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九二六年的春天由于当时的总罢工回到了伦敦。
这次总罢工是巴黎的一个话题。法国人对旧日朋友的窘困处境总是眉飞色舞，而且把海峡对面我们那些相当含糊不清的概念都变成了他们自己十分精确的术语，预言将在英国发生革命和内战。每天傍晚报摊上都要宣扬这场厄运的消息，老相识们在咖啡馆里半带嘲讽地打着招呼：“哈，我的朋友，你在这儿总比在国内强多了，是吧？”直到我和几个与我处境相同的朋友真的相信我们的祖国处在危急中，而且我们的责任就在祖国那边为止。我们这伙人中还加进了一位比利时未来主义派，平时他是用一个我认为是假的名字：吉恩·德·布里萨克·拉·莫特，他宣称在任何地方任何战争中有权拿起武器对下层阶级作战。
我们这些人走到一起来了，都是精神抖擞的男子汉，大家盼望着到了多佛尔。在我们面前展现出近些年来在欧洲各地反复出现而且没有什么变化的历史情景，这种情景在我脑海里勾画出一幅清晰然而是拼凑出来的“革命”的画面——邮政局上红旗飘扬，有轨电车被推翻在地，到处是醉醺醺的兵士们，监狱被打开，被释放的犯人成群结伙在街头游荡，从首都开出的火车到不了目的地。这种情形人们在报纸上读到过，在电影里看到过，并且在咖啡馆的桌子旁边反复听了六七年，这种情形现在成为一个人的亲身经历，以前都是间接听来的，例如所谓佛兰德的泥淖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苍蝇这一类的东西。
后来我们靠岸下船，遇到的却是旧时海关那套例行手续，正点到达的邮船联运列车，在维多利亚火车站的月台上排成一行的、聚集在头等车厢旁的搬运工人，以及排成长队等待客人的出租汽车。
“我们要分手啦，”大家说道，“看看在发生什么事啦。晚饭的时候再碰碰头，那时再交换情况。”不过我们心里已经明白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至少没有发生需要我们参加的事情。
“噢，亲爱的，”我父亲说道，他碰巧在楼梯碰见我，“这么快又见到你，多叫人高兴。”（我去国外已经有十五个月了。）“你回来正赶上困难的时候，知道吧。两天以后他们还要举行一次总罢工——全都是胡闹——所以我也说不准什么时候你才能够离开这里。”
我想起我放弃了的本来要在塞纳河畔路灯亮时举行的一个晚会和那里的同伴们——当时我正惦念着两位解放了的美国姑娘，她们合住在奥特伊尔区的单身宿舍里——这么一想，我真希望我没回来就好了。
这天晚上我们在皇家咖啡馆吃的饭。那天气氛倒多少有些战争的味道，咖啡馆里挤满了到伦敦来服国民义务兵役的没有毕业的大学生。从剑桥来的一伙学生整个下午都在签名当运输部门的送信人，而他们桌子后面的另一伙学生则被录用为特种警察了。这一伙或那一伙不时地会回过头来对那一伙挑衅地叫嚷，不过像这种背对背的叫喊并不会导致严重的冲突，后来他们互相敬了高杯的淡啤酒就算完事了。
“你们应该在霍尔蒂开进布达佩斯的时候到达那儿才对。”吉恩说，“那才叫政治呢。”
这天晚上瑞琴特公园里有一个为刚刚抵达英国的“黑鸟”乐队举行的集会。我们中的一个受到邀请，于是我们也跟着去了。
对于我们这些经常出入“砖顶”咖啡馆和布洛海街黑人舞厅的人来说，那里的景象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当我刚走进公园大门我就听到了一个决不会弄错的嗓音，此时听起来就像从遥远的过去传来的一个回声。
“不，”这个嗓音说道，“他们并不是动物园里给人瞪着眼睛看的动物，马尔卡斯特。他们是艺术家，亲爱的，非常伟大的艺术家，应当受到尊敬。”
安东尼·布兰奇和博伊·马尔卡斯特这时正坐在桌子边，桌子上摆着葡萄酒。
“谢天谢地，幸亏我这儿还有认识的人。”马尔卡斯特说，这时我和他们坐到了一起。“原来是个姑娘带我来的，现在不知她跑到哪去了。”
“她溜掉啦，亲爱的，你知道原因吗？因为你看上去可笑地不适当，马尔卡斯特。这里压根儿就不是你这种人来的地方；你不应该在这儿，知道吧，应该去老一百号，再不就去贝尔格雷夫街参加那种悲惨的舞会。”
“就是从一个舞会来这儿的，”马尔卡斯特说，“去老一百号现在还太早。我还得在这儿再耽搁会儿。也许会热闹起来的。”
“我真不屑理你，”安东尼说，“查尔斯，还是跟你说说话吧。”
我们拿上酒瓶和杯子到另一间屋子里找到了一个角落。我们的脚边有五个“黑鸟”管弦乐队的人蹲着掷骰子玩。
