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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们不承认有责任的话，那怎么向她解释这种做法呢？假如她疑心起来呢？”

“我想这样做是冒风险的，”古尔德说，“不过斯威廷和麦克奈尔似乎不这么看，他们俩毕竟都是律师嘛。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小心地处理好这事。

我还这样想，这同怀拉齐克小姐是什么样的女人有关。最重要的是：这样做不至于需要荒唐地耗资数百万才能把事情解决。”

“我想，”安德鲁说，“荒唐不荒唐取决于你怎么看待这问题。”

内科主任不耐烦地作了个手势。“请你记清楚：这件事中没有妻子可牵连，也没有子女将来的教育问题需要考虑——只有个快死的老人，还有个中年妇女，而这妇女将得到合理的照顾。”古尔德停住了，忽然问道，“你在想什么？”因为听到最后一句话时，安德鲁笑了。

“一个玩世不恭的想法。如果诺亚手里反正要死一个病人，他不可能挑一个比这位更合适的人了。”

古尔德耸耸肩。“生活里总是有各种机遇。这次恰巧被我们碰上了。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哦，是问你发表不发表公开声明？举不举行记者招待会？”

安德鲁着恼地说，“当然不。我从来没想过要那样。你知道得非常清楚。”

“那么你还要干什么呢？你把你所知道的提请医院注意，这事你做得很对。何况你和这事毫无牵连。任何解决办法都不会影响到你。又不要求你撒谎，而且，即使由于任何原因，这件事张扬开了，引起官方对你的询问，你也自然可以讲清事实。”

“假定这是我的态度，”安德鲁问道，“你们的态度如何呢？你们会告诉怀拉齐克小姐她弟弟死亡的真正原因吗？”

“不会，”古尔德简洁地回答。接着他又说，“所以说我们有几个人在这件事中牵涉得比你深。这可能是我们该当如此的原因。”

在随后的沉默中安德鲁想：古尔德刚才的话虽然婉转但很明确，那是承认四年以前安德鲁的做法是对的，是别人错了。当时安德鲁曾想把诺亚·汤森服用麻醉剂上瘾一事摊出来，但被回绝了。安德鲁现在有把握：伦纳德·斯威廷一定把他们俩的谈话告诉了别人。

毫无疑问，认错只会有这么一次；这类事情绝对不会见之于文字。但至少，安德鲁劝慰自己，总算吸取了一点教训——这包括他自己、斯威廷、古尔德还有另一些人。可惜他们吸取得太晚了，既帮助不了汤森，也没能让怀拉齐克免于一死。

安德鲁问自己说，那么从现在起，他向何处去呢？回答似乎是：哪儿也不去。

古尔德刚才讲的话，总的说来很有道理。没有要安德鲁撒谎也是事实；虽然从要求他不去声张这一点看，他是参与了掩盖行为。而从另一方面看，还有什么人可告诉的呢？告诉了又有什么好处呢？不管发生什么事，库尔特·怀拉齐克不会重返人间，而诺亚·汤森已不得不被悲惨地撤离医疗岗位，再也不会危及任何人的生命了。

“好吧，”安德鲁对内科主任说，“我不再有任何行动了。”

“谢谢你，”古尔德表示了谢意。他看看表。“这一天真长呀，我该回家了。”

第二天下午，安德鲁去看望希尔达·汤森。

汤森六十三，希尔达比他小四岁。以她这样的年龄来说，她还是风韵犹存的。她身材保养得很好；脸上皮肤不松弛；头发虽全部灰白，却剪得短短的，样式很时新。今天她穿得很潇洒，上身是蓝绸外衣，配着白亚麻布的便裤。脖子上戴有细细的金项链。

安德鲁原以为她会显出紧张不安或是哭过的迹象，但什么也看不出来。

汤森夫妇在莫里斯城希尔大街上的住宅，是一幢小巧而舒适的两层楼房。离埃尔姆路和富兰克林路路口的诊所不远，在天气好的日子，诺亚·汤森往往走着去。家里没有仆人，希尔达自己开了门，把安德鲁领到起居室里。

室内的家具都是淡棕色和米色的，从室内可以眺望花园。

两人就座以后，希尔达干巴巴地问，“你要来点什么吗，安德鲁？要酒还是要茶？”

他摇摇头。“谢谢，不用了。”接着他说，“希尔达，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除了说——我非常非常难过。”

她点点头，仿佛这话不出她所料，接着问道，“你是不是害怕？害怕到这里来见我？”

“有一点儿，”他承认。

“我猜是这样。其实没有必要。也不要吃惊和奇怪，就因为我现在没像那些易动感情的女人一样哭泣呀，扭绞双手呀，或做一些其他显示出悲哀的事情。”

他不知怎么回答才好，只简单地应了声，“嗯。”

