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席上的三名记者作了记录。
美国最高法院，他接着说，已经开了先例。在“美国对考斯比”一案中，法院判决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博罗的一个养鸡场主有权索赔，因为低飞过他房子的军用飞机构成了“侵害”。在作出“考斯比案”的判决时，法官威廉·道格拉斯是这样说的“……如果土地所有者能充分享有土地的所有权，他必须对紧挨着的周围空间拥有全部控制权”。由最高法院审理的另一案件“格里格斯对阿勒根尼县”案也是坚持类似的原则。在俄勒冈州审理的“桑伯格对波特兰港”和华盛顿州法院审理的“马丁对西雅图港”的案子中，飞机的过度噪音所造成的损失得到了赔偿，尽管原告所在地上方的空间并未受到侵犯。其他地方的居民区已经开始或正在考虑采取类似的法律行动，有些正在使用录音车和电影摄制机作为辅助工具，证明他们的指控。录音车用来测量噪音的分贝数，摄影机用来拍摄飞机的高度。测出的噪音经常是比航空公司和空港管理部门所承认的要高；测出的高度，则比对方承认的还低。在洛杉矶，一个房产所有人曾控告洛杉矶国际空港，指控该港允许飞机在靠近他住宅的一条新延长的跑道上着陆，未经履行法律既定的程序，就在他的产业上空通行。该业主要求赔偿一万美元，认为这相当于他的住宅价值因此下跌的数字。在其他地方，类似的案件被提到法院进行辩论的越来越多。
这一席谈话简明扼要，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讲话中所提到的一笔具体款数——一万美元——当场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这正是埃利奥特·弗里曼特尔所希望达到的目的。通篇讲话，听起来很有权威性，有事实根据，又象是对这个问题作了多年研究的成果。只有弗里曼特尔自己明白他提供的“事实”
并不是什么钻研法律报告的收获，而是头天下午在城里一个报社资料室看了两小时剪报的结果。
还有几点事实他没有提到。最高法院对养鸡场主的判决是二十多年前作出的，全部赔款为数极微，才三百七十五美元，相当于一些死去的鸡只的实际价值。洛杉矶的诉讼案只不过是个要求，还没有进入审理阶段，也许永远不会受理。最高法院一九六三年才判决的“贝腾对美国”这一案倒是更值得一提的，埃利奥特·弗里曼特尔也知道，但他却有意避而不谈。在这一案件中，法院认为只有实际构成“侵犯人身”的情况才能负赔偿责任；光是噪音并不负有赔偿责任。由于梅多伍德没有受到这种侵犯，所以根据贝腾案所开的先例来看，如果要打官司，诉讼还没有开始，就注定要败诉的。
但是，弗里曼特尔律师不想让人知道这一点，至少现在不能让他们知道；如果一场官司打到法院，最后是赢是输，他并不过分关心。他要的是这些梅多伍德房产主成为他的当事人，收取为数可观的一笔手续费。
关于收费问题，他已经点了户数，心里算了一笔账。算下来使他大为高兴。
他估计礼堂里的六百人中，有五百人，或许更多些，是梅多伍德的业主。
考虑到夫妇一起来开会的情况，至少有二百五十人可能成为他的当事人。如果劝说这二百五十人每人都签一张一百美元的聘书——埃利奥特·弗里曼特尔希望在会议结束前他们会签字——似乎肯定可以到手的手续费的总数将超过二万五千美元。
在其他场合，他曾如法炮制过。大胆行事就可以大有作为，特别是人们正在狂热地追求他们自身的利益的时候。事情就是这样非常的有意思。他皮包里有的是印好的聘书。上面写着：本协议书由……为一方，……为另一方所签订，下称原告（或原告们）和弗里曼特尔和赛伊法律事务所，……后者将为原告（原告们）的法定代理人，致力索赔因飞机使用林肯国际空港之设施所造成的损失……原告（原告们）同意付弗里曼特尔和赛伊一百元，分四次付清，每次二十五美元。第一次应即照付。余额按季度即期支付……日后胜诉时，弗里曼特尔和赛伊将获得赔偿总额的百分之十作为酬金。……
这个百分之十只是说说而已，因为很可能根本就得不到赔偿。反正在法律上有时也会出现怪事，埃利奥特·弗里曼特尔相信四面撒网，必有一得。
“我已经把法律方面的情况告诉了你们，”他说。“现在我想给你们出点主意。”他难得地笑了一笑。“这个主意算是免费样品——象卖牙膏那样——可是再买，每支就得付钱了。”
