，在顾客眼里就是致命的吸引力，就是一时的奇观。
安吉拉还教我：假装恭顺的同时维持对现场的控制是一项需要实践、天分和磨练的艺术。她还强调：我应该充分认识到微妙的暗示，性爱象征，以及“可能”这个词的力量。
“如果顾客问我的价格，我该怎么回答呢？”那天晚上，我们正在更衣室换衣服准备回家，我问她道。
“你的意思是，和你睡觉要花多少钱？”因为英语并不是她的母语，安吉拉不得不确认我说的意思。
“对，”我说道，“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客人昨天晚上问我的。当时，我真的难以相信，”我继续说道，“他太粗鲁无礼了！”
“那你怎么说的？”她问道。
“我告诉他不用费心再问了，因为他肯定付不起的。”我回答道。
“很聪明，”她咧嘴笑了，说道，“不过，如果再有顾客问你类似的问题，你就回答‘免费’。”
“免费吗？”我非常不解，问道。
“对啊，”她说道，“你就说‘免费，不过你得先追求我。如果我爱上你了，理所当然是免费的啊’。”
“真聪明啊！”我回答道，尤其是回答中的“追求”在这种情境下，就意味着必须是常客，那就需要近乎百万日元的投资啊。
“安吉拉？”可能我接下来的问题有些越界了，可我还是问道：“你曾经爱上过你的顾客吗？”
“你觉得呢？”她把目光转向别处。用问题来回避不想回答的问题也是她的专长。
“你把我当做你的顾客了！”我狠狠地说道。
“或许是吧。”她说道，笑得很不自然。
“那么，走吧！”已经夜深了，我们又一直在喝酒，所以我对她的好奇表现得超出了我应该问的范围。
“你知道，埃莉，”她转移了话题，接着说道，“不要把自己的事情过多地透露给你的顾客，这点非常重要。”
“好的，妈妈。”我放弃了原来的好奇，问道：“可是为什么呢？”
“如果你身上没有任何神秘感，”安吉拉接着说道，“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让他们经常来了。”相对于皇宫酒吧，我更喜欢在天堂酒吧工作。之所以这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管我对这里的任何规矩有疑义，我几乎都能得到一个答复。这种管理方法和德斯蒂妮妈妈完全不同，她只会对我们说：如果你听不惯我说的话，你就可以走人了。相反，和安吉拉在一起工作让我对做陪酒女郎这份工作有了全新角度的认识。这比仅仅是安静地坐着守着规矩强得多。
安吉拉建议我在顾客面前保持一份神秘感，这个建议说到了点子上。事实上，做陪酒女郎的过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解谜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自己的利益，每个人都在不停地追逐着各自的目标。顾客是永远的猎人，陪酒女郎是永远的猎物。如果这个过程完美地进行下去，那么他们就会永远无休止地互相追逐。
事实上，也正是这个过程和狩猎的相似性，让来这里的顾客恢复了他们的男子汉气概，让他们感觉自己真的是“一个男人”。
让女人一点一点袒露自己的过程才是有意义的，而不是最终结果，因为那可能涉及性关系。真实的性关系不是大家的兴趣所在，它敏锐的现实感必然会刺破这份幻想。一旦女人完全袒露出来了，被发现了或者被抓住了，那就意味着游戏结束。
毕竟，一个人不可能走进镜子里，除非打碎它。
36. 小伊梅尔达
有些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例如穿着装饰繁杂的服饰。毕竟，平民追随着上层社会的时尚，上层社会永远不会追随平民的品味。