希尔达·汤森像没听见似的接着说，“事实上，那些事我都做过了，做得那么频繁，那么长久，现在那些事都已远远抛在后面了。多年来我流了多少眼泪，泪泉都干涸了。我总在想，当我眼看着诺亚毁掉他自己时，我的这颗心就在破碎。只是当我不能使他明白，甚至不能使他听听我的话时，我才渐渐认为我已经没有心了，里面只剩下一块石头。我说的这些有道理吗？”

“我认为有道理，”安德鲁一边说一边在想：我们每个人是多么不了解别人的痛苦呀！多年来希尔达·汤森一定生活在一堵墙后面，这是一堵忠实地为诺亚打掩护的墙，过去安德鲁从来不知道也从没怀疑到有这堵墙。他也记起古尔德头天晚上说的话。“她没讲多少话……我有个印象，她一直估摸着要出点事情，但又从来不知道究竟要出什么事。”

“你过去知道诺亚服用麻醉剂的事，”希尔达说，“对吗？”

“对。”

她的语气有点责怪的意思。“你是医生，怎么不采取任何措施呢？”

“我四年前在医院里试过。”

“那里没有人肯听你的话吗？”

“差不多是那样吧。”

“你当时可不可以使把劲儿再试试呢？”

“可以的，”他说。“现在回头看，我想当时是可以的。”

她叹了一口气。“或许你使了劲也不会成功。”突然她换了话题。“今天上午我看诺亚去了，不如说试图去看看他。他在发狂。他不认得我。他谁也不认得了。”

“希尔达，”安德鲁轻柔地说，“有什么我可以帮你做的吗？任何事情都行。”

她不理会这个问题。“西莉亚对于发生的事有没有一点内疚？”

这问题使他吃惊。“我还没告诉她。今晚我要谈的。至于内疚嘛——”

“她应该内疚！”这几个字是用狂怒的语气说出来的。希尔达用同样语气继续说，“西莉亚是那贪婪、残忍、牟取暴利、极力推销产品的制药行业中的一份子。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只要能卖出他们的药，只要医生的处方上开他们的药，只要人们服用他们的药，哪怕这些药人家根本不需要。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

安德鲁平静地说，“没有医药公司强迫诺亚服用那种药。”

“也许不是直接地。”希尔达的声音高了。“但正因为各公司用麻醉剂把医生们包围起来，所以诺亚和别人才服用麻醉剂！他们使麻醉剂泛滥成灾！

让卑劣的、‘真不错啊’的滥肆吹嘘的广告在医生必读的医学杂志上占了一页又一页；用雪片般飞来的邮件、免费旅游、酒宴款待——这一切都为了使医生们想着麻醉剂，总是想着麻醉剂，多多地想着麻醉剂！所有的医药公司，家家都一样，用免费的麻醉药样品将医生们淹没，他们告诉医生，他可以要任何一种麻醉药，要多少给多少，只需开口就行！毫无限制，从来不提任何问题！你知道这些的，安德鲁。”她停了一下。“我要问你件事。”

他告诉她，“只要我能回答，一定回答。”

“许许多多推销员——新药推销员——到诊所里来。诺亚一直会见这些人。你不认为他们中的一些人，说不定他们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吃了多少麻醉药吗？都已清楚他是个服用麻醉药上瘾的人吗？”

安德鲁在回想。他想起诺亚的诊室里，大量杂乱无章的各种厂家包装的药品。“嗯，”他回答说。“嗯，我认为他们很可能知道。”

“但这也拦不住他们，拦住了吗？混帐东西！他们还是照送不误。诺亚要什么，他们就给什么。帮诺亚毁掉他自己。这就是你妻子干的肮脏而腐败的行业，安德鲁，我恨它！”

“你刚才说的有道理，希尔达，”他承认说。“也许很有道理。而且尽管你说的并不是事情的全貌，我希望你能知道这一点：我理解你的心情。”

“你理解？”希尔达·汤森的声音既侮慢又痛苦。“那你什么时候对西莉亚谈谈。说不定她会考虑改行。”

随后，仿佛一股被抑制的力量终于解放了出来，她把头埋在两只手里哭了。

五

在六十年代的中期和后期，妇女解放成了许多人挂在嘴上的话，成了新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一九六三年，贝蒂·弗里丹发表了《女性的奥秘》一书，这是对“妇女是二等公民”论的宣战文告。她这书成了妇女运动的指南，她的主张也时有所闻。杰曼·格里尔和凯特·米利特参加了这运动，给运动增添了文学和艺术的风格。格洛莉亚·斯坦内姆有效地利用新闻工作和女权政治来替妇女说话。

也有嘲笑妇女解放的人。当时反主流文化派的知名人士阿比·霍夫曼宣称，“我只在一处地方愿意与妇女解放运动结成联盟，那是在床上。”有些历史学家提醒世人说：天下本无新鲜事。他们指出，在一七九二年，英国有一位叫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人就勇敢地发表过一本《维护妇女的权利》，她争辩说，“暴君和好色之徒……力图使妇女百事不懂，因为前者只需要奴隶，而后者只需要玩物。”

