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身体好吗？”他问道。
“身体？如果我们埋怨病，上帝就不会把死神赐给我们。”
卡拉塔耶夫说，他又接着讲述那个已讲开了头的故事。
“……我说，我的老弟，”普拉东继续说，他那苍白、憔悴的脸上带着笑容，眼睛里寒着奇异的、喜悦的光亮，“我说，我的老弟……”
皮埃尔早就熟知这个故事，卡拉塔耶夫单独对他一个人至少讲过六次，而每次讲述这个故事时总是怀着奇特的、喜悦的感情。然而，无论皮埃尔对这个故事已经多么熟悉，他现在听起来，仍然觉得新鲜，卡拉塔耶夫讲述这个故事时所表现出的安详和出自内心的喜悦，感染着皮埃尔。这个故事是讲一个老商人，他和全家人都循规蹈矩，信奉上帝，有一次他和一个富商结伴到马卡里去所发生的事情。
他们俩住进一家客店，两个人都躺下睡了，第二天早晨发现那个富商被人杀害并劫走了财物。在老商人的枕头下面找到一把上面染着血迹的刀子。这个老商人遭到审判，挨了鞭打，撕破了鼻孔，——按照规矩要做的都做到了，——卡拉塔耶夫说——然后他就被流放，去做苦工。
“就是这样，我的老弟（卡拉塔耶夫讲到这里，皮埃尔就来了），这件事一晃过去了十多年，那个老头在劳动营服苦役，他规规矩矩，一件坏事也不做，他只乞求上帝赐他一死。嘿！一天夜里，犯人们聚在一起，就像我们现在这样，那个老头也在其中。他们谈论自己为什么受这份罪，是怎样得罪了上帝的。有一个说他杀过一个人，另一个说，他害死两条人命，还有一个说他是纵火，再有一个说他是逃亡者，什么罪也没有。接着大家问那个老头，“老人家你又是为了什么遭这个罪呢？”“我嘛，小兄弟们，我是为我自己的也是为别人的罪过才遭这个罪的，我没有杀过一个人，没有拿过别人一点东西，我还时常帮助穷人。亲爱的小兄弟们，我是个商人，我有很多财产。”他这样从头到尾地详详细细地把经过对大家讲了一遍。“我不为自己难过，这是上帝的旨意，不过只有一点，”他说，“我老伴和孩子太可怜了。”讲到这里，老人哭了。碰巧，在这群犯人中有一个人，就是这个人杀死了那个商人。“老人家，”那个人说，“那件事发生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哪一个月？”他问及所有情况，他的心被刺痛了。他就像这个样子走到老人跟前——扑通一声，跪倒在老人脚下。“老人家，”他说，“你是因为我才遭的这份罪，弟兄们，他说的都是真的，弟兄们，老人家没有罪，他是冤枉了的，那件事情是我干的，那把刀是我趁你睡着了塞到你枕头下面的。原谅我吧，老人家。”他说，“看在上帝的份上，原谅我吧。”
卡拉塔耶夫停住嘴，他凝视着火光，露出欣喜的笑容，拨了一下火——
“那个老头说，上帝会饶恕你的，我们所有的人对上帝都有罪，我是为我自己的罪过才遭受这份罪。”他哭了，泪流满面。你们想不到吧，善良的人们，”卡拉塔耶夫说，他露出喜悦的笑容，眼睛闪着愈益明亮的光彩，好像他刚刚所讲述的故事里面，包寒有一种最有魅力、最有意义的东西。
“你们真想不到，亲爱的朋友们，这个杀人凶手向当局自首了。他说，‘我害过六条人命，我是凶手，但是最使我难过的是那位老人，不能再让他为了我的缘故而遭罪。当局记录下供词，发了公文，一切都照章办理。那地方很远，一审再审，一道道公文，一层层上报，终于到了沙皇手中，沙皇的命令来了：无罪释放，发还没收的财产。公文下来了，到处找那老头。那个无辜的老头在哪里呢？”卡拉塔耶夫的下巴在打颤。‘上帝已经饶恕了他——他死了。你看，事情就这样，亲爱的朋友们。”卡拉塔耶夫结束道，他微笑着，默默地凝视着远方，停了很久。
这时，皮埃尔模模糊糊，充满了欢快，这不是因为这个故事本身，而是它那神秘的意义，是卡拉塔耶夫讲这个故事时，他那如痴如醉的神态和这种如痴如醉的神秘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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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Avosplaces！”①突然间喊出一声口令。
在俘虏和押送队中发生了一阵蚤动，似乎期待着一种快乐而庄严的事情。四面八方都传来了口令声，从俘虏队的左边来了一队骑着骏马，军容整肃的骑兵。所有的人都紧张起来，这是每当最高当局的大人物驾临时人们常有的表情。俘虏们被赶到一边，挤成一团。押送队的士兵们集合列队。
“L’empereur！L’empereur！Lemaréchal！Leduc！”②一队剽悍的后卫骑兵刚驶过，接着就有一辆由两匹灰马并驾的四轮轿形车咕咕隆隆地驶过。皮埃尔瞥见一个仪态端庄白胖胖的，头戴三角帽的人的脸。这是一位元帅。元帅向皮埃尔那引人注目的粗壮躯体看了一眼。从元帅紧锁双眉和立即掉过脸去的表情，皮埃尔看出了有一种同情和有意把这种同情掩饰住的表情。
