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想，皮太太是不是也说对了一部分呢？疾病和创作之间，冲突是常有的，但两者也可能巧妙地共存。也许在他的立体主义时期里，艺术创作和疾病同时发展，共同合作，从而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既然他表现主义的能力不断弱化，想必在抽象主义的想象力上反而有所增强。所以他对线条、花边、轮廓等构图元素越来越敏感，逐渐用毕加索式的风格去观察、描绘，逐渐把抽象的元素纳入图画中。这样一来，表现主义的风格自然不见了……最后的那几幅画恐怕只剩下难以分辨的混沌了。
错把妻子当帽子（6）
我们回到那间放着贝森朵夫钢琴的大厅。皮博士正哼着曲子，吃着最后一块蛋糕。
“好了，萨克斯医生，”他对我说，“想必你一定觉得我的事情很有趣。你能告诉我哪里出了问题，并给我一些建议吗？”
“我也不知道哪里有问题。”我回答，“但我知道哪里没有问题：你是一位了不起的音乐家，音乐是你的生命。如果要我给你开药方的话，那就是不间断的音乐。音乐一直是你的中心，现在，就让他渗透你的生活吧！”
四年过去了，我再没见过他。但我常常想，皮博士处理视觉图像的能力莫名其妙地丧失了，非凡的音乐能力却完好无损，他该怎样理解这个现实世界呢？我觉得，对他而言，音乐已经取代了图像能力。他无法进行形体的想象，却可以读懂肢体的音乐，这也是他的动作和行为如此流畅的原因；一旦内在的音乐停止，他就掉进了一种混乱的静止状态。当然外在世界的音乐如果停止了，也会是这样。①
叔本华在《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一书中说，音乐是纯意志的表现。如果叔本华见到完全失去对表象世界的感知、只剩下音乐和意志的皮博士，他该多高兴啊！
皮博士的病情日渐严重（他大脑的视觉区有个肿瘤，视觉在不断地退化）。不过谢天谢地，他还能唱歌。皮博士就这样陶醉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并以音乐传授学生，度过他的一生。
后记
皮博士认不出手套为何物，这种失能我们该作何解释呢？很明显，他虽然能作出大量认知性的假设，但始终不会作出判断。人类的判断力是直觉的、个性化的、广泛的、具体的。我们能够辨别存在的事物，是因为它们彼此之间与自身存在关系，而这正是皮博士欠缺的地方（虽然在其他领域，他的判断能力敏捷而准确）。是不是由于缺乏视觉信息，或者视觉信息处理不当造成的呢（古典的结构神经学可能对此有过解释）？还是皮博士的神经信号出现了问题，导致他不能把自己见到的东西联系起来？
各种解释或解释模式之间既不排斥，也不矛盾，虽然角度不同，但它们能共存且都是对的。不管以直接还是间接方式，古典神经学都承认了这一事实：麦克雷发现缺陷结构，即视觉运作的过程与整合存在缺陷，这样解释不够充分，但间接地承认了这一点；戈尔德施泰因谈到“抽象态度”时直接引述了该观点。但这种经过分门别类的“抽象态度”之说还是不能把皮博士的问题说清楚，准确地说，不能明确揭示出他整体判断力的丧失的原因。事实上，除了“抽象态度”以外，皮博士一无所有；也正是这种荒谬的“抽象态度”让他什么都不认识，谁都认不出来，严重地丧失了判断能力。
让我觉得奇怪的是，神经学与心理学谈到过很多问题，唯独没有提及判断力，而判断力的崩溃恰恰是造成神经心理失调的根本原因（皮博士的案例比较特殊，更常见的是科萨科夫额叶综合征，参见第十二、十三章）。判断力与身份辨认的能力总是最先受损，但神经心理学却只字不提。
然而不管是康德的哲学理论，还是经验主义和进化论的观点，都认为判断力是我们拥有的最重要的能力。无论动物还是人，没有“抽象态度”也能好好地活着，但一旦失去判断力就会迅速走向灭亡。判断力是高级生命和智商的第一要件，但机械的古典神经学却忽视它、曲解它。如果追溯这些悖论始于何时，我们可以发现，它们自从神经病学创立之初就已发端，随着神经病学的发展，这些悖论就一直存在并越来越明显。和古典物理学一样，古典神经学也十分机械化，从杰克逊的机械模拟到如今的电脑模拟都能证明这一点。
错把妻子当帽子（7）
不可否认，人脑就像一部机器或一台电脑，古典神经病学中提到的观念也没有错，但构成我们生命本质的“心智”，不仅具有抽象化和机械性的特点，还非常人性化：它不仅能够分辨、归类，还能不断感觉和判断。人一旦丧失心智功能，就会像电脑一样，皮博士就是如此。同样的道理，如果把某个人的感觉与判断功能删除，那他就彻头彻尾地成了第二个“皮博士”，再也不能认识具体的客观事物了。