“那边的一个，”安东尼说，“就是脸色稍微苍白一些的那个，亲爱的，有天早晨他给阿诺德·弗里克海姆太太的脑袋上梆地来了一下，亲爱的，是用牛奶瓶打的。”
差不多是立刻地、也是必然地，我们谈起了塞巴斯蒂安。
“亲爱的，他已经成了那种酒鬼了。去年你把他甩了以后他就跟我一起住在马赛，也真够我受的。整天就像个有钱的老贵妇，喝呀，喝呀，喝呀。而且还偷偷摸摸。我总是丢失一些小东西，亲爱的，那都是我很喜欢的东西。那天早晨，我丢了两套衣服，是莱斯利和罗伯茨送来的。当然啦，我并不知道就是塞巴斯蒂安干的——因为我那套小公寓进进出出的差不多都是些阴阳怪气的家伙。我偏爱这种家伙你知道的最清楚了。嘿，末了，我们发现了塞巴斯蒂安把我东西当——当——当掉的那家当铺，可是后来他手里可没有什么当票了；当票也是有销路的，在小酒馆里就可以卖掉。
“我看得出来你眼睛里那种清教徒式的、不以为然的神色，亲爱的查尔斯，大概你以为我是在教唆那个小家伙吧。这就是塞巴斯蒂安不太招人喜欢的一个品质，他给人的印象总好像有人在教——教——教唆他——好像马戏团的小马驹子被牵着跑似的。可是我向你担保，我一切都做了。我一再苦口婆心地对他说：‘干吗喝酒？如果你想要陶醉陶醉的话，开心的事可多啦。’我带他去找那个挺不错的人；对啦，你跟我一样，对那个人也是很了解的，纳达·阿罗波夫，琼·勒克斯莫尔，所有我们认识的一切人，都和他有过好几年的来往——他总是去女王酒吧——可是后来，我们都为此出了麻烦，因为塞巴斯蒂安给他一张空头支票——一张假——假——假支票，亲爱的——一大帮子凶神恶煞样的家伙闯到公寓里来了——都是些暴徒，亲爱的——当时塞巴斯蒂安还懵懵懂懂的呢，反正这事情可真让人扫兴透了。”
这时博伊·马尔卡斯特朝我们这边蹭过来，他坐下来，不请自来，坐到了我旁边。
“那边的酒快喝光了。”他说着，自己从我们的酒瓶里倒出酒来，把酒瓶倒空了。“这个地方我连一个人也没有见过——都是些黑家伙。”
安东尼不理睬他，接着说下去：“这以后我们就离开了马赛，又去了丹吉尔，在那儿，亲爱的，塞巴斯蒂安和他那位新结识的朋友可真是打得火热。我怎么形容他呢？他很像电影《警告的阴影》里的那位男仆人——德国人的那种大块头，在外籍军团干过。由于他的大脚趾被打掉了就离开外籍军团了。到现在伤口还没有好呢。塞巴斯蒂安发现他时，他正在卡斯巴大街的一家商号当推销员，正在饿肚子。样子可怕极了。塞巴斯蒂安把他带来和我们住在一起。太可怕了。所以我就回来了，亲爱的，回到善良古老的英格兰——善良古老的英格兰。”他重复了一遍，还把手一挥，把在我们脚边赌博的黑人也包括了进去，这时马尔卡斯特呆呆地望着前边，我们那位身穿着睡衣睡裤的女主人向我们做自我介绍。
“以前从没有见到过你们呀，”她说，“也从来没有请过你们。不管怎样，这些穷酸白人都是什么人？我好像走错了地方呢。”
“国难当头，”马尔卡斯特说，“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
“聚会进行得挺好吧？”她焦虑地问道，“你们觉得今晚弗洛伦斯·米尔斯会唱歌吗？我们以前见过面，”她又对安东尼说道。
“常见，我亲爱的，可是今儿晚上你没请我来啊。”
“咦，亲爱的，大概是因为我不喜欢你吧。我原以为我谁都喜欢。”
“你们觉得怎么样，”女主人走后马尔卡斯特问道，“去报火警是不是很有趣呢？”
“不错，博伊，快跑去打电话吧。”
“我的意见是，这样也许会热闹起来。”
“完全对。”
马尔卡斯特离开我们去找电话。
“我认为塞巴斯蒂安和他那位瘸腿的好朋友去了法属摩洛哥了，”安东尼继续说道，“我离开他们的时候，丹吉尔的警察正在找他们的麻烦呢。自从我回到伦敦，侯爵夫人可真招人讨厌，她想让我和他们联系上。这个可怜的女人过的是什么日子！这只说明生活里还有点正义哩。”
过了一会儿米尔斯小姐开始唱歌了，除了那一伙掷骰子赌博玩的人以外，大家都拥到隔壁房间里去了。
“那个就是我的女孩子，”马尔卡斯特说，“和那个黑人在一起的那个。就是那个女孩子把我带来的。”
“她好像已经把你忘掉啦。”
“是忘了。我还不如不来呢。咱们去别的地方吧。”
当我们走开的时候，开来了两辆救火车，一大群戴着防护帽的人拥到水泄不通的楼上。
“那个家伙，布兰奇，”马尔卡斯特说，“可不是个好东西。有一次我把他丢进池子里去了。”
我们又去了几家夜总会。在两年的时间里马尔卡斯特看来已经实现了他的那个简单的抱负，他在这种地方出了名，受到欢迎。在最后一家夜总会，我和他由于一股爱国主义的热情都激动起来了。
