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柔情啊——它是何等的非凡，何等的完美！又何其迅速，不可挽回地失去了它！而热情、慷慨、幻想、绝望，所有这些青春的传统品性——除了青春的柔情以外的所有品性——都是与我们生命同生同灭的。这些感情就是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可是青春的柔情呢——那种精力充沛的懒散，那种孤芳自赏的情怀——这些只属于青春，并且与青春一起消逝。也许，在悬狱的殿堂里，为了补偿英雄们失去的至福幻象，他们正享受着青春柔情；或许至福幻象本身就同这种平凡的体验有着某种淡薄的血缘关系；总而言之，我相信，在布赖兹赫德度过的充满青春柔情的日子就像在天堂一样。
“为什么管这所房子叫做‘城堡’呢？”
“拆迁以前这是座城堡。”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意思。在一英里以外，就在下边村子旁边，有一座城堡。我们喜欢这座山谷，就把那个城堡拆了，把城堡的石块运到这儿，盖了一所新住宅。我很喜欢他们这种做法，你不喜欢吗？”
“如果这所房子是我的，我就哪儿也不去了。”
“可是你知道，查尔斯，这儿并不是我的。只是眼下算是我的，可是这里经常住满了狼吞虎咽的野兽。假如这儿能够总像现在这样——总是夏天，总是一个人，果子总是熟的，而阿洛伊修斯脾气总是很好……”
因此，我爱回忆那个夏天，当我们一起在那座迷人的宫殿里漫步时塞巴斯蒂安的样子。塞巴斯蒂安坐在轮椅里，沿着果园两边长着黄杨的道路上疾驰，寻找高山草莓和新鲜的无花果；他转动轮椅穿过一间间气味不同、气候迥异的温室，剪下麝香葡萄，挑选兰花插在我们衣服的扣眼上；塞巴斯蒂安手舞足蹈，一瘸一拐地到育婴室去，我们并排坐在育婴室里一块磨旧了的绣花地毯上，除了一个玩具柜，四周空空的，保姆霍金斯在一个角落里怡然自得地缝缀着东西，她唠叨着：“你们和别人一样坏；你们这一对坏孩子哟。这就是学校教你们的吗？”在柱廊里，塞巴斯蒂安就像现在这样仰卧在洒满阳光的位子上，我坐在他旁边一把硬椅子上，试着把喷泉画下来。
“这个圆顶也是伊内果·琼斯设计的吗？它的建筑年代看起来要晚些。”
“得啦，查尔斯，别像个旅行家似的。只要它好看就行了，管它什么时候造的呢！”
“像这种事我就喜欢知道。”
“嗨，亲爱的，我还以为我已经把你这些毛病都矫正好了呢——糟糕的科林斯先生啊。”
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从这个房间转悠到那个房间，从索恩式的图书室到中国式的客厅，那些镀金的宝塔和点头哈腰的中国清朝官员，彩色壁纸和奇彭代尔的精工细雕的木器家具，真是令人眼花缭乱，还可以从庞贝式的客厅转悠到挂着壁毯的大走廊，这个大走廊依然保持着当年的风貌，与二百五十年前设计时一样；还可以一连几小时坐在阴凉的地方眺望外面的平台，欣赏这一切，真是一番美学教育。
这个平台是这所房子设计中最完美的杰作；它坐落在巨石的壁垒上，俯瞰着湖水。因此走廊通往湖边的台阶非常陡峭，好像悬在湖面上，凭栏俯视仿佛可以把块卵石垂直投入脚下第一个湖泊里。平台由两排柱廊环抱，在亭子外，欧椴树林一直伸到林木繁茂的山坡上。平台有一部分铺了地面，另一部分辟为花坛和用矮小的黄杨拼成的阿拉伯图案；稍高些的黄杨长成密密的树篱，围成一个很宽的椭圆形，中间还插进一些壁龛，并且散置着一些雕像，椭圆形的中央喷出一股泉水，它耸立在这片壮观的园地上；像这样的喷泉装置可能在意大利南部城市的广场上找到；而这座喷泉装置是一个世纪以前由塞巴斯蒂安的祖先发现的，发现后就买下来运进来，它便在异域的、然而适宜的气候中重新竖立起来了。
塞巴斯蒂安让我把喷泉画下来。对于一个业余画家来说，画下这个喷泉是一个雄心勃勃之举——一个椭圆形的水池，水池中央是经过斧凿的岩石岛，岛上布置有整齐的石雕热带植物以及英国野生蕨类植物的逼真的叶子；十几道溪流在岩石间流过，仿如泉水，珍奇的石雕热带动物在泉水旁边奔逐嬉戏，有骆驼，长颈鹿，还有张牙舞爪的狮子等等，全都在喷水。岩石堆上，人形山头的顶部，矗立着一个红沙岩的埃及方尖塔——这件东西远非我的能力所能画好的，但是靠了某种很奇怪的运气，我竟把它画了出来，并且以审慎的精炼和漂亮的手法产生了一种很不错的皮拉内西的效果。“我把这张画送给你母亲好吗？”我问。