通过这样一个既有趣又吓人的类推，可以发现，当代的认知神经学、认知心理学面临的问题，和可怜的皮博士遭遇的困境再相似不过了！我们需要具体客观的现实，皮博士也是；我们的认知科学忽视的地方，也恰恰是皮博士的盲区；和皮博士一样，我们的认知科学本身也患有失认症。不过，皮博士的案例倒为我们敲起了警钟：如果某项科学回避判断（特别是关于个人方面的）并且缺乏人性化，一味地抽象化、程序化，后果将会多么可怕。
无论是为了进行观察和研究，还是为了找出真正的病因，我都该对皮博士的案例进行后续追踪。然而受到环境的限制，这件事竟成了我最大的遗憾。
医生们都不愿摊上疑难杂症，特别是像皮博士这样的怪病。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1956年的《脑》杂志上发现一篇非常类似的详细病例，这个发现让我欣喜若狂，也松了口气。从神经心理学与现象学来讲，两个病例非常相似（甚至可以说相同），但是根本的病因（严重的脑损伤）和个人环境则全然不同。该案例的作者认为，他们这个发现“在神经病史上是首例”。显然，他们也和我一样，对自己的发现惊奇不已。① 在这里，我对该案例只作部分引述，并作了简单的修改，有兴趣的读者请直接参阅麦克雷和特罗雷1956年的最初报告。
该患者是一个年轻人，年仅三十二岁。他曾经经历过一次严重的车祸，三个星期不省人事。“……他抱怨说失去了识别面孔的能力，连他的妻子、儿女都认不出来。”他对每个面孔都感到陌生，唯独记得三张脸，这三张脸都是他的同事的：一个人的眼睛眨个不停，另一个的脸颊上有颗很大的痣，第三个则是因为“他又高又瘦，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麦克雷和特罗雷特别提到，病人只有通过这些典型的特征才能认出他们三个。和皮博士类似的地方还有，他常常通过声音来分辨身边的人。
麦克雷和特罗雷曾经详细描述，这个年轻人甚至连镜子里的自己都不认识：“在康复的初期，尤其是刮胡子的时候，他常常怀疑那张瞪着他看的脸是不是自己的，虽然他也知道那张脸肯定不是别人的。有好几次，他扮鬼脸、吐舌头，说‘就是想确认一下’。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瞄一眼就知道’，而是要小心翼翼地研究镜子里的脸，然后慢慢地想起来。他凭借头发、脸部的轮廓和左脸的两颗小黑痣来辨别自己。”
他常常不能一眼认出东西来，但可以先找到一两个特征，然后猜测，当然偶尔会错得离谱。作者特别提到，他识别有生命的物体时相当吃力。
然而辨识简单形象化的物体，比如剪刀、手表、钥匙等等时，他却从不出错。麦克雷和特罗雷还曾经提到：“他对地形的记忆有点奇怪。他可以找到从家里到医院的路，但是说不出途中经过的街名（与皮博士不同的是，他还有轻微的失语症），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的。”
显而易见，他对人物的视觉记忆，即使是那些车祸发生前所熟悉的人物的记忆也遭受到严重的损害。行为记忆（或特定的习惯行为）依然保留完好，但人物的面孔和外表却忘得一干二净。经过仔细的探寻，专家发现，他梦里面的视觉影像也消失了。和皮博士一样，这位患者不仅丧失了视觉认识能力，还完全失去了视觉想象力与记忆力等视觉重现最基本的能力（这些能力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基本的具体能力）。
最后，还要说一件有趣的事。皮博士把他的妻子当成了帽子，而麦克雷的病人也不认识自己的妻子。他索性让妻子找个标记，最好是“……一件显眼的衣物，比如一顶帽子”。
永远十九岁的水手①（1）
想明了记忆在我们此生中有何等地位，那么请让你的记忆流失，哪怕只是零星片断的缺失。失去记忆的生活不能称之为生活……记忆让我们思想连贯、明白事理、产生情感，也是我们行动的原动力。没有它，我们将一无所有……（我只能无力地等待，看着它把一辈子的生活化为乌有，就像我母亲曾经经历的那样……）—路易斯·布努艾尔②
这段感情深沉而又骇人听闻的话语出自布努艾尔的*，他的话使人想到临床、实用、存在以及哲学等都要讨论的基本问题：如果一个人丧失了大部分记忆，忘记了自己的过去，甚至记不起早上做过什么，这个人会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他会处在一个怎样的世界？他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这随即使我想起一个曾经诊视过的病人，他是诠释这句话的最好例证。他叫吉米·格林，1975年年初住进纽约的“老人之家①”。他看起来英俊聪明，但是记性很不好。他的转院记录较隐晦：不能自理，精神错乱，思想怪异，没有判断能力。
