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现在我知道，在科萨科夫症的病例中，逆行性失忆症虽然称不上普遍，但是也不难见到。但经典的科萨科夫综合征—纯粹由酒精破坏*状体而引发的永久性失忆症—即使在严重酗酒的人当中也很少见到。我们知道，科萨科夫症会伴随病理特征，比如卢瑞亚的病人患有肿瘤。不久前，有人记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幸运的是时间很短暂）重度科萨科夫症的个案，这种病的全称叫做暂时性全部失忆症（TGA），其并发症为偏头痛、脑损伤和大脑缺血。这种短暂但严重的遗忘症可能持续几分钟甚至几小时。病发时，病人可能一直机械地在开车或工作。但是这种熟练后面隐藏了严重的失忆症—每句话刚说完就忘了，每个东西刚看完就想不起来了，但长时期建立的记忆和日常作息会完好地保存下来。（牛津大学一位博士于1986年制作过一些有关TGA病人的经典的录像带。）
这类病例还经常伴有深度的逆行性失忆症。我的同事里昂·布鲁特斯医生告诉我一个他不久前遇到的病例。有一位非常聪明的男士，他在好几个小时之内记不起他的妻子和孩子，甚至记不起他有妻子和孩子这件事。确切地说，他失去了生命中三十年的记忆。好在失忆症只持续了几个小时，而且所有记忆很快就恢复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突如其来的打击对病人来说非常可怕，它能够一下子抹去宝贵的记忆与丰富的经历，把几十年的辉煌成就和美好生活一笔勾销。而且，只有其他人才会感到可怕，病人自己却毫无意识。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患有失忆症，而且对此一无所知，还在埋头做他的事情。只是随后发现，自己不仅忘了一天（就像平时宿醉造成的失忆），而且忘了半辈子的生活时光。试想想一个人将大半辈子都忘得一干二净，这样的事情是多么荒诞而恐怖。
人过中年，优质的生活常常会因中风、衰老、脑损伤等事故过早地中断，但人们会一直保留着对过去美好时光的记忆，并把它当做一种补偿：“至少在脑损伤或中风之前，我活得很充实，什么都经历过了。”过去的时光不是一种安慰，就是一种折磨，但这些都可以被逆行性失忆症统统带走。根据我的经验，布努艾尔说的那个“能够擦去人生记忆的最后遗忘”，可能会发生在痴呆症的后期，绝不会因为突然的中风一下全部忘记。有一种类似的失忆症也会让病人突然失去记忆，不过不同之处是，它不是“全部的”，只局限于特定范围。
永远十九岁的水手①（10）
我负责照顾的一位病人，他的后脑循环系统突然发生血栓，导致双目失明，但是病人自己却不知道，也没有怨天尤人。提问和测试显示，患者不仅由于皮质性失明看不见东西，而且视觉影像和记忆也没有了，这一切他自己都毫无意识。事实上，他失去的是“看”这个概念—不仅不能通过视觉描述事物，而且当我使用“看”和“光”这些词的时候，他还很困惑。换句话说，他已经成为没有视觉的生物，他一生中所有的视觉和看到的东西已经被偷光了，他的有形有像的生活经历已经被抹得一干二净，被瞬间的中风洗劫一空。这种视觉的失忆症和所谓的“不知道自己失明了”、“不知道自己失忆了”，都是彻头彻尾的科萨科夫综合征，只不过这种失忆症仅限于视觉罢了。
在上篇文章《错把妻子当帽子》中，主人公并不是完全失去记忆，而是部分失忆，且只是局限于特定的认知领域。这是一种绝对的“面貌失认症”，这种病人不仅不能识别五官，而且也不能想象或记住任何人的脸—事实上，和我那位饱受折磨的患者不知道“看”和“光”是什么一样，他不知道“脸”是什么。安东在19世纪60年代描述过这种症状。但科萨科夫和安东留下的病例，以及有关患者的环境、生活和特征等详细记录，即使在今天也鲜少有人问津。
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把吉米带回他的家乡，帮他找回失忆前的日子，他会有何反应？但那个康涅狄格州的小村庄在这几年变成了喧闹的市区，早已不是当年景象。随后我知道了这样做的后果。一个叫史蒂芬的病人在1980年确诊患上了科萨科夫综合征，其逆行性失忆症状只回溯到两年左右。这个人除了患有严重的癫痫和抽搐外，还有其他的问题，必须住院治疗。他基本上连周末都不回家，可回去之后就出事了。在医院里他谁都不认识，什么都认不出来，处在一种无限癫狂的迷失状态中。但当他妻子把他带回家时，他的房子成了治疗其失忆症的“时间胶囊”。他立刻感觉回到家了，认出了每件东西，像以前那样触摸气压表，检查温度调节器，享受他以前最爱的摇椅。他谈论邻居、商店、当地的酒吧、附近的影院，这些还是70年代中期那个样子。他对房间里的每一个细微变化感到苦恼和不解。“你今天换窗帘了！”有一次他向妻子抗议，“发生什么事了？这么突然！今天早上还是绿色的。”其实，自从1978年起它们就不是绿色的了。大部分商店和邻居的房子他都认得，在1978年至1983年间它们都没变化过，但史蒂芬对影院的搬迁百思不得其解：“他们怎么能一夜之间就把影院拆掉，还建出一个超市来呢？”他奇怪地发现，老朋友们和老邻居们都突然间苍老了：“他这么老了！以前我都没注意过。为什么每个人直到今天才显示实际年龄？”
