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必然是：烟草罐子里的毛发不可能是在贝丽尔死时从她身上取来的。
接着我们就检查了贝丽尔身体中可以清楚看得见红色的那部分组织。那里己没有血液，因此我们取了一些肌肉组织，加上一些水磨碎后在布氏瓷漏斗中过滤。要是存在碳氧血红蛋白，滤液就会明显带红色。结果是无色，因此没有一氧化碳。
检查“红色牙齿”的牙科专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
当然，尼科尔斯给了我尸体发掘的材料，让我在盖氏医院我自己的实验室里进行检查，虽然坎普斯曾经拒绝。我重复了我们一起作的检验，结果一样。重复这些检查仅仅是为了使辩护人满意，觉得这些实验是具有“独立性”的。
“我不得不说发掘工作不仅证明是没有结果的，”我在给克里福顿的报告中总结说，“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在不能使毛发标本证明是相同这方面)提供了证据证明克里斯蒂所藏的毛发标本与贝丽尔身上取来的毛发无关。我希望辩护人注意到这一点。在这样的情况下，关于贝丽尔和她的女儿死亡这个问题上，我对被告提供不了什么帮助……”我还表示了这样的观点，即蒂亚尔最初的尸体解剖看来没有遗漏什么东西。
克里福顿写信问我当贝丽尔死时，其体内会不会存在有一氧化碳。我回答说，如果有的话，在三年半以后才来发掘尸体，也完全不可能再发现这种物质。但是在死后一个月，即蒂亚尔作尸体解剖时会是很明显的。“谁也没有理由认为象蒂亚尔这样有能力和经验的病理学家会在这样一种性质的死亡案例忽略煤气中毒，”我补充说，“因为在刑事调查中除了提出主要问题之外，人们还会注意更多的东西。”
至少有一件事情，我和坎普斯是一致的：如果有一氧化碳的话，那么蒂亚尔是不会让它漏掉的。
在我送给克里福顿这一补充报告之后三天，辩护律师要求警察在布里克斯顿监狱让被告再作一次供词。当然自从克里斯蒂在两个多月以前被拘留以来，任何时候都可以这样做，但是很可能警察想在克里斯蒂承认他自己杀害贝丽尔之前，让他知道发掘尸体的结果。我认为他的供词是想尽量回避我的报告和我同意的蒂亚尔最初的尸解报告所怀疑的事情：
“她求我帮她完成一件事，即帮她自杀。她说如果我
愿意帮她，她会答应做任何事情。我想她指的是让我和
她发生关系……我跪下来，但却发现由于我背部的纤维
组织炎和肠炎，使我的身体不能和她性交。我们两个都
穿了很多衣服。我将煤气管开关打开，尽可能拉近她的
脸。当她失去知觉时我关上开关。我打算再次和她性交，
但仍然不行。我弯不下来。我想就在这时，我勒死了她。
我记得用的是在房子里找到的一只长丝袜。放煤气的时
间不很长。我想不会超过一分钟，也许是一到两分钟。”
这一供词同对他的律师和精神病学家所说的有相当的差别。使用煤气毒杀的时间缩短了，以尽量减少死后检查的证据；因为同样的理由，他把性交缩小为仅仅是个企图而且没有一个字提及“剪取”贝丽尔的明毛。相反，克里斯蒂却在他的供词里补充了一段附言：
“在利林顿寓所10号烟草罐里发现的那些阴毛来自
壁龛里的三个妇女和我的老婆。这一点我可以肯定。但
我记不起是什么时候和如何取的。”
克里斯蒂虽然想装得非常糊涂，特别是关于时间和日期方面，但他却还能够表现出异常的精确和警觉。三天后他写道：“有这样的可能性：因为煤气龙头只打开很短时间(一到一分半钟)，经过一个月后在身体里可能不会有什么征象。”他不知道的是一分钟或两分钟是几乎不能够使贝丽尔失去知觉的，而大得足以使意识丧失的煤气量必然会引起血液中产生检测得出的一氧化碳饱和度。
克里斯蒂仅仅因为谋杀他的老婆受审，检察当局并不出示他的其他可怕的犯罪行为的证据。被告弥补了这一点，克里斯蒂在证人席里重复他那杀死贝丽尔的供词。在他的律师要求下我去了法庭，但没有叫我作证。若是我进到证人席的话，我就会只支持尼科尔斯的观点，即在烟草罐子里的毛发没有一束可能是在贝丽尔死时取自她身体的。然而使人感到惊奇的是，这个观点遭到精神病学家霍勃森的反驳，而他是看着发掘尸体和其后进行的尸体解剖的。
霍勃森是米德尔塞克斯医院的精神病学顾问医生，被请去对克里斯蒂的精神状态作证以支持克里斯蒂有精神错乱的辩词，这花去了相当的时间。因为他有没有杀贝丽尔，在这一次审判中的意义很小，以致在霍勃森本人作证时也没有提到关于克里斯蒂精神状态不正常的一些可能性。把第七例凶杀案加在克里斯蒂身上并不影响按照麦克纳汀法则去判定他是或不是精神病患者。尽管霍勃森作了很多辩护，陪审团还是断定克里斯蒂不是精神错乱者，他被宣判有罪，被处死刑。
