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幻影（1）
神经病学家使用“幻影”这一词，是指身体的一部分，通常是某个肢体，在切除后的数月或数年后仍然存在于记忆与印象当中。这类情况很早以前就有人研究过。“二战”期间及战后的日子里，美国伟大的神经病学家塞拉斯·威尔·米切尔对幻影作了详细的研究与描述。
威尔描述了各种各样的幻影：有些幻影很奇怪，像魂魄那样不真实，他把这些称之为“感觉幻影”；有些咄咄逼人，带有危险性，活生生的，如真实存在；有些一直在疼痛，大部分根本不痛；有些很逼真，就像是断肢的复制品；还有些幻影会按比例缩小，或者扭曲得不成样子……除此之外，还有反面幻影或失落幻影。他还清晰地指出，这种身体上的“影像失控”（该词五十年后由亨利·黑德引入）主要源于中枢神经系统（感觉皮层受到刺激或被破坏，特别是顶叶部位）或周围神经系统（神经受到撞击、受损、刺激过度或者信息传导不畅，神经瘤、脊髓神经感觉支或感觉束受到干扰）。我个人一直对周围神经系统引发症很感兴趣。
先引用几段非常简短、趣味十足的短文，转载自《英国医学杂志》中的临床病例。
手指幻影
一个水手在一次事故中切掉了右手的食指。四十年后他突然被那个新长出的虚幻的手指困扰。只要把手指移动到脸上，比如吃东西或者抠鼻子，他就害怕这个幻影会把眼珠戳出来（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这种感觉难以抗拒）。之后他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失去了所有的感觉，甚至感觉不到手指的存在。“幻影手指”随之消失了。
众所周知，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比如中风）能够“治愈”幻影，那么周围神经系统病变有多大机会获得同样的效果呢？
消失的肢体幻影
所有的截肢病人和相关工作人员都知道，如果安上一个假肢，就必须有一个肢体幻影。迈克尔·克雷默医生写道：“它（肢体幻影）对截肢病人的价值是非常巨大的。我确信，装了假腿的残疾人没有一个可以正常走路，除非他把这种身体的影像（即幻影）也装进假腿里面。”
所以，幻影的消失会带来灾难性后果，而找回幻影并让它再次活跃起来就成了当务之急，大家想尽一切办法让幻影起作用。威尔医生描述了在臂丛神经感应电疗法之下，手掌幻影是如何突然复活的。而那只手已经失去二十五年了。有这样一个病人，他叙述了自己早上是如何“唤醒”幻影的。他首先把大腿向内弯曲，然后用力拍打—就像在打孩子的屁股—这样重复好几次，当拍打到第五次或第六次时，幻影突然活了。只有这时他才能装上假肢走路。也许有人会想，断肢病人还会使用哪些奇特的办法呢？
位置幻影
一个名叫查理的病人走路不稳，经常眩晕跌倒。人们怀疑他有检查不出来的内耳功能障碍，就把他送到我们这里。经过仔细询问，我们才知道他患的不是晕眩，而是总看到一直不断摆动的位置幻影：地板一会儿远，一会儿近，一会儿颠簸，一会儿倾斜。他发现自己东倒西歪，“就好像船在波涛汹涌的海上航行”。除非低头看自己的脚，借由视觉，他才能够找到地板和双脚的正确位置。感觉开始变得不稳定、不可靠，但有时候视觉也会被感觉混淆。所以，地板和他的脚看上去同样可怕，摇摆不定。
神秘的幻影（2）
我们很快确诊，他的病因主要是结核菌严重扩散，感染到了侧背部，以致产生错觉，产生上下波动的幻象。很多人都熟悉肺结核末期的症状，病人在那时候会有视觉上的障碍，看不见自己的脚。
这些病人的经历让我回忆起了自己以前的经历，事情发生在本体感受盲点的复原阶段。这段经历曾经在我的另一本书《单脚站立》里面提到过：
我一直站不稳，必须低头看下面。后来我知道病因在哪里了，它就在我腿上—或者应该说，那个普通的、像笔一样的叫做腿的圆柱体。那个圆柱体先是一千英尺长，一会儿又缩成两毫米，一会儿胖，一会儿瘦，一会儿向这边倾斜，一会儿向那边倾斜。它一直在改变形状和大小，改变位置与角度。这种变化一秒钟能发生四五次，转换和变形的程度非常大，每个“形状”之间还有上千种变化。
对于幻影，我一直存有疑惑：它们是否应该发生，是否该算做疾病，是不是真的呢？文献记载让人困惑重重，但病人却不会这样。通过陈述各种幻影，他们澄清了很多事实。
有一个头脑清醒的病人，他截肢的部位在膝盖上面一点儿。他告诉我这样的情况：
这个东西像魂魄一样，有的时候疼起来要人命，脚指头还会痉挛。当我晚上拿掉假肢或者闲下来的时候最难受，但是戴上假肢走路的时候就没事了。我仍然能很真切地感受到腿的存在，和别的幻影不同，它是有益的幻影，让我的假肢有了生命，让我能够走路。