当他的妻子把他带回医院的时候，真正令人沉痛和悲哀的事情发生了：他觉得，他的妻子莫名其妙地把他带到一个奇怪的地方，然后扔下他就走了。他从没来过这里，到处都是陌生人。对此，他实在难以接受。“你在做什么？”他既困惑又害怕，尖叫起来，“这是什么鬼地方？到底要干什么？”这场面几乎惨不忍睹。对于病人来说，这件事太不靠谱，简直就是噩梦。幸好，几分钟之后他就把这件事忘记了。
像这类定格在过去的病人只能待在家里，从过去的时光中找寻方向。对他们而言，时光已然停止。我听到史蒂芬回到医院时充满困惑与恐惧的尖叫—对着已然消失的过去尖叫。但是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能否创造出一种时间胶囊，抑或是写本小说？除非《觉醒》的主人公罗斯·R（见本书第十六章《六十三岁的不良“少女”》），我尚未耳闻有病人因受年代混淆的困扰而有这般遭遇、折磨。
吉米达到了一种平静状态，威廉（见本书第十二章）在继续胡乱闲扯（威廉的症状就是胡扯），但史蒂芬的时间创伤一直未平复，这种痛苦将无法治愈。
灵肉分离的人（1）
对我们而言，事物当中重要的一面，常常会因其简单和熟悉而被我们忽视（当某事物总是出现，我们便会对它熟视无睹）。我们探索的真正内涵根本没有引起注意。—维特根斯坦①
维特根斯坦的这些话，从认识论角度讲，可以适用于人的生理学和心理学方面，特别是谢林顿②所称的“我们神秘的感觉，我们的第六感”。第六感是一种连续不断但又无意识的知觉，从我们可以活动的身体部位（肌肉、筋腱、关节）涌出，不断地监控和调节着这些部位的姿势、节奏以及动作。因为“第六感”是习惯性的、无意识的，所以它们对于身体作用的过程鲜为人知。
我们的其他感觉—听觉、视觉、嗅觉、触觉、味觉—是明明白白的存在；但是这个神秘的感觉—我们的第六感—则需要经由探索而得，事实上，直到19世纪90年代才被谢林顿公之于世。为了区别于“外感受”和“内感受”，他把这种神秘的感受叫做“本体感受”，它对于我们来讲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就是由于“本体感受”的存在，我们才感觉到自己的肉体适合自己，如同自己的“财产”，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有什么比拥有、支配且自由运作自己的身体更重要的呢？但可能因为这件事太熟悉太容易了，以至于我们从未感到有什么特别。
乔纳森·米勒①编导了一套精美的系列电视节目，名字叫《质询身体》。但是一般而言，我们的身体毋庸置疑，它们就是如此简单，理所应当地在那里。对维特根斯坦来说，这种身体的确定性是所有知识和规律的基础。所以，在最后一本书《论确定》中，他开篇就说：“如果你确定这是一只手，我们保证你能够得到其他所有的真相。”但是，在同一页上又写着：“我们能问的，就是是否有必要去怀疑……”之后又写道：“我能怀疑它吗？缺少怀疑的理由！”
事实上，他的书应该以“论怀疑”为题目，因为很明显，他的怀疑不比确定少。当然读这本书的人也会反过来想，他是不是在与病人接触的过程中，受到了刺激才产生这样的想法—他想知道是否存在某种情况和条件，以去除身体的确定性，能够给人理由去怀疑自己的身体，怀疑整个身体的存在都不具有确定性。这种想法在他最后的写作中，如噩梦般纠缠着他。
噩梦竟然成真
克里斯蒂娜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女子，今年27岁，喜欢曲棍球和骑马，自信强健，身心健康。她有两个孩子，在家从事电脑程序的编制工作。她聪明而有教养，热爱芭蕾舞和田园诗（但是我想她不会喜欢维特根斯坦）。她过着乐观充实的生活，几乎很少生病。让她意想不到的是，在一次腹痛的侵袭之后，医生检查出她有胆结石，并建议她切除胆囊。
手术前三天她就住进了医院，并接受预防细菌的抗生素注射。这只是单纯的例行程序，一个预防措施而已，根本不会出现什么并发症。克里斯蒂娜知道这些，心里坦然，并没有什么顾虑。
手术前一天，不爱幻想、很少做梦的克里斯蒂娜做了一个非常古怪的噩梦。梦里，她剧烈地晃动着，双脚根本站不稳，几乎感觉不到下面的地板，对手中握着的东西也没有感觉，手臂来回摇摆，捡起的东西总是掉下去。
