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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把妻子当帽子 序（1）
因为写这篇序的缘故，仔细阅读了奥利弗·萨克斯的生平，发现其实我早就与他有些联系。萨克斯的研究理念，可以说师承苏联神经科学家鲁利亚，而这位前辈，曾经因为在大脑皮层功能研究领域的探索性研究，被我三年前的博士论文多次引用。
四五十年前，关于神经系统可塑性的研究，还远没有现在这么深入，大脑内“神经线路”的联系，一旦固定还能否改变，还没有一个笃定的结论。鲁利亚和萨克斯认定大脑有“卓越的可塑性、惊人的适应能力”，而且这些“不仅仅是在神经或感知障碍的这种特殊（而且经常是令人绝望的）环境下才会出现”，他们主张不单单要面对来问诊的病人，更要看到处在日常生活环境中的病人。这些见地，在当时的情境下，可谓先锋。
萨克斯和鲁利亚的交情，始于1974年前后的一段通信。那年萨克斯在挪威的一个边远山区，遭遇了一头愤怒的公牛，情急之下他急转逃生，一脚踩空，左腿肌腱断裂，神经损伤，造成了严重的残疾。他慢慢发现这条腿仿佛不再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奇异的遭遇让他以一个病人的视角审视自己的身体和心理。他将之称为“医学的机缘”。正是因为这个机缘，他和鲁利亚讨论起人体的整体机能，关于个体和环境的联系。鲁利亚鼓励说“你正在揭示一个全新的领域”，这样的信件给了他极大的支持。
萨克斯的这段遭遇，后来被写成《单腿站立》一书，于1984年出版。事实上，从1973年起，他就开始以亲身的医患经历，写作了一系列的“医疗轶事”，《觉醒》、《错把妻子当帽子》，这些都成为世界范围的畅销书。他将病患案例文学化，将虚构与真实融为一体，饱含同情，着力描写患者的各种身心体验，给读者打开一道通往奇异世界之门。这一系列的书，获得了极大成功，被翻译成多国语言。萨克斯目前就职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作为顶尖医师的同时，也成为了著名的畅销书作家，被称为“脑神经文学家”，被《纽约时报》誉为“医学桂冠诗人”。
萨克斯的书中描写了很多例“病感失认症”，这也是我最感兴趣的话题。由于中风或其他原因，病人可能无法辨认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甚至觉得那是别人的。他们会在火车上指着自己的手对邻座说：“对不起，先生，您把手放在我膝盖上了。”即便被旁人提醒，这些可怜的病人都很难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对自己身体的错误感知，有时会发展到匪夷所思的地步。记得英国《卫报》曾有个记者写到自己的遭遇，他有天早晨起来，感觉“自己跟电视机遥控器一样高”，“脚陷进了地毯里”。此后，他时不时被猛然抛进童话世界：手指变得有半里长，走到街上，路旁的车看起来像威尔士矮脚狗那么大。有时办公的时候，身体突然缩小，椅子变得好大，感觉自己就好像走进了仙境的爱丽斯。还记得阿兰·德波顿描写过一个家伙，他把自己当做一个煎蛋，始终不敢坐在椅子上，后来有个朋友出了个招，在椅子上放了块面包。如此，他终于肯把自己像三明治一样放在椅子上了。
萨克斯将神经病学的理论和案例深入浅出地写进书里，既轻盈又沉厚。本来，神经病患，在普通人看来是一类与自己很少发生关联的遥远而陌生的群体。萨克斯以客观平等的态度看待他们，与他们交流，在书中展现了他们的心灵世界。那是另外一个伟大而奇异的境界。每一个患者，其实都有自己独特的、值得尊重的人格世界，有着我们未必能够达到的宁静和辽远，甚至是通透。
错把妻子当帽子 序（2）
每一本萨克斯医生的书都可当做非常精彩的医学传奇集。《错把妻子当帽子》展现了24个脑神经失序的患者，这本书大多数讲述的是“白痴天才（或称白痴学者）”的事迹。这些故事以前所未有的高度告诉我们，“病”这种东西，未必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缺陷、不适与疾病，会产生出另一些发展、进化与生命的形态，激发出我们远不能预料的创造力。普通读者能通过阅读这些故事感受到人类心智活动的繁复和奇妙，更能以新的眼光重新发现日常与人生。《火星上的人类学家》描写的则是另一种“变形记”。书名同题文写的则是一位自闭症患者、杰出的动物行为科学家谭普·格兰丁。一方面，她有韧性、真诚、坦率、非常敏锐，然而，另一方面，由于病症带来的情感缺陷，使得她在感知情绪时会有障碍，在社交中常感困惑。