那么，究竟是不是他杀死贝丽尔呢？这个问题在克里斯蒂的审判上是非常不重要的，可是在法庭外却有巨大的意义。突然英国法庭自己受到审判。议会议员、公众和报刊都要求作一次官方调查。内政部秘书委派了一个老资格皇家律师约翰·斯科特·汉德森作私下调查。
汉德森询问了尼科尔斯关于霍勃森的阴门部毛的理论，尼科尔斯提出两点理由反对它。他说在烟草罐里的毛发较长且粗而不是又短又细，因此是阴毛；我们在贝丽尔身上发现的才剪下来的毛发——尼科尔斯说它是阴门处的——其断端变圆，而不是象罐子里的那样受到了磨损。要是叫我作证(我只是把我的报告给克理福顿一个人)的话，我就会完全支持尼科尔斯指出的第二点意见。我们在贝丽尔身上没有发现象克里斯蒂那些纪念品上发现的磨损断端。我还会说我不能认为能很容易地将阴毛和阴门的毛区别开来。
霍勃森却用贝丽尔阴门处的毛被剪掉这样的事实支持他的理论。他还告诉汉德森，他认为蒂亚尔在最初作贝丽尔的尸体解剖时可能漏掉了一氧化碳中毒的征象。霍勃森认为在克里斯蒂厨房壁龛里的三具尸体里发现一氧化碳这一事实是“由于坎普斯辉煌的才华”。这一点似乎是一位精神病学家作出的异乎寻常的评判。因为就是象坎普斯那样并不是很谦虚的人都说蒂亚尔不可能漏掉这些。霍勃森还补充说，如果贝丽尔仅仅是吸入煤气一到两分钟(就象克里斯蒂说的那样)，那么“接着而来的搏斗就会从她的体内呼出所有的一氧化碳来。”事实上，搏斗的后果应该正相反：贝丽尔(克里斯蒂也一样)会吸进更多的煤气。
汉德森选用了三个病理学家关于阴毛和一氧化碳的观点，而不同意这位精神病学家的意见。在监狱里会见了克里斯蒂本人以后，他最后下结论说关于杀死贝丽尔的供词是假的。毫无疑问，伊文思不仅杀死了他的老婆还杀死了他的女儿。汉德森在对克里斯蒂执行死刑那天公布了他的报告，而那天克里斯蒂按时被处绞刑。
这件事情并没有结束。在持续遭到压力的15年后，又在皇家法庭里当众复审。法官是一位很有耐心，具有宁静的学者风度的布拉宾先生。主要的意见听取会共花了明天，前后持续了好几个月。伊文思的家由皇家律师塞巴格·肖代表，还有蒂亚尔、坎普斯、霍勃森和首都警察。我不在其中。全都重复了我们的证据，有关的三个病理学家意见完全一致。布拉宾法官先生接受我们的观点，驳斥霍勃森的理论，驳回克里斯蒂承认谋杀贝丽尔的“供词”，认为是假的。但他的最后结论却是出乎意外的：“很有可能，”他说，“伊文思杀死了贝丽尔，而克里斯蒂却杀死伊文思的女儿。”
若真的是这样：伊文思就是被错判的凶杀案处死的了。为此给了他死后赦罪，他的尸体被发掘出来，不是为了又一次尸解，而是为了重新埋在彭妥维里监狱外。
一位反对给予赦罪的议员指出布拉宾法官先生已经证实伊文思谋杀他老婆。内政部长回答说：伊文思已受到赦罪，因为他是以谋杀小孩而受审且被处绞刑的。如果检察当局当时选择继续指控谋杀他的老婆(就象伊文思的辩护人认为应该这样做的那样)，如果他当时被宣判谋杀他的老婆并被处死(这本来是很可能的)，那么大概就不会有这次的赦罪，他的尸体也就仍然会躺在监狱的场院底下。
“真使人奇怪，怎么会有两个勒死人的凶手生活在同一间小屋子里的。”德利克·查蒂斯-贝内特在替克里斯蒂辩护时说。公众之所以广泛认为伊文思可能是无罪的总的基础也在于不相信这样一个偶合。在发现克里斯蒂的受害者的尸体之前，没有人对伊文思的判决提出疑问。但是布拉宾的报告确认这种巧合的事情，对此，我从来没有感到什么牵强附会。巧合的事情在生活中比在小说中常见得多。
坦尼森·杰西在介绍《伊文思和克里斯蒂审判》一文中，指出克里斯蒂的最后三个受害者，他都是在伦敦才碰见的，全都在南安普敦的同一家医院治过性病。另一个巧合，尽管他没有这样称它，是由鲁多维克·肯尼迪在他那本《利林顿寓所10号》一书中揭示的。他是第一个从伊文思的律师诉讼要点中公布稀奇古怪的摘录的人，这段摘录指的是地方法庭审判前听证会的内容：
就蒂亚尔先生提示可能有过死后性交的企图这一点
来说，蒂亚尔先生的作证似乎是易受人评头品足的，因为
他那老练的主张超出了从他的尸体检查可以证实的推论
范围。即使没有这种性质的令人作呕的推测，这个案例
在陪审团的心目中本来就已经是够恐怖的了。
辩护律师马尔科姆·莫利斯也同意。“如果伊文思有罪，会使事情更糟，”他后来解释说：“按我当时所知道的事实，不可能对被告有帮助。”当然莫利斯在那时并不认为被控犯谋杀罪的伊文思是个杀人的恋尸者。
