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莱士又轻声说,“我建议让联航284向右转,把它同‘马霍克’的垂直间隔拉开。”
基思一边点头表示同意,一边揿下话筒按钮。“华盛顿中心呼叫联航284,右转弯,朝060飞。”
对方立即回话。“华盛顿中心,联航284明白。060。”在数英里之外阳光灿烂的高空,乘客们有的在打盹,有的在看书。那架漂亮的巨型喷气机即将平稳地转弯。在雷达显示器屏幕上,代表联航284的一条鲜绿色的半英寸宽的脉冲标志正朝新的方向移动。
在管制区下面的一个房间里,摆满了一台台徐徐转动的磁带录音机,正在录下地面和空中的对话,以便必要时重新播放之用。管制室每一个岗位上进行的每一次对话都录制下来存档。总管们定期要播放其中一些录音带,进行审查。如果发现程序有错,就通知管制员。但没有一个管制员事先知道他的录音什么时候会被选来进行分析。磁带录音室的一扇门上,有一条使人心惊肉跳而富有幽默感的告示,上面写着“老大哥在听着”。
早上的时间在慢慢流逝。
佩里·扬特不时过来看看。他还在兼管两个岗位,每处用足够的时间弄清当时的空中交通情况。看样子,他对眼前的情况很满意。他在基思身后呆的时间比在另一岗位短,那边似乎出了点问题。在上午的中段时间里,空中交通量稍有缓和,但到午前又会多起来。十点三十分过后不久,基思·贝克斯费尔德同乔治·华莱士换了位置。这个实习生坐在雷达显示器前,基思在旁边看着。基思觉得没有必要插手,因为年轻的华莱士是胜任和机灵的。在这种情况下,基思就尽可能让自己松弛一下。
到十点五十分,基思想上个厕所。近几个月来,他闹了几次肚子,他疑心现在又要开始了。于是他示意佩里·扬特过来,把情况告诉了他。
总管点了点头。“乔治行吗?”
“跟老手一样。”基思说这话时,提高了嗓门,好让乔治听见。
“我顶着,”佩里说。“你走吧,基思。”
“谢谢。”
基思在扇区工作日志上签了名,记下他离开的时间。佩里大笔一挥在下面一行签上他名字的字首,表示负责监听华莱士。几分钟后基思回来时,他们还要照样办一次这样的手续。
基思·贝克斯费尔德离开管制室时,总管正在察看显示器屏幕,他的手轻轻搭在乔治肩上。
基思去的盥洗室在管制室上面。一扇砂玻璃窗透进了外面一点明媚的阳光。基思解完手,擦洗一番,让自己提提神,然后走到窗前,把窗打开。他不知道天气是不是还同他早先来上班时一样晴朗。打开窗一看,的确还是那样。
从这扇开向大楼后部的窗子望出去,可以看到后勤区外绿油油的草地、树木和野花。不过眼下更热了,到处是一片小虫的催眠似的嗡嗡声。
基思站在那里眺望,真不愿离开那可爱的阳光,回到阴暗沉闷的管制室去。他想起最近一个时期,有时候——也许有好几次——他也曾有过类似的感觉。他想,说实话,他对管制室里的阴暗沉闷还不是太在乎,而是对精神上的种种压力感到受不了。有一个时期,尽管他工作很紧张,压力很大,但从未使他厌烦过。可是如今他感到厌烦了,有时他不得不有意识地迫使自己硬着头皮去应付。
就在基思·贝克斯费尔德站在窗前沉思的时候,一架西北远东航空公司的“727型”喷气机正在从明尼阿
波利斯——圣·保罗出发的途中,快到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机舱里一个女乘务员正在俯身照料着一位年迈的男乘客。他的脸色铁青,看样子都说不出话了。女乘务员断定他心脏病发作了或者正在发作。她赶忙跑到驾驶舱报告机长。过了一会儿,西北航的第一驾驶员根据机长的命令,请求华盛顿航道中心允许飞机因特殊情况降低高度,优先放行前往华盛顿国民空港。
基思有时纳闷,象现在这样,他还能迫使自己的时常疲惫不堪的脑子继续活动多少年。他已经当了十五年管制员,现在三十八岁了。
令人沮丧的是,你干这一行,到四十五岁或五十岁脑子就不管用了,成了老朽,可是,还得等上十年或十五年才能光荣退休。对许多空中交通管制员来说,这最后几年是相当艰苦的一段路程,往往走不到头。
同大多数管制员一样,基思心里明白,干空中交通管制这一行的人,身体各个系统都会受到劳损,这早已是人所公认的了。官方的航空外科大夫的档案里,有的是医学上的证据。管制员这一工作直接造成的病,包括高血压、心脏病、胃溃疡、心动过速、精神崩溃,还有许多小毛小病。独立开业的名医,在学术研究中都证实了这些发现。有一个医生说过:“管制员每天晚上都紧张得难以入睡,长时间地在想他到底是怎么防止那些飞机互相碰撞的。
他今天算是没有造成一场大祸,但明天是不是还那么走运呢?过不了多久,他身体内部某些东西——肉体上的或精神上的,而且往往二者兼而有之——
不可避免地要垮。”
基于这一认识,加上别的更多的认识,联邦航空局曾敦促国会同意空中交通管制员在五十岁或工作期满二十年后退休。医生们断言,这二十年相当于大多数别的工种的四十年。联邦航空局还告诫议员们说,这还关系到公众的安全;工作了二十年的管制员,很可能无法保证安全。基思记得,国会不理这一告诫,也不采取措施。
