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中海的弄海人闯入大西洋之后，碰上了风向莫测、汹涌狂暴的大洋。航海多半只能在夏天进行。然而，他们还是进入了北方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维京人①狭长的北欧海船，看来是由早期的地中海海船经过简化改进而成的。与此同时，大西洋沿岸也发展了造船术。巨大的独木舟适合短距离航海，它们不象是由地中海海船原型演化而来的。在新石器和青铜器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这种独木舟。凯撒在《高卢战记》里描述了维内蒂人②的战船。这种船船体庞大。用坚硬的橡木建造，用皮革作帆，能抗御比斯开湾③的巨浪。这种橡木战船体积庞大，罗马战船无法将其撞毁，后来罗马人割断船上的缆绳和风帆，使帆船失去动力，才取得了胜利。凯撒的记述清楚地说明，这种战船是靠风帆驱动的，而不是靠桨划动的。我们说不准，这种造船术是何时问世，但我们知道整个维京人活跃于海上的时期都用这种船。北欧人航海贸易多半靠的是这种船头平直、速度不快的橡木船。它与北欧人的长船的关系，很象现代的货船与驱逐舰的关系。
①维京人—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人，善航海。
②维内蒂人（Veneti）—古凯尔特民族，居住在今布列塔尼半岛。凯撒于公元前56年击败他们200多条战船组成的舰队。
③比斯开湾（Biscay）—介于法国西海岸和西班牙北海岸之间。
地中海地区由移民首批定居之后，出现了两个文化中心，一个在伊比利亚半岛，一个在爱琴海的海岛上。爱琴海文化处在发展中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及文明的边缘，因而深受这两种文明的影响，爱琴海文化中心在克里特岛开花，演化出了迈锡尼文化。由于迈锡尼文化与后世的古典文明关系密切，需要在另一章专门介绍。
新石器时代的移民从伊比利亚半岛迁入不列颠群岛，他们的体型至今在不列颠的许多人中表现出来。他们沿大西洋岸边进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在法国大部分地区定居下来，最后深入欧洲内陆到达瑞士，在此与务农的乡民融合。这些农夫是沿着中欧的移民干线而来的。
伊比利亚半岛与不列颠群岛的接触特别密切，整个青铜时代都是这样。伊比利亚半岛仿佛是所谓西欧巨石柱建筑的发祥地。巨石柱文化包括巨石坟墓和粗石雕制的巨大纪念碑。没有迹象表明，这一文化模式是大规模移民的伴生物。看来它表明的，是一种宗教崇拜的传播过程，再加上了部落主义表现癖的一种新形式。在波利尼西亚东部，每一个部落都建造最大的石头仪式建筑，因为此一建筑代表着每一部落的人力的规模。我们也可以设想，西欧的巨石结构也是受类似动机的激励而修建的，因为数吨重的巨石要经过远距离运输，并且全靠人力竖立起来。
金属加工术输入地中海地区后提高了伊比利亚半岛的经济地位。伊比利亚有丰富的铜矿和其它的金属矿。最早的采矿模式和金属加工模式大概是从东边传入的，但是这个半岛似乎是一群奇特的宽口陶器人①的发祥地。这一文化遗存分布于整个西欧地区，集中在有原始采矿业遗迹的地区。他们似乎只在不列颠群岛、布列塔尼和荷兰建立了殖民地，其殖民线路是沿着新石器时代从伊比利亚往北的移民路线延伸的。他们在其它地方没有留下广泛的遗存物，只留下许多墓地，墓地里有许多遗物说明他们接触的地区很宽广。他们可能是一群生意人和探矿人，听说北欧有矿物就深入到北欧的“蛮族”地区，利用当地的劳力开采矿物。猜想他们如何取得土著人的帮助去采矿是饶有趣味的。他们的人数看来不多，既无力征服、也无力奴役土著人。墓地中的遗物不丰富，没有发现与他们相关的大批贸易商品。“比克尔”是他们自己根据自己烧制的平底宽口陶罐命名的。这种小陶罐大概是啤酒罐。人们禁不住要猜想，正象许多早期的欧洲商人一样，他们的粘土陶罐也主要是用来盛酒的。
①宽口陶器人（Beaker Folk）—大约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器时期，好战，到处找铜，促进了青铜器发展。
关于地中海文化最后还有一点要说明。没有任何一群在此定居的或从此向外迁徙的新石器时代人操的是印欧语。他们所操语言的唯一线索是东地中海青铜器和铁器时代的铭刻，是比利牛斯山脉地区的巴斯克语和北非的柏柏尔语这样的历史遗存。根据这一非常有限的信息看来，这些语言残存物是属于几种不同语族的。
西南亚文化传播的第二条路线，是通过陆路从小亚细亚进入巴尔干，再上溯瑙多河及其支流而越过北欧分水岭，然后再沿大西洋水系到达海边。这条线路使中欧移民与早些时候的地中海移民发生接触。这两个传统融合而成为各种地区文化。