她被这个梦困扰着。“我从未有这样的经历。”她说，“它在我心中挥之不去。”看她如此痛苦，我们就去请教精神科医生的意见。“这是手术前的焦虑，很正常，我们见得多了。”医生说。
灵肉分离的人（2）
但是那天稍晚时，噩梦成真了。克里斯蒂娜发现自己的双脚真的站不稳了，晃来晃去，手也拿不住东西。
精神科医生再次被请过来，他对此也感到很困惑。“焦虑性的歇斯底里，”他用一种不屑的口气断言说，“典型的转化症，这样的事情常有。”
手术那天，克里斯蒂娜的情况更糟了：她根本站不起来—除非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她的手什么都拿不住，晃来晃去，除非用眼睛盯着它们。当她伸手拿东西，或者试着喂自己吃饭时，不是够不到就是方向偏得离谱，似乎某些基本的控制或协调功能丧失了。
她甚至不能坐起来—她的身体垮掉了。她脸色奇怪，面无表情，目光呆滞，甚至连语调都变了。
“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她张着嘴巴，用鬼魂般单调的声音说，“我感觉不到我的身体，我感觉很恐怖—灵魂和肉体分家了。”
灵魂和肉体他会分家
这件事听起来让人惊讶不已，除了困惑还是困惑。灵魂和肉体分家了？她疯了吗？那么她的身体状况怎样了呢？无论是声音还是肌体，从头到脚都崩溃了；她的手来回摇晃，对此她都没有意识到；她够不到东西或方向偏离，好像她的神经末梢接收不到任何信息，声音和动作的控制系统发生了灾难性的崩溃。
“这个情况很特殊，”我向该院的医生说，“几乎不能想象到底何种原因诱发了这样的病症。”
“这是歇斯底里症啊，萨克斯医生。精神科医生不是这么说的吗？”
“他是这么说的，但是你以前见过这样的歇斯底里症吗？从现象学的角度思考，把你看到的一切当做真实的现象，你看到的她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都不是虚构的，而是身心兼具的整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身体和精神饱受摧残的景象呢？”
“我不是在向你们提问，”我补充说，“我和你们一样困惑。我以前从未见过或想过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思考着，他们也思考着，我们一起苦思冥想。
“会不会是二顶骨综合征？”有人问道。
“‘好像’是，”我回答，“顶叶不能收到该有的感觉信息。让我们做些感觉测试，同时测试顶叶的功能。”
测试后，事情的脉络逐渐清晰。看起来这是一种深度的本体感受缺失症，从脚尖到头部，几乎全身都是这样：顶叶一直在工作，但是没有作用对象。克里斯蒂娜也许患了歇斯底里症，但是她还有一堆其他问题，都是我们没有遇到过，甚至想都没想过的。于是我们紧急电召物理治疗师过来。
物理治疗师见到克里斯蒂娜之后，十分惊讶，立即为她作全面检查，之后又进行神经和肌肉功能的电击测试。“真是匪夷所思，”他说，“我以前从没遇见过或听说过这样的情况。她已经失去了全部的本体感受—你说得对—从头到脚。不管什么测试，肌肉、筋腱以及关节都没有任何感觉。其他的感觉形态也有轻微的损伤—触觉、温度、疼痛，还稍微影响到运动神经纤维。受到损伤的主要是定位感觉—也就是本体感受。”
“原因呢？”我们问。
“你是神经病专家。你去查清楚吧。”
身体也会失明
到了下午，克里斯蒂娜的情况更糟了。她躺在那里一动不动，默不作声，甚至呼吸都变得越来越微弱。我们想，该给她使用呼吸器了。
脊椎穿刺的结果显示，她患了一种急性多发性神经炎，而且是一种最特殊的炎症：不像居–巴二氏综合征，它不会对运动神经造成全面影响，只是一种纯粹（或近乎纯粹）的感觉神经炎，通过神经轴影响到脊髓和脑部的感觉根①。
灵肉分离的人（3）
手术不得不延期了，病情越来越紧迫：她能活下来吗？我们能做些什么？
我们检查完她的脊髓液之后，她用虚弱的声音问我们：“检查结果如何？”
“你有炎症，神经炎……”我们开始把我们知道的一切告诉她。当我们遗漏事情或者避重就轻的时候，她就用直截了当的提问把话题扯回来。
“我能好起来吗？”她追问。我们面面相觑，看着她说：“我们也不知道。”
我告诉她，身体的平衡感由三个因素决定：视觉、平衡器官（前庭分析系统）以及她丧失的本体感受。正常情况下三者分工合作。如果有一方失去作用，其他两方会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补偿替代功能。比如，我的病人麦格雷戈先生（见本书第七章），他的平衡器官不能正常工作，我就告诉他用眼睛代替。患有神经梅毒或脊髓痨的病人有相似的症状，但仅限于脚部，同样需要用眼睛来代替（见本书第六章）。如果有人要求这些病人移动腿脚，他们很可能回答说：“好的，医生，等我先找到它们。”