后来,总统的一个专门委员会也反对管制员提前退休,并通知联邦航空局——当时是总统直接抓的一个局——停止这一辩论。现在已经正式停止辩论了。不过,基思和其他人都知道,华盛顿联邦航空局的官员们私下依然坚持他们的观点;他们断定,只有在发生一次或一系列涉及筋疲力尽的管制员的机祸,引起新闻界和公众的愤怒后,这个问题才会再度被提出来。
基思的思路又回到了室外的田间。今天天气好极了,即使从盥洗室的窗口望去,田野也是很吸引人的。他真希望能到户外去,去睡在阳光底下。可是,他去不了,就是去不了!他想他还是回管制室去。再过一会儿,他一定回去。
西北远东航空公司的“727型”飞机,经华盛顿中心批准,已经开始下降。在较低的高度上的其他飞机都被匆忙调开,或按照命令在保证安全的一定距离之外盘旋。
中午的空中交通量正在增加,眼下正在腾出一个斜向的空档,让西北航的飞机继续下降。同时还通知华盛顿国民空港的进近管制,进行戒备,在它从华盛顿中心接过西北航的喷气机以后,就要投入工作。目前,那架西北航的飞机和其他的飞机已被移交给基思旁边的那个扇区小组——即年轻的黑人佩里·扬特主管的那个临时增加的扇区。
在几英里宽的空域有十五架飞机被调来调去,它们的时速加起来有七千五百英里。可是绝不能让他们互相靠近,必须让西北航的飞机穿插通过这十五架飞机,安全着陆。
这种情况一天要出现好几趟。碰上坏天气,一小时之内就能出现多次。
有时好几起紧急情况同时发生,所以,管制员们不得不把它们编成号,如一号紧急情况,二号紧急情况,三号紧急情况。
面对眼前的情况,说话文雅、冷静、能干的佩里·扬特同往常一样熟练地应付着。他同扇区小组的其他人一起协调紧急措施程序,镇定沉着,语气平稳,旁观者从他的声调里根本听不出有紧急情况。已通知西北航的飞机换个单独的无线电频率,其他飞机都听不到发给它的信号。
一切进行得很顺利。那架西北航的飞机稳稳地在自己的航道上飞行,正在下降。再过几分钟,紧急情况就可解除。
在这重重压力下,佩里·扬特还能挤出时间溜到旁边的岗位上察看乔治·华莱士的工作。在一般情况下,他是会专心致志照看华莱士的工作的。
看样子,一切都正常,不过佩里心里明白,等基思·贝克斯费尔德回来,他会更放心一些。他朝管制室的门看了一眼,但还不见基思的影子。
基思仍然站在敞开的窗前,仍在眺望弗吉尼亚的乡村景色。他想起纳塔利,叹了口气。近来,他的工作引起了他们之间意见不一。他妻子无法理解或不想理解他的一些看法。纳塔利替基思的健康状况担忧,要他放弃空中交通管制这一行,希望他辞掉这份差事,趁他还算年轻和身体还不差的时候找个别的工作。他现在意识到他犯了个错误,当初他不该把他的心事告诉纳塔利,也不该把他所看到的其他管制员因工作的缘故而未老先衰和患病的情况讲给她听。纳塔利变得忧心忡忡,也许是有道理的。但是,要放弃这一工作,抛弃多年的训练和经验是会有很多考虑的;而对这些考虑,纳塔利——他肯定所有女人都一样——是难于理解的。
在华盛顿航道中心西北三十英里的地方,西弗吉尼亚的马丁斯堡上空,有架小小的四座“繁茂的山毛榉”私人飞机,正在七千英尺的高度飞出弗166号航道,进入弗44号航道。根据它的蝴蝶型的机尾,一眼就识别出来。它正以一百七十五英里的时速在巡航,目的地是巴的摩尔。机上载着姓雷德芬的一家:顾问工程师兼经济学家欧文·雷德芬,他的妻子梅里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十岁的杰里米和九岁的瓦莱里。
欧文·雷德芬为人细心,一丝不苟。象今天这样良好的天气,他本来满可以按目视飞行规则飞行。但他考虑再三,觉得还是申报仪表飞行计划更为稳当。在他飞离西弗吉尼亚州查尔斯顿本地的空港之后,他一直沿着航道飞行,同空中交通管制保持联系。华盛顿航道中心刚把它调到弗44号航道的一条新航线上。眼下他已经转上这条航道,刚才稍稍摆动的磁罗盘已经稳定下来。
雷德芬一家去巴的摩尔,一半是由于欧文·雷德芬要处理他的一些业务,一半是出游,包括今晚全家去看场戏。就在父亲全神贯注驾驶飞机的时候,两个孩子和梅里在闲聊他们到友谊空港吃午饭时要点些什么菜。
华盛顿中心向欧文·雷德芬下达最新的指令的管制员是快要合格的实习生乔治·华莱士,他还在代替基思·贝克斯费尔德值班。乔治在他的雷达显示器屏幕上准确无误地认出雷德芬的“繁茂的山毛榉”飞机,在屏幕上代表这架飞机的是一个呈鲜绿色的点,但比大多数代表其他飞机——当时主要是航空公司的喷气机——的点要小一些,也移动得慢一些。不过,没有任何别的飞机在挨近它,看来它周围有足够的空域。扇区总管佩里·扬特这时已经回到旁边的位置上去。西北远东航空公司那架要求紧急降落的“727型”客机已经安全移交给华盛顿国民空港的进近管制。他目下正在协助料理事后的混乱。佩里不时朝乔治·华莱士那边望一望,有一次还喊道:“一切正常吗?”