人们报以一阵笑声，他做了个手势，猛然制止了笑声。“我这个主意是，现在没时间干别的，只有采取行动。立即采取行动。”
这番话激起了一阵掌声，更多的人点头称是。
他接着说，人们往往认为，打官司必定是缓慢的，长年累月的。事情往往也是这样，不过，有时候，如果下定决心，使用法律上的技巧，也可以使它进行得快些。拿眼前这个例子来说，在航空公司和空港会以噪音存在多年为由，提出这是个习惯和惯例之前，应该立即开始采取法律行动。又一架飞机轰隆地从上空掠过，似乎在替他强调这一点。它的声音还没有消逝，埃利奥特·弗里曼特尔就大声嚷道，“我再重复一遍——我的主意是不能再等了。你们应该今天晚上就动手。现在就动手！”
前面的听众中，一个身穿羊驼毛开襟衫和麻布裤子的年轻男人蓦地站了起来。“我的天！——你说吧，我们该怎么着手。”
“你们——如果愿意的话——先聘请我当你们的法律顾问。”
当即有无数声音齐声叫道：“愿意，我们愿意。”
大会主席弗罗伊德·扎奈塔现在又站了起来，等喊叫声平息下去。他看来很高兴。两个记者伸长脖子，四周张望，看到全场明显的热烈情绪。另一个记者——那个当地一家周刊的上了年纪的女记者——抬头望着讲台，面带友好的微笑。
成了，埃利奥特·弗里曼特尔早就料到可以成功。他知道，剩下的不过是些例行手续罢了。在半小时之内，他袋子里的许许多多空白聘书都将给签上了名，其他一些则将被带回家去商量一下，很可能明天就寄出。这些人不怕签文件，也不怕办理法律手续；他们在买房子时，对这两件事已经习惯了。
一百美元看来也不是个多大的数目，有些人甚至会对数目这么小而感到惊讶。只有少数人会象埃利奥特·弗里曼特尔自己曾做过的那样，费神心算一番。即使他们对总额太大有意见，他会辩解说，为了对这么多人负责，这点费用是合情合理的。
此外，他将让他们的钱花得不冤——在法庭和其他地方替他们演出一台好戏，紧张激烈。他看了看表，应该再接再厉。既然现在他已经肯定要承办这件案子，他就要巩固这一关系，准备上演这个戏的第一幕了。到现在为止，同其他事情一样，这是他已经盘算好的，而且在明天的报纸上，这件事将比这次大会引起人们更大的注意。它还会使这些人确信他说过的不浪费一点时间的话是算数的。
这出戏的演员将是在这里集会的梅多伍德的居民，他希望到会的每一个人都准备好离开这个礼堂，先不回家，在外面呆得很晚。
演出地点是空港。
时间：今天晚上。
11
几乎就在埃利奥特·弗里曼特尔踌躇满志的时候，有个名叫D.O.格雷罗的原建筑承包商，饱经忧患、失意之余，正在向失败低头。
格雷罗目前离开空港大约十五英里，把自己反锁在市内南区一座破旧的公寓楼上的一个房间里面。这幢没有电梯的公寓楼离屠宰场存放牲口的地方不远，在第五十一号街一家喧闹蹩脚的饭铺楼上。
D.O.格雷罗是个瘦削的细长个子，双肩微溜，面有菜色，突出的尖下巴。
眼睛深凹，薄薄的嘴唇，全无血色，胡髭稍带茶色。细脖子，大喉结。头发在往后秃。双手有点发抖，手指难得是稳定的。他老抽烟，经常一支接一支，用一个烟头点上另外一支。目前，他需要刮一下脸，换件干净衬衫。虽然他把自己锁在里面的那间屋子是冰冷的，身上却在出汗。他今年五十岁，但看上去要老得多。
格雷罗结婚已有十八载。从某些标准看，婚后生活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美满，也还不错。D.O.（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人们都用他名字的缩写来称呼他）和伊内兹·格雷罗两人相敬如宾，谁也没有想过要另觅新欢。而且，不管怎么样，D.O.格雷罗对女人从来不大感兴趣；他更多的心思是用在做生意和理财上面。但是，在过去的一年里，格雷罗夫妇之间在思想上出现了鸿沟，伊内兹虽曾设法填平这个鸿沟，却没有成功。买卖上一连串的厄运，把他们这个小康之家弄得濒于贫困，最后迫得他们数次搬家——先是从他们那舒适、宽敞的近郊住家（已经抵押了不少钱）迁到另外一些不那么阔气的地方去，最后又迁到如今这个阴暗、到处透风、到处都是蟑螂、两间一套的公寓里来。这是两人之间出现鸿沟的一个原因。
虽然伊内兹对他们的处境并不满意，但她还是可以根据目前的情况张罗过去的，只要她丈夫不再变得喜怒无常、脾气不再变得如此凶恶，有时甚至无法和他说话。几个星期以前，他在盛怒之下，打了伊内兹，把她的脸刮破了一大块。她倒是愿意原谅他的，他却既不赔礼道歉，事后又绝口不提此事。
