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马哈茂德（Mahmud，971-1030）—亦译马默德，伽色尼王朝苏丹，在位期间不断对外征伐，从1001年起，在26年内先后入侵印度达17次之多，夺取了旁遮普，大肆破坏掳掠，摧毁了曲女城。
①帖木儿（Timur，1336-1405）—建帖木儿帝国，帝国兴盛时西至两河流域，东至锡尔河，北至高加索，南临波斯湾。出身于中亚－突厥化蒙古贵族家庭。1398年侵入北印度，陷德里，屠战俘近10万人。纠集20万大军远征中国，至锡尔河病死军中。
②巴卑尔（Babar，Baber，1483－1530）—印度莫卧尔帝国建立者。1525年攻占德里，灭德里苏丹国，建莫卧尔帝国。次年打败印度诸侯联军，接着征服了北印度大部分地区。提倡文学艺术。
莫卧尔人不是入侵的蛮族，而是中东悠久文化的代表，这种悠久的文化经过穆斯林的宗教狂热而得到复兴。印度北部的文化没有给莫卧尔人留下深刻印象，因为它已陷入衰落的境地。他们怀念中亚故土的豪华生活。（比如说，巴卑尔亲自设计修建了阿格拉城，修建泰姬陵①的是他的孙子沙。贾汗。）他们也不珍视印度人抽象深奥的哲学，印度人在这个领域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与西方继续不断的关系，加上教义所规定的麦加朝圣，使这些入侵者不但与穆斯林文化中心保持接触。而且与伊朗的萨菲王朝②复兴保持接触。
①泰姬陵（Taj Mahal）—在印度阿格拉城郊，沙贾汗为纪念宠后蒙泰吉。马哈尔（讹称泰吉。马哈尔，意即“宫中之首”）耗时22年（1632-1654），造价4000万卢比，为世界著名古迹。
②萨菲王朝（Safavid dynasty，1502-1736）—伊朗王朝，创建者为伊斯梅尔一世伊本。海达尔。1587年阿拔斯一世嗣位之后，伊朗复兴，成为当时强国之一。
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世界观之间，有一条无法弥合的鸿沟。难以找到两种比它们更加对立的文明了。穆斯林入侵者是毫不妥协的一神教教徒，他们对一个高度人格化、以人的形体出现的固有的神有狂热的信仰。印度教徒是多神教的信奉者，甘愿承认许多神灵的存在，因为说到底，他们认为这些神灵只不过是一个非人格化的世界灵魂（即婆罗门）的各种表现形态而已。穆斯林强烈厌恶一切形式的偶像崇拜。印度教徒数千年来已经习惯了凭借物质材料代表的形象去接近神崇拜神。穆斯林坚持认为，一切虔诚的伊斯兰教徒都是兄弟，事实上他们在个人社会地位上允许很大程度的流动性。家喻户晓的《天方夜谭》的主题，表现乞丐一夜之间一举成为富豪、跃居显赫政治地位，这一主题只不过是一种文化理想的富有浪漫色彩的表现形式而已。印度教徒的整个社会制度的基础是社会上的不平等和固定的世袭制地位。最为重要的是，穆斯林的价值观念是动态的。“伊斯兰”的意思就是“顺从真主的意志”；然而，事实上，只有等到其它选择不可能时，他们才在维护自己尊严的条件下接受自己的处境。相反，印度教徒赞美消极的出世和来世。穆斯林入侵之后，印度教徒失去了政治权力，这无疑更加强化了他们的消极趋势，加重了他们对外在世界现实的否定态度。他们把自己包裹在超凡脱俗的一层保护性外衣之中。种姓制度固定下来，妇女避居深闺的习惯迅速加重，“不可接触”的贱民制度也固定下来。不过，深居闺房的习俗、消极出世的态度和来世的关注在穆斯林入侵时业已存在。我们已经看到，既然这些观念和信仰对于最早的吠陀宗教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它们的渊源也许是印度南部的德拉维人。在佛教处于上升状态的漫长时期之中，这些观念和习俗给印度人留下了越来越深的烙印。
如果要一步一步地追踪，与欧洲人初次接触时，印度的社会和宗教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形式是如何形成的，那是不可能的。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印度人对历史和应用科学非常之不感兴趣。婆罗门①始终死守这样的模式：声称自己喜欢的任何东西和一切形式的东西都有悠久的历史，而且是渊源于吠陀经典。到了殖民地时期，印度宗教和社会已经融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仪式化的程度，超过了任何其它大型的世界文明，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的一切细节都受到超自然力的约束。甚至连种姓制度也用繁复的精神修行理论来加以辩解。千百年来许多圣人阐释的结果是，印度教的宗教和哲学被熔为一炉，成了一个自圆其说的整体。
①婆罗门（Brahman）—意译为“清净”。印度第一种姓。在婆罗门教、印度教中亦被当做“人间之神”。婆罗门有六法：学习吠陀、教授吠陀、为自己祭祀、为他人祭祀、布施、受施。