乔治·华莱士点了点头,尽管他已开始冒了点冷汗。今天午间较大的交通量似乎比平时来得早些。
乔治·华莱士、佩里·扬特和欧文·雷德芬都没有看到有一架空中国民警卫队的“T-33型”喷气教练机当时正在弗44号航道以北数英里的地方漫不经心地盘旋。这架飞机是从巴的摩尔附近的马丁空港起飞的,上面的国民警卫队驾驶员是一个名叫汉克·尼尔的汽车推销员。
尼尔少尉正在按规定进行业余军事训练,让他单飞是要测验他按目视飞行规则飞行的熟练程度。由于只允许他在巴的摩尔西北规定的区域内作就地飞行,所以没有申报飞行计划。因此,华盛顿航道中心根本不知道空中有这一架“T-33型”飞机。这本来也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尼尔却对指定的练习课目感到厌烦,而且又是个大大咧咧的驾驶员。当他这架喷气教练机懒洋洋地在空中打转的时候,他对外面随便张望一下,发现他在练习各种飞行动作时已经飞到南面去了;而实际上飞机比他想象的要偏出许多。由于偏航,早在儿分钟之前,这架国民警卫队的喷气机就已闯进乔治·华莱士的雷达管制区,变成一个绿色点出现在华莱士的屏幕上,位置在里斯堡。这个点比雷德芬家这架“繁茂的山毛榉”稍大一点。稍有经验的管制员一眼就可以认出这个点是什么。可是,乔治还在忙于应付其他的飞机,没有发觉这个多出来的来历不明的信号。
在一万五千英尺高空飞行的尼尔少尉决定做几个空中特技动作——翻两个筋斗,作几次慢横滚——来结束他的飞行训练,然后返回基地。他来了个急转弯,接着又开始打转,同时采取标准的预防措施,朝上下看看有没有别的飞机。这时他离弗44号航道比原先更近了。
基思·贝克斯费尔德在想,他妻子不能理解的是一个男人不能不负责任、心血来潮地想辞去自己的工作就辞去。特别是在要养家活口,有子女要上学的情况下,更是不能这样做。特别是在你干上了这一行,好不容易才掌握了一门技术,别的什么工作又都干不了的情况下,更是不能这样做。在有些政府部门里,雇员们可以随时辞职,到别的地方去发挥其所长。可是空中交通管制员不能这么做。在私营企业中,没有他们对口的工作;旁的地方都不需要干他们这一行的人。
这种束缚——基思认识到实际情况就是如此——是一种和其他种种幻想的破灭俱来的幻灭,金钱就是其一。当你年轻、热情,一心想献身于航空业时,空中交通管制员的工资级别似乎不错,也许还比别的工作好些。久而久之,你才会明白,同你的工作所承担的可怕责任相比,这种工资级别是多么不相称。当今,在空中交通这一行里,技术最高的两种专业人员就是驾驶员和管制员。可是驾驶员一年挣三万元,而一个有资历的管制员最多只挣一万元。谁都不认为驾驶员的薪金应该低些。可是就连那些以自私自利、只顾自己著称的驾驶员也都认为管制员的工资应该要高些。
空中交通管制员也没法指望自己能象在大多数其他行业中那样得到晋升。高级总管的职位为数无几,只有少数运气好的才爬得上去。
所以,除非你豁出去或者不顾后果——但管制员的工作性质决定他们不是这号人——别无他法可想。基思决定不能辞去他的工作。他一定要再同纳塔利谈一谈;这种情况不管好坏现在是应该让她接受下来的时候了,调换工作已是为时太晚了。事到如今,他无意凑合找个别的勉强糊口的工作。
他确实非回管制室不可了。他看了看表,发现他离开管制室已快一刻钟了,心里很过意不去。在这段时间里,他是在做白日梦——他很少做这样的事——显然这是夏日使人昏昏沉沉所起的作用。基思关上盥洗室的窗子,顺着外面的走廊,赶忙回到下面的中心管制室。
在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县上空,尼尔少尉摆正他驾驶的国民警卫队“T-33型”飞机,向前推调整片。他随随便便察看了一下周围的情况,没有看见其他的飞机。于是,他开着那架喷气教练机俯冲,开始翻第一个筋斗和慢横滚。
基思·贝克斯费尔德一进管制室,立刻就感到工作在加快,通话声比他离开时还大。当他从其他管制员身边走过,前往他自己的岗位时,他们忙得连头都不抬一抬,而今天一早他们是抬头打招呼的。基思在扇区日志上草草签了个名,记下了时间,然后走到乔治·华莱士身后,熟悉屏幕上的图像,让他的眼睛适应管制室内暗淡的光线,因为这里和外面耀眼的阳光截然不同。看到基思回来,乔治小声地说了个“嗨!”接着,继续用无线电向飞机发布指令。过了一会儿,在基思掌握了屏幕上的图像之后,他就要接替乔治,坐在他的座位上。不过,基思觉得让乔治独立工作一会儿也许有好处,可以增强他的信心。在邻近的扇区操纵台旁的佩里·扬特也看到基思已经回来。
基思仔细看着雷达显示器和屏幕上移动的光点——这些都是乔治已经识别出来的飞机“目标”,并在屏幕上用小小的活动标志标出。突然一个没有标出的鲜绿色小点跃入基思的眼帘。他厉声问乔治:“‘繁茂的山毛榉403’附近还有一架别的什么飞机?”