中欧的首批新石器时代居民栽培几种小麦、大麦和几种豆类作物，饲养一些牛，不过牛没有多大的经济价值。栽培作物时用石锄。似乎没有渔猎。村落很小，且因地力消耗而频频迁徙。很早的时候就有一些贸易。地中海的贝壳传到了捷克斯洛伐克，石斧和陶瓷传到相当遥远的地方。考古记录总的说明，这是一个勤劳和平的农业社会，几乎不存在财富和地位的差別。
青铜时代的中欧和北欧增加了两件重要的装具：犁和马。新石器时代的欧洲人用石锄种庄稼，石锄很适合在放火烧荒以后的土地里掘石头。青铜犁的使用说明，清整后的土地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耕地，一种连续使用耕地的耕作方法已经取代了刀耕火种的农业技术。
马引进中欧是一件具有首要文化意义的事件。一种鬃毛浓密、骨骼粗壮的林中野马原产西欧，它与别的野兽一样是猎取的对象。看来它在新石器时代尚未被驯化，不过往后它与引进的另一种马发生了杂交。它的血统可能在今日西北欧肥壮的牵引马中还保留了一部分。最初驯化的马是在青铜时代早期的中欧出现的。这是一种善奔跑、骨架小的中亚马。养马并非特别有利可图，产奶产肉都获利不多。毫无疑问，它是作为战马引入欧洲的，是作为东方入侵者的一种重要装备进入欧洲的。然而，这些青铜时代的驭手绝不能与后来战斗力更强的骑马的入侵者混为一谈。根据现有的材料，马在欧洲最早用做坐骑的考古证据，是来自铁器时代早期的哈尔斯塔特文化①。
①哈尔斯塔特文化（Hallsatt）—奧地利考古遗存，用以指中欧和西欧青铜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早期文化。1846-1899年发掘。
双轮双驭手的轻便马车在青铜时代后半叶出现于中欧，但是骑马的习俗出现还要晚些。青铜时代的墓葬中没有鞍子的迹象。整个铁器时代都有骑马的习俗，但是很久之后欧洲才出现了有效的骑兵。即使在凯撒时代，高卢人和日尔曼人的骑兵实质上也只是骑马的步兵。乘马只用作快速机动的手段，骑手通常下马作战。由于没有合适的马鞍和马刺，骑手的坐姿太危险，使他们无法进行搏斗。
青铜时代晚期，欧洲大部分地区发生了重要的社会变迁。地中海东部出现了王国甚至是帝国，同时欧洲大陸的大部分地区出现了新型的贵族模式。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支持着生活小康的自由农，但是其它地方的农民受到部落酋长和小国国王的统治。这些统治者把社会经济的剩余产品聚敛在手，用其雇佣外域匠师、购买外域商品，给自己来世准备宏大的排场。
总之，只能作出一个结论：陸路的迁徙路线比地中海的迁徙路线对欧洲文化的发展是更为重要的。从西南亚抵达欧洲的大多数技术和社会发明首先出现在东欧和中欧。奠定欧洲文明基础的连续不断的迁徙浪潮全都来自于中欧和东欧。地中海沿岸和大西洋沿岸这条迁徙路线之所以被人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历史结果，因为欧洲史的早期研究是沿大西洋岸边展开的，中欧丰富的遗存只是在过去50年中才显露出来。古典文明象符咒一样迷住了欧洲学者，然而必须承认，欧洲现代的机械化文明首先要归功于北欧文化及其蛮族背景，而不是归因于希腊和罗马。
4-3 亚利安人
西南亚村社文化的传播，不仅将其经济和社会模式向西传到欧洲，而且将这些模式向北带进了欧亚大陆的草原地区。这儿的居民遇到的情况，与美国拓荒者到达北美大草原时所面对的情况，不无相似之处。其中靠西的草原提供了极好的牧场，但是这儿的土壤难以用于种植作物。没有森林作为刀耕火种的基础，经过漫长岁月的草原表土又不能用原始的犁开垦。使事情更为复杂的是，这儿的大草原与我们的大草原一样有很长的周期性气候：若干年多雨的气候与若干年多干燥的气候交替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移民越来越从农业转向畜牧业。因为牧场的肥沃足以使养牛比养羊更有利可图，所以他们的文化的情感重心和经济重心，都集中在养牛及其副生的产品之上。这儿的马显然首先是在更靠东部的草原上驯化的，养马是他们从事的第二种事业，其重要性不及养牛。
在公元前1800年—前1500年之间，养牛的部落从大草原向南逼进，从东起印度西迄巴尔干半岛的全线向南推进。他们所攻击的、业已开化的民族留下的记录说明，这些入侵者全都操印欧语。侵入印度的部落自称为阿利亚（Arya），被人滥用的亚利安（Aryan）因此而得名。可以用亚利安来指称那些养牛的并且操印欧语的部落。然而，不应当用这个字眼来称呼缺少上述两个特点中任何一个特点的部落。