吠陀教时期亚利安人信奉的神到处相同没有变化，而印度南部的德拉维人似乎有许多各地不一的小神，这一点适成对照。由于婆罗门的泛神论观念和生死轮回的教义，所以他们可以把南印度的这些地方性神灵和英雄与他们神谱中主神联系在一起，结果使德拉维人及其信奉的神祇都可以改宗印度教。这些被接纳的小神往往有互相矛盾的特性，与它们相关的传说往往也相互矛盾；但是这些矛盾总是能得到解释，因为神灵和人一样也要不断地生死轮回，相互矛盾的传说故事指的是神灵的不同化身。许多过去在德拉维人中流行的地区小神有相当大的感染力，所以对这些小神的崇拜扩展到了印度教徒居住的大部分地区。佛教和耆那教都是正宗婆罗门教①派生出来的异端左道。我们知道，佛教，尤其是早期佛教，基本上是哲理性质和禁欲主义的宗教，所以它一直不断地和普遍流行的地方神灵信仰发生冲突，虽然许多地方小神纳入了佛教的神谱之中。当佛家得不到王家的庇护而受到迫害时，这些土著人的小神又重新抬头，以复兴的印度教的形式出现。到6世纪左右，复兴的印度教开始削弱佛教在印度的势力。
后期印度教的两大主神为湿婆和毗湿奴。古时的两位主神因陀罗和梵天陷入了默默无闻的地位。毗湿奴原来是苏利耶②的一种形态而已，可是他此时已成为护持宇宙的大神。他的各种具体形态说明，许多不同的神灵何以在一位主神的身上被巩固下来。甚至连佛陀都被解释为毗湿奴的化身之一。湿婆似乎是前吠陀时代的神，他的居所卡拉萨山在喜马拉雅山脉之中。印度教寺庙的形制多半都反映着他山间居所的轮廓。
①婆罗门教—印度古代宗教之一。源于约前2000年的吠陀教。形成于前7世纪。以《吠陀》为最古经典。奉梵天、毗湿奴和湿婆为三大主神，它们分别执掌创造、护持和毁灭。主张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三大纲领。认为达到“梵我同一”即可使人获得解脫。前6－5世纪的宗教革新（佛教、耆那教的兴起）使之衰落。八九世纪间经过商羯罗改革形成现代雏形的印度教，即新婆罗门教。
②苏利耶（Surya）—婆罗门教信奉的太阳神。
实际上，印度教是多神教。然而，由于所有的神衹都被认为是一种普天同在的力量（即“梵”—译注）的不同侧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又不妨说它是一神教。印度教的哲学思想假设世界的基本力量有三种伟大的存在即三种表现。它们是天①（主创造）、毗湿奴②（主护持）和湿婆③（主破坏）。这与操印欧语民族的模式是一致的。在这个文化模式中，三是最神圣的数字，男性主神的地位总是超过女性主神。然而，湿婆教派的教徒认为，印度教的三位主神都体现在湿婆神的身上。许多印度教徒还认为。湿婆和毗湿奴仅仅是一位神的两个相而已。这种富有哲理的态度使印度教的各教派完全能相互容忍。结果使几乎完全不同的习俗和思想方法能在一种宗教中被接受下来。对生命力的崇拜在湿婆教派中最为重要，其它的教派却信奉萨克提（女子精气），七八世纪期间，奉献的教义（信奉一位使人亲切的神）取得了突出的地位。此后不久，伟大的哲学家兼传教士商羯罗④建立了婆罗门教的第一个教阶制度。他在令人叹为观止的云游传教中，鼓吹各种信仰和宗派的统一。他在世期间及以后修建的数以千计的寺庙，反映了印度教复兴的热情。
①梵天（Brahma）—因魔鬼、灾难也是他创造的，故在三神中地位不高，崇拜者不多，称号甚多，其中最著名的是“原人”。
②毗湿奴（Vishnu）—曾十次下凡救世，据说有一千个称号。
③湿婆（Siva）—既是毁灭之神，又是苦行之神、舞蹈之神。后来印度教中的三大宗派之一湿婆教奉他为主神。
④商羯罗（Shankar，Shankara，约788-820）—婆罗门教改革家，印度教吠檀多派哲学家。婆岁门教经他的推动而得以复兴，改称印度教。
印度教许多教义的渊源是《薄伽梵歌①》，这是一首对唱式的富有魅力和戏剧性的长诗，其教喻主要是伦理性质的。他遣责无为，提出三条解救的道路：行（业）、知识（智慧）和奉献。《薄伽梵歌》大约成书于公元前一二世纪，它是《摩诃婆罗多②》史诗中的一篇。这篇著作是印度神话、传说的历史和早期哲学思辨的宝库。另一首史诗《罗摩衍那③》始终是印度教徒启示的源泉，尤其是在中世纪有了它的白话文译本之后。千百年来，这两首史诗中诸神和英雄的故事，编织进了人民的生活之中，从众多的神灵和英雄之中，不同的教派挑选各自的神祇，包括主神和小神。
①薄伽梵欧—意译为“世尊歌”，印度教经典之一，源于史诗《摩诃婆罗多》的第六篇《毗湿摩》，是综合性的哲学诗。
②摩诃婆罗多—印度古代梵文叙事诗，世界最长史诗之一，与《罗摩衍那》并称为印度两大史诗。描绘班度和俱卢两族征夺王位。
③罗摩衍那—意译为“罗摩游记”或“罗摩传”，印度古代梵文叙事诗。描绘罗摩战胜邪恶的故事。