文中也提到阿斯伯格综合征——因为去年的一部动画片《玛丽与麦克斯》 而让影迷们熟知的病症。阿斯伯格综合征和自闭症的关系，学界尚不是很清楚，两者有类似的症状，例如人际交往障碍、刻板、重复的兴趣、自我中心。然而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更不易被发现，他们在外在表现上很难与正常人区分开。影片中的麦克斯就是一个四十四岁的肥胖古怪的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不擅长交际却又渴望温情。我们自认为是正常的地球人，将这些病人视为“火星人”，其实我们又何尝不被他们当做是“外星人”呢？又何尝不处处表现出怪异的举动呢？这正是萨克斯想告诉读者的。
萨克斯的“小说”谈的不仅仅是猎奇的故事，他探讨的是人性的无限可能性，人与人之间微妙的超越我们现有认知的关系，他希望“火星人”与地球人相互了解，相互表达。这是萨克斯文学的珍贵之处，也是中信出版社这套书的珍贵之处。
姬十三（科学松鼠会创始人、神经生物学博士）
帕斯卡尔认为：“作者最后写入书中的内容，其实应该放到开篇。”的确，我就是在撰写、整理并编排了这些奇异的故事之后，才选定篇名和两段引言的。现在，我该好好检视自己的成果和目的了。
引言中的一语双关以及两者的对比，其实就是麦肯齐所说的医生和自然学家的不同之处，这恰好与我的双重身份吻合：我觉得自己既是自然主义者，又是一名医生，对疾病和人类怀有同样的好奇心；也许，我可以大大方方地说，自己是个理论家兼剧作家，同时被科学与浪漫的情怀深深吸引着，也不断在他人身上看到这两点特质。不可否认，动物也会患病，但只有典型病症的患者才会兼具科学与浪漫的特点，深陷其中的病人尤为突出。
我的工作和生活都与病人休戚相关，患者和他们的病情促使我不断思考。若非生活在这种环境中，我可能不会想得这么深刻。通过这些思考，我提出了和尼采同样的疑问：“说到疾病，我们不禁会问，没有它们我们还活得下去吗？”之后，我不断思考这个问题背后的自然规律。我的病人给我抛出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常常让我重新审视病人。于是，下面要讲述的故事和展开的研究，便自然而然地化为一个又一个的疑问。
既然是作研究，如何又能讲故事或谈病例呢？希波克拉底提出病史的概念，认为疾病从发端到严重再到陷入危机，乃至最后恢复健康或不幸丧命，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因此，他引入了病历，也就是对疾病的自然发展过程进行描述，“病理①”一词的原意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这种观念。病史虽然也是自然史的一种形式，但它告诉我们的不是某个人的经历、外貌，或他与疾病的抗争史，它不涉及患者本身，就算提到患者时也总是一笔带过（比如：第二十一对染色体白化病女患者），同样的话既可以形容人，也可以形容老鼠。如果想要把承受痛苦和折磨、与疾病抗争的那个人称为“主体”，我们必须援引故事来使病例的描写更加生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既看到“病人”，又看到“病症”，才能看到真实的人、患者与疾病的关系，以及和他们肉体的关系。
错把妻子当帽子 序（3）
高层次的神经病学和心理学还包括了病人的基本状况，患者的个性特征也对疾病产生影响，研究疾病与研究患者本人缺一不可。如何看待这类疾病，以及如何呈现它们、研究它们，的确需要新的学问，我们或可称之为“自我身份的神经学”。因为它要面对的是掌管自我身份的神经基础，是脑与心智最古老的问题。或许，基于某种需要，必须在生理和心理之间有所界定，加以分门别类，但是研究和故事却自然而然关系到这两方面，而且无法切割。当然，这既是我非常着迷的地方，也是整本书想表达的理念。叙述的方式可以把两者的距离拉近，并把我们带到身体机制与生命的交汇点，让我们看清楚生理的变化是如何影响人的一生的。
作为一种传统，富有人文色彩的医学故事在19世纪达到顶峰，之后就逐渐衰落，随后，客观而冷静的神经学逐渐兴起。卢瑞亚②写道：“19世纪伟大的神经病学家与精神病学家都有着很强的叙述能力，现在几乎找不到这样的人了……必须加以复兴。”他最后的一些著作，譬如《记忆大师的心灵》、《破碎的人》都尝试着找回这种失落的传统。因此本书的每个病例也都力图恢复以前的传统，回归到卢瑞亚所说的19世纪的叙述风格，回到第一位医疗史专家希波克拉底的传统。也就是回到普遍性的和史前的传统：那时的病人总是把他们的故事告诉医生。