永远都是十九岁
吉米长得很帅，友好而亲切，一头卷曲浓密的头发，虽年届五十，身体依然健壮结实。
“嗨，医生！”他说，“早安！我可以坐在这张椅子上吗？”他总是很和蔼地和我聊天，回答我的问题。他告诉我他的名字、生日以及他的出生地，康涅狄格州的那个小村庄的名字。他深情款款地描述每一个细节，甚至还画了一幅地图。谈及他们家曾经居住的房子，他连那里的电话号码都记得；他谈起他的学校，曾经的校园生活，亲密的同窗，还有他对数学和科学的痴迷；说到他的海军岁月时，他更是激情洋溢。1943年参军入伍的时候，他才十七岁，刚刚高中毕业。由于对工程类学科很有天分，他很适合搞无线电技术。从得克萨斯州一个速成班毕业之后，他就在一艘潜艇上从事无线电报务员助理的工作。他清楚地记得他服役过的每艘潜艇的名字以及它们的使命。他还记得摩尔斯电码，利用摩尔斯电码发报和打字都非常熟练。
这是一段充实有趣的生活，他对于早期的回忆生动详细，令人动容。然而不知为什么，他的回忆到了某个阶段就戛然而止。他又开始回忆和再现他的军旅生活，从战争结束一直到彼时对未来的憧憬。他爱上了海军这个职业，想为此奋斗一生。但考虑到兵役法的限制，加上朋友们的劝说，他觉得上大学是最好的出路。当时他哥哥在一个会计学院念书，还和一个来自俄勒冈州的漂亮姑娘订了婚。
因为回忆，吉米得以重温旧梦，整个人显得神采飞扬。但是，他的神情仿佛不是在诉说过去的光辉岁月，而是在描绘现在的幸福生活。让我备感诧异的是，在他的回忆里，从学校到参军的这段日子，句子时态发生了变化：由过去时态改为现在时态。在我看来，他不像是小说中叙述所用的现在时，倒更像是在描述当前的感受。
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突然在我脑海里闪现。
“今年是哪一年啊，格林先生？”为了掩饰疑惑，我假装漫不经心地问他。
“1945年啊，大夫。你猜怎么了？”他仍然津津乐道，“我们打胜了这场战争，罗斯福死了，杜鲁门执政，前途一片光明。”
“那你呢，吉米先生，你现在几岁了？”
他表情奇怪，有点不确定，犹豫了一会儿，似乎是在忙着计算日期。
永远十九岁的水手①（2）
“怎么了？我现在十九岁，医生，明年我就二十岁了。”
看着我面前这个灰头发的男人，我产生了一种冲动，以至于此后我一直无法原谅自己—如果吉米还记得这件事，这将是他一生中遇上的最残忍的事。
“看这儿。”我一边说，一边把镜子立到他面前，“朝镜子里看，然后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你在镜子里看到的是不是十九岁的年轻人？”
他忽然脸色苍白，使劲抓住椅子，喃喃自语：“天啊，发生了什么事？我到底怎么了？这是个噩梦吗？我疯了吗？玩笑开大了？”他开始惊慌失措，不能自已。
“没事，吉米，放心吧。”我安慰他说，“这是个误会，没必要担心的！”我把他带到窗口，“多好的一个春天啊。看到那群孩子打棒球了吗？”他的脸色渐渐好转，开始露出微笑。我偷偷地离开，顺手带走了那面可恶的镜子。
刚说过就已经忘记
两分钟之后，我再次进入那个房间。吉米仍站在窗口，饶有兴致地看孩子们打棒球。当我开门的时候，他转过身来，笑容满面。
“嗨，医生！”他主动招呼，“早安！你是想和我聊聊吧—我可以坐在这张椅子上吗？”他真诚坦白的脸上没有露出任何表现出我们刚才见过面的痕迹。
“我们从没有见过面吗，格林先生？”我忽然问他。
“我想应该没有。您长了那么多的胡子，一旦见过您，我是不会轻易忘掉的，医生！”
“你为什么叫我医生呢？”
“因为您是医生，不是吗？”
“是的。但是如果你没有见过我，又怎么会知道我是医生呢？”
“您说话的方式像医生，我能看出来您就是医生。”
“是的，你说对了，我是这里的神经科医生。”
“神经科医生？嘿，我的神经出问题了吗？……还有‘这里’—‘这里’是哪里？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我刚想问你来着，你认为你在哪里呢？”
“我看这里到处是床，到处是病人，看上去就像个医院。天啊，我待在医院里干吗？到处是老人。我感觉很好啊，壮得像头牛。也许我是在这里工作的……我上班吗？我的工作是什么呢？……不对，你在摇头，你的眼神在说‘不是’。如果我不在这里工作，那我就是被送过来的。我是个病人吗？我是不是有病？但自己怎么不知道呢，医生？太疯狂了，太吓人了……是不是有人在开玩笑啊？”
“你不知道怎么回事？真的不知道吗？你告诉我你的童年往事，你在康涅狄格州长大，你在一艘潜艇上做无线电报务员助理，还有你哥哥和一个俄勒冈州的女孩订亲的事情，这些你都忘了吗？”