亚利安人离开大草原南下时，他们似乎是不太精心耕作的农民，同时他们又加工奶制品。他们高高兴兴地把耕种庄稼交给他们征服的臣民。贸易被当做暴力掠夺的不太光彩的替代方式，只有不得已最后才诉诸贸易。放债取息和偷窃同等对待。社会的主要兴趣是战争，是养殖或偷盗牛马。讨人寻味的是，绵羊和山羊在史诗中绝少出现，虽然许多被他们征服的农耕社区肯定在养殖绵羊和山羊。马占有重要地位，既被人驱使来牵引重物，又被人作为坐骑使用，虽然后期的史诗中很少提及骑马作战的场面。早期酋长和英雄尤为喜爱的交通工具是马车。
亚利安人的技术追随的是西南亚普遍的模式，对这些模式，他们极少甚或未加改变，使之适应游牧生活。他们没有与突厥-鞑靼人相似的、便携的帐篷。凡是要住上几天的地方，他们都用枝条和泥土修建棚屋，这种棚屋建造方便，弃之不用也不足惜。服装是纺织的呢子做的，只是裹在身上的呢子并未经过裁缝，虽然北欧部落中很快就流行穿裤子。轮子和犁头已为人知，陶器亦在烧制之中。他们从草原上冒出来的初期，已在加工除铁之外的所有金属。武器种类繁多，包括矛枪、刀剑、各种斧头、弓箭、头盔和盾牌。早期是否使用护身甲迄今尚难断定。富人男女两性都佩戴许多金首饰，最体面的礼物是从身上摘下一件金首饰直接赠人。早期有亚利安人从事手工艺，尤其是当铁匠；那时的匠人社会地位颇高。后来，多半的手工制作都交给了被征服的民族。
亚利安人并非名副其实的游牧人，但是他们对土地的依恋肯定是比较淡漠的。一有任何理由，他们就把财产装上沉重的牛车，放火烧掉棚屋，向未知的地域长途跋涉而去。他们的入侵完全缺乏很久之后的匈奴人和蒙古人那种闪电般的速度和机动性。整个部落作为一个背负沉重的单位迁移，驱赶着牛群前进。战胜就意味着夺占新的牧场，战败就意谓着整个部落的毁灭。
所有的史诗都描绘出由三个阶级组成的社会，包括贵族、平民和农奴，贵族和平民形成亚利安人的主体，农奴代表的是被征服地区的人。不存在国王—那种被人接受的普遍意义上的国王，虽然能干的酋长可以成为部落联盟的首领。连续几代人产生首领的家族构成地位最显赫的贵族，这种贵族成员遇到推举高级首领时受到优先考虑。早期的奴隶似乎极为稀少。亚利安人相互作战时很少留下男性俘虏；女性则成为战胜者的偏房，并最终同化到部落中去。平民与贵族经常联姻，二者的区别主要是财富和威望的差别。史诗中很少提到农奴，一旦被提及时，他们的社会地位尚不及贵族的马和犬。亚利安人非常喜爱这些家畜，它们的名字和品质常常和主人的名字一道出现。
一支亚利安部落由许多人家组成，每户由户主、一位或几位妻子、儿子、兄弟及兄弟的家庭组成。这些人家的生活由于械斗和偷袭而变得活泼热闹。行吟诗人登门吟唱，他们住在人家门户里的时间以主人的慷慨应允为限。赌博习以为常，酗酒已成惯例。亚利安人初期对性爱和婚姻的态度，可以描写为是漫不经心的。虽然没有公认的婚前性试验的生活阶段—东南亚文化区就有这样的习俗，然而人们对童贞几乎不给予任何价值。不存在正式的彩礼习俗，虽然结婚时男女两家要交换礼品。由于缺少经济稳定，所以婚姻趋于脆弱。
亚利安人对超自然力的态度也是漫不经心的。最初，族长行使祭司的职能，这一习俗在斯堪的纳维亚继续保存下去，直到基督传到这里为止。在其它地区，出现了专职的祭司，但是其社会地位低下。他们寄食于贵族门下，其职责是确保仪式的准确，但是他们被当做是贵族家庭豢养的祭司。
也许，亚利安人对后世文明最重要的贡献，是建立了贵族政治的模式。这一模式在欧洲保存下来直到不久之前。凡是具有民族规模的文化，必然由许多亚文化组成。许多欧洲国家的农民和资产阶级的亚文化，一直维持了自己的特色，然而欧洲的贵族阶级的亚文化却如此相同。以至于一国的贵族对另一国贵族的态度和价值的了解，大大超过了他对本国下层阶级的态度和价值的了解。自历史的黎明期以来，户外狩猎生活始终是贵族阶级的显著特点。等到无需依靠狩猎以补足食物供应时，狩猎变成为一种运动，变成为贵族阶级成员的一种象征。贵族必须精通马术。事实上，德语的骑士（Litter）和法语的骑士（Chevalier）就可以译解为这一特征。据说，甚至在19世纪的英国，贵族阶级的任何一位年轻人宁可让别人咒骂他品行不端，也不愿意让人指责他的马术不精。
欧洲贵族从事的职业有严格的限制。他不可能去种地而不冒失去阶级地位的风险。唯一为他开放的有利可图的追求，是养马养牛。有趣的是，英国上层阶级的年轻人可以借助人类学家所熟悉的那种迁移，成为汽车推销员而不必违犯不能从商的禁忌。精神和艺术追求受到一定的蔑视，这又是在追随亚利安人初始的文化模式。贵族可以担当艺术和科学的庇护人，可是他不应当亲自从事艺术，也不应当亲自从事科学。直到最近，大多数欧洲贵族的教育程度都不高。为贵族子弟设计的学校感兴趣的是“性格塑造”，而不是给学生提供有用的知识和实用的技能。据说，滑铁卢战役的胜利，是在伊顿公学①的运动场上赢得的。不妨再补上一句：新加坡的失落是在伊顿公学的课室里决定的。
①伊顿公学—培养英国上层政治人物的贵族学校。
