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民族从东南亚及其邻近岛屿的家园向外迁徙，是最令人惊异的历史现象之一。尽管原子型的政治模式使他们不能组织宏大的社区工程，尽管他们学会使用金属工具比较晚，然而他们竟然可以在航海探险中囊括地球上三分之一的地区，竟然可以在遥远的马达加斯加岛和复活节岛定居，马达加斯加岛距非洲东岸仅有250英里，复活节岛距南美洲西岸仅有2200英里，与美国的丹佛市正好南北遥遥相对。
印度尼西亚人向外移民肯定始于新石器时代，且一直延续到近代。直到今天，马来亚捕捞海参的渔民仍然到澳大利亚北部沿海作业，他们在此留下了混血的后代，对澳大利亚土著文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不过，移民的高峰期似乎在公元前2000年，大量移民的浪潮在公元500年即已结束。此时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受到印度文化的决定性影响。
马来-波利尼西亚人移民之初，美拉尼西亚群岛上住着尼格血统和澳大利亚血统的黑色人种，他们是文化上的落伍者。美拉尼西亚群岛处在马来-波利尼西亚人家园的边缘地区，所以他们常受到入侵者的困扰。有史时期初始，马来-波利尼西亚语已经在这个群岛上扎根，只有几个大岛的腹地除外。然而，尽管岛民的体型有许多地区性变异，长期的社会隔绝和近来繁殖使今日的人口依然以尼格罗血统和澳大利亚血统为主。原始的马来移民和第二期的马来移民只有在偏远的几个小岛上才有发现，就连他们似乎也是晚近从东方漂回的波利尼西亚后裔。
语言和体型分布不一致的奇特现象，似乎有一个最合理的解释：马来-波利尼西亚移民发现美拉尼西亚的环境不适合他们生存，土著人的敌视倒不是主要问题。就连借助现代医药的欧洲人也觉得难以在此地生存。有许多流行病，其中尤以多种疟疾最为可怕。初期的马来-波利尼西亚移民大概在岛上建立了许多居民点，与当地土著通婚。其后裔是地地道道的混血人。他们操若干种不同的语言，但是所有的语言都以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成分为主。他们的文化有各样的地方特色，但是全都是土著文化和马来-波利尼西亚文化特质的组合。然而。由于土著人的体型对环境有较强的适应性。所以他逐渐取代了入侵者的体型，在一些欧洲人建立的较早的热带殖民地里，也可以找到类似的情况。欧洲语言和欧洲文化保存至今，居民却显示不出多少欧洲血统的体型特征了。
从南线进入波利尼西亚群岛的初期移民的后裔保存下来，进入有史时期之后，他们仍然住在马克萨斯群岛、芒加利瓦岛和复活节岛上。他们构成12世纪向新西兰的大批移民中的一重要成分。他们并不显露或很少显露美拉尼西亚人的血统，可是他们与美拉尼西亚地区的文化有相同的特质。最重要的特质就是盛行头颅崇拜，崇尚猪头术，崇尚保存颅骨，把敌人和祖先的头骨一并保存下来。吃人的习俗是为了口福，而不是为了仪式的需要。极端的政治分化和频仍的部落战端也算一个特质。刚阳的艺术讲究曲线美，常把人体作为表现的对象。
北线的移民占据了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他们似乎是夏威夷的首批居民。对克罗林群岛中的塞班岛上一个居民点进行的放射性碳测定说明，其年代约在公元前1500年。断断续续的移民浪潮延续到近代。密克罗尼西亚人是第二期的马来移民，而不是初期的马来移民。
马来-波利尼西亚人占领菲律宾群岛、进入密克罗尼西亚，只不过是他们向东迁徙的第一步。跨越了这两个群岛之后，整个太平洋上众多的岛屿都向他们敞开大门，等待他们去殖民。一条迁徙路线，似乎是经美拉尼西亚群岛向附近的波利尼西亚群岛延伸，再经汤加岛到萨摩亚再向东到达社会群岛、马克萨斯群岛，并最终伸向复活节岛。另一条路线在遥远的北太平洋，它把移民带进分散的密克罗尼西亚群岛。这一线的移民最终到达夏威夷。
马来-波利尼西亚人向西移民路线比较难以重建，但是移民的规模决不会小。其证据是，马达加斯加岛民不光是保留了马来-波利尼西亚语言和文化，而且还保留了初始移民和第二批移民的体型。印度洋是地球上最赐福人类的大洋。季风给人以航海的顺船风。东西季风随季节而变化。很可能希腊人在红海口和印度之间荒凉的海岸边爬行的时候，善于航海的马来-波利尼西亚人已经发现了从爪哇和苏门达腊到东非的航线。
马来-波利尼西亚人向非洲和马达加斯加移民的最初年代，只能靠推测。具有东南亚新石器特征的石器尚未在以上两地发现。这并不是说，深入的考古发掘不可能发现这类新石器。但是根据现有的知识判断，移民发生时，移民们尚不知铁加工为何物。反过来说，非洲的铁加工技术，非洲工具和武器的形状，根据东亚活塞式风箱略加修改而成的若干非洲式风箱都暗示说，黑非洲的铁加工是从马来-波利尼西亚人学来的。
3-2 大洋洲文化