“为什么？你并不认识她。”
“这样显得有礼貌。我现在住在她家里。”
“把这张画给保姆吧。”塞巴斯蒂安说。
我这样做了，她把它摆在五斗柜上她的收藏品中间，并说它画得很像。她常常听人称赞那喷泉，不过她自己从来也看不出它的美。
对我来说，这是新发现的美。
自从我是中学生的时候，我就常常骑着脚踏车去附近的教堂周围转悠，摸摸各种铜器，拍几张圣水盆的照片。从那时起，我就养成了热爱建筑物的习惯，虽然在观点上我和我这一代人一样，轻易地完成了这样一步飞跃，即从罗斯金的清教主义到罗杰·弗赖的清教主义，但是我内心的感情却是保守的，倾向于中世纪的。
我就这样转移到巴罗克的建筑上来。这里，在高高的傲视一切的穹顶下，镶板天花板下面；这里，当我穿过一道道拱门和残缺的古希腊式的山墙，来到用圆柱支撑着的阴蔽地方，我一连几个小时坐在喷泉前面，观察喷泉的种种阴影，追寻萦回不散的回声，尽情享受所有这些勇敢和创造的丰硕功绩时，我就感到精神焕发，仿佛那在石雕中汩汩喷流的水真是生命之泉。
一天， 我们在一只小橱里发现了一个还能使用的、涂着日本亮漆的铁皮油彩盒。
“这还是妈妈一两年前买的。有人跟她说，只有试着画画油画，才能够欣赏世界的美，为了这盒油彩，我们可把妈妈大大地嘲笑了一番。她根本不会画画儿，不管油彩在颜料管里有多么鲜亮，可是妈妈一把它们调和起来，就变成了土黄色了。”调色板上乱七八糟干了的污痕证实了这句话。“妈妈总是吩咐科迪莉娅去洗画笔。结果，我们都表示抗议，这才使妈妈歇手不干了。”
这盒颜料使我们起了把办事处装饰起来的念头；这是通柱廊的一间小屋子；它曾经用来办理地产事务，现在闲置起来，只存放了一些花园游戏用具和一桶干芦荟。这间屋子显然是为了住得舒服一些而设计的，也许是做一间茶室，或者是做一间书房；因为四壁的灰泥墙都装饰着雅致的洛可可式镶板，而屋顶也精致地做成圆拱形。就在这间屋子里，我在一个较小的椭圆形框子里勾出一幅富于浪漫情调的风景画，以后几天再涂上色彩，而且靠运气，也由于当时心情愉快，我居然把它画得很成功。不知怎的，好像要那支画笔怎么画它就怎么画。这是一幅没有人物的风景画，画的是白云蓝天的夏日风景，前景是一座爬满了常春藤的废墟，岩石和瀑布掩映着后面那片渐渐远去的园林。我不大懂油画技术，我一边画，一边学。一个星期后，画完了，这时塞巴斯蒂安急于要我在一块大的镶板上再画一幅。我就又画了一些草稿。他叫人取来一幅名叫“游园会”的画，上面画着一架用飘扬的丝带装饰着的秋千，一个黑人听差，还有一个吹风笛的牧羊人，但是画着画着我就没有兴趣了。我知道那幅风景画的成功是凭了好运气，而要画出这样精致的一幅模仿作品，却是我力所不能及的。
一天，我们和威尔科克斯一起下到地窖里，在那里看到一个贮存着大批葡萄酒的空空落落的壁洞；现在只有一个十字甬道还在使用着；甬道里的箱子装满了东西，有些箱子装着已经贮存了五十年的葡萄佳酿。
“自从爵爷出国后，就再也没有增添什么酒了，”威尔科克斯说。“有大量的陈葡萄酒该喝掉。本来贮藏个十八年或二十年也就够了。我收到酒商寄来的几封谈到这些酒的信，可是爵爷夫人却让我去问布赖兹赫德勋爵，而布赖兹赫德勋爵又让我去问爵爷，而爵爷又让我去问律师。事情就这样拖下来。照现在这样的速度来喝酒，存的酒够用十年了。可是到那时我们又会成什么样子了呢？”
威尔科克斯尽情款待我们；我们吩咐从每个箱子里分别取出一瓶酒来。在同塞巴斯蒂安一起度过的那些宁静夜晚，我和葡萄酒初次真的结交了，并且播下了丰收的种子，这样的丰收在以后许多百无聊赖的年月里成了我的精神支柱。他和我经常坐在“彩绘客厅”里，桌上摆着三瓶打开的葡萄酒，每人面前摆上三只玻璃杯。塞巴斯蒂安找到了一本论品尝葡萄酒的书，我们就按照详细指导来品尝葡萄酒。我们先把酒杯放在蜡烛火焰上温一下，然后把酒杯斟上三分之一的酒，接着把酒旋转起来，小心地捧在手里，随后把酒举到灯亮前照一照，嗅一嗅，呷一小口，再喝一大口，让酒在舌头上滚动，就像在柜台上滚动一个硬币那样，让酒在上腭上滚动，然后向后仰起脑袋，让酒一滴一滴流进喉咙。然后，我们就谈谈这种酒；咬一点巴斯·奥利弗牌饼干，接着再品尝另外一种葡萄酒；这种酒品尝完了，再回过来品尝最初的那种，然后再品尝一种新的，到后来这三种酒轮流着品尝过了，酒杯的顺序全乱了，哪个酒杯里到底盛的是哪种酒我们争论不休，酒杯在我们俩之间传过来递过去，直到这六个酒杯中有的已经掺进了我们从不一样的酒瓶里倒进来的混合酒，直到我们不得不每人用三只干净酒杯重新开始，酒瓶空了，而我们对酒的赞扬也更加放肆更加出奇了。