——伊梅尔达·马科斯
我在天堂酒吧刚工作了没几周，小妈妈桑洁姬就不在酒吧露面了。我的新朋友谢里似乎对天堂酒吧的小道消息都很了解，所以我决定问问她，看她知不知道其中的原因。
“我听说洁姬回马尼拉生孩子了，”谢里说道，“不过，我不是很确定。”
“真的吗？”我很震惊，只是因为我讨厌听到和我年龄相仿的女人已经有了孩子，这让我觉得自己已经老了。
“你有孩子吗？”谢里很认真地问道。
“怎么可能！”我回答道，好像她在开玩笑似的。我现在还无法想象自己有孩子，尤其是我现在的生活方式根本不允许这样。
“只有她陪着我，”我掏出手机，让谢里看皮卡的照片，“不过，她现在在纽约和我父母在一起。她更喜欢那儿，因为那儿有更大的空间让她玩耍。”
谢里看了皮卡穿和服的照片一会儿，笑着把手机还给我，热情地说：“太可爱了！”
“你想不想看看我的孩子的照片？”谢里问道，她抽着妈妈的维珍妮细长型香烟，看上去瘦得像个皮包骨头的孩子。
“当然想看了！”我很热情地回答道。
“他们现在在菲律宾，也是和我父母住在一起。”她说道，随后拿出她的手机给我看孩子的照片。按了几个键后，手机屏幕上就出现了一张有两个漂亮小孩的照片，他们笑眯眯地抱在一起。“我的儿子六岁，女儿四岁。”她对我说道。
“他们真的很迷人！”我对她说，虽然我知道她心里已经深信这一点了。“你在这里工作会想他们吗？”
“是的，”她伤心地回答道，“我非常想他们。可是我在日本工作，就是为了能供起他们吃好的、穿好的、并且受到好的教育。”
“噢。”我应了一声，心里还是很难相信这么瘦小的女人竟然肩负着这么多的责任。
“我做的所有事情，”谢里最后说道，“都是为了他们。”
我甚至有些嫉妒她，她有自己的生活目标，而我没有。然后那天晚上的第一批顾客走进了酒吧，我们不得不中断了刚才的话题，赶快站起来对他们行鞠躬礼，同时说道：“欢迎光临！”
和我一起工作的菲律宾女人，除了异国风情的美貌和令人不可思议的唱歌才能，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她们都有很多孩子的照片。那些孩子就是她们在日本工作的动力，这样她们才能支付起孩子们在菲律宾的花销。
她们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对于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女人来说，也就意味着她们非常年轻的时候就会生很多孩子。我觉得很讽刺的是，这些女人发现自己只能依靠从事色情行业。虽然这种酒吧级别比较高一些。来维持孩子们的生活，而这些孩子则是她们严谨的宗教信仰的产物。不过，这些就不是我应该管的了。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被叫去见玛丽妈妈的顾客，并且那时妈妈桑也在场，这种情况很少见。那位顾客之前从来没有和会说日语的美国女孩聊过，所以才点名叫我过去。我们三个喝着一瓶葡萄酒，话题渐渐地转向了政治。
“我听说最近菲律宾要举行大选了，”我对玛丽说道，“现在那边的政府怎么样了？”我刚问完，就把这位顾客逗乐了，因为我把“政府”（seifu）和“钱包”（saifu）弄混了，在日语里，这两个词只差一个字母。
“不管怎么说，政府和钱包几乎就是同样的事情。”我笑着说完，意识到自己犯的错误也大笑了起来。然后我们都朝玛丽看去，等着她精彩的回答。
“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她说道，假装笑了笑。
“说说吧。”她的顾客打听着说道。