那个管理军队的将军，满脸通红，神色惊慌，鞭打着他骑的那匹瘦马，在马车后面奔跑着。有九个军官聚在一块，一些士兵站在他们周围。所有人的表情既兴奋又紧张。
“Qu’estcequ’iladit？Qu’estcequ’iladit？…”③皮埃尔听见人们问——
①法语：各就各位②法语：皇帝！皇帝！元帅！
③法语：他说什么？他说什么？
在元帅经过时，俘虏们挤在一堆，皮埃尔看到了从早上起还没有看到过的卡拉塔耶夫。卡拉塔耶夫穿着窄小的军大衣，靠着一株桦树坐着。他脸上，除了昨天讲述那个无辜受罪的老人的故事时所表现的欢喜神情外，还露出宁静、庄严的表现。
卡拉塔耶夫睁着他那温和的、满寒泪水的眼睛望着皮埃尔。显然是希望他能走近点，以便对他说点什么。但是，皮埃尔为自身的处境所担心，他佯装没有看见，急忙走开了。
当俘虏又启程的时候，皮埃尔回头看了一眼，卡拉塔耶夫坐在路边的桦树旁，两个法国人站在旁边在说什么。皮埃尔没有再回头看，他一瘸一瘸地向山坡上走去。
从后面卡拉塔耶夫坐着的地方，传来一声枪响。皮埃尔听得十分清楚，就在这一瞬间，他想起了，他尚未计算出到达斯摩棱斯克还有多少站，这是在那个元帅经过之前就开始计算了。于是他又开始计算。有两个法国士兵从皮埃尔身旁跑过，其中一个提着一支还在冒烟的枪。他们俩脸色苍白，其中一个怯生生地看了皮埃尔一眼，他们的表情和皮埃尔曾见过的那个行刑的年轻士兵的表情一样。皮埃尔看一眼那个士兵，想起了三天前他在火堆旁烤衬衫，把衬衫烤糊了，他们为此还嘲笑过他。
在他后面，在卡拉塔耶夫坐过的那个地方，那条狗在哀嗥。“愚蠢的畜牲，嗥什么？”皮埃尔想。
皮埃尔和同行的同伴们一样，都没有回头看那发出枪声和后来狗叫的地方，但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十分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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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军需物资、俘虏兵和元帅的辎重队都驻扎在沙姆舍沃村。大家都围坐在火堆旁。皮埃尔走近火堆，吃了些烤马肉，背着火躺下身子，立刻就睡着了。他又像在波罗底诺战役后在莫扎伊斯克那样睡着了。
现实的事件又和梦境结合在一起，又有一个人，是他自己呢，还是另一个人，对他谈思想，甚至就是在莫扎伊斯克对他所谈的那些思想。
“生命是一切。生命是上帝。一切都在变化和运动，这个运动就是上帝。只要有生命，就有感应神灵的快乐。爇爱生命就是爇爱上帝。”
比所有一切都更困难和更幸福的是，在苦难中，在无辜的苦难中，爇爱这个生命。
“卡拉塔耶夫！”皮埃尔想起了他。
皮埃尔突然像过电影似的在脑子里出现了一位他早已遗忘的、在瑞士教过他地理课的、仁慈的老教师。“等一等。”那个老者说，他给皮埃尔看一个天球仪。这是一个活动的，晃动的，没有一定比例的圆球。圆球表面是密密麻麻、彼此紧挨着的点点。这些点点都在运动着，不断变换位置，时而几个合成一个，时而一个分成若干个。每一个点都极力扩张，抢占最大空间，而别的点也极力扩张，排挤它，有时消灭它，有时和它合在一起。
“这就是生命。”老教师说。
“这是多么简单明了，”皮埃尔想。“我怎么先前就不知道呢。”
“上帝在那中间，每一个点点都在扩大，以便最大限度地反映它自身。它生长，汇合，紧缩，从表面上消失，沉入深渊，又浮上来。这就是他，就是卡拉塔耶夫，你看，他扩散开来了，又消失了——Vousavezcompris，monenfant．①”
教师说。
“Vousavezcompris，sacrénom．”②一个声音喊道，于是皮埃尔醒了。
他欠身坐了起来。火堆旁边蹲着一个法国人，他推开一个俘虏，拿一根穿着肉的通条，放在火上烘烤。他卷着袖筒，两手青筋暴突，长满茸毛，皮肤发红，手指短粗，他灵活地转动着通条。他紧锁双眉，褐色面孔陰沉沉的，在通红的炭火的光亮中清晰可见。
“Caluiestbiengal……Brigand．Va！”③他迅速转过身子对身后的一个士兵说——
①法语：你懂得了，我的孩子。
②法语：你明白了，该死的。
③法语：他反正一样……是个土匪，没错！
那个士兵转动着通条，冷冷地向皮埃尔瞥了一眼。皮埃尔转过脸去，向黑暗中看去。有一个俘虏，就是被法国人推开的那个人，坐在火边用手拍打着什么。皮埃尔凑近一看，认出了那只雪青的小狗，它摇着尾巴坐在那个士兵身旁。
“啊，你来啦？”皮埃尔说，“啊，普拉东……”他还没有把刚开了头的话说完。