但六十年代有许多人认真对待这运动，体谅妇女的男子在审视自己的良知。

西莉亚对妇女解放的态度是赞成并同情的。她买了些《女性的奥秘》，送给费尔丁·罗思的几位男主管。其中一位是文森特·洛德，他把书退还，还附了草草写成的便条，“我要这胡扯的东西没用。”萨姆·霍索恩的妻子莉莲本人也是妇女解放的热诚拥护者。在她的影响下，萨姆的态度比较同情，他对西莉亚说，“本公司从不歧视妇女，你就是证明。”

她摇头不同意。“我是靠一点一点爬，才到达现在这地位的，萨姆——还靠你的帮助呢，但也要和男人的偏见斗争，这点你是清楚的。”

“但现在你不必再那样做了。”

“那是因为我已证明自己是个能出点子的人，而且我有用。这就使我成为反常现象，成为例外。你也知道，每当我力争在新药推销人员中多招几名妇女时，简直没什么人支持。”

他笑了。“得，我承认你说的，但别人的态度正在改变。此外，你一直是最好的例子，让男人可以把妇女看成不比自己差的人。”

尽管西莉亚私下替妇女说话，她并不积极参与妇女解放这运动。她认定——她暗自承认这是自私的——第一，她本人并不需要这运动；第二，她没有时间参加进去。

西莉亚的工作时间仍用于布雷联营公司的门市产品。尽管萨姆曾答应把她调到另外的岗位上，但似乎没有什么新任命等待着西莉亚，他说的“再耐心地等几个月”的话已被证明是估计不足。

在家的时间里，西莉亚分担着安德鲁因诺亚·汤森发疯被关进精神病院而带来的痛苦。随着时间的推移，古尔德大夫所作的诺亚将永远出不来的预言似乎不幸而言中。

希尔达·汤森就医药公司以及过量免费样品药所发的激烈言论，安德鲁已经都告诉了西莉亚，却吃惊地发现她居然还表示同情。“希尔达是对的，”

西莉亚说。“免费分送药品的量是大得荒唐，而且我想我们大家都清楚这一点。但竞争造成了这一局面。眼下，任何一家公司如果削减赠送量，必然要处于不利地位。”

安德鲁争辩说，“各医药公司谅必可以聚在一起，就削减数量达成某种协议吧！”

“不行，”西莉亚说。“即使他们想这样，也办不到。这叫做通同作弊，是违法的。”

“那么诺亚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早先，医药公司的推销人员一定知道，至少清楚地意识到：诺亚在大量地服用麻醉药。他们应该像他们做的那样继续供药，让他过瘾吗？”

“诺亚虽然已上瘾了，但他仍是个医生，”西莉亚指出。“你知道得非常清楚，安德鲁，医生们可以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取得他们想要的任何药品。

如果诺亚没有从新药推销人员那里得到他要的东西，他早就开处方去弄了；没准儿他既拿样品药，又开处方弄药。”她有点儿激烈地又说，“此外，连医学界对服麻醉剂上瘾的医生们都不采取任何措施，为什么指望医药公司会有所不同呢？”

“问得好，”安德鲁让步说，“对这一点我无话可答。”

接着，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份，西莉亚的新任命下来了。

那以前，在接近一九六六年的年尾时，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萨姆·霍索恩被提升为常务副总经理，这就说明，除非有什么意外的事干扰，萨姆将成为费尔丁·罗思公司首脑一事已指日可待。因而，十年前西莉亚在公司里物色靠山时所作的判断似乎快被证明为正确了。

到底又是萨姆把她找来，微笑地告诉她，“好啦，你在门市产品那边的苦差结束了。”

萨姆现在的办公室富丽堂皇，有着舒适的会议室。他的新职位使他办公室外的秘书由一个变成两个。在这次以前他与西莉亚见面时，曾向她吐露，“真见鬼，我不知道怎么会使她们那么忙的。我猜想，她们准是交替着口授书信。”

此刻萨姆宣称，“我提供给你的职位是，拉丁美洲区药品部主任。如果你接受，你将从这里发号施令，当然你也得出点门，经常得旅行。”他带着询问的神情注视着她。“安德鲁对这一点会怎么看？你对离开孩子们又怎么看？”

西莉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们会作出安排的。”

萨姆赞赏地点点头。“我料到你会这样说的。”

这消息使西莉亚既高兴又激动，她非常清楚国际药品交易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机会太棒了，甚至比她原来向往的还要好。

萨姆似乎看出了她的心思，他说，“将来的销售就靠国际市场了。迄今我们还没做过什么深入的研究，对拉丁美洲尤其如此。”他挥挥手让她走。

“现在回家去吧。把这消息和安德鲁谈谈。明天我们再着手研究细节。”