尼尔少尉已经完成了第一个筋斗和慢横滚,重新爬升到一万五千英尺。
他还在弗雷德里克县上空,不过稍为更偏南一些。他拉平“T-33型”喷气机,接着猛然俯冲,开始翻第二个筋斗。
“什么别的飞机?……”乔治·华莱士的目光跟着基思的目光扫过雷达显示器的屏幕。他倒抽了一口气,憋出一声“天哪!”
基思赶紧扯下乔治的无线电耳机,顺势用肩膀把他拱开。接着,打开频率开关,揿发话电钮。“华盛顿中心呼叫‘山毛榉NC-403’。你左侧有架来历不明飞机。马上右转弯!”
那架国民警卫队的“T-33型”飞机已经俯冲到底。尼尔少尉朝后拉操纵杆,开足马力,迅速笔直爬升。在他的正上方就是那架小型的“山毛榉”飞机,平稳地航行在弗44号航道上,飞机上坐着欧文·雷德芬和他一家人。
在管制室里……人们紧张得透不过气来……静寂无声……大家都一个劲儿在祷告……眼睛死盯着越来越挨近的两个鲜绿色的光点。
无线电里传来一阵噼噼啪啪的静电干扰声。“华盛顿中心,我是‘山毛榉’……”呼叫声猝然中断。
欧文·雷德芬是个顾问工程师兼经济学家。他是个熟练的业余驾驶员,但不是个职业驾驶员。
一个航空公司的驾驶员听到华盛顿中心的喊话,一定会立刻向右急转弯。他准会从基思的声音里听出事态紧急,而且顾不得推调整片,也顾不上答话,立刻采取行动。即使要提问,也得等到事后再说。一个航空公司的驾驶员会不顾一切次要的后果,全力应付燃眉之急,设法躲避航道中心在喊话中所明确暗示的近在咫尺的危险。在他后面的乘客舱中,滚烫的咖啡可能飞溅,饭菜可能洒得遍地,甚至还可能造成轻伤。事后,会有人抗议、道歉、斥责,也许民用航空委员会还要进行调查。但是运气一般的话,大家都能活着。迅速的行动可以保证活命,也同样会保证雷德芬一家的性命安全。
航空公司的驾驶员经过训练和实践,都具有敏捷果断的条件反射。而欧文·雷德芬却没有。他是个一丝不苟、很有学问的人,习惯于先思而后行,并按正确的程序行事。他头一个想法是回答华盛顿中心的喊话,这就用掉了他仅有的两、三秒钟。翻完筋斗迅速爬升的国民警卫队“T-33型”飞机撞在雷德芬的“山毛榉”飞机的左侧,一下子削掉这架私人飞机的左翼,发出刺耳的金属撕裂声。“T-33型”飞机也受了重伤,前半部碰得支离破碎,但仍继续朝上飞了一会儿。尼尔少尉只一刹那间瞥见另一架飞机,还没弄清楚出了什么事,就赶紧把降落伞弹射出去,等着张开。在他下面很远的地方,“山毛榉”飞机失去了控制,急剧螺旋下坠,带着雷德芬一家朝地面栽去。
基思的手不住地抖,他又试了一次。“华盛顿中心呼叫‘山毛榉NC-403’。你听见了吗?”
华莱士呆在基思身旁,他的嘴唇在动,但没有发出声来,他脸色苍白。
他们惊恐万状地看着雷达显示器上的光点汇合在一起,开花似的闪了一下,随后渐渐消失。
佩里·扬特知道出了问题,凑过来问道:“什么事?”