“好吧，”由于他付了钱，玛丽也不得不说了，“马科斯当政的时候，情况比较好。”
“是吗？”我问道，有点震惊，“可是为什么呢？”
“他当政的时候，国内更安全些。”她回答道，“至少那时每天晚上都有宵禁令，大家都不得不待在家里。现在马尼拉取消了宵禁令，这个城市里更危险了。”
“我以前不知道这些，”我坦白地说道，“那么，你觉得他的妻子怎么样呢？你肯定知道的，她搜集了很多鞋子。”
“我知道，”顾客说道，“伊梅尔达·马科斯真的有好几千双鞋吗？”
“其实，没有那么多，”玛丽严肃地回答道，“洁姬差不多也有那么多双鞋，一多半都在里屋放着呢，你可以去看看。”
“可是，她花政府的钱买鞋子，你们不生气吗？”我很迷惑地问道。
“如果伊梅尔达是菲律宾的第一夫人，”玛丽自信地说道，“那么她就应该穿得非常时尚精致。毕竟，她对外代表的是我们国家的形象，在菲律宾人们都崇尚昂贵高雅的流行时尚。这和美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她对我说道，“美国人都喜欢休闲随意。”
“那么我可以叫你小伊梅尔达吗？”顾客问道。
“不行，请别这么叫。”玛丽回答道，脸上的表情非常严肃。
我一生都理解不了到底有很多鞋子怎么会那么有吸引力。不过，如果我来自别的国家，情况就会有所不同。或许，别人会猜想到，正是因为我的国家不够富有，我才穿得那么寒酸，这时我就需要装扮得非常时尚，来回应他们的敌意。
“你为什么不喜欢戴装饰品呢？”当天晚上玛丽问我，语气很平静。
“我也不知道，”我不好意思地低着头说道，“我对那些首饰不感兴趣。”
我这样说是想轻描淡写，一语带过。事实上，我讨厌装饰品，尤其憎恶大街上千篇一律的路易斯威登手提包，超过一半的东京女人都一致选择了这种方式来炫耀自己昂贵的品位。出了酒吧，我对这些都可以直言不讳。
然而，在这家有很多外国陪酒女郎的酒吧里，穿戴着名牌装饰品有着独特的重要性。也就是说，装饰品的品牌价值同时也是顾客愿意为我们出价的衡量标准。说实话，安吉拉就有一个我见过的最大的路易斯威登手提包。“正是因为我有太多的东西，”她会这样说道，“我才喜欢大个儿的手提包。”安吉拉的“怪物”手提包就是一位顾客花了一千美金送给她的礼物。
所有顾客都知道我讨厌名牌，因为我就是这么告诉他们的，因此我也没有收到过这样的礼物。玛丽妈妈追根究底，不停地问我原因，我尽量回避她的问题，直到她把手上的戒指摘下来递给了我。
“试试这个，”她说道，“这个戒指不是很贵，你喜欢的话就送给你吧。”
这枚戒指上嵌着一颗很大的宝石，比一般的结婚戒指或订婚戒指上的宝石都要大。我戴在左手无名指上，然后把手伸给她，让妈妈桑看看戒指怎么样。
“看上去不错，”她说道，她的表情不易察觉地变得温和了一点，“你应该经常戴着它。”毕竟，妈妈桑想让我看上去更吸引人。
“好的，妈妈，谢谢你！”我同意道，“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
“你说吧。”
“这是我们的订婚戒指吗？”我开玩笑地说道，最后她忍不住笑了。
那天晚上，我和朱尔一起打车回家。天堂酒吧晚上没有车送我们，因为我们人少得一辆面包车也坐不满，所以酒吧只好给我们打出租车的车费津贴。
“婕蒂，”我说道，“你醒着吗？”
“嗯。”她嘟囔道。
“我觉得玛丽对饰品那么着迷，是因为她自己就是一件装饰品。”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她没有抬头看我，接着问道。
“我的意思是，她就好像带她出去的那些男人身上的一件装饰品，所以她才着迷于穿戴很多昂贵的装饰。”
“你还是没说明白，”婕蒂回答道，“埃莉，你喝醉了吗？”