突然间，如烟往事在脑际涌现出来：有普拉东坐在树下投来的目光，有那个地方传来的枪声，狗的叫声，两个法国人从他身旁跑过去时带有犯罪的面部表情，那支还在冒烟的枪，想起在这个宿营地永远也见不着的卡拉塔耶夫，他正要弄清楚卡拉塔耶夫是否已被打死，但是，就在这一刹那，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忽然想起他和一个美丽的波兰姑娘在他在基辅的住宅阳台上度过的那个夏夜。皮埃尔没有把这一天的回忆都联系起来，再从其中作出结论，他闭上眼，于是夏天的自然风光和对游泳以及对流动的液体球的回忆混合在一起，于是他沉入水中，水淹过了他的头顶。
日出之前，他被巨大的密急的枪声和呐喊声惊醒。法国人从他身旁跑过。
“Lescosaques！”①一个法国人喊叫道，一分钟后，皮埃尔周围都是俄国人——
①法语：哥萨克。
皮埃尔有好一阵子没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他听见周围同伴们欢喜的哭泣声。
“弟兄们！我的亲人们，亲爱的！”那些老兵边哭边喊叫着拥抱哥萨克和骠骑兵。骠骑兵和哥萨克围着俘虏们，给的给衣服，给的给靴子，给的给面包，皮埃尔坐在他们当中，放声大哭，激动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紧紧拥抱第一个走到他面前的士兵，一边哭，一边狂吻着。
多洛霍夫站在一所已倒塌的房屋的大门旁边，已缴了械的法国人从他面前走过。那些法国人为刚刚发生的这一切而激动，相互间大声议论着；当他们从多洛霍夫面前走过时，他们看见他用马鞭怞打着靴子，以冷峻的目光在注视他们时，他们不再吭声了。另一边站着一个多洛霍夫部的哥萨克在清点俘虏人数。每数到一百就在门上划个记号。
“多少了？”多洛霍夫问数俘虏的哥萨克。
“二百了。”那个哥萨克回答道。
“Filez，filez，”①多洛霍夫不住地说，这是他从法国人那里学来的话。他的目光一碰到俘虏的目光时，眼睛就突然爆发出残酷的光芒——
①法语：快走，快走。
几个哥萨克抬着彼佳-罗斯托夫的尸体向在花园内已挖好的墓袕走去，杰尼索夫脱下帽子，陰沉着脸跟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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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自十月二十八以后，大地开始上冻。法国军队溃逃的境遇更加悲惨：有的被冻死，有的在火堆旁烤死。而皇帝、总督和公爵们身穿皮衣，驾着马车，携带抢来的财物，继续往前赶路；但是法国军队自从莫斯科撤退后就一直溃不成军。这种现象一直没有丝毫变化。
从莫斯科到维亚济马，法军原有七万三千人（不包括近卫军，他们除了抢劫，在整个战争中什么事情也不干），现在只剩下三万六千人了（在战争中阵亡的约五千人）。这是第一阶段的数字，以后的数字完全可以用算术计算出来了。
从莫斯科到维亚济马，从维亚济马到斯摩棱斯克，从斯摩棱斯克到别列济纳，从别列济纳到维也纳，法军就是按照上述比例减员和毁灭的，法军的减员和毁灭与天气寒冷的程度、追击、道路阻障以及一切其他的条件无关。到达维亚济马后，原先分三路纵队行进的法军，已缩成一团，就这样一直走到最后。贝蒂埃向皇帝上了一道奏章（众所周知，这些官员报告军队状况，与真实情况相距甚远了）。他写道：
“我有责任向陛下报告，这三天我在各军团行军中所见到的情况，这些军团已溃不成军，军旗下只有四分之一的士兵，余者四散奔逃，去寻找食物或逃避执行军务。都想早日赶到斯摩棱斯克，以便能获得喘息的机会。
这几天许多士兵把枪支弹药扔掉。不论陛下今后如何打算，我们都必须在斯摩棱斯克进行休整，应当清除徒步的骑兵、徒手的士兵，不必要的辎重以及与目前兵力不相适应的炮兵用品。军队需要补充给养和休息。由于饥饿和劳累，士兵们已津疲力尽，最近几天有许多士兵死于行军途中和宿营地。这种情况继续在恶化，如不迅速采取补救措施，一旦发生战斗，我们手中将没有可用之兵。
十一月九日，离斯摩棱斯克三十俄里。①——
①这篇奏章是作者用法文写的——译者注。
法国人蜂拥进入他们看作是天堂的斯摩棱斯克之后，为了夺得食物，互相残杀或抢劫自己的仓库。把什么都抢光之后，又继续奔逃。
法国人一味向前奔逃，他们不知道去哪里，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可怜，天才的拿破仑比别人知道得更少，因为没有人给他下指令。但是他和他周围的人依然保持惯例：下命令，发公函，写报告，下Ordredujour①彼此称呼：“Sire，moncousin，princed’Ekmuhl，roideNaples”②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废纸一堆，因为已不可能办到，他们虽然以陛下、殿下和贤弟相称，但是已经意识到，由于作恶多端，现在正得到报应，已经成为可怜虫。他们伪装得很关心军队，其实每个人心里都只有自己，只想能逃出一条命来——
①法语：每日报表。