基思的嘴发干。“我看是空中撞机了。”
这正是当时发生的事:凡是听见那可怕的声响的人都巴不得他们没听到,可是,既然已经听到了,是再也忘不了的。
欧文·雷德芬坐在那架螺旋下坠,眼看就要完蛋的“山毛榉”飞机的驾驶座上,把麦克风的送话电钮揿到底,这可能是无意识的动作,也可能是最后无可奈何的一种动作。那无线电居然仍然管用。
在华盛顿中心,从基思开始紧急喊话时打开的一个操纵台扩音器里传来了声音。起初是一阵静电干扰声,紧接着是一连串刺耳、慌乱、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管制室各个角落的人都转过头来。近旁一张张面孔都刷白了。
乔治·华莱士哭得死去活来。其他扇区的老资格总管也急忙赶来。
在尖叫声中,突然传来一个清晰的声音,惊恐、悲惨和哀求的声音。起初,并不是每个字都听得见。后来,在多次重放最后通话的磁带录音时,才把这些字拼凑成话。经过鉴定,是九岁的瓦莱里·雷德芬的声音。
“……妈妈!爸爸!……想想办法啊!我不要死。……啊!仁慈的主,我一直是个好……求求您!我不要……”
天可怜见,通话到此为止。
“山毛榉”飞机在马里兰州里斯本村附近坠落焚毁。四具尸体的残骸已无法辨认,合葬一冢。
尼尔少尉跳伞后安全地降落在五英里外的地方。
同这一悲剧有牵连的三个管制员——乔治·华莱士、基思·贝克斯费尔德和佩里·扬特——立即停职,听候调查。
后来,实习生华莱士被判在技术上不负任何责任,因为事故发生时,他并不是合格的管制员。但他被开除公职,空中交通管制部将永不录用。
年轻的黑人总管佩里·扬特被判负全部责任。调查委员会一连几天,甚至几个星期重放录音,审查证据,检查扬特自己在工作的重压下在几秒钟内必须作出的各项决定。最后的结论认为,他原该少花点时间处理有关西北东方航空公司的“727型”客机的紧急事故,而该多花一点时间在基思·贝克斯费尔德缺席时监督乔治·华莱士。至于佩里·扬特当时是值双班这件事——如果他不是那么好说话,他满可以拒绝这样做——却不予考虑。扬特受到正式的训斥和降级处分。
基思·贝克斯费尔德则完全被开脱。调查委员会煞费苦心地指出,基思当时要求暂时离开职守是合乎情理的,而且他按规定办了签出和签到手续。
同时,他一回来就发现可能要发生空中撞机,并力图防止这一事故。尽管他没有办到,委员会对他脑子灵、动作快还给予表扬。
起初,没有人提出基思离开管制室的时间长短问题。在调查快要结束的时候,基思眼看事情的发展对佩里·扬特不利,他主动提出了这个问题,表示要承担主要责任。他的这一请求得到嘉许,但是,调查委员会显然认为这是高风格的表现——如此而已。基思的证词,在弄清其用意后,也就一笔勾销。在委员会的最后报告中,并没有提到他企图提出异议这件事。
空中国民警卫队单独进行的调查证明亨利·尼尔少尉粗心大意、自作自受,没有坚持在米得尔敦空军基地附近飞行,而且让“T-33型”教练机偏近弗44航道。但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当时的实际情况,对他不予起诉。
这个少尉仍继续做他的汽车买卖,在周末仍然驾机飞行。
总管佩里·扬特得悉调查委员会的决定后,精神受到刺激,住进医院,接受精神病治疗。眼看他快恢复健康时,他接到一份不知是谁寄来的加利福尼亚州一个右翼团体印制的公报,公报除了反对别的事情外,还反对给黑人以民权。这份公报刊登一则对雷德芬悲剧的恶毒偏袒的报道。它把佩里·扬特说成是个无能、闯祸的蠢物,玩忽职守,对雷德芬一家之死无动于衷。公报说,这件事应该是对那些“悲天悯人的自由派人士”的一次警告,因为正是他们帮助黑人爬上他们的智力不能胜任的负责岗位上。公报还要求对空中交通管制部门所雇用的其他黑人来一次“大清理”,以免“再发生类似事件”。
要是在平时,具有象佩里·扬特那样的才智的人准会对这种公报嗤之以鼻,认为这是狂汉的出言不逊。实际上也是如此。但由于他目前的处境,他看了公报后,病又复发了。如果不是政府检查委员会拒绝开支他的住院费用,认为他的精神病不是因政府雇用而引起的,他恐怕还会无限期地接受治疗。
扬特出了院,但没有回到空中交通管制部门工作。基思·贝克斯费尔德最后一次听说,他在巴的摩尔一家滨河的酒吧间工作,成天酗酒。
乔治·华莱士则不知去向。传闻这个前实习管制员又参军了——这次是参加美国陆军步兵部队,而不是空军——眼下闯了大祸,得罪了宪兵队。据说,华莱士一再殴斗,看来是故意惩罚自己,让自己皮肉受苦。但这些谣传没有得到证实。
对基思·贝克斯费尔德来说,似乎生活还要按老样子过一阵子。调查结束后,撤销了他暂时停职的处分,他的资历和公职级别原封未动,并回到里斯堡工作。同事们深知,他的遭遇本来很容易落到他们自己头上,所以都对他表示友好和同情。他的工作刚开始时还算相当顺利。