“这里重要的是在伊文思断言的克里斯蒂干了这件事和为什么克里斯蒂要干这件事二者之间缺了一个环节。”肯尼边评论说，“打个比喻说这里是克里斯蒂的指纹……根据我们现在知道的情况看，这件罪行归咎于克里斯蒂是很公平、很合理的。”
就象布拉宾法官先生已经搞清楚的那样，情况并不是如此。因为蒂亚尔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归咎于他(克里斯蒂)的话。在地方法庭他重述了他所写的对贝丽尔的尸解报告：“在阴道后壁有一处陈旧性疤痕，旁边有一处小面积的生前挫伤。”拉丁语“生前”一词在医学外的职业是很少用的，而“死后”这一字却是英国语言。当我们没有听完全一句话时，我们就自动地根据我们假定的意思填进空白里去，熟悉的词汇往往比深奥的词汇更容易被人想到。起草案情摘要给律师的秘书贝利·桑达斯在地方法庭听取蒂亚尔作证时已是八十高龄的人，到了这种年龄，听话有点困难是很平常的。因此误解容易得到解释：巧合则是怪事。
克里斯蒂从来没有夸大他的谋杀案，而似乎是不愿记起这些。在拘留期间他对警察的供词中，承认警察告诉他的那四例，但关于花园中的两具尸骸他却什么也没说。只是在后来问他时，他才承认也要对这两例负责。在他被拘留了差不多一个月之后才第一次“供认”杀死贝丽尔。
“你还记不记得除了这七个人之外还杀过其他人吗？”审判时他的律师问他。
“我不记得。如果有谁说我杀了其他人的话，那么，我必定是杀了的。”
他在拘留期间，问他有没有杀过克里斯汀·布特查，这是一个七岁的女孩，在温德沙·卡斯特附近被人用绳绞死，尸体是我检查的。他认为他没杀，但仅仅是因为他没在温德沙。汉德森也问他是否杀过其他人，他又一次采取了不明朗的态度。
有一些证据说明他的受害者至少还有一个，也许有四个。
在克里斯蒂对警察供词的最后附言中，他说烟草罐子里的阴毛是来自在他屋子发现的四具尸体。尼科尔斯进行检查，发现其中一束可能来自克里斯蒂夫人，其颜色和类型相同，但没有一束可能属于厨房壁龛的其他三个妇女。
其他三束阴毛中有两束也是普通类型。尼科尔斯认为按照对那几个妇女的描述和所发现的一些头发来看，这些可能分别属于花园中发现骨骸的那两个妇女的。这两束中有一束的毛发末端磨损，我们发现除这点以外可能与贝丽尔的阴毛相似。
如果事实是这些阴毛来自那两具已经白骨化的尸体，那么克里斯蒂说这些毛发来自壁宪里的尸体似乎就很奇怪了。他取的阴毛仅仅一份是来自受害者死的前后他没有进行性交的那一例妇女身上。还有更奇怪的是他的这些纪念品中有一束肯定不是取自这几个已知受害的不幸妇女身上。
(伍新尧 祝家镇)
19．阿丹斯医生无罪
医生能够犯谋杀罪而逃脱侦查。他们的病人，有时是他们自己色衰的老婆，更常见的是几个老厌物。这些人都掌握在他们的手里。他们的药箱或诊所里都放有剧毒药。没有人会注意或怀疑他们。症状的变化，突然“严重恶化”甚至死亡，也只由他们来解释。他们只要交一份死亡证明给登记死亡的户籍员，便有权处理尸体，除非在填写上有某些未达到法定的要求，或者死亡似乎是由于某种意外或暴力造成，或措词含糊、晦涩难懂，以致户籍员不得不去请求验尸官来帮忙。除此之外，户籍员是无权过问的。
是不是有许多医生是杀人犯呢？有没有窃窃私语或是直率的声言从而引起发掘尸体和发现犯罪的？或者，医生不会受到怀疑？
谁也说不清楚。但如果医生真的犯了罪，罪行多半是碰巧暴露的，如通过私下议论对他的怀疑或者在他们处置尸体时偶然的粗枝大叶，就象布克·鲁克斯顿医生将他的老婆和他的女仆玛丽·罗格森的尸骸丢在丹福里郡莫佛特深谷开阔地时那样。
克里平医生关于他老婆的“失踪”愚蠢地撤了谎，他让埃塞尔·勒内韦戴着她的首饰招摇过市，然后带着女扮男装的情侣坐班机冲向美国，企图逃脱法网。十足的笨蛋！
尼尔·克利姆医生厚颜无耻地发表了庸俗下流的信件，刊印了骗人的通告，最后埋怨伦敦警察厅麦金太尔巡佐对被他用士的宁杀害的妓女的死亡进行调查：他本来是可以保持沉默的。
罗森先生去到一所私立学校，用一块含有乌头的糕点毒杀他那残废的舅子，当提供毒药的药剂师读了谋杀案的报道以后，罗森被逮捕了。克里蒙特医生，斯塔福德郡赛马场医生帕默，普利查德医生，斯密沙斯特医生，维特医生，韦勃斯脱医生——除了最后一个人外几乎都使用了毒药，本来是可以逃掉的，但因为计划失误或行动不慎或仅仅是偶然机会而被抓住了。
然而光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就有七万名医生，但在50年来，仅有少数利用职业进行谋杀。这一般说明他们的道德品质是很高尚的，或说明他们容易隐瞒罪行。