马来-波利尼西亚的边缘文化残存于大洋洲和马达加斯加岛，它们对文化演进的主流几无贡献。然而，它们给研究社会和文化的学者提供了一些最为有趣的比较研究材料。许多岛屿相对隔绝，马来-波利尼西亚人趋于在小型的同族通婚部落中生活，甚至在避免外部接触的村落中生活，这就给人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去研究独立的文化发展的结果。围绕一小串文化主题你可以发现各种可以想象的变化，这些文化主题在此几乎是无处不在的。无庸赘言，这种文化多样性使归纳概括难以进行。平行的独立发展似乎发生在一些地区，然而马来-波利尼西亚人生性喜欢航海，自由漂泊，结果使文化分布发生一连串的中断，使人无法进行大陆上那样的文化区域分类。因此，在对波利尼西亚人的一般描述中，适用于大多数波利尼西亚岛屿的若干条表述，根本不适用于萨摩亚。萨摩亚人建立的是一种贵族式的共和制。他们绝少注意家谱，对宗教的注意甚至更小。波利尼西亚普遍流行的神衹，在此以令人愉快的、饶有趣味的神话的面目出现，然而这里的萨摩亚人既没有一间庙宇，亦没有一位专职的祭司。群岛其余地方无所不在的祖先灵魂，在此受到的关注却少得可怜。
马来-波利尼西亚地区最有名的“原始”地区是波利尼西亚。遗憾的是，它又是土著文化地区中知之最少的地区之一，因为它受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传教士热情、疫病和商业盘剥的充分影响。等到收集和分析文化材料的现代人类学方法推出之时，大多数波利尼西亚文化已经濒临绝境。早期的来客留下了珍贵的见闻录，但是这些记录中常有误解。它们把波利尼西亚人说成是自然人的结合。那时的自然人被卢梭及其浪漫主义的追随者理想化了。波利尼西亚人贵族式的、按阶级组织的社会对那时“思想正常”的绅士们是如此亲切。波利尼西亚性习俗的随便，波利尼西亚妇女的姿色，尤其是在经过几个月海上漂泊的水手的眼里更显得美丽的妇女，都使它成为世上天堂的一幅美景。可惜，误解和浪漫虚构产生了对波利尼西亚人的一些固定看法。后来许多游记作者和严谨的学者，都毫无疑问地追随了这些老框框。甚至在今天，人们仍然倾向于用欧洲君主政体的观点去看波利尼西亚人的政治组织，倾向于用经典神话和传统教堂的模式去看波利尼西亚人的宗教。
遗憾的是，早期笔录见闻的来客中，连一位“衣着华丽的苏格兰高地人”也没有，苏格兰高地人本来是可以看出波利尼西亚部落和苏格兰家族之间许多共同之处的。在二者之中，同氏族的人都团聚在一个地区，自称是同一远祖的后裔，通常是族内通婚。在二者之中，酋长或族长只不过是远祖血统最直接的后裔。他决不会缺少继承人。倘使部落里的人从辈分最高的继承人开始一个接着一个被人抓走了，最后的一位幸存者也有权接受酋长的封号和标帜。同宗人对酋长表示的尊敬和服从，与其说是对他个人的，毋宁说是把他当做氏族的象征表现出来的。酋长和追随者由相互承担的义务团结起来，这种相互义务又是从其血缘关系产生出来的。
在这个程度上，波利尼西亚人和苏格兰人颇有相似之处。在新西兰、马克萨斯群岛和其它几个地区，每一个部落除短暂的结盟之外都独立自处，这一点颇象苏格兰高地人。在那些后来的移民建立了国家的波利尼西亚海岛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夏威夷和社会群岛上，占支配地位的部落的酋长成为国王，他接受其它部落的朝贡。朝贡常常被说成是对国王代表他们使用超自然力量的回报。国王这一部落的其它成员享受额外的特权，但是他们没有转变成为封建贵族。除非他们由于和其它部落中门第高贵的家族联姻，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否则他们就得象别的人一样地干活。
波利尼西亚国王生活在宫廷环境中，宫廷靠强令臣民捐贡来维持。朝臣一部分由王族血统的人组成，但主要由经过挑选的有特殊才能的人组成，无论其血统和门第背景如何。其它岛屿的来客被吸引而来，如果他们具备必需的资格，就可以被朝廷接纳为王室仆人。因为他们不是当地祖先的后裔，所以他们不能传导当地那种超自然力，他们可以触摸王室成员和王室财产，而不致于给自己或他人带来危险。有名的武士也进入朝庭，组成禁卫军，而且成为执法的力量。谋士的选拔看的是智谋，不论其出身是什么。最后，每一个宫殿还包括大批男女演艺人。在南波利尼亚群岛，这些演艺人组织成一个社团，其成员立誓过独身生活，虽然这绝非等于是严守贞操。他们在宫廷之间巡回演出，上演奇特的舞蹈和戏剧。有趣的是，土著人认为王室宫廷是懒惰挥霍的中心。
有两点是波利尼西亚社会制度的独特之处。波利尼西亚人不回顾一个伟大的时代，而是展望未来。他们把部落构想为一棵“向上生长、向外伸展的大树”。每一代都比上一代的超自然力强大，家庭里的长子长女在超自然力上都胜过自己的父母。这一构想走得如此之远，以致在许多地方，酋长的继承人一旦出生，酋长就立即失去了部落首领地位，而只能以摄政王的身分统治部落，直到他继任酋长的儿子长大到能接过权柄为止。