信奉印度教的农民让婆罗门去从事哲学思辩，他们自己则尊守规定的宗教仪式，以求得到实惠。除了崇拜自己教派的神祇之外，他们还崇拜地区性的神灵，传说中的英雄，这些神灵和英雄与他们的种姓或地区有一定关系。他们有时甚至要向自己祖先的灵魂祈祷。一生之中，他们至少要到一个贡奉自己庇护神的大庙去朝觐一次。祭祀各个神灵的节庆的时间和地点都是不同的。这样的庆典使许多崇拜者从四面八方云集一地，给单调乏味的乡村生活提供了一个受人欢迎的休息机会。在不朝圣的时候，他们也许在家供奉自己崇拜的神，同时他们也不会怠慢供奉地方神的土地庙。祭土地神的仪式由祭师主持，这位主祭并非总是婆罗门。一旦需要繁复的祭礼时，才请婆罗门主祭。此外，农民膜拜任何能给他当前的需求以襄助的神灵。商人向象头人身的财神加尼湿祈祷，以求生意兴隆。天花流行时，人们就祀奉天花女神杜尔加，她是湿婆神不大受欢迎的配偶之一。一般的印度教徒，无论是农民或婆罗门，对难以计数的神衹都深信不疑，对其它印度教宗派都具有宽容的精神，正如一位基督教圣贤的信徒对追求其它基督教圣贤的教徒抱着宽容的态度一样。
前殖民地时代的乡村生活的经济基础处于农业和工业的微妙平衡之中。城市基本上是行政和宗教中心。除了海滨河谷的城市之外，城市规模一般较小，水运使海滨河谷的城市供应问题较易解决。一个引人瞩目的特征，是设防城市的修建和市镇规划的发展，市镇规划作为一种艺术是印度教和穆斯林的共同特征。一位统治者总是想逃避上一任统治者的影响，于是他选择新址，建造一座精心规划的城市，兼用软硬两手把一部分居民迁至新城。新城维持的时间，一定程度上依赖选择新址的技巧。在许多地区，方圆不大的地区里常常形成鳞次栉比的新城和老城的丛结。
印度人口的主体居住在村子里，每村的平均人口在400人左右。成群的村庄常常结成一体隶属于一个县议事会，县议事会行使的职能是最高民事法庭。许多社区与世隔绝，同外地几乎毫无接触。土地所有制沿袭近东悠久的模式，耕地紧靠村子，比耕地更远的地方是牧场。村民公用财产所有权、生者对死者的公共财产享有的继承权，也沿袭近东的模式。这就避免了把土地占有分割得太细的倾向。联合家庭给家族成员中的每一位劳动人口和非劳动人口都提供他们需求的东西。村子的粮食分成制，每年都给村中的木工、铁匠、陶工、祭司、理发匠等人提供一份收割的庄稼，以换取他们一年之中所提供的服务。经济模式稳定不变，工艺上的机械改进非常之少。手工艺技巧在世袭的群体（种姓）中世代传承，被当做行业的秘密被保护起来。物质生活上的缺乏进步，可能是这些职业垄断的结果。垄断限制了竞争，阻碍了发明。
印度文化的特点，是将命定的地位和角色推向极端，这就使它成为最静滞不变的、迄今整合最完善的文化。社会的基础有三大支柱：村社自治、种姓制度和联合家庭。由于一连串超自然力的束缚，由于从高度繁杂和高度形式化的宗教和哲学体系中推衍出来的各种解释，种姓制度受到了强化。一个种姓由一群组织严密的人组成，他们具有共同的传统和强烈的团体意识。每一个种姓有一位首领和一个议事会。议事会不时举行会议，这种会议或多或少具有绝对的权威。议事会成员参加一些节日庆典，议事会对其成员有司法裁判权，有权对其成员实行惩罚，最严重的惩罚是把种姓的成员驱逐出种姓。
无论种姓的渊源是如何地千变万化，从理论上说，一切种姓按社会地位排列成等级，社会地位的根据是：人是从梵天身体的不同部位演生出来的。四大种姓的每一类又细分为数以百计的小的等级，每一个小的等级在社会级阶中都处在一个等级之下，一个等级之上。因为印度人口相当静止不动，所以这样的种姓等级排列是可以维持的。虽然个人不能在种姓等级中升迁，然而整个种姓是可以整体升迁的。只要特别严格地尊守祈祷、仪礼性的沐浴净身等方面的明确规定，整个的种姓就可以升迁。一位首陀罗不能升迁为一位刹帝利。没有哪一个种姓能全体升迁为婆罗门，然而，可以使用上述方法使一个小的等级在同一种姓的范围之内升迁一二个小的等级。
在维持一种极为繁复然而又是极为静止的文化并使之正常运转的过程中，种姓制度有完美的适应力。种姓成了印度生活的一个基本格局。任何新的社会成分都用种姓的字眼来阐释和调节。甚至连当地的基督徒和穆斯林也分成了小的等级，虽然他们并未接受印度教的等级和教阶制度。另一方面，许多“不可接触的”贱民信仰伊斯兰教和后来的基督教，以便逃避悲惨的地位。
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尤其给村社生活的自治性和自足性以沉重的打击，而且使种性制度发生进一步的分裂。如今，在独立的印度，其它重要的社会关系形式在急剧形成之中。由于新法律的制定，种姓关系、土地所有制和联合家庭的结构都在发生新的变化。这些事件的后果正待产生，本书不打算探讨这些事件。
9．中国
9-1 史前中国
中国人文化大一统的绵延不断的历史，比世界上任何其它文明的历史都要长，尽管中国文明绝不是最古老的文明。中国文明形成的时间比印度河流文明、近东文明和埃及文明都要晚得多。然而，中国文化整合为一体的时间早。而且，和其它古老文化不一样的是，中国文化从未发生崩溃。相反，自从实现整合之后，中国文化始终以不同程度的有效性继续发展。它与其它文化的接触非常之多。中国人曾经被几个外来的王朝征服过统治过，但是他们总是能够用自己的文化去影响征服他们的外夷，并且能够最终同化这些蛮族，以恢复自己血系的王朝。中国文明最早建立了有效而稳定的政府，这个政府能够管理城市和乡间的庞大人口。中国人从来没有真正被外族推翻过。