“你和我嘛，”他说道，“都还太年轻，不能上前线去打仗。而别的小伙子们去战斗，几百万人都阵亡了。牺牲的不是我们。我们要让他们看看。我们要向那些死去的人证明，我们也能打仗。”
“我就是为这个回来的，”我说道，“从海外归来，在危急时刻聚集在古老的祖国身边。”
“就像澳大利亚人一样。”
“像那些可怜的阵亡了的澳大利亚人一样。”
“你在哪个部门？”
“还没有定。还没有做好备战工作。”
“要去就去一个地方——那就是比尔·梅多斯队——保卫团。那里全是好小伙子。都安排在布拉特俱乐部里了。”
“我参加。”
“你记得布拉特俱乐部吗？”
“不记得，我也参加。”
“那好极了。所有的好小伙子都会像那些已经死了的小伙子们一样。”
我就这样参加了比尔·梅多斯队，这是一个配备汽车的警察追捕队，保护在伦敦最贫穷地区的食品运输。起先我被编入保卫团，还宣誓效忠皇室，并且发给了一个头盔和一根警棍；随后我又被提名为布拉特俱乐部的会员，并且和其他会员一起在一个专门为对付这种形势而召集的一个委员会会议上入选了。我们一个星期一直待在布拉特俱乐部里整装待命，有时一天出动三次，坐在卡车上给我们护送的运牛奶车开路。我们受到嘲笑，有时还受到恶言恶语的辱骂，不过我们只有一次采取了行动。
那天吃完了午饭，我们正围坐在一起，这时比尔·梅多斯精神抖擞地打完了电话回来。
“出动，”他说道，“商业路上有一场恶战。”
我们飞速地开车而去，到了那儿只见两根灯柱子间拉起了一根钢缆，一辆卡车被推翻在地，人行道上只剩下了一个警察，正遭到五六个青年拳打脚踢。在这打成一团的人两边，隔得不太远，聚集起互相敌对的两伙人马。当我们跳下车的时候，离我们很近，又有一个警察坐在人行道上，两眼发呆，双手捂住脑袋，鲜血顺着手指缝流出来；两三个同情的人严密监视着他；在钢缆的那一边，是一小伙满怀敌意的码头工人。我们兴高采烈地冲进去，把那个警察解救出来，当我们刚刚冲进敌人堆里的时候，这时却和从另一路同时赶到企图进行劝说的一伙地方教士和城市地方议会议员发生了冲突。在他们刚赶到的时候，有人喊了一声“留神点，警察来了。”这时一辆满载警察的卡车在我们后方停下，于是这伙教士和议员就成了我们的唯一牺牲品。
人群一哄而散，消失了踪影。我们把这些调解人捉了起来（其中只有一个人伤势严重），我们又去了一些偏僻的街道上巡视一遍，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动乱，由于没有发现什么事，我们最后都回到了布拉特俱乐部。第二天总罢工宣布取消了，除了煤田，全国所有地方都恢复了正常。就好像传说的一头野兽要出来恣意横行，它露出头来一个小时，嗅出了危险，就悄悄溜回了它的巢穴。所以我离开巴黎并不值得。
吉恩参加了另一个连队，在坎登城由于被一个老年寡妇的栽着羊齿植物的花盆打在脑袋上，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星期。
因为我是比尔·梅多斯的警察追捕队的成员，所以朱莉娅知道我回到了英国。她打电话来说她母亲迫切想见我。
“你会看到她病得很重了。”她说。
和平后的第一天上午，我就去了马奇梅因公馆。当我到达的时候，艾德里安·波森爵士在大厅从我身边走过，他正要离开；他把一方大花手帕捂住脸，盲目地摸索着他的帽子和手杖；他在流泪。
我被带进图书室，不到一分钟，朱莉娅就来到我面前。她带着新奇的文雅而严肃的神情和我握了握手，在这间阴暗的房间里，她仿佛是一个幽灵。
“你来了真好，妈妈一直在问你，可是我却不知道她现在究竟能不能见你。她刚刚跟艾德里安·波森告了别，这已经使她精疲力竭了。”
“告别？”
“是啊，她快死了。也许还能活一两个星期，也许随时就不行了。她太衰弱了。我去问一问护士。”
死亡的沉寂似乎已经笼罩着这栋房子。在马奇梅因公馆里，已经没有人来图书室里坐着了。在他们家的两处住宅里，图书室都是个很阴沉的屋子。那个维多利亚时代的橡木书架上摆着许多卷英国议会会议记录，还有从来没有打开过的老式的百科全书；那张光秃秃的桃花心木的桌子摆在那里似乎是为了一个委员会开会用的；这地方的气氛，既像是门庭若市，又像是车马冷落；图书室外面是院子，围栏，还有一条静寂的死胡同。
过了一会儿朱莉娅回来了。
“不行啦，恐怕你见不上她了。她睡着了。她可能像这样一连躺上好几个小时；她所希望的事我可以告诉你。咱们到别处去吧。我讨厌这间屋子。”
我们穿过大厅来到那间常常聚在一起吃午饭的小客厅，我们分坐在壁炉两边。朱莉娅的脸上似乎映照着墙壁上深红和金黄的色彩，她好像失去了一些热情。
