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济于事了。
他每走一步，都像有什么东西猛刺他的胸部，浑身发冷，上下牙直打架，两眼昏黑，
树木像走马灯一样围着他打转。
他好容易才走到车站。异常的喧哗声使他吃了一惊。仔细一看，站台旁边停着一列
同车站一样长的平板车。上面载的是小火车头、铁轨和枕木，随车来的人正在卸车。他
又向前走了几步，终于失去了平衡。他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头碰到地上，积雪冰着他那灼
热的面颊，怪舒服的。
几小时以后，才有人偶然发现了他，把他抬到板棚里。保尔呼吸困难，已经认不得
周围的人了。从装甲车上请来的医生说，他是肠伤寒，并发大叶性肺炎。体温四十一度
五。关节炎和脖子上的痈疮，就不值一提了，都算小病。肺炎加伤寒就足以把他送到另
一个世界去了。
潘克拉托夫和刚回来的杜巴瓦尽一切可能抢救保尔。
他们托保尔的同乡阿廖沙·科汉斯基护送他回家乡去。
只是在柯察金小队全体队员的帮助下，更主要是靠霍利亚瓦施加的压力，潘克拉托
夫和杜巴瓦才把阿廖沙和不省人事的保尔塞进了挤得满满的车厢。车上的人怕斑疹伤寒
传染，怎么也不肯让他们上车，并且威胁说，车开动后，就把病人扔下去。
霍利亚瓦用转轮手枪指着那些不让病人上车的人的鼻子，喊道：“这个病人不传染！
就是把你们全撵下车，也得让他走！
你们这帮自私自利的家伙，记住，我马上通知沿线各站，要是谁敢动他一根毫毛，
就把你们全都撵下车，扣起来。阿廖沙，这是保尔的毛瑟枪，给你拿着。谁敢动他，你
就照准谁开枪。”霍利亚瓦最后又威胁地加上了这么一句。
火车开走了。在空荡荡的站台上，潘克拉托夫走到杜巴瓦身旁，问：“你说，他能
活吗？”
没有得到回答。
“走吧，德米特里，只好听其自然了。现在全部工作都得咱们俩负责了。今天连夜
把机车卸下来，明天早上就试车。”
霍利亚瓦给沿线各站做肃反工作的朋友们打了电话，恳切地请求他们不要让乘客把
柯察金弄下来，直到每个同志都回答“一定办到”之后，他才去睡觉。
在一个铁路枢纽站的站台上，从一列客车的车厢里抬出来一个淡黄色头发的青年的
尸体。他是谁，怎么死的——谁也不知道。站上的肃反工作人员想起霍利亚瓦的嘱托，
赶忙跑到车厢跟前阻止，但是看到这个青年确实已经死了，就叫人把尸体抬到了停尸房。
他们立刻打电话到博亚尔卡通知霍利亚瓦，说他让他们关照的那个同志已经去世了。
博亚尔卡打了个简短的电报给省委，报告了保尔的死讯。
阿廖沙·科汉斯基把重病的柯察金送到了家，接着，他自己也得了伤寒，发高烧，
病倒了。
丽达在日记上写着：
１月９日
我为什么这样难过呢？还没有拿起笔来，就哭了一场。谁能想到丽达会失声痛哭，
还哭得这样伤心！难道眼泪一定是意志薄弱的表现吗？今天流泪是因为有一种难以抑制
的悲痛。
为什么悲痛会突然袭来呢？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可怕的严寒已经被战胜，铁路各站
堆满了宝贵的木柴，我又刚从祝捷大会——市苏维埃为祝贺筑路英雄们而召开的扩大会
议——回来，为什么悲痛恰恰在这个时刻降临呢？我们是取得了胜利，但是，有两个人
为此献出了生命：克拉维切克和保尔。
保尔的死揭示了我内心的真情：对我来说，他比我原先所想的更珍贵。
日记就记到这里吧，不知道哪天再提起笔来接着写。明天写信到哈尔科夫去，告诉
他们我同意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去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