她怕他以后还要动手，所以，不久就把他们的两个十来岁的孩子——一男一女——送到她住在克利夫兰的已婚的一个姐姐那里去住。伊内兹自己留在家里没有走，她找了个工作，在一家咖啡馆当女侍。尽管工作重，工资少，但至少可以糊口。她丈夫似乎很少理会孩子们或者她本人在不在家；最近他的情绪是心灰意懒得厉害，而且总是一个人生闷气。
伊内兹目前正在上班。D.O.格雷罗独自一人在家。他不必把这间小卧室锁上，虽然他在房间里耽不长，但为了切实保证不受打扰，他还是把门上了锁。
D.O.格雷罗和今晚还有一些人一样，很快就要离开家门去空港。他已在航空公司订了座，有一张今夜有效的飞机票，是环美去罗马的第2次班机。
票子就在他的大衣口袋里，大衣就在这间锁着的屋子里，搭在一张摇摇晃晃的木椅上。
伊内兹并不知道有那么一张去罗马的飞机票，对她丈夫取得这张票的动机更是一无所知。
这是环美的一张旅游的来回票，一般要花四百七十四美元。D.O.格雷罗撒了个谎，用赊欠的办法把票弄到手。他先付了四十七元定洋，这是典当了他妻子最后一件值钱的东西——她母亲的一个戒指（伊内兹还未发现丢失）
——弄来的钱。他答应余下的欠款，加上利息，在今后两年内每月分期拔回。
这一诺言大概是永远也实践不了的。
没有一家正经的金融公司或银行会借给D.O.格雷罗去附近皮奥里亚的一张公共汽车票钱，更不要说是去罗马的飞机票钱了。他们会彻底调查他的背景，并发现他有长期无力偿付债务的历史，长期积欠一大笔私人债务，而他开设的住宅建筑公司——“格雷罗承包股份有限公司”——早在一年以前就被宣告破产。
如果对格雷罗的一团糟的财务情况作进一步的调查，将会发现在过去的八个月中，他用他妻子的名义曾试图筹集资金搞一项投机性的地皮交易，但没有成功。在失败过程中，他又欠下更多的债。目前，由于他曾编造了一些弄虚作假的财务报告表，同时又是个没有偿付债务的破产者，事发以后（看来不久就要败露）将要卷入刑事诉讼，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是要坐牢的。还有一件事，虽然没有这样严重，但也是马上就要发生的：这套房子虽然破旧不堪，他已有三个星期没交房租，房东扬言明天就要赶他搬场。如果被逐，他们将无处可去。
D.O.格雷罗已是走投无路。他的财政信誉扫地，是零负。
不过航空公司对赊账是非常松的；而且，即使有人逃债，它们在追索欠款的手续方面往往没有别的企业那样雷厉风行。这是一个特意制定的方针。
它的依据是：近几年来，买票坐飞机的乘客是社会上一种异乎寻常地诚实可靠的典型，大多数公司很少吃过倒账。很少有D.O.格雷罗那样打算赖账的人去麻烦它们，所以它们没有采取措施来专门挫败格雷罗耍的那种花招，因为不值得这样做。
通过两个简单的办法，他躲过了一次非常草率的信用调查。首先，他拿出一份“职工介绍信”，这是他自己用打字机打的，信纸上印的是他一度经营过的一家不复存在的公司名称（不是那家宣告破产的公司），这一公司的地址用的是他个人使用的邮政信箱。第二，在打这封信的时候，他故意拼错自己的姓，把第一个字母“G”打成“B”。这样，如果要搞例行公事的用户信誉调查，“布雷罗”这个姓氏不会提供任何情况，而在他那真实的姓氏下面是载有对他不利的记录的。在进一步提供身份的时候，他使用了他的“社会保险”卡和汽车驾驶执照，事先仔细地把他姓氏的第一个字母同样加以涂改，事后又重新把它改回来。他在付款合同上面签字的时候，还故意把名字签得不易识别，看不清他签的究竟是“G”还是“B”。
昨天有个职员也继续使用这个错拼的字，替他在飞机票上面写上“D.O.布雷罗”。D.O.格雷罗根据自己目前的计划，对这件事仔细权衡了一下。他的结论是毋须担心。如果以后有人提出疑问，在那份“职工介绍信”和飞机票上就只错了一个字母，似乎是个真正的笔误。一点也证明不出他是故意这样做的。不管怎么说，他打算今天晚上在空港报到的时候，把环美客舱清单和他的飞机票上的名字拼法改正过来。重要的是，在登上飞机以后，必须做到他的名字确切无误，不致引起混乱。这也是他的计划的一部分。
D.O.格雷罗计划的另一部分是把这第2次班机炸毁。他将和飞机同归于尽。这一因素并不使他生畏，因为他自己作了盘算，他的生命对己对人都不再有什么价值了。
但是他的死倒可以产生价值，他决心要使他的死亡产主价值。
在环美这次班机飞出之前，他打算去保七万五千美元的飞行险，写上他妻子和孩子的名字作为受益人。他有他的理由：直到目前为止，他没有带给他们什么好处，但是最后这一行动将是为他们着想而作出的一项不平凡的姿态。他认为他正在完成一项爱和牺牲的业绩。