波利尼西亚社会组织的第二个特征，给学者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混乱，这就是他们计算血统和地位的独特系统。头胎出生的孩子，无论是儿子还是女儿，在家庭里的地位最高。行二的孩子的地位居于其次，依此逐渐往下推。在计算家谱时，血统的追溯是通过每一代先辈中地位最高的那一位祖先来进行的，无论这一位祖是男还是女。故此，波利尼西亚人的血统既不是母系血统，也不是父系血统，而是长子女继承制的血统，这种血统的排列不见于世界其它任何地区。从理论上说，个人的社会地位既由本人排行决定，又由其祖先的排行决定。既然部落全体成员都是部落始祖的后裔，所以任何两位部落成员相对而言的地位排列，均可以简单地靠追溯家谱来确定。家谱中历代的长子（女）越多，后人在部落中的地位就越高。因为家谱又用来确定个人占有土地的权利和其它的特权，比如在部落圣地中的席位，所以家谱精心地记录下来。记录可靠达到20至30代人的家谱，并非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在一些家谱的早期世代中，也许存在着一些神秘的成分，这些家谱可能长达80代人之久。
计算血统和地位的长子继承法，对波利尼西亚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意味着，许多姐妹比兄弟的地位优越，许多妻子比丈夫的地位优越，如此等等。结果产生了男女之间异常程度的平等。虽然女性所受的一些禁忌限制并不影响男子，但是两性各有其规定的利益和活动。大概再没有任何其它“原始”人群中的男女两性，享有如此相近的社会平等了。
长子继承模式对政治组织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假如酋长最年长的孩子是女儿，她在部落中就享有最高的地位，而且她将把这一地位传递给自己最年长的孩子。同时，她又不可能行使酋长的全部职能，包括担任指挥作战的首领的角色。在这样的情况下，酋长的职务就暂时交给她最年长的兄弟；不过，假如她最年长的孩子是儿子，酋长的职务就交给这位长子。如果血统最高贵的世系连续几代人中的头胎生孩子都是女儿，而血统低的世系所生的头胎都是儿子，酋长的职务又趋于固定在血统低的世系之中。与此同时，高世系继续维持高地位，甚至会一代接一代地加大它与占统治地位的低世系之间的鸿沟。因此，在18世纪的汤加岛，地位最高人成了国王姐姐的头胎生女儿，因为国王的姐姐也是头胎生的长女。所以，每次碰见他那位地位最高的外甥女，国王都得弯腰曲膝、脱掉上衣，以承认她优越的地位。据说国王对此极为不满，每当他听说外甥女就在附近时，他就派出许多人去探查外甥女的动向，以此作为保护的屏障。这样，探子就可以即时发出警报，使他避免遇上外甥女。
血统高贵的世系中一旦有了头胎生的男儿，就会出现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掌权的低世系并不想拱手交出权力，这是可以理解的。通常的体制是将高贵血统的代表人物立为神圣的酋长，这一神圣的封号使他的地位固定下来。在极端的例子中，凡是神圣酋长接触过的东西都成为不可触摸的禁忌，甚至他走过的地皮，他的身影触及的树木都带上了神性。所以他只能晚上出门，而且即使那时出门也必须由人抬。除了专门选定的贴身仆人外，谁也不能接触他的肉体，不能侍弄他的衣服。凡是他吃喝用的器皿都必须即刻销毀，以防使别人受到伤害。这不禁使人想起幕府时期的日本天皇，那时的天皇陷入了同样神圣而无权的困难处境。
波利尼西亚人中的几个社群发现，解决长子女继承所造成的困难的简易答案，是兄弟姐妹开亲联姻。如果最年长的孩子是女儿。就把她嫁给弟弟。这样，争夺酋长职位的一切要求都消除干净了。姐弟婚姻所生的子女取得了双重的世袭的超自然力。在波利尼西亚的群岛大部分地区，任何形式的兄弟姐妹婚姻都受到严厉的遣责，就象它在我们的社会之中受到严厉的遣责一样。然而，在夏威夷，增强超自然力的欲望似乎导致了兄长和妹妹的婚姻。这种匹配的婚姻被其它波利尼西亚人视为丑事。
不提到“马那”（超自然力）和“塔布”禁忌），是不可能理解波利尼西亚人的政治组织和政府形式的。可惜，这两个词都不能直译成英语。与“马那”最相近的英语是“成就的力量（Power for accomplishment）。因此，凡是具有超常表现力量的人或物都表明自己具有“马那”，无论具有超常表现力量的是钓到异常多的鱼的一只钓钩还是具有超常外交手腕的酋长，他们都具有“马那”。其它许多未开化的民族中也可以找到一个类似的概念，但是没有一个民族使之成为波利尼西亚人那样系统的东西。波利尼西亚人使之成为一个逻辑的、哲学的观念，借助这个观念，卓越能力的一切表现都可以简化为一个共同的标准。