贵族可以上教堂，尤其是非长子贵族，但是宗教狂热会引人皱眉不满。违背基督教的禁忌而不是遵守这些禁忌，更受到别人尊敬。性风尚保持着古老的亚利安式的无所谓态度。贵族理所当然要在自己的阶层中婚配，以保证血统的纯正。但是，无论婚前婚后都无需高度的贞操。利用下层阶级的女子进行漫不经心的私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这方面，应该指出，尽管形式上要求基督徒实行一夫一妻制，但是欧洲贵族直到最近的时代里，始终实行着一夫多妻制。一位国王或一位地位显要的贵族娶几位妾妃，是意料中的事情，妾妃常常娶自各种贵族家庭。这些高攀的贵族希望借此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妾妃所生的庶子被排除在继位之外，然而他们在贵族的等级系统中仍然享有公认的社会地位。因为他们被排除在继位之外，而且其机运仰赖父王的好意，所以一般地说他们比继位的嫡子更可以信赖。他们常常被放在继位的嫡子容易发动叛乱的位置上。因此，所谓“勃艮第显要的杂种”—这是一个象“威尔士王子”②一样独特的头衔—按照惯例被委任为勃艮第军队的统帅。
①勃艮第显要的杂种—指法兰西国王和勃艮第公爵，见莎剧《李尔王》。
②威尔士亲王—英国皇太子的称号。
贵族沉湎于赌博和酗酒而并无失去贵族身分之虞。唯一的要求是，他赌博时要诚实，要把赌债放在一切债务之上；大概是因为，债主通常是和欠债人同等地位的贵族。玩纸牌时欺骗是不可饶恕的罪过，仅仅比致命的贪生怕死罪略差一点。从亚利安人入侵欧洲的初期算起，人们就期待着酋长率领部下冲锋陷阵，以出生入死的形象给部下树立效法的楷模。因为贵族阶层的至高无上地位建立在无与伦比的勇武和好斗之上，所以凡是表现出缺乏这些品质的人都被视为贵族阶级的叛徒。
4-4 突厥-鞑靼人
欧亚大草原的养马人，是世人见过的游牧型的、畜牧经济最完善的例子。追随这一经济模式的部落非常讨厌农业经济。有的时候，他们也播下一些小米，让其自生自灭，但是他们种小米是为了防备饥荒。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根本不利用农业生产的粮食或材料。他们的家畜是绵羊、马、双峰驼和牛—就其经济价值可作这样的排列。绵羊数量极多。富于历史盛名的哈萨克人计算羊群的单位，不是绵羊的头数，而是牧羊犬的头数。有时他们也挤羊奶，然而绵羊的主要价值在于产羊肉和羊毛。羊肉是日常的主食，羊肉的消耗量极大。每人每天吃一头羊是标准的食量。羊毛用来织毡。
马的重要意义是用于作战。马供人乘骑，或用于驮运，从不用作耕畜。马肉是常用的食品，小母马的嫩肉被视为美味珍品，一般是留待盛宴时品尝。食物短缺时，骑兵常放马血充饥。母马常用来产奶，马奶经发酵做成马乳酒。马奶比牛奶的含糖量丰富得多，如果发酵恰到火候酿出的酒就有相当的烈度和醇香味。牧马民族一般是嗜酒豪饮的民族；盛宴结束时，所有的客人都烂醉如泥。据传成吉思汗曾说：“醉酒者如遭当头棒击，其智谋及判断力无从发挥。醉酒以每月三次为限。从来不醉当然更好。然谁能做到滴酒不沾？”
骆驼既用于驮运重物，也用于牵引行李车。很少用骆驼挤奶，很少有人吃骆驼肉。在蒙古高原上，牛占居次要地位；但是随着牧马人文化的向西扩张，牛的重要性渐次提高。牛既产奶，又提供肉食，而且还用作耕畜。
有趣的是，牧马民族对家畜的态度似乎是高度的功利主义的态度。他们的史诗中没有描写过作为个体的马或狗。牲口是大批生产大批消费的。蒙古武士携带着一串没有命名的坐骑，当它们体力耗尽不能再让人骑时，就被武士弃之不顾，或被人宰杀而食之。也许，蒙古高原上的生活太艰苦，不容许人对爱畜培养脉脉温情。牧马民族似乎把狩猎生活的态度带入了畜牧时代。狩猎时代的人把动物只当做潜在肉食。甚至到了蒙古人征服別的民族的时代，狩猎在此地依然是一种务实的活动，而不是一种消遣游乐。他们不时地组织大型的围猎，凡是陷入包围圈的动物都在劫难逃，一律被射杀而成为美餐。
狩猎和畜牧既生产食物也生产衣服。通常的服装包括裤子、尖跷的皮靴、有袖的衬衣式上装；男上装的下摆短，女上装的下摆长；此外就是毡帽或头巾。天冷时再穿一件罩袍。所有的衣服都用畜皮或毡料制作，唯一的例外是偶尔才穿的节日布装。这是通过贸易换来的或虏掠而来的。最受喜爱的衣服是羊毛在里的羊皮衣。
大概在轮子引进之前，蒙古高原上就已经在用马驮运重物。可以推测，最初的马鞍是驮运东西的马驮子，最早骑马的人是儿童；部落迁营时，他们被置于马背上的行囊之间。甚至到了继之而起的牧牛民族卸下驭马，开始骑马之后，他们也只会用马驮子当鞍子骑，所以他们的骑兵就缺乏效力了。
牧马民族靠征服建立的大帝国一般是短命的。他们经过之地都卷起一场灾难，凡是懂得的东西他们都虏掠一空，据为己用，凡是不懂的东西他们都摧毁干净。据说，蒙古人征服中国之后，曾经认真打算把中国人斩尽杀绝，把中国人的地盘改成牧场。无论在哪儿生活于被征服者的包围之中，他们都保存了自己的宗族和部落组织。他们总是集中居住，竭力固守昔日的游牧生活。他们自己的文化中难以找到什么能用于统治被征服民族的文化模式。中国的辽朝帝国或后来地域广袤得多的蒙古帝国之类的牧马民族所具有的高度组织程度，是由于采纳了中国人的文化模式。实际上这些大帝国主要是由中国籍的官吏执掌管理的。