他向调查委员会提出他的问题没有受到重视,后来基思再也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那灾难性的一天他在盥洗室磨蹭的事,甚至对纳塔利也没提起。但这个秘密始终在他的脑海里占着突出的位置。
在家里,纳塔利是很了解他的,而且总是关怀备至。她觉察到基思经受了一次严重的打击,需要时间恢复,所以她想方设法迎合他的情绪——在他需要的时候,就陪他说话或凑他的趣;当他不需要的时候,就保持缄默。纳塔利还私下悄悄地告诉两个儿子勃里安和西奥,要他们也应该体贴他们的父亲。
基思有点心不在焉地理解和感谢纳塔利所作出的努力。她的办法也许终究会奏效的,但只有一件事例外,这就是空中交通管制员需要睡眠。可是,近来基思睡得很少,有时甚至彻夜无法入睡。
等他睡着了,在梦里总要重现空中撞机前一刹那华盛顿中心管制室的情景。……雷达显示器屏幕上汇合的光点……基思最后发告急的喊话……尖叫声和小瓦莱里·雷德芬的声音……
做的梦往往不尽相同。譬如,当基思想走到雷达显示器前,扯下乔治·华莱士的耳机,发出警告信号时,他的四肢却不听使唤,动作慢得使人发急,四周的空气象是粘糊糊的烂泥似的。这时他的脑子只是一个劲地在想:要是他能行动自如的话,这场悲剧是可以避免的啊!……于是他就竭尽全力挣扎,但是等他最后抓到耳机,总是已经太晚了。在有的梦境里,他抓住了耳机,可就是说不出话来。他心里明白,只要他讲得出话,把警告发出去,就可以化险为夷。他的脑子象在赛跑,肺和喉咙紧张到极点,可就是发不出声来。
尽管梦境多变,结局总是一样——以“山毛榉”传来的最后一次无线电话而告终,即在调查期间他曾多次听到重放的录音带上传出的那段活。梦醒以后,身畔的纳塔利还在酣睡,可是他却眼睁睁地躺着,想啊,回忆啊,企盼那无法实现的事态,想把往事改变过来。后来,他干脆不睡,支撑着使自己醒着,以免再做梦受折磨。
正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的良心促使他想起他在航线中心盥洗室里偷闲浪费掉的那几分钟时间。在这关键的几分钟里,他完全可以回去,也应该回到班上去的,可是由于懒散和只顾想自己的事,他竟然没有回去。基思心里明白——其他人却被蒙在鼓里——真正应对雷德芬惨案负责的是他本人,不是佩里·扬特。佩里成了个偶然的牺牲品,技术上的受害者。佩里是基思的朋友,那天,他信任基思,以为他办事认真,是会尽快赶回管制室里来的。
可是,基思明知他的朋友在值双班,明知他承担着额外的压力,他自己却在磨时间,比实际需要的时间拖长了一倍,拆了佩里的台。结果是让佩里·扬特去被控,代人受过。
佩里成了基思的替罪羊。
佩里受到了极大的冤屈,但总算还活着。而雷德芬一家却送了命。他们之死是因基思思想开小差所致,在阳光下磨磨蹭蹭,让一个经验不足的实习生去过久地挑起基思自己应该挑的担子,挑起基思更为胜任的担子。毫无疑问,要是他能早点回来,他完全可以远在“T-33型”教练机闯进航道靠近雷德芬的飞机之前就发现它。他一回来就发现了这架飞机,这就是一个证明—
—可惜他去得太迟了,无济于事了。
一到夜晚,基思的脑子就翻来翻去……一遍又一遍……好象在踩水车……自己折磨自己,受尽悲痛、良心责备的苦楚。最后,他精疲力竭地睡着了,一般都要做梦,又从睡梦中惊醒过来。
不管白天晚上,雷德芬一家人总是在他脑际出现,尽管基思和雷德芬、他的妻子和他们的孩子素眜平生,但老是忘不了他们。基思看到自己的孩子勃里安和西奥活得好好的,就内疚起来。他自己还在人世,还在呼吸,似乎就是对他的一种谴责。
这许多不眠之夜和胡思乱想很快就影响了他的工作。他的反应变得迟钝了,作决定也犹犹豫豫的。好几次在工作负担太重的时候,他“失去了图像”,需要旁人帮助。后来,他发现有人在密切监视他。他的上级根据经验知道可能会出事,早就多少估计到会出现这种紧张过度的迹象。
接着,他被找去上级的办公室里进行了非正式的、友善的谈话,但没有解决问题。后来,根据华盛顿中心的建议,并得到基思本人同意,他从东海岸调到中西部——到林肯国际空港指挥塔去工作。有人认为,换个工作环境不无助益。带点儿人情味的官场中人,知道基思的哥哥梅尔是林肯国际航空港的总经理,认为梅尔·贝克斯费尔德的影响也许能够起点稳定基思情绪的作用。纳塔利虽然很喜欢马里兰州,但她毫无怨言地搬了家。
这个办法并没有奏效。
基思依然感到良心上的责备;依然恶梦连连,而且有所发展,花样翻新,尽管基本的内容是一样的。他只有靠服用梅尔的医生朋友处方的巴比妥酸盐才能入睡。
梅尔知道一些他弟弟的问题,但不完全了解。基思对他在里斯堡盥洗室磨蹭一事仍然保守秘密。后来,眼看基思的情况恶化,梅尔劝他去找精神病医生看看,但基思拒绝了。他的理由很简单:既然有了亏心事,天上、人间或精神病学方面都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这一事实,那又何必找什么灵丹妙药或什么自欺欺人的迷信仪式来摆脱它呢?