事实证明，由此开始的五年时间是她整个生涯中的卢比孔河（意大利北部河名，公元前49年恺撒越过此河同罗马执政庞培决战。译者注）。而且，这份工作不但没给乔丹一家的生活带来什么不便，反而无法估量地丰富了他们的生活。正像后来西莉亚在给她妹妹珍妮特的信中所写的，“我们一家都从中得益，而得益的各种方式我们原来根本没想到过。安德鲁和我得益于：他陪我旅行时，我们比在家里时更真正地在一起，因为在家里我们都忙于各自的工作。孩子们得益于：他们随我们旅行时，扩大了见识，能从国际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西莉亚把这新职务的消息一带回家，安德鲁就替她高兴并支持她。他为她终于摆脱门市产品方面的工作而松了口气，即使对于她的新工作将使家人经常分离有所疑虑，他也闷在心里不讲出来。他的态度和西莉亚一样：我们能行。

进一步考虑这问题以后，安德鲁决定：只要办得到，他将利用这机会陪西莉亚旅行，让自己有时能摆脱一下医务工作的压力。安德鲁再过一年就四十岁了，他决心要从诺亚·汤森的事件中吸取教训。他认为诺亚垮掉的起因是工作过度，压力太大。安德鲁观察过其他一些医生，也都是因医务缠身，而渐渐顾不上其他一切事情，这样对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家庭都很不利。

在医疗业务上，十一年以前——也就是他和西莉亚相遇、结婚的前一年——安德鲁就被认为是内科医生中的一名后起之秀了，他如今在诊所里是头牌医生。名列第二的奥斯卡·阿伦斯是个加拿大人，他粗壮结实，欢快活跃，忙个不停，还非常有幽默感，安德鲁对他十分信任，把他当成一个宝，两人的友谊也日益加深。第三位内科医生是二十八岁的本顿·福克斯，他有着颇不寻常的证书，来诊所才一个月，工作已很顺手了。

当安德鲁告诉西莉亚，他打算偶尔陪她旅行时，她高兴万分；后来他们果真安排好，他一年里可以陪西莉亚到南美洲去几次。根据学校的安排，他们有时带一个或两个孩子旅行。

以上这些旅行得以顺利实现，都因为家里的事来得凑巧。他们家身兼管家和厨子的英国女郎温妮·奥古斯特早就放弃了去澳大利亚的计划，在干了七年以后，事实上已成为乔丹家庭的一员。她在一九六七年春天结了婚。说来叫人不相信，她丈夫姓马奇。正如温妮说的，“如果他姓别的月份，只要不姓十二月我就很高兴了。”（奥古斯特和马奇在英语中为八月和三月之意。译者注）

汉克·马奇精力旺盛、讨人喜欢，干过多种户外的杂活。当安德鲁得知他想找固定的工作时，便提出要雇他，让他兼作司机、园丁和干杂活。因为雇他就包括住到家里来的待遇，温妮和汉克都很感激地接受了。从安德鲁这一方来说，他一直佩服西莉亚的先见之明。因为他俩刚结婚时，她就坚持说他们得买一座大房子。

不多时，看来汉克和现名温妮·马奇的妻子一样，成了乔丹家必不可少的一员了。

这样安德鲁和西莉亚就可以离家外出，既可带上孩子们，也可不带，因为他们深信自己外出时，家里的一切有人照看。

这一段时间受到一次丧亲之痛的干扰。西莉亚的母亲米尔德里德在一次严重的哮喘病发作时，一口气上不来而去世，当时她六十一岁。

母亲的去世对西莉亚影响很大。尽管有安德鲁及孩子们的慰藉和支持，她还是感受到一种“孤独”。这感觉持续了很久，虽然安德鲁开导她说，有这种感觉是完全正常的。

“我在病人身上见过这种事情，”他说。“当已失去配偶的父亲或母亲又去世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同过去之间的脐带被割断了。不管我们长得多么大，多么老，只要有个父亲或母亲还活着，就总觉得还有人可以依靠。而一旦双亲都亡故，我们就知道我们真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西莉亚的妹妹珍妮特飞到费城来参加葬礼，把她那忙碌的石油商丈夫和两个年岁尚小的孩子留在中东。葬礼过后，珍妮特和西莉亚在莫里斯城小聚了几天。两人都答应对方：将来彼此要尽量走动得勤一些。

六

遥远地方的见闻令安德鲁着迷。西莉亚在费尔丁·罗思公司的拉美推销点同当地人员处理事务时，他就去考察异国城市中五花八门的不寻常事物，或去野外领略农村风光。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科隆公园他现在熟悉了，阿根廷草原上大群大群放牧的牛他也见得多了。还有在大山包围中的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那里有很陡的斜坡马路，安第斯山的冰水就在这些路上流淌，古老的骡车也在和现代化的汽车争地盘。在哥斯达黎加，安德鲁总算知道了这国家的中心地带——梅塞塔·森特拉尔，过了这地带就是阔叶树的密林，长着桃花心木和雪松。从蒙得维的亚老城狭窄而拥挤的街道，可以通向乌拉圭的河谷地带，空气中弥漫着马鞭草和灌木的芳香。在大悬崖的边上，有巴西生气勃勃的城市圣保罗；在大悬崖背后，有长满青草的广袤平原，肥沃的土壤呈红紫色，是为红土带。