“……这酒稍微有一点羞涩，像一头大眼睛的羚羊。”
“像一个矮妖精。”
“有花纹的妖精出现在织锦般的草地上。”
“就像寂静水边的一枝长笛。”
“……这是增长智慧的陈酒。”
“是山洞里一位先知。”
“……这是戴在雪白脖颈上的一串珍珠项链。”
“像一只天鹅。”
“像最后一匹独角兽。”
这时我们常常离开餐室里金黄色的烛光，到外面星光下，坐在喷泉边上，在水里冰一冰手，醉昏昏地谛听岩石上泉水的泼溅声和汩汩声。
“我们应该天天晚上都喝醉吗？”一天早晨塞巴斯蒂安这样问。
“不错，我想是这样。”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们很少见到生人。有一个是代理商，一个身材瘦长的上校，他有时在路上遇到我们，到我们这儿喝过一次茶。通常我们总是设法躲着他。每逢星期日都从附近一个修道院请来一位修道士做弥撒，并且让他和我们一起吃早饭。他是我平生遇到的第一位教士；我注意到他不像一位教区牧师，但是布赖兹赫德是一个使我着魔的地方，所以我希望那里的一切事情，一切的人都要不同凡响。实际上菲普斯神父是一个温和的、长着小圆面包脸孔的人，他对当地板球戏很感兴趣，而且顽固地认为我们也跟他一样喜欢板球。
“你知道，神父，查尔斯和我根本不懂得板球是怎么回事。”
“我真希望我能看到坦尼森上星期四是怎么赢五十八分的。那一定是很精彩的一局。《泰晤士报》的评论好极了，你们看过他同南非人对打吗？”
“我根本没有见过他。”
“我也没有见过他。我好多年没有看过一场第一流的比赛了——那年格雷夫斯神父带我去参加安普福尔斯的修道院院长就职仪式后，路过利兹，他带我去看了一次，以后就再也没有看过了。神父设法查出了一趟合适的火车班次，让我们有三个小时的时间，等着看下午迎战兰开夏的那场比赛。比赛是在下午。那一场的每个球我都记得。从那以后，我就只好靠报纸和看球赛了。你们很少去看板球吧？”
“从来不看，”我说，他看着我，表情又天真又惊讶，这种表情以后我常常在教徒的脸上看到，他奇怪像我们这些面对尘世种种危险的人们，竟然很少利用尘世间这些五花八门的东西来安慰自己。
塞巴斯蒂安常常去望弥撒，去望弥撒的人很少，布赖兹赫德并不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天主教中心。马奇梅因夫人领进来几个信天主教的仆人，可是大多数仆人和所有的村民，倘若要在什么地方祈祷的话，那就是在庄园门边那个灰色小教堂里面弗莱特家族的坟地中间。
塞巴斯蒂安的信仰当时在我看来是个迷。但是我并不特别想解开这个迷团。我没有宗教信仰。我小的时候，每星期都被人带去做一次礼拜，上学时天天都去学校小教堂做礼拜，可是仿佛作为一种补偿，自从上了公立学校，假日的礼拜就免掉了。给我讲神学课的教师们告诉过我，《圣经》的经文完全不可信。他们也从来没有建议过我去作祈祷。我父亲不做礼拜，除非遇上家庭有什么事，即使去，也是带着些嘲弄的意味。我母亲呢，我认为她是笃信宗教的。我以前觉得很奇怪，她竟会认为她有责任抛下我和爸爸，跟着一个战地救护队去塞尔维亚，筋疲力尽，死在波斯尼亚的冰天雪地里。可是后来，我意识到我身上也有这样的精神。也是后来在一九二三年我接受了要我信教的要求，从来没有费心思去考虑这些要求，并且把超自然的现象当作真实的接受下来。在布赖兹赫德那个夏天，我意识到没有这样做的必要。
自从认识了塞巴斯蒂安以后，常常地，几乎是每天，他的某些偶然说出的话会使我想起他是个天主教徒，但是我把这种情形看成是一种小小的弱点，就像他爱那只玩具熊一样。一直到在布赖兹赫德的第二个星期日，我们才谈起这件事来，这时菲普斯神父已经走了，我们坐在柱廊中间看报，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使我吃了一惊：
“哎呀，当一个天主教徒真不容易。”
“这和你有很大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一直如此。”
“嗯，我得承认我可从来没有注意到这点。难道你正在抗拒什么诱惑吗？看来你的德行未必比我的高多少啊！”