“首先，我知道妈妈想说她多么对不起你，和你最后一次见面时对你太粗暴了。她经常提到这件事。现在她知道错怪了你。我完全相信你会谅解这一点，并且你很快就把这件事丢到脑后的，可是为了这种事，妈妈永远不会原谅她自己——这是她难得做的一种事。”
“请告诉她说，我完全谅解了。”
“另一件事，你当然已经猜到了——是关于塞巴斯蒂安。她很想见他。我不知道这是否可能。可能吗？”
“我听说他的情况很糟。”
“我们也听说了。我们拍了海底电报到我们所得到的最后一个地址，可是没有答复。他也许还来得及见她。我一听说你在英国，我就想到你是唯一的希望了。你能不能想法把他找来呢？这种要求是太难启齿了，不过我想如果塞巴斯蒂安明白了的话，他也会想见她的。”
“我来试试吧。”
“我们再也没有旁的人可求了。雷克斯忙得很。”
“知道。我从报道中听说了他正在忙着组建煤气厂。”
“是的，”她说道，露出她一向那种干巴巴的口气。“他从这次罢工中得到很多称赞。”
接着我们又闲谈了几分钟布拉特追捕队的事。她告诉我说布赖兹赫德拒绝担任任何公职，因为他认为这事业缺乏正义性；科迪莉娅在伦敦，现在正在睡觉，她守侯了母亲整整一夜。我告诉她说我已经从事建筑绘画了，并且说我很喜欢这种工作。这些话全是无关紧要的；该说的话我们在头一两分钟里已经说完了；我留下来喝茶，然后就离开了她。
法国航空公司有飞卡萨布兰卡的业务；我到了卡萨布兰卡又搭公共汽车去非斯，天蒙蒙亮就动身了，傍晚的时候才到这座新兴的城市。我从旅馆里给英国领事打了电话，这天晚上在他那栋挨着旧城墙的住宅里和他一道吃了晚饭。他人很和气，也很严肃。
“我很高兴终于有人来照看年轻的弗莱特了，”他说，“他在这里可使我们伤透了脑筋。这里可不是靠国内汇款生活的人待的地方。法国人对他完全不理解。他们认为，凡是不做买卖的，就一定是间谍。他的生活也真不像一个英国绅士。这儿的日子也不好过。虽然你可能没有想到，但是离这栋房子不到三十哩的地方就在进行战争。上个星期我们这儿来了几个骑自行车的小傻瓜，他们是志愿参加阿卜杜勒·克里姆的军队的。
“再说那些摩尔人是一帮狡猾透顶的家伙；他们不赞成喝酒，而我们这位年轻的朋友，你也许知道，差不多一天到晚都泡在酒里。他到这里来干什么呢？他在拉巴特和丹吉尔有的是地方住，那里的人们爱投合旅游者所好。他在当地城里租了一间房子，你知道。我想阻止他，可是他从一个在艺术品部门工作的法国人手上租到了那间房子。我并不是说他在那里有什么坏处，但是他的确是让人担心的。还有一个依赖他过活的坏小子——一个从外籍军团出来的德国人。大家说，那人可真是个地地道道的坏蛋。肯定会惹出麻烦来的。
“请注意，我是喜欢弗莱特的。我和他见面的时候不多。过去他常常到这儿来洗澡，他在寓所里住下后才不来了。他总是非常迷人的，我的妻子特别喜欢他。他需要的是职业。”
我说明我这次使命。
“你现在可能在他家里找到他。天知道，到了晚上，旧城就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叫我的门房带你去。”
这样我吃过晚饭就动身了，那个领事馆的门房走在前面，手里提着灯笼。对我来说，摩洛哥还是一个新鲜而陌生的国家。白天赶了一天路，在平坦的战略公路上乘车行驶了一天，跑了许多英里，路过葡萄园和军事哨所，新建的白色住宅区，高高地挺立着早熟的庄稼的开阔的田野，还有贴着法国商品广告的招贴板——有杜邦涅商店，米什兰商店和卢浮宫商店——我原以为这地方是现代化的近郊区；现在在星光下这座城市四面围着城墙，街道是积满灰尘的缓坡，两边的城墙耸立着，没有窗户，头上一会儿一片漆黑，一会儿星光灿烂；厚厚的尘土积满在碎石路上，行人静悄悄地从身旁走过，他们穿着一身白色长衣，软底拖鞋，或是光着坚硬的脚板；这里的空气中丁香花的香气、焚香的气味和烧柴的烟味混合在一起——这时我才明白是什么东西把塞巴斯蒂安吸引到这里来，而且又使他待了这么久。
领事馆的门房提着摇来晃去的灯，在前面大摇大摆地走着，长手杖笃笃敲地；有时从敞开的大门口显露出一伙人静静地坐在金黄的灯光下，围着一只火钵。
“这些人真够脏的，”门房回过头来非常藐视地说，“没有教养。法国人就让他们这么脏里巴叽的。就不像不列颠人。咱们的人呀，”他说道，“总是十足不列颠味儿的。”
他是从苏丹警察局来的，所以看待他的古老文化中心不列颠就像新西兰人看古罗马一样。
经过了许多装有饰钉的大门，我们终于来到最后一扇门前，门房用他的手杖敲打着大门。