“马那”完全是无生命、无感觉的，就象我们的力的观念和能量的观念。据认为它无处不在。只要技巧正确，它是能够为人利用的。可以把它比喻为无线电波，把体现马那的人或物比喻为收音机。神祇和精灵以及人的力量，归之于它们各自接收和聚敛马那的能力。他们的能力差别很大，所以一位活着的酋长实际上可能具有比鬼魂更多的马那，甚至比一些小神具有更多的马那。马那的感染力很强，凡是接触过具有很多马那的人或物的东西，无不变得非常危险，它们会危及马那较少的人的安全。
“马那”信仰表面上与美洲印第安人的“马尼顿”（moniton）和“奥伦达”（orenda）之类的观念相似。然而，实际上存在着一种最根本的差別，它反映了波利尼西亚人和印第安人对我们所谓的超自然力所抱的不同态度。印第安人靠主体的试验去确认超自然力的存在。他知道它的存在，因为他感觉到了它使人敬畏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即戈登魏泽①所谓的“宗教震慑”。波利尼西亚人不进行主体试验去感受马那。只有在他看见马那发挥神力后，他才能认识到它的存在，正如只有作过试验之后才知道电线已带电一样。由于这个原因，凡是受马那影响而变得危险的物体和地方，就一定得标记出来。波利尼西亚各地，“塔布”信号被用来表示一个地方是神圣的，或者表示某种财产受到魔力的保护。
“塔布”也没有准确的英语对应词。这个词最初为欧洲人熟悉，是通过18世纪末库克②船长著作的发表而实现的。由于它非常合适地填补了英语中原先缺乏的词汇，所以它立即成了英语的借词。对波利尼西亚人而言，“塔布”意指某种禁忌之物，即对自己和它人构成危险的超自然力。“塔布”并不含有不道德甚或非法的意义。标明“塔布”的物体或行为总是与“马那”联系在一起。如果马那力量较小的人犯忌，触犯了马那力量较大的人的名字，他自然就要大难临头。
①戈登魏泽（Alexander golden weiser，1880-1940）—俄国出身的美国人类学家，师从博厄师。
②库克（James Cook，1728-1779）—英国航海家，太平洋探险家，南极探险家，1779年2月在与夏威夷人的冲突中被杀。
只有在被征服的小国里，塔布制度才被用于剥削，这些地方的统治者和臣民没有血缘关系。这种剥削在夏威夷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加米哈米哈一世于18世纪征服夏威夷人之后，继后的统治者和组织严密的祭司阶级强加的塔布越来越多，直至平民沦入穷困和绝望的境地。祭司团与国家经过了一场斗争之后，平民才摆脱了这一困境。国王亲自动手破除塔布，他在众目睽睽之下与王后共用一个菜盘。公众看见国王和王后都安然无恙时，消息如燎原之火不胫而走。整个塔布制度遂土崩瓦解。平民站起来，推翻祭司的统治，捣毁了庙宇。所以首批传教士到来的时候，夏威夷没有官方的宗教。
和他们的政治组织一样，波利尼西亚人的宗教也遭到广泛的误解。各地（萨摩亚除外）崇拜的超自然神只有部落祖先的幽灵。每个部落各有自己用于膜拜的圣地，这一圣地与葬礼也联在一起。已故酋长的亡灵尤其力量强大，因为他们与整个部落是结为一体的。与祖先比较而言，对他们情感距离比较疏远的，但未必就是更加强大的，是许多职司高度专门化的神衹，它们掌管着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活动。所以，不仅有掌管营造独木舟的神衹和渔夫的神祇，而且有掌管盗贼的神衹，甚至有掌管据信是变态性习俗的神衹。许多职司专门化的神衹，似乎是精于自己行道的死者的鬼魂，这些死者最好是部落的成员。凡是人们要求助的神衹都有供人膜拜的圣地，需要求助的人在此进行小型的祭献。
最后，还有一连串大神与创世相关，或者执掌着宇宙的一部分。故此，汤加洛是海神；很容易理解的是，它成了波利尼西亚上层阶级专门的守护神，因为他们追溯自己的祖先是较晚从密克罗尼西来的入侵者。容戈是掌管植物的神衹，经过延伸，它成为森林和农业的守护神。在国家形成的地区，这些大神成为国民正式崇拜的对象。但是，在波利尼西亚大部分地区，它们“温文尔雅地贬到第一推动力的浑沌状态中去”。它们是字面上的神祗，大多数研究波利尼西亚的著作都没有认识到这一事实。
在部落群已经组成国家的地区，如在夏威夷和社会群岛，修建了精致的庙宇，以国家和统治者名义的祭礼在这里举行。臣民一定得参加祭礼，这被当作是政治忠诚的表现，虽然臣民未必受到允许去参加实际的祭礼。在夏威夷，只有地位高的社群才能进入庙堂；平民却站在庙外，按照祭礼的要求作曲膝礼和其它的动作，一位祭司站在墙上发出信号，指挥他们参加祭礼。祭品是精细繁复的，大多数国家的崇拜都有用人做牺牲的特点。祭礼又冗长和繁复。和古罗马时一样，任何祭礼中的任何一点细小的疏忽，都使祭礼有必要重头再来。在波利尼西亚群岛，祭司不敢粗心大意，凡是出错的祭司都得处死。
即使部落祖先崇拜也需要专职的祭司。祭司分两类，仪礼祭司和神启祭司。仪礼祭司通晓各种仪式需要的程序，他们又熟悉部落中的各种口头传说。神启祭司是歇斯底里的人，他们能沉浸入令人心醉的状态，使神衹和祖宗灵魂附体缠身。他们沉入痴迷癫狂状态时，就成为神的代言人，发布神谕，要求人们祭献牺牲，如此等等。神启祭司和偶像都被视为中介，神祇和崇拜者借此更密切地接触。神灵在崇拜者的祈祷之中进入偶像，来接受祭献，听人祈祷，正如他附在神启祭司身上来说明自己的欲望一样。各地的仪礼祭司的地位，都大大超过神启祭司的地位，所以两种祭司不至于发生冲突，这一点能说明波利尼西亚人的一般态度。