在他乖戾失常的脑子里——这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逼出来的——他根本没有考虑到乘坐第2次班机的其他旅客、它的机组人员，所有这些人全都要和他一起丧生。他象精神病患者一样，天良已泯。在他想到别人的时候，只是考虑他们会不会破坏他的计划。
他认为他对各种可能发生的问题，都已经考虑在内了。
飞机一经上天，他那张飞机票的问题就变得无关紧要的了。没有人能够证明他无意执行合同上分期付款的规定。即使那张伪造的“职工介绍信”败露——很可能要败露——除了说明他是用欺诈手段取得赊账之外，再也不能说明什么别的问题。这件事本身对随后索取保险金毫无影响。
他还故意买了一张来回票，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他不但打算完成这次出国的飞行，还打算回来。至于为什么选择去罗马，那是因为他在意大利有个远房兄弟，虽然从来没有见过，有时也曾说起要去看看他——伊内兹知道这一件事。所以他作出这一抉择，至少看上去是合乎一点逻辑的。
在D.O.格雷罗每况愈下的时候，这个计划在他头脑里已经打转了好几个月。在这期间，他仔细研究了飞机空中失事、飞机被人毁掉旨在从飞行保险中捞一把的史料。在有案可查的飞机失事史料中说，在毁机的动机调查清楚之后，对那些还活着的同谋者就被控以谋杀罪，和他们有关的飞行保险单作废。
当然还有其他许多飞机失事原因不明，弄不清楚究竟是不是有人破坏的结果。关键在于飞机残骸是否存在。如能找到残骸，训练有素的调查人员有办法把残骸凑在一起，设法找到其秘密所在。这些调查人员经常总能解决问题。如果是一次空中爆炸，留下残迹，就可以断定爆炸的性质。D.O.格雷罗据此认为他的计划必须排除找到残骸的可能性。
这是他选择环美直飞罗马的班机的原因。
第2次班机“金色巨艇”大部分的航程是在海洋上空，所以根本就永远不可能找到一架支离破碎的飞机残骸。
环美航空公司有一本印发给乘客的小册子，里面标明了飞行路线、航速，一看便知，里面甚至还有一组报道，教给乘客如何“自己查明飞行中的方位”。
格雷罗根据这本小册子，算出在飞行四小时以后——把一般的风速计算在内——第2次班机将飞临大西洋中部上空。他打算在飞行开始后，再核对一下，如有必要，再把目前的计算结果加以修正。他的设想是：首先记下起飞的确切时间，然后注意听取关于飞机进程的报告，这是机长经常会通过客舱里的扩音机向旅客宣布的。有了这样的情报，就可以很容易地判断飞行是落后于或是走在原定的时间前面，落后了多少或提前了多少。最后，就在他已经决定了的地点上空——约摸在纽芬兰以东八百英里——触发爆炸，让飞机或它的残骸堕入海底。
这就再也找不到它的残余。
这第2次班机的碎片将永远留在大西洋海底，藏在那里成为一个谜。这就不会进行检查，随后也没有人能揭示飞机失事的原因。活着的人也可能会有迷惑，产生疑问，进行猜测。他们甚至猜对了，但永远也弄不清真相。
由于缺乏有人进行破坏的任何证据，飞行保险的赔款必须如数付给受益人。
现在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如何爆破。显然必须把这架飞机毁掉，同样重要的是，爆破的时间必须对头。为了解决这时间问题，D.O.格雷罗决定把爆破装置带上飞机，亲自动手。目前他正在这上了锁的房间里把它装配起来。虽然他作为一个建筑承包商对炸药也很内行，他身上还是在冒汗，从他十五分钟前开始装配的时候，就一直在出汗。
这个装置有五个主要部分：三格炸药，一个小小的雷管接上电线，一节半导体收音机使用的电池。炸药盒是杜邦公司红十字加强型的——体积小，威力特大，含有百分之四十的硝化甘油，每盒直径是一又四分之三英寸，长八英寸。用电工的黑色橡皮膏粘在一起，为了掩盖其用途，被放在一个饼干盒子里面，一端是开着的。
格雷罗小心翼翼地还在破烂的床罩上面摊开了另外几样东西，他就在床罩上面工作。这里面有一个木制晾衣夹，两只图钉，一方英寸的透明塑料皮，一段短短的绳子。这个用以炸毁一架价值六百五十万美元的飞机的装置价值还不到五美元。所有这些东西，包括炸药——是D.O.格雷罗当年做承包商时用剩的，是在五金店里买来的。
床上还放着一个扁扁的小皮包，是人们出门办事坐飞机时装文件和书本用的那一种。格雷罗就把这个爆炸设备安装在这里面。稍后，他就带上这个皮包上飞机。