②法语：陛下、贤弟、埃克木尔王、那不勒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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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在从莫斯科撤退到涅曼的途中，俄、法两国军队的行动就像是一种捉迷藏的游戏。两个作游戏的人都被蒙上眼睛，其中一个人不停地、时断时续地摇一个小铃铛，铃声把自己所在地点告诉了对方。起初，那个被捉的人不怕他的对手，大胆地摇着铃铛，但是当他处于逆境的时候，他极力悄悄行动，躲避着敌方。可是常常自以为已经躲开了，却一下落入敌人的手中。
一开始，拿破仑军队在沿着卡卢日斯卡雅大道行进的时候，还让人知道他们所在的地点。可是，当他们走上通往斯摩棱斯克大道时，他们就不再“摇铃铛”了，悄然逃跑，他们常常以为自己已经逃避开了，这时却又迎头碰上了俄国人。
法国人在前面逃命，俄国人在后面追击，行动都十分迅速。战马都津疲力尽，而马又是在战斗中能大体确定敌人位置的主要手段。用骑兵进行侦察已不能使用了。此外，由于双方军队位置的变动是如此频繁，如此迅速，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获得情报也不可能及时地送达部队。如果第二天得到消息说敌方头一天在某地，那么在第三天要采取什么措施时，那支军队已经向前走了两天，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位了。
一方的军队在前面逃命，另一方的军队在后面追击，从斯摩棱斯克出发，法国人本来有许多条不同的道路可供选择。从表面上看，法国人在他们停留的四天之中，完全可以弄清楚敌人在什么地方，作出有利的战略决策，采取点新措施。可是在停留了四天之后，这一群乌合之众，没有新战略，没有新措施，既不从左边走，也不从右边走，又沿着最坏的老路——沿着那条他们熟悉的大路，向克拉斯诺耶和奥尔沙逃跑。
法国人以为敌人在后面，而不是在前面，他们在逃跑中兵力过于分散，距离拉得过长，首尾相距二十四小时的路程。逃在最前面的是皇帝，然后是王侯们，再后面是公爵们。俄国军队料想拿破仑一定会从右面渡过德聂伯河，这是唯一合理的选择，所以俄军也向右转，沿着通往克拉斯诺耶的大道前进。就像捉迷藏一样，法国人在这儿遇到了俄军先头部队。法国人出乎意料地碰上了敌人，陷入了一片混乱，由于出乎意外而吓得不知所措，停了下来，接着前面的法国人扔下跟随其后的同伴，又继续奔逃，就这样，法军的各个部分，先是王侯们的，然后是达乌的，再随后是内伊的，就好像是从俄军的队列中通过一样，一连过了三天。他们扔掉了所有的笨重的东西，扔掉了大炮和一半的人员，没命地奔逃，各不相顾，他们只敢在夜间逃跑，向右边绕着半圆形的圈子逃跑，以避免与俄国人遭遇。
走在最后面的是内伊，这是因为他要执行炸毁对任何人都不会构成威胁的斯摩棱斯克城墙的任务（虽然他们的处境已很不幸，或者正因为这种不幸，他们才捶打那块跌伤了他们的地板），内伊率领的那个军团本来有一万人，他跑到奥尔沙拿破仑那里的时候，就只剩下一千人了。他把其余的人和大炮全都抛弃掉了。他在夜晚穿过森林偷偷渡过德聂伯河。
他们又从奥尔沙沿着通往维尔纳的大路继续向前逃跑，还是那样，和追击的军队又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在别列济纳河他们又乱作一团，有很多人淹死在河中，有很多人缴械投降，但是渡过河去的那些人又继续往前奔逃。他们的那位主帅身着皮外套，坐着一辆雪橇，扔下他的同伴们，独个儿往前狂奔，能逃跑的就逃跑，不能逃跑的就投降，还有的就倒毙在逃命的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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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法国人在整个溃逃过程中，做尽了他们所能够做的断送自己命运的一切事情，从转向卢日斯卡雅大道到主帅扔下自己的部队只身逃跑，这一群乌合之众的每一个行动，都没有丝毫意义。这样，我们可以说，在这一阶段的战役中，要把群众的行动归因于某个人意志的历史学家们，要按照他们的思想来描述这次大溃逃是绝对不可能了。其实不然，历史学家所写的关于这一战役的书籍可以堆积如山，对拿破仑的战略部署、深思熟虑的战略决策以及指挥军队作战的机动灵活，还有他的元帅们的军事天才，都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