波利尼西亚人对生活的态度是从活动的角度切入的，而不是从情绪出发的。人们把握现实的方式是随遇而安地在现实中去干，去发现宇宙是规则有序的、可以理解的。如果用一个词来说明这一文化的特点，最恰当的字眼就是操作性的文化。技术最熟练的技师享有最高的威望。无论他从事的是什么活动。甚至在人际关系中，技巧也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社会行为准则繁冗而拘谨，绝不能予以忽视。社会交往带上了棋赛的特征。棋步正确、棋路有条不紊展开的棋手，能迫使别人顺从他的要求。性被当作是和吃同等重要的、愉快的生理功能。浪漫色彩的恋情被当作是青春期的性错乱。人们钦羡的是恋爱手腕高明的男女两性，而不是忠于爱情的人。
3-3 东南亚后新石器时代
我们已经看到，东南亚及其相邻地区，包括菲律宾在内构成了一个文化区。虽然该区各民族的文化复杂性有很大分别，但是他们的共同背景都扎在悠久的东南亚新石器文化复合体之中，它们都受到印度和中国伟大文明的影响，因为这两种文明是它们的近邻。尤其在村落这一层次上，它们的文化相似性大大超过差异性。因此。似乎有理由将整个地区当做是一个单位来处理，把它称之为东南亚文化区；只是在小区之间表现出重要的差别时，才把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大陆加以区分，或者把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大陆的政治单、位加以区别。
马来-波利尼西亚人在太平洋偏远地区和非洲海岸附近确立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时。东南亚地区的情况绝非是静止不前的。事实上，马来-波利尼西亚人建立的前基地之间的差别，很容易这样来解释：我们可以假定，建立这些基地的人们是在不同的时期分別离开东南亚的，因此他们带上了相应的、不同的文化装备。东南亚、印度和中国的贸易，在这种接触的历史记载之前很久，肯定就建立起来了。到公元160年，希腊地理学家亚历山大城的托勒密就已经听说，东南亚地区的矿产资源丰富，并提到该区在开掘金银。马来半岛的银当时肯定已为人所知，肯定在此之前很久就已在开采了。古代的矿山遗址中，发现了许多制作精良的新石器时代的工具，然而没有挖掘出金属制作的东西。似乎可以断定,当地人采掘锡矿是为了出口。因为此地的锡矿几乎是纯锡，所以它在铸造青铜器的任何地方一定能找到畅销的市场。而且以体积而论，它所具有的高价值，使它很适合原始的运输。
我们不知道古代马来亚的锡运往何方，不过中国似乎最可能成为它的市场。中国的青铜铸造术在商代（公元前1765—前1122年）已经达到完美的境界。在继后的一千年中，青铜是中国最重要的金属。另一方面，印度东部和南部似乎绝少使用青铜，可是这两个地区在同一时间里学到了炼铁。自历史的黎明期起，华南的中国人已经拥有大型的、适于航海的船舶，他们很容易到达马来半岛。同时，东南亚人同样能到达中国南部的海港。最后，中国和东南亚的陆上贸易路线不能忽视。尽管有上述的长期接触，中国文化对东南亚的影响是微小的。虽然中国人愿意娶土著女子为妻，可是他们按中国人的文化把子女培养成中国人，他们小心翼翼地维护自己的文化，而土著人也维持自己的文化。来自中国的多种物件和技艺溶入了东南亚的土著文化，然而中国的社会、政治或宗教模式似乎并没有迁移到土著文化之中。
和中国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文化渗透到整个东南亚地区，甚至在更加原始的部落中都留下了印记。印度统治者存在于印度尼西亚的最早的证据，是东婆罗洲一连串的四篇石刻文字。这些文字的年代是公元前400年。如果印度人此刻已渗入婆罗洲，那么他们必定已经在此之前相当久的时候就到了爪哇和苏门答腊。在苏门答腊南部已经找到了一尊公元二世纪的佛像，不过它也有可能是制作很久之后才运进苏门答腊的。
从首批居民住定之时起，爪哇和苏门答腊就成了受印度影响最大的两个地点。在苏门答腊岛，室利佛逝帝国①在7世纪初已经存在。这儿的统治者信奉的是小乘佛教。但是，8世纪初他改宗皈依了大乘佛教。
①室利佛逝帝国—7-13世纪的海上商业王国，兴起于苏门答腊巨港，与群岛诸国、中国、印度建立了商业和文化关系。
爪哇最初的王子是印度教徒，他们似乎被当做是湿婆①的化身。他们执行大兴庙宇的政策，后来的统治者继承了这一政策。到8世纪中叶，在室利佛逝帝国那个时代，苏门答腊岛上又建立了强大的萨伦达拉王朝。这个王朝的统治者信大乘佛教，他们似乎来自于孟加拉。