克里斯蒂娜听得很仔细，带着一种不顾一切的专注。
“那我要做什么呢？”她慢慢地说，“是不是我过去使用到—你们叫什么来着—本体感受的地方，现在都要用视觉、用眼睛来代替？我已经注意到了。”她沉思片刻，又说：“就是说我会‘找不到’我的胳膊。我认为它们在这里，但我发现它们在那里。这个‘本体感受’就像身体的眼睛，身体通过它来找到自己。如果没有它—就如我现在这副模样—身体就失明了。我的身体如果失去它的眼睛，就不能‘看’到自己了，对吗？所以我必须去‘看’它，充当它的眼睛。对吗？”
“是的，”我说，“完全正确。你都可以去当生理学家了。”
“我有必要成为生理学家，”她无奈地笑了笑，“因为我的生理状况出了毛病，可能永远都不能恢复健康了……”
用眼睛监视自己
克里斯蒂娜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坚强的意志，虽然急性炎症后来消退，她的脊髓液也恢复了正常，但是她的本体感受纤维受到的破坏还未治愈。所以，一星期或一年之后，她并没有实现神经病学意义上的复原。通过各种各样的治疗和调整（情感和心灵上的努力不少于神经生理上的），她已经过上基本正常的生活，但是八年过去了，病情依旧没有好转。
第一个星期克里斯蒂娜什么都没做，只是消极地躺着，也很少吃东西。她处在一种极度震惊、恐怖和绝望的状态中。如果不能恢复正常，生活将会怎样？每个动作都要如此吃力，日子该怎样过？尤其是，灵魂和肉体分开之后，她该怎么生活下去？
生活总会出现转机，克里斯蒂娜就是如此。很快，她可以活动了。开始，她要是不用眼睛，什么都不能做。一旦闭上眼睛，她就会无助地瘫在那里。所以在开始的时候，她要用眼睛监视自己，做每个动作时都要费尽心思地看好重要的移动部位。尽管有意识地监视和控制，她的动作还是显得相当笨拙。后来，让我们这里的所有人都惊喜不已的是，随着她自己不断地努力，每天坚持，她的动作开始变得优美、自然起来，动作控制得也愈加精准（虽然仍要全部依靠眼睛调节）。
一周又一周过去了，她正常的、无意识的本体感受调节逐渐被同样无意识的视觉调节所取代，而且反应更加和谐，更加流畅。会不会某种更基本的功能在发挥作用？大脑对身体的视觉模式或身体影像的掌控能力通常非常微弱（盲人自然没有这种能力），而且通常是附着于本体感受下的身体模式。有没有可能，在本体感受的身体模式失去之后，通过补偿或替换的方式，她得到了一种更强的、非同寻常的力量？也许通过这种方式，还使得内耳前庭影响下的身体模式或身体影像获得补偿性提高……同样达到了比我们期望中还要好的效果①。
灵肉分离的人（4）
姑且不论她是否更多地使用耳前庭反馈，显然她耳朵的功能增加了，这是一种听觉反馈。通常，对说话而言，耳朵只是一种辅助器官，且无足轻重。即使我们因为伤风导致耳聋，也能讲话，而有些先天耳聋的人也能够获得近乎完美的语言能力。讲话时语调的变化通常是一种本体感受，受控于发声器官的回流信号。克里斯蒂娜已经失去了这种正常的回流功能和传入功能，失去了正常的本体感受下的声调与姿势，所以她不得不用耳朵，用听觉反馈来代替。
除了这种新型的补偿反馈之外，克里斯蒂娜还开始发展其他形式的反馈补偿，虽然刚开始是有意识的、特意的，但是慢慢都变成了无意识的、自动的（所有这些都是在一位非常耐心、经验丰富的康复师的帮助下进行的）。
不知感觉为何物
从患病开始之后的一个月里，她如同一个软软的布娃娃，连坐都坐不起来。但是三个月之后，我很震惊地看到她正襟危坐，腰杆挺直，如舞者那样标准。事实上我很快就发现，她摆成那个姿势，其实是故作姿态，强装出来的，用以弥补不太自然、欠缺真实的样子。与生俱来的能力失效了，她就想尽办法去弥补，但是这些都是在本能的基础上展开的。很快，这种刻意的努力成了她的第二本能。声音也是这么发出来的，刚开始的时候她几乎是个哑巴。
如同观众观看的舞台节目，这些都是经过详细计划的。她的声音夸张、做作，既非表演需要，也非故意扭曲，而是由于发声系统仍然没有恢复正常。由于缺少本体感受来控制面部表情和声调①，她依然毫无表情、目光呆滞。虽然她有正常的、丰富的内心情感，但只能用故意夸张的方式才能表达出来（比如失语症患者一般就会采取夸张的腔调）。
但是所有的措施充其量只起到一部分作用，它们只是让生活变成可能，但是不能让生活恢复正常。克里斯蒂娜学着走路，乘公交车，处理生活中的琐事。她仍然非常小心地行动，用奇怪的方式做事情。一旦她的注意力分散，事情就会中止。比如，她要是边吃东西边说话，或者注意力转移到别处去，就要使出万般痛苦的力量来握住刀叉，以至于手指和指甲毫无血色；但是一旦痛苦的压力减轻，她就变得毫无力气，任刀叉掉得满地都是。所有的动作都是两极分化，难以控制。
