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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网球场上最拿手的一招是网前的凶狠扣杀，因此是很受欢迎的双打伙伴。

在他所有体育运动和脑力消遣的业余爱好之中，驾于一切之上的是这样的事实：萨姆·霍索恩是个英国迷。

就他记忆所及，他一向喜欢到英国去，他对英国的多数事物——传统、语言、教育、幽默、风格、君主制、伦敦、农村、第一流的汽车等等——都觉得可爱可亲。跟他这最后一项爱好相一致，他拥有一辆罗尔斯·本特利，每天开着这辆华丽的银灰色轿车上班。

另一受萨姆·霍索恩高度评价的就是英伦三岛——不光是英格兰——的科学。正是这信念，使他在当上费尔丁·罗思总经理头几个月时就提出一项大胆的建议。

在送交董事会的一封密信中，他指出了一些令人不快的明显事实。

“在药物的研究和生产上——这是我们的raisond′tre（法语：存在的理由。译者注）——我们公司正处在毫无成就、令人沮丧的时期，这时期拖得过长，现已大大超过我们这一行一般的‘暂时平稳阶段’了。我们的最近一次重大突破是罗特洛霉素，距今已快十五年了。从那以后，与我们竞争的那些厂家已制成几种重要的新药，而我们只有不太重要的新药问世。目前也看不到有惊人发明的前景。

“所有这些对我们公司的声誉和士气都有不良影响，对财政的影响也同样不佳。这就是去年红利减少的原因，从而导致股票价值暴跌，至今我们公司的股票仍不受投资者欢迎。

“我们在内部已开始勒紧裤带，但这还不够。两三年内，如果我们对未来提不出积极而强有力的计划，我们将面临非常严重的财政危机。”

萨姆在信里没有提的是，他的因与董事会对抗而被解职的前任总经理兼总裁曾经在领导层奉行一种“任其自流”的政策；大多就由于这种政策，费尔丁·罗思制药公司才落到目前这种可悲的境地。

萨姆没提到这一点，在为他的建议做好准备后，他就说下去了。

“我坚决、恳切地建议，”他写道，“我们在英国设立一个费尔丁·罗思研究所，这研究所由英国最优秀的科学家来领导。它独立存在，不附属于我们自己在国内的研究活动。”

详细陈述以后，他又说，“我深信，我建议成立的新研究分支将加强我们最关键的才智部门，将使我们公司从速发现我们所迫切需要的重要新药。”

为什么在英国呢？

预见到这疑问，萨姆接着回答。

“多少世纪以来，英国一贯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单就本世纪来说，请想一想英国的几次重大发明。这些发明鲜明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青霉素，电视，现代雷达，飞机的喷气发动机，就只说这四种吧。

“当然，”萨姆指出，“是美国的公司将这些发明向前推进并获得商业上的利润——这要归因于美国人独有的发展与赚钱的能力，这能力往往是英国人所欠缺的。但最初的发明者，就上述四例以及其他例子而言，则是英国人。

“如果你们问我这是什么原因，”他继续写道，“我要说，这是由于英国和美国的高等教育存在着基本的、内在的区别。两种教育制度各有其长处。

但英国的特点所导致的那种学术研究方面的好奇心无人匹敌。正是这种好奇心，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拿过来加以利用。”

萨姆详尽地谈到开销问题，然后作结语说，“有人可以反对，认为在我们公司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从事一项花销很大的计划是轻举妄动，毫不明智。的确，设立新的研究所将是沉重的财政负担。但我认为，如果继续任其自流，对将来不采取果敢、积极而强有力的行动，则更为轻举妄动，更为不明智——现在需要的是行动。”

对萨姆·霍索恩这一计划的反对意见来得既快又猛，简直叫人吃惊。

正如某人所说，建议书“刚从复印机上取下”并开始在公司董事们和少数高级管理人员中传阅时，萨姆的电话铃就响了。打电话的人都强烈地反对。

“确实英国人有过科学上的全盛时期，”一位董事反对说，“但如今美国人的成就已大大超过他们，因此，萨姆，你的整个论点是可笑的。”其他人的反对集中在——正如董事会的一个成员以激烈言词表达的——“荒谬而向后看的观点，竟然想把研究中心设在一个衰落、老朽、不再时髦的国家里。”

“人家会以为，”几天以后在吃晚饭时，萨姆向莉莲吐露，“我所建议的是：取消独立宣言，使我们重新回到殖民地状态中去。”

萨姆很快就懂得了一点：公司最高领导人的职位并没给他以全权，没让他能够干他想干的事情；也没把他从公司内部的明争暗斗中解放出来。

公司内部勾心斗角的行家是研究部主任文森特·洛德，他也是最早反对萨姆建议的人。洛德博士一面同意在研究上要花更多的钱，一面把花钱在英国搞研究的想法说成是“天真的”，说萨姆·霍索恩对英国科学的看法是“幼儿园的思想，来源于宣传出来的神话”。