11世纪以降，似乎再没有大量的从印度迁入的印度教徒和佛教徒。土著文化和外来文化成分的融合稳步发展，印度教习俗和佛教习俗也稳步地融合起来。13世纪下半叶，爪哇岛上新柯沙里王国②的一位国王修建的一座庙宇，底楼贡奉的是印度教的湿婆，上面一层贡献的是佛陀。历代国王将自己的骨灰分成两份藏于湿婆和佛陀的陵庙之中,一时成为风尚。这种文化和宗教的综合还受到一种辅助力量的推动：这两种宗教对上层阶级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乡下人把上述宗教仪式作为优越的法术来接受，不过他们并不试图弄懂其教义。
①湿婆（Sive）—印度教三大神主之一，破坏神。
②新柯沙里王国—13世纪上半叶东爪哇出现的国家，忽必烈曾派使节前访。
紧随而至的对东南亚文化重要的事件，是伊斯兰教的传入。传入的初始年代能十分准确地断定。马可波罗1292年以中国皇帝使臣的身分访问苏门答腊时，他发现苏门答腊北端的小镇帕拉克已经皈依伊斯兰教。移民苏门答腊的大多数穆斯林不是阿拉伯人而是印度人。他们传布的教义已经完成了大多数必须的改变，以使这种为沙漠游牧民创造的信仰适应季风气候区域农民的需要。
伊斯兰教的传播进展很快。它使皈依的信徒，从由印度教生发出来的种姓制度中解放出来。种姓制度肯定与东南人不相宜。伊斯兰教强制异教徒皈依的教义，很受野心勃勃的冒险家和马来族海盗的欢迎，当时的海盗在海上横行。任何一位首领，只要他能纠集一小股力量，迫使一个异教徒（即印度教徒）控制的地区皈依伊斯兰教，他就可以十拿九稳地得到报偿。虏获的财物对教徒是直接的刺激。战死的教徒能升入天堂的许诺，对教徒是更重要的报偿。
穆斯林尚未站稳脚跟，欧洲列强就染指东南亚了。首先到此的是葡萄牙人；到1515年时，他们已经控制了海路。接踵而至的是西班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他们开始了外国势力控制东南亚的时期，这个时期迄今才开始结束。
今天研究东南亚的各种文化，犹如是攀登一架时间机器，你渐次回到欧洲人、穆斯林和印度人支配的时代，直至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末期为止。你从爪哇岛向东走到菲律宾群岛时，或者从大岛的沿海地区深入到它们的内陆地区时，你遇见的文化显示出来的外来影响逐渐减少。然而，有一些文化特征是所有的东南亚文化共同的特征，或者几乎是所有的东南亚文化共同的特征。还有一些文化特征的分布明显地标示着其发祥之地。
东南亚大陸地区位于中国和印度之间，所以它很早就与这两种伟大的文化发生了接触。除了老挝山地以东的地区之外，整个东南亚大陆地区中，印度文化的影响都远远超过了中国文化的影响。似乎是这样一个原因：印度人到这里来是当殖民者和传教士，中国人到这里来是做征服者和商人。即使征服一个地区之后，中国人很少在此建立永久性居民点。纵然建立了殖民地，他们保持了不同于土著的文化。中国人从来不迫使别人皈依自己的信仰。然而，印度人，不论是印度效徒和佛教徒，还是穆斯林。在殖民的过程中都包括了传教的活动。
4．西南亚和欧洲
4-1 西南亚新石器时代
旧世界最重要的作物栽培和动物驯化中心在西南亚。公元前5000年，村社生活在西南亚大部分地区已经建立起来。食物生产之后紧接着的文化进步很快，所以各个时期文化发展水平的内容，并非一下就能识别出来。即使在新石器初期，人们就已在村落里定居。似乎没有孤立的居室，说明村社之间常有战端。相邻的居民点无疑为牧地而争吵。家畜常诱人去偷窃。同时，村落周围不建彷御工事又说明，战端并无特別的摧毁力。
房屋呈长方形，由土坯砌成，或在木架上缚以席棚，再抹上泥灰。土壤肥沃的地方，尤其是在村边，有小块的耕地。较远的土地和贫瘠的土地用来放牧，看来牧场不属个人所有。主要的作物是小麦和大麦，小扁豆、豌豆、葱和黄瓜可以调剂膳食。收庄稼用木镰或鹿角镰，镰刃上镶以燧石。每村皆有打麦场，麦场呈平台，环以石墙。打麦场有双重目的，它还可以用作村民聚会之地。粮食储存在坚硬的粘土地窖里，或者是蜂窝形的土仓。鼠害是最大的灾难。最早的埃及莎草纸文书记载着烟熏谷仓和带有魔幻色彩的防止鼠害的方法。
麦子磨成粉，再烤成面包，或做成面粥。发酵面包还要等许多世纪之后才出现，但是用麦芽酿啤酒至迟在公元前4000年已经发现了。
家畜中常见者有牛、绵羊、山羊、不太常见的有猪。驴用于运输，马很少。中东整个的历史过程中，马是奢侈的家畜，只用于战争和观赏。人们也许记得，以色列一位国王骑马竟受到指责，有人说他骄狂不骑驴子。一个村子的牲畜集中在一起由儿童放牧，并由少数成人持械保护。早晚挤两次奶，很早就开始做凝乳和黄油。黄油之所以重要首先是用作化妆品，而不是用作食物。但是干凝乳和黄油使储备多余的畜奶成为可能，以备对付不时之需。除了祭礼中杀牲之外，家畜太珍贵，不能宰杀。故肉食极少。
妇女做饭、制陶、织席、编篮、用手工织机织粗布。服饰简陋；妇女着短裙，男子胯间束腰带。主要财富是畜群，不过价值高的东西肯定要用于交换。