就这样，虽然她没有任何神经学上的恢复迹象，但是她住在医院的康复病房长达一年，在各种精心的治疗和帮助下，取得了相当重要的进步，学会了使用各种替代手法和其他类似的技术与本领。最终，克里斯蒂娜离开医院，成功地回家和孩子团聚。她重新坐到电脑前面，学着用特殊的技巧来操作电脑，而这一切全部要靠视觉而不是感觉。她已经学会了操作，但是她有何感觉？这些替代方法是否驱散了她当初所讲的“灵魂出窍”呢？
答案是：一点也没有。她依然灵肉分离，依然没有本体感受，她的身体死掉了，不是真实的，不是她自己的—她无法支配自己。她对这种感觉无以言表，只能用其他的感觉来类比：“我觉得我的身体又聋又瞎……它一点感觉也没有。”，这是她自己的话，她找不到任何词语来形容这种感觉上的剥离和丧失（或者淹没），就好像死一样沉寂。她不知如何表达，我们也找不出词来形容。更可悲的是社会也对这种情况缺少关注和同情。至少盲人还是有人关心的，我们能想象出他们的感受，因此会想方设法去关照他们。但是当克里斯蒂娜痛苦而又笨拙地爬上公交车，她得到的往往是莫名其妙的吼叫：“怎么回事，小姐？你是瞎了还是喝醉了？”她能说什么呢，说“我没有本体感受”？缺少社会关爱和同情好比雪上加霜：残疾？但是她怎么跟别人解释她的残疾呢？毕竟既不能说她失明，也不能说她瘫痪，什么都说明不了。她因此经常被人当成骗子和笨蛋。这就是那些第六感失调病人的遭遇（患有耳前庭损伤或者做过迷走神经①切除手术的病人也有类似的经历）。
灵肉分离的人（5）
克里斯蒂娜仿佛掉进了一个不可名状、难以想象的深渊里，空洞又虚无。有时候她真的要崩溃了，不是在大庭广众，而是在我面前。“要是我有感觉就好了！”她哭着说，“但我忘了那是什么感觉……那时候我完全正常，不是吗？像正常人一样活动？”
“当然。”
“没有‘当然’这回事。我不相信。证明给我看。”
我给她放了一段她陪孩子玩耍的家庭录像，这段录像是她患上多发性神经炎之前的几个星期拍摄的。
“是的，这就是我！”克里斯蒂娜笑起来，然后又哭了，“但我再也不是那样优雅的女子了！她走了，我记不得她了，甚至想象不出来了。我好像被掏空了……就好像他们拿青蛙作实验一样，不是吗？我就像一只被抽了脊髓的青蛙……来吧，来看看克里斯，第一个被挖脊髓的人。她没有本体感受，没有自我感觉—灵魂和肉体分离了的克里斯，一个没有脊髓的女孩！”她狂笑起来，处于歇斯底里的边缘。
从某种意义上讲，她就是被“挖去脊髓”了，灵魂与肉体分家，成了一个“幽灵”。
她已经失去本体感受的能力，失去最基本的器官定位功能，至少不能识别身体，或者说缺少“躯体的自我意识”。弗洛伊德把这一点看做自我存在的基础：“躯体的自我意识是自我存在最重要的基础。”当身体意识或身体影像发生深度失调时，这种自我丧失和感觉丧失就时常发生。美国内战时期，在治疗截肢患者和神经受损的病人时，威尔·米切尔发现了这一点并作了描述，达到了无人能及的高度。他用类似小说的方式进行描述，又不失现象学上的精准。他用病人乔治·狄德罗的口气说：
我发现，让我惊恐的是，有时候我很少意识到自己，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以前老是这样。这种感觉是如此的新奇，刚开始我非常困惑。我不断地想问别人，我是不是真的叫乔治·狄德罗，但是我清楚地知道，问这样的问题有多荒谬。我克制着自己说这些话，转而更加努力地分析我的感受。有时，坚信“我就是我”这件事让我很崩溃、很痛苦。我所能形容的，就是缺乏自我感觉。
对克里斯蒂娜而言，这种自我感觉丧失的现象随着时间的流逝开始慢慢淡化。但自从她发现的那天起，这种怪异的、以身体器官为基础的、灵魂与肉体分离的感觉，就是如此严重和不可思议。那些脊椎高位截瘫病人也会有同样的感受，不同的是，他们完全不能动，而克里斯蒂娜虽然“没有感觉到身体”，却能下床活动。
当她的皮肤受到刺激时，她会得到短暂的、局部的解脱。她尽可能地让自己待在室外，尤其喜欢坐在敞篷车里，因为这样能够感到风从她身体和脸颊吹过（她的表皮触觉受损轻微）。“棒极了，”她说，“我感觉得到我胳膊和脸上的风，虽然很微弱，但我知道我有胳膊，有脸。虽然不是实实在在的，但是至少有点儿意义了，那种恐怖的、死一般的阴影终于可以离开一会儿。”
但是她的情况还是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她并不清楚“这是一只手”是什么意思，她失去本体感受，患有传入神经阻滞，这剥夺了她存在和认识自己的基础，无论她怎么做，或者绞尽脑汁地想，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她没办法确认自己的身体。要是维特根斯坦患了她这样的病，他会怎么说呢？