经典的寓言故事总蕴涵着丰富的原型：英雄、受害者、殉难者和勇士。神经病患者集这些人物的特征于一身—而我要讲的故事，则远不止这些。倘若沿用那些虚构的隐喻的术语，又如何为本书中诸如“永远十九岁的水手”之类的奇异人士归类呢？或许我们可以说，他们正在一个我们无从了解和认识的国度里长途跋涉，这就是我为何觉得他们的生活和经历充满传奇色彩；为何使用奥斯勒的天方夜谭这一比喻来做引言；为何在谈论病例时，迫切地想援引故事。科学和浪漫就在此热情相拥，卢瑞亚把它叫做“浪漫的科学”。它们在事实与寓言中汇合了，这个交汇点便是此书中每位患者的生命特质，就像我在《觉醒》一书中提到的一样。
这是怎样的事实！这是怎样的传说！我们该用什么与之媲美？目前可能还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比喻或神话来进行比较，难道新象征、新寓言即将来临？
本书中的八篇文章曾经发表过：《永远十九岁的水手》、《六十岁才开始使用的双手》、《完全不懂计算的数学奇才双胞胎》、《自闭症画家》（刊登于《纽约书评》）；《百老汇的抽搐之王》、《错把妻子当帽子》、《昨日重现》（刊登于《伦敦书评》），其中《昨日重现》的简写版被称为《音乐的耳朵》；《倾斜二十度走路的老人》（刊登于《科学》杂志）。《觉醒》中罗斯·尺的原型取材于《六十三岁的不良“少女”》，那是我对于患者的最早描述，也是哈罗德、平特受启发而写成的《一种阿斯拉加》中德博拉的原型。（最早是以《左旋多巴引发的无尽乡愁》之名，刊登在1970年春季的《柳叶刀》①上。）关于“幻影”的四个故事，头两篇曾以《病室怪人》之名刊于《英国医学期刊》。两个短篇故事摘自曾经出版的图书：《拼命把自己摔下床的人》摘自《单脚站立》，《能看到“上帝之城”的修女》摘自《偏头痛》。其余十二篇全是新作，未曾公开，皆于1984年秋冬完成。
我要特别向本书的编辑致谢。首先要对《纽约书评》的罗伯特·西尔维斯和《伦敦书评》的玛丽–凯·维尔摩斯，纽约高峰出版社的凯特·埃德加和吉姆·希尔贝曼以及伦敦达科沃斯出版社的科恩·海克拉夫特致以诚挚的谢意，他们都为本书的润色做了很多工作。其次要感谢我的神经科同事詹姆斯·博登·马丁医生，我给他看了克里斯蒂娜和麦格雷戈的两卷录像带，并且与他就《灵肉分离的人》和《倾斜二十度走路的老人》两篇文章进行了深入探讨；感谢迈克尔·克雷默医生，他是我在伦敦的前任领导，他描述了一个与《单脚站立》非常类似的例子，收录在《拼命把自己摔下床的人》一文中；感谢唐纳德·麦克雷医生，他那个视觉失认症的精彩例子和我的病例不谋而合。我的文章写完两年之后，无意间发现了这个病例，就把它写进了本书的后记。我也要向纽约的好友兼同事伊莎贝尔·罗萍致谢，她与我一起讨论了许多病例，并介绍我认识了克里斯蒂娜（《灵肉分离的人》的女主角）。而且罗萍与自闭症画家荷西很小就认识了，因此，我从罗萍那儿可以了解到很多荷西小时候的情况。
在这里，我更要对患者们慷慨无私的协助（有些例子是患者的亲人提供的）表示感谢。他们知道自己虽然无法直接受益，还是允许我，甚至鼓励我写下他们的生命故事，希望别人通过学习和了解，或许有一天能够治愈这些疾病。由于个人隐私和专业需要，本书中真实姓名与场景细节和《觉醒》一样都经过修改，但我的初衷在于保留病人对于生活的基本情感。
最后，我要以超越感激的诚挚，将此书献给我的良师。
奥利弗·W·萨克斯
失去左脑会怎样（1）
整个神经学与脑神经心理学的发展史，可以说就是左脑半球的研究史。
忽略右脑或一般称为“次要”的脑半球的原因，是因为要指出左脑各个部位损伤所带来的影响较容易，而属于右脑的病症，却不是那么明显。
一般人通常草率地认定右脑比左脑“原始”，而左脑被认为是人类演化下的独特成果。
导言
神经病学喜欢使用“缺陷”一词来特指神经功能损伤或失能的情况：譬如失去说话能力、失去语言识别能力、失去记忆能力、失去活动能力、失去自我认识能力，以及各种各样的功能丧失。所有的功能障碍（这也是一个常用术语）都有对应的专有名词：失音症、失语症、失读症、失用症、失认症、失忆症、失调症，每个名词都与特定的神经或精神功能相关联。病人因为生病、受伤或者发育不良，可能部分或完全地失去这些功能。
对于大脑和心智关系的科学研究始于1861年。法国科学家布鲁卡首先发现，语言表达障碍（失语症）通常是因为左脑的某个特别区域受到损伤造成的。这一发现开辟了脑神经学发展的新道路。几十年后，后人在此基础上绘制出人脑结构图，并找出脑中管语言、智力、知觉等功能的主要区域。19世纪末期，许多科学家经过细致的论证，发现这样的结构图过于简略，他们认为，所有的精神活动都有其错综复杂的内在结构和生理基础。弗洛伊德在其著作《失语症》中首先提出这一观点，他特别研究过一些丧失理解和认知能力的案例，还把它们命名为“失认症”。他坚信，随着对失语症和失认症的了解不断深入，必将产生一门新兴的、更加完备的学科。