“嗯，很可能是醉了。”我承认道。
37. 蚂蚁和大象
虽然他们赞助了社区游行，为地震灾民提供了食物，可是黑帮仍然是黑帮。
——苏迦塔·梅西，《禅》
我和朱尔精心打扮，坐在空荡荡的酒吧里练习唱歌。天堂酒吧让人有种空虚寂寥的感觉。所有酒杯里都添满了进口的苏格兰威士忌酒，泡沫恰好漫到杯沿处，还有那无可挑剔的水壶和冰桶都没有人碰过，干净得令人不安，就像是一张不现实的促销照片。酒吧里只有我们俩和装扮时髦的酒保健人。阿妮卡和谢里出去招徕顾客了，妈妈桑们九点半甚至十点才来上班。
突然，今晚的第一位男士走进了酒吧。我们两个迅速关掉了伴唱机，规矩地站着，上身挺直，眼睛看着前方，好像一直在等他来似的，好像我们知道他会来，他到了我们很高兴似的。
“欢迎您！”我和朱尔一齐问候道。让我惊讶的是，他只是看了看我们，就从我和朱尔身边走过，和健人说起话来。他问这里谁是主管，健人向他解释说，几位妈妈桑都还没有来。然后，健人就着急地用手机打了一通电话。
这时，朱尔掀开手机屏幕，开始打字。她用胳膊肘轻轻推了推我，让我看屏幕上的话。她用大写字母写着一个词“黑帮”。看到这里，我惊讶地瞪大了眼睛，身体站得更直了，继续盯着前面。很快她又推了推我，屏幕上原来的词已经清空了，现在写着：他要投诉。
那个男人最后终于离开了酒吧，我满怀疑惑地看着朱尔，“他是要投诉我们用伴唱机自娱自乐吗？”我问道。
“不是的，”她说道，“只不过每次这种家伙来酒吧，总是要投诉什么事情，”她解释道，“上次是因为一个女孩在酒吧外面等候客人时，给他们中的一个人发了份传单。”
“哦。”我说道。我知道给黑帮成员发放传单是严令禁止的，不过，不清楚原因。“那他们为什么这么生气啊？”我问我的朋友婕蒂道。
“天堂酒吧付给黑帮的人保护费，不仅仅是让酒吧能正常开放，黑帮还会倒付给老板一大笔钱，让老板保证自己的成员绝对不会光临我们的酒吧，”朱尔的确是个万事通，“所以，我们发给他们传单诱惑他们进来时，他们非常失望。”
“几个月前，也是这个家伙来酒吧，”她接着说道，“我听说他向妈妈桑抱怨。有个女孩在酒吧外面的时候，因为天冷在裙子下面穿了牛仔裤。”
“可是，这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明白了，接着说道，“反正他们又不光临我们酒吧。”
“从根本上说，黑帮的人控制着这里的街道拐角。我们就像是从黑帮那里租用街角来招徕顾客。”这些我大多都清楚，我只是不知道他们会这么认真对待他们的“所有物”。
“如果在‘他们的地盘’上，有的陪酒女郎穿着打扮上不注意的话，”朱尔接着说道，“他们就会进来抱怨。有时候，甚至会要求交罚金。”
“然后呢，婕蒂？”
“在这里只有朱尔。”她纠正道。
“对，我就是问朱尔的，”我抱歉地说，“不管怎么说，怎么才能认出来谁是日本瘪三呢？”
“别说那个词！”朱尔倒吸了一口气。
“对不起。我说的是‘黑帮的人’。”
“你真的不知道吗？”她问道，我对这些常识的缺乏明显让她很失望，“你不是在日本已经待了两年了吗？你从前不是也做过这种类型的工作吗？”
“是的，”我说道，“可是在皇宫酒吧，妈妈不会叫我们去发传单给别人，除非他们主动和我套近乎，所以我也不需要区分这些。”
“噢，”她说道，“真的很难解释。通常我们一看就能分辨出他们，他们会散发出一种气质……”
“什么样的气质？”我更加疑惑了。
“首先，”她说道，“他们和上班族完全不同。在银座大街上，只会有两种男人出现：黑帮的人和上班的人，你不会弄混的。”
“我会的！”
“可是，你怎么会弄混呢？”她问道。“可能你没有仔细观察他们走路的姿势。黑帮的人走起路来昂首阔步，就像一头大象；可是上班族像蚂蚁一样，尽量不挡黑帮的路。黑帮的人走在银座大街上，甩着双臂抬头挺胸，你会觉得他们在视察工作。上班族总是闷着头急匆匆地赶路，好像他们总是要迟到的样子。”