从小雅罗斯拉维茨退却的时候，他可以通过一个物产丰富足以补充给养的地区，另外还有一条与此平行的道路可供选择，后来库图佐夫就是沿着这条道路追击他的，而他却完全没有必要走那条已经被破坏了的道路。而历史学家却认为这是具有种种深谋远虑的战略行动。他从斯摩棱斯克向奥尔沙溃退也同样被说成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然后，还描述了他在克拉斯诺耶的英雄行为。据说，他准备在那里部署一次战斗，由他亲自指挥，他手持一条桦木棍，不停来回走动着，说道：
“J’aiassezfaitl’empereur，ilesttempsdefairelegénéral．”①他说是说了，但是说完大话之后就立刻逃走，丢下了他身后早已溃不成军的队伍，让他们去听天由命罢了。
后来，人们向我们描述了元帅们灵魂的伟大，特别是内伊，他的灵魂之伟大就在于，他在夜间绕道穿过森林，偷偷地渡过了德聂伯河，他扔掉了军旗和九千名将士，狼狈向奥尔沙逃命——
①法语：我当皇帝已经当够了，现在该当一下将军了。
最后，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那位伟大的皇帝最后离开了英雄的军队，这也算是一桩伟大的天才的行动。甚至对这种最后逃走，在人的语言中被认作是最卑鄙、最无耻的行为，就连三岁小孩也会认为这是最可耻的行为，而这种行为在历史学家的语言中，竟然能够得到辩护。
每当历史提到这些富有弹性的线延伸得不能再延伸的时候，每当那种行为与人类称作善良，甚至称作正义，已明显相违背时，历史学家们就乞救“伟大”这个词的概念。好像是用“伟大”这个词可以排除衡量善良和丑恶的标准。“伟大的人物”没有邪恶的行为。谁是一个伟大的人物，谁就不用担心会因他的过失遭到谴责。
“C’estgrand！”①历史学家们说道，这时已经既没有所谓善良，也没有所谓丑恶，只有“grand”②和“Hegrand”③。Grand④就是善良，Hegrand⑤就是丑恶。按照历史学家的观点，grand是被他们称作英雄人物的这些特殊人物的特性。拿破仑穿着暖和的皮衣逃回老家，他不仅扔下那些等待死亡的伙伴（按照他的说法，是他把他们带领到那里去的，他觉得quec’estgrand⑥，因而他也就心安理得。
“Dusublime（他从自己身上看到sublime的东西）auridi－culeiln’yaqu’unpas，”⑦于是全世界五十年来不断地说：“Sub－lime！Grand！Naplléonlegrand！Dusublimeauridiculeiln’yaqu’unpas．”⑧可是，谁都不曾想一下，承认伟大，而不顾及善良和丑恶还有一个标准，这只能说明他自己的卑劣和无限的渺小罢了——
①法语：这是伟大的。
②法语：伟大的。
③法语：不伟大。
④法语：伟大。
⑤法语：不伟大。
⑥法语：他很伟大。
⑦法语：从崇高到可笑只有一步距离。
⑧法语：崇高！伟大！伟大的拿破仑！崇高到可笑只有一步距离。
对于我们来说，基督已赋予我们区别善良和丑恶的标准，这就没有不可衡量的东西。哪里没有纯朴、没有善良、没有真理，哪里就没有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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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每当读到关于一八一二年战争最后阶段的记述的时候，有哪一个俄国人不感觉到十二万分的遗憾、不安和难于理解的呢？有谁又不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所有三路大军以优势兵力包围了法国军队，既然溃逃的法国人又饿又冻，成群地投降，既然（历史这样告诉我们）俄国人的计划就是要阻截、活捉全部法国人，那么，为什么又没有俘获和消灭全部法国人呢？
数量上少于法国人的俄国军队，何以打了一场波罗底诺战役？何以能从三面包围法国军队，其目的就是全部俘获他们，而又未能达到这一目的呢？难道法国人就比我们强那么多，在已经被我们的优势兵力包围以后，也不能够消灭他们？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历史（所谓的历史）在回答这些问题时说，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库图佐夫、托尔马索夫、奇恰戈夫，以及某某人，某某人，他们没有执行这样的或那样的策略。