“我比你坏得多。”塞巴斯蒂安激愤地说。
“那又怎么样呢？”
“是谁常常祈祷，‘啊，上帝，让我变好吧，可至今没有变’？”
“我不知道。我想，那是你吧。”
“嗨，不错，我祈祷，天天都祈祷。可是问题并不在这里。”他又埋头看起《世界新闻》报来，一边说，“又是一个很坏的童子军领队。”
“我想他们千方百计要你相信一大堆胡说八道，你相信吗？”
“胡说八道？要是倒好了。在我听来，有时还很有道理呢。”
“可是亲爱的塞巴斯蒂安，你可不能真地相信它呀。”
“不能够吗？”
“我是说不能相信什么圣诞节啦，东方的星啦，三个王啦，牛啦，驴啦。”
“哎呀呀，我可相信这些。多美的想法呀！”
“可是你不能因为有些想法美就相信。”
“可是我相信。我就是这样相信的。”
“也信祈祷文吗？难道你认为，你在一个塑像前跪下，念叨几句话，甚至连声也不出，只是在你心里说，就可以改变天气了吗？或者说，某些圣徒比别的圣徒更有影响，难道你必须找到某个合适的圣徒，帮助你解决某个问题吗？”
“嘿，不错。你记不记得上个学期，我带着阿洛伊修斯，可是后来不知道把他丢在什么地方了。那天早晨我发疯似的向帕多瓦的圣安东尼祈祷，刚吃过午饭，尼科尔斯先生就在坎特伯雷教堂门前，怀里抱着阿洛伊修斯，说是我把他丢在他的马车里了。”
“嘿，”我说，“如果你只相信这些，并不想变好，那么你信教还有什么困难呢？”
“如果你看不出来，那就是看不出来。”
“得啦，困难在什么地方呢？”
“咳，别让人这么厌烦，查尔斯。我还要读读这条消息呢，赫尔的一个妇女一直在使用一种工具。”
“这个问题是你提出来的，我刚刚对它感兴趣。”
“我决不再提它了……在判她六个月徒刑时，曾参照了其他三十八个案例——天啊！”
可是大约十天以后，他又提起了这个话题，当时我们正躺在房顶上，一边晒太阳，一边用一架望远镜观察下面公园里正在举办的农业展览会。这是为附近几个教区举办的一个简朴的两天展览会，它勉勉强强办下来了，与其说是激烈竞争的中心，倒不如说更像一个市集和公共集会。用一些旗子圈成一块场地，这个场地的周围搭起了五六个大大小小的帐篷；那儿有几个牲畜鉴定站和几个牲畜圈。最大的帐篷是用来供应茶点便餐的，一大堆农场主聚集在那儿。准备工作也已经进行了一个星期了。“我们得躲起来，”快到那天的时候，塞巴斯蒂安说，“我哥哥会到这儿来的。他可是这个农业展览会的重要角色呢！”于是我们就躺在屋顶的栏杆下面。
布赖兹赫德搭上午的火车到达，并且和那位代理商人芬德上校一道吃了午饭。他到达的时候我同他面谈了五分钟。安东尼·布兰奇的描述真是贴切极了；他有着弗莱特家族的那种脸型，仿佛是阿兹台克人雕刻出来的。这时我们用望远镜可以看见他，他正在五六个佃户中间笨手笨脚地走着，有时站住向鉴定站里的鉴定员打招呼，有时又靠在一个牲畜圈的栏杆上，仔细地看着里面的牛群。
“我哥哥是个怪人。”塞巴斯蒂安说。
“他看上去可挺正常的。”
“啊，可是他不正常。你知道，我们家里数他最古怪了，只不过没有完全显露出来。他内心受了伤，变了样儿。他原来想当神父，你知道吧。”
“我不知道。”
“我觉得他现在还想当神父呢。从斯托尼赫斯特学校一出来，他差点成了个耶稣会的教士了。对妈妈说来，这太可怕了。他根本没法阻止他，不过当然啰，这是她最不愿意的事情了。想想别人会怎么说吧——这是她的长子；如果是我，人们好像就不会说什么了。还有可怜的爸爸。即使没有这件事，教会给他的苦恼也已经够多的了。真麻烦透顶了——修道士和修道院长就像一群耗子在家里窜来窜去，而布赖兹赫德闷闷不乐地坐着，谈论上帝的旨意。你知道，爸爸去国外的时候他难过极了——实际上他比妈妈还难过。最后，他们劝他去上了牛津大学，把当修道士的问题好好考虑三年。现在，他正在努力下决心呢。他说要当皇家禁卫军啦，进下议院啦，还有结婚啦。他自己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我知道，如果我也上了斯托尼赫斯特学校是否也会变成他现在这个样子。我本来也要上那个学校，只是我还没有长大，爸爸就去了国外，他坚持要我上伊顿公学。”
“你父亲不信教了吗？”
“噢，有点儿不信了；他和妈妈结婚的时候才开始信教。他一出国，就把宗教和我们都丢开了。你应该见见他。他是个极好的人。”
塞巴斯蒂安以前从来没有正经谈过他的父亲。
我说：“你父亲走掉以后，你们肯定很难过吧？”