“英国勋爵的公馆。”他说。
门栅栏出现了灯光和一张黑乎乎的脸膛。这位领事馆的门房吹胡子瞪眼地说着话。几道门栓被撤掉了，我们走进一个小院落，院子当中有一口井，头顶的架上爬着葡萄藤。
“我在这儿等着，”门房说，“你跟你这位同胞去吧。”
我走进房子，走下一段台阶，然后进了起居室，我发现一个留声机，一个煤油炉，中间有个青年人，后来当我环顾周围的时候，我才注意到还有别的更使人惬意的东西——地上铺着一块块小地毯，墙上挂着刺绣的绸缎，天花板上雕梁画栋，沉重的带网罩的吊灯从一根链子上吊下来，在房间里投下灯罩的柔和阴影。不过一进来先看的这三样，即刺耳的留声机——正播放着法国爵士乐队的唱片——油味刺鼻的炉子，还有那个表情像狼一样的年轻人，这三者使我的神经大受刺激。他懒洋洋地躺在一张柳条椅里，一只裹着绷带的脚伸在一个箱子上；他穿着一件瘦小的、中欧式的仿花格呢衣服，露出一件开口的网球衫；那只没有受伤的脚穿着一只棕色的粗帆布鞋；他的身边有一个木腿的铜托盘，上面摆着两只啤酒瓶，一只脏盘子，和一个放满了烟蒂的碟子；他手里端着一杯啤酒，下嘴唇上叼着一支香烟，当他说话的时候，烟卷就粘在下嘴唇上。他那头长长的金黄色头发向后梳着，没有分发缝，在他明显的还是年轻的脸上，却反常地起了皱纹；他的一个大门牙已经没了，因此他发“咝”音的时候，有时候就要咬舌头，有时候又费劲地发出吹哨声，逢到这种情形他就傻笑一声掩盖过去；剩下的那些牙也被烟草熏黄了，牙缝很大。
这显然就是那位英国领事描述的那个“地地道道的坏蛋”，电影里的安东尼的仆人了。
“我要找塞巴斯蒂安·弗莱特。这是他的住宅，是不是？”我提高嗓门说，好盖过舞曲，让他能听到，可是他却用英语很柔和地回答，相当流利，说明现在他已经习惯说英语了。
“塞（是）的。不过他不在。这儿只有我，没有别人。”
“我是从英国来的，有要紧的事找他。能不能告诉我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他？”
那张唱片这时已经放完。这个德国人把唱片翻了面，上紧发条，唱机又唱起来了，这才回答我的话。
“塞巴斯蒂安病了。修士们带他去医院了。他们也许会让你看他，也许不让。我很块（快）哪一天也得去医院把我的脚包扎一下。到那时我也要问问他们。如果塞巴斯蒂安好一些的话，他们也许会让你看看的。”
那儿还有一把椅子，于是我坐下来。那个德国人看到我打算留下来，就递给我一杯啤酒。
“你不是桑（塞）巴斯蒂安的哥哥吧？”他说，“也许是表哥吧？也许你和他的米米（妹妹）结婚了吧？”
“我只是他的朋友。大学的同学。”
“我过去在大学也有一个朋友。我们是学历史的。我的朋友比我聪明；他身体很弱——每当我生起气来，我就常常抓住他，把他猛摇——可是他逮（太）聪明了。后来有一天我们说：‘这不是见鬼吗？在德国没什么可干的了，德国完蛋了。’于是我们就去向教授们告别，他们说：‘不错，德国是完蛋了。现在学生在这儿也没有什么学的。’这样我们就走掉了，走哇走的，最后我们就走到这儿了。后来我们说：‘德国现在没有军队了，所以我们得当绷（兵）。’于是我们又加入了外籍军团。我的朋友去年得痢疾死了，当时他正在阿特拉斯山作战。他死了以后，我说：‘这不是见鬼吗？’于是我就朝我的脚打了一枪。这只脚现在全是脓，虽然我已经治了一年了。”
“不错，”我说，“这倒挺有意思。可是我眼下关心的是塞巴斯蒂安。也许你能告诉我一些他的情况吧。”
“他是一个挺不错的人，塞巴斯蒂安。对我说来他很好。丹吉尔那地方糟得很。于是他就把我带到这儿来了——房子啦，食物啦，仆人啦，都很好——对我说来这一切都很好，我是这么想的。我很喜欢。”
“他的母亲病得很重，”我说，“我是来告诉他的。”
“她有钱吗？”
“有钱。”
“那么为什么她不多给他点钱呢？那么我们就可以住在卡萨布兰卡了，也许还住在一套体面的公寓里呢。你跟她很熟吗？你能不能让她多给他点钱？”
“他出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我估计也许他喝得太多了吧。修士们会照看他的。那儿对他很好。修士们都是好人。那儿也很便宜。”
他拍了拍巴掌，吩咐再拿啤酒来。
“你敢（看）到了吧？有一个很好的仆人照顾我呢。这就很好。”
我打听出那所医院的名字就走了。
“告诉塞巴斯蒂安我还在这儿，很好。我估计他也许在为我担心呢。”