而另一方面，医生又要因他的病人死亡而受到怀疑。当病人患了必然要死亡的癌症而遭到难以忍受的痛苦时，或由于脑损伤、脑肿瘤而陷于持续性昏迷时，医生是有权使用一些使死亡过程舒适些的止痛性麻醉药。这不是安乐死术，而是一种人道的，明智的职业措施。
当然这可能被误解为恶毒的手段。止痛剂和催眠药不仅可以使病人入睡，如果使用过量也可以杀人，而在无痛苦睡眠与死亡之间又没有明显的分界线。有些病人是欢迎仁慈地结束他们难以忍受的痛苦生命，另一些病人则不一定选择这样的方法。
约翰·鲍迪金·阿丹斯医生是一个60岁的体格魁梧戴眼镜的爱尔兰人，他在伊斯特本市行医多年，他的病历卡上有许多老年病人。有些靠服安眠药片或胶囊，有些需要更强有力的麻醉剂如吗啡或海洛因，有些则在伊斯特本市舒适的护理房里勉强维持几个月的生命。阿丹斯医生并没有坚称自己是个特别高明的诊断学家，他不过是个普通医生，看一些轻症病人，保证他们生存得舒服些，晚上睡得好些。他的脑子里是否考虑过要杀死他那些年老的女病人？这样做能得到什么利益吗？是不是有一份遗产足以引诱这位有成就的医生去犯罪？一部罗尔斯-罗伊斯轿车或者古老橱子里的一套餐具竟会冲昏一个生活优裕的专业人员的头脑吗？
你决不会认为是这样的。但是1956年，仅仅是因为在伊斯特本市海滨区躺椅上的一阵私下耳语变成谣传，然后爆发成一个导致逮捕的丑闻。先是登在法国的《巴黎竞赛》上，最后登在英国国家报纸的前几版上。阿丹斯医生的富裕的夫人出了什么事？进入伊斯特本市的护理房安全吗？关于这事警察在干什么？犯罪的怀疑被说成是真正的谋杀。
“必须采取一些措施，”他们说。于是由报纸煽动的非议和谣言迫使苏塞克斯郡警察局进行调查，后来又要求伦敦警察厅协助。探长哈伯特·汉南姆，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警官，被派去进行侦查。他穿着整齐，可能有点自高自大，自命不凡，他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权力，有一定经验(尽管他几乎没有处理过这一类丑闻)。汉南姆着手进行了解事件的底细。
接着在7月份，病理学家法兰西斯·坎普斯应邀作格特鲁德·赫里特夫人的尸体解剖。她是一个富有的寡妇，死于俾赤岬①(①Beachy Head，在英格兰南部。——译者)她的公馆里。平常坎普斯为自己的尸体解剖速度而自豪，可是这一次却在停尸室花了很长的时间而始终找不到任何有助于警察的证据。汉南姆仍然怀疑鲍迪金·阿丹斯医生，要求发掘阿丹斯医生的另两个病人的尸体。于是阿丹斯医生，这个“医学辩护协会”的捐款成员就和协会干事接触，要求给予帮助。“医学辩护协会”同意为他处理这件事，并且说如果需要的话，会聘请一个高明的律师为他辩护。什么“刻毒的老医生”、“魔鬼般气味”、“诽谤”等老是盘旋在他脑海中的刺耳的谣言，从现在起可以交给他的法律顾问了。他或许还不能安睡，但至少他不是孤立的了。
“医学辩护协会”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邀请我去“监视”尸体发掘，这一尸体发掘的结局对阿丹斯医生的害处并不大于赫里特夫人的尸体解剖。两具尸体中只有一具还保存得比较完好，坎普斯和我一致认为其死因是脑血栓形成，这恰恰是这个医生所证明的。由于死亡至尸体发掘之间已经过好几年时间，所以无法分析他所使用的药物效果如何。
汉南姆坚持己见，并在12月逮捕了阿丹斯医生，指控他谋杀另一个病人，也是富裕的寡妇，艾迪思·阿里斯·莫莉尔夫人。
乍看起来本案似乎难以证实。因为根据莫莉尔夫人自己的请求，她的尸体已被火化，这对一个被指控为中毒的案件是明显的不利条件。她是在六年前死的，当时已经81岁，因中风半身瘫痪。中风之后，她被宣布只能活半年到一年，但是在这位现在被指控谋杀她的医生的护理下，她多活了2年半时间。她留下了157，000英镑的财产，但这位医生只接受了一部旧罗尔斯-罗伊斯轿车和一柜价值275英镑的银器……很难说算得上一份富裕的遗产。
然而，政府能够说服治安官去指控阿丹斯医生一个证据似乎确凿的案件，出示了他所开的吗啡和海洛因的处方；护士作证说所开的药物已被使用，就是在病人处于持续昏迷时也一样用，以致病人出现鸦片中毒征象；而且有一个著名医生指出只能是有谋杀她的企图才给她使用这种药物。