高于村社的政治单位不大可能，但是语言和文化相同的若干村社大概承认彼此的纽带关系，并且可以联合起来以御外侮。村社首领指挥战争，指导村社活动。他无疑还行使权威，解决纷争，维持内部安宁。首领的权位大概是在某些家族内世袭继承的，但是实际上，首领的权位是传给最能干的继任候选人。因为村社是人人谋面的小群体。所以村社的实权由族长和其它的要人行使。这种控制方式仍然可以在当今许多农业村社里看到。它既是非正式的，也是行之有效的。村社里的人在大家爱去的地方聚会，聚会地常常是打麦场，时间往往是凉爽的夜晚。凡有兴趣的事都可以讨论。任何人可以就任何事情发表意见，但是年轻人和小人物要受到冷遇，而要人则使人洗耳恭听。最后的决议常获一致通过，因为长期养成的习惯使大家的感觉指向同一方向。谁也不想看到自己成为持不同意见的唯一代表。正如一切小社区一样，每一个新石器文化的村落无疑有许多控制各种行为的风俗。与人际关系有关的风俗快要结晶为法律，但尚未完全达到演化为法律的阶段。西南亚另一个伴生的传统，是把法律当成自上而下强加于人的东西，人们觉得不应当用法律来解决村社内部的纷争。这一传统与东南亚常常诉诸阿达法的传统的特点相类似。
每个村社有其圣地，圣地常位于村外高地上。大概还有部落的圣殿，几个村社的人常去膜拜。膜拜通过祭司的中介进行。祭司知道何种仪式恰当。他们从祭献的贡品中分到一分酬劳。从本地最早的文献来看，许多仪式实际上是魔符，用以乞求神的庇佑，也祈求神的助力，因为神被认为具有完全和人一样的形象，所以神和人一样有衣食之类物质需求，神和崇拜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交往的关系。如果神不现灵，膜拜者也不必上前膜拜。
农业和奶制品业是村社生活的基础。初期的农业和奶制品业是靠非常简单的方法进行的。耕犁、转轮和织布机的发明增加了生产潜力，但早期的生活方式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同样，金属加工的出现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早期的生活方式。掌握青铜器的部落比只有石器的部落具有更大的作战潜力。但是，起初青铜器非常罕见，所以掌握青铜器的部落所享有的优势是微乎其微的。
铁器的引进产生了更大的革命性后果，因为它导致了戈登。莱尔德①所谓的金属工具的“贫民化”。铁矿丰富，且分布广泛，使这一新的金属价廉而充裕。因此它可以用来打制工具，甚至是农具和武器。它肯定提高了一般人的生活水平。披坚执锐的征服者横扫欧亚大陆温带大部分地区，可是村民继续他的牛耕生活，春播秋收，为妻子织布做衣，遵循古已有之的习俗，安抚自己田地的守护神。
①莱尔德（Gordon Child，1892—1957）—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对欧洲史前史及中西文化进行过深入研究，著述甚丰。
在某些地区和时期，新石器时代向青铜器时代转移。青铜器时代向铁器时代转移的标志，是人口的显著流动和文化的猝然变迁。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使用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术语。但是要记住，欧亚文化连续体的这些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地区的长度是不一样的，阶段转移的时间在各地区发生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因此。到公元前4500年时，中东地区已经普遍使用铁器，可是铁器传入不列颠的时间却不会早于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800—前1600年时，小亚细亚已经进入铁器时代，然而欧洲再等一千年后才稳步进入铁器时代。欧亚文化连续体最近的发展阶段的标志，是动力的生产和科学方法的使用，这个阶段是18世纪中叶在西欧兴起的，然而它至今尚未传到世界上一些遥远的地区。
城市是一种社会发明，其后果比任何技术发明都要深远。因此，城市的兴起可以被确定为新石器时代的终点。一种文化演变为以城市为中心的文化和带上都市特色的文化，其准确的时间有时是难以断定的，然而城市作为一种制度是明白无误的。它首先在西南亚出现。公元前4500—前4000年，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已经充分发展了。几乎与此同时，埃及也出现了城市，但埃及城市的形式略有不同。尼罗河谷造成了居民点的独特模式，初期的埃及城市，只不过是整个河谷地带稠密人口连续体中的宗教和行政中心而已。印度河流的城市属于比较常见的模式，它们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相仿。虽然印度河流域城市兴起的时间尚不能完全肯定，但是大概可以定在公元前2000年。中国城市的兴起不会早于公元前2000年。转过来看欧洲，希腊在公元前900一前800年时很少有真正的城市。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城市直到公元1000年才建立起来。