弗洛伊德预见的有关大脑与心智的新兴学科创立于“二战”时期的俄国。在卢瑞亚父子以及其他人的共同努力之下，“神经心理学”诞生了。经过毕生的努力，卢瑞亚充分发展了这门学科，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因其本身的开创性，该学科在西方的传播有些缓慢。神经心理学成为系统的学科滥觞于卢瑞亚两部风格迥异的著作：《人类的高脑皮质功能》和风格别具的病史式小说《破碎的人》。虽然这两本书内容翔实，但是仍未涉及右脑这一区域。《人类的高脑皮质功能》只讨论了与左脑有关的功能；而《破碎的人》一书的主人公泽特斯基同样是左脑遭受巨大损伤，右脑则完好无损。可以说，神经学与神经心理学的发展史就是大脑左半球的研究史。
忽略右脑，或认为右脑“次要”，主要原因在于左脑损伤的区域相对容易找到，而右脑的病变则不是很明显。人们通常草率地认为右脑更“原始”，左脑是人类进化的奇葩。从某种意义上说，左脑的确比较复杂，分工也很精细，是灵长类尤其是人类的大脑发展到后期的产物。但不要忘记，右脑控制着认知现实的关键能力，没有它，每个物种都会面临死亡。左脑就像一部嵌入人脑中的电脑，专门负责规划与设计，古典的神经学关心的恰恰是这些规则，而不是具体的个案。如此一来，当这些专家遇上某些右脑的病症时，就茫然失措了。
过去也曾有人对右脑病症做过研究。例如安东在19世纪90年代，珀兹在1928年都做过类似的尝试。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们的努力从未被人提及。《工作的大脑》是卢瑞亚的后期著作之一，书中有一篇简短而丰富的文章专门探讨右脑问题。其结尾是这样写的：
失去左脑会怎样（2）
这些缺陷依然无人问津，它给我们提出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在直接意识上，右脑扮演了何种角色……人们一直忽略对这一异常重要领域的研究……想要出版这类的研究……必须专门用一系列的文章才能讲清楚……才能引起大家的重视。
卢瑞亚重病弥留之际写过几篇相关的文章，但还没来得及发表就溘然辞世了。他生前把文章寄给了英国的格雷戈里，后来被刊载在格雷戈里《思想的伴侣》一书里，并未在俄国发表。
如此一波三折，右脑患者想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都成了泡影。就像巴宾斯基说的那样，他们患的是一种罕见而奇怪的“疾病失认症①”。由于这种病跟所有已知的病例都没有关联，即使是最优秀的医生，想要了解这类病人的真实情况，也会难上加难。虽然右脑病症与左脑病症一样普遍—谁说不是呢—但后者显然更容易处理。检阅有关神经学与神经心理学的文献，我们要读过数千份讨论左脑病症的文章，才能找到一两篇探讨右脑的案例。由种种现象看来，似乎当今的神经学界完全不关注这一问题。但是，正如卢瑞亚所说的那样，这一问题非常、非常重要，可能重要到需要创立一门新的神经学分支。卢瑞亚把它叫做“人性化的”、“传奇性的”学科。卢瑞亚认为，由于我们所要研究的是以身体为基础的个人和自我，所以这门学科最好以故事的形式讲述，比如详细描述一位病人右脑严重损伤的整个过程，可以作为《破碎的人》一书的补充与对照。在最后的几封回信里，他对我说：“谈谈这类病例吧，即使是简单的叙述也好。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领域。”我必须承认，自己也深为这类疾病所吸引，因为它们开启了一个难以想象的领域（或可能的领域），指向更开阔的神经学与心理学，全然不同于以往古板机械的论调。
我的主要兴趣不是神经系统疾病，而是一般人认定较轻微的功能偏差症状对自我的影响。这种病症的类别颇多，病因也许是功能亢奋，也许是功能缺陷，所以分成两类讨论更加合理。不过必须在此开宗明义地指明：任何疾病都不可能是简单的功能亢奋或功能缺陷问题。无论是某个器官还是整个人体，一旦出现问题，其自身就会采取措施（无论这种措施有多奇怪）来进行恢复、替代、补偿，使其保持原有的功能。而医生除了要了解病人的神经系统受损情况之外，还要去研究、影响这些人体自我修复的方式。麦肯齐就非常支持这样的观点：
疾病的本质，或者说新产生的疾病究竟是由什么组成的呢？自然主义者关注的是：理论上在同样环境下的大范围的生命体，而医生以个体为对象，关注的是单个的病人，也就是研究那些在疾病折磨下力图恢复正常的患者。