“所有的人都很难过，除了科迪莉娅。那时她太小了。当时使我很难过。妈妈努力向我们三个大孩子解释，好让我们不恨爸爸。不恨我爸爸的只有我一人。我认为她希望我恨他。我一向是他的宠儿。要不是这只脚坏了，我就和他住在一起了。只有我一个人去他那里。你为什么不一块儿去呢？你一定会喜欢他的。”
下面那块场地里，有一个男人正在用喇叭筒大声喊着拍板成交的结果。他的声音微弱地传到我们这儿。
“所以你知道，我们家的人在宗教信仰上并不一致。布赖兹赫德和科迪莉娅是狂热的天主教徒；他很不幸，而她像小鸟一样快乐；朱丽娅和我则是半个异教徒；我很快乐，我的确觉得朱丽娅并不快乐；一般人认为妈妈是一个圣徒，爸爸是一个被逐出教门的人——我也不知道他们哪一个是幸福的。无论如何，不管你怎么看待宗教，幸福好像和宗教没有很大关系，而这就是我要求的一切……我希望我自己更喜欢天主教徒。”
“他们看起来就像其他的人一样。”
“亲爱的查尔斯，恰恰不是这样——尤其是在这个国家，他们人数那么少。倒不是因为他们是一个教派——实际上，至少有四个教派，有一半时间他们都在互相谩骂——可是他们对人生的看法和别人完全不一样；凡是他们认为重要的，都和别人想的不一样。他们总是力图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人生观，可是他们的人生观却随时流露出来。他们要把自己的人生观隐藏起来原是很自然的。不过你知道，对于像我和朱丽娅这样的半异教徒说来，要隐藏可就困难了。”
这时从高烟囱那边传来儿童的喊叫：“塞巴斯蒂安，塞巴斯蒂安。”于是这次异常严肃的谈话就中断了。
“天哪！”塞巴斯蒂安一边说着，一边伸手去拿毯子。“像是我妹妹科迪莉娅的声音。你快把身子盖上。”
“你在哪儿呀？”
说着就出现了一个十一二岁胖乎乎的孩子；她身上有着那种明显的家族特征，不过在她真诚而胖乎乎的圆脸上，这些特征都走了样；她的脑后垂着两条粗大的旧式辫子。
“走开，科迪莉娅，我们还没有穿衣服啊。”
“什么？你也太不像话了。我猜你就在这儿。你不知道我也来了吧？我和布赖德一块儿来的，留下来看了看弗朗西斯·泽维尔。”（转向我，）“弗朗西斯·泽维尔是我的猪。后来我们和芬德上校一起吃了饭，然后就去展览会了。弗朗西斯·泽维尔可招人注意呢。兰德尔那个恶棍用一头癞皮牲口就得了第一。亲爱的塞巴斯蒂安，又看到你我真高兴。你可怜的脚怎么了？”
“向赖德先生问好。”
“噢，对不起。你好。”那个家族的全部魅力都在她的微笑中。“他们在下边喝得相当醉了，所以我就来了。喂，谁在办事间里画画呢？我去那儿找一个凳子手杖，就看到了。”
“说话留点神。那是赖德先生画的。”
“太好看了，真是你画的吗？你很聪明。你们俩干吗不穿好衣服下来呢？附近没有人。”
“布赖德肯定会把交易会的鉴定员们带来的。”
“不会，我听见他说不打算带他们来。他今天脾气可坏啦。他原来不想让我和你们一起吃饭，可是我已经决定了。来吧。你们的样子见得人的时候，我就去育婴室。”
晚餐桌上大家很沉闷。只有科迪莉娅一个人自由自在，她吃得津津有味，很高兴地吃到夜阑人静，高兴有她的哥哥们陪着她。布赖兹赫德比我和塞巴斯蒂安只大三岁，可他却显得是另一代的人了。他有他家族的特点，在他难得一笑时，他和家里人的笑容一样动人；他说起话来，也是他们那种嗓音，还带着一种庄重而拘谨的味儿，而这种味儿照我堂兄贾斯珀的话说，听起来就显得装腔作势，言不由衷，但布赖兹赫德的话听起来却显得平易近人，自然流露。
“十分抱歉这才知道你到我们家来了。”他对我说，“他们对你照顾得好吗？我希望塞巴斯蒂安请你喝葡萄酒。如果威尔科克斯自己做主，他就会相当吝啬的。”
“他待我们非常慷慨大方。”
“听你这么说我就高兴了。你喜欢葡萄酒吗？”
“很喜欢。”
“我要是喜欢喝就好了。别的男人和酒结了不解之缘。在毛德琳学院时，我不止一次想把自己灌醉，可是我不喜欢葡萄酒。我甚至觉得啤酒和威士忌都不大开胃口。像今天下午那样的事情，对我来说，结果是一场苦难。”
“我可喜欢喝葡萄酒。”科迪莉娅说。
“我妹妹科迪莉娅的最近的成绩报告单上说，她不仅是学校中最坏的女学生，而且她在最老的修女的记忆里也是最坏的。”
“这是因为我拒绝做圣母会修女。女修道院长说，如果我不把宿舍弄整齐些，就不能当圣母会的修女，所以我就说好嘞，我还不愿当，再说我也不相信圣母会管我是不是左脚穿了体操鞋，右脚穿了跳舞鞋。气得女修道院长脸色铁青。”