“我明白了，”我信心十足地说，“谢谢你，朱尔！”
“还有一点就是，”我的朋友接着说道，“上班族通常都夹着公文包，而黑帮的人经过的话，可能不会带公文包的。”
我正想再次谢谢婕蒂，谢谢她给我详细解释的时候，今晚的第一位客人走进了酒吧。我和婕蒂马上站起来问候他，并帮他脱下外套。闲聊时间到此结束了，我不得不假装，好像我人生的唯一目的就是取悦眼前这个我甚至不认识的男人。
和朱尔长聊过那次后，没过一两天，我就在街上遇到了一位黑帮的人。就在我刚好学会怎么分辨他们的身份时，他们好像也对我产生了兴趣。
他走路的姿势就好像他是这条街的主人，和朱尔说的一样，他也没有拿公文包。我马上转移开视线，虽然当时在心里默默地祝贺自己，毕竟是第一次成功地认出了他的身份。不过，当我听到一阵尖锐刺耳的轮胎摩擦声就在我面前时，我不得不又抬起头来。
我刚才认出的那个黑帮的男人穿过马路，迫使路上的汽车紧急停下，朝我这边走来。他顶着一头粗而短的鬈发，穿着皮靴，有着黑帮成员的一切特征。我转头看了看身后，想看看是不是有他可能认识的其他人，可是周围根本没有人。这里只有我一个人。
我攥着上衣口袋里的天堂酒吧的宣传单，尽量把眼光挪到街上，希望他能离开，可是他还是走到我面前，我不得不抬头看着他。
“你打哪儿来?”他操着一口我几乎听不懂的英语问道。
“纽约。”我紧张地回答道。
“啊，”他说道，“大城市啊！”说完就突然走开了。
二十分钟后，我拉完客回到了酒吧里。我魂不守舍地等着朱尔送走她的顾客，好告诉她刚才发生的事情。终于等到朱尔的顾客离开了酒吧，我就迫不及待地把今天晚上那奇特的经历告诉了她。
“这一点都不稀奇，”她说道，这个答案让我有点失望，“他们喜欢留意每个酒吧有多少女孩，她们都是来自哪个国家。”
“哦。”我说道，几乎松了口气。
“你没做什么让他生气的事情吧？”她问道。
“我觉得没有，”我回答道，“事实上，他几乎没有给我机会和他多说几句话……”
“不错。”她打断我的话。“你要是喝了酒，就要对这些人多加留心，”她接着说道，“我知道你是怎样的。”
“你知道，我今天在书店读了一本关于黑帮的书，”一周后，我和婕蒂一起打车回家的路上，我对她说，“他们似乎并不都那么恐怖。”
“可他们的确是那样的。”婕蒂回答道，看上去很疲倦，还稍微有点醉。
“不过，认真地说，”我不管婕蒂的反对，继续说道，“我读的这本书里说，1995年神户地震后，黑帮的人曾经为地震灾民提供过食物，还有——”
“你从书里不可能了解到他们的所有方面。”她又打断我的话，爽快地说道，语气中带着点居高临下的感觉。
“好的，好的。”我让步了，心想着这个话题还是留着以后再说吧。
38. 只工作不消遣，荣治也变傻
我在火车上看到的那些男人不仅没有对我做什么暗示，甚至连看也没有看我一眼。可是，当我知道和我同一趟车的男人正在看着被绑起来的女人的裸体照片，我还是很紧张，很不自在。
——森京子，《有礼的谎言》
“这是虚构的而已！”我的新顾客良治一边辩解着，一边恳求道，因为那天晚上我们约会的时候，我从他的公文包里掏出了一本带有春宫画的连环漫画册。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喜欢这种东西。”我不得不保持着很亲切的语调，就像妈妈责备她的儿子一样。毕竟，这次约会他是付了钱的。
“这只是虚构。只是漫画！不是真的！”他又陈述了自己的观点，脸上挤出点尴尬的笑容。
“为什么书里那些人的大小一直在变呢？”我指着连环画里的一张图，继续问道。那儿画着身高差不多的一个男人和女人开始接吻，脱下了彼此的衣服。当男人碰到女人的胸部时，他突然缩到只有女人的手指那么小。他紧紧抓着女人的胸部，用他的整个身体拥抱着它。