无论患者努力的方法和结果有多奇怪，这种“努力恢复健康”的动力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被精神病学所承认，弗洛伊德在这方面也有建树。所以，他没有把偏执妄想当做病因，而是将其视为在完全混乱之中重建世界、恢复现实的尝试—只不过病人常常被它误导。麦肯齐这样写道：
帕金森症的病理生理学研究的是一种“有组织的混乱”。原来重要的系统被破坏以后，混乱便接踵而至，而系统的重建过程却建立在一个不稳定的基础上。
《觉醒》一书研究的正是“有组织的混乱”，这种混乱由一种综合征状的疾病引发。而本书接下来要探讨的案例，也是由各种疾病引发的有组织的混乱。
我个人认为，第一部分《缺陷》里，最重要的案例是视觉失认症：错把妻子当帽子。我相信这类病例对古典神经学最基本的定理和假设发起了最激烈的挑战，尤其是“任何脑损伤都会降低或消除‘抽象和分类的能力’（戈尔德施泰因①的说法），使人变得只能对感情和具体事物作出反应”这一条（杰克逊②在19世纪60年代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因此非常重要。但从皮博士身上，我们看到的情况几乎完全相反—虽然只是脑部视觉的区域出现问题，但是整个人的感情、个性、对真实事物的感知能力完全丧失，只剩下抽象分类的能力。这样的结果非常不合逻辑。杰克逊和戈尔德施泰因看到这种情况会说些什么呢？我常幻想着让他们来诊断一下皮博士，然后问问他们：“先生们，现在，你们怎么说？”
错把妻子当帽子（1）
皮博士是杰出的音乐家和歌唱家，多年来享有盛名。他在当地的音乐学校任教。在他与学生交流的时候，发生了奇怪的事情。有时某个学生站在他面前，皮博士却认不出是谁，确切地说，认不出面前这张脸。但学生一说话，他就可以通过声音认出对方。类似的场景数不胜数，让人觉得尴尬、困惑，甚至害怕，有时简直就是一场闹剧。皮博士不仅越来越认不出别人的脸，还把物体当成走在街上的人。他如同和蔼的长者一样，轻拍消防栓或站牌的顶部，把它们当成小孩子的头；在家里，他会亲切地和家具上的雕花把手聊天，发现对方没有回答于是惊诧不已。对于这些莫名其妙的错误，大家刚开始总是一笑而过，皮博士自己也不以为意。他向来不就爱讲冷笑话，逗大家发笑吗？他的音乐才能依旧让人惊叹，身体也没有哪里不舒服，他感觉棒极了！那些怪异的举动虽然非常可笑，但也蛮有创意的，应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没必要大惊小怪。直到三年前患上糖尿病，他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皮博士知道糖尿病会影响视力，于是就去咨询眼科医生。医生看完病历，对他的眼睛做了详细的检查。“你的眼睛没问题，”医生作出判断，“但大脑主管视觉的部分可能有问题。这方面我爱莫能助，你需要去看神经科医生。”经过介绍，皮博士来到我这儿就诊。
他用耳朵“看着我”
刚见面的刹那，我可以明显看出：他并没有一般的痴呆症状，看上去很有修养，魅力十足、说话流畅，而且富有想象力和幽默感。我不知道这样的人为什么会来看病。
不过他有些地方是有点奇怪，说话时虽然面对我，却又有点不对劲，那种感觉难以名状。我突然意识到，他不是用眼睛而是用耳朵对着我。他不像一般人那样注视对方，他的视线奇怪地转移，从我的鼻子跳到右耳朵，转到下巴，又移到右眼，好像是在专注地研究这些部位，却无视我整个人、整张脸和面部的表情。我也不太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是有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在他身上找不到与正常人交谈时该有的神情。他正在看着我，在我身上扫描，到底是……
“出了什么问题？”我好半天才开口问他。
“我也不知道，”他微笑着回答，“但是大家都觉得我的眼睛有问题。”
“而你却不知道自己的眼睛有什么问题？”
“不知道，是有那么点儿……我老犯错误。”
我出去和他太太聊了几句。当我回来的时候，皮博士正静静地坐在窗口，那样子不像是在观看，而是在神情专注地倾听。“车辆川流不息，”他说，“喧闹的街道，远处的火车，就像一首交响乐，你不觉得吗？你听过奥涅格的交响乐《太平洋234》吗？”
我心想，多可爱的一个人啊！他会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呢？他会让我给他作检查吗？
“你可以为我作检查了，萨克斯医生。”皮博士仿佛看穿了我心里的想法，平静地说。
他的右脚是只鞋？