我第二天早晨去的那所医院，是在旧城和新城之间的一片平房。医院是由方济各会修道士们开办的。我从一群摩尔病人中间穿过，来到医生诊室。他是一个世俗人，脸刮得光溜溜的，穿着一身白色的、浆洗过的罩衫。我们用法语说起来，他告诉我塞巴斯蒂安并没有什么危险，不过很不适宜旅行。他患了流行性感冒，有一边肺部还有轻度的炎症；他的身体很虚弱；抵抗力也很差；谁能预料会怎么样呢？再说他又是饮酒过度的人。医生不动感情地、几乎是冷酷地说，并且带着搞科学的人常有的那种爱好，话只限于无关紧要的，把他的工作删略到枯燥乏味的地步。他把我交给一位留着胡子赤着脚板的修士，这个修士称不上医务人员，只是个干脏活的人，他的说话却另是一样。
“他很有耐性。一点儿也不像个年轻人。他躺在那里从来也不抱怨——这里有很多可抱怨的。我们这儿没有什么设备。政府给我们的都是些军队剩下来的东西。他人很和气。还有一个可怜的德国小家伙，一只脚没有治好，还有二期梅毒，也到这儿来治疗。弗莱特勋爵在丹吉尔发现他在挨饿，就带他回来，让他有住有吃。一个真正乐善好施的人。”
“可怜的头脑简单的修道士，”我想，“可怜的笨蛋。”上帝饶恕我吧！
塞巴斯蒂安住在专门为欧洲人保留的厢房里，病床被低矮的隔板分隔成一间间的小室，还有某种单间的意味。他正躺着，双手放在被子上，凝视着墙壁，墙上唯一的装饰品是一张石印的宗教油画。
“你的朋友来了，”修士说道。
他慢慢回头望望。
“哟，我以为他说的是库尔特来了呢。查尔斯，你在这儿干什么？”
他比以前更消瘦了；饮酒使别人肥胖起来，红光满面，可是似乎却使他枯萎干瘪了。那位修士离开了我们，我在他的床边坐下，说起了他的病情。
“我的神经错乱了一两天，”他说道，“我一直觉得回到牛津。你去过我的住所了吗？喜欢那地方吗？库尔特还在那儿吗？我不问你喜欢不喜欢库尔特；没人喜欢他。说来可笑——如果没有他，我就没法过活啦，知道吧。”
随后我讲他母亲的情况。一时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躺着盯着看那张七悲圣母的石印油画，后来说道：
“可怜的妈妈。她真是一个不幸的女人，不是吗？轻轻一碰就要她的命了。”
我给朱莉娅拍了电报，说塞巴斯蒂安不能旅行，随后我又在非斯待了一个星期，每天都到医院去，到后来他恢复到能够走动了。他恢复体力的头一个迹象，是在看望他的第二天他要喝白兰地。第二天，他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弄到了一些，他把酒藏在被单底下。
那个医生说：“你的朋友可又喝开了。这里是禁止喝酒的。我可有什么办法呢？这儿又不是少年教养所。我也不能在病房里安置警察呀。我到这儿是来给人看病，而不是来防止他们染上恶习，或是来教他们学会自我控制。白兰地酒现在对他还没有什么害处。等他下次再病了就会使他更加衰弱了，以后总有一天一点小病就会要他的命的。这里并不是酒鬼之家啊。这个周末他就得出院。”
那个打杂的修士说：“你的朋友今天分外高兴，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可怜的头脑简单的修士，”我想到，“可怜的笨蛋。”可是他又说：“你知道为什么吗？他把一瓶白兰地藏在他的床上。我发现这是第二次了。我刚拿走这一瓶，他马上又弄到一瓶。可真够淘气的。是那几个阿拉伯小孩给他带进来的。看到他又很高兴也好，这一向他太伤心了。”
最后一个下午我说道：“塞巴斯蒂安，你母亲已经去世了”——这个消息是当天上午到的——“你想回英国去吗？”
“这会是很好的，从某些方面来说，”他说，“可是你认为库尔特会愿意吗？”
“看在上帝的面上，”我说，“你不打算和库尔特过一辈子吧？”
“我不知道。好像他打算跟我过一辈子的。‘寨（这）也许对他很好，我猜，’”他模仿库尔特的口音说道，以后他又说了些话，如果我当时对他说的多加注意的话，我就会明白我一直不解的症结在什么地方；那些话我当时听到了，而且也记住了，可是却没有注意。“你知道，查尔斯，”他说，“当你的一生有了人来照顾你，有一个人来照顾你自己，这种变化是多么愉快啊。当然，非得是一个需要我来照顾的、濒于绝望的人。”
在我动身以前，我还能够把他的钱财问题安排妥当。他到这时候，日子过得十分拮据，就靠给他的律师打电报要他寄一些零星的钱来。我见了银行分行的经理，给他把事情安排好，如果将来从伦敦寄来了钱，他就收下塞巴斯蒂安每个季度的生活费，以后每星期付给他一笔零用钱，并且留下一部分钱作为他随时可以提取的应急款项。这笔钱只能支付给塞巴斯蒂安本人，而且只有经理认为他有正当用途的时候才能支付。塞巴斯蒂安欣然同意了这些安排。