但是他们为什么不执行这些策略呢？如果说，他们的罪过在于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那么他们为什么没有受到审判，没有被处决呢？然而，退一万步来说，让我们假定，俄国人的失误是库图佐夫和奇恰戈夫等人的罪过。然而仍然难于理解的是，为什么俄国军队在克拉斯诺耶和在别列济纳拥有那些条件（俄国军队在这两处均占据优势），而法国军队及其元帅们、王侯们和皇帝没有被俘获，而这又正是俄国人的目的，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以库图佐夫阻碍进攻的说法来解释这个怪现象（俄国军史学家就是这样说的），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我们知道，在维亚济马和在塔鲁丁诺，库图佐夫的意志已阻挡不了进攻的军队了。
为什么俄国军队以微弱的兵力在波罗底诺战胜了拥有强大兵力的敌人，而在克拉斯诺耶和别列济纳处于优势兵力情况下，却败给了法国的一群乌合之众呢？
如果俄国人的目的是切断和生擒拿破仑和元帅们，那么，这个目的不仅没有达到，而且为达到这个目的的一切企图，没有哪一次不遭受可耻的破坏。那么，法国人认为，战争最后阶段是法国人获得了一连串的胜利是完全对的，而俄国历史学家说，是俄国人获得了胜利，这就完全错了。
俄国的军史家们，只要他们愿意遵循逻辑，自然而然就能得出这一结论，不管他们怎么满腔爇情地歌颂过勇敢、忠忱等等，应当不得不承认，法国人从莫斯科撤退是拿破仑得到一连串的胜利，是库图佐夫的失败。
但是，完全把民族自尊心放到一边，就可以知道，这个结论本身自相矛盾，因为，法国人一连串的胜利导致了他们彻底灭亡，俄国人的一连串失败却导致他们消灭了敌人，把法国人全部赶出国境。
这个矛盾的根源在于，历史学家们是根据两国皇帝和将军们的信函、战斗报告、报告等类似文件来研究当时的事件，他们说，一八一二年战争最后阶段的目的，是要切断法国军队退路，活捉拿破仑及其元帅们和军队，这样一个目的从来就不存在，完全是他们虚构出来的。
这一目的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也不可能有，因为这样的目的没有任何意义，要实现这个目的也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一目的没有任何意义，因为，
第一，溃逃的拿破仑军队竭尽全力逃跑，要尽快逃离俄国，这也正是每个俄国人所期望的事情。对于逃得如此之快的法国人，再去组织若干战役，这有什么意义呢？
第二，截断那些一心只顾逃跑的人的道路，是没有意义的。
第三，之所以没有意义还在于为了消灭法国军队，要损失自己的军队，而法国军队没有外在原因，在这一阶段也在自行消灭，在所有道路上没有任何阻碍，也不可能把十二月间所实存的军队的百分之一，带领逃越国境，
第四，要俘获皇帝、王侯和公爵们是没有意义的，当时最老练的外交家（如梅斯特等人）已经认识到，俘虏了这些人，会使俄国人十分为难。要俘获整个军团更加没有意义，因为俄国自己的军队抵达克拉斯诺耶时，就减少了一半，而押解这些俘虏需要一整个师，而自己的给养已很困难，口粮都不足了，捉到的俘虏大都快要饿死。
所有关于切断和生擒拿破仑及其军队的高深计划，好像是一个种菜园子的人制定的计划，他在驱赶践踏菜园的牲口时，却跑到菜园门口，迎头痛击那头畜牲。唯一可以替他辩护的理由，那就是他太生气了。然而，对于那些制定那个计划的人来说，就连这个理由也不能成立，因为菜园遭受践踏之害并不属于他们。
然而，除了切断拿破仑的军队毫无意义之外，这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这件事之所以不可能做到，是因为：
第一，经验证明，在一次战役中，各个纵队的战线延伸到五俄里的距离，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使部队的行动与作战计划相符合，若要奇恰戈夫、库图佐夫和维特根施泰因准时在指定地点会师的可能性非常之小，可以说，没有这种可能，库图佐夫正是这样想的，他在接到这个计划时就说过，这距离牵制作战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第二，之所以不可能还因为，拿破仑军队不要命的狂逃有一股巨大的惯性力，要阻挡住，使其瘫痪，这就必须要有比现有的俄军数量多得多的军队。
第三，之所以不可能还因为，“切断”这个军事学中的术语没有任何意义。面包可以切断，而军队则切不断。切断军队——堵住它的去路——怎样都办不到，因为周围总有很多地方可以绕过去，还有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军事学家可以从克拉斯诺耶和别列济纳的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只要敌人宁死也不投降，就很难俘获他们，这就像一只小燕子落在你的手上，好像是可以捉住，但就是捉不住一样。只有像德国人那样按照战略战术规则投降的人，才能俘虏他们。然而对法国军队来说，他们完全认为，这样做对他们是不适合的了，因为无论是逃跑还是被俘虏，等待着他们的是死亡，不是冻死，就是饿死。