对这位病人，甚至对所有的病人而言，如果存在“坏”幻影（消极的、病态的、不重要的幻影），就把它除掉，留下“好”幻影（也就是那些对病人肢体有持续记忆或持续印象的积极的幻影），使病人保持健康、鲜活、有力，这不是很好吗？
后记
许多（并非全部）感受到幻影的病人患有“幻影痛”（也就是幻影部分会疼痛）。有的时候情况特殊，但通常情况下只是很“平常”的痛感。这种持续的疼痛首先出现在切除的肢体上，随后可能扩散到实际存在的肢体上。本书初次出版以后，我就收到许多这类病人的来信。一位病人在信中说到，有片曾往肉里长的趾甲让他很不舒服，因为在截肢前医生并没有“关注”到这一点，手术以后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但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痛，它痛彻骨髓，又好像是幻象中的“坐骨神经痛”—这种疼痛是在一次急性“椎间盘突出”之后出现的。只有把椎间盘除去之后才会舒服。这类问题并不罕见，也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需要神经生理学方面的详细检查。
乔纳森·科尔医生（曾经是我的学生，现在是脊髓神经生理学专家）描述过一位妇人，她腿部常年感到幻影疼痛。后来用利多卡因麻醉脊髓韧带，可以使幻影得到短暂的麻痹（实际上是消失）。不过随后再以电刺激脊髓末梢，幻腿上却产生了清楚的刺痛，与以往的隐隐作痛完全不同；相反，刺激脊椎较高部位能够减轻幻影的疼痛。而科尔医生也详细描述了对某位病人进行电疗研究的各种细节，这位病人罹患感觉多发性神经病长达十四年之久，许多方面与第三章的主角克里斯蒂娜的遭遇十分相似。
倾斜二十度走路的老人（1）
我认识麦格雷戈先生已经九年了。我曾经在邓斯坦大街的老人之家的神经学诊所工作，就是在那里，我结识了他。九年过去了，现在我还记得他，好像昨天刚见过一样。
“遇上什么问题了？”当他歪着身子进来的时候，我问他。
“问题？没有问题—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其他人一直告诉我，说我向一边倾斜。‘你就像比萨斜塔，’他们说，‘斜得有点厉害，再斜一点儿就倒了。’”
“但是你自己感觉不到倾斜吗？”
“我感觉很好。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我斜着站，自己还会不知道吗？”
“听起来是挺古怪的，”我应和着，“让我看看。你站起来，走两步，从这里走到那面墙再走回来就可以了。我想亲眼看一下，也让你自己看一下。我会把你走路的过程录下来，待会儿播放给我们看。”
“我同意，医生。”他说完就走了两圈，然后站在那里。多硬朗的老先生啊，九十三岁了，但怎么看都像不到七十—神采奕奕，精神矍铄，他肯定能活到一百岁。虽然他患了帕金森病，但是依然强壮得像个挖煤工人。他充满自信，健步如飞，但奇怪的是，他的身体是倾斜的，大概有二十度左右，身体的重心偏向左边，勉强能够维持身体平衡。
“到了！”他满脸笑容地说，“看吧！没有问题，我走路直得像根电线杆。”
“真的吗，麦格雷戈先生？”我问他，“我想让你自己判断。”
我把录像带倒回去重新播放。当看到屏幕上的自己时，他非常震惊，瞠目结舌，然后喃喃着：“这是怎么了？他们说对了，我是斜着走路的，我在这儿看得够清楚的了，但我自己一点感觉也没有，我感觉不到啊。”
“嗯。”我说，“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感觉不到自己就是自己
我们有五种感官知觉，它们构成了我们的感觉世界，所以我们才能欣喜、认知、赞美。但是还有其他的感官知觉—神秘的第六感—同样重要。这种感觉是与生俱来的，有待人们进一步去探索。人们发现第六感的时间较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把它叫做“肌肉的感觉”，这种对躯体和四肢的相对位置的感知，来源于关节和筋腱内部的传感器。直到18世纪90年代才被明确定义，并命名为“本体感受”。我们的身体能够在空间里保持平衡，都是基于它的复杂机制和控制功能。上述知识到20世纪才研究清楚，但仍留下许多未解之谜。对于正常人而言，在正常的条件下根本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