一切就是这样不可思议地简单，简单到格雷罗自己也承认：多数人事实上由于对炸药不懂行，决不会相信这东西能行。不过，它就是管用，具有破坏性极大、致命性的效果。
他把这个装有炸药的饼干盒牢牢地粘在皮包里面，把木头夹和电池捆在一旁。用电池为炸药点火。衣夹是开关，在适当的时候能把电池内的电流释放出来。
他的手在颤抖。他自己感到衬衫里面在流汗珠。雷管已经安上，稍一失误，一不小心，此时此地就可以把他自己，这间屋子，这个建筑物的大部分炸得四分五裂。
他屏住呼吸，把雷管和炸药上面接出来的第二根电线和衣夹的一端接上。
他等了一下，感到自己的心在怦怦地跳，用手帕擦去手上的汗水。他的神经和神志紧张异常。他坐在床上能感到身子下面薄而凹凸不平的床垫。在他动弹的时候，这张老掉牙的铁床架子就发出吱吱的声音表示抗议。
他继续他的工作。他以极为灵巧的手法，小心翼翼地把另一根电线接上。
现在全靠那一方英寸的透明塑料皮来隔断电流，防止爆炸。
这块塑料皮还不到十六分之一英寸厚，在它的边缘附近有一个小洞眼。
D.O.格雷罗拿起床上剩下的最后一个配件——绳子，把它的一头穿进那塑料皮上的洞眼，然后把它牢牢拴住，防止塑料皮移动。他把绳的另一头穿过皮包上一个已经钻好但并不显眼的小孔，引到皮包外面，正好在皮包把手的下面出来。他把皮包里面这部分绳子弄得松松的，把露在皮包外面的那段绳子又打了个结，结的大小正好不让绳子缩回去。最后，也是在皮包外面，他又打了个手指可以放进去的圈套，就象执行绞刑的人用的绞索，具体而微，然后把多下来的绳子剪掉。
一切就是这样。
把手指伸进圈套里去，绳子一拉！只要接通电流，爆炸立地发生，就可以把四周的人、物摧毁殆尽。
一切就绪，格雷罗感到一阵轻松，点上一支烟。他再一次想到一般人——包括写侦探小说的人——总把制造一个炸弹想象得比这复杂得多，不由冷笑一下。在小说里看到的，总是些精心设计的机关啊、钟啊、导燃线啊，发出滴滴答答或者丝丝作响或者劈劈啪啪的声音，而且据说如果把这些东西泡在水里就可以防止爆炸。实际上，并不需要这繁琐的一套——象他刚装配好的、简单、平常的部件就行。而且只要一拉绳子，不管是水、枪弹、人的勇敢都不熊制止他这种炸弹的爆炸，任何东西都将无济于事。
D.O.格雷罗咬住烟卷，在冒出的烟雾中眯着眼睛斜视着，他小心地把一些纸张放进皮包，把炸药、衣夹、电线、电池和绳子全部盖上。他设法做到这些纸张不会来回移动，但是纸张下面的绳子却可以随便移动。即使有必要把皮包打开，里面的东西看上去也全都是没有什么危险的。他把皮包关上锁好。
他看了看床头那只蹩脚闹钟。八点过几分，离班机起飞两小时不到一点。
是时候了，该走了。他打算坐上住家附近的地铁去航空公司的接客站，在那里搭上空港的专车。他身上剩下的钱，刚够坐地铁和购买飞行保险单。想到这里，提醒他还必须留出足够的时间，到空港去买保险单。他赶紧穿上大衣，摸了摸口袋，检查一下那张去罗马的飞机票是否还在里面。
他把卧室门上的锁打开，走进那间简陋、破烂的起居室，带上那只皮包，战战兢兢地拿在手里。
最后还有一件事要办！留张条子给伊内兹。他找了张纸片，一支铅笔，想了几秒钟，写道：
我这几天不回家了。我要出门去。我盼望不久会有好消息，让你感到意外。
他签了D.O.两个字母。
他犹豫了一下，心里软了下来。这不象一张结束十八年夫妻关系的字条。
接着他又决定只能如此，言多必失。因为出事后，即使找不到第2次班机的残骸，调查人员也会彻底检查乘客的名字。这张字条，还有他留下的其他一切纸张，也将受到周密的检查。
他把字条放在伊内兹肯定能看到的桌子上面。
下楼的时候，D.O.格雷罗能听到那家蹩脚饭铺里传出来的人声和投币自动电唱机里放出来的音乐。他翻上大衣领，另一只手紧紧握住那个皮包。皮包把手下面是那个活象绞刑人用的绞索绳圈，它就在他弯着的手指旁边。
在他离开南区的房子、走向地铁的时候，外面还在下雪。
第二部 中部标准时间下午八点半到十一点
1
乔·佩特罗尼再次钻进自己的汽车，里面暖洋洋的。这位环球航空公司的维修部主任在车内和空港通了个电话，报告说，他在路上因为交通事故耽误了，现在通往空港的公路仍然被堵，不过有可能很快可以恢复通行。他还问墨航的707是否还陷在机场上的泥淖里。对方说是，并且告诉他凡是与此有关的人每隔几分钟就打电话给环航打听他在哪里，还要耽搁多久，因为急待他前去帮忙。
佩特罗尼来不及等到身上完全暖和就下了车，冒着还在下的雪，踩着脚下很深的雪水，急急忙忙赶回公路上的出事地点。