基思变得越来越颓丧,最后连性格随和的纳塔利也对他这种情绪起了反感。虽然她知道他睡不好觉,但她一点不知道他老在做梦。有一天,她又气又不耐烦地问他:“难道我们下半辈子就这样作践自己吗?难道我们再也不会有什么乐趣了,再也不象我们以前那样有说有笑了吗?如果你打算继续这样下去,我可要跟你讲清楚——我没有这种打算,我也不愿意让勃里安和西奥在这种愁眉苦脸的日子中成长。”
基思没有作答。纳塔利接着说,“我早就对你说过:我们的日子,我们的夫妻生活,我们的孩子比你的工作要重要得多。要是你不能再干这种工作——如果工作那么紧张,你又何苦去干呢?——应该马上就改行。我知道你常对我这样说,那就挣不了那么多钱,而且把养老金也白白断送了,但钱不是一切,我们总还可以过下去嘛。基思·贝克斯费尔德,你要我吃多少苦,我可以吃多少苦,也许我会发点牢骚,但是不会发很多,因为不管什么情况,总比我们现在这种情况好得多。”她说着说着,眼看泪水就要夺眶而出,可是她还是忍着把话讲完。“我得告诉你,我再也受不了啦!要是你这样继续下去,你就自己一个人去过!”
这是纳塔利唯一的一次暗示夫妻生活有可能破裂。也是基思第一次想到自杀。
后来,他的这个想法变得更坚定了,成了他的决心。
昏暗的更衣室的门开了。接着,灯也亮了。基思从沉思中回到林肯国际空港的指挥塔,在吊灯的强光照耀下,不断地眨眼。
原来是另一个管制员进来休息。基思把他没有碰过的三明治收了起来,关上存衣柜,走回雷达室。那个人好奇地朝他看了一眼,谁都没有说话。
基思不知道无线电失灵的那架空军“KC-135型”飞机的事是否已经处理完毕。很可能已经处理完毕,飞机和机组人员都已安全着陆。他希望是这样。
他希望今晚一切顺利。
他在走进屋去的时候,摸了摸口袋里放着的奥黑根旅社的钥匙,再一次肯定它还在。过不多久,他就需要使用这把钥匙了。
4
坦妮亚·利文斯顿和梅尔·贝克斯费尔德在机场大楼的中央大厅分手到现在差不多快一个小时了。即使在眼前,尽管中间插进来不少事情,她仍然记得两人在电梯外边手碰手的情景,他用的那个声调,说的那一句话:“这下我就有理由可以在今天晚上再来看你。”
坦妮亚知道梅尔必须赶进城去,但她非常希望他也能记住:也要挤出时间先到她这里转一下。
梅尔提出来的“理由”——他这是存心——是坦妮亚在咖啡馆里获悉的一个情况引起了他的好奇心。一个环美的业务员当时告诉坦妮亚说:“第80次班机上面有个不买票偷乘飞机的人。”他说“他们在广播找你,”而且还说:“据我听到的情况,那个人不那么简单。”
事实证明那个业务员说得一点不假。
坦妮亚重又回到那个私人使用的小客厅里,今天晚上早些时候,她在这间设在环美旅客报到柜台后面的这间屋子里,曾经对那个心情激动的年轻票务员佩西·史密斯进行安抚。现在,在坦妮亚面前的不是佩西,而是一个从圣迭戈来的小老太太。
“你过去也曾这样做过,”坦妮亚问,“有没有?”