但是一旦它们不起作用了，后果相当明显。如果这个被忽视的神秘感觉出了毛病，或者失调，我们就会觉得非常奇怪，就会像瞎了或者聋了一样难以和外界沟通。如果“本体感受”完全消失，我们就会看不到自己，听不见自己，不会再“拥有”自己，感觉不到自己就是自己（见本书第三章）。
老人忽然变得凝神专注，眉头紧锁，嘴唇紧闭，站在那里一动不动，陷入了沉思。我很喜欢看到这种景象：患者在知道真相的一刹那，既惊骇又滑稽。他们第一次知道症结之所在，与此同时，清楚地知道应该做些什么。这一刻就是治疗的开始。
“让我想想，让我想想。”他念念有词，仿佛在自言自语，用粗糙有力的双手揉搓着又浓又粗的白眉毛。“让我想想。你和我一起想—肯定会有答案的！我往一边倾斜，而且我自己还不知道，对吧？应该有什么感觉的，或有什么明确的标记，但是什么都没有，是吧？”他顿了一下，“我以前是个木匠。”他说着，脸上浮现出光彩，“我们常常用水准仪来测量表面是水平还是垂直。大脑里面会不会也有一个水准仪啊？”
倾斜二十度走路的老人（2）
我点点头。
“帕金森症会损坏这个水准仪吗？”
我又点点头。
“我的情况是这样吗？”
我第三次点点头，说：“没错，没错，没错。”
大脑中也有水准仪
麦格雷戈先生用水准仪做了形象的比喻，大脑中的重要控制系统就像水准仪。事实上，毫不夸张地说，内耳的构造就像水准仪。内耳迷宫①由装有液体的半圆形管道组成，内部的液体运动一直受到监控。但是问题不在这儿，而在于他使用平衡器官的能力，连同身体对自己的感觉和外部世界的视觉影像。麦格雷戈先生简单的比喻不仅能用于内耳路，还能用于三个神秘感官的复杂整合机制：内耳迷宫、本体感觉以及视觉影像。就是这三者的整合机制受到了帕金森症的影响。
对这种整合机制及其在帕金森症中单独崩解的现象进行最深入最实际的研究的，当属已故的伟大的医生博登·马丁，该理论能够在他的经典著作《基底核与姿势》中看到（该书于1967年初版，但随后几年里仍有修订与扩充，他去世之前新版刚刚完成）。谈到这个大脑中的整合功能或整合机制，博登·马丁在书中写道：“大脑中必定有一个中心或权威……或者我们所谓的‘控制中枢’。它会收到身体是否处于平衡状态的信息。”
在《倾斜反应》那一章，博登·马丁强调，只有三者协调发挥作用才能保持身体姿势的平稳与直立。他还指出，帕金森症会破坏这种微妙的平衡，这一点很常见，特别是内耳前庭迷路经常先于本体感受和视觉影像失去作用。他还讲到，这三者的控制系统统一感受，统一控制，还能够相互弥补，虽然不是全部可以（由于感觉能力有所不同），但是至少有一部分能够互补，从而发挥相当的作用。通常情况下，视觉反应和控制也许是最不重要的。只要我们的内耳前庭和本体感受系统是完整的，我们闭上眼睛也能站得很稳，不会东倒西歪或者摔倒。但是平衡能力已遭破坏的帕金森症病人恐怕就不行了。（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帕金森症病人坐在那里，身体斜得厉害，但是自己对此一概不知。当放一面镜子在他们面前时，他们马上就知道了，随即坐得笔直。）
独家发明
“本体感受”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弥补内耳的缺陷。因此那些动手术摘除内耳（迷路）的病人（有时候是为了减轻由恶性美尼尔综合征带来的难以忍受的、痛苦的晕眩感）在刚开始的时候站不直或者不能单脚站立，之后却能够非常好地改善和使用“本体感受”，特别是利用背阔肌上分布广泛的传感器。它是全新的辅助平衡器官，是一对巨大的、像翅膀一样的自动感知器。当病人开始不断练习，当这一功能成为第二本能，他们就能够站起来走路了—虽然不是非常完美，但是安全、便捷。
博登·马丁一直在想办法，以便巧妙地设计出某些方法，让那些即使患了严重的帕金森症的残疾人，也能够在人工帮助下找到正常的步伐与姿势。比如，通过在地板上画线，用腰带保持平衡，用打点器调整节奏等方式来控制病人走路的步伐。他也常常从病人那里受到启发。他是人类伟大的先驱，他的医学知识和行动的宗旨是：病人和医生是平等的，每次帮助他人的同时都能从中学习知识，提升自己的洞察力和治疗水平。但据我所知，对于麦格雷戈先生这样的病，他一直没能设计出有效的方案，来弥补残缺的前庭反射，从而矫正严重的身体倾斜。
“所以，问题就是这样，是吧？”麦格雷戈先生问，“我不能使用大脑里的水准仪，不能使用我的耳朵，但是我能使用我的眼睛。”带着一大堆疑问，他把头歪向一边，试探性地说：“东西看起来都一样啊，世界没有倾斜。”然后他要求照镜子。我把我的长镜子推到他面前。“现在我看到我自己是斜的。”他说，“现在我可以站直了，也许，我可以保持直立……但是我离不开镜子了，或者该随身携带一个。”