这些异常激烈甚至侮辱性的言词写在给萨姆的信里。而此信的复印件，洛德给了他在董事会里的一个朋友和同伙。萨姆一见到信，火冒三丈，马上离开办公室到研究部主任的天地里去找他。

萨姆踏着研究部光亮的地板，沿着空气经过净化、两侧有玻璃护壁的走廊走去。他想起费尔丁·罗思在科研装备上花掉的千百万美元，事实上没限制过钱数。这些现代化、计算机化、闪亮、偶尔显得很神秘的装备安放在赏心悦目的宽敞实验室里，配有许多穿白大褂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在里面工作。

这里体现了有探索精神的科学家梦寐以求的东西，但却为任何一家大医药公司所必备。为研制新药，花钱几乎从不吝惜。只有像现在这种特殊情况的花销，才偶尔成为有争议的问题。

洛德正在他那镶护壁板的、摆满书的、光线明亮的办公室里。门正开着，萨姆·霍索恩径直走了进去，随便地跟门外的女秘书点了一下头；秘书刚要不让他进去——忽然认出是谁，就改变了主意。洛德博士衬衫外面罩着白大褂，此刻正坐在办公桌旁，像通常那样皱着眉头看文章。他吃惊地抬眼一看，从那无边眼镜后面，一双黑眼珠瞪着，那苦行僧似的脸上显出对这没通报的打搅颇不满意。

萨姆手里拿着洛德的信，他把信放到桌上，明确地说，“我是来谈这件事的。”

研究部主任半心半意地作出一副想站起来的样子，但萨姆挥手叫他坐下。“不是正式谈话，文森特，”萨姆说。“随便聊聊，我们面对面，直截了当地谈一谈。”

洛德溜了一眼桌上的信，由于近视就凑前了一下以证实确实是他的信。

“你不喜欢那里面的什么？”

“内容和语气。”

“还有什么呢？”

萨姆伸手把信纸转过。“字打得很好。”

“我看，”洛德挖苦地笑着说，“现在你当上了总头目，萨姆，大概喜欢周围都是些唯唯诺诺的人吧！”

萨姆·霍索恩叹了一口气。他认识文森特·洛德十五年了，已经习惯于这研究部主任难以相处的脾性，而且准备加以容忍。他温和地回答，“你知道不是这么回事。我要求的只是在不同意我的建议而进行讨论时，要讲道理，说原因，而不是像你做的这样。”

“提起讲道理，”洛德边说边打开抽屉，拿出一份文件，“我强烈反对你的一段话。”

“哪一段？”

“关于我们研究部的。”查看了文件，洛德摘念萨姆建议书中关于设立英国研究所的几句话。“‘与我们竞争的那些厂家已制成几种重要的新药，而我们只有不太重要的新药问世。目前也看不到有惊人发明的前景。’”

“那就证明我哪里错了吧。”

“我们有不少大有希望的产品即将出现，”洛德坚持说。“我带来的好几位后起的年轻科学家正在研究——”

“文森特，”萨姆说，“这些事我都知道。我读过你的报告，记得吗？

我也赞赏你所吸收的新秀的才干。”

这是事实，萨姆想。洛德多年来强有力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有本事把科学界的后起之秀吸引进来。因为他的声望还是很高，尽管他期望已久的重大发明至今尚未出现。作为研究部主任，洛德也没什么可指责的；暂时平稳阶段是医药公司的诸多不幸之一，即使拥有最优秀的人员来领导研究也难免。

“我送给你的那些进展情况报告里，”洛德说，“总含有小心谨慎的成分。因为我不得不留神，以免你们或是那一帮子做买卖的对于尚在试验阶段的东西激动不已。”

“我知道这一点，”萨姆说，“而且我同意这样。”他清楚，每家医药公司都永远有拉锯式的斗争，其中一方是销售和制造部门；另一方是研究部门。正像推销人员表述的，“研究人员总是要等到他们对每一项该死的细节都有百分之一百一十的把握才肯说，‘行了，咱们去干吧！’”同样，制药厂也急于开动机器生产，不愿意看到市场上的一种新药忽然供不应求。但另一方面，研究人员却责备经商人员，说他们“只想拚命地把药品投放市场，哪怕试验只有百分之二十有效，就为了要击败竞争者，为了要抢先销售。”

“在我报告中没提而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文森特·洛德对萨姆说，“在两种化合物上，我们已取得令人振奋的可喜结果，其一是利尿剂，另一种是控制风湿性关节炎的。”

“这消息好极了。”

“还有一种药——德罗基尔——在申请中，等候食品药物局批准。”

“是那新的降压药吧。”萨姆知道德罗基尔是控制高血压的，这药虽没什么创新，但可能成为赚大钱的畅销药。他问道，“我们的申请有眉目了吗？”