如果孩子们在一起旅行，安德鲁就带着他们去寻山问水。另一些时候，他一人先去探路，让西莉亚抽得开身时再去和他会合。

安德鲁的乐趣之一就是逛当地商店，经过讨价还价买点东西。叫安德鲁着迷的是药店droguerias（西班牙语，是兼卖饮料、糖果的药店。译者注），那儿的东西把小小的货架挤得满满的。他和药店老板闲扯，偶尔还设法与当地的医生们交谈。他本就懂一点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通过实践，运用这两种语言的能力又有所长进。西莉亚也在学这两种语言；有时他们俩互相帮助。

尽管如此，并不是每次旅行都很成功。西莉亚的工作很辛苦。有时，在不熟悉背景情况的条件下，想解决当地的问题是一种负担。结果就使人疲劳不堪，还容易和别人有摩擦。有一次，这导致了安德鲁和西莉亚婚后最激烈、最痛苦的一次争吵，这是一次不同意志、不同观点之间的冲突，对此，他们两人都不大可能忘却。

那是在厄瓜多尔发生的。和大多数夫妻间吵架一样，开始时并不激烈。

当时他们带着莉萨和布鲁斯待在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这座高高的山城坐落在安第斯山围成杯状地带的中心处，是个对比强烈的地方——主要是在宗教和现实之间。一方面是众多华丽的教堂和修道院：金晃晃的圣坛、雕花的唱诗班座位、由银子和象牙制成的十字架和镶珠嵌玉后显得俗气的圣体匣。而另一面是肮脏和穿不起鞋袜的贫穷，其农民毫无疑问是拉丁美洲工资最低的人——如果他们走运能找到活儿干的话——大约一天才挣十美分。

与贫穷构成鲜明对比的还有基多饭店。在这非常豪华的旅馆里，乔丹一家租了一套房间。傍晚时分西莉亚回到饭店里。这天她和费尔丁·罗思在当地的经理安东尼奥·何塞·莫雷诺先生打了一天交道，心烦意乱。

肥胖而自负的莫雷诺清楚地表示，总公司派员前来不仅不受欢迎地侵扰了他的领地，而且侮辱了他办事的能力。再者，每当西莉亚建议改变一些传统做法时，他总给她来个拉丁美洲人的标准回答（她现在已知道这点了），“Enestepaís，asísehace，seora.”（西班牙语，意为：“在我们国家，事情就是这样干，太太。”译者注）西莉亚又提出“在我们国家，事情就是这样干”的态度使低效率正当化，这有时甚至违反了职业道德。但她遇到的还是无动于衷的同样回答，再就是耸耸肩膀。

西莉亚牵挂的一件事就是，没有把费尔丁·罗思的药品情况向厄瓜多尔的内科医生交待清楚，尤其没有讲明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她指出这一点时，莫雷诺争辩说，“别的公司这么干，我们也这么干。不一定发生的事讲得太多对我们不利。”

尽管西莉亚有权发号施令，但她知道，莫雷诺身在本地，又是一个成功的推销商，她走后他可以——又有语言不同为借口——任意解释她的规定。

此刻她在旅馆套间的起居室里，不快情绪还没消失，她问安德鲁，“孩子们呢？”

“上了床，睡着了，”他回答说。“是他们自己要早睡。我们今天够折腾的。”

没见到她指望见到的莉萨和布鲁斯，再加上安德鲁的语气似乎有点冷淡，这两点激怒了西莉亚，她冲着他说，“又不是你一个人今天过得糟糕。”

“我没有说糟糕，说的只是折腾，”他在叨叨。“尽管对我来讲，确实有不愉快的成分。”

他们两人都没有意识到，但基多的高度——海拔九千英尺以上——确实对他们都有影响。在西莉亚，这使她身体疲劳，使她本已低落的情绪更低落。

而安德鲁就更加敏感，时刻像找岔儿似的，与他在国内正常的随和脾气完全不同。

西莉亚说，“‘不愉快的成分！’我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

“我讲的是那个！”安德鲁猛地将手指一戳，指着旁边桌子上堆着的药瓶和药盒。

她脸上带着厌恶的表情说，“那些药品使我今天已经受够了，因此我劝你把它们拿开。”

“你是说你不感兴趣吗？”他的语气是挖苦的。

“见鬼！是的！”

“老实说，我也没指望你感兴趣。因为我这里的东西和医药公司有关系，而且它令人不愉快。”安德鲁拿起个小塑料药盒。“今天我带孩子们出去玩，也买了些东西，问了些问题。”

把盒盖一下子打开后，他倒出几片药在手掌上，把药托向前去。“你知道这是些什么药吗？”

“我当然不知道！”西莉亚往椅子上一坐，两脚把鞋子甩掉。“而且，我也不操这份心。”

“你应该操这份心！这是酞胺哌啶酮，今天我在此地一家drogueria买来的——没有医生处方就买来了。”