包括肌力、协调性、反射性在内的神经系统常规检查顺利完成后，我的心也随之放下了，他可能也和我一样。但检查他的反射能力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身体的左半边有一点不正常。我脱掉他左脚的鞋，用一把钥匙挠他的脚心。这个动作看似无聊，却是反射性实验的必要步骤。之后，我起身拧紧我的眼底镜，并要他自己穿上鞋子。出乎意料的是，过了一分钟，他竟然还没穿好鞋子。
错把妻子当帽子（2）
“要我帮忙吗？”我问。
“帮什么忙？帮谁的忙？”
“帮你穿鞋啊。”
“哦，”他说，“我忘穿鞋了。”但是又低声说：“鞋子？鞋子？”
看起来，他有点困惑。
“你的鞋子，”我重复了一遍，“你也许该把它穿上。”
他不停地往下面看，专心地找鞋子，但是目光又不在鞋上，最后他的目光停在脚上。
“这是我的鞋，对不对？”
是我听错了，还是他看错了？
“我的眼睛，”他把一只手放在自己的脚上，说，“这是我的鞋，不是吗？”
“不对，那是你的脚。你的鞋在这儿。”
“啊！我还以为那才是我的脚呢。”
他在开玩笑吗？他是疯了还是瞎了？如果这是他犯的“不可思议的错误”，那这是我遇到的最不可思议的错误了。
为避免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我赶紧帮他穿上鞋。皮博士自己似乎一点也不觉得困扰，他看起来非常平静淡然甚至还挺开心。我再次翻阅他的检查结果。发现他的视力非常好，能够轻易地看见地上的大头针。不过如果把大头针放在他的左边，有时候他就找不到了。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这么说，他可以“看见”东西，但是他看见的是什么呢？我翻开一本《国家地理》杂志，请他描述上面的图片。
他的反应相当奇怪。和看我的时候一样，他的目光总是从一点跳到另一点上，总是注意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他十分关注那些色彩亮丽、形状鲜明的图案，并作出相关评论。但是他没有一次看到完整的景象，他只看到细节，这些细节就好像雷达屏幕上的光点。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始终无法把细节与完整的图像联系起来，始终看不到事物的全貌。不管面对的是一片风景还是某个景象，他都没有感觉。
我让他看封面，上面画着一望无际的撒哈拉沙漠。
“你在这幅图里看到了什么？”我问。
“一条河，”他说，“还有一家旅店，旅店的露台伸出河面。人们在露台上享受晚餐，到处都是遮阳伞。”他一边盯着封面以外的半空中看（如果这也叫“看”的话），一边扯一些不存在的东西，好像图片中缺少的东西让他联想起了河流、阳台和遮阳伞。
我那时一定目瞪口呆，但他觉得自己已经圆满完成了任务，嘴角挂着一丝微笑。他认为检查已经结束了，起身寻找他的帽子。他伸出手，抓住他妻子的头，想把她的头拿起来戴上。很明显，他把他的妻子当成了帽子！而从他妻子的表情来看，她好像早就对此习以为常了。
对于发生的这一切，我无法用传统神经学或神经心理学来进行解释。他许多方面的功能仍然正常，但有些功能丧失殆尽，这真是难以理解。他怎么能把妻子当成帽子的同时，却在音乐学校里教书呢？
连自己都不认得
我需要作进一步了解和观察，看看他在熟悉的环境里，比如自己家中是什么样子。
几天后，我到皮博士家里拜访他们夫妻二人，我的手提箱里放着《诗人之恋》的乐谱（我知道他喜欢舒曼）和一些测试认知能力的材料。皮夫人把我带到一间宽敞的房间，这房子令人想起颓废派盛行的柏林。一架陈旧的贝森朵夫钢琴庄严地立在屋子中央，四周布满了乐器架、乐器、乐谱……屋子里还有书、画等，但只有音乐才是重心。皮博士大踏步走了进来，身躯微弯，心不在焉地朝落地钟伸出手。一听到我的声音，他就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走过来和我握手。我们相互问候，又聊了一会儿最近的音乐会和演出。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问他能否唱一曲。
错把妻子当帽子（3）
“诗人之恋！”他赞叹着，“但我看不了乐谱了，你来弹好吗？”
我说让我试试看。在那架性能非常好的老钢琴上，我这种水平也还听得过去。皮博士虽然上了年纪，却有着费舍·迪斯考般醇厚的嗓音；而且他的乐感非常好，音乐天赋也非常高。看来，音乐学校不是因为怜悯才聘用他的。
显而易见，皮博士的颞叶完好无损；音乐皮质区也非常好；但是我不知道他的顶叶及枕叶，特别是掌管视觉的那个区域出了什么问题。我从工具箱里拿出柏拉图多面体，打算从这些开始实验。
“这是什么？”我抽出第一张图问他。
“当然是立方体了。”
“好。那这个是什么？”我举着另一张图问他。