这时候，那辆出事的牵引式拖车周围的光景，就象是专为拍摄宽银幕电影而布置出来的一场灾难。这辆硕大无朋的拖车依然翻倒在地，把四条车道全部堵死。车身上下全都是雪，车轮没有一个是着地的，活象一只四脚朝天的死恐龙。聚光灯和照明用的灯火，加上那皑皑白雪，把现场照得如同白昼。
佩特罗尼力促调来的三辆拖曳车现在已经开到，那聚光灯就安在这三辆车上。那耀眼的红色照明灯火是州警给安上的。现在又添了几名州警，看来，他们闲着没事，就点上把火。他们这种放烟火的技巧表演真可以同七月四日独立节活动相媲美。
几分钟前，一个电视摄影队来到现场，加强了舞台效果。这些自命不凡的摄影人员是乘一辆漆有WSHT标志的紫酱色旅行车，从公路边上溜过来的，一路上喇叭响个不停，车上还有非法安装的闪光信号灯。这个由四名年轻人组成的摄影队非常典型，一到就接管了现场，仿佛整个事故是专为他们而安排出来的；而且事态如何发展也得趁他们高兴才是。几个州警对旅行车上非法安装的闪光灯不闻不问，反而在电视记者的指挥下，挪动两辆卡车原来的位置，重作安排。
在离开现场去打电话之前，乔·佩特罗尼曾费尽心机，想把这两辆卡车安排到最有利的位置上，使之起最好的杠杆作用，合力移动那辆动弹不得的牵引式拖车。在他离开的时候，几个卡车司机和帮忙的人正在挂笨重的铁链，他估计这要花好几分钟才能挂上。州警们对他来帮忙都很高兴，当时负责现场指挥的一个魁梧的警长还要求拖曳车司机听从佩特罗尼的指挥。可是，回来一看，他傻了眼，原来铁链已全被卸走，只剩一条，由一个满脸堆笑的拖曳车司机在来回拨弄。电视摄影机的镜头正对准着他。
摄影机和灯光后面围着一大群因汽车受阻而过来看热闹的人，人数比原先还多。大多数人在兴致勃勃地观看电视摄影，他们原先的焦急心情和寒夜风雪吹打带给他们的愁苦，显然暂时都给忘记了。
突然吹来一阵大风，把又凉又湿的雪片，打在乔·佩特罗尼的脸上。他伸手捂住派克大衣的领子，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他感到有些雪片溜进大衣，透过他的衬衫，湿漉漉的非常难受。他顾不得身上不舒服，大踏步走到州警警长面前，质问道：“是谁把这些卡车弄走的？这些卡车象现在这样的摆法，一堆屎你也休想移动它。它们只能互相拉来拉去。”
“这我知道，先生，”那个警长显得很窘。他个子高大，肩膀宽阔，比矮胖的佩特罗尼高出许多。“可是那些拍电视的伙计们要找一个更好的镜头。
他们是本地一家电视台的，这是当夜新闻的一部分，全都是有关这场大风雪的报道。真对不起。”
一个电视记者自己缩在一件厚大衣里招呼警长进入镜头。警长冒着下个不停的大雪，昂首阔步、神气活现地走向场景中心的那辆拖曳车。身后跟着两个州警。他故意把脸对着摄影机，开始比划着向拖曳车司机下达指示。大部分指示都是莫名其妙的胡诌，但是，在电视屏幕上却会显得煞有介事似的。
那个维修部主任一想起他必须尽快赶到空港，不由无名火起。他恨不得抢上前去一把抓住电视摄影机和灯，砸它个稀巴烂。他是干得出的；出于本能，他全身肌肉都绷得紧紧的，呼吸也短促起来。不过，他极力克制住自己，不要发作。
乔·佩特罗尼是个烈性子，暴脾气，幸亏暴的一面并不轻易发作。但是，一旦发作了，他会完全丧失理智，不可收拾。在他成年以后，他一直在设法制服自己的脾气，只是经常做不到，这几年来，一想起某一往事，就能克制自己。
有一次，他没能控制自己，其后果一直萦绕在他的脑际。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乔·佩特罗尼在陆军的航空部队里服役，是个大名鼎鼎的次重量级业余拳击手。他一度差点成为欧洲战区他那个师的航空兵拳击冠军。
诺曼第登陆前夕，在英格兰举行的一次比赛中，他同一个名叫特里·奥黑尔的飞行小队长放对，这个波士顿人粗野、结棍，无论是在拳击场上还是场外都是个有名的无耻之徒。乔·佩特罗尼当时还是个年轻的一等兵、航空机械师，他知道奥黑尔其人，对他没有好感。本来这也没什么，可是奥黑尔在场上老是不断地、轻轻地念念有词，作为他在拳击中算计好的技术的一部分，说什么：“你这个邋遢的意大利黑鬼……你怎么没有去替对方打仗，你妈不是和意大利人睡觉的吗？……他们把我们的飞机揍下来，你就高兴是吗？你这个意大利黑小子，”还讲了其他难听的话。佩特罗尼看穿了他这招是要惹他发火，打乱他的阵脚，所以不理睬他这一套。可是后来，奥黑尔向他下部近小肠的地方非常迅速地连打了两拳，在他身后转来转去的裁判没有看到。