这个专家是阿瑟·道斯维蒂医生，他是盖氏医院老资格的内科医生。他在盖氏医院还讲授治疗学。“医学辩护协会”自然是想弄清楚有关他的一切。我只好告诉他们，这位医生在他那个学科里是受人尊敬的专家，是著名的哈里瓦特氏《药物学》的编者，是一个有杰出能力和原则性的好医生。当我还是学生时就已认识这位老师，后来成为他的助手和私人朋友。但在这一事件上我和他是对立的。这样“医学辩护协会”就决定寻找能驳倒他指控阿丹斯的证据的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我能够告诉他们的是，非但不能反对使用海洛因，而且事实上，道斯维蒂曾带领一个代表团去内政部请求在英国不应该禁止制造和使用海洛因。我还建议应该去检查道斯维蒂医生在一间伦敦私人诊所中使用的剧毒药品的定货簿，它表明道斯维蒂医生已经为他自己的病人用过相当多的吗啡和海洛因。我已准备好图表来证明这个事实，幸运的是我们从未用它来面对道斯维蒂医生。
这个案件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审理。“医学辩护协会”挑选了一位英国律师界最有技巧和最有说服力的律师为阿丹斯医生辩护，他是皇家律师乔奥福雷·劳伦斯，后来成为法官劳伦斯先生。根据指控毒杀案的惯例和他对立的是检察总长利吉纳尔德·蒙尼罕-布勒爵士本人。当时他们两人的身分完全不同。虽然他们都很出名。第一重要的证人是四个护理过莫莉尔夫人的护士……对这四个非常普通的护士来说，这肯定是一场使她们感到恐怖的考验。
第一个护士赫琳·斯特朗纳说在她值班期间，那天晚上的常规没变：9点，她给莫莉尔夫人注射16毫克吗啡，11点当她仍然昏昏沉沉处于半睡状态时，医生进来，再给病人作一次注射，但注射什么药物她不知道。
劳伦斯问她是否将所有这些都记在护理记录上。“对，我们每作一次注射都有记录——记上注射的药物和时间，并签上我们的名字。”
“病人病情上每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谅必都记在护理记录上：每一件有意义的事？”劳伦斯用最轻的声音提示说。
护土斯特朗纳并不怀疑。“我们记录了每一件事情，”她呆头呆脑地说。
“这样，只要我们得到这些记录，就可以了解在你们那里日日夜夜所发生的事情真相了吗？”
“是的，我们向您保证确是这样。”
劳伦斯的脸变得轻松了。这正是他想得到的回答。因为他已经得到了比她的保证更多的东西：他得到了记录簿。
就象魔术师从大礼帽上拉出一只兔子一样，他突然拿出这些记录簿。要求护士斯特朗纳辨认是不是她们的护理记录。她开始并不相信，因为通常这样的记录簿在病人死后都被销毁掉。当劳伦斯平静地开始宣读护士斯特朗纳不得不承认是她做的记录时，检察总长同样感到惊奇和沮丧。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你们那时的全部记录，”劳伦斯总结说，“我们并没有发现你刚才讲的注射16毫克吗啡的记载。你仅仅记录了医生来看过一、两次，而且我们发现你完全知道注射了什么药物。”
护士斯特朗纳没有什么话可说了。劳伦斯成功地毁掉了她的可信性。
第二个护士是护士长玛森-艾莉思。她的处境较斯特朗纳好过。护理记录现在已经公开了。检察总长很小心不提出任何对她们不利的证据。在盘诘时劳伦斯宣读了莫莉尔夫人死前那个下午的记录。“清醒而安静。喝了半杯牛奶和10克白兰地。”“从这份记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她没有昏迷吧？”
“啊！”护士长玛森-艾莉思不高明地推诿道，“没有按我的报告记录。”
律师睁大眼睛佯装惊奇。她不同意这份记录是寻找事情真相的根据吗？“你现在不想否认这份记录吧，是不是？”
“一点也不。”
“那么，当你写‘清醒’的时候，她谅必是清醒的吧？”
“必定是的。”
“因此，她不可能处于昏迷”。又一个证人被“摧毁”了。
下一个是护士兰德尔，她是该案的一个主要证人，因为她在莫莉尔夫人有生的最后几个钟头和她在一起。检察总长在开场白中期望兰德尔护士详细叙述这段时间的事情。“夜班护士会告诉你们莫莉尔夫人非常虚弱，偶然还抽掐。她处于昏迷状态。晚上10点，医生进来，他取针剂装满5毫升注射器。”检察总长拿起一支5毫升的注射器来展示它的大小。“医生将这支注射器交给夜班护士，并且告诉她给这位不省人事的妇女注射。她执行了。医生接过空注射器，再抽吸同样剂量——不论是吗啡或海洛因一次量都是太大了——告诉护士说，如果病人还不安静下来，就再注射第二次。不管怎么样，这个护士还是不愿意用这个不寻常的大注射器再一次注射大剂量的药物，后来在夜里她打电话给医生。她得到指示，她的责任是服从。注射第二次后，莫莉尔夫人逐渐安静下来，凌晨2点她死了。为什么医生指示用那样大剂量的药物给一个神志不清的妇女注射呢？检察当局不能讲出这些是什么药……”检察总长蒙尼罕-布勒的声音充满自信。