洛德愠怒地说，“看不出有什么眉目。华盛顿那帮子趾高气扬的笨蛋……”他停了一下。“下星期我还要到那里去一趟。”

“我还是看不出我那一段有什么错，”萨姆说。“但既然你反应强烈，在董事会开会时我把那一段改一改吧。”

文森特·洛德点点头，仿佛萨姆的让步是理所当然的。他接着说，“还有我自己关于消灭游离基的研究。我知道，经过这么长时间以后，你认为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我从来没那么说过，”萨姆不同意。“一次也没有！你有时喜欢怀疑，文森特。但我们这里有些人对你有信心。我们也知道重要发明来之不易，也不会来得很快。”

萨姆对于消灭游离基的目的只有一个粗略的印象。他知道一般说来这是为了消灭药物的毒性，他也知道洛德的这项研究坚持了十来年。如果成功了，应用于商业上的可能性极大。其他情况就不清楚了。

“你说的这一切，”萨姆说，一边站起身来，“都没有改变我的看法：

在英国设立研究中心是个好主意。”

“而我仍然反对，因为无此必要。”研究部主任的回答是坚决的，但就像事后想起似的他又说了一句，“即使你的计划得以推行，那研究机构也得由这里来控制。”

萨姆·霍索恩微笑了。“这我们以后再谈吧，如果需要的话。”但他心里却在想，让洛德控制英国的新研究所是他最不能容许发生的事情，这一点萨姆心中有数。

剩下洛德一人时，他走过去把外间的门关上，回来以后倒在椅子上，心神不安。他感到，费尔丁·罗思在英国设研究所这建议他反对没有用，总是要实现的。他把这新发展看成是对自己的威胁，是一种迹象，表明他在公司里科学方面的优势已在下滑。他纳闷，这样滑下去，在他完全消失前能滑多远呢？

他郁闷地在想，如果他个人的研究项目进展得比目前快一些、好一些，一切就会改观了。既然情况已经这样，他想，在科学上，他拼命一辈子究竟能拿出点什么来显耀一下呢？

他现在四十八岁，不再是刚获得博士学位时的年轻奇才了。他清楚，甚至他掌握的一些技术和知识也已过时了。是的，他依然广泛阅读，保持信息灵通。但这样得来的知识和自己最早钻研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科学上你的专业可以发展——就他来说，他的专业是有机化学；自己专业发展时就跟一门艺术一样，你的直觉、你的经验总是而且永远可以指导你前进，不管时隔多久都一样。但比如说在新的遗传工程领域，他就不那么自在，不像那些新从大学来的大批年轻的科学家那样得心应手，这些人中有的是他为费尔丁·罗思招聘来的。

不过他自忖——再三让自己放心——尽管有变化、有新的知识，在他一直从事的那项研究上，作出重大突破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依然可以随时发生。

在有机化学的参数范围内有一个答案——是他漫长十年中苦心研究，经过无数次试验而提出的许多疑问的一个答案。

消灭游离基。

洛德寻求的这一答案一旦找到，将给治疗带来莫大的好处，而且，这在商业上有着无限的前景。但公司里的萨姆·霍索恩及其他人由于科学上的无知，至少没能明白这点。

消灭游离基将达到什么目的呢？

回答：这目的基本上很简单但又很伟大。

像所有和他同行的科学家一样，洛德知道，许多药物作用于人体并参与新陈代谢时，产生出“游离基”，这些成分对人体的健康组织有害，导致不良副作用，有时导致死亡。

扑灭或“消灭”游离基将意味着有用的药物，即早先由于危险的副作用使人不能服用的其他药物，将得以被任何人使用而不受其害。而那些受严格限制，用时要冒很大风险的药，则可以像阿司匹林一样地随意服用。

内科医生给病人开处方时，再也不用担心药的毒性。癌症患者再也不用忍受服用剧毒药的痛苦，那些药虽然能使他们活着，但他们往往同样受折磨，然后因别的缘故死去。剧毒药以及其他药的治疗作用仍将保持，而伤害人的坏作用则由于消灭了游离基而消失了。

洛德想要制出一种加在其他药物里的药，它使其他药绝对安全。

这一切是可能的。答案是有的。就在那边藏着，躲躲闪闪的，等着去把它找出来。

洛德经过十年的探索，认为他已经接近那躲躲闪闪的答案了。成功之酒的芳香他可以闻到，可以感觉到，而且几乎快要尝到了。

但还要多久呢？唉，他还得等多久呢？

他突然在椅子上坐直身子，靠意志的力量强把沮丧情绪克服下去。他打开办公桌抽屉，挑了一把钥匙。他决心现在就去——再去一次——到他离大厅只几步路的私用实验室去，他这研究是在那里做的。