对方出言不逊，拳击犯规，本人痛得难忍。这一切加在一起激怒了佩特罗尼，这正是他的对手所求之不得的事。可是奥黑尔没有料到乔·佩特罗尼出手会那么快，那么凶，那么狠，一拳就把奥黑尔打倒在地。在裁判数了十下，宣布奥黑尔输了以后，发现他被打死了。
佩特罗尼被判无罪，因为尽管裁判没有看到打在腰部以下的那两拳，拳击场边上的人却看到了。即使没有他们作证，乔·佩特罗尼也并没有越轨—
—在拳击中尽量发挥竞技和力量本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过，他知道他在几秒钟之间是狂暴的，失去理智的。事后他一个人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意识到即使他当时知道奥黑尔要被打死，他也没法使自己不下手。
到头来，他也并没有象有些人那样就此放弃拳击，或者象一般小说里所描写的那样“永远挂起手套”，洗手不干了。他继续参加拳击比赛。在拳击场上全力以赴，一点也不放松，不过，他同时也在考验他自己的克制能力，避免越过理智和狂暴之间的界限。最后，他成功了，而且，自己也清楚他能控制自己了，因为他经历了几次怒火中烧的考验；理智和内在的兽性经过斗争，理智占了上风。打那以后，乔·佩特罗尼才结束了他的拳击生涯。
但控制怒火并不等于完全不发怒。当那个警长离开镜头返回来的时候，佩特罗尼气呼呼地对他说，“你把公路堵塞的时间又延长了二十分钟。把那几辆卡车调到合适的位置花了十分钟，现在又得花十分钟把它们弄回来。”
他讲话的时候，上空一架喷气机呼啸而过，令人想起佩特罗尼着急是有他的原因的。
“我说，你这位先生，”警长那张原来在风里已经冻得通红的脸涨得更红了。“你要放明白一点，这里的事情归我管，有人愿意来帮忙，我们欢迎，你也算一个。但是，决定要我来下。”
“那就下决定呗！”
“那要看我的……”
“不对，你得听我的。”乔·佩特罗尼站在那里，眼睛盯着他，根本不把那个身材比他魁梧的警察放在心上。这位维修主任压着的怒火和说话的派头，使警长犹疑了一下。
“空港有紧急情况，这我已经解释过了。也解释了那里需要我去的原因。”佩特罗尼把他那支点着的雪茄在空中指指点点来强调他的话。“也许别人也有他们要赶紧离开这里的理由，可我的理由是够充分的。我车上有电话。我可以打电话找我的上级，让他再打电话给你的上级。要不了多久，有人会在你的那个无线电话里，问你为什么只想在电视上出风头，却不去办要你来这里办的事。所以，你还是快作决定吧！这是你说的。你是要我打电话，还是我们这就动手干？”
警长也气得瞪眼回敬乔·佩特罗尼，在一瞬间，好象也要发作，但旋即决定不能这样。他那魁梧的身躯猛地转向电视摄影记者。“把那些玩意儿统统给我拉走！你们这些家伙占的时间够长的了。”
电视记者中有一个人回头喊道，“要不了几分钟了，长官。”
警长迈了两大步，一下走到他眼前：“你听见了没有，马上撤！”
那个警察弯下身子，方才同佩特罗尼冲突引起的一脸怒气还未消失，显然把那个电视记者吓了一跳。“行！行！这就走。”他赶忙对其他的人打个招呼，手提摄影机上的灯跟着就灭了。
“把那两辆卡车弄回原处！”警长开始向州警们连连发出命令，他们立刻动手执行。他回到乔·佩特罗尼身边，朝那辆翻倒的车子比划着。显然他已经懂得还是不和佩特罗尼作对，而是和他合作为妙。“你这位先生，你是否仍然认为我们非得把它拉走不行？你肯定我们没法让它翻过来吗？”
“除非你想把这条路堵到天亮。那样做你得先把拖车里面的东西卸下来；如果你卸的话……”
“我懂了，我懂了，别说啦！我们这就来拉，这就推。至于造成的损失嘛，将来再说。”警长指了指路上等着的一长串车子，“如果路一通，你就要走，你最好把你的车先开出来，开到最前面。给你来辆开道车，陪你去空港怎么样？”
佩特罗尼感激地点了点头。“多谢！”
十分钟以后，最后一个缆钩挂上了。一辆拖曳车上的粗铁链已经固定在动不了的那台牵引车的车轴上，而铁链同拖曳车的绞盘又用一条结实的钢缆连在一起。另一辆拖曳车同翻倒的拖车接上。第三辆拖曳车开到拖车后面，准备往前顶。
这辆庞大的运输车虽然已经翻倒，但受到的损坏不大，司机看着这一情况，哼哼哈哈地嚷道：“我的老板要心痛的，这辆车差不多还是新的，你们这样会把它拆散的。”
“就算我们把它拆散了，”一个年轻的州警对他说，“我们不过是在完成你没有办完的事，这是你开的头。”