劳伦斯早已成竹在胸。夜班护士的记录在她到证人席之前就掌握在他手中了。检察总长不再要她重复在地方法院讲过的那些证词，因为她记录的事情与之完全不一样：“病人十分虚弱和烦躁不安。晚上9点30分医生静脉注射5毫升三聚乙醛①(①三聚乙醛paraldehyde 一种安眠镇静药。——译者)。11点30分，极度烦躁不安，没有入睡。12点30分烦躁、多话，剧烈发抖。12点45分，看来安静些，好象睡了，呼吸50次。凌晨2点，平静地去世。”没有抽痉，护士也没有注射药物，也没有打电话，在病人神志还清却烦躁不安时，医生给打了一针；没有对护士保密的阴险“制剂”，没有使用致死剂量的吗啡或海洛因，只用了合理剂量的安全的旧式三聚乙醛，这种药物因为有令人恶心的气味，护士在一英里外远的地方都可以辨认出来。
夜班护士兰德尔作证时还说她打了电话给医生，又注射了第二次，但劳伦斯迅速处理了。为什么这些没有记录下来？为什么当病人不烦躁而是较为安静且似乎入睡的时候还给她打针呢？“你的记忆不是很靠得住吧？”“似乎不大可靠吧！”
鉴于快到盘诘了，检察总长不高明地要护土兰德尔叙述莫莉尔夫人临终前痉挛性抽搐(鸦片戒断现象的一种常见征象)的情况。“因为抽搐得厉害，我不能离开，抽搐差不多使她掉到床下……我从没看过这样剧烈的拍搐。”但这些抽搐还没有严重到足以使她们认为必须记录下来，劳伦斯圆滑地指出。“我写着她剧烈发抖。”发抖？这是她用来形容病人抽搐得差不多掉到床下去的话吗？“我实在不晓得。我以为我立刻把这些记录下来了。”
回答法官提出的问题时，护士兰德尔极力为自己辩护。“我认为4毫升或5毫升的三聚乙醛是非常大的剂量。”她说。劳伦斯倏地站起来，“你知道不知道”，他问她，“英国药典中这种药的最大治疗量是8毫升么？”
作证的第四个护士是护士长巴特利特。她和护士兰德尔同值那晚夜班。她也大胆地重复了在地方法院讲过的证词：“病人颤搐性痉挛，处于半昏迷状态。”劳伦斯大声地宣读她写的记录：“清醒，不安，多话。”说不上半昏迷吧？没有痉挛或颤搐，甚至也没有发抖。
政府原先期望护士的证词是简短的，不会有很大争辩的。但是劳伦斯利用护理记录得以一点一点地对它提出质疑，最后基本上摧毁了这些证词。这一过程花去了一星期的时间。第二重要的证人是道斯维蒂医生。他也在地方法院作证过。到伦敦中央刑事法庭来是期待仅仅要他重复一次就行了。“检察当局请来了一位医学权威，”检察总长在开场白时这样说，“他会告诉你们，按他的观点莫莉尔夫人在最后五天服用医生开的药物之后，没有可能存活下去。”但如果是这样，证词就不够好了，因为护理记录证明只是在莫莉尔夫人临终前医生才给予小剂量的药物。道斯维蒂说过，他认为如果阿丹斯在莫莉尔最后5天期间给她使用2.665克的吗啡和2.535克的海洛因，那么阿丹斯才是蓄意谋杀。但情况显然不是这样。按照这位皇家化学家的计算，在那期间处方和注射剂量之间的差异是1.95克吗啡和1.43克海洛因。根据这些大幅度修正过的数据，根据护理记录而不是护士的回忆，道斯维蒂医生还会不会坚持说他认为阿丹斯医生试图杀死他的病人呢？如果他不这样认为，那么政府也同样会放弃这种观点的。
不难设想，原告律师们给道斯维蒂医生施加微妙的压力。他们对他的尊敬和也许是过度的奉承讨好，可能使他按他们想把这个案件搞下去的需要提供证据。虽然难于理解他为什么会同意。真正给莫莉尔夫人使用的吗啡和海洛因的量，包括将阿丹斯医生本人给莫莉尔作“特殊注射”也计算在内，最大量也大大地少于道斯维蒂本人平时在他的私人诊所里给病人的常用量，特别是象阿丹斯治疗的那种老年病号：这一点可从我的统计图表中得到证实。
但是，道斯维蒂进到证人席时，他没有表现出一点顾虑，他的形象引人注目，身高正好超过六英尺，端庄大方，头发灰白，坦率而耿直。至少在风格上他是一个模范的证人，鲜明而犀利。
“按你的观点，”检察总长问他，“在中风后立即注射吗啡和海洛因有没有道理？”
“一点也没有。”
“这样做是对还是错？”
“错的，无论如何都是错的。”
戴眼镜的老阿丹斯脸涨得发紫，差点从被告席椅子上跳起来。你可以看出他认为至少有六条理由反对这种硬性规定。道斯维蒂只承认疼痛时有必要可以来用，但其他情况不要。他是真的要归罪于老阿丹斯。“吗啡会成瘾……引起对医生的依赖性……超过70岁的人除非患了某些不治之症不应该给予海洛因。”
“从最后几天所使用的剂量看，你的结论是什么？”检察总长最后问。“给予那样的剂量的意图，你下什么结论？”