八

洛德在费尔丁·罗思董事会内的朋友和同伙是克林顿·埃瑟里奇，这位很有成就的纽约名律师自命懂得科学。埃瑟里奇这样自负的原因是，他年轻时在转向学法律以前，曾在医科大学读了两年书。正如一个相识嘲讽他转学时所说的，“克林顿诊断出哪里有大钱，就开出了直通那里的处方。”

埃瑟里奇现年五十三岁，他那短暂而不完全的学医经历虽然远在四分之一世纪之前，却并没妨碍他信心十足地发表他对于科学问题的看法，而且发表时就像在法庭上发言似地振振有词，仿佛在暗示：他的话应该刻在石头上留诸后世。

这态度有助于洛德达到目的，只要洛德迎合埃瑟里奇的心理，假装成在科学上埃瑟里奇和他自己平起平坐。这样，研究部主任自己的观点就经常在公司的董事会上出现。对洛德格外有利的是，他的观点还是通过律师的口才雄辩地讲出来的。

于是也就毫不奇怪，在专为考虑萨姆在英国建立研究所的建议而召开的董事会上，克林顿·埃瑟里奇对此建议率先发难了。

会议在博恩顿的费尔丁·罗思总公司大楼里召开。总共十六名董事中的十四名——全是男人——像往常一样围坐在董事会会议室的胡桃木长桌旁。

微微佝偻的高个子埃瑟里奇，以他那模仿来的林肯式风度亲切地开始了。“你是否指望，萨姆，如果这件亲英国的事情实现了，那边的人会对你非常满意，会邀请你到白金汉宫去用茶呢？”

萨姆和大家一块儿笑了，然后回了一句，“我所真正追求的，克林顿，是在女王的温莎城堡度一个长长的周末。”

“好哇，”这律师说，“我想这目的你可以达到。不过照我看来，这也是唯一可以达到的目的。”他严肃起来了。“你所提议的事，我认为忽视了我们自己的国家——也是你的国家——在科学方面的巨大能力和成就。”

萨姆事先考虑过这次会议，一点也不想回避这场辩论。“我没有忽视美国在科学方面的成就，”他反对说。“我怎能那样呢？我们周围到处是这些成就。我只是想补充一些。”

另有人插话了，“那么，让我们把钱用来在这里补充。”“英国人自己，”

埃瑟里奇坚持说，“培育出一种神话，说他们那小岛上的科学如何高人一筹。

但如果这是事实，为什么英国有它那所谓的‘人才外流’——他们有那么多的最优秀人物火烧着脚似地匆匆忙忙赶到我们这里，参加到美国的研究中来？”

“他们这样做多半是因为，”萨姆回答说，“我们的设备比较好，用于人员开支和购置器材的资金较多。不过你的问题，克林顿，恰好支持了我的论点：我国欢迎英国科学家就因为他们质量高。”

“在你看来，萨姆，”埃瑟里奇问道，“联系到我们这一行，目前科学研究的哪一个领域最重要？”

“无疑是遗传工程。”

“一点不错。”律师点点头，对回答感到满意。“那么这是不是事实——你知道，我这样说话是因为我还有些科学知识——美国在遗传学这一领域里处于领先地位并且还将领先下去？”

萨姆忍不住想笑，但他没有笑。这一次，冒牌科学家可没让自己得到准确的消息。

“实际上，克林顿，”萨姆说，“这不是事实。早在一六五一年，英国的威廉·哈维就研究了小鸡在蛋内的发育过程，从而奠定了遗传学研究的基础。也是在英国，一九○八年就开始了生化遗传学的研究。在那期间，还有其他的一些发现，此外，有许多工作是美国遗传学家赫尔曼·马勒博士在二十年代和以后做的。但最最辉煌的，有时被称为‘遗传学的爆炸’的成就，又出现在英国——一九五三年在剑桥大学，沃森和克里克两位博士发现了脱氧核糖核酸（简称DNA）的分子构造，并由此获得了诺贝尔奖金。”说到这里，萨姆微笑了。“沃森博士凑巧是在美国出生的，这说明基础科学无国界。”

有几位董事轻声地笑了，埃瑟里奇居然在情在理地露出愧疚之色。他承认道，“就像我们律师常说的，有些问题恨不得自己当初没有提过。”然后，他毫不动摇地又说，“不管说什么也改变不了我的看法：美国的科学水平是举世无双的；而且，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力量摊得太开，摊到别的国家去设立机构，那就会影响我们自己研究的质量。”

有人低声交谈表示同意，这时另一位董事欧文·诺顿用他的指关节在桌上响亮地叩了几声以引起注意。他马上达到了目的。

诺顿七十五、六岁，是个通讯联络王国（包括一个电视网）的董事长和主要股东，威信很高，有权有势。一般人都认为，费尔丁·罗思有他这样的董事颇为走运。现在，既然大家都盯着他，他那又高又粗的嗓子就大声地讲起来。