“嘿，您说得很正确。但是我从没告诉过您啊，我这辈子从没见过您啊。您肯定是读过我的病历了。”
“好吧。”我说，“我给你讲个故事，一个人找医生抱怨，老说他记性不好。这个医生问了他一些例行性的问题，然后问：‘记性怎么不好了？’结果病人回答：‘什么不好啊？’”
“原来这就是我的问题。”吉米笑起来，“我觉得我就是有点问题：刚刚发生的事情，过一会儿就忘了，但是对过去很久的事情却记得很清楚。”
“您愿意接受我的检查吗？就做几个小测试。”
“当然，”他表示配合，“悉听尊便。”
智力测试显示出他反应迅速、观察敏锐、逻辑清晰。即使很复杂的问题也难不住他—当然，前提是这道题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如果需要很长时间，他会中途忘掉自己在干什么。他下井子棋和西洋棋称得上快、准、狠，能够很轻松地赢我；但是下象棋就输得一塌糊涂，原因是每走一步需要很长时间。
永远十九岁的水手①（3）
深入研究他的记忆时，我发现他的短时记忆丧失得实在是太快了，给他看过的东西、说过的事情，过不了几秒钟就可能忘得一干二净。于是，我把我的手表、领带以及眼镜摆在桌子上让他记，然后盖住这些东西开始和他闲聊。一分钟之后，我问他我盖住了哪些东西，他竟然一个也记不起来了，连我让他记住东西的这件事也给忘了。于是我们又做了一次。这一次我特意让他写下这三件物品的名字，结果最后他还是忘了。当我把他写的那张纸拿给他看时，他很惊讶，说不记得刚才写过什么东西；但是他承认那是他的笔迹，随即想起似乎是有那么一件事。
他有的时候会保留些许的记忆，比如一些模糊的片段或者熟悉的感觉。我和他下棋之后的五分钟里，他能够记起“不久前”有个医生和他下过棋，但是这个“不久前”是几分钟前还是几个月前，他就不知道了。停了一会儿，他会对我说：“这个人是你吧？”当我承认的时候，他看起来很开心。他这种说不清的开心和无所谓的态度也很有特点。当我问起现在的时节，他马上会东张西望，寻找线索来回答我。我悄悄地拿走放在桌子上的台历，他就朝窗户外面张望，以略估现在的时节。
看起来，他不像是记不住东西，倒像是记过之后再也找不着自己记在哪里了，而且这些记忆经常在一分钟或更短的时间之内就消失了，当他注意力分散或受到外界干扰时，这种特点会更加明显。与此同时，他的智力和感知依然出色。
总是活在过去
吉米的理科知识很丰富，都可以和数学与科技的专业人士媲美了。无论是初等数学还是高等数学，只要是计算方面的问题都难不倒他。当然，前提是这些题目可以很快被解出来；如果这道题步骤烦琐，需要很长时间，或者涉及很多变量，他就会忘记做到哪儿了，甚至会连题目一起忘掉。他还知道各种化学元素，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能够画出元素周期表—但是表上没有铀之后的元素。
“都画全了吗？”他画完之后我问他。
“画完了，这是我知道的最新的元素周期表。”
“铀以后的元素你一个都不知道吗？”
“你在开玩笑吧？表上只有九十二个元素啊，而且铀是最后一个。”
我停顿了一下，然后翻出一本《国家地理》杂志放在桌上。“给我讲讲行星。”我说，“还有它们的相关资料。”他毫不犹豫，充满自信地给我讲述行星的事—它们的名字，已有的发现，与太阳的距离，大约的质量、特性以及重力。
“这是什么？”我指着杂志上的一幅照片问他。
“月亮。”他回答。
“不是，它不是月亮。”我说，“这是从月亮上拍摄的地球的照片。”
“医生，你在开玩笑吧！必须有人把照相机带到月亮上才行！”
“没错啊。”
“嘿！真能吹—人怎么可能跑到月球上去呢？”
除非是超级演员或者超级骗子，否则没人能把那种吃惊的样子表演得惟妙惟肖。所以，这一幕毋庸置疑地告诉我，他仍然活在过去。他的言谈、他的感受、他天真的好奇心，以及他为弄明白眼前事而作的努力，都像是一个40年代的年轻人，正在琢磨着还未发生却又难以想象的事情。“和其他事情相比较，”我在笔记中写道，“这件事情让我确定，他的记忆在1945年左右就中断了。”我拿给他看的、告诉他的事情，足以让一个生活在“斯普特尼”号卫星①发射之前那个年代的小伙子大吃一惊了。
永远十九岁的水手①（4）
我在杂志里看到另外一张照片，于是把它推到吉米面前。
“这是一艘航空母舰。”他说，“相当新式的设计，我还从没见过这样的呢。”
“它叫什么名字呢？”我问。
他从上到下看了一遍，然后很困惑地说：“尼米兹号！”
“有什么问题吗？”
“见鬼了！”他很激动地说，“所有航母的名字我都知道，可从没听说有个叫尼米兹的啊……的确有个海军上将叫尼米兹，但是我从没听说有航母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他很气愤，把杂志摔在地上。