这是该案的关键。这个住在海边的老医生是不是仅仅开了较大剂量的镇静剂给这个令人烦恼而又衰老的病人？或者……？
当道斯维蒂缓慢地念出下面的字眼时，法庭里鸦雀无声：
“我能下的唯一结论是：11月8日的意图是要结束她的生命。”(莫莉尔夫人死于11月13日)
劳伦斯再傻也不会傻到去评论如此穷凶极恶的一句话，并且用于一个医生同行？“即使是反对一个同行，当他不幸时，也是太激烈了。”在法庭的一个法国新闻记者这样写道(全欧洲的新闻记者都来了)。
劳伦斯改为从外围一点一点地对忖道斯维蒂医生。在地方法庭作证时，他关于“莫莉尔夫人生命的最后3至4天期间她处于持续昏迷状态”的臆断是错误的。情况根本不是这样。在柴郡莫莉尔夫人发病的地方，道斯维蒂医生对她中风的症状及其治疗有没有作过任何调查呢？
道斯维蒂医生陷于困境。他没有调查过。在讨论时他说“了解这些情况是很有意思的”，但他并不认为查明这些事实是他的责任。他还说过：“这些资料是没用的。”
劳伦斯开始施加压力：
“在指责医生的治疗——正如你昨天那样——之前，最重要的大概是了解一下在柴郡发生了什么事吧？”
道斯维蒂同意：“了解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
律师慢慢地从他的桌子下面拿出一份文件。这是从魔术师大礼帽中钻出来的又一只兔子：柴郡医院的临床记录！对检察当局简直是当头一棒！“医学辩护协会”这一工作干得的确漂亮。
劳伦斯宣读了这份文件。它包括了莫莉尔夫人在柴郡住院10天的情况。每天晚上都有注射吗啡的记录。“你从证人席上发出的谴责范围是不是要包括柴郡的特纳医生？因为他在病人中风后曾给了吗啡。”
道斯维蒂医生似乎来不及调转他的马头。“如果那是为了治疗中风，就要包括进去。”
“包括进去吗？”劳伦斯以绝望的手势举起双手说：“天哪！”
这个皇家案件已经崩溃。一共有四个医生看过这个病人，全都给她开过吗啡。是不是除了从未看过她的病的道斯维蒂医生之外，其他人都是错的呢？
我只能对这位杰出的医生表示同情。他把情况夸大了，真是罪有应得！但这还仅仅是长时间折磨的开始。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道斯维蒂站在证人席上注意力集中，极其小心地选择回答问题的每一句措词。劳伦斯却在蚕食他那医学论据的主要内容。他先前绝对肯定的东西，现在都要修改。“我不知道这个医生是怎么考虑的。”
“你先前不是知道吗？”劳伦斯突然说。“那时你不是已经看出有杀人意图的吗？”
没有回答。
在整个下午令人疲劳的盘诘以后，道斯维蒂(后来他告诉我，那是他从来没有遭受过的最折磨身心的考验)承认：“海洛因是有用的”。他还“记得他曾给一个73岁的老妇人开过海洛因的处方”。
“因而有时可以开吧？”
没有回答。
我的图表已经准备好，目的是提醒道斯维蒂他自己开过多少吗啡和海洛因，但已没有必要用这个来压他。法官明显的认为道斯维蒂夸大了情况。他眼瞪瞪地看着道斯维蒂，问道：“如果这位医生(阿丹斯)走到证人席上说‘我完全不同意他的观点’，道斯维蒂就要被判伪证罪——那样岂不是等于说，他持有一个他不能诚实地持有的观点吗？”
这是任何一个顾问医生都不可能坚守的阵地。正如法官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事实上他是在说，阿丹斯所用的治疗不仅是错误的，危险的，导致死亡的，而且不可能由于差错、疏忽或不胜任造成，必定是由于谋杀的企图造成的。
尽管审判又持续了六天，成为英国刑事审判史上最长的一次(五年后对A6凶杀案案犯汉拉第的审判时间更长)。当道斯维蒂医生最后被释放时，这件皇家案件就失败了。常常有人说，要不是道斯维蒂在这非常重要的医学争端上判断失误，他一定当上了议员，甚至可能会在第二年被选为皇家内科学会主席。我相信他是被皇家法庭顾问强行说服的。作为一个老朋友，后来我们谈起这件事时，他告诉我，他是如何悔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在劳伦斯手上失败的经验对每一个进入证人席的医生来说都是前车之鉴：证据的真正力量在于它本身的合理性，它必须既可靠又经得起辩驳。看来对陪审团也是如此。
从其他人的经验上学到的总是不很可靠的。但是人们都希望道斯维蒂的失败至少暂时能对有机会作证人的任何医生产生一定的约束。然而由被告请来的鉴定人——圣汤玛斯医院的顾问医生约翰·哈蒙——他曾那么有效地帮助劳伦斯对道斯维蒂进行盘诘——差不多一样地自讨苦吃，也落得了同样痛苦的下场。在描述吗啡所致的抽搐时，他作了一次令人难忘的、细致的表演：他在证人席上将身体扭曲和痉挛，眼睛突出，手掌摊开，身体后仰——作一次戏剧性的表演，当晚报纸就广为宣传；第二天盘诘时他却承认他一生中从没看见过吗啡中毒的抽搐。