这话使西莉亚吃了一惊，本来唇枪舌剑的交锋可以到此为止了，但安德鲁接下去说，“五年前这些药就应该停止出售，可现在我居然能买到，而且在这里市场上还能买到其他未提禁忌的药品，因为这里没有任何政府机构坚持适当的禁忌说明。以上事实典型地说明了美国医药公司——包括你那宝贝的费尔丁·罗思——毫不在乎的态度！”

西莉亚大半天时间都花在力图改变安德鲁刚才所批评的情况，她感到不公平，激起了满腔怒火，也丧失了理智。她本来准备当晚把今天在安东尼奥·何塞·莫雷诺处碰壁的事讲给安德鲁听的，这时反而将莫雷诺那种回答的翻版向他抛去。

“你到底懂得多少此地的问题、此地的规定？你有什么权利跑到这里来对厄瓜多尔指手画脚？”

安德鲁的脸气得煞白。“我有权利，因为我是医生！而且我知道孕妇吃了酞胺哌啶酮要生下没有胳臂的孩子，只有鳍状肢。你知道药店老板今天对我怎么说的吗？他说，是的，他听说过酞胺哌啶酮的事，但他不知道这些片剂就是那种药，因为这药叫做翁达西尔。要是你不知道，或不想知道，西莉亚，那我告诉你吧，各医药公司将酞胺哌啶酮以五十三种不同的名称卖了出去。”

不等回答，他怒冲冲地接着说，“为什么药总是有那么多名称呢？当然不是为了给病人和为他们治病的医生帮忙。唯一可以想到的理由就是制造混乱，给碰上麻烦的医药公司帮忙。说到出麻烦，看看这个！”

安德鲁又挑出一个药瓶给西莉亚看。她看见那标签是：氯霉素。

“如果这药是在美国买到的，”他宣称，“那上面总印有禁忌，指明可能产生的副作用，特别是对致命的血液病。但这上面没有！一个字也没有！”

从他摆在桌上的一堆收集品中，他又拿起一种。“今天我还买到这个。看吧，这是费尔丁·罗思的罗特洛霉素，你我都很熟悉。我们也知道肾功能受损的人不能用这药，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也不能用。但上面印有这样的禁忌吗？一个字也没有！如果这里有人因不知禁忌而吃了苦头或一命呜呼，谁会操这份心？这毕竟只是厄瓜多尔，离新泽西州远得很嘛！费尔丁·罗思何必操这份心？西莉亚·乔丹何必操这份心？”

她尖声对他喊道，“你怎么敢这样对我说话？”

安德鲁这下子控制不住自己了。

“我就敢，”他狠狠地说，“因为我看到你变了。十一年来一点一点地变。从有正义感、有理想，关心人，变到不那么关心人，然后在帮着推销门市产品分部那些没用的假货时，你放松了自己，如今到了这步田地——竟然用虚假的闭眼不看现实的借口来替一些你明知邪恶的事情开脱，还不认帐，即使对你自己也不觉良心有愧。”他的声音提高了。“那个有理想的姑娘怎么样了？当初她给我带来了罗特洛霉素，还要提高卖药这一行的职业道德，后来在纽约的一次销售会议上，又是这姑娘勇敢坚定地站出来，批评不诚实的新药推销方式。你要知道她怎么样了吗？我认为她背叛了自己。”

安德鲁停了一下，接着尖刻地问道，“野心和高升值得这样吗？”

“你这杂种！”西莉亚未加任何考虑，本能地弯身拾起她先前脱下的一只鞋，使劲朝安德鲁扔去。她打了个正着。鞋下尖尖的高跟打中了他的左脸，划出一道立时流出血来的口子。但西莉亚没有看到。她什么都视而不见，只顾用恶毒的语言还击。

“你有什么权利竟他妈的这样圣洁地谈论道德和理想？你的货色怎么样呢？你对诺亚·汤森不采取任何措施，他一直在用麻醉剂，对他本人和别人都有危险，可你还让他继续当了将近五年的医生，你所珍视的理想那时都到哪里去了？不要责怪医院！他们不采取行动不能成为你的理由！这你清楚！

“还有那病人，”西莉亚怒冲冲地接着说，“那年轻的怀拉齐克呢？真是诺亚害死他的吗？会不会是你呢？是你，因为当你可以对诺亚做点什么事情时，你没做任何事情，等你终于做点事情的时候，又已经太晚了。你有没有躺在床上好好想想这事？有没有感到自己有罪？你应该有这种感觉！你有没有想过：五年来诺亚是否还害死过别的病人，那些人你没发现，而他们都死于你的疏忽？你听见我的话吗？你这自命正确的伪君子，回答呀！”

西莉亚突然停住了。她停住不仅因为她已把话说完，而且她从没见过安德鲁脸上此刻的那种痛苦表情。她抬手捂住嘴巴。

她吓得轻声地自语说，“天哪！我干了些什么呀！”接着，还不止她所看见的安德鲁脸上的痛苦表情，她背后发生的事更把她吓着了。随着他的眼光，西莉亚猛一转身，看见两个穿睡衣的小孩子身影进了房间。这对夫妻在一发不可收拾的狂怒状态下，都忘记了莉萨和布鲁斯就在隔壁卧室里。