从不同的角度看，她既是成功者，又是失败者。对于身体而言，她的操控很成功，但是她的存在很失败。所有的适应和调节都非常成功，达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意志、勇气、坚韧不拔、独立自主以及感觉与神经系统的可塑性带给她坚实的保证。她曾经面对，也正在面对空前的挑战，与难以想象的困难和离奇的经历作斗争，已然成为一个不屈不挠的英雄人物。她是克服了神经炎顽症的无名英雄之一。
但是她终究无法摆脱身体上的缺陷。就算集聚世上所有的精神和智慧，就算神经系统恢复了替代和补偿能力，也不能对她一直以来完全崩溃的本体感受缺失有丝毫改变。那个一旦失去就不能感觉到身体存在的重要的第六感，就这么没有了。
直到1985年，可怜的克里斯蒂娜还是像八年前那样处于“瘫痪”状态，而且还要如此度过余生。她的感受没有人体会过。时至今日，据我所知她是第一位这样的病人，第一位“灵肉分离”的人。
后记
现在有很多和克里斯蒂娜有相同遭遇的人。我从第一位发表此病例的医生绍姆伯格那里得知，各地出现了大量的病人，他们都患有严重的感觉中枢神经病变。和克里斯蒂娜一样，受到疾病影响最严重的人都有身体影像失调的症状。他们之中大多数是养生家，热衷于大量服用维生素，特别是大量服用维生素B6。所以，现在已经有上百名“灵肉分离”的人了。但和克里斯蒂娜不一样的是，只要他们停止服用维生素B6来毒害自己，多数人会好起来。
拼命把自己摔下床的人
很多年前，当我还是个医学院学生的时候，有一个护士非常困惑地给我打了个电话。在电话里，她给我讲了一个怪异的故事：她们接收了一位新病人，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早上刚刚住院。患者看起来文静谦和，情况也正常。但当他从小睡中醒来的那一刻，开始变得特别激动和怪异，和之前的表现判若两人。不知为什么，他拼命地让自己摔下床去，坐在地板上大发雷霆，大喊大叫，怎么也不肯上床去。电话里，那个护士诚恳地问我，能不能过去看看，帮她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到了那儿，我发现那个病人躺在床边的地板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的一条腿。他的表情既愤怒又警戒，既窘迫又滑稽—当然更多的是尴尬，还略带一点儿惊慌失措。我问他是否要回到床上去，他一脸烦躁地摇摇头。于是，我蹲在他旁边，顺手捡起地上的病历。病人自己说，是他那天早上过来作检查的病历。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神经病专家却诊断说他有一条“懒惰”的左腿—他们当时就是用的这个字眼—所以觉得他应该住院。他一整天都感觉非常好，傍晚睡得也不错，醒来的时候也觉得很好。据他说，直到在床上动了一下，他才发现，不知道“谁的”腿放在了他的床上—一条切断的人腿，好恐怖啊！
刚开始，他惊呆了，既惊愕又恶心—他从未经历过，也从未想到过这类荒唐事。他小心翼翼地碰碰那条腿，随即发现，除了有点“特别”，还有点凉以外，这条腿做得真是太逼真了。他转念一想，就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这肯定是个玩笑！一个诡异、缺德，但又绝无仅有的玩笑！那天恰好是新年夜，每个人都在忙着庆祝节日。有一半的员工都喝醉了，空气中弥漫着欢声笑语，到处都是一派狂欢的景象。他想，一定是在他熟睡的时候，一个喜欢恐怖和恶作剧的护士从解剖室偷来了一条腿，悄悄塞在他的床单下面，打算和他开个玩笑。想到这里，他就安心了；再转念一想，玩笑归玩笑，这样做又实在是有点玩过火了。他一边想着，一边要把这鬼东西扔出床外。但是—这时候他停止了自言自语，身体突然开始颤抖，脸色变得苍白起来—当他把那条“假腿”扔出床外的时候，他也被扔出去了—这条腿竟然连在他的身上。
“你看看它！”他表情激动地大喊大叫，“你遇上过这样让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的东西吗？我觉得肢体是没有生命的，但是这个东西也太不可思议了，也不知怎么的—真是吓人啊—这东西老缠着我不放啊！”他用双手紧紧抓住那条腿，使出吃奶的力气，想把那条腿从身体上撕下来。见没有成功，他就愤怒地捶打着那条左腿。
“放松！”我说，“安静！放松点儿！我才不会像你这样打那条腿。”
“为什么不呢？”他看着我，表情急躁而冲动。
“因为那是你的腿啊！”我回答，“你怎么会不知道那是你的腿呢？”