“请允许我提醒大家，我们是在讨论——或者说应该讨论——本公司所面临的严峻的重大难题。我们选举萨姆·霍索恩当总经理，是因为相信他能出主意、想办法，领导有方。而他提出的建议也体现了这三点。可现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都被克林顿和其他人劝说得要把这建议否定掉。好吧，就我来说，我不愿意。”

欧文·诺顿瞟了埃瑟里奇一眼，他俩过去在董事会上就有冲突；接着他的声音变得有讽刺意味了。“我还认为，克林顿，收拾起你那套专向陪审团摇旗呐喊的幼稚论调吧，他们对情况的了解赶不上本董事会成员的。”

暂时没人吭声，萨姆·霍索恩此刻在想，外界人如果发现公司的董事会并不像许多人估计的那样，难得开一次高水准的会议，将感到多么惊奇。尽管有时也能作出有分量而明智的决定，但经常有多得叫人吃惊的低水准的争论和琐碎的吵闹。

“说到底，争那个有什么意思，”诺顿继续说，“谁的科学高明——英国的还是我们的？这并不重要。”

一位董事问，“那什么重要？”

萨顿用拳头敲敲桌子。“多样化！任何事业，包括我这一行，另有个与原来的完全分开并独立存在的‘思想库’往往很有好处。而使两者分开得最彻底的办法，可能就是让它们隔一个大洋。”

有人插话说，“这办法也将使花钱没个底了。”

辩论持续了近一小时，有更多的反对意见和其他想法提了出来。但有几位董事支持萨姆的建议，欧文·诺顿的立场加强了这种支持。最后反对意见消散了。原来的建议最终以十三比一的票数通过，克林顿·埃瑟里奇是唯一的反对者。

“谢谢你们，先生们，”萨姆表示。“我确实相信这决议一定会产生好的效果。”

同一天晚些时候，他把西莉亚找来了。

“你又要调动了，”他没把时间浪费在开场白上。“又得把国际部撇在你身后了。你的新职务是总经理的特别助理，在英国设立研究所一事上，我要你成为我最得力的膀臂。”

“好哇，”西莉亚接受了；这消息使她高兴，她使自己的语气和萨姆的一样轻快。她认为，萨姆显露出他必然会遇到的种种重压所留下的痕迹。他几乎全秃了，只剩下薄薄的一圈头发。从她自己的角度来看，西莉亚推想，今晚她把这消息告诉安德鲁，那时会为此庆贺一番。

她问道，“什么时候开始？”脑子里她在盘算：拉丁美洲这一摊工作需要多久可以移交。一个月足够了。

“我巴不得今天下午就开始，”萨姆回答说。“但我们得给你安排个办公室，所以就定在明天上午九点吧。”

“你的这项新任务，”萨姆第二天向西莉亚解释说，“时间不会很长。主要就是帮助把研究所在英国建立起来，把人员配齐后开始研究。我想在一年内办成这事，当然越快越好。在这以后，我们将尽快地另给你任务。”

当务之急，萨姆继续说，是物色并任命一位英国科学家来领导研究所；是确定把研究所设在英国什么地点，然后买下或租下一所房子——最好是现成并能在略加改装后很快适合于新用途的。

一切事情都将抓紧办——这就是突然把西莉亚从国际部抽出来的原因。

萨姆本人打头阵，先去物色一位有威信、有能力的研究所主任，当然必要时西莉亚也要予以协助。至于其他事，西莉亚处理的是那些由她提出建议供萨姆和其他人考虑的问题。

萨姆和西莉亚两人下个星期就要到英国去。去前，他们要找文森特·洛德商量。尽管他反对这计划，但他对英国科学和科学家的情况很熟悉，也许能推荐几个候选人的名字。

几天以后，萨姆在他的办公室和洛德博士商谈，西莉亚也在场。

使西莉亚吃惊的是，洛德居然采取合作态度，甚至尽其所能地表示出友好情意。萨姆比西莉亚更了解背景一些，领会到洛德这样做的原因。费尔丁·罗思现在既然已决定在英国开展研究了，洛德就想控制它。但是萨姆仍决心不让这种事情发生。

“我拟好了一张名单，”洛德告诉他们，“都是些有可能选上的人。你们接近他们时必须谨慎从事，因为他们要么是大学教授，要么已经受雇于我们的竞争对手。”

萨姆和西莉亚查看了一下名单，上面有八个人的名字。“我们一定小心谨慎，”萨姆答应，“但是我们也要快些行动起来。”

“你们到那边以后，”洛德说，“还有一件事可以调查一下。”他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叠别在一起的纸和信件。“我和剑桥大学的一位年轻科学家有通信联系。他正在做很有趣的工作，研究智力老化及阿尔茨海默氏症（也叫早老性痴呆症。译者注），但他的经费用完了，需要资助。”