中国历史学家（原文如此—译著）孟子认为，中国历史以500年的周期作循环往复的运动。其格局总是：先是被外来的征服者统治，接着是外族征服者被同化，然后是天下大乱的时期，最后是在一个新王朝统治下实现中国人的重组，这个重组的时期是推行咄咄逼人的世界政策和对外征服的时期。倘若历史真会重演，中国应该能够脱离俄国人的羁绊，在二三百年内变成一个世界强国。认为中国人纯朴、友好、不好战的观点，离事实相去甚远。中国在自己的几个历史时期曾经是世界强国，曾经把她的征服推进到令人震惊的遥远地区。
中国可以断定的最早纪年，是公元前2250年，其根据是《史记》所载的天文观测。但是中国的发展迅捷。商代初年，约在公元前1750年，中国已经与西方的各种文明并驾齐驱了。自此之后，中国始终保持着令人钦羡的高水平的文化，保持着世间无与伦比的绵延不断的传统。
有几个因素促成了中国文化的优势，现代的科学农业推广之前，中国的农作物和栽培方法在世界上大概是最为优秀的。这使中国有能力支持与埃及和两河流域一样密集的人口，而且使中国人口密集的地区要辽阔得多。从遥远的古代起，中国人就关注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早在基督纪年之前很久的时期，他们就形成了一套网罗精英人才参政的技巧。心术不正的男子和女子统治过中国。然而，很少出现过脑子不灵的笨伯统治中国的情况；即使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的统治也非常短促。由于这一套培养和遴选精英的技巧，在过去的两千年中，中国的统治体制成功地结合了英国政府公务员制度的长处和美国民主制度对人力资源的广泛利用。最后的一个因素是，在极为悠远的古代就创造了文字，这种文字又与口语脱节，所以许多操不同方言的人能够纳入一个单一的民族和单一的文化传统之中。而且，这种文字使行政官员能利用过去统治者的经验；西方的行政官员就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因为每个欧洲国家的历史都发生过频繁的文字变革。
与印度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人一贯富有历史头脑。中国的历史文献真可谓汗牛充栋。遗憾的是，他们借古喻今的欲望，他们对系统条理性的爱好，常常导致重修过去历史记录的后果。所以，早期竹简上记载的历史，不如经典著作里记载的同一时期的社会那样富有田园诗似的美景。然而，所有史籍记载的文化信息中，有很大一部分有确凿的事实根据，这倒是毋庸置疑的。
中国北方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阶段，显然是北极圈共生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这个时期的遗址，常包含圆形的地穴，通常被称之为地穴式居室。但是地穴如此之小，所以它们用做地窖式粮仓或储藏室的可能性更大。即使被用做居室的话，恐怕也是冬季避寒才用的居室。最早的农作物是一种高大硬杆的粟，叫高梁，就象今天华北栽培的高粱。陶器上一些偶然的印痕被解释成稻谷留下的印迹。但是，如果真是这样，至迟在公元前2500年时华北就已经在生产水稻，这就提出了一个令人困惑难解的问题。与粟、稻（？）文化同时出现的，还有猪和狗的饲养业，华北人养猪养狗是用于肉食。早期新石器阶段结束之前，绵羊和牛也相继出现。遗址中偶然能见到的马骨说明，当时的马仍然是狩猎的对象，而不是家养的牲畜。
商代以前无文字可考。论述事物起源的《易经》里说，汉字发明之前，古人已在借用绳结记载信息传递书信。秘鲁印加人使用的结绳记事法说明，绳语可以是非常有效的。《易经》屡次三番经过修改和编纂，故其中所言不能尽信。使情况更加复杂的是，《易经》的编修者均为学者兼哲人，他们认为宇庙自有其逻辑组织；用这样的方式来思考问题，所以他们认为，远古半神半人的君王通晓神谕，洞察宇宙的逻辑结构。远古君王要洞察天理，方能加强并维持天理；只有在洞察天理之后，他们才将自己的才智转到功利之器的发明上去。
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始于商代（前1766—前1122）尽管商代在经典中常有记载，然而几年前它仍然被认为是神秘莫测的时期，直到黄河河套地区（原文如此—译注）前不久发现了很古的甲骨文。自那时起，人们对商代的王陵进行了系统的发掘。《易经》中记载的历代商王，大部分在当时的甲骨文中得到了证实。出土的商代文物，当时的甲骨文，再加上传统的文献，使我们对商代的了解胜过了对其后若干历史时期的了解。继商代之后的周代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记录，然而迄今为止，尚未用令人满意的现代科学考古法发掘出任何周代的遗址。中国人收藏古董的兴趣给青铜器和石刻文物提供了市场。最迟在纪元初期，盗墓之事已屡见不鲜，以盗墓为职业已司空见惯，虽然盗墓者声名狼藉。盗墓者使许多艺术珍奇重见天日，可是孤零零脱离遗址的古物并不能说明多大问题。安阳殷商帝王陵墓的发掘，迄今仍然是科学考古的唯一的孤立佐证。此地发掘的文物中，最能说明上层阶级日常生活的文物是商王占卜用的甲骨。商王对占卜有浓厚的兴趣，他们用几种方法进行占卜。他们最喜爱的方法是用火烧灼牛的肩胛骨以问吉凶。商代的祭司在甲骨上刻契占人的问题，用火烧灼，然后从甲骨上的裂纹看兆象定吉凶（此为原文所述占卜顺序—译注）。占卜的问题主要是宫廷大事、礼仪良辰、风雨气候、作物收成、出征吉凶等等。