“圣母可是喜欢顺从的呀。”
“布赖德，你别这么虔诚了，”塞巴斯蒂安说，“我们这儿可有一位无神论者。”
“是不可知论者，”我说。
“真的吗？这种人在你们学院里很多吗？在毛德琳学院可有一些。”
“我实在不知道。在进牛津大学以前我早就是不可知论者。”
“无神论者到处都有。”布赖兹赫德说。
宗教信仰似乎是这天非谈不可的话题。我们谈了一会儿农业展览会。后来布赖兹赫德说：“上个星期我在伦敦见到主教。你们知道，他想关闭我们这儿的小教堂。”
“得嘞，他关不了。”科迪莉娅说。
“我想妈妈不会让他关掉。”塞巴斯蒂安说。
“小教堂离得太远了，”布赖兹赫德说，“梅尔斯蒂德周围十几户人家没法到这儿来。所以他想在梅尔斯蒂德开一个弥撒中心。”
“那我们怎么办？”塞巴斯蒂安说，“难道我们在大冬天一早就得开车去那儿吗？”
“我们必须让圣餐礼在这儿举行，”科迪莉娅说，“我喜欢偶尔去参加一下；妈妈也喜欢。”
“我也爱去，”布赖兹赫德说，“可是我们人太少了。好像我们并不是全庄园人人都去作弥撒的老天主教徒。小教堂迟早总会取消的，也许等妈妈过世后。问题是，如果现在就取消是不是合适。你是个艺术家，赖德，从美学角度来看，你认为小教堂怎么样？”
“我认为很美。”科迪莉娅噙着眼泪说。
“它是件真正的艺术品吗？”
“呃，我还不大明白你是什么意思，”我小心地说，“我认为这个小教堂是它那个时代的一个出色的代表作。可能再过八十年，它就会受到极大的赞美了。”
“这教堂二十年前不算美，八十年后很美，而现在就不美，这肯定是不可能的。”
“好啦，现在也许是好的。我的意思无非是说，我恰好不十分喜欢它。”
“可是，喜欢一件东西和认为它好有没有区别呢？”
“布赖德，别像耶稣会教士那样狡猾。”塞巴斯蒂安说。可是我知道这样的争执不只是个文字问题，而且还表现出我们之间的深刻而又无法消除的分歧；双方都不理解，而且也不能够理解对方。
“难道你也是这样来区分葡萄酒的吗？”
“不。葡萄酒是达到一种目的的手段，我喜欢那目的，而且认为那目的是好的——那目的就是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可是就我的情况来说，葡萄酒并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我既不喜欢葡萄酒，也不认为它对我有什么好处。”
“布赖德，别说啦。”
“对不起，”他说，“我还认为这个问题让人们感兴趣哩。”
“谢天谢地，我上的是伊顿公学。”塞巴斯蒂安说。
吃完了晚饭，布赖兹赫德说：“恐怕我得把塞巴斯蒂安带走半个小时。明天我要忙一整天，展览会完了我得马上动身回去。我有一大堆文件要请父亲签字。塞巴斯蒂安得把这些文件取出来，解释给父亲听。科迪莉娅，你该去睡觉了。”
“得先消化一下才行，”他说，“晚上我还没有这么大吃过呢。我还要跟查尔斯说说话呢。”
“‘查尔斯’？”塞巴斯蒂安说，“什么‘查尔斯’？你应当叫赖德先生，孩子。”
“查尔斯，来吧。”
就剩我们两个人的时候，她说：“你真是个不可知论者吗？”
“你们家随时都谈论宗教问题吗？”
“不是随时谈。这个问题是自然而然提出来的，不是吗？”
“是吗？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宗教问题。”
“那么，也许一是个不可知论者。我要为你祷告。”
“你可太好啦。”
“要知道，我不能给你一串念珠的时间，只能为你祈祷十个念珠的时间。我要为他们祈祷的人有一大串呢。我把他们按顺序排好，每周一次，我给每人祈祷十个念珠的时间。”
“我相信这已经超过了我该得到的了。”
“噢，我碰到的一些事情比你还要难办呢。比如说劳埃德·乔治，凯泽和奥利夫·班克斯。”
“她是谁？”
“她上个学期从女修道院逃跑了。我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女修道院长发现了她正在写什么东西。知道吧，如果你不是不可知论者，我就会向你要五先令，好买一个黑人教女。”
“你的宗教我丝毫也不感到吃惊。”
“这是上学期一位神父发起的新鲜事儿。如果你给非洲的某些修女寄去五先令，她们就会在给某人婴儿洗礼时用你的名字做婴儿的教名。我已经有了六个黑科迪莉娅啦。这挺好玩的吧。”