他再次陷入沉思，紧锁眉头专心思考，然后突然眼前一亮，嘴角露出笑容。“我有办法了！”他大叫着，“没错，医生，我有办法了！我不需要镜子，我只需要一个水准仪。不能用大脑里的水准仪，但我可以用大脑外面的水准仪，只要我能看见它就行。我不是可以用我的眼睛吗？”他摘下眼镜，若有所思地抚摸起来，开心地笑了。
“比如这里，放在眼镜的边缘……这样的话，如果身体倾斜，它就能告诉我和我的眼睛。刚开始我要让我的眼睛盯着它，可能会很辛苦，但是之后会自动成为第二本能。是吧，医生？”
“我看这是一个绝妙的办法，麦格雷戈先生，我们来试试。”
原理很简单，做起来却有点棘手。刚开始我们用绳子把一个摆锤挂在眼镜的边缘，但是由于离眼睛太近了，所以基本看不到。随后，在验光师和器材室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我们做了个夹子，这个夹子大概有两个鼻子那么长，从眼镜中间向前伸出，夹子的两边都装上一个微型水准仪。我们做了各种各样的设计，全部经过麦格雷戈先生的测试和修改。几个礼拜之后，我们做出了一个模型，这是一副有点古怪的眼镜。“绝无仅有！”麦格雷戈这样说，语气中透着兴奋和成功的喜悦。他戴上了眼镜，虽然看上去有点笨重和古怪，但是并不比当时庞大的助听器坏。现在老人之家多了一幅奇异的风景：麦格雷戈先生发明和制造的水准眼镜。他紧紧盯住眼镜，就好像舵手看着船上的指南针。眼镜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至少他的身体不再倾斜了，但是这需要持久的、辛苦的训练。之后的几个礼拜，事情就越来越容易了，他只需无意识地留意他的“仪器”，就像司机一边留意车上的仪表盘，一边自由自在地聊天一样。
在邓斯坦大街，麦格雷戈先生的眼镜成为了一种时尚。我们有许多患有帕金森症的病人，他们的平衡反应和姿势反射功能受损，这类问题不仅棘手，而且不容易治愈。很快就有第二个、第三个病人戴上了麦格雷戈先生设计的水准眼镜，现在他们也能像麦格雷戈那样笔直地走路了。
她的左边不见了
艾斯太太非常聪明。她六十岁那年，得了严重的中风，这场病影响了她的右脑，但是她仍像过去一样聪明和幽默。
她有时候会抱怨护士没有把甜点或咖啡放在她的盘子里。护士们说：“艾斯太太，就在那儿，在左边。”她似乎不明白她们在说什么，也从不会向左看。她微微转动一下，甜点就会进入她的视线（没受损伤的右半部分视觉区域），她会说：“哟，在这里。但它刚才不在这儿。”无论是对这个世界还是对她自己的身体而言，她已经失去了“左”的概念。有时候她会抱怨食物太少了，但这主要是因为她只吃了盘子里右半边的食物，她不会想到还有左半边；有时候她会给右半边脸化妆，完全忽略了左半边脸。她的注意力不能转移到左半边，根本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她自己也知道老是忘掉左半边，也认为很可笑，但她不能直接察觉出来。
向右转，再向右转
她很清楚这件事，想尽办法来应对。她不能直接向左看，也不能向左转，所以她就一直往右转，整整转一圈。应她的要求，我们给她一张能旋转的轮椅。现在，她要是找不到本应该在那里的东西，她就转上一圈，直到看到它为止。她发现，在找不到咖啡和甜点的时候，这样做非常有效。如果食物看起来太小了，她也会眼睛盯着右边向右转圈儿，直到看见刚才漏掉的那一半，就停下来把它吃掉，或者把其中的右半部分吃掉，这样，她就不会那么饿了。如果吃完之后还是很饿，或者意识到自己只吃了原先不见的那部分，她会转第二次，直到剩下的四分之一映入眼帘，然后再吃一半。通常，这样就足够了，毕竟已经吃掉了食物的八分之七了。但是，如果她感到特别饥饿或特别馋，她就会再转第三次，吃掉剩下的那十六分之一（当然，盘子里会剩下左边的那十六分之一）。“这很荒谬。”她说，“我觉得我是芝诺之箭①，永远到不了终点。看起来很可笑，但我能怎么办呢？”
对她来说，可能转盘子要比转轮椅方便。她也这么认为，也尝试着这么去做。但这样的尝试出奇困难，远没有在轮椅上转圈儿自然。她的视觉、注意力、条件反射以及本能的运动现在都彻底地向右了。
化妆只化半边脸
让她最痛苦的事情是，大家都嘲笑她化妆只化半边脸，左半边脸没涂上口红和胭脂。“我照镜子了啊。”她说，“看到的地方都化妆了啊。”我们想知道，是不是有种镜子能够让她从右边看到左边的脸。如果有的话，那就不是她在照镜子了，而是像别人看着她一样。我们尝试使用录像系统，用摄像机和显示器对着她。结果很可怕很怪异。现在，用显示器做“镜子”，她真的能从右边看到自己的左半边脸了。但是这种情况足以让一个正常人分不清左右（就像有人想对着显示器刮胡子一样），更何况是她呢。因为她看到的左半边脸和身体都受到中风的影响，已经感觉不到存在了。“把它拿走！”她感到困惑、痛苦，哭了起来。所以，我们再没有对此作进一步的尝试。但是有点可惜的是，格雷戈里医生也曾朝这方面努力，认为采取视频反馈的方式来帮助这种患有半侧注意缺失的病人，可能会给他们带来希望。但从病人自身的角度讲，这种方式过于理论化，太让人费解，有待实验去证实。