商代的贵族似乎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证据见之于商王墓葬之中。他们的陵寝被视为死者的居室，其中的铺陈摆设与宫廷无异。墓中置放着青铜的兵器和甲胄、石刻和玉雕、青铜的礼器。青铜器的造型雄浑精湛，其浇铸技艺是空前绝后无与伦比的。
商帝国的结构，似乎介于征服性帝国和部落联盟之间。帝国各部分在政治上是自足的实体，没有迹象表明存在着皇家参议会或贵族议事会之类的机构。各地区由世袭贵族统治，各地贵族臣服于商王，并且从商王主持的祭礼中分享好处。中央政权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仰仗于商王的品格。商王弱，贵族就互相征伐。在任何时候，商王都在与华夏族之外的蛮夷交战。甲骨卜辞中反复提及一个叫做“牧羊人”的部落，这个部落生活在商帝国西部边陲之外。商王常常袭击蛮族部落虏掠奴隶，尤其虏掠战俘用于祭祀的牺牲。在卜辞所列的牺牲之中，可以看见这些“牧羊人”与家畜是相提并论的。
商代文化具有强烈的宗教和巫术取向，虽然它同时又缺乏神秘主义。每个村子都举行每年一个周期的庆典，都祀奉自己的祖先。各地的贵族还主持其它一些典礼，为本区的人民赐福。显而易见，各地都有自己崇奉的独特的二等神衹，亦有其信仰的山精水怪。最后是由商王主祭地位最高的神衹，尤其是天上的神灵，祈求神祇给全国賜福禳灾。商王和贵族主持的祭礼均有其严格的程式。每一种祭礼各用何祭器祭品，亦有严格的规定。毋庸置疑，每种典礼的程序也有严格的规约。
商人的族源尚不明确。显然他们的祖先从西北进入中国，这是中国历史上征服者进入中原时始终遵循的路线。而且，商代的开国年代（约公元前1500年），与亚利安人侵入印度，与草原民族入侵近东的年代颇为接近。亚利安人和北方草原民族和商人一样，已驯化马，已在使用马车。人们广泛接受的理论是：商人把许多西方的文化成分带入中国，尤为显著者有小麦和大麦的栽培、马的役使、战车、青铜铸造和文字。小麦和大麦在商代确已出现，这两种作物起源于西方是不庸置疑的。但是龙山文化①各部族已经知道驯养马牛羊。没有迹象表明，商代的建立导致了畜牧业的大发展。而且，商人亦不利用牛奶；如果说商代文化是由草原民族的共生传统衍生而来的，那么商人不喝牛奶就成了他们一个令人费解的特征。
①龙山文化（约公元前2800-前23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而得名；分布于山东、河南等地；磨制石器发达，制陶已使用陶轮；已出现卜骨；以农业为主，畜牧业亦较发达；早于商代文化。
无论商人的族源是什么，商代建立之初，华北地区有许多独立的部族，它们的新石器文化变化多样。可是，到了商代末年，华北已经形成统一的，不容置疑的华夏文化。在许多方面，商代预示着中国后来的历史进程。商代起始于外族的入侵，随后是外族被同化；商代使文字的地位上升，此后的中国文化亦重视文字；对学问的尊重亦肇始于这一时期，宗教仪式也形成于商代，在人与超自然力的关系中技术已战胜了情感；尤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商代使这样一个模式明确固定下来：将最重要的世俗和神圣两种职司授予同一个人；有知识的贵族阶级也形成于商代，他们兼有祭司、武士和统治者的职能，这样一个贵族阶层的出现使政教成为完全合一，不可分割的整体。
而且，贵族阶层的出现根本没有产生神权政治。中国人办事的态度是非常实在的，这样的态度使宗教成为政府的补充。上述商代的文化模式在中国历史从古至今保留了下来，使中国免受了祭司和君王的倾轧之苦，正是这样的倾轧使许多別的文明分崩离析。早在商代没落之时，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宣传战的格局，后来历代的改朝换代者都利用了这样的格局。周入侵入中原推翻商朝时，把末代商王描绘成罪恶和残暴的怪物，自称自己是上天派遣的仁义之师，旨在救百姓于水火，惩罚商朝暴政的罪恶，以便恢复天下太平。
9-2 历史时代早期的中国