第四，之所以不可能，还有一点是最主要的，从古至今，没有任何一次战争像一八一二年的战争所处的条件那么可怕，俄国军队追击法国人已经用尽了一切力量，以致于再多做一点事情，必将自取灭亡。
俄国军队在从塔鲁丁诺到克拉斯诺耶的行军途中，因生病和掉队，减少了五万人，这相当于一个大省省会的人口数目。没有打仗部队就减去了一半人员。
在战役的这一阶段，军队没有靴子和皮衣，给养不足、没有伏特加酒，一连数月夜间都露宿在零下十五度的严寒中。那时白天只有七、八小时，其余时间是无法维持纪律的黑夜，那时，作战时，人们进入不讲纪律的死亡边缘只有几个小时，而当时一连数月每分钟都害怕被冻死或饿死；那时一个月时间军队要死去一半的人，——历史学家在讲到这一阶段战役时，他们说，米洛拉多维奇应当向侧翼某地进军，托尔马索夫应当向某地进军，奇恰戈夫应该向某地转移（在没膝的雪地里转移），某某应当击退和切断敌军，等等，等等。
俄国军队有一半的人死掉了，但是，他们做了自己所能够做的和应当做的一切事情，为了达到人民所期望的目的。至于另一些坐在暖和的房间里的俄国人，他们提出过一些不可能办到的事情，那就不应当属于俄国军队的过错了。
事实和历史的记载出现了这一切奇怪的和现在令人难以理解的矛盾，这是因为写这个事件的历史学家所写的是各位将军的高尚情躁和动听的言辞，而不是历史事件。
最使他们感兴趣的是米洛拉多维奇的言辞，是这个或那个将军所受的奖赏和他们所作的推断；但是关于留在医院和坟墓里的五万人的问题，甚至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因为这不属于他们所研究的范围。
其实，只要不去研究那些报告和将军们的计划，而是深入研究直接参加当时事件的千百万人的行动，那些原先以为很难解决的问题，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很简单地得到确切无疑的答案。
切断拿破仑军队的这一目的，除了在十来位将军的想象中存在过，而事实上从来就不曾有过。这个目的也不可能有，因为他既没有任何意义，而要想达到这个目的，也是绝不可能的。
人民的目的只有一个：要把侵略者从自己的国土上清除出去。这个目的是达到了，第一，它是顺其自然而达到的，因为法国人逃跑了，只要你不去阻挡他们逃跑就行了。第二，这个目的的达到，靠的是消灭法国人的人民战争，第三，一支强大的俄国军队在法国人后面紧追不舍，只要法国人一停下来，就使用这支力量。
俄国军队的作用，就像驱赶跑动的畜牲的鞭子。经验丰富的放牧人知道，对奔跑中的牲口最好是扬鞭吓唬它，而不是迎头怞打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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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当一个人看见一只行将死去的动物时，他会有存一种恐怖感觉：一个本质与自身相同的东西，眼看着消灭了——不复存在了。然而，即将死去的是人，而且还是自己的亲人，那么在亲人将死之前，除了有恐怖感觉之外，还会感觉到心痛欲裂和受到津神创伤，这种津神创伤和肉体创伤一样，有时可以致命，有时也可以平静一些，但内心永远是疼痛的，难以承受外界的刺激。
安德烈公爵死后，娜塔莎和玛丽亚公爵小姐都同样感觉到这一点，由于高悬在她们头顶上的可怕的死亡陰影，吓得她们不敢睁开眼睛，津神上处于崩溃状态，不敢正视人生。他们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尚未愈合的伤口，以免遭到污辱性的、会引起疼痛的刺激。所有的事情：大街上急速驰过的一辆马车，请用午餐，使女们请示准备什么布拉吉，更坏的是，虚情假意的关怀，所有这一切，都刺伤着痛处，都好像是一种侮辱，破坏了她们所必须的宁静。她俩在这种宁静中，极力倾听在她们的想象中仍然没有停息的可怕而又严肃的大合唱，也妨碍了她们注视那在她们眼前一晃而过的、神秘的、遥远的、遥远的远方。
只有她们俩在一块时，才不觉得遭受侮辱和痛苦。她们之间很少交谈。即便谈话，也只说些最无关紧要的事情。两个人同样都避免谈到有关未来的任何一件事情。
她们觉得，承认有一个未来，就是对他的纪念的侮辱。她们在谈话中，一切与死者可能有关的事情，都尽量地、更加小心地回避。她们觉得，她们所经历过的和所体验过的事情，都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她们觉得，凡是提及他的生活细节，都是破坏在她们眼前完成的神秘的尊严和圣洁。
她们沉默寡言，时时刻刻都努力回避着有可能涉及他的话题。这样，她们就从各个方面都设下了，绝不谈及他的警戒线。这就使她们觉得，一切都在她们的想象中更加纯洁、更加鲜明了。