“啊,是啊,亲爱的。有过好几次。”
这位小老太太舒舒服服地、满不在乎地坐着,一双手文雅地合在一起,放在膝盖上面,手心里面还露出一角有花边的手绢。她穿得整整齐齐的,一身黑,罩衣是老古板的高领,活象是谁的一个曾祖母出门去教堂。实际上,她却非法地,没有买票就在洛杉矶坐上了飞机要去纽约。
坦妮亚记得在一本书上看到过,远在公元前七百年,就有人偷乘腓尼基人在东地中海游弋的船只。当时,谁要是被逮住,就要处以非常痛苦的死刑——成人偷乘者要开膛剖肚,孩子则放在祭祀石上活活烧死。
打那以后,刑罚逐渐减轻,但是偷乘者并未减少。
坦妮亚不知道,在航空公司雇员这个小圈子之外,有没有人知道自从喷气式飞机增加了民航客运的速度和压力以来,白乘飞机这样的事竟然也与日俱增起来,象个传染病似的。大概没有人知道。各航空公司总是竭力把这整个问题包藏起来,深怕一旦公诸于世,那不花钱买票的队伍就会继续扩大。
但是,也有人知道白坐飞机是再简单不过的事,其中就有这位从圣迭戈来的小老太太。
她叫艾达·昆赛脱太太。坦妮亚把她的名字和她的一张社会保险卡进行了核对。如果不是这位昆赛脱太太自己办错了一件事,她本来完全可以不被发觉地到达纽约。原来她把她的白乘飞机的身份透露给坐在她旁边的一个旅客,那个旅客向女乘务员报告了这件事。女乘务员报告了机长,机长向前方发了个无线电话,于是一个票务员和警卫就在林肯国际机场等着把这位小老太太拉下飞机。她被送到坦妮亚这里,坦妮亚作为处理旅客关系的人员,她工作的一个方面就是处理本公司碰巧逮住的这类白坐飞机的人。
坦妮亚把她那整齐贴身的制服裙拉拉平,这种手势已经成了她一个习惯。“好吧,”她说,“我看你还是把情况跟我讲一讲。”
这位老妇人把那握着的双手放开,那块有花边的手绢也稍稍变了个位置。“唔,我是个寡妇,我有个结婚了的女儿在纽约。有时候我感到寂寞,就要去看她。于是我就这样办,我去洛杉矶,搭上了一架去纽约的飞机。”
“就那样?不用票!”
昆赛脱太太好象有点惊讶。“啊哟,亲爱的,我买不起票。我只有社会保险,还有先夫留下的一点养老金。这点钱只够我买圣迭戈到洛杉矶的公共汽车票。”
“你在公共汽车上给票钱了?”
“那是啊。这家汽车公司的人可严着哪。有一次,我买了张只坐一站的票,到站不下车。他们每到一个城就查票,司机发现我的票不对头。他们很不客气。和航空公司完全不一样。”“我弄不懂,”坦妮亚说,“你为什么不利用圣迭戈的空港?”
“哦,亲爱的,他们那边的人大概认识我。”
“你是说你在圣迭戈曾经给逮过?”
这位小老太太把头一斜。“对。”
“除了我们这一家,你还偷坐过别的航空公司的飞机吗?”“哦,坐过。不过我最喜欢环美。”
坦妮亚竭力装出严厉的样子,但是不大好办,因为两人的对话听起来有点象是在讨论一起散步到街角的铺子去似的。不过她在提问题的时候,还是把脸绷得紧紧的。“你说说你为什么喜欢环美,昆赛脱太太。”
“是这样,他们在纽约的那些人总是非常讲道理的。我在女儿那里住了一两个星期以后,我就打算回家了,我就到你们公司的办公处去把情况告诉他们。”
“你对他们说实话?说你偷坐飞机去纽约来着?”
“对了,亲爱的。他们问我坐飞机的日期和班次——我每次总是记下来的,所以我都记得。于是他们查了查一些文件。”
“飞行清单,”坦妮亚说。她也弄不清楚这种对话是实在的还是捏造出来的。
“对,亲爱的,我看就叫这个。”
“请你讲下去。”
那个小老太太显得有点惊奇。“再也没有什么了。事后,他们把我送回家。一般就在当天,坐你们公司的一架飞机。”
“全部经过就是这样?他们没有说什么?”
昆赛脱太太文雅地笑笑,那神情就好象她是在一个教区牧师家里喝午茶似的。“哦,有时候也挨骂。说我淘气,以后别再这样。这实在算不了什么,是不是?”
“是,”坦妮亚说,“这肯定是算不了什么。”
坦妮亚意识到,不可思议的是这样的事显然都是事实。航空公司都知道,这样的事经常发生。一个想偷坐飞机的人就是混上了飞机——登上飞机的办法多得很——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等着飞机起飞。只要这个偷乘者不闯到头等舱里去,因为那边的乘客很容易就被认出来,而且除非这班机满员,否则是不大会被觉察的。女乘务员也确实要点人数,她们的计数也可能和入口收票业务员的清单不符。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会怀疑是否有偷乘者,但是,那个值班的业务员得面临两种不同的选择。要就是让飞机走,在清单上记下人数和收票数不符,要就是重新核对一下机上每一个乘客的飞机票。
如果决定重新核对,这需要半个多小时;与此同时,把一架价值六百万美元的飞机扣在地面不放的代价是会扶摇直上的。在始发站和整个航线上的时刻安排将被打乱。那些有事要接头,有约会的乘客将会生气,不耐烦,而机长对他本人的准点纪录是敏感的,会对这个业务员发火的。这个业务员会说也许他自己弄错了;而且,除非他能够为这一次拖延时间找出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事后他要受到地区客运经理的呵责。最后,即使挖出了一个偷乘者,金钱和声誉方面受到的损失会远远超过让一个人白乘一次的花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