周代建立之后，中国进入了历史完全明朗化的新阶段，中国文化大多数典型的模式此时已呈现出来。其中的许多模式在商代业已形成，但是到了周代它们才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与其说周朝是一个朝代，毋宁说它是一个时期，在历代王朝的纪年表中，周朝大约起始于公元前1000年，灭亡于公元前221年，但是周天子对全国的控制时间大约到公元前770年就已经结束了，这一年是都城东迁至洛阳的一年。甚至在此之前，封建制度固有的破坏力量就已经开始削弱周天子的中央集权了。周王朝的成就，是建立起全国彻底整合的社会、政治和宗教制度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之中，中国原已存在的文化模式和从西部蛮族借用的文化模式可以得到发展，可以被组织起来。周朝的开国元勋在把先前业已存在的文化模式整合成一个体系之中，究竟发挥了多大的个人作用，这一点难以判断。周代初期的几位天子，在这一整合过程中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他们曾经有过把夏文化成分与草原蛮族文化成分整合起来的经验。
据《竹书纪年》①载，历代周天子的历史均表现为不可动摇的权力意志，崇尚大治和崇尚礼仪的结合。直到周人对商王称臣的历史结束之前，周人对商王的权力、秩序和礼仪在外表上都非常之敬重；然而与此同时，他们逐渐把商王之下的小国越来越多地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周文王灭商纣王建立周朝时，他表现出最大的惋惜和遗憾，并且立即着手去整顿社会秩序和国家的秩序；根据竹书记载，他按照严格的体制整顿天下的秩序。根据中国历史学家的记载—中国历史学家总是笃信伟人理论的—周天子建立的新体制甚至改变了家庭的组织结构。显然在贵族血统的继承上进行了变革。然而，改变任何社会的家庭结构都是最艰巨的任务。周代实际的变革可能是这样的：鼓励商朝遗民中的贵族改变一些风俗习惯，使商朝贵族的家族制度与周朝贵族的家族制度一致起来。因为农民的主要职能是纳税，所以新王朝曾试图改变农民家庭的组织习惯，这一点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①《竹书纪年》—中国古代的编年体史书，计20篇，叙夏商周三朝（迄至前299年）史事，为战国时魏国史官所记。
周代贵族组成大的家族，颇象后世历代王朝的贵族家族。家族的核心，是同一祖先传下来的一群男子，整个家族住在一起，象一个股份公司，由最年长的男子控制。联合家庭及由其组成的姓氏群，实行严格的族外婚。家族和氏族的控制是强有力的父系控制。大家庭中出生的女子实际上不被当做是本族人。她们不会被引介给祖先的亡灵，而是在出嫁时被引介给丈夫祖先的亡灵，出嫁之后她们就成为丈夫大家族的成员。从理论上说，婚姻是单偶制。但是，贵族家庭的闺秀出嫁时常常带着一位妹妹和各种女仆，实际上妹妹和女仆自然就成为陪嫁的庶妻。妇女的地位相当高。贵族妇女虽然静居独处，但是她们并不被禁锢在后宫之中。这个时期的妇女常常可以受到良好的教育。许多迹象表明，常常有丈夫与妻子共议朝政之事。
在周帝国的组织中，家族內部男子的基本关系被当做仿效的模式。这种关系中最重要的是父子关系。父子关系被认为也反映在天子与上帝、天子与臣民的关系之中。周代创设了帝王的名号“天子”，上帝与天子的关系是亲子关系，天子与臣民的关系也是父子关系。据信天子对臣民行使父亲对儿子的双重职责：施之以仁爱、教之以德行。周代着力坚持的第二种家族关系，是辈分之别而形成的长幼关系和兄弟之间的关系，幼者始终应该尊敬和服从长者。这一关系反映在不同等级的贵族之间的关系和义务之中。最后还有一种关系，它并非起源于家族关系，这是互相帮助互相信赖的关系，这个关系可以作为封建领主及其贵族追随者互表忠诚的基础。
商代时城市不断发展，周朝保持了这个发展趋势。周代贵族住在城里。城市设防坚固，是行政中心，也是集中和储存实物税的中心。此外，城市又成为贸易中心和宫廷用品的制造中心。封建宫廷由封建君主的家族、追随他们的贵族以及他们的谋士和官吏组成；不过，并非所有的谋士和官吏都是贵族出身。城市成为学问和享乐的中心，并且给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刺激。
周代的开国君王所创立的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很快就证明为不能运转。几个原因促成了中央集权制的迅速瓦解。它赋予天子的责任过多过重；王位继承的规定又非常僵硬，常常使继位者的个性听其自然，以至使虚弱或邪恶的统治者得以登基。帝国处在北方和西部蛮族的持续不断的压力之下。周朝贵族日益成为军事贵族，他们只擅长武功。和他们乐于保卫周朝社稷一样，他们还乐于兼并相邻贵族的地盘。晚至公元前700年，周王朝的军队仍然沿袭贵族驾战车和轻装步兵簇拥战车的组织兵法。可是，征调未经训练的农民的老传统，逐渐被常备的职业士兵所取代。这样就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农民既要支付王侯府邸的消耗，又要支持领主的军事设施。这样的府邸在许多城市里建立起来，它们互相竞争，比奢侈比排场。国境上的诸侯召募越来越多的雇佣兵。这些雇佣兵的军纪败坏，他们的抢掠加重了平民原有的苦难。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史籍中常常提到的原因之一，是贵族出猎时给农民的庄稼和财产所造成的破坏。这说明周朝贵族所进行的大规模围猎和追猎，与元朝贵族组织的围猎和追猎相仿佛。