“阿尔茨海默氏症，”西莉亚说，“那就是大脑不起作用的病，对吗？”

洛德点点头。“部分大脑出问题，丧失了记忆力。这病慢慢开始，愈来愈严重。”

尽管研究部主任早先对西莉亚很反感，他逐渐认识到她已是公司少不了的有影响人物；因此继续敌对下去毫无意义。他们甚至逐步做到彼此直呼教名——开始有点别扭，现在已很自然了。

萨姆从洛德手里把一叠信接了过来，匆匆一翻并读出声来，“马丁·皮特·史密斯博士。”把信递给西莉亚以后，他问洛德，“你建议给予资助吗？”

研究部主任耸耸肩。“这是难以成功的一种研究。自从一九○六年诊断出阿尔茨海默氏症以后，科学家们一直没探出个究竟来。皮特·史密斯所做的就是研究大脑的老化过程，指望在研究这一过程时能发现阿尔茨海默氏症的病因。”

“他有多少成功的希望？”

“很微小。”

“我们也许提供一些资金，”萨姆说道，“如果我们有时间，我要和他谈谈。但先要办其他事情。”

正在看信的西莉亚问道，“皮特·史密斯博士可不可能做研究所主任的候选人？”

洛德看来吃了一惊，接着回答，“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首先，他太年轻了。”

西莉亚低头看了一眼她刚才看的东西。“他三十二岁。”她笑了。“文森特，你到这里来的时候不也是这年龄上下吗？”

他严峻地回答，他那惯常的易动怒的脾气又有所流露了。“情况不一样。”

“我们来谈谈另外这些人吧，”萨姆说。他又回到原来那张名单上。“文森特，请一一简短地介绍一下。”

九

一九七二年六月，伦敦的生活丰富多彩，西莉亚尽情地享受着。

公园和花园里百花盛开——玫瑰、紫丁香、杜鹃花、蝴蝶花——空气里弥漫着各种花的芳香。游客和伦敦市民都沐浴在暖和的阳光下。军旗敬礼分列式——庆祝女王生日的军队仪式——是生气勃勃的军乐队表演，令人眼花缭乱。在海德公园，衣着优雅的骑手骑着马在罗登马道上慢跑。附近，沿着弯弯曲曲的塞彭坦小溪，儿童们欢快地在喂鸭子，而鸭子和水里游泳的人在争地盘。在埃普索姆赛马场，一年一度的赛马会已经举行，这是多年的传统，有气派，热闹非凡。这年夺魁的是一匹名叫罗伯托的小公马和骑师莱斯特·皮戈特，他已是第六次获胜了。

“这个季节来到英国简直不像是来工作的，”西莉亚有一天对萨姆说。

“我觉得似乎我应该付给公司钱，因为公司这时节让我来享受。”

她住在骑士桥的伯克利饭店，从那里出发，她过去几星期已跑了十几个地方，为费尔丁·罗思物色可设研究所的地点。安德鲁离不开诊所，没有陪她来，因此西莉亚是一个人。萨姆和他妻子莉莲则住在克拉里奇饭店。

现在是六月份的第三个星期。西莉亚来到霍索恩夫妇下榻的克拉里奇饭店的套间，她是来报告她选址情况的。

“你知道，我在这里几乎到处都走遍了，”她对萨姆说，“我认为最适合我们建立研究所的地方是在埃塞克斯郡的哈洛。”

莉莲说，“我从来没听说过这地方。”

“那是因为哈洛是个小村子，”西莉亚解释说。“现在它是所谓的什么‘新城镇’，英国政府搞了三十多个这一类的‘新城镇’，为了把人口和工业从大城市里分散出去。”

她接着说，“这地点符合我们所有的要求：离伦敦近，有快车在那里停站，公路良好，附近还有机场。有不少住房和学校，周围是开阔的农村——

研究人员在那里住家太好了。”

萨姆问，“找到房子没有？”

“也有一点眉目。”西莉亚查看自己的笔记。“一家名叫科姆思拉斯特的公司，是生产对讲电话装置、防盗警铃等小型通讯器材的，它在哈洛有个厂，但现在公司方面资金陷入困境，办不起这个厂了。该厂面积和我们需要的差不多。厂内空空的，科姆思拉斯特公司正在找马上付现钱的买主。”

“这房子可以改装成实验室吗？”

“很方便，”西莉亚摊开了几张蓝图。“我带来了他们的图纸。我还和一个承包商谈过。”

“你们这对搭档考虑那枯燥事情的时候，”莉莲说了一句，“我可要到哈罗德公司（伦敦一家著名的百货商店。译者注）买东西去了。”