然而，单纯的和无限的悲哀和单纯的和无限的欢乐一样，都是不可能的。玛丽亚公爵小姐，以其所处的地位，她能独立主宰自己的命运，同时她又是她侄子的监护人和教师，首先被现实生活从她头两个星期所陷入的悲伤世界所唤醒。她收到了家中来信，应该回信；尼古卢什卡住的房间潮湿，害得他咳嗽了。阿尔帕特奇来雅罗斯拉夫尔报告了一些事情并建议和劝告搬回莫斯科弗兹德维仁卡的住宅，那所住宅完整，只须稍加修理就行了。生命不停息，就应当活下去。对于玛丽亚公爵小姐来说，要离开她一直生活到现在的冥想世界，心情十分沉重；要丢下孤单单的娜塔莎，不论她多么怜惜，甚至于觉得问心有愧，但是，生活中的许多问题急待她去处理，她也只有服从这种要求了。她和阿尔帕特奇清理了帐目，和德萨尔商量了侄儿的事情，作了妥善安排，作好了迁往莫斯科的准备。
自从玛丽亚公爵小姐在做启程准备时，娜塔莎总是躲着她，独自一人在一边。
玛丽亚公爵小姐向伯爵夫人提出，准许娜塔莎和她一道去莫斯科，娜塔莎的父母欣然应允，他们看到女儿的体力日渐衰弱，以为更换一下环境，还可以请莫斯科的医生给她诊治，这对她是有益的。
在向娜塔莎提出这个建议时，她回答说：“我什么地方都不去。求求你们不要管我，”她说完后强忍住眼泪，从房间里跑了出去，与其说是悲哀，不如说是气恼和忿恨。
自从娜塔莎感到她被玛丽亚公爵小姐抛弃，她要独自承受哀伤之后，她大部分时间就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缩着双退，坐在沙发的角落里，她用纤细的紧张的手指撕碎或柔搓某一件东西并用执着的目光死死地盯住它。这种孤独的生活使她疲倦、使她痛苦，然而，这对于她又是必不可少的。只要一有人进来，她就立刻站起来，改变她的姿势和眼神的表情，或者是顺手拿一本书看或者是顺手做点针线活，很明显，她急切地等待那个打扰她的人走开。
她总觉得，她马上就要彻底弄清楚那个问题了，而这个问题是她深藏于内心的观点所想探讨出究竟的一个可怕的、又无力解答的问题。
十二月底，娜塔莎穿一件黑色的毛呢布拉吉，辫发上随便绾起一个结，她瘦削、苍白，-着退坐在沙发角上，心烦意乱地把衣带的末端柔来柔去，眼睛注视着房门的一角。
她在看他去了的那个方向——人生的彼岸。这一人生彼岸她原先从未想到过，总觉得还相当遥远，也未必就真有。现在她觉得，人生彼岸较此岸更接近，更亲切，更可理解了。而人生此岸所有的一切不是空虚和荒凉，就是痛苦和屈辱。
她向所知的他到过的地方望去，一切依然如旧，她想象不出别的什么样子。她又看见了他在梅季希、在特罗伊茨、在雅罗斯拉夫尔时的样子。
她看见他的脸，听到了他的声音，重述他的话和自己的话和对她说过的话，时而又想到在当时为他和为自己可能说过的其余的一些话。
他穿着丝绒皮衣躺在安乐椅里，头支靠在瘦削、苍白的手上。他的胸脯可怕地凹陷下去，双肩耸立着。双唇紧闭，眼睛闪着亮光，苍白的额头上的皱纹不时地皱紧，隐约可见，他一条退不停地颤抖。娜塔莎知道，他正在和难以忍受的疼痛作斗争。“这是一种什么痛苦呢？为什么会有这种痛苦？他有什么感觉呢？他是多疼痛啊！”娜塔莎想。他发觉她在注视他，于是抬起眼睛，不露笑容，开始说道。
“有一件事最可怕，”他说，“这就是把我和一个受苦受难的人永远捆绑在一起，这是永无止境的痛苦。”于是，他以试探的目光望着她。娜塔莎像往常一样，不等想好要说什么，就立即回答道：“不会这样下去的，这不会的，您一定会恢复健康，完全恢复。”
她这时又看见了他，并且在体会她在当时所感受的一切。她回想起他在说这番话时的长时间的、忧愁的、严峻的目光。
她明白，这种长时间注视的目光带有责备和绝望的意思。“我承认，”娜塔莎这时自言自语道，“假如他永远受苦，那一定是可怕的。我当时这样说，仅仅是因为这对他是可怕的，可是他却想到一边去了。他当时想，这对于我才是可怕的。他当时还想活，害怕死去。我是对他说了粗暴、愚蠢的话。我不曾想到这一点。我的想法则完全不同。假如我要把我想的说出来，那我就会说：让他死去吧，在我的眼前慢慢地死去，我就会比现在幸福。可现在……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什么人也没有了。他知道这一切吗？不。他不知道，他永远都不会知道。而现在，已经永远、永远无法挽回了。”他又对她说同样的话，可是现在，娜塔莎在想象中给他作了完全不同的回答。她打断了他的话，说道：“您要知道，这在您觉得可怕，可在我并不可怕。在我的生活中，没有了你，我便没有了一切，和您一道受苦，对我来说，更幸福。”于是他握住她的手，紧紧地握着，就像他在临终前四天，在那个可怕的夜晚那样握着。于是她在想象中，对他说出另外一些她在当时可能说出的温存、爱抚的话。“我爱你……你……我爱……我爱……”，她说这话时，紧握着双手，拼命地咬紧牙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