在频仍的战争压力之下，贵族把越来越多的教育和行政事务托付给新兴的专业的仕宦阶层。过去被贵族阶级垄断的教育，如今被平民化了。许多城市兴办了学校，学校里传授贵族们过去所学的一切课程，可能只有箭术和驾驭战车的兵术除外。封建领主的政治顾问提供了有利可图的前程。学过历史和政治权术的平民谋求统治者的庇护。他们离开故国游说四方，谁给最优厚的待遇就在谁的门下做食客，他们觉得这很符合自己扬名显声的理想。公元前五六世纪的圣哲，如孔子孟子等等，就出自这个仕宦群体。根据这一背景来看问题，他们的哲学体系关注于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就容易理解了。
长期征战和动荡的状况，越来越多的蛮族被纳入中国社会的形势，看来是削弱了对古代祭献仪式灵验度的信仰。因为祭礼是天子的主要职司—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对祭礼信仰的动摇又削弱了中央集权。到公元前700年，帝国分裂为14个互相征战的诸侯国。周天子的角色变为略似中世纪欧洲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扮演的角色。这一角色声威显赫，可它实际的权力和财力却非常之小。天子在政治上的控制范围只限于一个国家，而且是一个较小的国家，就是历代天子直接统洽的那个小国。天子的财政收入仅限于这个小国农民所缴的捐税。
约在公元前4世纪，出现了一种新的战术。在此之前，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在于用装甲战车作战。公元前4世纪时，西北部各诸侯国开始用骑兵作战。看来这段时期是有效的骑兵战所需的装具和战术兴起的时期，骑兵战兴起的地方大概是在大草原上。树形马鞍、马刺和复合弓，再加上既可以一字排开冲锋又可以迅速机动的训练有素的骑兵—这个战术发明在战争中的革命性，与后世坦克飞机的革命性可以匹敌。它改变了中国与大草原接壤的整个边境线上的力量对比。
随着蛮族雇佣兵的出现，中国的战争带上了一层新的更加血腥的外观。顽强防守之后，坚固设防的城镇还是要落入敌手；破城之后所进行的精心安排的大屠杀，使城里的平民百姓丧失了坚决抵抗的勇气，本来坚固设防的城市是封建社会防卫上的长处。而且，在过去的战争中，战俘通常在战役结束之后会被释放的，他们的遭遇无非就是割去耳朵之类的屈辱；可是现在，他们现在被蓄意屠杀净尽，以削弱敌方可资利用的训练有素的后备力量。被屠杀的人数被精心地记录下来。据说长平城陷之后，被斩首者达40万之众。即使考虑东方书籍中常有的夸张，继续不断的杀戮一定造成人口锐减的后果，这就给相邻蛮族移民强大的滚滚洪流腾出了空隙。因为中国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依赖于农业人口的纳税，所以这个栘民浪潮很可能受到了封建统治者的鼓励。入侵者很快被融合，故移民浪潮对中国文明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尽管中国遭受战争之苦—或许正因为她饱经战祸，战国之前的一段时期，是精神活动极不平凡的一段时期。私塾兴起，与官学并立，并最终接过了官学的主要职能；它们吸收平民入学。私塾造就了古代世界中最庞大的一群知识分子，这是不容置疑的。这群知识分子全都面临着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找出一种减轻苦难的办法。苦难的生活显然是政治管理不善造成的，政治不清明使生活难以忍受。不同的哲人对这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作出了不同的回答。由此而生的哲学体系中，以孔子、老子和孟子创立的体系最为重要。前两家学派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孔子学派的影响尤其深远。由于官方的支持，它对许多政治格局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对于不通汉字的欧洲学者来说，要清楚了解这些哲学派别的情况，是相当困难的。汉语句子象电报一样精练简短，可是它们并不象电文那样语义清晰。我们看到，中国学者自己对古代文献的释读就是见仁见智颇有歧异的。
孔子生于华北，他创办的私学是在鲁国。在他那个时代，统治鲁国的仍然是周天子分封的公侯。孔于是当时最伟大的学者，他深切关注历史先例，坚信周武王建立的组织严密的王国是黄金时代。他编修周朝古籍，使之理想化，经他整理的古籍仍以当年的面貌流传至今。他的学说意在伦理，完全不带超自然力的痕迹。他的观念难以翻译成西方的文字。他相信人与人之间有天生的同情心。这种同情在家族里表现得最为强烈，但是理想的境界是把这种同情宏扬开去，直至它包容全人类为止。为了使同情心发挥作用，有必要首先端正“名分”。在孔子的哲学中，“名分”使人想到柏拉图的绝对理念。“名分”被视为理念世界中存在的客观实体。