“妈咪！爹爹！”这是莉萨的声音，泪汪汪地说不出话来。

布鲁斯控制不住地在啜泣。

西莉亚伸出双臂朝他们跑去，自己也哭了。但莉萨比她快，她避过母亲，到安德鲁那里去了。

“爹爹，你受伤了！”她看见跟上带血的鞋子，叫道，“妈咪，你怎么能这样！”

安德鲁摸一摸脸，还在流血。似乎到处都是血——手上，衬衫上，地板上。

布鲁斯也来和莉萨一起紧挨着父亲，而西莉亚在一旁孤单单地看着，负疚地往后退了一步。

还是安德鲁下决心打破僵局。

“不行！”他对孩子们说。“不要这样！你们一定不能偏袒一方！你们的母亲和我都很可笑。我们两人都有错，都觉得害臊，以后我们大家慢慢来谈这事。但我们还是一家人。我们谁也离不开谁。”

于是，他们四个人忽然动感情地互相抱在一起，似乎他们永远不愿分开似的。

不久以后，还是十岁的莉萨挣脱出来，到浴室去拿了一条湿毛巾。她能干地擦父亲的脸，把他脸上的血擦洗掉了。

好一阵子以后，两个孩子又回到床上并睡着了，安德鲁和西莉亚搂在一起，很久以来没有过的激情使他们忘却了一切。仿佛他们早先的怒气冲冲化作并非愤恨的激情，化作突然结合在一起的激情。

后来，尽管两人都筋疲力尽，还是一直谈到深夜，第二天又接着谈。“这场谈话，”安德鲁后来说，“早就需要了，可我们俩过去却拖延着。”

两人各自承认的是，对方的谴责绝大部分都有令人不快的真实性。

“是的，”西莉亚承认说，“我对自己过去的有些为人标准确实放松了。

不是所有标准，也不是大多数标准，而是有些标准。有时我确实把良心揣在口袋里了。我并不为此自豪，我愿意说我想回到从前的我，但我得诚实——至少在这一点上——我得说，是否能回到从前那样子我没有把握。”

“我想，”安德鲁说，“这一切同人的年岁上去了有关系。你认为你更聪明，更成熟了，你确实这样。但你在这过程中也懂得了：有些障碍和现实问题靠理想主义不总是解决得了的，因此你在理想上就放松了。”

“我打算做得好些，”西莉亚说。“真的。我保证我们在这里发生的事不至于白发生了。”

“我想这适用于我们两人，”安德鲁说。

起先他对西莉亚说，“你当时触到我的痛处了，因为你问起我是否晚上有时想过，是否想过怀拉齐克的死，或许还有其他人的死。如果早些对诺亚采取措施，我可以救怀拉齐克吗？是的，我可以。不这样说，自欺欺人地生活没好处。现在唯一我能说的就是，只要是多年从医的人，谁都有可以回顾的往事，并知道当时本可以做得更好些，或者本可以挽救已死去的某人的生命。当然，这种事不应该经常发生，而一旦发生了，你能做的至多也就是指望，吸取的教训以后可以用在别人身上，使他得益。”

这事发生后还留了一个尾巴：第二天安德鲁的脸上缝了三针。给他缝合的当地médico（西班牙语，意为医生。译者注）送他出门时笑道，“可能要留一个疤，大夫。它对你妻子将起提醒的作用。”安德鲁本来说脸上的伤是爬高时摔的，医生这一说就证明了基多是个闲话传得快的小地方。

“我真该死，”西莉亚说。这是几小时后，他们与孩子们共进午餐的时候说的。

“没必要道歉，”安德鲁再次叫她宽心。“有一会儿我也几乎想这么干。只不过恰巧你拣鞋子趁手罢了。另外，打中了我和打中了你可大不一样。”

西莉亚摇摇头。“别拿这事开玩笑了。”

这时，吃饭过程中始终没说话的布鲁斯开口了，他问，“你们现在要离婚吗？”他严肃的小脸绷得紧紧的，愁容满面，清楚说明这问题压在他心里已不少时候了。

安德鲁正要随口就回答，西莉亚用手势止住了他。“布鲁斯，”她温柔地说，“我答应并向你发誓，只要你父亲和我活着，离婚的事永远不会发生。”

“那对我也适用，”安德鲁加了一句，他们儿子脸上的愁云顿时变成容光焕发的微笑了。他旁边的莉萨也一样。

“我真高兴，”布鲁斯只说了这一句。看来用这句话给已成过去的恶梦做结语很合适。

西莉亚在国际销售部的五年里，这一家也有过其他几次更愉快的旅行。

至于西莉亚的事业方面，这期间她非常成功，提高了她在费尔丁·罗思总公司的声誉。甚至在公司内部有反对者的情况下，她还能在一个问题上取得一些进展。这就是使费尔丁·罗思在拉美销售药品时，让药品标签的规格接近于美国国内法律规定的要求。但是，正如她向安德鲁坦率承认的，进展“并不大”。