与亚利安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牧马民族似乎从未适应于征服者的生活。也许，他们游牧生活的价值观念，从根本上说是与他们统治定居民族的角色格格不入的。无论如何，凡是他们放弃游牧生活的地方，他们都迅速地让被征服者同化掉了，在中国被同化成中国人，在中亚被同化成穆斯林和波斯人。在牧马民族最后一次向西的大迁徙中，即突厥人的大迁徙中，他们实质上被同化成了穆斯林和拜占廷人。
也许，关于蒙古人完成征服之后牧马民族的命运，还应再说一二。已如上述，这几次征服把西部草原地带原有的牧牛民族的最后一点残存也扫荡干净了，他们在整个辽阔的被征服地区建立了蒙古人和突厥人的部落联盟。蒙古人的一支建立了金帐汗国，他们被伊凡雷帝①征用打仗，被剥夺了政治权力。他们被默许在俄罗斯南部羁留，直到叶卡捷琳娜二世②在位时期。在俄国政府日益强大的压力下，他们且战且退，回到东方的蒙古故乡。他们到家时人口已经锐减。中部草原由突厥血统的游牧部落占据，在蒙古人席卷欧亚大陆之前之后都是如此；在千百年的时间里，它一直是骁勇善战民族的温床，尤其是培养干练将军的温床。这些突厥人只身一个地或成群结队地渗入南方较高的文化之中，最后控制了近东地区，但是，蒙古西征之后，这些草原民族再没有发动过重大的攻势了。
①伊凡雷帝（Ivan the Terrible，1530-1580）—俄国大公，首任沙皇。
②叶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II，1729-1796）—亦称叶卡捷琳娜大帝，俄国女皇。
有些学者撰文认为，这些草原民族停止进攻的原因，是蒙古人皈依了佛教。然而，蒙古地域以西的大多数草原民族皈依的却是伊斯兰教，而伊斯兰教很难说得上是和平主义的宗教。真正的答案，大概在于战争日益增长的机械化程度。机械化程度的提高，是由于大草原之外火药的引进、纪律严厉的军队的建立和技术熟练的技术人员的出现。草原民族具有的是微型的居住点模式和相当粗糙的手工艺，他们没有能力生产新环境所需要的武器。造成他们没落的影响，甚至在成吉斯汗时代就已经在发挥作用。在后期的战役中，他们的军队里带着大队的中国技师和工兵。这些中国人的装备包括火焰喷射器，也许还有火药制的炸弹。只要草原民族保持着纪律上的优势，他们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自己技术上的不足。然而，等到其它军队和他们的军队一样具有铁的纪律时，他们失败的命运就被注定了。曾经是“上帝降灾”的骑射民族在欧洲最后一次露面，是在拿破仑的战争时代。一支吉尔吉斯骑兵被编入俄国军队。法国士兵看见骑马弯弓的吉尔吉斯人觉得很滑稽，给他们取一个浑名叫“丘比特”①。真可谓尘世繁华转眼即逝矣。
①丘比特（Cupid）—罗马神话中的爱神，其形象为背生双翼，手持弓箭的美童。
4-5 闪米特人
西南亚干燥地区的人再一次证明了这个论断：在一个天然屏障很少和生态环境统一的地区，语言和文化也会趋于同一。实际上。西南亚干燥地区的一切居民操的都是闪米特语，坚持的都是村民和游牧民相互依存的共生模式。西南亚生态环境横越了北非大部分地区，语言和文化共同性也横跨了北非。虽然这个地区的两种语言即希伯莱语和阿拉伯语的历史意义，使西方学者把闪米特语当做一个独特的语系，可是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它只不过是一个更大语系的语支而已，这个语系的地区包括撒哈拉以北的整个非洲地区和西南亚地区。大概没有别的例子更能说明一个独特的语系和一个独特的环境之间存在着如此密切的关系了。闪米特语尤其在北美有这样广泛的分布，似乎是相当晚近的现象，部分与伊斯兰教的兴起有关。不过，非洲-亚洲语系的其它语支，肯定在非常悠久的时代就已经在非洲的干燥地区扎下根子了。
有些闪米特部落完全转向游牧生活的过程，无疑因单峰驼的驯化而有所加速。单峰驼对炎热沙漠条件的适应性，颇象双峰驼对寒冷沙漠条件的适应力。骆驼能在连山羊都无法生存的地域生存，尤其在阿拉伯半岛和稍后在非洲，它们的驯化为人类活动开辟了大片辽阔的地地道道的沙漠地区，骆驼的口腔和消化道仿佛是镶了一层铜甲，它们能嚼烂并消化骆驼刺，这种植物在柔嫩多汁上堪与铁丝网媲美，驴子只能饿死的地方，它们也能增加脂肪。驼峰提供贮存脂肪的机制，所以它们在进食极少的情况也能行走几个星期。它们的几个胃提供了一个相似的储水机制。故此，骆驼是沙漠居民的无价之宝。不过，凡是见过骆驼的人都免不了感到惊诧，它竟然能被人驯化。对欧洲人而言，即使最温顺的品种都非常暴躁、倔强，并奇臭难闻。必须承认，阿拉伯人在这一点上与欧洲人的看法不一致。他们把骆驼当做美德的典范和可爱的体现。伊斯兰教之前的阿拉伯文学中，赞颂骆驼美德的诗文真是俯抬即是。