后记
电脑及电脑游戏（1976年我认识艾斯太太时，尚未出现这些东西）可能对于半边失去功能的病人也相当有用，可以帮助他们寻找“失去”的那半边，或者教导他们自己去找。我在1986年曾经以此为主题，拍了一部短片。
在本书第一版时，我没有提供一本非常重要的参考著作《行为神经学原理》（1985年于费城出版）。我忍不住要引用该书编者对于“忽略症”所作的一段精彩描述：
忽略症严重的时候，患者的表现看起来就像宇宙的半边突然不再存在……半边忽略症患者不只表现出忽略了左半边事物，右半边也完全不在意。
听不懂你说什么，但知道你在撒谎（1）
发生什么事了？一阵喧闹的笑声从失语病房传出来。总统的演讲才刚刚开始，他们不是都想听总统的演讲吗……
那个如此受大家欢迎的总统（里根）以前是个演员。他善于言辞，博古通今，富有感染力。很多病人都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了。不过也有特例：有些人看起来困惑，有些人看起来气愤，还有一两个人若有所思……但是大多数看起来还是很开心的。总统的话总是那样有感染力，但对失语病人，只能惹得他们发笑。他们都在想些什么呢？他们能理解总统的意思吗？他们是不是太了解总统了呢？
一般人都知道，这些病人虽然患有严重的失语症，不懂语言表达的意思，但会大概知道别人想对他们说些什么。熟悉他们的亲戚朋友，乃至护士有时候都很难相信，他们竟然患了失语症。
这主要是因为，当人们自然而然地说话时，会不自觉地流露出很多信息，失语病人能够抓住这些言外之意，了解很多甚至大部分的意思。
所以，想要证明他们得了失语症，就要像一个神经病学家那样，用不自然的方式说很长一段话，消除所有语言以外的线索，包括语音、语调、重音以及语气变化，当然所有的视觉线索比如表情、手势、习惯性动作与姿势等都要消除，必须把一个人的全部特点都拿掉，声音去掉人性化，甚至要采取语音合成的手段，才能把讲话变成纯粹的语音文字；让话语完全没有弗雷格所谓的“语音色彩”和“暗示口气”。对于一个非常敏感的病人来说，只有用完全人工的机械的语言（就好像《星际迷航》里电脑的发声），才能确诊他患了失语症。
让人捧腹大笑的总统
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语言（自然的语言）不仅仅是由词构成的，它还包括了说话的方式。我们是整个人向外传达信息，所以理解的时候仅仅依靠单词是远远不够的。这就是失语症患者理解信息的突破口，即便他们完全不懂单词也照样可以。对于患者而言，虽然单词和句子本身不能传递信息，但话语总要通过声音来承载，所以它包含的内容远远超过文字本身。而且这种承载还相当精确，无论多么深刻、多样、复杂、微妙，它都能完好地把信息传递给患者。所以，不能理解词义就无所谓了。这种能力特别常见，很多时候还会莫名其妙地提高。
那些跟患者关系亲密，在一起生活或工作的人，比如他们的家人、朋友、医生、护士，在某些让人吃惊、大笑或者戏剧化的情况下，对此的体验会更深刻。关于患者理解话语的能力，刚开始我们也许觉得没有什么特别，但是随后就会看到很大的变化（甚至大逆转）。没错，有些能力受到了破坏，没有了；但替代的能力会随之而来，而且会很快得到提高。所以，我们可以深有体会地说，即使每个字都漏掉了，病人也照样能够掌握完整的意思。对我们灵长类动物而言，这似乎不符合事物的普遍规律。倒转，也许能够称之为回归，回到更原始、更基本的方式。也许这就是杰克逊用狗来类比失语症患者的原因。他打这个比方的时候，主要是想到了他们都不能通过语言来沟通，而不是想到狗对语调和感情非常敏感和准确。黑德对此的观察更加敏锐，他在论著中用到“有情感的语调”这一词，还特别指出失语症患者是如何保持和提高这种能力的。
听不懂你说什么，但知道你在撒谎（2）
不止我一个，所有专心治疗过患者的人都有这种感觉，谎言欺骗不了失语症病人。他听不懂你说什么，也就自然不会被语言所欺骗，他们捕捉的信息都非常精准、可靠，因为人说话时的表情全部会无意识地、随意地流露出来，根本不可能模仿或伪装……
从狗身上也能观察到这一点，当我们对语言太敏感的时候，我们往往不相信自己的直觉，所以常常使用狗来揭穿谎言和预谋，辨别哪些人值得信任，找出哪些人是老实的，区分哪些人是前后一致的。