他直直地盯着我，眼神里满是茫然、怀疑以及恐惧。“哎呀！医生！”他说，“你当我是傻瓜呀！你和那些护士串通好了呀！你可不能和病人开这样的玩笑啊！”
“我没和你开玩笑。”我说，“那就是你自己的腿啊！”
他看到我一脸严肃地回答他，随即陷入了恐惧之中。“你说这是我的腿，医生？你不会是想说，一个人总该认得出自己的腿吧！”
“完全正确。”我说，“我们都应该认识自己的腿。我不能想象，还有不认识自己的腿的人！或许，是你一直在耍我们？”
“我以上帝的名义发誓，我没有……一个人肯定知道自己的身体，知道哪个是自己的，哪个不是自己的—但是这条腿，这东西它……”由于厌恶，他再一次颤抖，“感觉不对劲，感觉是假的，它看起来不像是我身上的一部分。”
“那它像什么呢？”我迷惑地问他。现在，我和他一样茫然了。
“它像什么呢？”他慢慢地重复我的话，“我来告诉你它像什么，它什么都不像，我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呢？我不清楚这个东西该属于哪里……”他的声音越来越弱，一脸的惶恐和震惊。
“听我说，”我告诉他，“我觉得你的状况不太好，请允许我们把你送到床上去。但是，我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这个—这条腿—不是你的左腿（在我们的谈话中，他曾一度说那条腿是仿制品，并对某人挖空心思制造一个如此逼真的东西感到不可思议），那你的左腿去哪儿了？”
于是，他的脸色再一次变得苍白—苍白到让我觉得他马上要晕倒。“我不知道。”他说，“我一点儿头绪都没有。它不见了，它消失了，找不到了……”
后记
这篇故事发表以后，我收到著名神经病学家克雷默医生寄来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曾被邀请去心脏科病房探望一位病因不明的病人，他患有心房纤维性颤动的疾病，导致左侧偏瘫的心脏栓塞已经被切除。我被邀请去看他的主要原因是，他晚上不停地从病床上摔下来，而心脏病专家又找不到病因。
我问他晚上发生过什么事，他很坦白地说，夜里一觉醒来总是在床上发现一条冰冷的、毛茸茸的、死人的腿，这一点他怎么也想不通，怎么也接受不了。于是，他就用他健康的胳膊和腿把它推到床外。当然，这么一来，身体也就跟着掉下去了。
这个病人可以说是完全丧失半身肢体知觉的典型病例。但是，有趣的是，我没有办法让他告诉我，他那一条腿是否还在床上，因为，病人脑子里面只有那条让人毛骨悚然的“怪”腿。
六十岁才开始使用的双手（1）
玛德琳于1980年住进了纽约附近的圣班尼迪克医院。她当时六十岁，双目先天性失明，大脑瘫痪。她一生都待在家里由家人照料。她还患有手足徐动症，双手不自觉地痉挛。看到病历上写的有关她的状况，我原以为她不仅反应迟钝而且大脑退化。但她根本不是这样，恰恰相反，她讲话流畅，而且口才颇佳（很幸运，她说话基本不受痉挛的影响），处处表现出饱满的精神状态，既聪明又有修养。
“您读了很多的书吧？”我说，“您在家肯定经常使用点字法。”
“不，我没有。”她说，“我看过的书不是有声读物，就是别人念给我听的。我不会使用点字法，一个单词都不会。我的手什么都做不了，它们基本上不听使唤。”
她举起那双令人哭笑不得的手说：“两团没有用的东西，我都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
我大吃一惊。通常情况下大脑性麻痹症不会影响到双手，至少双手不会完全失去作用—它们可能会抽搐、虚弱或者变形，但是多少还有点用处（不会像腿那样完全瘫痪，该病被称作李特尔氏病或者大脑痉挛性双瘫）。
玛德琳小姐的手患有徐动症，会轻轻地痉挛，但当我快速诊断后，发现她的手感觉能力完好无损：她能够马上分辨出轻触、疼痛、温度以及手指的非主动性动作。像这类基本的感觉功能并未受损，但是认知功能丧失殆尽。我把各种各样的东西放在她手里，其中包括我的一只手，但是她什么都分辨不出来。她没有识别的功能，也从不伸手去触摸某样物品。她的手不会主动地“整合”运动，它们只是两块面团，毫无生气而且无法发挥作用。
这一点太奇怪了。应该怎么解释呢？整体感觉并没有缺失，看起来有潜力成为一双正常的手，但情况并非如此。她的双手什么都做不了，会不会因为她从没使用过它们呢？有没有可能，玛德琳在出生之后就被“保护”、“束缚”起来，而不是像一般的婴儿那样，出生几个月就开始练习使用双手？会不会一直有人跟随她，把所有的事情都为她办妥，导致了她的双手根本没有锻炼出任何能力？也许事情果真如此。看似很牵强，但这是我能想出来的唯一解释了。现在，她还可不可以在六十岁的时候掌握本该在出生时就学到的本领呢？
两手就像两块面团