“那一天总会来到，”西莉亚预言，“总会有人把这问题公开化。那时，不是新法律就是公众舆论将迫使我们做一直应该做的事情。不过，现在还时辰未到。”

西莉亚在秘鲁碰到的事使她认为，实现她某一想法的时辰已到。在秘鲁，费尔丁·罗思的推销人员大多是妇女。西莉亚了解到，这样做不是为妇女解放，而是为了生意好做。在秘鲁，人们认为让妇女久等不礼貌；因此，女新药推销员很快就可以被医生接见，比她们的男同行可能要少等好几个小时。

这一发现促使西莉亚向萨姆·霍索恩打了个长长的报告，根据同一原因，要求公司多招聘女新药销推员来进行国内推销。“我记得在我当新药推销员时，”西莉亚写道，“有时我要等，也有时医生们很快就接见我。我想那因为我是妇女的缘故。因此，我们为什么不利用这一点呢？”

后来两人商谈时，萨姆问道，“你建议多招聘一些妇女，这原因是否弄错了？这并不是妇女解放。这只是利用妇女是女性罢了。”

“为什么不这样呢？”西莉亚回嘴说。“千百年来，男人利用他们是男子这点，往往对我们妇女不利。因此，现在轮到我们了。不管怎样，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我们都有权充分利用我们各自的特点。”

西莉亚的报告终于被认真地接受了，费尔丁·罗思又开始了一段历程。在随后几年里，其他的一些医药公司纷纷热烈地效法。

整个这五年，在制药行业之外，世界上的事件层出不穷。越南的悲剧正在形成而且愈来愈糟，年轻的美国人——一代人中的精华——被身穿黑色宽大衣裤的小个子们杀死，谁也不知道究竟为了什么。兴起一种叫“伍德斯托克派（伍德斯托克是纽约州东南一小城名，在卡茨基尔山脚下。1969年，几千青年聚集在这里，过夏季摇摆舞音乐的狂欢节。译者注）”的摇摆舞音乐狂热崇拜，还昙花一现地大放异彩。在捷克斯洛伐克，苏联野蛮地扼杀自由。小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被残忍地暗杀。

尼克松当选为总统，果尔达·梅厄成为以色列的总理。杰基·肯尼迪（即杰奎琳·肯尼迪，肯尼迪总统的遗孀。译者注）嫁给了希腊船王亚里斯多德·奥纳西斯。艾森豪威尔已去世。基辛格到中国一趟，阿姆斯特朗登上了月球，爱德华·肯尼迪则到查帕奎迪克岛去了。

然后，在一九七二年二月，五十一岁的萨姆·霍索恩成了费尔丁·罗思的总经理兼总裁。他取得权力很突然，这发生在公司历史上一个困难危急的时刻。

七

用现在的话来说，萨姆·霍索恩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

他的兴趣多而杂，包括室内的和户外的，智力方面的和体育方面的。

他本质上是个有学问的人，尽管用于公务的时间很多，他却始终热爱文学、艺术和音乐，尽可能地使自己不脱节，熟悉情况。在国外大城市，无论工作压力多么大，他也要安排时间逛书店，看画廊，听音乐会。在绘画方面，他爱印象派，喜欢莫奈和毕沙罗。在雕刻方面，他最喜欢的是罗丹。莉莲·霍索恩一次对朋友讲，在巴黎罗丹雕塑馆的花园里，她见过丈夫在“加莱义民”

前一言不发地站了十五分钟，大部分时间里凝视的眼中含着泪。

在音乐方面，他爱好莫扎特。他弹得一手好钢琴，尽管还称不上十分出色。在他外出旅行时，他喜欢住带钢琴的套间，偶尔弹上一段莫扎特的作品，比如说A大调第十一钢琴奏鸣曲——那深沉而明朗的“行板”，那加快了的“小步舞曲”和最后那欢乐的“土耳其回旋曲”。这样的弹奏可以使他在一天的劳累后仍情绪昂扬。

住带钢琴的套间往往租金很贵，但事实是在这些事情上他自己掏钱。他花得起。萨姆自己很有钱，拥有费尔丁·罗思的大宗股票，这是从他母亲那里继承来的，他母亲去世时他还很年轻。

他母亲姓罗思，萨姆是费尔丁和罗思两个家族中最后一个参与管理公司的人。他事业上的成就并不因为他家庭的关系，这种关系即使有影响也不大，尤其在他接近于最高领导时更不起作用。萨姆达到这一步是他能力强，为人正派。这事实是大家公认的。

在家里，萨姆和莉莲的婚姻美满。两人都宠爱朱丽叶。她已经十五岁了，尽管父母都宠着，孩子显然没被惯坏。

在体育方面，他念大学时是长跑运动员，至今每星期有几天早晨都要跑跑步。他很热中于打网球，打得颇不错，不过他的技巧赶不上他热中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