在这方面，狗能做到的，失语症病人也能做到，但病人不仅更具人性，而且理解的层次也比狗高出许多。“人可以用嘴说谎话，”尼采写道，“但是说话时脸部的表情会流露出真相。”无论对于这种扭曲的表情，还是那些不合时宜的肢体动作，失语症病人都会异常敏感。如果他们看不到人（一般指盲人失语者），他们可以用耳朵来分辨声音的变化、语调的差别、节奏的波动等，从而能够判断出话语的真实性，且从来不会失误。
也恰恰是这种波动，赋予了患者理解的能力，他们不需要通过语言来判断对方是否可信。恰恰是这些扭曲的表情、装腔作势的动作和脱离现实的姿势，还有虚伪的语气和声调，给那些不懂单词但是异常敏感的患者敲响了警钟。对于患者而言，这些破绽非常明显，甚至
有些可笑，所以，他们不会也不可能被语言欺骗。
这也是他们会因为总统的演讲捧腹大笑的主要原因。
如果一个人不能用谎言欺骗失语症患者，是因为患者对表情和音调特别敏感，那么我们会问，这些病人之间如何交流呢？那些对表情与音调都没有感觉，却能理解字句的病人，又该怎样交流呢？我们这里有许多这样的病人，他们也住在失语症病房。虽然从医学上来说，他们没患失语症，但是他们患有“失认症”，确切地说，是“音调失认症”。对于这类病人，辅助声音的沟通功能都不起作用，音质、音色、语感及其他特质都不能被识别，但是对于单词和语法结构，他们都能很好地理解。这类失认症（或者叫失语韵症）和大脑的右颞叶紊乱有关，而失语症则是和左颞叶失调有关。
抓住语言的“表情”
在失语症病房里，有一位失语韵症患者也在听总统的演讲，她叫艾米丽，她的右颞叶上长了一个肿瘤。她以前是英语教师，也是个小有名气的诗人，对语言的感觉非常好，有很强的分析和表达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艾米丽能够很清楚地表达自己，比如表达听到总统的演讲时的感觉。艾米丽不能区分话语中的气愤、愉悦、悲伤，甚至任何一种感情。由于对她来说声音不能够传达感情，当别人说话的时候她不得不专注于对方的面部、姿势以及动作，那种小心和紧张的感觉她以前从未有过，她因此患上了恶性青光眼，视力迅速减退。
这样一来，她不得不在字词的精确使用上花更多的心思，也要求周围的人和她一样。她越来越难以理解含糊不清的言语和随口说出来的话，特别是那种感情丰富和暗藏玄机的话，她要求和她对话的人说大白话，即“在恰当的地方说恰当的话”。她发现，大白话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补偿失语症对自己的影响。
虽然她对语言的“表情”（指对声调的运用与感受）毫无感觉，但是通过这种方法，她能够保持甚至提高语言“表达”的能力—在此语言的意义完全来自于措辞的精准和词义的推敲。
听不懂你说什么，但知道你在撒谎（3）
艾米丽也听了总统的演讲，但是面无表情。她一本正经地听着，而且一边听，一边还往其中添加一种虽有缺陷却越来越强烈的感觉，这种感觉由各种感觉混合，且十分奇怪—这与那些失语症患者当时的感觉迥然不同。演讲并没有打动她，确切地说，现在没有任何演讲能打动她了。那些话语中裹挟着的感情，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对她来说都成了耳旁风。失去了对声音的感情的理解，她会不会变得糊涂或者太容易受骗？绝对不会。“总统讲话没有说服力。”她说，“讲话水平一般，用词不当。他不是脑袋有问题，就是想隐瞒一些事情。”
这就是总统讲话的矛盾所在。我们正常人，受到我们甘愿被愚弄的愿望的驱使，就真的被愚弄了。我们总是聪明过度，用矫揉造作的语气说虚情假意的话，但是只有脑损伤患者才能不受影响，不被欺骗。
激情过分燃烧
所有“亢奋”的情况，都可能变得很可怕，完全不按常理出牌，而且错误百出。例如运动机能过度，可能演变成运动机能错乱，也就是不正常的肢体动作，像是舞蹈症、抽搐等。
这种介于疾病与健康之间、一体两面的矛盾，是自然界的一种诡计与讽刺。它让人觉得很健康、很幸福，都在后来露出潜在狰狞的本质。
导言
我们曾经说过，“缺陷”是神经病学最喜欢用的字眼，事实上，任何功能失调都能用这个词来形容。无论功能正常还是存在缺陷或者故障，神经系统本身其实是一套机械的存储和传导系统，就好像电容器和保险丝那样。