农耕地区的缩减、骑骆驼的游牧生活的出现，产生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模式，这一模式对当地条件的适合性几乎是到了理想的程度。城镇辅以相联的农业区，成为人口聚居的中心和制造业及商业的中心。许多城镇专门生产特产以供外销。城镇之间的地区是游牧部落的地盘，他们代表着初始的农牧业双重文化中的牧业生活那一半。城镇生活模式是典型的西南亚模式，牧业生活模式却是独特的闪米特模式。游牧民的主要家畜是绵羊、山羊和骆驼。这三种动物都很能适应贫瘠的牧场。农业区之外的地区很少养牛，即使在农业区，牛的主要价值也仅限于耕地。唯一重要的驮运动物是骆驼。骆驼很少用于产奶，用于肉食就更不多见。
有名的阿拉伯马完全只限于作战和游行。马从不用于驮运，连部落迁徙时也不用作坐骑。因为牧草通常短缺，马要用从农业区购买的粮食来饲养。常常是拴在主人的帐篷里喂养。阿拉伯人用马有一个非同寻常的特点，就是喜欢把母马用作战马。纯种阿拉伯马只有两种步态：慢步和急驰。虽然游牧民精于马术，可是他们从未学会使用严格操练的骑兵，也没有学会骑在马上射箭的娴熟技能。他们的战马只用作长途奔袭时的运输工具，而不是用来构成骑兵作战的战斗队形。
如果考察游牧民的生活，他们对城镇人的完全依赖就显而易见了。他们的妇女用山羊毛编织粗糙的黑毡，黑毡用于制作帐篷。男子知道如何修补鞍子等装备。然而，游牧部落实际上毫无制造业。近代游牧民居所里的一切装备，都是通过贸易或掠夺获取的。这似乎是远古至今以来的情况。就连他们的标准食品这种未经发酵的面包，也是用从农业区购进的小麦做的。这种面包只不过是很稀的面糊摊在滚热的石头或沙子上做成的。比较卫生的一种制作法已为许多美国人熟知，就是犹太人过逾越节所吃的薄饼那种烤制方法。
游牧民族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建立在部落的基础上，部落实行同族通婚，按父系续谱，占据特定的地盘。更大的组织是朝生暮死的。一旦占支配地位的部落失去控制，部落联盟就随之瓦解。部落中的全体成员均有亲戚关系。任何家庭要改属另一部落，是难以想象的。部落的控制权授予酋长。酋长的职位名义上由某一家族世袭。酋长的第一夫人所生的长子有优先继承权。然而，继承之事没有绝对的规则，因为在游牧条件下酋长的职位绝不是一个闲职，必须由最优秀的人来担任。酋长与部落成员的关系，以家长对家庭成员的关系为模式。他指挥部落的活动，负责执法维护公正。很难说在前伊斯兰教的时期里，形式法典在多大程度上为社会所公认。但是，人们指望酋长在执法中断案精明，判明真正的罪犯，量刑恰如其分。近东民间传说中所罗门国王断案如神的故事，符合游牧民和定居者的最佳模式。实际上，酋长受部落舆论的影响，他尽力靠说服而不是靠武力行使职权。然而，他的权力是独断专行的，理论上说是绝对的。毋庸赘言，这些模式对伊斯兰模式的政治演进产生了影响。
阿拉伯半岛的游牧民不仅实行族内婚，而且赞同某些近亲婚配模式。他们不仅允许而且优先选择堂兄妹开亲，这是全世界少数几个实行堂兄妹开亲的民族之一。这一模式纳入了伊斯兰习俗之中，至今在许多阿拉伯国家中依然保留了下来。游牧民的婚俗通常是单偶制，然而对于那些有财力的人来说，多偶制也是允许的。无疑，早期的希伯莱人就有多偶制的婚俗。
一切闪米特文化的一个令人注目的侧面，似乎是绝对要求新娘的童贞。迄今为止，展示处女象征在大多数伊斯兰国家仍然是婚礼中常规的部分。这一习俗反映的价值观念，无疑可以追溯到前伊斯兰时代。这一顽强的婚俗，仅仅是一种文化对性和性器官的执着追求的一个侧面，这种执着的追求反映在割礼术中。实际上一切闪米特民族都共有这一习俗。与此对应的女性外阴割除术也非常普遍，在苏丹的有些地方这一习俗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儿的人们把女性的所有外生殖器全部割掉，外阴部的伤疤几乎完全封闭了阴门，使性交成为不可能。如此，新郎就可以保证新娘是处女，不过，新郎得征得新娘同意再给她做一次手术，然后才能举行婚礼。
游牧生活的各种需求使妇女隐居闺房的生活成为不可能，除了少数最富豪的家庭除外。然而，不贞的女孩子或不忠的妻子及其恋人都得处死。因为男子的不贞受指责，所以他们进城玩时就尽量寻花问柳。城里的贝都因人①的性欲和我们浪迹天涯的水手的性欲一样广为人知。在伊斯兰教诞生之前的时代，男子的这种需要由寺院中的妓女这一常见的制度来解决。还有与此相关的一个结果，是男子同性恋的高度发展；直到今天这一现象在伊斯兰国家里也普遍存在。搞同性恋的人，主要是未婚男子和少年。结婚之后，同性恋就让位于正常的异性婚恋关系了。
家庭控制是严格的父权制。父亲终生甚至死后对妻儿都有完全的控制权。父亲的祝福是重要资财，父亲的咒骂可以毁掉儿子的前程。请注意雅各和以扫②的故事。女儿出嫁前受父亲控制，出嫁后受丈夫管束。一般的父亲似乎以自己的严厉态度而不是以公正态度而感到自豪。儿子对父亲抱恐惧和尊敬的态度。尤其在一夫多妻制的家庭里，最强有力的情感纽带是在母亲和儿子之间。母子关系中存在真挚的深情，母子双方友好携手策动密谋以对付父亲，实在是司空见惯之事。