生活在记忆的片断
接二连三的反常事件产生了负面效应，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于是，他开始显得失魂落魄、急躁焦虑起来。无心的发问把他推向了惶恐不安的境地，于是我停止了谈话，再次把他带到窗前，俯视下面洒满阳光的棒球场。看着看着，他的表情开始放松，慢慢把尼米兹号、卫星照片以及令他惶恐的事情都抛到九霄云外了，全身心地投入到棒球比赛的观看之中。不久，美味的饭香从餐厅里飘过来，他舔舔嘴唇，说了声：“开饭啦！”然后径自离开了。
此刻的我百感交集，想到他的生命将这样混混沌沌地耗尽，我就感到揪心的痛。
“可以这样认为，”我在笔记中写道，“他仅仅活在记忆中的一个片段里，其他的记忆要么找不到了，要么根本就是空白……他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被卡在一个个不断变幻却又毫无意义的瞬间。”接着又写了些例行记录：“其他的神经系统检查项目完全正常。我认为，很有可能是科萨科夫综合征，由于受到酒精的过度刺激，脑间的*状体严重退化。”我的笔记既有事实描述，又有观察记录，我把它们都作了仔细的整理和归类。这期间我不断思考，这样的病症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他是谁？他在哪里？他在干什么？他的记忆力如此之差，我们还能说他“存活于世”吗？
在作笔记的时候，我一直迷信般地思考有关“魂飞魄散”的问题，思考人的记忆为什么会有连贯性，其根源到底是什么。吉米失去了根，把一切记忆都寄托于那虚幻而遥远的过去。
“只要把记忆连接起来就好了。”但是他该怎样连接？我们又该怎样帮他连接？如果不连接起来，他以后的生活会怎样？“我敢断言，”休谟①曾经写道，“我们只不过是各种知觉的集合体，这些知觉以让人无法想象的速度不停地运转，从而成就了所谓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吉米就已经退化成“休谟式”的人了。我不禁想，要是休谟看到一个支离破碎、变幻莫测的人—比方说看到了吉米，发现自己的哲学理论有了活生生的例子，他该会多高兴啊！
时间终结在1945
也许我能够从医学文献中找到一些建议和帮助—那是一篇大部分用俄文撰写的文献资料，科萨科夫在该篇文章中首次对失忆症进行了系统的定义和研究。此外就是卢瑞亚的《记忆神经心理学》（此书在我认识吉米一年后才出现译本）。科萨科夫在1887年写道：
受到影响的只有短时记忆，对短期发生的事情的印象迅速消失。然而，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产生的印象却能适度地回忆起来。由此看来，病人的能力、机敏的反应和丰富的想象并没受到影响。
科萨科夫研究成果卓著，但也留下了许多空白。一个世纪以来，许多人对此作了深入的研究—迄今为止，对此研究得最深入最杰出的人物当属卢瑞亚。卢瑞亚把他的科学成果用诗一样的语言表达出来，以引起大家对失忆症患者的同情。“我们常常看到，病人的思维是混乱的，他们甚至不能把经历过的事情按时间顺序排列。”他写道，“最后，他们会失去时间感，活在孤独的记忆片段里。”而且，如卢瑞亚所说，记忆丧失的时间范围会向前扩散，“严重的时候，很久以前的记忆也会受到影响。”
永远十九岁的水手①（5）
本书提到的卢瑞亚的病人，大多有严重的脑肿瘤，这种病的影响和科萨科夫综合征对人记忆的影响是一样的；但这种病会慢慢扩散，且经常伴有生命危险。卢瑞亚没有记录纯粹的科萨科夫症病例，科萨科夫却曾经对此有过细致讲述：脑间的*状体虽然体积微小，但作用很大。当受到酒精的过度刺激时，患者的*状体内部的神经细胞会遭到破坏，而大脑的其他部分依然保持完好。所以，卢瑞亚对病例没有作长期追踪。
吉米的记忆从1945年开始突然中断，起初，我怎么也想不通，甚至觉得没有可能，但是，那个时间点，那段日子却又如此突出，如此显而易见。我在随后的笔记中写道：
他的记忆中有大片空白。我也不知道那时以及之后他都经历过什么……我们必须把这些失去的记忆找回来—要么从他哥哥那里，要么从海军那里，要么从他以前住过的医院那里。有没有可能他当时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创伤，或者在战争中受到重大的脑部或情感刺激，并一直影响到今天……在他没有患上这种病之前，战争岁月是不是他最辉煌的时刻呢？①
都是酗酒惹的祸