“否则的话，”他说道，“当我喝醉了，库尔特就会骗我把所有的支票都签上名，然后跑掉，那可就会碰上各种各样的麻烦。”
我把塞巴斯蒂安从医院送回家去。他坐在柳条椅里似乎比躺在床上还显得虚弱。这两个病人，他和库尔特，面对面坐着，中间隔着那架留声机。
“你也该回来了，”库尔特说，“我需要你呢。”
“真的吗，库尔特？”
“我估计是这样的。你病了的时候，一个人待着可太不愉快了。那个用人是个懒骨头——我需要他时，他总是溜掉了。有一次他在外面待了整整一夜，我醒来的时候竟没有人给我煮咖啡。一只脚全是脓可真不是滋味。我睡眠也非常不好。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也要溜掉的，到能够照顾我的地方去。”他拍了拍巴掌，可是没有仆人来。“看到了吧？”他说。
“你要什么？”
“香烟。我的床底下那只袋子里还有一些。”
塞巴斯蒂安痛苦地离开椅子站起来。
“我拿吧，”我说，“床在什么地方？”
“别去，这是我的事。”塞巴斯蒂安说。
“塞（是）的，”库尔特说，“我认为这是塞巴斯蒂安的事。”
于是我就把他和他的朋友留在这条死胡同尽头一间封闭着的小房子里了。我对塞巴斯蒂安再也无能为力了。
本来我打算直接回巴黎去，可是塞巴斯蒂安的生活费的事却意味着得去伦敦见布赖兹赫德。我取道海路，在丹吉尔又搭上了半岛和东方航运公司的客船，六月初回到了家里。
“据你看来，”布赖兹赫德问道，“我弟弟和这个德国人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什么不正经的地方？”
“没有。我肯定没有。无非是两个流浪人漂流到了一起罢了。”
“你是说他是一个罪犯吗？”
“我说的是罪犯一类的人。他原来蹲过军事监狱，后来挺不光彩地被释放了。”
“医生是不是说塞巴斯蒂安是在用酒精来自杀？”
“是使他的身体越来越衰弱。他既没有得震颤性的酒狂，也没有肝硬化。”
“他没有神经错乱吧？”
“当然没有。他找到了一个凑巧他很喜欢的同伴，又找到了恰巧他愿意住的一个地方。”
“那么就照你的建议，他一定可以得到他的生活费。情况已经十分清楚了。”
在某些方面，布赖兹赫德是个很容易打交道的人。他对一切抱着一种狂热的确信，使他做出决定又快又简单。
“你愿意画画这栋房子吗？”他突然问道，“一张画正面，一张画后面的园林，一张画楼梯，一张画大客厅，行吗？四幅小油画；这是我父亲一直想要留下作纪念的，以后保存在布赖兹赫德。而我一个画画儿的人都不认识。朱莉娅说过你是专门学建筑绘画的。”
“好吧，”我说，“我非常愿意画。”
“你知道这儿将要拆毁吗？我父亲要把它卖掉。他们要在这儿盖一座公寓。而且他们还要保留这个名字——我们显然不能阻止他们这样做。”
“真是件伤心的事情。”
“呃，我当然也很难过啦。不过，你不觉得这个建筑很不错吗？”
“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一所房子了。”
“我看不出来。我原来只觉得它很难看。也许你的画儿会使我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它的。”
这是我受到的第一次委托。我得尽力抢时间完成工作，因为买房地的人只等最后一签字就动手拆毁房子了。尽管如此，或许正因为如此——因为我有一种在一块画布上花费极长时间的坏毛病，我从来不愿意草率从事——这四幅油画成了我的最为得意之作，也正是这些画儿的成功，在我自己和其他的人们看来，都使我坚定了对我未来事业的信心。
我首先画那间长形客厅，因为他们急于搬走里面的家具，这些家具自从这间客厅建起来以后就一直摆在那儿。这是一间狭长、精美、对称的亚当设计建造的房子，有两扇朝格林公园开的凸窗。下午我在客厅里开始画画的时候，光线从西边的窗户流泻进来，由于外面鲜嫩的小树呈现出鲜亮的绿色。
我用铅笔把各种比例关系确定下来，再把详图仔细地设计好。然后我就像一个潜水员在水边跳水的样子后退几步；一跳下去我就发现自己已经浮了起来，于是干劲倍增。一般说来我是一个动笔很慢、谨慎小心的画家；所以这个下午，第二天一整天，再加上第三天，我都在加紧工作。而且我一点错也不能出。每当告一段落时，我就停一停，心情紧张得很，不敢开始画下一段，就像一个赌徒一样，生怕以后手气会变坏了，大堆钱财化为乌有。画面终于一点一滴一分一秒地逐渐成形了。其实倒没有什么困难；错综复杂的光线和色彩融为一体；而且我在调色板上调出来的色彩恰好就是我想要的那种；每一道笔划，一当完成，似乎一直在那儿似的。