①贝都因人（Bedouin）—沙漠地带游牧的阿拉伯人。
②雅各和以扫—典出《圣经?旧约》，二人为孪生兄弟。以扫为长子，雅各以红豆汤换取哥哥的长子权；为了得到双目失明的父亲以撒的祝福，披上羊皮冒充哥哥以扫（以扫生下来时即浑身披毛）。
整个情况就是如此，这就使个性发展中产生强大的、批判的超我意识成为意料之中的事情。希伯莱人描绘的全能的神，只有靠人的完全服从和奉献才能使其不被震怒；无论神的行动多么不公正，都必须完全服从和忠诚于他。这位全能之神的形象，是由闪米持家庭中普遍存在的情况直接衍生出来的。这种家庭生活情况还产生了另一种后果，就是被夸大了的超我意识。这就是闪族人行为的每一个侧面中都存在的繁复的禁忌系统。这样的一种系统记录在摩西十诫中，这些诫律决不是孤立的现象。所有的闪族部落都立有类似的法典，只是其内容略有差别而已。这样的法典给遵守法典者以安全感。这种安全感与我们文化之中听话的好孩子的安全感有类似之处，好孩子牢记父亲告诉他所不能做的一切，小心翼翼地不犯诫律。希伯莱人的耶和华（即上帝—译注），是闪族父亲的形像，是一家之长的权威被抽象和夸大的结果。父权制高压和性剥夺给闪族人的基本人格打上了印记。从摩西到弗洛伊德、闪米特人都很关注罪孽和性。
亚洲闪族人的地理位置对文化进步尤其有利。他们始终不断地与世界最悠久的两大文明中心保持着密切的接触，这两大文明中心是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到公元前2300年，他们征服了美索不达米亚，吸收了此地的文化。他们有热中于经商的天性，这使他们与许多不同的民族发生了接触，使他们对文化差异有切肤之感。新的器具用品和新的艺术风格，凡有益者，他们无不随时乐意加以采用。与此同时，各种闪族文化又表现出一种根本的连续性，也许任何其它民族文化的连续性都无法与之匹敌。无论借用的是什么，他们总是用自己的价值和兴趣对之进行重新阐释；他们的价值观念和兴趣绝少变化地保留下来了。
闪米特人对文明的最重要贡献，一方面是数学和天文学，另一方面是宗教。奇怪的是，我们的机械宇宙的观念和完全服从独一无二、威力无比的神的观念都要归因于他们。第一个观念是从美索不达米亚的祭司长时期观察旋转的天象中演变出来的。第二种观念是从对部落神的狂热忠诚中演生出来的，这种忠诚如此强烈，一切其它存在物和力量对崇拜者来说都不复存在。闪族人追求的总是绝对的东西。不幸的是，他们的文化缝承人竟然找到了两位这样的神，而且这两位神又是截然相反的两个极端①。我们占有的一切一神教信仰都可以回溯到闪族人那里。所有的一神教信仰都面对着一个难解之谜：在一个自然法则支配的宇宙中存在着一个全能的神。
①指穆斯林信仰的真主和犹太-基督徒信仰的上帝；创建穆斯林的阿拉伯人和创建犹太-基督教的以色列人都是闪米特人。
5．最早的文明
5-1 美索不达米亚
一切迹象表明，西南亚形成的村社生活模式传播到欧亚大陆的其它地区和北非的速度是相当快的。这一模式在适应各地环境条件中所作的修正，在前面几章已经研讨过。然而，最古老的文明的兴起就难以用类似的文字来解释了。它们并非必然非从其发祥地兴起不可。西南亚村社文化在旧世界温暖地区传播所产生的结果，与这样的结果相仿佛：用饱含细菌的溶液在盛着动物胶的盘子画一个圆圈；过一定时间，在许多地方就会出现密集的、彼此分离的菌群。同样，村落文化所到之处，人口密集的居民点就会出现。稠密人口和某些文化因素及环境因素相结合，使城市生活成为可能，在这些地区，文明就会兴起。
城市作为一种崭新而风格独特的社会组合的重要性，第二章已作了研讨，与之同时研讨的。还有城市存在的条件。城市不仅需要稠密而定居的人口，而且还需要技术装备，把食品和它笨重的原材料运到城里需要这些装备，把城里熟练工匠生产的商品输往各地也需要这样的技术装备。凡是上述条件得到满足的地区，在旧世界和新世界的几个地区，城市生活都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在其它一些地方，别地发展起来的城市生活模式通过传播，创造了当地城市兴起必需具备的条件。
在旧世界，最早的文明中心—可以被当做是城市生活的同义语—都发生在大河之滨。河谷地带的肥沃土壤可以支持众多的农业人口，水运又给城市所需提供了便利。都市组织在这些中心建立之后，逐步从每一中心渐次传播到越来越宽广的地区。对原材料的需求，大河谷地灌溉技术应用到较小的地区，都推动了都市组织的传播。最初的文明中心都是独立兴起的，这一点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它们之所以相似，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它们都源出于西南亚的村社文化模式，新型的社会组合给它们提出的问题都是相似的。