两天以后，萨姆和西莉亚驱车前往哈洛。萨姆开着租来的美洲虎牌汽车，在伦敦清晨的车流中觅路向北驶去，西莉亚则浏览当天的《国际先驱论坛报》。

头版上的报道预言，停顿已久的越南和平谈判即将在巴黎恢复。在马里兰州的一家医院里，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沃利斯脊梁上的一颗子弹被成功地取了出来，那是在一个月前一次未遂行刺中打进去的。尼克松总统在评价越南战争的谈话中，向美国人保证说，“河内在这场孤注一掷的冒险中正遭受着失败。”

一条从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来的消息似乎特别引人注目，它描述了一次盗窃——在一个叫“水门”的地方，有人闯入民主党总部。看来这是小事一桩，西莉亚不感兴趣，把报纸放开了。

她问萨姆，“你最近几次的会见怎样？”

他做出副苦相。“不好。你的进展比我快。”

“找地方、找房子比找人才容易些，”她提醒他说。

萨姆根据洛德提供的人选名单，正在一个个物色研究所的领导人。“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人当中，”他向西莉亚吐露，“多数都太有点像文森特了——有他们各自的定见，有地位意识，而他们搞研究的最佳年岁可能已经过去。我想找的则是这样的人：有振奋人心的设想，能力当然很强，也许年轻一些。”

“即使你遇到这样的人，你怎么能一见就知道呢？”

“我会知道的，”萨姆说。他微笑了。“也许就跟爱上一个人一样，你也说不清为什么。一旦发生了，你就准能知道。”

伦敦和哈洛之间二十三英里的路程越走车辆越多。后来离开了A414干道，他们进入一个芳草萋萋的地区，道路宽阔，有许多漂亮住宅，有时住宅之间空着大片土地。这里考虑得很周到，工业区离得较远，避开了该地的住宅区和游乐区。有些古老的建筑还保留着。当他们经过一座十一世纪的教堂时，萨姆把车停下说，“咱们下车走走吧。”

“这是一片古老的土地，”他们漫步并环顾这半现代化半农村风光的景色时，西莉亚说。“曾出土过二十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遗物。撒克逊人在这里住过；哈洛这地名是撒克逊语，意思是‘军队的高地’。公元一世纪，罗马人在这里建立了定居点，还造了一座神殿。”

“我们也要在这里的历史上加一笔，”萨姆说，“哦，我们特意来看的那个厂子在什么地方？”

西莉亚指着西面。“那边，在那些树的后面。它在一个叫做‘塔林’的工业区内。”

“好，咱们去吧。”

现在，上午已过了一半。

萨姆把车停在厂房外，打量着这寂然无声的空汤荡的厂房。它的一部分原打算作办公室和展出产品的地方，有两层楼，是混凝土和玻璃结构。其余部分是金属包的钢结构平房，原准备用来作车间。即使单从外面看，萨姆就明白西莉亚的汇报一点没错——整个建筑易于改建成搞研究用的实验室。

在他们前面不远，另一辆汽车停在那里。此刻车门打开，下来一个矮胖的中年人，向美洲虎牌汽车走来。西莉亚介绍说，这人是拉马尔先生，是房地产公司的代表，西莉亚安排他来见面的。

握手以后，拉马尔拿出一串丁当直响的钥匙。“买牲口棚总得看棚里的干草，否则就不合情理了，”他和和气气地说。他们三人走向正门，进去了。

半小时后，萨姆把西莉亚拉到一边，悄声对她说，“这房子很合适。你可以让这人知道我们对此很感兴趣，然后吩咐我们那些律师去洽谈。告诉他们尽可能快地把一切事办完。”

西莉亚去和拉马尔谈话时，萨姆回到美洲虎车旁。几分钟以后，西莉亚过来了，他说，“我忘了告诉你，我们要到剑桥去。因为从伦敦到哈洛已走了一半路，我已接好头去见皮特·史密斯博士——他就是那个研究大脑老化、研究阿尔茨海默氏症的人，他曾要求资助。”

“你有时间见见他我很高兴，”西莉亚说。“你本来以为可能没时间的。”

在明媚的阳光下，他们又在乡间开了个把小时车，刚过中午十二点，就到了剑桥的特朗平顿街。“这是个历史悠久的可爱城市，”萨姆说。“你左边是彼得楼——最古老的学院。你从前到过这里吗？”

西莉亚看着鳞次栉比的有名古建筑一个接一个，直看得如痴如迷，回答说，“没有。”

萨姆半路上停车挂了电话，在花园楼饭店订了午餐。马丁·皮特·史密斯将在那里与他们见面。

这家饭店的周围一派田园风光，景色如画，贴近“后院”——这是些经过着意点缀的花园，从这里可以看到许多学院的优美背景——而在剑河岸边，只见河里的几艘方头平底船上，人们撑着篙前进，既悠闲自在，有时还漫无目的。