在实践中，孔子讲究道德并力求精准。他把主要精力用于阐明各种社会角色的身分和作用。与同时代的其他仕宦一样，他到处游说，寻求圣君贤王庇护并贯彻他的学说。最后他被任命为鲁国的一位小官。据说他晚年在鲁国宫廷供职期间，在跟随鲁公出巡时喟然长叹日：出巡的队伍顺序说明世风日下，骄与恶（公侯及其宠妃）走在前面，智与德（即孔子）却远远落在后面。
儒学在孔子的两位追随者孟子和荀子的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二人在孔子最初提出的“名分”观念上意见一致；然而，在德性与人性是否一致上，在“仁爱”是否是善行的动力上，两人的主张却绝然相对。孟子信奉人性善。他认为，个人不受干扰会自然趋向善行，亦如水之往低处流一样地自然而然。因此，他的弟子坚决反对各种社会强制措施。与此相反，荀子认为人性无所谓天生的恶与善。他认为，仁义是习惯使然，唯有通过反复的善举才能养成仁义的品性。因此，他可以被认为是个性心理学中的学习理论学派最早的代表人物。与此观点一致，他对远古的权威持怀疑态度，认为社会发展是一个进步的过程，而当代的圣贤则最能透彻了解并指导这一进程。
孔子学说几经坎坷沉浮，到汉代后期被接受下来，并尊奉为帝国组织的指针。有这样一个传说—也许它并不可信：汉代有一位皇帝看到复活之中的贵族实力对自己的统治构成了日益严重的袭扰，于是就召见一位儒生，问他有何良策免除贵族的威胁。儒生答曰；“让其子平分其封地。”儒生的智谋给皇帝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致使皇帝决定把儒术尊为汉王朝的官方哲学。
即使上述传说真有其事，一件事也好，官方施舍的什么恩惠也好，都不足以解释，何以儒学能在近两千年内支配中国人的思想。解释这个问题的线索，或许是弗朗西斯。徐所谓的中国人“随遇而安”的典型的性格特征。根据这一深刻的分析，中国人很想把握他们所处的许多不同的情景，以便于调节自己的行为。他们看重成功的自我调节。胜过任何抽象的价值体系。儒家哲学把人的各种地位和作用区分得清清楚楚，阐明了各种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在任何人的生活中都极为重要，给人提供了明确界定了的行为模式。
老子的学说实际上在一切方面都与孔子的学说相对立。儒家重人际关系，只是在坚持恰当的礼仪这一点上才注重超自然力。老子的学派不注重人际关系，只注重理解天理，包括我们认为是超自然力的一些东西。儒家谋求使概念日趋明晰，在探求概念明晰的过程中，强调钻研学问，尤其是强调研究历史。老子转向沉思和内省，他乐意让自己学说中的基本观念模棱晦涩，满足于谋求用灵感而不是用先例来解答问题。
有趣的是，这个学派常常被叫做道家，它兴起于中国南方。显然它谋求把华南早已存在的态度和信仰组织成一个体系。显而易见，道学是从古老的自然崇拜和混乱无序的超自然力崇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统一之前这些原始崇拜就已经出现了。许多民俗传说进入了道学，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以至于我们无法确定老子是否真有其人。道家崇奉的神衹很多，有些是超自然力神，如玉帝和慈悲女神。慈悲女神叫西王母，等同于佛教中的观世音菩萨，在接受了基督教的地区她又等同于圣母玛丽亚。道教中的其它神祇是古老的英雄传说。战神是公元三世纪战死的一位将领。有趣的是，是否可以设想，道教的神秘主义和印度的神秘主义是否可以回溯到东南亚古老的共生文化传统，因为这个共生传统对两种宗教都产生了影响。
老子哲学体系的基本观念是宇宙处在常衡不断的变化和重组之中；两条对立的原则阴和阳组成一个动力场，生生不息的宇宙就处在这个动力场中。这位中国贤人并不认为阴阳二原则是矛盾冲突的。它们象一根磁铁的两极一样达到了平衡。两种力都完全是非人力的、非道德的力量。宇宙是一个战场的思想（如祆教中的创世神奥尔穆斯与妖魔阿里曼相斗、基督教中的上帝与魔鬼相斗），而且每个人都必须站在其中一边积极参与斗争的思想，与道家的哲学思想完全是格格不入的。它认为阳阴通常保持着平衡，只是在偶尔之间受到干扰而暂时失去平衡。智者追随中间道路，此谓之道。个人要靠沉思才能受到启示而悟道，尤其是要在未受人影响的自然界中去沉思才能悟道。典型的中国山水画中，高山飞瀑，古木参天，画面的前景中独坐一人沉思默想，这样的画面表现道家思想最完美的意境。在大自然的面前，在庄严肃穆的自然力面前，人确乎是微不足道的；明智的作法就是谋求了解自然力，避免扰乱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