阿丹斯当然被宣告无犯谋杀罪。后来又根据“药物条例”指责他开剧毒药处方“不严谨”而受审讯，这纯粹是一种技术事故。由于他被判决有罪，结果多少有些意外地取消了他的医学注册，但后来恢复了他的注册，他便继续自由地用他认为合适剂量的吗啡和海洛因治疗富有的老寡妇。
还有一个谜：被告一方证明开处方给莫莉尔夫人的吗啡和海洛因的量(及药剂师发的药量)大大超过她所服用的量，那么其余的药到哪里去了？
“必定存在某些渠道，通过这些渠道处方所开的药物不合理地失踪了。”法官在总结时对陪审团说。“有人知道这些危险药物可作非法交易，你可以认为有人狡猾地将它处理了，这种人不是医生本人就是护士。甚至就在你开始怀疑什么人最可能时，如果能公道地对待医生，你就必须记住，有两个护士在证人席上对这件事情讲了假话。一个在药物有没有锁好这方面说谎——这是护士斯特朗纳；另一个不是艾莉思就是兰德尔，在火车上谈话时讲假话(这次谈话是关于药物是放在上了锁的药柜里还是放在没上锁的抽屉里)。
法官补充说，他不是在指责偷药或进行药物非法买卖的护士，而是告诫陪审团不要对被告下一个有成见的推论。结局是一个人也没有被控告。
(伍新尧 郭景元)
20. 毒杀
正当有人说“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你不会再看到梅布里克·阿姆斯特朗或
塞登斯了”(他们都是著名的砒霜投毒者)时，你就听说华维克郡两位医生决定撤销
一份死亡证明书，他们正好给一个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是什么原因致死的女病人开证
明说是死于胃肠炎。一个月以后，斯顿尼莱夫教堂莱夫主教的汽车司机威廉·维蒂
被指控反复使用砒霜谋杀他的老婆。维蒂对他的老婆早就没有好感。他已经找到一
个女朋友。在审判时他对皇家律师说，“和女朋友暗中在汽车里调情之后不过几小
时，他就给他老婆最后一剂毒药。”
他将这些毒药装入胶囊里。
为什么始终没有被医生发现呢?受害者的体重不明原因地严重下降，皮肤干燥，
毛发脱掉，无缘无故的经常呕吐，出现多发性神经炎——你还可以说出一大堆症状
来。然而医生对这种可能性似乎视而不见，从没作过砒霜检查。
他们真的没有想到这一点。在平静的华维克郡怎么会有人用毒药谋杀人? 而且
还是在一个著名贵族的忠诚雇员的美满家庭里，就在他们眼皮底下会这样冷酷地发
生犯罪行为?不可思议!谁也没有料到。在没有人闪过这个念头的时候，狡猾的凶手
却在愚弄人们。
是否还有许多凶手逍遥法外？谁也不知道。伤脑筋的医生拒绝开具死亡证明书，
验尸官叫人作了尸体检查而暴露出少数凶杀案时，仍然被看作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
事。但是有多少被困惑的医生会在开具死亡证上碰碰运气呢? 相当多，这一点是没
有疑问的。除犯罪不算，这还是很危险的：它轻则使死亡统计不准确，重则对应赔
偿的疾病失去领取赔偿金的机会。
放在我的刑事档案里的各地最冷酷的一宗砒霜凶杀案发生于一所疗养院。弗里
德里奇·哥登·拉佛德就在医生和政府职员的眼前杀死了他那受疾病折磨的妻子，
还差一点就给他逃脱了。
玛格丽·拉佛德受疾病折磨了大约二年时间，其后在萨里郡哥达尔明的米尔佛
德疗养院死于“肺结核”。她因为患了这种倒霉的肺病总共有七年长时间，变得瘦
骨如柴，面色苍白，经常咳嗽，精神萎靡。可能她从来就因为身体不好而不配作为
一个吸引拉佛德的妻子，而拉佛德是个精力充沛，样子漂亮的男人，在离疗养院一
英里远的圣汤玛斯医院实验室当技术员。他早已和他那长时间躺在医院的老婆疏远，
并且找到了一个女朋友。
这点玛格丽已经敏锐地怀疑到。
在死前六天，因为长期患病而极度消瘦，她暗暗地告诉一位经常来看望她的好
朋友芳贝夫人说，好长时间以来，她一直在怀疑她的丈夫带来或送来给她的美味食
物和有时给她饮的矿泉水有问题：她猜想其中说不定含有毒物。每当吃下那些果子
冻、果品以及她丈夫让她父亲捎来的“一些果子馅饼”之后(就在昨天)她都感到很
不舒服，甚至呕吐。
“请你帮点忙，”她恳求说：“将这块馅饼送给伦敦警察厅去化验，我断定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