“因为这是漫画。”他回答道，同时还在尝试着从我手里把书拿回去。这时，饭店里的其他客人也都开始盯着我们看。和一个年龄比自己大一倍的男人出来约会，已经是见怪不怪了；不过，看见一个外国女人看日本的变态漫画书，当时看过来的那些眼神就好像是发现了什么奇观似的。
这本书我本可以比他抓得还紧，可我不得不松开手，让他把书放回了已经打开的公文包——刚才他本来是要找钱包的。我不得不让他赢了，毕竟，这次约会他是付了钱的，并且其他人也在看着我们。
“他只是太寂寞了，”随后，当天晚上我向安吉拉抱怨着良治看色情卡通的嗜好，安吉拉告诉我，“你应该试着体谅他。”安吉拉总是建议我尝试着去发现每一位顾客身上真正有魅力的地方，这样我恭维他们的时候才能看上去显得更真诚。因此，我的工作通常还包括了从那些最惹人烦、又臭又粗鲁无礼、又老又胖又危险的顾客身上寻找他们的发光点。
“他只是太寂寞了”，我经过天堂酒吧的旋转门时，安吉拉的话又一次在我脑中回荡。可能安吉拉是对的。像良治这样的男人虽然有很多钱，可是也有一些让他们很悲伤的事情。
回家的路上，我在7-11便利店门口停了下来，观察着那些深夜还在看漫画书的男人们。由于这次不是别人付账让我来的，我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也加入到那群男人中间，自己随便看了一些杂志。
在有代表性的日本便利店里，杂志架通常都是靠着店里的一整面墙设置的。这是整个店里最拥挤的区域，因为很多顾客都挤在这里看日本漫画，看连环画，却根本没有要买的意思。这种行为甚至有个名字：tachiyomi，这个词就是简单地把日语的“站”和“读”连在一起构成的。Tachiyomi可能也有别的隐含意义，因为这些廉价的漫画大多数都有黄色内容。
站在我前面的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正快速翻看着很多页胸部的图册。在那儿站了一会儿后，一页特别的卡通插画吸引了我，我站在那儿，惊恐地盯着这幅裸体插图。上面画着一个很丰满的女人被绑在那儿哭着叫着，一个强壮的人形怪物正插入她的身体。
我抬起头来时，片刻之前还挤在我周围的那些男人，都神奇般的消失了，一个都没留下。便利店看书区不常有女人出现，更别提还是个外国女人，这可能让他们感觉很不自在。
“尝试着体谅他们”，安吉拉的话又在我的脑海里回荡。
我尝试着听从安吉拉的建议，心里想着：我极其鄙视的强奸幻想正是导致这些男人如此寂寞的根源。就是他们幻想的女性形象，就是他们假想的性，让这些男人在现实生活的人际交往中感到非常寂寞吗？淹没在性幻想中，这些男人根本理解不了真实的女人。事实上，除了工作、喝酒，还有黄色幻想，这些不幸的男人活着几乎没有其他的追求了。
虽然各界媒体都疯狂宣传强奸幻想，东京这个城市仍然以其安全和无犯罪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就我的亲身经历来说，年轻女人晚上可以单独在东京大街上行走，不必担心会出意外，某种程度上这在美国或者欧洲国家的城市都是难以想象的。
现实反而是，大量的性犯罪都发生在日本男人的思维中。这就引发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对待只是意识犯罪的犯人呢？哪种惩罚比较合适？或许我们应该把这些罪犯关进想象中的监狱里？这些罪犯大部分都是日本商人，和经常光顾陪酒女郎酒吧的白领人数相当。
不过，估计他们已经不在那儿了。