布赖兹赫德和塞巴斯蒂安一回来，就叫科迪莉娅去睡觉了。布赖兹赫德又继续谈起我们谈论的那场话题。
“当然，你确实说得有理，”他说，“你把艺术当作手段而不把它当作目的。这是严谨的神学啊，可是不寻常的是，我竟然发现一位不可知论者居然也相信神学。”
“科迪莉娅已经答应为我祷告了。”我说。
“她为她的猪连续作过九天祷告。”塞巴斯蒂安说。
“你知道，这一切让我莫名其妙。”我说。
“我觉得我们会引起人们的反感的。”布赖兹赫德说。
这晚上我才开始认识到，实际上我过去对塞巴斯蒂安多么不了解，我这才开始明白他为什么总是想方设法不让我接触到他生活的其他方面。他就像在公海客轮上结识的一位朋友；此时，我们已经在他家乡的港口靠岸了。
布赖兹赫德和科迪莉娅走了；展览会场上的帐篷拆掉了，旗子也拔掉了；被践踏的草地又开始恢复了绿色；以从容闲散开始的这个月，倏忽到了月底。现在塞巴斯蒂安走路已经用不着拐杖了，也忘记了他的脚伤。
“我想你最好和我一起去威尼斯。”他说。
“没钱呀。”
“我想到这一点。我们到了威尼斯就可以靠我爸爸过活。而旅费，律师们会给我的——给我买头等车卧铺票。用这笔钱我们俩坐三等车去就够了。”
我们就这样动身了；先是搭了便宜的长途海轮横渡海峡去敦刻尔克，我们在清朗的夜空下在甲板上坐了一夜，看着沙丘那边破晓的鱼肚色的曙光；接着又坐硬席去巴黎，到达巴黎就驱车去洛蒂旅馆，洗了澡，刮了脸，又在富瓦蒂餐馆吃了午餐，餐馆里很热，有一半坐位空着，随后又昏昏欲睡地逛了商店，后来就一直坐在一家咖啡馆里等到我们火车开车的时间；火车在温暖的、尘土弥漫的傍晚到达里昂车站，然后又换乘南开的慢车，又是硬座，车厢里挤满了回家的穷人——他们像北欧国家的穷人那样，旅行时带着许多包袱，对权威还流露出恭顺谦卑的神情——这里还有假满回去的水手们。我们时睡时醒，火车颠簸着，还经常停下来，夜里换了一次车，一上车又睡着了，醒来时车厢已经空了，车窗外闪过松林和远处群山的峰顶。边境上是穿崭新军服的士兵，在车站便餐室吃咖啡和面包，我们周围都是带着宽厚而快乐表情的南方人；火车又开到平原上，针叶松变成葡萄藤和橄榄，在米兰换车；从手推车上买了蒜肠、面包、一瓶葡萄酒（我们在巴黎把钱花光了，只剩了几个法郎）；太阳高照，大地热烘烘的；车厢里坐满了农民，每到一个车站就拥上拥下，闷热的车厢弥漫着大蒜气味。薄暮时分，我们终于到达了威尼斯。
一个脸色阴沉的人在那儿迎接我们。“爸爸的仆人，普伦德。”
“我先接了那趟快车，”普伦德说，“爵爷想你们一定看错了火车时间表。这趟车好像才从米兰开来的。”
“我们是坐三等车来的。”
普伦德有礼貌地嗤嗤笑着。“我开来了一条冈朵拉。我坐汽轮把行李带去。爵爷到利多去了。他不一定能在你到家前回来——那是我们预计你坐快车来算计的。现在，他可能回家了。”
他领我们上了等待我们的小船。船夫们穿着白绿两色的制服，胸前别着银质徽章；他们微笑着鞠躬。
“回大厦，普朗陀。”
“是的，普伦德先生。”
于是我们的船顺流漂去。
“你以前来过这儿吗？”
“没来过。”
“我以前来过一次——那是从海路来的。走这条路就到了。”
“瞧，我们到了，先生们。”
那大厦比传闻的小些，门面很狭窄，石阶上长满苔藓，阴暗的拱廊用粗琢的石头建成。一个船夫跳到岸上，把船系在柱子上，然后去拉门铃；另一个船夫站在船头，使船紧靠着石阶。门打开了；一个穿着俗气的条纹亚麻布夏季制服的仆人引我们走了台阶，我们就从昏暗的地方走到亮处；华贵的钢琴上洒满了阳光，丁托列托学派的壁画使这个府第显得光辉灿烂。
我们的住房在上面一层，要上一段陡峭的大理石楼梯，为了不让午后的阳光照进来，房间的百叶窗都关上了；仆人把百叶窗推开，我们眺望外面的大运河；床上挂着蚊帐。
“现在没有蚊子。”
每间屋子里的家具都只有一个不大的鳞茎面的衣橱，一面镶着镀金框的、模糊不清的镜子。地板是大理石板，没有铺地毯。
“这光景有点凄凉吧？”塞巴斯蒂安问。
“怎么凄凉？看看这些吧。”我又把他带到窗户前，下面和周围是一片辉煌华丽的风光。
“不，你怎么能不说凄凉呢。”
这时隔壁一声巨大的爆裂声把我们吸引过去。我们发现一间洗澡间，看上去仿佛是修建在烟囱里似的。上面没有天花板，墙壁直通上去，经过上面那层楼通到露天。在这座古老的热水锅炉产生的水蒸汽中隐隐约约可以看到那个男仆的影子。有一种冲鼻的煤气味道，一小股冷水汩汩地淌着。
“没法用了。”
“是，是，真是意外，先生。”