这样的事有先例吗？是否曾有文献记载？我不得而知。不过我想到类似的病例，在里昂特夫和扎波罗热的著作《修复手部功能》中曾有描述，只是病源完全不同：大约两百名士兵受了重伤，手术后，患上了手部“失能症”，他们对受伤的手感到“陌生”，认为它“死了”、“残废了”、“僵硬了”，但是基本的神经和感觉器官完好无损。作者还提到，通过直觉或感知来使用手的“知觉系统”，可能会在受伤或手术之后与身体“分离”，短则几个星期长则几个月，手都无法使用。玛德琳的病况虽然和他们的相同，都是感觉“废了”、“死了”、“截断了”，但是玛德琳的病却持续了一生。她不仅需要恢复，而且需要第一次开发那双手，去学会使用它们、拥有它们。这不仅仅是恢复已经分离的“知觉系统”，更要建立一个从未有过的体系。她能做到吗？
里昂特夫和扎波罗热提到，士兵受伤之前拥有完好的双手，他们要做的就是在重创之后回忆起曾经“忘记”、“分离”、“钝化”的能力。相比之下，玛德琳没有任何相关的记忆，因为她从未使用过手，也感觉不到手和胳膊的存在。她从没有自己吃过饭，从来都是让别人喂着吃。六十年来，她都过着“没有手”的日子。
六十岁才开始使用的双手（2）
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一个双手感觉能力完好的人，却无力整合这些感觉，从而认识世界、认识自我。凭着她那两只“没有用的”手，她无法表达“我认为、我知道、我想、我要做”之类的意愿。不过我们总得想办法，让她尽量使用她的手，让它们活起来。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努力达到整合的目的，如罗伊·坎贝尔说过的：“整合产生于行动中。”
玛德琳对此非常同意，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但又很担忧、绝望。“我怎么能够用双手做事呢？”她问，“它们就是两块面团。”
歌德说：“万事始于行动。”当我们面临道德考验和生存困境的时候，这话可能没错；但是人的动作和认知却不是源自于此。不过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第一个步伐（或第一个单词，就像海伦·凯勒说出“水滴”一样）、第一个动作、第一次感觉、第一次冲动—总的来说，都是出人意料的，以前从未出现过、从未体验过的。“万事始于行动”，不是具体的动作，也不是本能的反应，仅仅是一种冲动。冲动比动作和本能更加明显，更加神秘。我们不能和玛德琳说“去做吧！”但我们期望她能够“冲动”一下，我们可以期盼，可以引诱，可以激起她的“冲动”。
我想起了找奶吃的婴儿，或许玛德琳与婴儿之间有某种相似性。“给玛德琳留下食物，装做偶然，把食物放得稍远一点儿。”我私下里告诉护士，“不要饿着她，也不要戏弄她，但要把食物装起来，不要像以前那样体贴地喂她。”有一天，预料中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由于急切、烦躁，她不再安静耐心地等着喂饭，而是伸出胳膊摸索着，找到一个多纳圈，把它放进嘴里。六十年了，这是她第一次使用手，第一次做手上的动作，这标志了她的新生，标志着她成为一个“有行动的个体”（谢林顿的术语，指人要通过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也标志着她第一次认识自己的双手，标志着她作为一个“有感觉的个体”，获得了新的生命。海伦·凯勒第一次认识、第一次说出的事物是水，玛德琳第一次感觉和认识的是多纳圈。
做出第一个动作，获得第一次体验之后，她的进步就更加神速了。就像伸手去探索、发现多纳圈一样，现在，她带着新的渴望，伸手去探索和触摸整个世界。先从吃的开始，从食物到器皿，再到工具，每天都触摸和探索不同的东西。她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靠着迂回曲折的方式，半猜半想得到的。自从生下来就看不见东西，而且“没有手”，所以她脑袋里缺少最简单的想象。要不是她聪明过人又见多识广，能够通过和他人对话来交流和传达信息，估计玛德琳现在还会像婴儿那样无助。
多纳圈就是一个圆的面包，中间有一个洞；叉子就是一个扁平细长的东西，上面有很多锋利的尖叉。这些初步分析为直观感受敞开了大门，由此她能够很快认识事物的特征和样貌，从而识别各种东西，就好像能够立即认出亲密的老朋友那样。一旦有了整体的感觉就能够认出东西，这让她的生活充满乐趣，她感到自己发现了一个神奇而富有魅力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