如果情况相反—比如功能亢奋—又会怎样呢？由于对这方面还没有明确的定义，神经病学家无词可用。功能或功能系统向来被认为只有运作和不运作这两种状况。所以这种以“亢奋”和“高亢”为特征的疾病对古板的神经病学基本概念发起了挑战，这也是相关的疾病从未受到应有关注的一个原因。一旦谈及亢奋和高亢的症状，比如病人总是不断地幻想、冲动、狂躁，人们总会把他们当成神经病；当这类病人器官肥大或身体畸形时，人们又从解剖学和病理学角度分析，认为那是畸胎瘤造成的结果。这些恰恰显示出，古典神经学系统里的概念和视角非常不恰当。我们需要对概念进行扩充，让它们变得更生动、更有活力，不再是死板的模式。
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了功能丧失的案例，当我们只考虑功能缺陷时，还不会感觉到这种严重的不足；但是当我们遇到功能亢奋的案例时，这一问题立即凸显出来：不是记忆缺失，而是记忆增强；不是失认，而是认知敏感……
古典的、杰克逊派的神经病学家从未研究过这种功能亢奋型问题。这里的功能亢奋是指功能被过分强化或者不断产生新的功能。杰克逊确实曾提到过“超生理机能”和“超积级”的状况。但他只是觉得这种现象简单有趣，随手记下来而已。虽然这些事实和他刻板的神经系统概念有矛盾，但他还是把临床经验如实地记了下来。当然，这种矛盾就是他的特点所在，从而形成了自然主义和严格的形式主义之间的断层。
只有到了当代，我们才能找到一位同时研究功能缺陷和功能亢奋的神经病学家。卢瑞亚的两本临床笔记恰好兼顾这两点：《破碎的人》讲述功能缺陷，《记忆大师的心灵》讲述功能亢奋。时至今日我才发现，第二本书更有趣，也更有原创意义，因为它是一本探讨想象和记忆的书，而古典的神经病学从来不研究这类问题。
听不懂你说什么，但知道你在撒谎（4）
在我的《觉醒》一书中也提到：服用左旋多巴之前是严重的功能缺陷—不能运动、意志消沉、软弱无力、反应迟钝等；服用之后产生的过度现象同样恐怖—运动机能亢奋、食欲失控、肌肉活动过度等。在两者之间肯定存在一个平衡点。
我们从中能够看到，一套崭新的术语正在形成。这些术语、概念和以前的词语不一样，在涉及功能（如冲动、意志、精神、活力）的同时，主要从动态的角度进行定义（古典的神经学概念基本都是静态的）。在《记忆大师的心灵》中，我们看到更高级的规则在发挥作用：无数的幻想不断地从脑中萌发，各种想法不断地涌上心头，好像脑袋里长了畸胎瘤。而书中的那位患者把这种现象称为“它”。
不过用“它”来称呼依然太过死板，“滋生”更贴切地表达出异常活跃、令人不安的样子。无论在《记忆大师的心灵》一书中，还是在我的那些服用左旋多巴的病人身上，我们都能看到，病人的活力过度到了疯狂的地步。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简单的过度，而是一种有机的增殖或增生；也不只是功能紊乱失调，而是引发了全面的失控。
我们也许会认为，记忆缺失或失认的患者仅仅是功能或能力损伤，但从记忆增强和认知敏感的患者身上，我们看到记忆力与分辨力一直处于活跃亢奋的状态。无疑，这种状态也是一种畸形。所以，我们必须从功能神经学转向行为神经学、生命神经学。亢奋型的疾病促使我们迈出这关键的一步。没有这一步，我们就无法开始探索“心灵的生命力”。传统的神经病学机械性地强调功能缺陷，所以我们无法从中得知大脑所有的功能及其实际的工作状态，至少在想象、记忆与认识等功能上我们是一无所知的。传统的神经学对心智的活动状态避而不谈，这恰恰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
功能的提高也许有益于身体健康和精力充沛，却更有可能是恶性扩张甚至是畸形的。在《觉醒》一书里面不断出现的就是一个“太过头”的问题：因为太过兴奋，病人完全崩溃了，被冲动、想象和意志所吞噬，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生理机能完全失去控制。
生命生长的过程中本来就会出现这种问题，生长可能变成了过度生长，生命也可能成了“生命力过于强盛”。所有“过度”的情况，都可能变得千奇百怪，不合常理：运动机能亢奋，可能演变成运动机能障碍，出现不正常的肢体动作，比如舞蹈症、抽动症等；认知扭曲会变成认知倒错，感觉能力会病态地增强，出现颠倒的幻觉；而热情过度可能会演变成暴力情绪。
这种看似能带来健康的表象本身是一种矛盾，是自然界的一种诡计：在刚开始时，它让人觉得非常健康，状态非常良好，不久之后便显示出可怕的本质。它也迷惑了许多的艺术家，特别是那些将艺术与病态等同视之的人。这类结合了狂欢、享乐和沉沦的主题，不断在托马斯·曼①的作品中出现：从狂热至极的《魔山》到灵感扭曲的《浮士德》，再到淫靡至极的最后的作品《黑天鹅》，都是如此。