最初的城市建立在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斯河、印度河和黄河之畔。城市生活在欧洲来临极晚。早期的希腊和意大利城市，实际上是很小的城镇，而且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欧洲最早的、繁复程度足以被划入文明类型的文化，是克里特文化，这一文化亦不是城市文化。岛上的人口虽然稠密，但是分散在许多小型村落之中，这使笨重商品运输减少到最低限度。生产克里特人出口商品的熟练工匠集中在沿海的几个地方，海船可以运来原料，运走成品。直到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公元前776年）之后，希腊才出现名副其实的城市。意大利城市的出现，则是在希腊移民定居意大利（公元前7—前6世纪）之后，也可能是在伊特鲁里亚人定居意大利（公元前8世纪）之后。在欧洲其余地区，城市来临更晚；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城市，几乎在中世纪末了才出现。
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大概是最初的城市生活中心。城市生活在以上两地的发端似乎是各自独立的，实际上是同时产生的（约公元前4000年）。虽然早在公元前3500年，埃及和美索达米亚就有偶然接触，但是这两种文明真正的相互作用，等到埃及成为一个卷入亚洲事务的军事大国才会发生（公元前1500年）。印度河谷文明的发轫期比较难以断定，因为我们无法确定当地的纪年史。然而，这一中心与西南亚村社文化的源点如此之近，所以此地的定居生活肯定在很早的时代里就已确立。贸易换取的东西证明，到公元前3000年，它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已有接触。华北黄河流域的文明比其它几种文明确立的时间要晚得多。即使赋予商代之前的黑陶文化以文明的地位，此地文明开化的最早年代也不可能早于公元前2000年之前很久的时代。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对我们文明的影响，超过了任何其它最早的文明中心对我们的影响。对于古典希腊文化受惠于此地文明的深重，我们的认识仅仅才开始。希腊化时期的各种文化受其恩惠就更为深重了，那时的中介是亚述文明和波斯文明。借助希腊化时期的文化，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模式传播到罗马帝国，因此而成为西欧传统的一部分。
埃及文明对我们文明的贡献，在重要性上位居其次，可以历数的贡献要少得多。主要集中在技术和神学领域，这些贡献到达西方之前，经过了希腊化文明的过滤。埃及文化追随的是一条与我们分歧的道路，其价值和兴趣基础我们是难以理解的。它对来世生活的执着追求，它狂热地把法老当做神来接受，国民的幸福建立在法老的幸福之上，这一切对欧洲人来说都是难以理解的。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是我们知道并能理解的那种文明的最早的例子。许多迄今在西方社会中运转的经济模式和社会模式，都可以追溯到这一地区。据说，倘使乔治。华盛顿被送回古代巴比伦汉穆拉比王的宫廷之中（约在公元前2067—前2025年），他会比置身于以他命名的首都里更感到宾至如归。除了语言上的困难而外，他在汉穆拉王国里遭遇的东西，很少有他不熟悉或难以理解的。然而，倘若他置身如今的首都华盛顿，他反而会不知所措、困惑不解，原因是过去两百年间巨大的技术变迁，以及我们的社会为使文化的其它侧面适应这些技术变化所作的笨手笨脚的努力。
苏美尔人的技术，基本上维持了西南亚新石器文化中心的技术，再加上一些添加的成分和工艺技能上的显著提高。苏美尔人实际上已经知道并且加工除铁之外的一切金属。只有陨铁可供开采，所以它太稀缺，不能派作一般的用场。他们用生蜡铸造法铸铁、抽铁丝，且能把铁块焊接起来。他们的珠宝显示出金银细丝工艺和金银细粒工艺。苏美尔文化早期，金属的价值相差微小。黄铜和青铜都极为稀缺，所以它们与金银的价值相差无几。矛头、匕首和战斧是实际用于作战的武器，而不是仪式用品，它们是金铜合金或金银合金制造的。这些合金是实用的、用于加工的金属，硬度高，耐腐蚀。陶器用陶轮制作，由陶工进行大批量生产。显然陶工是专业人员。陶器产品规范化，并严格用于功利目的。奢侈器皿是用金属、宝石或贝壳制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