我们给他做了各种各样的检查（EEG、脑部扫描等），发现他的大脑没有大面积的损伤。当然，这些检测是不能查出脑间*状体的萎缩情况的。海军给我们发来的报告说，吉米是1965年退役的，服役期间表现非常出色。
接着，我们从贝尔维医院翻出一份早已破损不堪的简短报告，其签署日期是1971年。报告中写到他“完全没有辨别能力……酒精的过度刺激引发了严重的脑组织综合征”（肝硬化就是那个时候形成的）。离开贝尔维医院，他被送到一个名叫“护士之家”的地方。那里地处农村，环境恶劣，条件极差，缺衣少食。他直到1975年才被“解救”出来。
我们找到他的哥哥，就是吉米常常挂在嘴边的、在会计学院上学，并和一个俄勒冈州的姑娘订婚的人。事实上，他哥哥早就和那个姑娘结婚了，不仅当了爸爸，还当了爷爷，从事会计工作都有三十多年了。
我们本以为能够从他哥哥那里打听到一些有关吉米的信息，结果只是收到一封简略客套的信。读这封信时，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猜测到，1943年这兄弟俩就分开了，之后基本没见过面。一部分原因是环境与职业的差别，主要还是脾气不合。看起来吉米一直没过上稳定的生活，他又是个乐天派，没事就自己去喝喝小酒。他哥哥觉得，军旅生活有其固定的作息，所以真正出问题是在1965年吉米退役以后。吉米不再工作，忽然失去了习惯性的作息与依靠，逐渐变得“失魂落魄”，并开始酗酒。6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后期），科萨科夫综合征开始发作，他的记忆也开始受到损伤，但那时还不至于严重到生活不能自理。1970年开始，他酗酒越来越严重。
吉米的哥哥事后得知，就在那年的圣诞夜前后，吉米突然性情大变。他变得精神错乱，极易亢奋，也就是那时候被送到贝尔维医院的。之后的一个月里，异常兴奋与精神错乱的现象逐渐消失，转而又患上了严重而奇怪的记忆丧失症，用医学术语来讲，叫“失忆症”。这时，他哥哥来探望他了。兄弟俩二十年没有见面了，但是让哥哥感到震惊的是，弟弟不仅不认识他，还说：“别开玩笑了，你老得都可以做我爸爸了。我哥哥很年轻的，还在念会计学校呢。”
永远十九岁的水手①（6）
当我收到这些资料，就更搞不懂了，为什么吉米不记得他海军生涯后几年的日子？为什么直到1970年才开始失忆？那时候我还没听说这种病人会有逆行性失忆症。“我越来越怀疑，”那时我这样写着，“他的病和歇斯底里症或者间歇性失忆症有关。还是在逃避一些痛苦的记忆？”我建议他去看精神病医生。医生的报告深入而又详细。检查的内容包括一项阿米妥钠测试，用以释放出所有可能被压抑的记忆。那位医生还尝试催眠吉米，以此来诱导出被歇斯底里症压抑的记忆。催眠对歇斯底里型失忆症有显著效果，但是由于吉米没有被成功催眠，这项测试失败了。原因不是吉米“抗拒”，而是他的失忆症太严重，以至于忘记了催眠师在说什么。任职于波士顿荣民医院失忆症病房的诃莫诺夫医生也有同样的经历。他的感觉是，这绝对是科萨科夫综合征病人的特征，而歇斯底里失忆症没有这个症状。
精神病医生写道：“我认为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他有歇斯底里症或者假装有缺陷。他既没有造假的本事，也没有造假的动机，他的失忆症是生理上的，且永远不能治愈。”但是对于长时间的记忆还存在这件事，仍然无法解释。而且她觉得吉米的问题“不用太担心……也不用太着急……也没什么有效方案”。她觉得无从下手，爱莫能助。
此时此刻，排除了其他诸如情感或器官因素的干扰，确诊吉米患了纯粹的科萨科夫综合征之后，我写信给卢瑞亚，询问他的看法。他在回信中提到一位名叫贝尔的病人，这位患者丧失了过去十年的记忆。至于这类逆行性失忆症为什么不能回溯到十年以前甚至一生，他也找不出原因。“……我只能无力地等待，看着它把一辈子的生活化为乌有，就像我母亲曾经经历的那样……”但是不知为何，吉米的失忆症只回溯到1945年就突然停住了。偶尔，他也能够想起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但是也只是些无序的小片段。有一次，他看到报纸标题有“卫星”二字，马上回忆起自己曾在一艘名叫“切萨皮克湾”的船上参加过卫星追踪计划。这一小段记忆应该发生在60年代早期或中期。但从实际观察来说，他的记忆切断点应该在50年代中期或后期。之后的记忆便断断续续，支离破碎。这是1975年时他的情况，九年之后他依旧是这样。