新石器村社生活从西南亚向外传播，既包含着移民的成分，同时也是一个扩散的过程。农业和奶制品业的结合使食物增加，结果一定是人口的急剧增长。据估计，最佳状态下的人口可以每25年增加一倍。原始的粮食生产方法不施肥，不实行轮作，很快导致地力的衰竭。给人口的迁徙提供了强大的刺激。实际上，移民的浪潮从西南亚地区涌向四面八向。
凡是适合农业的地区都提供了野生的食物，都已经被狩猎和采集的部落占据。但是，这些部落人数稀少，无法进行认真的抵抗。他们的生存地域不断被变为农田和牧场，食物来源不断地减少，人口更是不断减少。这个情景与印第安人和白人在美国边疆的情况，肯定是不无相同之处的。
4-2 欧洲新石器时代
首批抵达欧洲的新石器时代移民显然来自小亚细亚，他们在现今的巴尔干地区站稳了脚跟。由此开始有两条迁徙干线。一条沿地中海岸逐渐侵入意大利半岛和伊比里亚半岛，航海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地中海岛屿上的移民也定居下来。稍后，迁徙运动由于地中海东岸向西的海上迁移而大大地强化了。
另一条迁徙干线是沿多瑙河及其支流进入中欧。中欧移民的后裔，加上后来从小亚细亚以东的草原地区迁入的移民，最后抵达法国东部、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这两条干线把移民带入显著不同的两种环境，产生了显著不同的文化发展进程。
农耕民族向欧州移民的初期，地中海地区复盖着松林。降雨不丰富使该区的松林难以恢复。松林被毁的地区，密集的灌木丛取而代之。灌木为科西嘉岛的“马基”或干燥带香味的欧石南属灌木“咖里哥宇”群落。降雨集中在冬季，所以。中东原有的作物都可以在此栽培，不需要培植新的作物。主要的障碍是缺少平地，地中海地区多山。
各地的情况由初始经济发生的某些变迁来决定。缺少平地靠梯田来补偿，这解决了一部分问题。没有搞水浇梯田，大概是由于雨量不足。水源供应随季节而变化。梯田里种的是树。地中海的两种树，无花果和橄榄树，经过了培植和改良。许多种坚果树用人工栽培和护理。青铜时代后期又增加了人工栽培的葡萄。葡萄似乎是由亚洲引种的，可它完全适合在地中海岸边多石的山坡上安家落户。橄榄成为地中海经济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可以用于烹调，给面包和色拉调味，用来照明，防护皮肤免其冻伤，免其被海水盐渍。葡萄园酿制的酒不光使种葡萄园丁精神爽朗，而且是他们颇有价值的出口货。早在爱琴海青铜时代结束之前，橄榄油和葡萄酒已经在输往天时地利较差的地方了。最早的精美包装约在公元前1500年。克里特人把橄榄油装在色彩艳丽的彩绘陶罐里出口。古典时期的希腊人把进出口的趋势再向前推进了一步。希波战争时，雅典大部分的粮食是从黑海北部的西塞亚地区进口的。
地中海地区的移民从西南亚带进了各种家畜，但是环境使畜牧业也发生了变化。牛继续用作牵引负重的牲畜。山羊取代了牛和绵羊成了最重要的经济家畜。山羊靠山坡上干燥的灌木为生，山坡上的松林被毁之后，取而代之的是矮小的灌木。密集的羊群啃吃嫩枝树叶，尖锐的山羊蹄加重了土壤的侵蚀，构成了阻碍山林恢复的又一个因素。
要补偿畜产品相当稀缺的不足，大海就近在咫尺。地中海各民族与印度尼西亚人一样依靠海鱼为生。每个海滨渔村都有渔船队，干鱼是与内陆贸易的重要货品。历史黎明时期之前很久，滨海的部落和海岛上的部落就已成为出色的航海者。最早有历史记载的强大的海上部落以克里特岛为中心。
有些文化模式发源于地中海，遍布于整个地中海地区。此地环境所引致的食物经济的变化，上文已经提及。依赖渔业是这一经济的组成部分，这导致世界上首批优质海船的出现。它们似乎起源于东地中海，这儿众多的岛屿成为训练深海作业水手的优良的学校。地中海海面较为平静，但潜流变幻不定。只靠风帆的帆船可能卷入危险的潜流，亦可能陷入数天静止不动、原地上下颠簸的困境。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船形说明，地中海的船架设了许多橹，但没桅杆和风帆。虽然桅和帆是公元前2000年引进的，但是战船之类的海船需要的是速度和机动性，它们主要是靠橹驱动的，直到18世纪中叶都主要靠橹。用橹摇船而不是用桨划船的技术似乎也是地中海地区的发明。没有这个技术，后来的单层甲板和橹帆皆用的大战船是不可能出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