“你们当然不在乎。我要丢了这个饭碗，对你们来说，这不算什么。”
那个司机嘟哝着说，“也许下次我得设法找个轻巧活干——譬如说当个讨人厌的警察。”
那个警察咧嘴一笑。“那敢情好！你现在就是个讨人厌的司机。”
“你说我们可以动手了吗？”警长问佩特罗尼。
乔·佩特罗尼点了点头。他正蹲着查看铁链和钢缆的松紧度。他嘱咐他们要注意，“拉慢一点，稳一点。让驾驶室这一部分先滑动。”
第一辆拖曳车开始收绞盘，可是车轮在雪地上直打滑；司机加速向前开，把铁链绷紧。这时翻倒的运输车的前部开始吱嘎作响，滑动了一、两英尺，金属发出吱吱的声音，接着就停下了。
佩特罗尼打着手势。“往前开！把拖车也拉动。”
拖车车轴和第二辆拖曳车之间的铁链和钢缆也绷紧了。第三辆拖曳车顶着拖车的车顶，往前推。三辆拖曳车的轮子不断在打滑，挣扎着在湿而坚实的积雪上取支着点。牵引车和拖车仍然和翻车时那样连在一起，在公路边上移动了两英尺，看热闹的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杂乱的欢呼声。电视摄影机又开动了，灯光把现场照得更亮了。
那辆大运输车在路上留下了一条又宽又深的沟痕。牵引车的驾驶室和装满货物的拖车车身正在受难。由于拖车的一侧在路面上被曳着走，车顶开始变形。毫无疑问，保险公司将为迅速打开这条公路付出高昂的代价。
在被堵的那一段路面上，两台推雪车，一头一台，象散兵游勇那样，试图尽量把车祸发生后积起来的雪多扫掉一点。经过这一段时间，周围所有的人和物上面都积满了雪，佩特罗尼、那个警长、所有的州警和路上其他的人的身上全都是雪。
卡车的发动机又响起来了。车胎在被压得坚实的、湿漉漉的雪地里打滑，冒烟。那辆翻倒的汽车缓慢地、迟疑地移动，几英寸，几英尺，接着一下子滑到公路那一边去。几秒钟内，四条行车道就只剩下一条仍然被堵着。这下事情好办了，因为三辆拖曳车现在可以把牵引车和拖车一点一点地从公路上推到它的支路上边去。
州警们已在移走照明的灯火，准备疏导拥挤不堪的车辆，这项工作可能要花几个小时。这时又一架喷气机掠过上空，它发出的声音提醒乔·佩特罗尼今天晚上他还有一个主要任务在别的地方等着他去完成。
州警警长脱下帽子，掸掉上面的积雪。他朝佩特罗尼点了点头。“你这位先生，我看现在是你上路的时候了。”
停在公路支路的一辆巡逻车挤上了公路。警长指着它对佩特罗尼说，“紧跟在这辆车后面。我已经通知他们你跟着他们走，而且命令他们迅速把你送到空港。”
乔·佩特罗尼点了点头。当他钻进他的“别克野猫”型汽车时，警长在他身后喊道：“你这位先生……多谢了。”
2
弗农·德默雷斯特打开碗柜，靠后一站，长长地、轻轻地吹出一声口哨。
他还是在女服务员街桂温·米恩寓所的厨房里面。桂温洗完淋浴还没有出来，他在等着的时候，照着她说的，把茶沏上。在寻找杯碟的时候，他打开了碗柜门。
出现在他面前的是四格排得紧紧的瓶子。全部是一盎司半装的微型瓶酒，是航空公司为飞行途中的乘客预备的。全都是没有打开过的，大部分酒瓶上面在酒牌子的上方贴有航空公司的小标签。德默雷斯特很快地算了算，估计近三百瓶。
过去他在女服务员的寓所里也见到过航空公司的这种烈性甜酒，但从来没有一下看到这么多。
“我们还有一些在卧室里藏着，”桂温活泼泼地在他身后说话。“我们攒着打算开酒会用的。我看是够开一次酒会的了，你说呢？”
他转过身来，她是悄悄地走进厨房里来的。自从两人发生关系以来，他每次看见她，总觉她清新魅人。每次见到她，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疑问，他究竟算不算已经占有了她？象他这样的人，对付女人从来都是具有十分把握的，产生这种感觉颇不寻常。她穿着合身的制服裙和罩衫，显得格外年轻。
颧骨高高的，浓而乌黑的头发在厨房灯下发出光泽，脸蛋微仰，热情奔放。
一对墨黑深沉的眼珠在瞅着他，带着不加掩饰芳心默许的笑意。“你可以狠狠的吻我，”她说，“我还没有化妆哩。”
他笑了笑，她那清脆悦耳的英国口音又一次让他听了觉得舒服。桂温掌握了英国人讲话声调中最美妙的地方，避免了最糟糕的地方。这是每一个从英国上流社会私立学校里出来的姑娘约摸都学会了的。有时，弗农·德默雷斯特就专门逗她说话，为的是听她讲话是一种乐趣。
现在两人谁也没有说话，彼此搂得紧紧的，她的双唇热切地接应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