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无药可救。”卢瑞亚写道，“像这种病人，本着真心，能做什么就做点什么，想恢复他的记忆是没希望了。”但是记忆不是人的唯一要素，人有感情，有意志，有触觉，有道德—这些都是神经学专家无法表达的东西。也许只有抛开常规心理学的范畴，才有可能找到方法来改变病人。“与我所在的诊所和科研机构不同的是，你工作的‘老人之家’是微型的社会，这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在神经心理学范畴内，你可能无计可施；但是如果进入个人空间，你也许大有可为。”
卢瑞亚提到他的病人科尔，这位病人有着不同寻常的意识能力，绝望中还有种奇怪的平静。“我对现在的事情没有任何记忆，”科尔说，“我不知我刚刚做过什么，也不知道我从哪里来。我对过去的记忆很清楚，但是对现在的事情毫无印象。”当问到他是否见过给他做检查的人，他说：“我不能说没有，也不能说有，我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地说我见过你。”吉米也常常这样。科尔在同一个医院待了几个月之后会有熟悉感，吉米也是如此。他慢慢地在老人之家建立了自己的生活方式：餐厅在哪里，卧室在哪里，电梯在哪里，还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工作人员，虽然老是和过去的熟人记混。他很快就对老人之家的一个护士产生好感，能够马上认出她的嗓音和脚步声，老说她是自己高中时期的死党。当我称她为修女时，他很吃惊。
永远十九岁的水手①（7）
“啊！”他惊呼，“怎么会这样，我从来没想过她会成为修女！”
吞没记忆的无底洞
自从1975年搬到老人之家以来，他从未持续无误地认识一个人，唯一一个例外是他的哥哥。每当他的哥哥从俄勒冈州来看他，场面都异常感人—那是吉米最动情的时刻了。他爱他哥哥，他还认得出哥哥，但不理解他哥哥为何如此苍老。“我猜某人衰老得比较快。”他幽默地说。事实上他哥哥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不显老。他们的会面每次都十分感人，吉米也只有在这时候会把过去与现在连接起来。无论他哥哥还是在场的旁观者，都一致认为，吉米还活着，像化石那样活在过去。
起初所有人都充满希望地帮助吉米，因为他是一个如此有人情味、如此受欢迎的人，既聪明又敏锐，没人觉得他无药可救。我们也从未想过会遇上如此严重的失忆症—有如一个无底洞，无论什么，哪怕整个世界掉下去了，都再也找不回来。
初次见面我就建议他写日记，鼓励他把自己每天的经历、感受、想法、回忆与反省统统记在日记本上。这个尝试从一开始就行不通，他总是丢失日记本。我又想办法让他随身携带，结果这个办法还是不行。他每天恪尽职守地带着日记本，但他认不出日记是他写的。他承认那的确是他的笔迹，但他常常对自己前一天写的东西感到吃惊。
他很惊讶，又对此漠不关心，因为他是一个没有“昨天”的人。他写的日记与现在无关，与过去无关，不能提供任何连贯性的概念，而且写的全是琐事，“早上吃鸡蛋”，“看电视球赛转播”，从未涉及深度的内容。但是这样一个失忆的人还有深度吗？他的感觉与思考还有深度吗？他是否已经退化成一个“休谟式”的人，一个记忆里只剩下孤立的印象与事件的人？
对于完全丧失自我的可悲，吉米可以说知道，也可以说不知道。（如果一个人失去了一条腿或一只眼睛，他会知道他没有了一条腿或一只眼，如果他丢失了自我—把自己丢了—他不会知道，因为他自己都不存在了，也就没必要知道了。）所以我不能以正常的思维去问他这些问题。
刚开始察觉到自己在一群病人中时，他觉得莫名其妙，他认为自己没病。我们想知道他作何感想。他体格强健，身材标准，有一种野兽般的力量和精力，但也有种莫名的懒惰、消极和漠然（大家都这么说），他给大家一种强烈的怅然若失的感觉。如果他知道的话，也是一脸的漠不关心。一天，我没有问他有关记忆与过去的问题，而是问他最基本、最简单的感觉：
“你感觉怎样？”
“我感觉怎样？”他重复着问题，挠挠头，“我不能说我感觉不舒服，但我也不能说我感觉很好，我不能说我感觉到任何东西。”
“你痛苦吗？”我又问。
“不能说我痛苦。
“你喜欢你的生活吗？”
“我不能说我喜欢……”
我犹豫了，我怕我问得太多，会引发一些深层的、不常见的、难以忍受的绝望，从而伤害到他。
“你不喜欢你的生活，”我说道，有些犹豫，“那你对生活有什么感觉？”
“我不能说我对任何事情有感觉。”
“那你感觉你还活着吗？”
“感觉自己还活着？不太真实。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我感觉不到自己活着。”他的脸马上被哀愁与失望笼罩。