我对此总是很感兴趣，也曾经写文章探讨过。在《偏头痛》一书中，我提到过攻击行为出现之前或开始出现时的亢奋。如果引用艾略特的话，这就是一种“美丽的陷阱”。对于艾略特而言，这常常是攻击行为出现的征兆。“美丽的陷阱”的讽刺之处在于，它恰恰表达了感觉“太好”时产生的疑惑和矛盾。
“感觉良好”就自然不会抱怨，人总是乐在其中这种感觉离抱怨最远。人们都爱唠叨不舒服的感觉，而不会埋怨太舒服，除非他们像艾略特那样，暗中觉察到了一点“不对劲儿”。如果不是通过知识或联想而产生的“不对劲儿”，就是因为那种良好的感觉本身太过头了，由此他们才警觉起来。总的来说，虽然病人很少会抱怨他们的状态“非常好”，但真的感觉“太好”时，他们也会觉得不安。
这就是《觉醒》的主题，可以说有点儿残酷。病人身患重病，几十年来卧床不起，突然发现自己奇迹般地好了，从痛苦的境地走出来时，身体的功能远远超出了平常人的极限。有的病人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但不是所有人都会这样。罗斯一恢复健康就兴奋地说：“太难以置信了，太妙了！”但当病情变得不可收拾时，她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再这样下去就要出大事了。”大多数人或多或少也会有同感。就像伦纳德，他本来觉得“很不错”。当他从健康转向功能亢奋时，原来充沛的活力变得太过旺盛，变得越来越夸张，原本和谐自在、随心所欲的感觉也越来越离谱：精力过剩、各种巨大的压力……几乎要把他给碾碎了。
这种“痛并快乐着”的情况都是由功能亢奋带来的。意识到这一点的患者总会疑惑重重。“我的精力太旺盛了，”一位图雷特症患者这么说，“做什么事都太容易，太有力，太充沛了。这种狂热的精力显然是病态的表现。”
功能亢奋是一个美丽的陷阱，不管是由于本身的化学物质失调，还是对某些人工兴奋剂上瘾所致，“感觉良好”、“病态的表现”、“虚假的安乐”之下都掩藏着无尽的痛苦。
面对这样的情况，患者处于一种非比寻常的两难境地：对病人而言，刚刚摆脱了原来饱受痛苦和折磨的旧病，又掉入充满诱惑的陷阱，而且绝对没有人能够走出这个怪圈。在功能亢奋的疾病中，病人会对病症作出妥协，逐渐加深对疾病的依赖与认同，以致最后失去了人格的独立性，完全成了疾病的附属品。在本书第十章中，那抽搐带来的激情就说出了这种忧虑。他说：“除了不由自主地抽动，我一无所有。”因为他的自我意识强过他所患的病症，所以不会有什么失去自我的危险。但是对于一些自我意识较弱或是自我发展不完全的病人，如果遇上势不可当的强势病症，就真的存在着被取代的危险。对此，我在本书第十四章会作详细的说明。
百老汇的抽搐之王（1）
1885年沙可①的学生图雷特描述了一种令人吃惊的病症，后来该病以他的名字命名。“图雷特综合征”马上就广为人知，其症状主要为因过度的神经能量而产生一系列的奇异动作与念头：抽搐、痉挛、行动乖张、表情扭曲、大吵大骂、无意识地模仿以及各种强迫行为，同时具有古灵精怪的幽默感和古怪滑稽的表演才能。最严重的图雷特综合征会影响到感情、直觉、想象等生活的方方面面；病情轻一点的则只在平常的细节上有一些不同于常人的动作或冲动，不过即使是这样也还是显得有点奇怪。直到19世纪末期，这种病才被深入研究和广泛报道，图雷特医生和他的同事非常清楚，这样的症状是因为原始的冲动和渴望难以控制造成的；但也有生理上的原因，可以肯定的（即使还没有找到病源）是神经性的失调。
图雷特的第一份医学报告发表之后，几年内就有好几百个相似病例被报道，且没有两个个案是相同的。很明显，这种病的症状有的轻微温和，有的却非常强烈怪异。同样明显的是，有些患者能自己做适当的调节，从而让生活更加便利，甚至能因此使思考、联想与创意变得更加敏锐；但也有些患者完全被病症控制，被图雷特症带来的巨大压力和混乱包围，几乎找不到真正的自我。就像卢瑞亚医生形容过度记忆症患者那样：这个病总存在着“它”和“我”的斗争。
沙可和他的学生弗洛伊德、巴宾斯基、图雷特是最后一批将身体和灵魂、“它”和“我”、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进行平行研究的专家。20世纪之后这两种学派开始分道扬镳，逐渐变成没有灵魂的神经病学和没有身体的心理学。在这种情况下，对图雷特症作出的任何解释都看不到了。20世纪的上半叶几乎没有相关的病例报告。有些医生发现患者有丰富的想象力，就认为这是神秘现象，而大多数的医生听都没听过。那情形就如20世纪20年代的嗜睡症爆发并大规模流行，而现在早就被大家遗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