在饭店的门厅里，皮特·史密斯先发现了他们并走了过来，西莉亚一眼就得出印象：这是个粗壮、结实的年轻人，一头需要修剪的金头发乱糟糟的，他那孩子气的突然微笑使他粗犷的四方脸上平添了一些皱纹。她认为，不管皮特·史密斯可能有什么别的特点，他反正不漂亮。但她感觉到面前这人有着一往无前的坚强性格。

“我想两位是乔丹太太和霍索恩先生吧？”这话直截了当、有教养、毫不做作，与皮特·史密斯坦率的外表很相称。

“没错儿，”西莉亚回答。“只不过，以重要性来说，次序应该倒过来。”

又是忽然一笑。“我要尽量记住这一点。”

他与西莉亚和萨姆握手时，西莉亚注意到皮特·史密斯的衣着：一件优质手织厚呢的上衣袖口已磨破，肘部有补钉；下面是一条没熨过的灰色脏裤子。

他马上看出她的心思，大大方方地说，“我从实验室直接来，乔丹太太。我有套服。如果我们不是在工作时间见面，我就穿那个了。”

西莉亚脸红了。“我真难为情。请原谅我的失礼。”

“没必要。”他的微笑使西莉亚释然。“我只不过喜欢把事情说清楚。”

“好习惯，”萨姆赞赏说。“我们进去用餐吧，好吗？”

在餐桌上，他们可以看到满是玫瑰的花园，再过去是一条河。他们各自都要了杯酒。西莉亚和往常一样，要了加柠檬汁的鸡尾酒；萨姆要的是马丁尼酒；皮特·史密斯则要白酒。

“我从洛德博士那里知道你正在进行的研究，”萨姆说，“了解到你要求费尔丁·罗思给予资助，以便你的研究可以继续下去。”

“没错，”皮特·史密斯承认说，“我的项目——研究智力老化及阿尔茨海默氏症——没有钱了。大学没钱可给，至少不能分配给我，因此我得另找来源。”

萨姆告诉他说，“这并不少见。我们公司确实资助学术研究，只要我们认为研究有价值。因此，咱们这就来谈谈你的研究吧。”

“好。”皮特·史密斯博士第一次显得有点儿紧张。西莉亚猜想，大概因为资助对他很重要。“先从阿尔茨海默氏症说起吗——你们对此病是否有所了解？”他问道。

“极其有限，”萨姆说。“因此，就当我们一无所知吧。”

年轻的科学家点点头。“它并不是一种很时髦的病——至少，眼下还不是。而且，对于病因只存在一些推测，并没有怎么弄清楚。”

“不是说大多是老年人得这种病吗？”西莉亚问道。

“对，大多是五十岁以上的；尤其是六十五岁以上的。不过，年轻一些的人也可以得阿尔茨海默氏症。有二十七岁就得病的病例。”

皮特·史密斯呷了一口酒，接着说下去。“这病是以记错事逐渐开始的，对一些简单的事情忘记了，比如怎样系鞋带，电灯开关是干什么用的，用餐时他经常坐在哪个位置。然后，随着病情恶化，记忆力越来越差。病人往往认不出任何人，甚至认不出丈夫或妻子。他们可能忘记怎样进食，而不得不由别人喂食；口渴时，他们可能都不会找人要水喝。他们往往毫无自制力，情况严重的还撒野、搞破坏。最终他们死于这病，不过要拖十到十五年——对于和这种病人生活在一起的人来说，这些岁月是极其痛苦难熬的。”

皮特·史密斯停了一会儿，然后对他们讲，“脑子里的变化，在尸体剖检时可以看出。阿尔茨海默氏症侵袭大脑皮层中的神经细胞——这里是管感觉和记忆的。这种病扭歪或割断神经纤维和末梢，使大脑内布满了一种叫做斑的微细物质。”

“关于你的研究，我看了一点材料，”萨姆说，“不过我想你亲自给我们谈谈你现在的研究方向。”

“是遗传学方向。由于没有阿尔茨海默氏症的动物模型——就我们所知，没有动物得这种病——我拿动物做研究，是在化学的基础上研究智力的老化过程。你们知道，我是研究核酸化学的。”

“我的化学有点儿荒疏了，”西莉亚说，“但据我所知，核酸是脱氧核糖核酸的‘建筑材料’，而脱氧核糖核酸则构成我们的基因。”

“正确，并没怎么荒疏。”皮特·史密斯微笑道，“很可能将来医药方面会出现巨大的进步，只要我们对脱氧核糖核酸的化学性质了解得更多一些，这将告诉我们基因怎样起作用，为什么有时出问题。这是我现在从事的研究，就是用大小老鼠作试验，想找出动物的信使核糖核酸——这是根据动物的脱氧核糖核酸复制出来的样板——随着年龄而变化的各种区别。”

萨姆插话说，“但阿尔茨海默氏症和正常的老化过程是两码事，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