在最后一个下午，我开始不久就听见一个声音在我背后说：“我可以在这儿看看吗？”
我回头一看，发现了科迪莉娅。
“可以，”我说，“只要你不说话就行，”我又继续画下去，把她忘了，一直画到暗淡的光线使我收起画具。
“会干这种事情一定是挺有意思的。”
我已经忘了她还在这儿。
“是的。”
即使这时我也无法离开我的画儿，尽管夕阳西下，房间黯淡下来，周围变成了一幅单色画。我把画从画架上取下来，把它举到窗户前，然后再放回去，把阴影部分的色调调淡一些。突然间，我的脑袋、眼睛、背部和胳膊都涌上一阵疲倦的感觉，由于天色已晚我不画了，就转向科迪莉娅。
她现在十五岁了，在这十八个月当中她个子长高了，她的个儿几乎已经长够了。她丝毫没有朱莉娅那种十五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丰满漂亮的容貌；她修长的鼻梁和突出的颧骨却已然有了布赖兹赫德家族的样子。她穿着黑衣服，正在为她母亲服丧。
“我累啦，”我说道。
“我敢断定你是累了。画完了吗？”
“差不多完了。明天我还得再润色一下。”
“你知道早就过了吃晚饭的时间吧？现在已经没有人做饭了。我也是今天刚到，我没有了解到这里竟破败到这样地步。你不想带我出去吃饭吗？”
我们从花园门出去，过了公园，在苍茫的暮色中走到里茨·格里尔餐厅。
“你见到了塞巴斯蒂安吗？他甚至现在也不愿意回家吗？”
到这时我才认识到她现在已经很懂事了。我说是这样。
“唔，我爱他胜过爱任何人，”她说道，“说到马奇家族，真叫人伤心，是吧？你知道，他们在这里要盖一座公寓，而雷克斯想住进顶层上他称为‘楼顶房屋’那种房子。这倒挺像他的为人，是吧？可怜的朱莉娅。对她来说，这是太过分了。他丝毫也不理解；他以为她舍不得这所旧宅呢。事情很快就都要完结，是不是？显然爸爸负债累累已经很久了。卖掉马奇公馆，使他还清债务，而且我不知他一年还能存下几个钱来。可是朱莉娅认为把房子拆毁了好像是很丢脸的事。她说宁肯让别人住进来也不愿意把它毁了。”
“那么你怎么办呢？”
“的确，怎么办？有各式各样的建议。范妮·罗斯康芒舅妈想叫我跟她一块儿住。后来雷克斯和朱莉娅谈到要把布赖兹赫德拿过来一半，就住在那儿。爸爸不会回来。我们原来以为他会回来的，可是他不回来。
“他们关闭了布赖兹赫德的小教堂，是布赖德和主教一道关闭的；妈妈的安灵弥撒就是那个小教堂里念的最后一次弥撒。妈妈安葬完了以后，那个神父就走进小教堂来——当时只有我一个在。我想他没有看到我——他拿出那块祭坛石放进他的袋子里；他又把圣油浇在一卷卷的羊毛上点燃了，以后又把灰烬扔到外面；他倒空了圣水钵，吹熄了祭坛上的灯，然后让神龛敞开着，里面空荡荡的，好像从这时起就永远是耶稣受难日了，我想你一点也不懂其中的意义的，查尔斯，你这个可怜的不可知论者。我一直待在那儿，直到他走了，一霎时，那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小教堂了，只剩下一间装饰得稀奇古怪的房子。我真没法跟你讲清楚它像个什么东西。我想，你从来没有参加过纪念耶稣受难的圣歌晨祷吧？”
“从来没有。”
“对啦，如果你参加过，你就会明白犹太人对他们的圣殿的看法了。寂无人烟的城市就像这样屹立在那里……这是一首很美的圣歌。你应该去一次，去听听这首圣歌。”
“还想让我改变信仰吗，科迪莉娅？”
“啊，不是。那也都是过去的事了。你知道爸爸成了天主教徒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吗？妈妈有一次告诉过我。他对她说：‘你已经使我的家庭恢复祖先的信仰了。’这是夸大其词，你知道。信仰对人的影响不一样。无论怎么说，这个家庭一直不是一成不变的，是不是？他走了，塞巴斯蒂安走了，朱莉娅也走了。可是你知道，上帝不会让他们走开很久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妈妈在塞巴斯蒂安头一次喝醉的那个晚上念的那篇故事——我指的是过得很糟的那个晚上。‘布朗神父’说了这么些话，‘我抓住了他’（指那个小偷），‘用的是一个看不见的钩子，还有一条看不见的长线，那条线长得足够让他游荡到天涯海角，但是猛拉这条线，就能把他拉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