男仆跑到楼梯顶上，朝下面大声叫喊；一个女人的声音答应着，比他的声音更刺耳。我和塞巴斯蒂安又回到我们的房间观看窗下壮丽的景色。过了一会儿，那场争吵结束了，这时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孩进了我们的房间，朝我们笑笑，又对那个男仆瞪瞪眼睛，把一只镀银脸盆和一只盛了热水的水罐放到塞巴斯蒂安的衣橱上。这时男仆打开我们的衣服，又把它叠好，他不知不觉说起意大利语来，跟我们讲那座热水锅炉被埋没了的优点，说着说着，他突然把头向旁边一扬，警觉起来，说了一声“侯爵来了”，拨腿就跑到楼下去了。
“我们穿的像个样子再去见爸爸，”塞巴斯蒂安说，“我们倒不用穿礼服。我估计现在他那里没有客人。”
我心里充满了要见马奇梅因勋爵的好奇心。当我见到他时，我首先为他的正常状态所打动，随着我越来越多看到他时，我觉得这种正常状态值得仔细研究。他似乎意识到自己身上有一种拜伦的气派，他认为这种气派不够得体，所以拼命克制住。他站在客厅的阳台上，当他转过身来欢迎我们的时候，他的脸上笼罩着一层浓重的阴影。我只感到面前是一个魁伟笔挺的身影。
“亲爱的爸爸，”塞巴斯蒂安说，“你显得多年轻啊！”
他亲吻了马奇梅因勋爵的脸颊，我自从离开育婴室就再也没有吻过父亲，这时我便不好意思地站在他身后。
“这是查尔斯。你不觉得我父亲很漂亮吗，查尔斯？”
马奇梅因勋爵握握我的手。
“不管是谁给你们看的火车时刻表，”他说——他的嗓音也是塞巴斯蒂安那样的——“反正他是干了一件蠢事。没有这样一趟车的。”
“我们就是坐这趟车来的。”
“不可能。那个时间只有从米兰开来的一趟慢车。当时我正在利多。下午早些时候我去那儿和职业网球家打网球。一天中只有那个时候还不太热。我希望你们两个在楼上住得很舒服。这所房子似乎只是为了一个人的舒适而设计的，这个人就是我啰。我有一间像这么大的房间，还有一间挺像样的化妆室。卡拉占了另一间相当大的房间。”
听到他如此直率而又如此漫不经心地提到他的情妇，我不禁呆住了。后来我猜想他这样说是为了面子，是为了我。
“她好吗？”
“卡拉吗？很好。我希望是这样。明天她就回到我们这儿来。她正在布伦塔运河边一个别墅里看望几个美国朋友。我们在什么地方吃饭呢？倒是可以去‘月神’餐厅，不过现在那里全是英国人。你们在家里吃饭觉得太闷了吧？卡拉明天一定要出去的，这儿的厨师真是出色极了。”
他已经离开窗口，这时他全身沐浴到夕阳的光辉里，他身后是红锦缎般的墙壁。那是一张高贵的脸，充满了自我克制，正如他企图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稍微有些疲倦，稍微带点讥讽，还有点贪图酒色的痕迹。看起来他正当盛年。想起来真奇怪，其实他只比我父亲小几岁。
我们坐在一间四面都是玻璃的房间里，在大理石桌子上吃晚饭。房间里的一切东西，不是大理石的，就是丝绒的，或者是单一的、金色石膏粉制品。马奇梅因勋爵说：“你们在这里打算怎么过呢？是洗海水浴呢，还是观光游览？”
“不管怎么样，多少要参观一下。”我说。
“卡拉会喜欢这样的——她嘛，塞巴斯蒂安想必告诉过你了，她是你们的女主人。海水浴和游览不可兼得，你知道。一旦你们到了利多浴场，你们可就走不了的——你们玩十五子棋啦，泡酒吧间啦，太阳把你们晒得晕晕糊糊。可要坚持去教堂啊。”
“查尔斯热爱画油画。”塞巴斯蒂安说。
“是吗？”我听出了一种十分厌烦的口气，这种口气我在父亲的话里是听惯了的。“是吗？是某一个威尼斯画家？”
“是贝里尼。”我回答得有些粗野。
“贝里尼吗？哪一个贝里尼？”
“恐怕我不知道有两个贝里尼。”
“准确地说有三个。你会发现，在伟大的时代，把绘画当作家庭事业是十分常见的。你们怎么离开英国的？”
“英国很美。”塞巴斯蒂安说。
“它美吗？它过去美吗？我不喜欢英格兰农村，这一直是我的不幸。继承了一些重大责任，可是对这些责任又漠不关心，我以为这是很丢脸的事情。我现在这个样子完全符合社会主义者对我的希望，我对我自己的那个党已经是一块大绊脚石了。嗯，我的大儿子会改变这一切，我毫不怀疑，倘若他们让他继承什么东西的话……呃，我很纳闷，为什么人们认为意大利的甜食总是很好的呢？在我父亲管家以前，布赖兹赫德总请一位意大利糕点师傅。我父亲用了一位奥地利厨师，好得多了。我想，那里现在大概有一位胳膊粗壮的女管家了吧。”