他要求仔细看一下。很快，他有条不紊地说：“十二面体。我看其他的就不必了……二十面体也难不倒我的。”
显然，他区分抽象形状的能力没有问题，那辨认面孔呢？我拿出一盒扑克牌，王子、王后、国王还有大小王，这些他都能快速认出。但毕竟纸牌是模式化的图案，这样判断不出他看到的是脸孔还是图案。我从手提箱拿出一本漫画书给他看。像上次一样，绝大部分他都说对了。丘吉尔的雪茄、特大号的鼻子，只要抓住关键特征，他都能辨认出来。但卡通图案也有一定的规格与样式，现在要看看他对于呈现在眼前的真实面孔有什么反应了。
我打开电视，把声音关掉，播放了一部戴维斯早期的影片。屏幕上，影片的情节渐至高潮。或许是对演员不熟悉吧，皮博士没有认出女主角；但令人惊讶的是，虽然戏里面感情热烈、情节曲折，他却说不出演员脸上的任何表情。皮博士完全看不出所以然来，他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也不晓得谁是谁，甚至连角色的性别也认不出来。他对这幕戏的评论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他的表现如此差劲，也许是由于好莱坞电影与现实生活脱节造成的。我忽然觉得，他可能更善于分辨真实生活中的人物。墙壁上挂着家人、同事、学生以及他自己的照片。我选了一堆照片拿给他，完全不知他会如何表现。结果，看电影时发生的笑话再次上演，但这种事发生在真实生活中，就是个悲剧了。他基本上谁都不认识，连自己都认不出来了。他认出其中一个人是爱因斯坦，因为他抓住了爱因斯坦蓬乱的头发和八字胡的特征；另外一两个人也是这么认出来的。“呀，保罗！”他看着他哥哥的照片说，“他的大嘴和大门牙，化成灰我都认识！”但他一眼就认出保罗了吗，还是基于一两个特质才对身份作出合理的猜测？把这些醒目的标记去掉，他再次陷入迷惑之中。这不仅是认识和感知发生故障，他的整个宏观系统都出现了严重问题。在他眼里，即使是再亲近再疼爱的人的脸也都成了深奥的难题。他对这些面孔视而不见。这些面孔他一个也不熟悉，那不过是一组一组的特征罢了，统统都是“它”。由于只对外观有反应，而不是认识某个人，所以他才对谁都没感觉。对我们来说，一个人的脸是他的标志，我们通过这张脸才认识这个人；但皮博士却没有这样一个“人”的概念，他看到的这些都“里外不是人”。
不认识玫瑰和手套
在来皮博士家的路上，我顺道去了一家花店，买了一朵非常贵的红玫瑰，把它别在扣眼上。这时我把花拿下来给他。他接过花，当时的样子不像是一般人从别人手中接过一朵花，倒像是从植物学家或形态学家手中拿到一份标本。
错把妻子当帽子（4）
“差不多六英寸长，”他评论说，“有红色的螺旋形状，系着一条绿色的线状物。”
“对。”我鼓励他，“那你认为这是什么呢，皮博士？”
“不好说，”他似乎有点困惑，“它缺乏柏拉图多面体的对称性，然而它或许具有更高级的对称形态……我想这东西应该是一朵花。”
“应该是？”我反问。
“应该是！”他坚定地回答。
“闻闻看。”我提出建议。他又是一阵错愕，好像我要求他去闻一个高级对称体。但他仍然礼貌地照做了，将花放在鼻子边上。这一刻，他突然回到了真实的世界。
“真漂亮！”他赞美着，“初开的玫瑰花，浓郁的芬芳！”然后他开始哼唱：“退色的玫瑰，枯萎的百合……”看来，了解现实不一定非得依靠眼睛，还可以依靠鼻子。
我开始做最后一项测试。时值早春，乍暖还寒。进门时我把大衣与手套都扔在了沙发上。
“这是什么？”我举着手套问他。“我能看仔细点吗？”他从我手里接过手套，像刚才检测那些几何体一样，开始检测这只手套。
“表面平整，”停顿了半天，他才说，“能包住东西，它好像有……”犹豫了一下，他又说，“有五个小袋子，不知道能不能这么说。”
“是啊，”我慎重地答道，“你已经描述完了，现在可以告诉我，这是什么吗？”
“是某种容器？”
“对，”我说，“那用来装什么呢？”
“装该装的东西呗！”皮博士一下子笑了，“装什么都行啊。比如说零钱包，装五种大小不同的硬币，也可以是……”
他又开始信口胡说了。我打断他的话：“你不觉得它很眼熟吗？你不觉得它正好能装下你身体的某个部位吗？”
他的脸上依然没有任何灵光闪现。①
小孩子说不出“表面平整……能包住东西”之类的话，但是任何一个孩子看到手套都能认出来，同时想当然地把它和手联系在一起；皮博士却没有，他觉得那东西很陌生。视觉上，他迷失在一个了无生机的抽象世界里了，毫无疑问，他因缺少视觉上的自我，无法把这世界逼真地呈现出来。他对事物只能略知一二，却无法面面俱到。
像电脑一样的人
在谈到失语症和左脑损伤的病人时，杰克逊说他们失去了“抽象性”与“命题式”的思考能力，并将他们与狗相提并论（或者说，用小狗和失语症患者作比较）。皮博士恰好相反，他就像一台机器。他不仅像电脑一样冷漠地看待这个世界，更令人诧异的是，他还像电脑一样机械地拆解这个世界，他使用的方法和主要的特征都与电脑一模一样：电脑本身对现实一无所知，只能通过模式化的程序对事物进行识别。