我住在东京期间，日本的自杀率就是个天文数字。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日本的自杀率排在首位，按人数来算更是美国的两倍多。新闻记者甚至还有一些专业人士把日本自杀光荣的武士传统，与基督教中自杀有罪的观点进行对比，来证明这些数字的有效性。日本武士的灵魂不是任何神圣的存在，据说他们的灵魂归属在他们的剑里。
在更古老的年代，日本武士阶层的成员进行的一种自杀仪式是切腹自杀。切腹是一项需要精密计算，又让人极度疼痛的自杀方式。他们用自己的剑切开腹部，直达肠胃。选择切腹自杀有时候是为了避免死在敌人手里，有时候是为了避免战争中不堪忍受的耻辱。
虽然有这种传统，婕蒂常说：“日本早已经没有真正的武士了。”她说得很有道理。这种所谓的“武士道”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悖论。现代的日本人，不像他们的祖先那样选择精确计算的死亡方式，而是一时心血来潮才选择自杀。就这一点来说，东京的地铁站台是致命的。
此外，为了阻止那么多想自杀的乘客在高峰时段从列车前面跳下去，政府还出台了一条规定：死者的家庭成员必须赔付地铁站当局在此“事故”期间的不便及其带来的损失。这种从轨道上往下跳的人都不是真正的武士。
在日本，另一种比较普遍的自杀方式——煤气中毒，也没有达到武士精神所要求的光荣而疼痛的离世标准。这已经可以说成为了一种现象：迷茫孤独的日本人会和网上的陌生人签订“自杀契约”，他们会死于从车窗上的小管里飘进的毒气。切腹自尽需要想自杀的人用短剑把腹部切开，把肠子拽出来——这种方式被看做杀死自己最痛苦的方法之一。而煤气中毒引起的自杀则因其非暴力和无痛苦的本质而备受青睐。
对于现代日本人来说，“荣誉”最好也只能被证明是一个悖论，在最坏的情况下，则是一个致命的幻想。然而，神话和隐喻都是强而有力的，甚至强大过了现实本身，强大过了生和死亡。
想到这里，我在天堂酒吧仅仅遇到过一位想自杀的顾客，这实在是很不可思议。从便利店出来回家的路上，我就想到了他。筑来酒吧的时候，通常都是一个人，大约每周三次。我是他经常叫的陪酒女郎，是他的私人英语教师，还是他的心理治疗师。
筑和妻子已经离婚两年了。一天晚上，他刚得到消息说他的前妻死于乳腺癌就跑到酒吧来了。在日本离婚是很让人瞧不起的，所以他妻子的家人不让他参加葬礼。虽然结婚的这些年里，他是个很糟糕的丈夫，我还是渐渐地有些同情他。
根据日本的社会准则，他曾经过着完全是他应该过的生活。他在学校时成绩优秀，毕业于一家很有竞争力的大学，然后进入一家一流公司。在公司，他每周六天，每天都辛苦地工作很长时间，靠着他的忠实逐步提升着在公司的职位。然而同时，日本社会普遍都不尊重善待自己的妻子，因此他也和其他人一样做着同样的事情，和同事在外面喝酒喝到很晚，乱搞男女关系，却连下厨房给自己烧壶开水都不会。
理所当然，他领着丰厚的抚恤金退休回家后，妻子忍受不了他成天在屋子里转悠。他们的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了，所以妻子只是简单地带了点日常用品就离开了他。由于丈夫退休而导致的老年夫妇离婚现象，在日本已经越来越普遍。
几个月后，筑最终决定离婚，而现在他的妻子去世了。他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自己的妻子。他对我谈起自己的妻子时，语气中总是流露出切实的懊悔之情，这真的让我感动，也为他伤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