永远十九岁的水手①（8）
游戏和猜谜语是他的兴趣与特长，能够在一段时间内吸引他，至少让他在玩的时候有种参与感和竞争感。虽然从未抱怨过孤独，但他看起来很孤独；从未表达过悲伤，但他看起来很悲伤。我建议他加入老人之家的娱乐活动。这可比记日记有效多了。他马上投入到游戏中去。吉米轻而易举地解开了所有的难题，而且做得比其他人更快更好，所以大家很快都不玩了。发现了这一点之后，他又变得烦躁不安，在走廊上溜来溜去，自尊心受到了打击：游戏与谜语是给小孩玩的。显然，他需要做点什么，他应该有所成就，有所作为，有所感触，他想活得有意义，活得有目标—用弗洛伊德的话说，需要“工作与爱”。
“丢了魂”的人
他还能做“正常”的工作吗？他哥哥说，自从1965年停止工作以来，他就变得“支离破碎”了。他有两项杰出的技能—运用莫尔斯码和打字。除非特别的用途，我们基本上用不上莫尔斯码；如果他还能打字，这还挺不错，而且这也是一项真正的工作，而不是游戏。吉米很快就恢复了以前的能力，开始飞快地打字—他都不会慢慢打—并从中找到工作的挑战和满足。但是这仍然是肤浅的触摸和打字，全都是琐事，从没走向心灵深处；他只是很机械地在打字，并不知道自己在打些什么，短句一个接一个无意义地排列着。
很自然，有人会说他是精神病—一个“丢了魂”的人。有没有可能他真的已经被疾病夺走了灵魂？“您认为他还有灵魂吗？”有一次我这么问修女。她被我的问题激怒了，但是她能理解我为什么这样问。“去看看教堂里的吉米吧。”她说，“然后再作判断。”
我去看了，之后被打动了，被深深地打动了：此时此刻他的注意力高度集中。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他，甚至从未想过他能这样。他跪在那里，把《圣经》放在嘴边，投入地、安静地，在一种绝对集中的精神状态下开始了与上帝的交流。他全神贯注地祷告，失忆症消失了，科萨科夫症也不见了。他不再被左支右绌的问题困扰，也不再为记不清事情而焦虑，而是彻底地达到身心统一，无人可扰。
显然，吉米在精神与行动的统一中找到了连贯和真实的自我。修女们是正确的—他真的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灵魂。我不禁想起卢瑞亚的论断：“记忆不是构成人的唯一要素，人还有感想、意志、知觉、精神……就在这里……你可以接触他，并且看到一种深刻的改变。单独的记忆、意识或心理活动是不能把一个人支撑起来的，但精神与行动完全可以。”
可能“精神”这个词太狭隘，因为它美好而动人。教堂里的吉米让我大开眼界，在他的国度里，关注与交流依然在起作用，也同样拥有深度。我还注意到，在音乐、戏剧、艺术方面，他也没有任何问题。
艺术拯救灵魂
他喜欢园艺，并且在我们的花园中负责部分工作。刚开始他认为花园是一项新鲜事物，甚至向花园问好。但由于某种原因，比起老人之家，他对这座花园更熟悉。他既不会在花园里面迷路，也不会找不到方向。我想，他肯定把这里当成记忆中深爱的康涅狄格州的花园了。
吉米对外延性的时空一无所知，但是他完整地建立起柏格森①的“有意识的”时间概念，在此原则下，随着环境和心情不断变化常常持续很久。如果吉米遇上的主要是任务、难题、游戏或者计算等纯粹智力上的挑战，他做一会儿就忘了，但是如果他专注于感情或精神—沉醉于自然或艺术、聆听音乐、在教堂里做弥撒等，注意力和情绪便能够持续好长一段时间。而且他会陷入宁静的沉思，这是他在老人之家生活的日子里我们从来没见过的。
永远十九岁的水手①（9）
我认识吉米已经九年了，从神经心理学角度讲，他没有任何改变。他仍然患有最严重的、最恶性的科萨科夫综合征：记不起几秒钟前互不相关的东西；罹患的健忘症非常严重，忘记了1945年之后的事情。但是从精神角度讲，他一直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不会花言巧语，不需要休息，从不烦躁，关注周围的美好与灵性，擅长克尔恺郭尔①提及的所有范畴以及美学、道德、宗教、戏曲等。我第一次见他时就想，如果他真的是“休谟式”的人，过着毫无意义的肤浅的生活，我们还能否想出办法来让他超越自己的不连贯性。经验主义告诉我：没有。但是经验主义和经验科学未涉及灵魂，没有说明什么东西组成、决定了人。也许这不仅是一堂哲学课，还是一堂医学课：在科萨科夫症、痴呆症或其他这类病例中，无论器官损伤或休谟式的瓦解有多严重，在艺术交流的时候，只要触及人类灵魂，就仍然有一线希望，而且这种情况在那些患有神经损伤、乍看起来无药可救的人身上一定会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