即使做了这么多的实验，我还是不知道皮博士的内心世界是什么样子。他的视觉记忆与想象力是否仍然完整呢？我让他设想，由北门走入某个广场，一路上会经过哪几栋建筑物。结果他列举出的建筑物全都在右手边，左边的一个都没有。接着，我让他想象由南门进入广场。这次他说的也全都在他的右边，恰好是那些刚才漏掉的建筑物；而上次提到的那些建筑物，这次都没说出来。我们可以推断出，他没有看到这些建筑物。这说明他的左边的确有问题，他视觉上的缺陷不仅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而且同样影响到他的视觉记忆与想象。
他对内在的高级形象化的事物的反应又如何呢？想到列夫·托尔斯泰全凭想象来塑造和刻画人物形象，我就询问皮博士有关《安娜·卡列尼娜》的事情。他轻易地说出故事梗概，重点的地方都没有漏掉，但角色的长相、视觉上的情节与场景只字未提；他记得人物的对白，却记不住他们的脸；他可以把很多地方说得几乎一字不差，但对原著的视觉描述却是一片空白，而且他的话里没有真实的感觉、想象和情感。可以推断，他也有内在的失认症。①
错把妻子当帽子（5）
毫无疑问，他的问题在于几种特定的视觉功能缺陷。分辨脸孔、景物的能力受到严重的损害，几乎丧失殆尽；辨别事物架构的能力却依然存在，弄不好还有所提高。当我和他下棋的时候，他能够轻易地看清棋盘上棋子的移动。实际上，他轻轻松松就把我打败了。
卢瑞亚说泽特斯基不会下棋，但是他“鲜活的想象力”保存完好。泽特斯基和皮博士就好像人和其镜中影像，遥相呼应。他们之间最可悲的差别是：卢瑞亚说泽特斯基不屈不挠地摆脱困境，极力想恢复他失去的能力；而皮博士不想做任何努力，也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反而觉得自己什么都不缺。到底谁更可悲，谁更倒霉呢？是知情的人，还是浑然未觉的人呢？
疾病带来的礼物
检查结束后，皮太太招呼我们用餐。餐桌上放着咖啡和一些可口的甜点。皮博士饿坏了，一边哼着小曲，一边享用这些点心。他顺手将盘子拉向自己，流畅而富有节奏地吃了这个又吃那个，整套动作如溪水流动一样富有旋律，简直就是一首歌颂美味的圣歌。这时，门外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巨大的咚咚声。皮博士的动作就这么被打断了，他呆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也不再吃东西了，脸上一副漠然呆滞的表情，眉头紧锁，眼神迷离地看着餐桌—他不再觉得那是一张摆满美食的桌子。他太太给他倒了点咖啡，浓浓的香味勾住了他的嗅觉，将他拉回现实中来。于是，吃东西的旋律又开始了。
我不禁担忧起来，他的日常起居怎么办？穿衣洗澡上厕所怎么应付？我跟着皮太太走进厨房，想问问皮博士是怎么穿衣服的。“和吃东西的情况一样，”她解释说，“我把他常穿的衣服挑出来放在固定的位置，他唱着歌就穿上了，没什么问题。他做什么事都唱歌，但是一旦被打断，他就失去头绪了，完全停在那里，衣服变得陌生，连自己的身体也不例外。他无时无刻不在唱歌：吃饭唱，穿衣唱，洗澡唱，做每件事都要唱。要是不把每件事变成歌曲，他就什么都做不了。”
谈话的时候，我注意到墙上的画。
“是的，”皮太太说，“他画画和唱歌一样好，每年学校都会展出他的画作。”
我好奇地逛了一圈，发现这些画是按年代排列的。他早期的作品自然写实、生动活泼，而且全部都是工笔画。几年之后，这种画风的作品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抽象和偏重于几何、立体的手法。最后这几年的作品简直毫无意义—至少对我而言是这样的—只有混乱的线条与斑驳的污点。我对皮太太发表了上述的评论。
“哎呀！医生，你太俗气了！”她惊讶地说，“难道你没看出他艺术风格的成长经历吗？没看出他是如何丢弃早期的现实主义，不断成长为抽象派艺术家的吗？”
“不，根本不是这样的。”我不敢对皮太太这样说，只能自言自语。他的确经历过现实主义、表现主义和抽象主义的阶段，但这并不是由于艺术风格转型，而是因为疾病不断恶化造成的。随着视觉失认症不断恶化，所有的想象和表达能力、对现实和具体事物的感知能力也在逐渐消亡。墙上展示的画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悲哀的神经病病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